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年谱》1965年12月

　　12月1日 林彪派叶群(叶群，林彪的妻子。当时任林彪办公室主任。)到杭州向毛泽东诬告罗瑞卿，并带去林彪十一月三十日写给毛泽东的信和关于罗瑞卿的十份材料。

　　12月2日 致信陈伯达：“乔木修改的那九篇文章(指毛泽东在1941年9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前后写的批判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9篇文章。详见本卷第330页注〔1〕。)，不知看了没有?请交来人带回，我想查一件事。如未看完，改日送上，再请斟酌。”

　　同日 阅林彪十一月十八日报送的兰州军区党委关于五十五师紧急备战中突出政治的情况报告。报告说：九月下旬，五十五师奉命紧急备战，后转而进行了为时一周的摩托和徒步行军演习。从这次备战和演习中看到，几年来部队由于坚持以毛泽东思想为指针，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加强阶级教育，开展四好运动，特别是今年贯彻执行关于突出政治的指示，在各方面产生了巨大效果，从根本上提高了部队的阶级觉悟，增强了贡献于革命战争的决心，进一步树立了常备不懈的思想，养成了快速、紧张的战斗作风。林彪在报告上写道：“主席：从这份文件中可看出，如果战争爆发，其他部队情况可能是与这个部队近似。”毛泽东批示：“林彪同志：完全同意你的看法，五十五师的情况，可能和各师、各军种、各兵种大同小异。请你考虑，可否将此件转发到各军区、各军种、各兵种、各军，到师党委为止，供他们参考。那些不相信突出政治，对于突出政治表示阳奉阴违，而自己另外散布一套折中主义(即机会主义)的人们，大家应当有所警惕。如何，请酌定。”“此件如转发时，请先给少奇、恩来、彭真同志一阅。”

　　12月5日 从杭州到达上海。

　　12月7日 几次批示身边工作人员，通知一些负责人来上海：“请用电话，告叶剑英、萧华、杨成武(在杭州)、谢富治四位同志，于本日下午到上海一谈。”“宋任穷、陈锡联(陈锡联，当时任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处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沈阳军区司令员。)(东北)、李雪峰、杨勇、廖汉生(北京)、杨得志一架飞机共七人(按毛泽东列的名字应为六人——编者注)，于八日上午来此。”“贺龙、董必武、王尚荣(王尚荣，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作战部部长。)、李天佑、张爱萍、雷英夫、徐向前、刘伯承(刘伯承，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防委员会副主席。1966年1月又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如卧病，可不来)、朱德，共八人，于十二月八日上午来此。”“许世友、韩先楚、陈毅、陶铸、王任重、李井泉、刘澜涛七人于十二月八日来上海。”“邓小平、李富春、薄一波三同志：请于本日或明日到上海一谈。在四川，由成都转告。”

　　12月8日15日 在上海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所谓罗瑞卿问题。会上，林彪、叶群、吴法宪、李作鹏(吴法宪，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司令员。李作鹏，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副司令员。)等人罗织罪名，诬陷罗瑞卿“反对突出政治”、“篡军反党”，对罗瑞卿进行突然袭击。叶群在会上分三次作约十小时的发言，捏造事实，说罗瑞卿如何逼林彪退位，要林“不要挡路”，“一切交罗负责”。这次会议，确定了处理罗瑞卿的五条意见：一、性质严重，手段恶劣。二、与彭、黄(彭、黄，指彭德怀、黄克诚。)有别。三、从长期看，工作有一定的成绩。四、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五、领导有责。处理两步走，调动职务，不搞面对面，冷处理。会后，罗瑞卿被调离了军事领导岗位，杨成武代理总参谋长。

