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年谱（1969年3月）

　　3月2日—17日 中国和苏联的边防军在中国黑龙江虎林县境内的珍宝岛多次发生武装冲突。三月二日，中国政府就苏联军队入侵我国珍宝岛向苏联政府提出抗议照会。三月三日《人民日报》发表这个照会。

　　3月3日 圈阅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关于抗议苏修武装挑衅，组织群众游行示威的通知》。通知要求各地军民在游行中要严格遵守中央关于“五不”、“一划”的指示，即不冲、不砸、不烧、不抓、不打苏联驻中国使馆、机构和苏联在中国人员，群众队伍在同外国驻中国使馆之间划一道线。三月四日，北京、上海、天津等二十几个城市军民举行游行示威，抗议苏联军队入侵珍宝岛。从三月四日到十二日，全国各地参加示威游行的军民达到四亿人次以上。

　　同日 晚上，在人民大会堂一一八厅召集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开会，讨论九大的准备工作。毛泽东提出，可在三月十五日召开九大，会期十天左右。谈到九大以后的机构设置时，毛泽东说：中央文革不要加了，是管文化革命的，文化革命快要结束了，用常委。中央和各省的文史馆继续保留没有什么坏处。同时批评陈伯达起草九大政治报告推延时间，并问林彪准备了没有?“要吃自己的饭”。

　　3月上旬 审阅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三月五日报送的《中国共产党章程(草案)》，批示：“已阅。退康生同志。”

　　3月7日 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一一八厅召集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开会，讨论九大准备工作和中苏边境冲突。毛泽东说：关于各省、市、自治区参加九大的代表，可以先找各省、市、自治区参加九大的负责人来谈一下情况，有些问题要同他们商量一下，如毛远新不当代表，没有通知他们那里。伯达同志起草的报告不是讲二月二十日交卷吗?没有说明延长时间的理由，作了决定又不办，不办又不报告。你们有一个三人小组，又不在一起议论，索性把小组取消，归中央文革碰头会议，大家来议，请总理负责。里程碑的问题，我不赞成写，你(指林彪——编者注)要讲，我就不赞成，写了没有益处。(林彪：讲是要肯定下来，这是历史形成的。)做报告不能什么都讲，什么都讲就不突出中心了。讲一个中心，围绕着讲一点别的，每次开会都有一个中心。关于中苏边境冲突，毛泽东说：如果苏联打到我们岸上，我们就打到他的岸上。苏联为什么这么挑衅，总有他的需要，不能说苏联、美国不想占领欧洲和亚洲，包括中国在内。

　　同日 晚上，圈阅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送审的各省、市、自治区革委会和各大军区参加九大的负责人来京商量提名九大代表问题的报告。报告附有拟于三月八日派飞机接来北京开会的各省、市、自治区和各大军区人员的名单，共一百二十三人。

　　3月9日 圈阅中央文革碰头会三月八日晚商定的九大筹备工作事宜的报告。

　　3月10日 审阅《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苏修叛徒集团猖狂反华只能是自掘坟墓》，批示：“照办。”这篇文章三月十一日在《人民日报》发表。

　　3月12日 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一一八厅召集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开会，讨论陈伯达起草的九大政治报告初稿。毛泽东说：政治报告只提刘少奇，其他不提。不能引证太多，引我的多了。列宁是帝国主义时代的马克思主义。现在还是帝国主义时代，无产阶级专政时代，没有变，所以不能提三个里程碑。报告主要是鼓气，但要讲点困难。对战争的问题一点未讲到。要提出矛盾来，讲清为什么要搞文化大革命。发明火，发明蒸汽机，是两次文化大革命，我们的文化大革命比这两次小得多，过几年，连印象都没有了，何必那样吹?还有十月革命嘛!中国革命是十月革命的继续，从十月革命学来的。会议决定由张春桥、姚文元执笔重新起草九大政治报告。毛泽东还说：我历来不主张把邓小平和刘少奇弄到一起。

　　3月上半月 审阅修改《红旗》杂志社论稿《总结经验》。将题目改为《关于总结经验》。主要修改有：对文中说的“形势是很好的。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是很高的”，毛泽东删去其中的两个“很”字。删去“毛主席高度重视群众的创造和智慧，以伟大的无产阶级天才从理论上科学地概括和总结了群众中根本性的、有普遍意义的先进经验”一句中的“以伟大的无产阶级天才”十个字。删去“毛主席这个极其重要的指示，应当引起我们各级领导同志的高度重视”一句中“极其重要的”和“高度”这七个字。修改后批示：“在碰头会上讨论后再发表。”这篇社论发表在三月十四日出版的《红旗》杂志第三、第四期合刊。文中用黑体字引用了毛泽东最近讲的话：“要认真总结经验。”“到一个单位去了解情况，要了解运动的全过程，开始怎样，后来怎样，现在怎样，群众是怎么搞的，领导是怎么搞的，发生过一些什么矛盾和斗争，这些矛盾后来发生了什么变化，人们的认识有什么发展，从中找出规律性的东西。”三月十五日《人民日报》转载这篇社论。

