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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年谱(1959年10月)

作者: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发布时间:2025-01-24 19:19:38 来源:《毛泽东年谱》第四卷 字体:   |    |  

  10月1日 上午,去天安门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庆祝大会前,在中南海颐年堂会见赫鲁晓夫。参加会见的,中方有刘少奇、宋庆龄、董必武、朱德、周恩来、邓小平,苏方有苏斯洛夫。赫鲁晓夫说:在美国时,艾森豪威尔(艾森豪威尔,当时任美国总统。)曾暗示我,让我和他一同到教堂去做礼拜。毛泽东说:我看可以去,但是要提出一个条件,我在你这儿上教堂,你到莫斯科后要到马克思、列宁像前祷告。赫鲁晓夫说:上帝和《圣经》在美国人心中占很大地位。毛泽东说:我也想读读《圣经》,但一直没有时间。佛经我读过一些。我看,共产党人进教堂,只要群众去,也是可以去的。巴格达什(巴格达什,当时任叙利亚共产党中央总书记。)上次来提过这个问题,表示不愿到清真寺去。我当时说,既然人民群众还去教堂,为了接近群众、团结群众,我们也应该进教堂。我们可以发表声明,说我们是唯物主义者,是无神论者,但是由于人民群众还信上帝,因此我们也进教堂。列宁当时就曾经表示过,布尔什维克在国家杜马的代表,可以进行表示忠于沙皇的宣誓,不这样宣誓就不能在杜马中活动。

  同日 上午十时,和刘少奇、宋庆龄、董必武、朱德、周恩来、林彪、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席在天安门举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庆祝大会,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部队和群众游行队伍。赫鲁晓夫、胡志明、诺沃提尼(诺沃提尼,当时任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捷克斯洛伐克总统。)、金日成、泽登巴尔、萨瓦茨基、道比、加涅夫、谢胡、马特恩、波德纳拉希(泽登巴尔,当时任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第一书记、蒙古人民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萨瓦茨基,当时任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政治局委员、波兰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会主席。道比,当时任匈牙利人民共和国主席团主席。加涅夫,当时任保加利亚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保加利亚国民议会主席团主席。谢胡,当时任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阿尔巴尼亚部长会议主席。马特恩,当时任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人民议院主席团第一副主席。波德纳拉希,当时任罗马尼亚工人党中央政治局委员、罗马尼亚部长会议副主席。)等十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人及六十个兄弟党代表团团长和代表、八个亚非友好国家政府代表团团长和政府代表、一些国际组织的代表团,应邀参加庆祝大会。

  同日 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会见诺沃提尼和夫人,李富春和夫人蔡畅(蔡畅,当时任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主席、党组书记。)在座。毛泽东说:热烈欢迎你们。你们是来自西方前线的。诺沃提尼说:现在西德又重新出现着一九三五年至一九三七年间的一些情况,北大西洋集团(1949年4月,美国、英国、法国、荷兰、比利时、卢森堡、挪威、葡萄牙、意大利、丹麦、冰岛和加拿大在华盛顿签署《北大西洋公约》。同年8月24日公约生效,北大西洋公约军事集团建立。希腊和土耳其于1952年、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于1955年正式加入该组织。后来,又有一些国家加入该组织。)的司令部也不断地侦察捷克斯洛伐克边境情况。毛泽东说:你们感到威胁,我们也感到威胁。日本垄断资本想扩张到菲律宾、南朝鲜和台湾去,这是日本的秘密计划。台湾在中国手里,就不利于日本的扩张,所以日本主张所谓台湾的独立,支持美国的“两个中国”政策。然而日本要扩张到这些地方去又同美国有矛盾。阿登纳(阿登纳,当时任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政府总理。)主要是把矛头指向东方,指向苏联、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捷克斯洛伐克、波兰等国。但问题是苏联强大,甚至美国现在也不能不邀请赫鲁晓夫同志到美国去访问,艾森豪威尔也不得不去苏联访问。从赫鲁晓夫同志去年八月来北京到今年十月他再来北京这一年多来,东西方之间力量的对比又有了相当大的变化。去年赫鲁晓夫同志来北京,以及炮击金门后九月间葛罗米柯来北京期间,我们曾交谈了一些问题,其中一个问题是,谁怕谁多一点。我们两方面彼此都有些害怕,我们也怕帝国主义,怕美国、日本、西德,怕它们捣乱和破坏。但是西方现在是怕我们多一些,资本主义世界怕社会主义世界多一些。诺沃提尼说:我们对帝国主义者可能进行的挑衅甚至挑起战火必须保持警惕。毛泽东说:对,要估计到这一种可能,并有准备。美、英、法这些帝国主义者占的东西太多,因此它们主要想护住这些东西,变得保守起来,而西德、日本则要扩张。西德要扩张,美国不赞成,英国更不赞成。因此,目前有利于我们争取时间搞建设,再过十五年我看事情就更好办了。我们绝不要别国的一寸土地。对于我们自己的台湾,我们也不准备现在就去解放,晚十年、二十年、甚至三十年去解放也不要紧。就是只离我们大陆几公里的金门、马祖,我们也不准备马上去解放。美国的政策是要迫使蒋介石让出金、马,使台湾和金、马分开,这样台湾就离大陆更远了,便于美国推行“两个中国”的政策。我们不赞成这个政策,因此我们不忙于去解放金、马,而让蒋介石在那里。蒋介石也不赞成“两个中国”,在这一点上,我们同蒋介石有共同点。我们当时炮轰金门、马祖也是蒋介石所需要的,不打一下,美国就要更多地欺侮蒋介石,不给钱,不给武器;一打,蒋介石就好说话了,说我们怎能在共产党的炮火下屈服。美国并不喜欢蒋介石,它喜欢的是百分之百地赞成美国的人。蒋介石是百分之九十九赞成美国,还有百分之一不赞成。在美国的很大压力下,蒋介石本来不打算做总统了,后来还是我们告诉他做下去好,现在他又起劲了。这个问题很微妙。如果以后我们又轰金、马,这是说蒋介石又需要了。你们不要怕,不会出乱子的。我们这样拴住美帝国主义的一条腿,对你们也许会有些帮助。在蒋介石同美国签订的条约中,并没有把金、马包括在内,因此美国对金、马并不承担有义务。总之,美国霸的地方太宽,家务太大,因而总担心,害怕丢掉了一点,处于被动地位。我看现在冷战和国际紧张对资本主义世界不利,而对世界的人民革命比较有利。搞紧张的结果,使社会主义国家更努力工作,进步更快,各国共产党和人民的觉悟也提高得快些。谈到中印边界问题时,毛泽东说:你们放心,我们决不会侵占印度一寸土地。麦克马洪线是以前英国在印度的外交大臣麦克马洪搞的,一直没有得到中国政府的同意,就是英国当时也不敢加以公开。这条线把中国西藏地方南边约九万平方公里的土地(相当于浙江省那样大)划过去了。一九五○年以前尼赫鲁所写的一本著作(指《印度的发现》,中译本于1956年8月由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其中所附地图就仍是用的老线,而不是麦克马洪线。一九五六年我们翻译出版这本书时,还请尼赫鲁写过序言。我们不能承认麦克马洪线,这是英国过去企图强加在中国人身上的。如果承认了,西藏人民也不会同意。我们在法律上、形式上不承认这条线。谈到达赖问题时,毛泽东说:西藏解放八年来,我们没有动原来的政权,没有动它的军队。我们原来准备今后四年之内还不动。我们只是在那里驻有两万多军队,上层反动分子对这两万多人不满,尼赫鲁也在中间挑拨,以致发生了叛乱事件,目的是想赶走这两万多军队。这样我们进行了反击,很快先把拉萨控制起来。从今年三月到六七月间,我们已控制了西藏全部局势,并开始了土地改革。这当然使尼赫鲁不高兴,在半年之内发起了两次反华运动。这样搞一下也好,反倒把问题澄清起来。诺沃提尼说:我们很感谢毛泽东同志所谈的这些形势问题,毛泽东同志所谈的观点、立场都很正确。

  同日 晚上,和刘少奇、朱德、周恩来、林彪、彭真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在天安门城楼观看群众联欢和节日焰火,一同观看的还有赫鲁晓夫、胡志明等十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人和其他外宾。在天安门城楼,毛泽东同赫鲁晓夫谈话。赫鲁晓夫说:在今年联合国大会上表决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时,投票赞成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又增加了一票。毛泽东说:美国操纵了大多数,不让我们进联合国,我们准备十年、二十年以至三十年进不了联合国。中国没有联合国也活得下去,联合国没有中国也活得下去。赫鲁晓夫说:我看用不了那样长的时间中国就可以进入联合国。大家越来越清楚地看到,不让中国这样一个大国进入联合国是不对的,国际局势的缓和与裁军问题的解决没有中国参加是不可能的。毛泽东说:美国不让我们进联合国,宣布我们是侵略者,说我们侵略蒋介石、侵略朝鲜、侵略越南。既然我们是侵略者,我们又怎么能进联合国呢?赫鲁晓夫说:只要联合国通过了接纳中国的决议,关于宣布中国为侵略者的决议就自然会取消的。不要表示我们对进不进联合国不在乎,美国正是利用这一点,说中国不愿进联合国,怕受联合国的束缚。毛泽东说:我们在公开宣传上从来就是表示要求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赶走蒋介石的代表,我们从来没有公开说过不愿意参加联合国。但是另一方面,我们知道,由于美国的阻挠,我们一时进不了联合国,我们要作十年、二十年进不了联合国的打算。不能急,急也没用。我们决不能为了增加赞成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票数而不进行任何活动。至于你们在联合国内进行斗争,那很好,我们一向赞成这种斗争,而我们在联合国外进行斗争,我们大家在两条战线上共同进行斗争。赫鲁晓夫说:这次我们到美国去,感觉美国很怕中国。毛泽东说:它怕的不是今天的中国,而是明天的中国。毛泽东还在天安门城楼先后会见也门政府代表团、伊拉克人民代表团、摩洛哥人民力量全国联盟代表团、日本各界庆祝中国国庆代表团、几内亚政府代表迪亚万杜(教育部部长)、印度尼西亚国民党总主席苏维约和夫人、印度尼西亚前第一副总理哈迪和夫人、世界和平理事会代表团等。毛泽东对世界和平理事会代表团团长贝尔纳说,曾经读过他写的《历史上的科学》一书。