　　12月11日 上午，在上海虹桥招待所会见老挝人民党代表团。关于老挝人民党领导的解放斗争，毛泽东说：要争取群众才行。不争取群众，这些反动武装就很难消灭，不论什么国家的兵士都是劳动人民，要争取他们的士兵。可以做些工作，优待俘虏，好的可以留下来，参加我们的军队;不愿留的，可以放回去，做些瓦解工作。不要虐待俘虏，要宽待他们，包括军官在内。帮助他们“洗脑筋”，不愿洗的顽固派，也可放他走，无非是第二次再来打我们。第二次抓到了，还可以再释放。现在越南南方的武装斗争，比我们过去抗战时期有发展，所以我们要向他们学习。劝你们也要向他们学习，整个东南亚的党也要向他们学习，学如何打美帝国主义、打走狗。整个说来，亚非拉是个火炉。有些地方还未动，有些地方动的还不那么厉害。

　　12月14日 同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李质忠谈话。毛泽东说：机要保密、警卫工作很重要，要保住党的机密，不要被修正主义利用，并防止内部出修正主义，打起仗来要警惕牛鬼蛇神会出来破坏。要把这个意思告诉中央机要局、机要室，还要告诉军队的机要局、广播事业局的负责同志都要注意。

　　同日 同刘少奇谈话。刘少奇建议将《论十大关系》作为内部文件发给县、团以上各级党委学习。毛泽东表示同意。十五日，刘少奇为印发《论十大关系》一文致信毛泽东，信中说：“此件我又看了一遍，觉得对于一些基本问题说得很好，对现在的工作仍有很重要的指导作用。建议将此件作为内部文件发给县、团以上各级党委学习。”“望主席再看一遍，并批交小平、彭真同志办理。”十八日，毛泽东批示：“送交小平、彭真同志照少奇同志意见办理。此件看了，不大满意，发下去征求意见，以为将来修改之助。此意请写入中央批语中。”

　　12月15日 从上海到达杭州。

　　12月19日 在杭州汪庄同陈云谈话。谈话中，陈云还就一九六二年对形势看法问题向毛泽东作检讨。

　　12月21日 就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写序问题，同陈伯达、胡绳、田家英、艾思奇、关锋谈话。毛泽东说：在农民战争之后，地主阶级只有反攻倒算，哪有什么让步政策!《清宫秘史》有人说是爱国主义的，我看是卖国主义的，彻底的卖国主义。戚本禹的文章(戚本禹，曾在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室工作。当时任《红旗》杂志历史组组长。1966年5月又任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成员。他的文章《为革命研究历史》发表在《红旗》杂志1965年第13期。)很好，我看了三遍，缺点是没有点名。姚文元的文章(指《评新编历史剧》。)也很好，点了名，对戏剧界、史学界、哲学界震动很大，但是没有打中要害。要害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五九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关于写序问题，毛泽东说：马列主义经典著作，不但要写序言，还要作注释。写序言，政治的比较好办，哲学的麻烦，不大好搞。谈到哲学问题时，他说：你们搞哲学的，要写实际的哲学，才有人看。书本式的哲学，难懂，写给谁看?希望搞哲学的人，到工厂、农村去跑几年，把哲学体系改造一下。不要照过去那样写，不要写那么多。写哲学，能不能改变个方式。要写通俗的文章，要用劳动人民的语言写。哲学研究工作，要研究中国历史和中国哲学史的历史过程，先搞近百年史。历史过程不是矛盾的统一吗?近代史就是不断地一分为二，不断地斗。辩证法过去说三大规律，斯大林说四大规律。我的意见，只有一个基本的规律，就是矛盾的规律。质和量、肯定和否定、现象和本质、内容和形式、必然和自由、可能和现实，等等，都是对立的统一，哪里有平列的三个基本规律?形式逻辑是讲思维形式的，讲前后不相矛盾的。它是一门专门科学，任何著作都要用形式逻辑。现在有些人把形式逻辑和辩证法混淆在一起，这是不对的。在谈到教育问题时，他说：现在这个大学教育，我很怀疑。从小学到大学，一共十六七年，二十多年看不见稻、粱、菽、麦、黍、稷，看不见工人怎样做工，看不见农民怎样种田，看不见怎样做买卖，身体也搞坏了，真是害死人。大学教育应当改造。上学的时间不要那么多。要改造文科大学，要学生下去搞工业、农业、商业。至于工科、理科，也要接触社会实际。高中毕业后，就要先做点实际工作。单下农村还不行，还要下工厂，下商店，下连队。这样搞他几年，然后读两年书就行了。