　　3月15日 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一一八厅召集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和陈毅、黄永胜、陈锡联、谢富治等开会，讨论国内外形势和九大准备工作。毛泽东说：总感到要打仗，美国和苏联的国防预算，都是历年来他们国家最高的。我们国家这么大，苏联、美国一口吃不下，让它进来，进来就好打了。九大这个会要准备一下，不准备真打起来怎么办?摆在我们面前的前途有两个，一个是促使世界革命运动高涨，走向直接革命的形势，一是帝国主义和修正主义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结果像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那样，帝国主义在战争中失败。我们是支持世界革命运动的，但更重要的是我们要备战。第三个五年计划甚至第四个五年计划，都要备战、备荒、为人民。关于总结文革经验落实政策的问题，毛泽东说：有几个地方落实政策很有问题，清华大学的经验有的大学根本没有公布。斗、批、改，清理阶级队伍，搞了很多人去调查，没有目的地乱跑，还有抓人、关人太多，统统放了。只要不是杀人、放火、放毒、破坏，至于写几条反动标语，那有什么要紧?就是叛徒、特务、死不悔改的走资派也要给出路，对走资派也要有区别。现在那么多教授、干部，不解放是不妥当的，我们历来讲坏人是少数，可以教育争取的是多数。光讲不行，要搞个文件发下去。要开个会，请总理讲一次，一是打仗的问题，一是总结经验、落实政策。关于九大的准备工作，毛泽东说：九大政治报告还没有写好，索性四月一日举行。九届中央委员会，书记处、常委会只搞一个，八大搞书记处，又搞常委会，重复了。我主张报告不讲二月逆流，他们有些气，也是可以原谅的嘛，共产党人不隐瞒自己的观点，他们都是公开讲出来的，要允许他们上九大主席台。

　　3月16日 经毛泽东审阅同意，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迅速掀起春耕生产新高潮的通知》。

　　3月中旬3月31日 审阅修改张春桥、姚文元起草的中共九大政治报告稿。在三月十六日送审的报告草稿第一部分上批示：“看了一遍，写得好，只需要个别词句的修改。”在三月二十一日送审的草稿第四、第五部分上批示：“一、四、五部分问题较少，略作修改就可以了。二、三部分问题较多，需要大修或重写，缺点是论点过多，近于集纳，可以考虑两部分合起来，把重复的删掉，不要去描述许多阶段，中央文革成员的名字一个也不要提。”在三月二十五日送审的报告修改第一稿上批示：“看了一遍，略有修改，大体可用。觉得还应压缩，把空话和不需要的形容词尽量删去。请林彪同志酌定。”毛泽东在这一稿上作的修改有：删去原文称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是划时代的光辉文献中的“划时代的”、“光辉”六个字;删去“从赫鲁晓夫到勃列日涅夫、柯西金(勃列日涅夫，当时任苏联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柯西金，当时任苏联共产党中央主席团委员、苏联部长会议主席。)之流”一语中的“柯西金之流”;删去“以刘少奇为首的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派”一语中的“最大的”三个字;将“查清了刘少奇反革命的真面目”改为“查清了刘少奇这个历史反革命的真面目”;将“把美帝、苏修送进坟墓”改为“把一切帝、修、反统统送进坟墓”。在三月二十八日送审的修改第二稿上批示：“请林彪同志审阅。退还张春桥、姚文元同志。有一些小的修改。”毛泽东在这一稿上作的修改有：删去了下面这句话：“毛主席的领导，毛主席相信群众、依靠群众高屋建瓴、势如破竹的伟大的无产阶级领袖的气概，是这场革命能够发动、能够克服各种阻力、能够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在“马克思和恩格斯逝世以后，第二国际的那些党，几乎全部背叛了马克思主义”这句话中的“第二国际的那些党”之后，加写“除了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以外”。在“广大的革命群众投入了战斗，一批批红卫兵起来了，革命的青少年成了勇敢的闯将”这句话中的“广大的革命群众投入了战斗”之后，加写：“北京大学写了一张响应中央号召的大字报。批判资产阶级反动思想的大字报迅速布满全国。”在三月三十一日送审的修改第三稿上批示：“林彪同志：又看了一遍，作了一些修改，主要是把第四节与第三节对调一下，末尾一小节当作第五节。这是郭沫若(郭沫若，当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常委、中国科学院革委会主任、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席、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主任。)同志提出来的，我觉得这个意见较好。是否可以，请你酌定。并告张、姚二同志。”毛泽东在这一稿上作的主要修改有：删去报告稿开头的一句话“在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主持下，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隆重地开幕了”。在报告稿中加写以下一些内容：“三年来，叛徒、特务、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反革命分子企图破坏我们这一支伟大的人民军队，没有能够得逞，就是因为人民拥护了军队，军队保护了人民的缘故。”“对于那些略有进步、开始有了一些觉悟的人们，就要从团结的观点出发，继续给以帮助。”“按照列宁主义的观点，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最后胜利，不但需要本国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努力，而且有待于世界革命的胜利，有待于在整个地球上消灭人剥削人的制度，使整个人类都得到解放。因此，轻易地说我国革命的最后胜利，是错误的，是违反列宁主义的，也是不符合事实的。”