  10月2日 下午一时二十分,在中南海菊香书屋同刘少奇、周恩来、朱德、林彪、陈毅研究同赫鲁晓夫会谈问题。

  同日 下午五时,在中南海颐年堂同赫鲁晓夫举行会谈,并宴请苏联党政代表团。中方刘少奇、周恩来、朱德、林彪、彭真、陈毅、王稼祥和苏方苏斯洛夫、葛罗米柯、安东诺夫参加。会谈内容包括台湾问题、中印边境冲突、西藏问题等,双方争论激烈。会谈一开始,赫鲁晓夫说:我们正想给同志们念一念这次我同艾森豪威尔会谈时关于中国问题的一段谈话记录,然后同信(指艾森豪威尔给赫鲁晓夫的信。信中说:“我已经考虑了您在星期日那天,在戴维营关于中国问题和我所谈的意见。”“我产生了一个明显的印象,那就是照您看来,中华人民共和国有权利用武力吞并中华民国的领土,即:台湾、澎湖列岛和其他岛屿。……您强调说,您认为这个有关中国的严重问题是一个内政问题,而不是国际问题。”“把您在我们谈话的最后关于中国所说的话和您关于德国问题(这个国家也是一个伟大的处于分裂状态的国家)所说的话对比以后,使我感到不安。您谈到必须和平解决德国问题,但是,您又说人民共和国可以在中国合法地使用武力。当然,我们是不同意这个意见的。我看,两个问题都是国际问题。我已经表示愿意同您以及其他有关方面认真地讨论德国问题,希望达成和平解决,以利于我们两国和整个人类。我想,中国问题在相当的时候或许也可以这样解决。……我认为,有节制的温和的政策……更为必要。”)一起来讨论这个问题(指台湾问题——编者注)。翻译念完记录后,赫鲁晓夫说:正是由于记录里所说的原因,他(指艾森豪威尔——编者注)才赶忙把这封信给我寄到中国来。毛泽东说:信我们已经看了,他的中心意思是叫我们执行有节制的缓和的政策,就是不要打仗。赫鲁晓夫说:你说得对。信里有个意思,就是说台湾问题不是永久不解决,而是拖一个时期。毛泽东说:这也是我们的意思,我们也不要打仗。赫鲁晓夫说:美国人是不想为台湾而战的。毛泽东说:我们历来都讲,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中国一定要解放台湾。解放的办法有两个:一个是用和平的方法,一个是用战争的方法。万隆会议时,周总理就声明过,愿意同美国坐下来谈判。后来就谈了,一气谈了四年。在谈判中,我们只是向他们提出一点,就是要他们从台湾撤军,撤军就没事了嘛。剩下来的就是我们同蒋介石的事了,我们可以同蒋介石公开谈判。可是,美国不干,他们怕蒋介石同我们谈判。我们在金门打了炮,实际上并不是战争。我们并不想一下子把台湾等地拿下来,可以把它们放在蒋介石的手里,十年,二十年,三十年,都没有关系。金门、马祖可以不拿下来,并不想为此而打仗。中国问题与德国问题不同,不仅因为人口多少不同,而且因为中国在战时是个同盟国,战后是个战胜国,而德国是战败国。德国是用国际条约,是用波茨坦协定分开的。而台湾和中国大陆的分裂,并无任何国际协定来规定,因此英国对于美国侵台并不满意,甚至就连美国国内也有人不满。赫鲁晓夫说:我看,这一点艾森豪威尔是懂得的。毛泽东说:是啊,美国是懂得的。他们同意谈,但要按照他们的路线来谈。他们曾经暗示,可以说服蒋介石退出金、马,要我们对台湾保证不使用武力,但是我们可以对台湾提出要求。这样,他们对台湾的统治就会合法,而在其他问题上就能为所欲为,不受牵制。赫鲁晓夫说:这个问题已经清楚了。这里有一段插曲,艾森豪威尔说,几年来,他们同中国谈判释放那五个美国人的问题,毫无结果。这件事我不了解,到底情况怎样?周恩来说:这几个人,三个是违犯中国法律做间谍的侨民,两个是被打下来的空投特务,他们的刑期还未满。赫鲁晓夫说:我还是第一次听到这个问题。如果由我们来处理,早就把这些人赶出去了。问题是看你采取什么方针,你要刺激鹅的话,就把它关起来。毛泽东说:美国人侵犯了中国的法律,为何要放他们?赫鲁晓夫说:问题已经清楚了,不要再谈了。在台湾问题上,策略也很重要。台湾问题是个刺激国际局势的因素。去年台湾局势紧张的时候,以及今年这次同艾森豪威尔会谈,都提过台湾问题。我们之间是了解的,我们大家不会为台湾而打仗。但是,对于世界舆论我们并没有表明这一点,这样就给了美国一张王牌,它说我们要打仗。当然,美国在台湾的行动是非法的。然而,美国宣布支持蒋介石,我们宣布支持你们,这样就造成了大战前夕的气氛。毛泽东说:那么你说要怎么办呢,像美国人所说的那样去办吗?我们宣布对台湾不使用武力,承认台湾问题是国际问题。这正像他们在华沙所要求的那样。如果我们保证对台湾不使用武力,这实际上就是承认“两个中国”。这个办法他们很早就提出了,是通过艾登(艾登,1955年4月至1957年1月任英国首相。)提的。我们还是照我们的办,同美国、同蒋介石是两回事。同美国是国际问题,第七舰队不走,就谈嘛。同蒋介石是内政问题,内政问题可以用和平方法,也可以用其他方法来解决。恐怕这样要妥当些。赫鲁晓夫说:同志们,你们这是怎么了,不能再这样子谈,我们谈的是策略问题,你们一股劲用原则问题来回答我们。周恩来说:这也就是策略。

  晚宴后,继续会谈。毛泽东说:怎样解决?赫鲁晓夫说:我们的意见都说了,我看这个问题没有必要再谈了,谈谈别的问题吧!毛泽东同志使得我们很难堪,好像我们是在替美国人说话似的。我想提一个作为客人本来不应该提的问题。我们不了解你们为什么同印度冲突,这种冲突只有利于印度的反动派,有利于侵略势力。我认为,你们同印度的争论不是不可以克制的。很多年来,你们一直和印度友好相处,平安无事,这次突然发生了流血冲突,这是我们无法理解的。毛泽东说:关于中印边境冲突问题,你们不是发表个声明吗?赫鲁晓夫说:我们发表声明是对的,只能这样做。毛泽东说:你们也可以不这样做。赫鲁晓夫说:关于你们同印度的冲突,我们不明白,不了解为什么要开枪?毛泽东说:是他们先开的枪。周恩来说:难道他们打我们,我们就挨打吗?是相信我们呢,还是相信他们呢?赫鲁晓夫说:谁先开的枪,我们不知道,要看是谁被打死了呢。周恩来说:印度人被打死了,是他们先开的枪,打了十二个小时。真理要弄清楚。我九月八日写给尼赫鲁的信,连英国工党和保守党的报纸都说是公正的。关于边境问题的详细情况,我在信里都说了。我们向来不承认麦克马洪线,这是一条非法的线,但是我们从来也没有越过这条线。赫鲁晓夫说:我们过去不知道这条线,现在我们对这条线也根本不感兴趣,我们关心的是你们采用了什么方法。被打死的是印度人,不是中国人,这一点被帝国主义抓住了来反对中国,反对整个共产主义运动。边境的事情我不了解,不管怎么说,打死人是错误的。周恩来说:是他们先开的枪嘛,他们拿枪向我们的人身上打,难道我们应该向天上放枪吗?在这种情况下开枪把他们的人打死,这怎能说是我们的错?赫鲁晓夫说:好了,好了,不要再谈了,这个问题已经清楚了。周恩来说:我们谈的是事实,你说的不合乎事实。这些情况,连印度的报纸都承认的。他们越境,先开枪,达十二小时之久,难道还枪不对吗?毛泽东说:这是边境纠纷,是个别事件,美国人都看出了这一些。彭真说:麦克马洪线是一九一四年英国同西藏秘密签订的,很长时期,英国都不敢画在他们出版的地图上。后来,英国出版的大百科全书上也没有这条线。这是一条不光彩的线,一九五一年出版的印度地图上还没有这条线,就连尼赫鲁的著作《印度的发现》上也没有这条线。毛泽东说:这是局部的纠纷,不是双方政府下命令打的,是双方的士兵打的。我们是事后知道的,尼赫鲁也是事后知道的。现在,他知道了,是他们占了我们的地方,所以才撤退了两个地方。不仅我们不知道,就连我们的西藏军区也不知道。周恩来给尼赫鲁的这封信,我们研究了一个多礼拜,信是讲理的。赫鲁晓夫说:我们的意见都讲了,接不接受是你们的事情嘛。毛泽东说:我们不支持你们的意见。赫鲁晓夫说:我们也不支持你们的意见。我们认为,西藏事件是中共的失策,你们应该把达赖抓住,不让他跑掉,对尼赫鲁不是更好吗?这是中国党犯了错误。毛泽东说:达赖走,我们没有办法,边境有几百公里长,他从哪里都可以走,我们很难办。你们给我们扣了两顶大帽子:一个是在西藏犯了错误;另一个是边境事件,于是你们发表了声明。我们给你们戴了一顶帽子,叫做迁就。赫鲁晓夫说:我们不接受。毛泽东说:我们也不接受。帝国主义者高兴你们的声明。我们已经采取了步骤,而你们又要发表声明。帝国主义说我们两党是不一致的。周恩来说:这样做有什么好处?毛泽东说:关于对外问题的意见,我们可以在内部谈,不应当公开。今天,你这样坦率地谈了,很好。在中印边境问题上,你们做得不对,不公平。你们公开地表明了我们两党的分歧。你们的声明已经发表了,不谈了,算了吧!我、刘少奇同志和周恩来同志,都谈过你们的问题,但这是一小部分的问题,是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之比。我们的基本路线是一致的,只是在个别问题上有分歧。现在可否还这样认为?赫鲁晓夫说:我们一向是这样认为的。毛泽东说:在原则问题上,个别问题上的分歧,不应该影响我们的团结。赫鲁晓夫说:在我们最困难的时候,中国支持了我们,而我们也支持了你们。今后还是这样的。你们对我们有意见,你们就提。我们对你们有什么意见,我们也坦率地谈。毛泽东说:好,好。会谈于晚十一时十分结束。