　　12月22日 同彭真、康生、杨成武谈话。再次谈到吴晗的《海瑞罢官》要害是“罢官”，彭德怀也是“海瑞”。彭真说：根据调查，没有发现吴晗同彭德怀有什么组织联系。二十三日，约彭真谈话。毛泽东说：吴晗的问题两个月后作政治结论。

　　12月24日 晨，离开杭州前往南昌。

　　12月25日 阅彭真十二月二十三日报送的中共中央书记处十一月五日会议纪要，批示：“此四件已阅。退彭真同志。”书记处会议讨论并原则上同意陈伯达、周扬、胡绳等关于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的方针任务和中共党史编写工作(彭真在1965年11月5日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说：关于党史编写工作，政治局常委讨论多次，毛泽东提名由董必武为主任，陈伯达具体主持，周扬、胡乔木、田家英参加。)的请示报告，决定马列主义研究院以研究党史和毛泽东思想为中心任务。会议还讨论了基本建设会议纪要，通过了中央组织部提请中央任免的干部名册。

　　12月下旬 作《七律·洪都》：“到得洪都又一年，祖生击楫至今传。闻鸡久听南天雨，立马曾挥北地鞭。鬓雪飞来成废料，彩云长在有新天。年年后浪推前浪，江草江花处处鲜。”

　　同旬 书写叶剑英本年十月十六日在《光明日报》发表的《远望》一诗：“忧患元元忆逝翁，红旗缥缈没遥空。昏鸦三匝迷枯树，回雁兼程溯旧踪。赤道雕弓能射虎，椰林匕首敢屠龙。景升父子皆豚犬，旋转还凭革命功。”

　　本年 对《哲学研究》一九六五年第四期刊载的中共中央高级党校教授赵纪彬发表的《孔子“和而不同”的思想来源及其矛盾调和论的逻辑归宿》一文，批注：“孔门充满矛盾论。”

　　本年 重读一九三三年写的《长冈乡调查》，写了一段批注：“什么叫马克思主义?那时的中央领导者们(指1931年至1934年犯“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的中共中央领导人。)，实在懂得很少，或者一窍不通，闹了多年的大笑话。但是这是难免的，人类总是要犯一些错误才能显出他们的正确。对客观必然规律不认识而受它的支配，使自己成客观外界的奴隶，直至现在以及将来，乃至无穷，都在所难免。认识的盲目性和自由，总会是不断地交替和扩大其领域，永远是错误和正确并存。不然，发展也就会停止了，科学也就会不存在了。要知道，错误往往是正确的先导，盲目的必然性往往是自由的祖宗。人类同时是自然界和社会的奴隶，又是它们的主人。这是因为人类对客观物质世界、人类社会、人类本身(即人的身体)都是永远认识不完全的。如果说有一天认识完全了，社会全善全美了(如神学所说那样)，那就会导致绝对的主观唯心论和形而上学，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世界观。”

　　本年 在李达(李达，当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武汉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主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大纲》上册第三章第一节《两种对立的发展观》中批注：“辩证法的核心是对立统一规律，其他范畴如质量互变、否定之否定、联系、发展……等等，都可以在核心规律中予以说明。盖所谓联系就是诸对立物间在时间和空间中互相联系，所谓发展就是诸对立物(Anorises)斗争的结果。至于质量互变、否定之否定，应与现象本质、形式内容等等，在核心规律的指导下予以说明。旧哲学传下来的几个规律并列的方法不妥，这在列宁已基本上解决了，我们的任务是加以解释和发挥。至于各种范畴(可以有十几种)，都要以事物的矛盾对立统一去说明。例如什么叫本质，只能说本质是事物的主要矛盾和主要矛盾方面。如此类推。”

　　本年 为《吉林日报》题写报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