　　3月18日 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一一八厅召集周恩来等开会，谈九大政治报告稿和国际问题。

　　3月22日 阅周恩来本日报送的关于苏联领导人就珍宝岛事件要求与我国领导人通话事，我方拟以外交部备忘录给以答复的处理报告，批示：“同意备忘录的立场，即准备举行外交谈判。”外交部的备忘录提出：“从当前中苏两国关系来说，通过电话的方式进行联系已不适用。如果苏联政府有什么话要说，请你们通过外交途径正式向中国政府提出。”

　　同日 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一一八厅召集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和陈毅、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开会，讨论中苏边境冲突和九大准备工作。谈到对外关系时，毛泽东说：缓和一点好，我们现在孤立了，没有人理我们了。谈到召开九大的问题时，毛泽东说：就在四月一日开大会，议程就三个，通过政治报告，修改党章，选举中央委员会，不要什么都搞。政治报告也不要什么都讲，报告上中央文革所有人的名字都不要写，只写我和刘少奇的名字。邓小平与刘少奇要有区别。谈到老同志的问题时，毛泽东说：老同志到工厂调查研究的工作搞得不错，你们几位老同志为国家工作，不要只管一个部门，聂荣臻不能只管一个国防科委，叶剑英不能只搞一个军事科学院，钻进去就出不来。要管宽一些，军事、政治、国内、国外，你们经验多一些。小萝卜头看不起你们，说你们老了，没有用了，我不赞成。老同志参加到九大各代表团中去，主席团一百七十五人，除少数老同志没有参加外，其他都参加了。二月逆流，在政治报告中不讲。我们还是要按过去的老规定，凡是能团结的，都应团结，允许人家犯错误，允许人家改正错误。大多数当作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不当敌我矛盾处理。当初整陈老总的就是整总理的。对陈老总现在还是保嘛。江渭清、谭启龙、张平化、赵紫阳、霍士廉(霍士廉，原任中共陕西省委第一书记。“文化大革命”中受冲击。1970年任陕西省革委会生产组副组长。)，要好好研究一下，究竟有什么严重问题，如果没有什么严重问题，只是这一次犯严重错误的话，过一段时间，群众的气消了，就可以解放他们。

　　3月26日 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一一八厅召集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开会，讨论九大准备工作。毛泽东提出：九大政治报告字数少了才有人看，长了没有人看。主席团的名单要酝酿。

　　3月下旬 阅周恩来三月二十五日关于九大主席团是否设常委的请示报告，表示主席团不设常委，设正副主席及秘书长各一人。

　　3月29日 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一一八厅召集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开会，讨论九大准备工作和中苏边境冲突。毛泽东说：三月二十八日修改的九大政治报告的修改稿，看了一下，大概差不多了，有几句话要删掉(指毛泽东在1969年3月28日送审的中共九大政治报告的修改第2稿上删去的话：“毛主席的领导，毛主席相信群众、依靠群众高屋建瓴、势如破竹的伟大的无产阶级领袖的气概，是这场革命能够发动、能够克服各种阻力、能够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有些话有后遗症，使将来的人不好办。还是引证太多，外国人看不懂。

　　同日 阅周恩来本日关于九大准备工作情况的报告。报告中说：在二十七日晚的碰头会上，我提出九大中委人数草案(中委一百一十五人，候补中委九十五人，共二百一十人)。毛泽东批示：“照办。中委人数恐须略为扩大一些。”

　　3月31日 阅周恩来本日关于准备同九大主席团预选成员和军队主要负责人协商，提议徐海东(徐海东，中共八届中央委员，在中共九大是主席团成员，并当选为中央委员。)为九大代表并参加主席团的请示报告，批示：“同意。明天宣布开幕式上主席台人数不宜太少，似宜有伯达、康生、董老、伯承(董老，指董必武。伯承，即刘伯承。)、朱德、陈云(陈云，当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等数人参加(1969年4月1日中共九大开幕时，陈伯达、康生、董必武、刘伯承、朱德、陈云都在主席台上就座。)，请考虑酌定。”各代表团分头酝酿通过的大会主席团名单原定一百七十五人，因临时增加了徐海东，共一百七十六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