  10月3日 晚上,和刘少奇、周恩来、朱德、林彪、彭真、陈毅陪同赫鲁晓夫、苏斯洛夫、葛罗米柯在人民大会堂观看歌舞和京剧。在去人民大会堂参加晚会前,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同赫鲁晓夫、苏斯洛夫就美国、英国的工人情况和政党情况进行了交谈。在晚会中间休息时,毛泽东和刘少奇、朱德会见胡志明。

  10月4日 上午八时半,和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去首都机场为赫鲁晓夫率领的苏联党政代表团送行。十时,在首都机场休息室同赫鲁晓夫交谈。毛泽东说:只要有人民的革命干劲和劳动热情,事情就好办。我们的人民公社也是人民创造出来的。我们研究了一九一八年苏联办公社的章程,这个章程里面有许多好东西,但有两个缺点,一是取消社员的小私有权,二是搞共产主义的按需分配。这两点我们都考虑到了,比如我们的公社允许社员有自留地,仍然实行社会主义的按劳分配。这些都写在我们的决议里面了。赫鲁晓夫说:对你们的公社我们是不大了解的。在初期,根据中国的宣传报道来看,有些中国同志是想否认物质刺激,确有想跨过社会主义原则的样子。我们那儿也有人提出,我们为什么不按需分配。毛泽东说:我们公社的原则,已经都写在决议里面了。我们在公社里也搞积累,不但公社搞积累,国家也搞积累。生产必须走在消费的前面。赫鲁晓夫说:这是列宁的原则。

  10月5日 下午,在中南海勤政殿会见巴西、阿根廷、古巴、委内瑞拉等十七个拉丁美洲国家的共产党代表团,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彭真、陈毅、王稼祥、伍修权等在座。毛泽东说:欢迎同志们,你们来是对我们党的支持,感谢你们。谈到革命和建设问题时,毛泽东说: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为社会主义革命开辟道路。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就是这十年。我们用社会主义改造的办法解决资本主义所有制和个体农民所有制的问题,为社会主义建设开辟道路。要为社会主义建设开辟道路,必须有领导权,必须有无产阶级专政。所谓无产阶级专政,就是无产阶级和农民的专政。没有农民帮助,无产阶级专政无法建立。农民的重要性在十月革命和中国革命中都得到了证明。在过去十年内,我们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是有成就的,可以说革命和建设是同时进行的。头八年,我们的精力放在革命,放在为社会主义建设扫清道路上。后两年,我们的全部精力放在建设方面。今后十年或二十年内,我们的主要精力将放在社会主义建设方面。谈到世界革命形势时,毛泽东说:现在世界上只有少数国家没有共产党。再过十年、十五年,还会有更大的改变。世界和中国都会有改变。假如我们能争取十五年的和平时期,就中国来说,经济建设方面将取得比现在更大的成就。若是发生世界战争,就会阻止经济建设。全体社会主义国家和所有各国的党都需要和平,再过十五年和平时期,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可能超过整个资本主义世界。世界的前途属于人民,不属于资产阶级。谈到台湾问题时,毛泽东说:台湾问题很复杂,又有国内问题,又有国际问题。就对美国来说,这是一个国际问题。国际问题只能通过和平道路解决,不能用武力解决。我们还在同美国谈判,可是美国没拿出名堂来。我们要求美军撤出台湾,他们不干,我们只能等,他们要多少时间撤出,我们就等多少时间。我们不会首先同美国打起来的,同志们放心好了。就对蒋介石来说,台湾是一个国内问题。是否一定要用武力解决呢?也不是。我们准备同蒋介石谈判,但他不干。我们没有办法,可能有一天会打起来的。国内问题有两个解决办法,和平解决或武力解决。有人把台湾问题上的国际问题同国内问题混淆了起来。台湾只有几百万人口,几年不收回台湾(包括金门在内)也不要紧。在台湾问题上,美国企图搞“两个中国”,一个大中国,一个小中国。他们说,德国有东德、西德两个,为什么不能有两个中国?我们说德国是战败国,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是我们的敌人,按照波茨坦协定的规定分为两个。中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是个同盟国,按丘吉尔、罗斯福(丘吉尔,1940年至1945年、1951年至1955年任英国首相。罗斯福,1933年至1945年任美国总统。)、蒋介石参加的开罗会议的规定,台湾从日本手里归还中国。台湾本来就是中国的,日本暂时占领了,日本失败后应归还中国。蒋介石失败后跑到台湾,在台湾建立政府。全世界还有许多国家同台湾当局有外交关系。我们反对“两个中国”,蒋介石也反对“两个中国”,我们有一致之处,有共同点。

  同日 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会见老挝人民党中央总书记凯山·丰威汉和中央办公厅主任坎代,刘少奇、彭真、王稼祥在座。毛泽东说:欢迎你们。你们第一次到中国,我们第一次见面谈话。感谢你们到中国来参加我们的国庆。政治斗争是曲折的,复杂的。日内瓦会议之后,你们组织了爱国战线党,参加了王国政府,他们看见你们有力量,就违背协议,包围你们的两个营。你们受了一些损失,多得了一些经验。革命事业总是有波折的,力量由小而大,有时又由大缩小。革命受挫折是常有的事,只要有干部骨干,就可以重新发展。你们的斗争方针定得好,要持久。最后胜利是你们的,但是在现阶段你们还有困难。毛泽东说:革命没有知识分子不可能胜利。你们有一些知识分子,很好。可以开训练班,利用知识分子的专长。现在你们的斗争是艰苦的,艰苦可以锻炼人,对革命有好处。你们最后是一定会得到胜利的。

  10月6日 下午,在中南海颐年堂会见印度共产党中央总书记高士、中央书记处书记古普塔,刘少奇、彭真、王稼祥在座。毛泽东说:从上次同你谈话到现在,隔了九个月。在这个时期,西藏问题使我们两国的关系发生了一点波浪。据我看,这是暂时的、局部的问题,因为在我们两国这样悠久的历史当中,友谊是主要的。这一点波浪,不会妨碍我们的基本友谊,也不应当使它妨碍我们的基本友谊。我们两国都是亚洲国家,虽然社会制度不同,但印度同西方国家是有区别的。现在,双方都同意对边界问题进行谈判,这很好。争论总是要用谈判来解决。你对谈判的看法怎么样?有希望吗?高士说:虽然尼赫鲁在最近一次给中国的来信中采取了强硬的立场,那是因为他要讨价还价。尼赫鲁是渴望谈判的,因此谈判是会举行的。我们希望能够通过谈判求得解决。毛泽东说:会谈是会开始的,什么时候开始,还要看一个时间。将来会谈开始以后,印度资产阶级可能还会发动几个浪潮,为的是帮助他们谈判,同时压制印度共产党。你看达赖和他的集团有没有可能回到中国来?高士说:没有。他们已经放弃了回到中国来的想法。毛泽东说:我们对达赖是保留余地的,就是说,没有开除他的职位。看来他是很难回来了。我们原来想稳定同印度政府的关系,因此答应西藏的上层集团,包括达赖在内,把改革推迟到一九六二年,到那时候再同他们商量,如果他们还不同意,可以再推迟。我们没有准备在今年进行改革,也没有准备解除他们的武装。如果达赖赞成我们的主张,我们希望达赖回来。只要他赞成两条,第一,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第二,在西藏要进行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革,他就可以回来。尼赫鲁对于这两条并不反对,尼赫鲁承认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也说应当在西藏进行改革。但是,到现在为止,这两条达赖都反对。世界上的事是常常有变化的。西藏唯一的女活佛(指桑顶·多吉帕姆。)已经从印度回来。所以,留有余地比较好。现在要达赖改变态度,赞成不分裂国家,赞成在西藏进行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革,是很难的。但是,世界形势一变,情况就会不同。许多白俄不是已经回国了吗?达赖还年轻,他才二十多岁。谈到印度共产党的斗争和发展问题时,毛泽东问:你们提出过这样的口号没有?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高士说:没有以这样的方式提出口号,但是我们的行动是以这个口号为基础的。毛泽东说:进步势力,包括工人、农民、革命知识分子。这样,就把劳动农民和革命知识分子从民族资产阶级的影响下争取过来,放在进步势力的范畴里。资产阶级脱离了劳动农民和革命知识分子就无能为力。因此,争夺领导权,实际上就是争夺农民和革命知识分子,这是一个激烈的斗争。当然,对工人也是争夺的。毛泽东最后说:你们应当根据马列主义的基本观点,以你们自己的经验为主,制定你们的路线。外国的经验只供参考,你们自己必须作出独立的决定。每一个党,如果要取得胜利,就必须这样做。

  同日 阅中共四川省委十月三日关于省委扩大会议情况的报告,批示:“少奇、彭真同志:此件似可转发各地。另,黑龙江一件,河南一件,(指中共黑龙江省委1959年9月21日关于召开省委扩大会议贯彻八届八中全会决议情况给中央并毛泽东的报告和河南省委1959年9月29日关于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几个典型材料给毛泽东并中央的报告。这两个报告,中央分别于10月13日、12日转发各省市区党委、中央各部委、各党组。)都有批右倾分子,似可转发各地参考。”报告说:这次会议揭发批判右倾思想活动,并揭发出一批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进行了大会重点批判。这个斗争,使全体同志更加鼓足了干劲,对提前和超额完成今年各项国民经济计划任务充满了信心。

  同日 阅李六如(李六如,当时任全国政协常委。1937年至1940年曾任毛泽东办公室秘书长。)十月四日的来信,批示:“定一同志:请你指定一位水平较高同志看一看这部书,如何?”来信说:兹将我所写小说《六十年的变迁》第二卷草稿送请审阅,如若无暇,拟请指定一位秘书看看后半部和一些部分。李六如的这一卷小说从北洋军阀统治开始写到大革命失败。信中请求审阅的部分,主要是与毛泽东有关的内容。

  10月7日 下午三时,在中南海菊香书屋同周恩来、陈毅、王稼祥、廖承志谈话。

  同日 下午四时,在中南海勤政殿会见拉丁美洲十二个国家的客人,共七十七人。会见时,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彭真、王稼祥、廖承志在座。毛泽东说:朋友们,欢迎你们,非常感谢你们。有很远的路,到我们这个国家来参加我们这个庆祝纪念活动,对于我们是很大的支持。我们这个国家解放十年了,现在是中国人民自己做主,但是我们还是个经济不发达的国家,文化不发达的国家。要使经济发展起来,文化发展起来,还需要很长的时间,并且需要朋友们的帮助、支持。十年之前,我们是个半殖民地国家,中国的统治者,是替殖民主义者办事,替帝国主义者办事,替他自己办事,不替人民办事。这十年来,我们开始办了一点事,但是还是很少一点。我们人口多,地方大,目前这么一点经济总量,按人口平均计算,那就是很少的。从一八四○年鸦片战争起,一百年来,中国曾多次受外国军队进攻,被帝国主义打败过多次,我们的政府同外国订了许多向外国屈服的条约。中国人民在克服许多困难之后,才取得独立。所以,我看亚洲、非洲和你们拉丁美洲,与我们过去的地位大体上是相同的。现在你们正在发展你们的事业,发展民族独立的事业和民主的事业,我们向你们表示祝贺,祝贺你们的胜利。

  同日 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会见印度尼西亚客人,刘少奇、周恩来、陈毅在座。毛泽东首先询问印尼的人口、资源等情况,接着他说:我们经济还不太发展,我们受帝国主义剥削时间很长,解放前是很穷的,文化也不大发展,受教育的人很少,百分之八十的人不识字,解放后逐年在减少,但还有很多文盲。解放十年来,我们开始建设,但还不太多。要使经济状况有很大改变,就要有时间,要有和平环境,还要有各方朋友支持。印尼也是一样。亚非民族独立国家也需要有时间建设,需要有和平环境,这是有可能的。你们这次来的各行各业都有,有艺术家,有实业家,有政治家,有教育工作者,有医生,很难得你们到这里来,这是一种友好的表示。希望以后两国政府间、人民间的友谊更加发展。祝贺印尼更加繁荣发展,祝贺你们建立一个伟大的印度尼西亚。

  10月8日 下午,和周恩来在中南海勤政殿会见亚洲和非洲客人,共三十一人。

  同日 阅薄一波十月七日来信和附送的关于他的家乡山西定襄县和平人民公社情况的一封信,批示:“印发政治局、书记处各同志。尚昆办。”薄一波的信中说:“我的家乡——和平人民公社的党委书记韩生智同志给我写来一封信,我看了感到十分兴奋:一、公社化后粮食大增产,工业也搞得很好;二、今年每人平均分到三十斤麦子(保证了国家征购任务后),我的家乡主粮是杂粮;三、公共食堂五十九座,看来是基本上都到公共食堂了;四、群众情绪高涨,等等。特将这封令人兴奋的信打印送您一阅。”

  10月10日 阅谭震林十月九日报送的中共河北省委十月六日关于解决河北水利问题的报告和他的附信,批示:“震林同志:此件看了,请提到书记处会议上谈一下,予以批准。投资问题,请与有关部门及总理研究一下,然后确定。”河北省委的报告说:根据主席最近在保定给我们的指示,河北省的水利工作在现有基础上再搞两个冬春基本解决问题,把水控制起来的精神,我们对我省的水利问题又作了进一步的讨论。从一九六○年至一九六二年,在水利上我们需要做好三件事:首先解决洪水灾害问题;其次解决沥水灾害问题;与此同时基本实现农田水利化。为此共需国家投资十二亿七千万元,每年平均四亿元左右。谭震林的信中说:我认为这些工程必须做,但是否需要十二亿元投资,能否节约一些,这是需要考虑的。

  同日 下午,同周恩来、陈毅谈话。

  10月上旬 阅中国驻苏联大使馆十月八日关于赫鲁晓夫六日的讲话给外交部的报告,批示:“此三件请刘、周、朱、林、陈毅、彭真、稼祥、康生、定一、陈伯达、胡乔木同志一阅,阅后退毛。”“值得一看,想一想。两天内看完,以便在我处会谈一次。”报告说:今天苏联报纸登载了赫鲁晓夫本月六日在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的讲话,这是他从北京回国后的第一次公开讲话。在引证艾森豪威尔关于害怕战争的话后,讲了他自己对战争的态度:“当然,如果把战争强加在人民头上,使他们被迫保卫自己的自由和独立免受侵略者危害的时候,那就是另一回事了。在这种情况下是不能害怕战争的……但是向往着战争,像一只公鸡一样准备打架,这是不明智的。”讲话中还说“很喜欢同他(指艾森豪威尔——编者注)这样明智的和了解国际局势严重性的人交谈”。

  同旬 阅中国驻苏联大使馆十月九日关于苏联报刊摘登周恩来文章情况给外交部的报告,批示:“此件值得一阅。刘、周、朱、林、彭真、陈毅、伯达、稼祥、乔木、康生、定一阅,阅后退毛。”报告说:十月六日,塔斯社的《内部参考》电讯稿中全文转发了周总理的《伟大的十年》一文。九日,《真理报》和《消息报》摘要刊登了这篇文章,莫斯科电台也据此进行了广播。摘登的情况如下:关于我国十年来的变化部分摘登较详尽;对谈到我国十年来取得飞跃发展的原因,我党如何正确贯彻马列主义的不断革命论和革命阶段论、坚持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阐述我党的总路线、两条腿走路的方针、人民公社以及对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批判等内容,摘登非常简单;对文章最后谈到我国的有利国际条件、支持赫鲁晓夫访美之行以及感谢苏联帮助等部分,摘登很详尽。

  10月11日 晨,在中南海颐年堂会见印度尼西亚外交部部长苏班德里约,陈毅、章汉夫在座。毛泽东说:我们是很好的朋友,中国人民对印尼人民是很友好的,我们两国人民间合作,政府之间也应合作,虽然有小小的矛盾,但基本上是没有矛盾的。我希望印尼的工作做得很好,你们的国家繁荣。有群众拥护,政府就有力量,政府要接近群众。苏加诺总统要注意安全。最近在锡兰(今斯里兰卡)、在伊拉克都发生了暗杀事件。请把我的意思带给苏加诺总统,少数的坏分子是不顾一切的。苏班德里约说:我们要维护独立的政策,有时是很困难的,我们多少是在西方包围之下的。毛泽东说:西方国家是有不良之心的。这就要看我们如何做了,把政治、经济问题处理得恰当,它就没有办法了,当你们困难的时候,需要我们的支持,我们是真正支持的。但是支持是相互支持,我们也需要你们的支持。东南亚条约把东南亚国家和我们隔离起来,使你们孤立,也使我们孤立。因此,我们同你们就要友好,我们同印度也一样,同缅甸和锡兰也是一样的。我想是可以友好的,不要把关系搞坏。各民族都要独立地发展起来,广大的群众是什么力量也压不下去的,有时可能有些挫折,但最后帝国主义要把亚非国家压下去是困难的。现在,中国在经济方面刚刚开始搞一点,我们需要时间、和平环境和广大的朋友。所以,很欢迎外长先生这次到中国来,我们谈一谈,这样很好。亚洲国家之间寻找解决方法有时需要忍耐,一部分不友好的人让他们经过一段时期,多少年后关系会搞好的。生活是在创造性的劳动中改善的,而且一定会改善。有困难是暂时的,我们也有困难,但是前途总是光明的。只要群众有信心,知道困难是可以克服的,就会逐步得到克服。各国有各自的困难,因此我们要互相支持。

  同日 晚上,和刘少奇、宋庆龄、朱德、周恩来、林彪、彭真前往中山公园中山堂,吊唁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李济深去世。

  同日 为转发中共浙江省委九月三十日关于全省三级干部会议情况的报告,起草中央批语:“这是一个好文件,发给各省、市、区党委,中央各部门,国家机关各党组,以为参考。”并批示:“刘、彭真同志阅,尚昆办。”报告说全省三级干部会议讨论中的几个突出问题是:一、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分析了今年上半年的形势,批判了右倾动摇情绪。二、以八中全会决议为武器,检查和批判了在党内斗争中的错误态度,提高了保卫党的团结、维护党的核心领导和组织纪律的自觉性。三、认识到贯彻执行总路线必须力争高速度,大搞群众运动。

  同日 阅陈伯达十月九日送审的《请看彭德怀同志的政治面貌》一文。陈伯达在送审稿上附言:“根据彭真同志的意见,这篇文章又作了修改,请审阅。”毛泽东批示:“伯达同志:此件看了,很好。略有修改。如能找康生、乔木二同志谈一下,可能进一步改得好一点。”将文章题目改为《资产阶级的世界观,还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并批注:“原题没有抓住本质,改一下为好。”十六日,毛泽东在陈伯达十三日送审的这篇文章的修改稿上批示:“伯达同志阅后,送周、朱、林三同志一阅,然后交尚昆同志办理。”这篇文章的题目后来改为《无产阶级世界观和资产阶级世界观的斗争》,在十一月十六日出版的《红旗》杂志一九五九年第二十二期发表。中共中央十二月十三日将这篇文章印发各级党委。

  10月12日 下午,同刘少奇、朱德、林彪、彭真、谭震林谈话。

  10月13日 晨,在中南海菊香书屋同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任继愈谈话,陈伯达、胡绳等参加。毛泽东对任继愈说:你写的那些研究佛教史的文章我都读了。我们过去都是搞无神论,搞革命的,没有顾得上这个问题。宗教问题很重要,要开展研究。北大除你研究佛教外,还有没有人从事这一方面的研究?任继愈说:除我以外,还没有人从事这一方面的研究。毛泽东问:道教有没有人研究,《圣经》有没有人研究?任继愈说:基督教也没有人专门研究。毛泽东说:那可不好。五百多人的一个哲学系怎么能没有人研究宗教呢?一定要抽出个把人来研究这个问题,不能忽略,包括基督教、佛教、道教,慢慢地来,先做着。梁启超(梁启超,中国近代改良派代表人物,戊戌维新运动的重要活动家。)写的关于佛教研究的文章我看了,觉得他有些问题没有讲清楚。研究宗教需要外行来搞,宗教徒有迷信,不行,研究宗教也不能有迷信。(任继愈在《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忆毛主席的教导》一文中说,他对毛泽东这句话的理解是:毛泽东的意思是说,有宗教迷信的人,成为宗教的俘虏,不能客观地分析宗教、解剖宗教。“外行”是指没有宗教迷信的人,而不是对宗教一无所知的人。)

  同日 阅薄一波十月九日报送的中共石油工业部党组九月二十九日关于石油工业当前生产情况和今后措施的报告,批示:“送陈伯达同志:此件值得一看。文中大部分,略加改造,似可在《红旗》上公开发表。(石油工业部部长余秋里后来将这篇报告略加改写,以《观大局·看主流·辨风向·调动积极因素——从一个环节看党的总路线在工业战线上的伟大胜利》为题,发表在《红旗》杂志1959年第21期。)但余秋里同志已写长文在《人民日报》发表,我未看,不知其内容是否就是这个报告里所说的这些,如果是,则不宜再在《红旗》上发表。请找该文看一下,并与余秋里谈一下。”报告说:石油工业经过反右倾、鼓干劲和开展增产节约运动,原油生产节节上升,今年原计划生产三百五十万吨,现预计可以达到三百六十五万吨。今年石油工业又是一个大跃进。经过今年的生产和群众运动的一起一落,对我们来说,教育最大、体会最深的,主要有两个问题:一是要观大局,看主流,辨风向。二是群众运动和集中领导相结合,就能最大限度地挖掘生产潜力。报告说,明年决心至少生产五百万吨原油,并力争再多一些,提前两年完成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原油生产指标。

  同日 阅李富春十月十二日关于一九六○年国民经济建设方针和任务问题的来信。信中说:我的想法是,在今后若干年内,整个国民经济以农业为纲,工业特别是重工业以钢为纲,农业以粮为纲,来进行国民经济的全面安排。但是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以农业为纲的提法,是否妥当,或者提以农业为基础,或者在党内提,党外不提,或者索性都不提,请你考虑见示。我觉得以农业为基础是无问题的。毛泽东批示:“此件及附件(附件指中共国家计划委员会党组关于拟订1960年国民经济计划大纲草案的报告。),请陈伯达同志看一下,提出意见为盼!”十五日,陈伯达致信毛泽东说:富春同志给您的信说到对农业的提法问题,这是一个带有理论性的问题,是可以公开的,似乎不宜在党内和党外采取不同的提法。我想,可以继续保持您原来的“发展工业必须和发展农业同时并举”的提法。这个提法具有科学的严格性,而且已深入人心。计委报告中的“按照国民经济发展以农业为纲的方针,正确处理农业、轻工业、重工业各部门之间的关系”这句话,似可改为:“贯彻执行发展工业和发展农业同时并举的方针,正确处理农业、轻工业、重工业各部门之间的关系。”(1959年12月30日,中共国家计划委员会党组关于1960年国民经济计划给中央和毛泽东的报告中,将这句话改为:“一九六○年国民经济计划的安排,应当进一步地确定以农业为基础,按照优先发展重工业和迅速发展农业互相结合的原则,更好地处理农业、轻工业、重工业各部门之间的关系,并且有计划有步骤地加强运输业、动力工业、采掘工业等薄弱部门,创造以后年份更好的全面跃进的条件。”)毛泽东为陈伯达的信加了一个标题《关于经济口号的提法》,并批示:“此信及附件(附件指陈伯达随信送上的3个材料: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摘编的《列宁论发展农业》和《斯大林一九二六年论工业农业的关系》,《世界经济资料》第51期刊载的《美国农业劳动生产率》。)即送李富春、彭真、刘、周、朱、林、王稼祥、胡乔木同志阅,阅后退毛。在十月十六、十七两天看完,以十七或十八日在我处会谈一次。”

  10月14日 晨七时,在中南海颐年堂会见由萨瓦茨基率领的波兰党政代表团,薄一波、王首道(王首道,当时任交通部部长。)等在座。毛泽东说:你们非常友好、非常热情,你们的访问是对我们的支持,我们很感谢你们。你们一定看到我们这里还有许多缺点和困难,并非样样都好。新中国成立后,头三年我们一点经验也没有,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只能抄苏联的。一九五六年我们开始想多、快、好、省的问题,就在这一年提出了这个口号。一九五八年形成了党的总路线,并且在党代表大会上通过了。总路线是: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这句话不完整,还有个主语和附加语,主语是全国人民团结起来,附加语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有这两部分就太长了,这两部分大家也都知道,因此把它省略掉了。第一个五年计划时需要两年完成的现在只需要一年,甚至更少的时间。时间缩短了一半,投资也节省三分之一,但质量和过去一样。人民公社是群众创造的,中央只是总结经验并把它推广。在中国的条件下不搞公社不行。中国有很多天灾,每年都有,没有大规模的组织就不能抵抗灾害。公社成立后,过去不能利用的资源,现在也能利用了。我们曾研究过苏联一九一八年的农业公社章程,那时列宁很想搞公社,但没有经验,章程中有的条文不够妥当,如规定自留地一点不要,更严重的是实行各取所需的共产主义分配原则。现在我们公社的生产资料所有制是集体所有加个人所有,主要的是集体所有制。农民生活来源百分之八十来自集体经营的生产,百分之二十来自自留地和其他副业。将来,若干年后把私有部分逐步减少。毛泽东说:总的形势是好的,顺利的。问题的性质是属于局部的、暂时的。要在中国建成社会主义,变成近代化的工农业国家,要人民掌握科学知识和文化,需要几十年的时间。总之,要有时间,要有和平环境,要有朋友。你们可以放心,我们不会发动战争,不会跟印度打,也不会跟台湾打。但是,我们反对“两个中国”。台湾归还中国是国际协定——开罗会议决定的,没有任何协议说台湾可以脱离中国,相反,国际协议规定台湾应归中国。我们与印度的关系问题,只是小的边界纠纷。争取和平是我们共同的目的。现在我们还不能说和平可以永久地维持,我们先说维持十五年至二十年的和平环境是可能的。原子战争不好,不打这个战争是有可能的。关于朋友问题,社会主义国家是朋友,我们要好好团结,此外还需要团结资本主义国家的朋友。没有朋友是不行的。我们应该更好地相互了解,使关系更加密切。在两国贸易方面,我们交货交得不好,欠了债,我们有责任,我们要守信用。在工业及航运方面,我们得到了波兰的帮助,很感谢。

  同日 上午十时,应苏联驻中国大使馆临时代办安东诺夫的要求,在中南海颐年堂会见他。安东诺夫说:赫鲁晓夫同志委托我把这份苏共中央关于赫鲁晓夫访问美国给各兄弟党的信转交给您。苏共中央认为,赫鲁晓夫同志访美,对于缓和国际紧张局势带来了一定的好处,为进一步谈判创造了条件,扫清了通向首脑会议的道路。毛泽东说:这个估价是正确的,我们完全同意。我们决不会同美国打仗,不会为台湾而打仗,我们现在不去拿台湾,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四十年不拿都可以。金门打炮也不是为了去解放金门,蒋介石希望我们打炮,这样他就有借口,可以抵抗美国,这一点他的代表和我们谈过。当然,我们开炮的头几天,蒋介石一下子没明白过来,以为我们要拿金门,后来他就明白了,美国过了两个礼拜也明白了。至于中印关系问题,只是在边境上的一个地方发生了械斗,而印度资产阶级却利用这个机会来大吵大闹,好达到自己的目的。在中国的大陆上还有一个殖民地,这就是澳门。我们中央的方针是目前不拿,让它去。有人说我们好战!你看,这是好战吗?我们不要战争,我们不要别人的领土,我们自己的事情就够我们做了。我们在自己的土地上,好好建设个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就可以取得绝对优势。你刚才说,艾森豪威尔感到美国已经处在一个死胡同里面。什么叫死胡同?就是他们搞冷战、搞国际紧张不能再继续下去了,打又不能打,内部矛盾重重,英、美有矛盾,英、法、西德有矛盾。非洲大陆,民族解放运动蓬蓬勃勃,整个拉丁美洲都在高涨。亚洲有点下降,这是因为这里的民族资产阶级已经取得了政权。帝国主义只在冷战转化为对他们不利的时候,才愿意缓和。我们是不要冷战的,也不要热战。可是当帝国主义搞冷战的时候,天天骂我们,我们也就应该骂他们。去年在赫鲁晓夫同志来的时候,以及前年我去莫斯科的时候,我就谈过这些问题。我谈过冷战的转化问题,谁怕谁多一些的问题,北大西洋公约、马尼拉条约、巴格达条约(1955年2月,伊拉克和土耳其在巴格达签订《伊拉克和土耳其间互助合作公约》,简称《巴格达条约》。英国、巴基斯坦、伊朗相继于同年4月、9月和11月加入这个条约。1955年11月,成立巴格达条约组织,美国以“观察员”身份参加该组织,并是军事委员会、经济委员会和“反颠覆”委员会的成员国。1959年3月伊拉克宣布退出该组织,同年8月巴格达条约组织改名中央条约组织。1979年9月,中央条约组织解散。)三个军事集团的性质问题。我说过,不能把这三个军事集团的性质完全估计为侵略性的,只是当我们内部出了大问题,那时它们会是侵略性的,只要我们内部巩固,它们就是防御性质的,是堤坝性质的,是防止共产主义细菌的。帝国主义是拼命地想保持住自己的地盘,他们到处有殖民地。比如美国吧,从台湾、南朝鲜开始,一直到西德为止,都受它的控制。英国、法国也是如此。他们生怕丢掉了一点点地方,会影响他们的威信,影响他们的全部力量。所以他们就连金门这个小岛和西柏林这个小地方都不愿意放嘛。我们一动,他们就十分紧张。美国富得很,它怕变坏,所以就保守,就拼命把持住自己的那个摊子。美国对自己的伙伴并没有同情心,你看它连蒋介石都要整嘛。你刚才谈到美国在中国问题上感到忧虑和不安,我看你们苏联可以利用美国对中国的不安,来达到你们在欧洲提出来的目的。

  10月15日 下午二时,阅李富春十月九日晚给周恩来并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报告。报告说:国家计委拟订的一九六○年国民经济计划大纲的报告,已根据政治局初步讨论的意见作了修改补充,现送上请审阅。如中央觉得原则上还可以,建议批转各省市和各部委,作为编制明年计划草案的依据之一。鉴于明年计划草案的编制工作应当立即进行,建议在本月十八日召开全国计划会议,讨论今年的经济形势和明年计划的方针、任务,拟出明年计划的草案。毛泽东批示:“即退李富春同志:此件今天才收到,故计划会议时间宜改十月二十四日,以便计划大纲草案有时间送达地方并加以研究,再来开会。如同意,请即交尚昆办理。”

  同日 下午三时,在中南海菊香书屋同谭震林、廖鲁言、陈正人谈话,彭真参加。

  10月16日 晚上,在中南海菊香书屋召集刘少奇、周恩来、彭真、李富春、陈伯达、薄一波开会。

  同日 为转发中共福建省委十月九日关于传达八届八中全会决议情况的第四次简报,起草批语:“这个文件好。采取这种态度说话,甚为适宜。各地可以参照办理。讲过了一次,可以再讲一次,如福建那样的办法。此件发给各省、市、区党委,想一想,酌量办理。刘、彭真阅后发,留待周阅。”简报说:遵照中央指示,我们于九月二十五日召开民主人士座谈会,宣读八届八中全会的两个决议及有关文件,听了主席九月十五日在北京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负责人座谈会上讲话的录音,叶飞(叶飞,当时任中共福建省委第一书记、福建省政协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福州军区政治委员。1961年2月又任中共中央华东局书记处书记。)同志根据主席讲话精神作了讲话。到会的大多数人表示拥护中共中央的决议,认为对自己教育很大。普遍反映,中央提出反右倾、鼓干劲是十分必要的、适时的。但有一部分人还不同程度地存在着惊奇、猜测、疑惧和糊涂的认识。

  10月17日 下午,同胡乔木、吴冷西谈话。

  10月18日 晚九时,在中南海菊香书屋召集刘少奇、周恩来、彭真、王稼祥、廖承志开会,谈会见日本共产党代表团问题。

  同日 晚十时,在中南海颐年堂会见由野坂参三(野坂参三,曾用名冈野进,当时任日本共产党中央主席。1940年3月到延安,任延安日本工农学校校长,并指导在华日本人民反战同盟的工作。1944年4月领导建立了日本人民解放联盟。抗日战争胜利后回日本。)率领的日本共产党代表团。会见时在座的,中共方面有刘少奇、周恩来、彭真、王稼祥、廖承志等,日共方面有袴田里见、藏原惟人(袴田里见、藏原惟人,当时任日本共产党中央干部会(即中央政治局)委员。)等。毛泽东说:在抗战时期,你们就同我们一起作斗争。中国革命的胜利,也是由于各国兄弟党的帮助,其中也有日本共产党。中国和日本是近邻,不管历史上有过什么别扭,总的趋势还是要团结起来。过去在战争时期,我们两党是团结的。特别是冈野进同志住在延安,曾同我们一道参加过反对日本侵略中国的战争。过去的情况忘不了,那种受压迫的情况还没忘记。野坂说:日共现在最急迫的问题是反对修改日美安全条约,要加强人民的斗争。毛泽东说:今天主要的问题是美国压迫的问题,民族压迫的问题,要把垄断资本看做是美国的走狗和工具。所以,你们把民族问题提到第一位是完全正确的,独立、和平、民主、中立,这样的口号是正确的。在谈到日本钢铁垄断资本想同中国做生意时,毛泽东说:有些对日本不独立的状态不满、想同中国做生意的资本家,我们表示欢迎。现在没有做生意,这是暂时的情况。浅沼(浅沼,即浅沼稻次郎,当时任日本社会党书记长。在1959年3月率日本社会党代表团访问中国,毛泽东3月18日在武汉会见他。)来中国访问时,我同他讲,没有必要悲观,这是暂时的现象,可能不久就会改变。我们并未以恢复中日邦交为前提,而只是要他们不要阻挠两国的友好交流,不敌视中国,不搞“两个中国”。浅沼同意这个意见,石桥(石桥,即石桥湛山,曾任日本首相。)也同意,他还提出了三个原则。野坂说:很想就最近美国动态特别是赫鲁晓夫、艾森豪威尔会谈公报发表以来的情况听听毛泽东的意见。毛泽东说:整个国际形势是在好转。西方的高压政策、实力地位政策,或者说是冷战政策,已难以继续下去了。西方统治集团,比如美国集团、英国集团的大部分,都对打第三次世界大战抱有恐惧。如果说冷战形势有所缓和,那是因为以往的冷战政策对他们不利了,所以才有些改变,才使形势缓和下来。但情况并不是那么简单的,他们有两手:使形势有所缓和,这是一手;另外一手,当缓和对他们不利的时候,又挑起紧张局势。我们有困难,他们也有,他们的困难比我们更多。我们利用他们的困难争取和平时间是可能的,而且和平时间不会是很短的,争取比较长的和平时间是可能的。你们应当利用他们内部的矛盾。此外,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国家的人民都是反对帝国主义控制的。社会主义国家是团结的,阵营加强了。帝国主义发动战争已不是那么容易了,这样帝国主义要发动战争就不能不考虑了。我们历来是这样估计的,整个国际形势是向好发展,不是向坏。只是有个情况也要估计到,那就是疯子要打第三次世界大战怎么办?所以,战争的情况也要估计到。从总的情况来看,形势是向好的方面发展的,争取到十年至十五年的和平时间是可能的。假如这种情况实现了,那时要打世界大战,他们就比现在更加困难了。对冒险集团要有个估计,最强大的就是美国冒险集团。他们在目前发动侵略战争还是有困难的,因为他们还没有准备好。西德和日本处在美国的控制之下,要发动战争不那么容易。岸信介要修改宪法第九条,是因为第九条束缚了他进行扩张,他要复活军国主义。你们党的纲领中有和平与独立的口号,这是最合乎实际情况的。日本垄断资本有参加过战争的经验,他们是还要搞战争的,这就是他们倒向西方的原因。但是现在有走向缓和的趋势,赫鲁晓夫访美,艾森豪威尔访苏,苏美会谈,最高会议也有可能召开。这些都是过去斗争的结果。由于日本共产党和人民斗争的结果,宪法就没有被修改。野坂说:日本垄断资本的主观愿望还是要脱离开美国,但客观上做不到。毛泽东说:西德、日本要求成为一个平等的伙伴的愿望是有的。发展下去,日本是不会安心于半独立状态的,是有野心的,要起变化,要闹独立性。现在世界就有这么几个资本主义大国:美、英、法、西德、日本。所以,可不能看轻日本。如果认为在日本同美国的斗争是战术性、策略性问题,打倒垄断资本是战略问题,那末日本共产党就会丢掉民族独立的旗帜。共产党和无产阶级要抓民族独立的旗帜。最后,毛泽东说:我们不会要别国的一寸土地。我们要争取十年、二十年的时间搞建设。

  10月19日 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会见由道比率领的匈牙利党政代表团,陈毅、谭震林在座。会见结束后,同刘少奇、周恩来、彭真、王稼祥、罗瑞卿谈话。

  10月中旬 阅彭真十月十五日送阅的赫鲁晓夫写信祝贺艾森豪威尔生日的新华社电讯稿,批示:“各同志阅。此件刚到。请各同志即看一下。此外九月二十八日美国总统对记者会议的谈话(艾森豪威尔在记者招待会上谈话的主要内容是:赫鲁晓夫访问美国,为改善美苏两国关系打下了基础。美苏双方在戴维营交换意见的过程中,消除了美国方面对举行高级会议的许多反对意见,但这个问题还要在美国政府中以及同美国的盟国进行讨论。美苏双方达成了关于恢复讨论柏林问题的协议,但没有确定就柏林问题举行谈判的时限。就裁军问题交换意见的过程中,赫鲁晓夫表示希望西方国家应该研究苏联在联合国提出的普遍和彻底的裁军计划。艾森豪威尔说:美国人民一致认为赫鲁晓夫是一个杰出的人。他表示,他把访问苏联的时间,延迟到明年春天。),赫鲁晓夫在九月二十八日在莫斯科欢迎会上的演说(赫鲁晓夫在莫斯科欢迎他访美归来的群众大会上说,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对当前国际局势的估计表现了一个国家领导人的明智,表现了勇气和毅力。他真正希望消除冷战状态,建立我们两国的正常关系,促进改善各国的关系。那些害怕和平共处的人正在有意或无意地助长冷战。冷战可以达到白热化的程度,以致在任何时候只要燃起一星火花,就足以引起一场世界战火。在这场战争中许多东西都要毁灭。我们必须执行和平政策,友好相处,不是舞刀弄枪,而是要销毁武器。美国政府正在研究我们关于裁军的建议,美国也像我们一样,愿意全面裁军并实行监督。赫鲁晓夫的演说,以《赫鲁晓夫报告访美观感和结果》为题在1959年9月30日《人民日报》发表。),是两个极重大的文件,值得一看。”电讯稿说:据塔斯社莫斯科十四日讯,赫鲁晓夫写信给艾森豪威尔祝贺生日。信中指出他在访问美国期间同美国总统开诚布公地进行的交谈给他留下了最好的印象。还说:我们的会晤和交谈,更加使我相信,您有诚意而且作了必要的努力,来使苏美两国取得完全的互相谅解,在我们之间建立永恒的友好关系,并使悬而未决的问题得到解决,以利加强普遍和平。

  10月21日 上午八时五十分,同彭德怀谈话,杨尚昆参加。十时起,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彭真、贺龙、陈毅参加谈话。谈话后,共进午餐。毛泽东要杨尚昆常去彭德怀处,每月二次。

  10月22日 下午,和刘少奇在中南海勤政殿接见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代理主任委员班禅额尔德尼和副主任委员帕巴拉·格列朗杰、阿沛·阿旺晋美等,彭真、陈叔通、程潜等参加。毛泽东说:现在你们的事情比过去好办了。过去有障碍,事情不好办,现在障碍没有了。达赖周围有许多人,对达赖影响不好。当然也不能说达赖是进步的,他自己不那么进步。他到外国去发表的一些言论,做的一些事,是反对祖国的。他们说,西藏不是中国的一部分,是独立王国。第二就是改革问题,他们不赞成。你们和他们不同,爱国和改革这两条,你们都赞成。我们的国家除了汉族外,还有五十一个少数民族(后来中国确认的少数民族有55个。),他们聚居的地方都是中国的一部分。你们可以看到,我们的国家是有希望的。比如鞍钢这样的大企业已经办起来了,各省各地的工业也都搞起来了,只有西藏还没有搞,因为西藏那时没有搞改革。西藏改革后也要办工业,要西藏人自己办,工程师、技术人员都要有藏族的,因此要注意培养藏族的科学技术干部。现在,是否已经开始培养这方面的干部?改革的方针、办法你们都商量好了,是不是有些人觉得将来政策要变化?可能有些人有这个想法,这要请你们作些解释。我们的方针是长期合作,不会随便丢掉原来和我们合作过的人。即使对达赖,我们现在还留有余地。他(指程潜——编者注)是国民党,他(指陈叔通——编者注)是“资产党”,我们合作十多年了,要继续合作下去,合作一辈子。有些右派,我们也还和他们合作。所以你们对那些不相信的人要作解释。到底我们团结起来有利,还是不利?我看,团结起来有利。对你们有利,对我们有利,对全国各族人民都有利。跑到印度的人大部分在修公路,他们也许要在印度待一辈子,也许有些人要回来。西藏民主改革的时间不会很长,再有几个月就会完成吧。以后是社会主义改造,搞合作化。总而言之,改革不是那么可怕,但是会有些变动。改革中不要打人,要说理。以后各少数民族,都要有军事干部、技术干部、文化干部、政治干部。要注意培养这些干部。第一是政治干部,你们都是政治干部,但还要扩大这方面的干部。汉族同少数民族的朋友们、同志们慢慢地熟了,那就好了。比如有些人开始到北京来,不知道北京究竟对你们怎样。现在已经十年了,我们究竟是害你们的,还是保护你们的?现在有个民族饭店,还有个民族文化宫,我们的首都是各民族的首都。一个叛乱,一个平叛,问题解决了。靠你们办事,我们信任你们。班禅说:今年平叛后,广大的农奴得到了解放,情绪很高。由于对上层实行团结合作的方针和赎买政策,上层也高兴。在宗教方面,实行宗教信仰自由和对寺庙的保护政策,受到了僧众的欢迎。有些担心改革后喇嘛生活困难的人,由于中央实行政府供给,喇嘛的心也放下来了。

  同日 晚上,会见由日本社会党顾问片山哲率领的日本各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代表团,陈毅、刘宁一、廖承志等在座。

  同日 阅中共中央办公厅十月十九日编印的《情况简报》一九五九年第一○二号刊载的《中央国家机关各部门对反右倾斗争的领导存在三种情况》的材料,批示:“彭真、尚昆同志:这里没有谈到中央直属机关各单位的情况,不知也有这三种情况没有?请你们抓紧办一下,使这个斗争深入下去。”这个材料讲的三种情况是:一、领导上既有把运动搞深搞透的决心,也有把运动搞深搞透的办法,对运动形成了有力的领导。这样的单位大约有百分之八十。二、群众已经普遍发动,但领导缺乏决心和办法,不能形成强有力的领导。这样的单位大约占百分之十。三、群众未发动起来,领导本身存在着严重的问题,或怯于开展斗争,致使运动进展很迟缓。这样的单位大约也占百分之十。

  10月23日 上午,召集刘少奇、周恩来、朱德、林彪、邓小平、彭真、陈毅、贺龙、康生、王稼祥、罗瑞卿等开会,谈国内外形势。

  同日 上午,阅中共中央直属机关党委十月二十二日关于中直机关开展反右倾斗争的情况向中央的报告,批示:“已阅。送少奇、彭真同志阅后,退尚昆存。”“尚昆同志:中直要与国家机关密切联系,参考他们的经验。他们的劲头很大。”报告说:中直机关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运动,已逐步地开展起来,但发展是不平衡的。为了克服当前运动存在的缺点,中直党委对中直各机关提出了以下要求:各机关领导同志必须挂帅出马,抓紧进行;放手发动群众,领导带头检查;反对不联系思想、不联系实际的教条主义学习方法;不断地反对各种阻碍运动开展的右倾思想,把斗争搞深搞透。

  同日 晚上,乘专列离开北京南下。行前,指示要带大量书籍以备阅览。这些书籍包括: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主要著作,普列汉诺夫、黑格尔、费尔巴哈、欧文、傅立叶、圣西门(黑格尔,德国哲学家,德国古典唯心主义的集大成者。费尔巴哈,德国哲学家,德国古典哲学中唯物主义的代表。欧文,英国空想社会主义者和合作社运动的创始人。傅立叶,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数学家、物理学家。圣西门,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哲学家、经济学家。)的著作,《毛泽东选集》,《鲁迅全集》,中国古代哲学书籍,尤金、米丁、艾思奇、冯友兰(米丁,苏联哲学家、苏联科学院院士。当时任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苏联政治和科学知识普及协会主席。艾思奇,哲学家。当时任中共中央高级党校哲学教研室主任(1959年11月任副校长)、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冯友兰,哲学家。当时任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北京大学教授。)等的哲学著作,政治经济学书籍,中外历史书籍《二十四史》、《中国通史简编》、郭沫若的著作、西洋史等,中国文学书籍《楚辞集注》、《昭明文选》、《古诗源》、笔记小说等,佛经,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的书籍,地图集,字帖和字画,等等。

  同日 晚十时四十分到达天津,在专列上听取中共河北省委负责人刘子厚、解学恭、张明河(解学恭,当时任中共河北省委书记处书记。张明河,当时任中共河北省委常委兼政法领导小组组长、河北省副省长。)和天津市委负责人万晓塘、李耕涛(万晓塘,当时任中共河北省委书记处书记、天津市委第一书记。李耕涛,当时任中共天津市委书记处书记、河北省副省长、天津市市长。)汇报工作。

  同日 阅新华社十月十七日编印的《内部参考》第二八八九期刊载的《广东实行派购办法,猪和家禽的收购量大增》的报道,批示:“李先念同志:广东派购办法,请你研究一下,看是否可以推广。你那里开什么会议没有?如有会议,可和较多的同志一道研究一下。”广东实行的派购办法,是根据市场情况和国家需要,对人民公社的各级集体经济组织和每户社员派购一定数量的猪、鸡、鸭、鹅和蛋品,要求人民公社和社员向国家履行一定的交售任务。对公社、大队、社员卖猪,一律按净肉计发百分之三十至四十的肉票,凭票由国家以优待价格保证供应。派购的鸡、鸭、鹅和蛋品,一般只占产量的很少一部分,大部分产品仍归饲养的集体和社员个人支配。由于这种办法兼顾了国家、公社和个人的利益,受到了社员的普遍拥护,社员出售猪、家禽、蛋品和发展这些副食品生产的积极性都大大提高。

  10月24日 上午,由刘子厚、张明河、万晓塘、李耕涛等陪同参观天津市街道工业展览,看了和平、南开等六个区的展室。又到天津市干部俱乐部参观包饺子、做花卷的机器。晚上,从天津到达济南。

  10月25日 上午,在停靠济南的专列上会见由中央总书记普列斯特斯率领的巴西共产党代表团,并共进午餐,王稼祥、舒同参加。毛泽东说:拉丁美洲同志很热情,非洲、亚洲的同志也很热情,这有客观原因,都是受压迫的。中国也在受压迫,西方国家要孤立我们,我们在世界上没有合法地位,另一方面是我们国家经济落后,人民贫困。这两个原因使中国人民要努力一些,要组织起来,要依靠群众,只有这一条道路。巴西是个大国,有八百五十多万平方公里,同中国的面积差不多,中国还有很大地方不能耕种,如高原地带。毛泽东问:亚马孙河两岸有人居住吗?普列斯特斯说:居民不多,交通不方便,全靠船只,有大森林。这一带地方适合人类居住,现在最讨厌的是饥饿,人口很少,每平方公里只有半个人。毛泽东说:我们革命主要依靠农村的半无产阶级和雇农,他们少地或没有土地。我们党从其基本的社会成分来说,是无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的政党。直到现在,从前的贫农、雇农、下中农、农业工人是支持我们的。人民公社、总路线、大跃进也是得到他们的支持的。他们占农村人口的百分之七十。上中农是不可忽视的力量,他们占农村人口的百分之二十。我们在农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时,要用说服的办法对待上中农,以便使他们走社会主义的道路,这样也可以孤立坚持要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上中农。通过教育可以有百分之九十的农村人口支持我们,其余百分之十是旧地主富农和一些上中农。十年来,我们在工作中得到很大的成就。将来要在主要工业产品的生产上超过英国,这是好事,但这点不能够解决中国的根本问题。英国只有五千万人口,中国有六亿五千万人口,我们一定要在按人口计算的生产上同英国比,赶上或超过以后才能说解决了问题。要这样做不是几年或十几年时间的事,需要更长的时间,准备五十年,已经过了十年,还有四十年。希望你们帮助我们,有了和平的环境,在国内政策上不犯大错误,在这样条件下可以达到上述目的。错误是免不了的,认识事物的发展要有一个过程,如你们认识巴西也要一个过程。我们现在要同自然界斗争,要搞技术革命,是新的东西,就是不懂。好的是有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帮助,但不能全抄他们的,一部分可以抄,一部分不能抄,中国还是中国,历史条件不同。在根本问题上是一致的,革命也好,经济建设也好,都如一棵大树,树根、树干相同,但枝叶、花朵有些不同。各民族都是这样。个人之间也有不同,各有特点。忽略这些细节就不好办事了。在进餐时,毛泽东说巴西应该有一个土地纲领来争取农民。

  10月26日 上午,在停靠济南的专列上会见澳大利亚共产党中央总书记夏基,并共进午餐,王稼祥、舒同参加。毛泽东说:你写的材料提出了如何过渡到社会主义的问题,也提到英共的看法。你说是同意中国同志对这个问题的看法。这是个重大的问题。作为战略问题来说,没有和平过渡。从长远看,用和平手段能够消灭资产阶级政权是不可想像的。从策略上讲,首先可以说无产阶级愿意用和平手段取得政权,表明我们不是好战的。但是如果资产阶级使用暴力,无产阶级就被迫不得不使用暴力。用和平手段也是要斗争的,其实革命的大量日常工作都是通过和平手段进行的。但作为革命家,在用和平手段进行日常工作的同时,要想到革命时机到来时怎么办。也有人拿中国和平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政策作为和平过渡的例子,其实我们是经过了几十年的战争,打倒了国民党政府,建立了强大的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政权,发展到几百万军队,这才有了和平改造的可能。关于国际形势,毛泽东说:国际紧张局势是帝国主义制造的,但走向了它的反面。紧张局势的一部分或大部分使他们觉得对他们不利了,不利于他们保存资本主义和消灭社会主义的目的了。他们想走出这条很窄的路,要有些改变,而且他们害怕战争。缓和对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的人民都有利,这是社会主义国家、各国兄弟党以及世界和平力量斗争的结果。再有十年和平是很好的,中国和苏联能再搞几个五年计划那好得很。但是还要看到另一面,帝国主义为了维持军火工业和夺取外国的利益,需要一定程度的紧张局势。当天晚上,到达徐州,停车休息。

  10月27日 下午,从徐州到达合肥。在专列上同中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省长黄岩(黄岩,当时还任中共安徽省委书记处书记。)等谈话。晚上,住稻香楼西苑。

  10月28日 上午,由曾希圣、黄岩陪同参观中共安徽省委的“试验田”——东风钢铁厂,看了炼钢车间和轧钢车间。下午,参观合肥市蜀山公社,了解农、林、牧、副、渔、工六业俱兴的情况和使用沼气的情况。

  10月29日 上午,由曾希圣等陪同乘汽车从合肥前往长江边的裕溪口(属芜湖市)。下午,从这里乘船到马鞍山。参观马鞍山钢铁厂,看了破碎车间、电炉车间、转炉车间、耐火材料加工车间和炼焦厂。参观后,在曾希圣陪同下乘专列离开马鞍山,当晚到达南京,停车休息。

  10月30日 在从南京出发驶向上海的专列上,同中共江苏省委负责人刘顺元、惠浴宇、陈光(刘顺元,当时任中共江苏省委书记处书记(1960年2月任常务书记)。惠浴宇,当时任中共江苏省委书记处书记、江苏省省长。陈光,当时任中共江苏省委书记处书记、江苏省政协副主席。)和南京市委书记彭冲等谈话,曾希圣参加。毛泽东问:你们情况如何,比较夏季有些起色吧?江苏负责人答:同夏季完全不一样了,现在是一心一意了。毛泽东问:也有两心两意的吧?答:极少数了。毛泽东问:有没有这样的问题,群众中间,干部中间,还要辩论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彭冲答:有。最近附近郊区支部书记排队,问题不少。比较坚定地拥护党的决定、号召的,占百分之四十一点多。毛泽东说:山东有个惠民县,把生产小队干部算在内的五级干部,有四千三百多人,不动摇的占百分之五十一。你们不是百分之四十一吗?差不多。所以,乡村里头坚定的占百分之四五十,也就很好了。问题是看主要的权力掌握在谁手里。你只是讲的核算单位的,没有讲县、社、管理区的。这个问题是相当大的一个问题,不是个小问题。阶级不消灭,这个问题总是存在。你们今年粮食有没有希望多少增一点产呢?江苏负责人答:粮食情况今年比较好。今年的好处是大面积的高产,这一点比去年好。无论如何明年春天的问题不会再是今年春天那个样子了。毛泽东问:明年春天会比今年春天更好一些?答:恐怕好得多,我觉得,这个粮食问题,心已经是比较放下来了。毛泽东问:心放下来了?答:心比较放下来了。毛泽东说:还是不要放下。搞十年吧,搞十年能够储备一年的口粮就好。能够不能够?答:大概差不多。毛泽东说:十年储备一年,就是到新中国成立二十周年的时候,全国人民有一年储备粮,要办到这一条就好。各种经济作物、多种经济的安排,你们怎么样?有所安排吗?答:明年的经济作物,我们打算稍微多安排一点。毛泽东说:不然积累也上不去,生活也不能改善。

  同日 晚上,到达上海。在专列上同中共上海市委负责人柯庆施、陈丕显(陈丕显,当时任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兼基本建设委员会主任、上海市政协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上海警备区第一政治委员。1961年2月又任中共中央华东局书记处书记。)及一同到上海的曾希圣、刘顺元谈话。毛泽东问:李富春他们搞了一个一九六○年国民经济计划大纲草案,你们收到了没有?柯庆施说:收到了。现在矛盾最大的是一个煤炭问题。煤炭,明年华东地区需要七千万吨,那个草案中只有六千五百万吨,差五百万吨。只好自己想办法吧!在公社方面,比从前巩固一些了,经济的发展比从前也好了。粮食亩产超过千斤的大概是百分之十到十五。我们明年有两个硬东西,一个是想弄一亩地一头猪,五百多万亩地,搞五百多万头猪。毛泽东问:你明年能够搞到啊?柯庆施说:搞得到。第二个就是无论如何想法子使粮食亩产超过千斤。毛泽东问:你今年晚稻七百几?柯庆施答:七百五。毛泽东说:七百五,达到一千,要增加四分之一呀!同志,行不行啊?柯庆施说:现在我们想打破这个千斤关,这个关不好过,过了千斤,以后就好办了。毛泽东说:那你试试看,打打看,不要登报就行了。今年这个马鞍形很有一种教育作用。大马鞍形我们有经验,小马鞍形我们也有经验,这才有比较。庐山会议后,八月上旬起,生产设备、条件还是那样,但是产量、产值就变了,而且变得很显著。今年这个经验很大就是了。柯庆施说:中央防治血吸虫病会议(1959年10月26日至11月1日,中央防治血吸虫病九人小组在上海召开南方13个省、市、自治区的除害灭病工作会议。会议通过两个文件:《南方十三个省、市、自治区一年来除害灭病工作的情况和今后一年的任务》、《南方十三个省、市、自治区除害灭病(控制、缩小、彻底消灭)的具体要求》。12月2日中央将这两个文件转发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参照执行。)正在上海召开,主席是不是要指示一下?毛泽东说:消灭血吸虫病,搞的七年计划,现在已经过了四年了,还有三年,可以成功吗?柯庆施说:这四年当中,医治血吸虫病的方法完全解决了,只要几天就可以治好。毛泽东说:这是个上轨道的问题,上了轨道就好办了。还有,钩虫、血吸虫、血丝虫、疟疾四种病合起来,恐怕有一两千万人吧?柯庆施说:恐怕三四千万都不止。毛泽东说:蚊子不灭掉,疟疾怎么能够治得完啊?要把除四害的任务加到你那个防治血吸虫病委员会里,可以叫除几害委员会。你这个委员会可以延期。治病的钱恐怕要政府出。这笔钱很重要,就是说免费医疗,而且伙食也给他包下来,给他吃好一点。你搞两个礼拜就全部好了嘛。毛泽东问:七年能不能基本灭掉呀?柯庆施答:我们讲基本灭掉,以后还有一个长期的防护斗争,不长期防护斗争是不行的。毛泽东说:那好呀。柯庆施说:现在整个社会各方面还是安定的。毛泽东说: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在干部和群众中还需要辩论一次。这一次教育做得好,那就比较稳了。公社要储备粮食。我们已经搞了十年了,再搞十年,在这十年中储备一年的口粮。按八亿人口算,共四千八百亿斤,有这一笔储备粮就好。柯庆施说:将来恐怕粮食价钱问题还得考虑,现在太便宜了。毛泽东说:什么东西都可以涨一点价,粮食不能涨价。我也曾经想过这个问题,但是一提到涨价问题就是牵动太大,棉农和城市人口有一亿多。这个问题你们研究一下。

  10月31日 晨,阅李先念报送的天津市畜牧局九月五日整理的《大干一年翻了身,魁星庄生产队养猪积肥改变贫困面貌》(这个材料说:河北省吴桥县王谦寺公社魁星庄生产队由于土质沙性大,肥料不足,历来粮食产量低,群众生活贫困。1958年以来,干部带头,集资买猪,盖简易圈棚,并对公养私养、育肥、繁殖、积肥、打菜等事情统一领导,全面安排,大干一年翻了身。养猪由公社化前的17头发展到257头(其中户养77头),每户平均6头多,不仅解决了吃肉问题,而且解决了肥料问题。以猪为纲,六畜兴旺,粮食产量一年也翻了一番多,穷队变成了富队,缺粮队变成了余粮队。)材料。阅后写信给吴冷西:“此件很好,请在新华社《内部参考》发表。看来,养猪业必须有一个大发展。除少数禁猪的民族以外,全国都应当仿照河北省吴桥县王谦寺人民公社的办法办理。在吴桥县,集资容易,政策正确,干劲甚高,发展很快。关键在于一个很大的干劲。拖拖沓沓,困难重重,这也不可能,那也办不到,这些都是懦夫和懒汉的世界观,半点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雄心壮志都没有,这些人离一个真正共产主义者的风格大约还有十万八千里。我劝这些同志好好地想一想,将不正确的世界观改过来。我建议,共产党的省委(市委、自治区党委),地委,县委,公社党委,以及管理区、生产队、生产小队的党组织,将养猪业,养牛养羊养驴养骡养马养鸡养鸭养鹅养兔等项事业,认真地考虑、研究、计划和采取具体措施,并且组织一个畜牧业家禽业的委员会或者小组,以三人、五人至九人组成,以一位对于此事有干劲、有脑筋而又善于办事的同志充当委员会或小组的领导责任。就是说,派一个强有力的人去领导。大搞饲料生产。有各种精粗饲料。看来包谷是饲料之王。美国就是这样办的。苏联现在也已开始大办。中国的河北省吴桥县,也已在开始办了,使人看了极为高兴。各地公社养猪不亚于吴桥的,一定还有很多。全国都应大办而特办。要把此事看得和粮食同等重要,看得和人吃的大米、小麦、小米等主粮同等重要,把包谷升到主粮的地位。”“苏联伟大土壤学家和农学家威廉斯强调地说,农、林、牧三者互相依赖,缺一不可,要把三者放在同等地位。这是完全正确的。”“我国的肥料来源第一是养猪及大牲畜。一人一猪,一亩一猪,如果能办到了,肥料的主要来源就解决了。这是有机化学肥料,比无机化学肥料优胜十倍。一头猪就是一个小型有机化肥工厂。”“由此观之,大养而特养其猪,以及其他牲畜,肯定是有道理的。以一个至两个五年计划完成这个光荣伟大的任务,看来是有可能的。用机械装备农业,是农、林、牧三结合大发展的决定性条件。今年已经成立了农业机械部,农业机械化的实现,看来为期不远了。”上午九时,为排印这封信,致信柯庆施:“附件请印二十份,上午印出,发柯庆施、陈丕显、曾希圣、叶飞、杨尚奎、刘顺元六同志各一份,请他们收到即看一下,想一想,准备提出修改意见,下午或晚上到我处座谈一下。另十四份交我处理。”十二月五日,关于这封信又批示:“请彭真同志送交吴冷西同志,在新华社《内部参考》上发表。”毛泽东给吴冷西的信及附件发表在一九五九年十二月八日编印的《内部参考》第二九二九期。

  同日 上午,同林克一起读《矛盾论》英文本。

  同日 下午,从上海到达杭州,住刘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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