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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抗还是不抵抗?

作者:小庄 发布时间:2022-12-02 09:34:18 来源:八角楼上 字体:   |    |  

  1937年,也是这一年的12月初,中国抗日战争史上面临着一个最严峻的抉择时刻——民国政府的国都南京即将面临日军的全面进攻。尽管国民政府早已做好心理准备,并宣布了迁都,但是无论如何南京仍是国民政府的首都,首都被敌军攻击和占领,不但是国际关系史上的严重事件,而且对于被侵略的国家来说,也将是一场空前深重的灾难。

  于是,关于日军进攻南京这件事上,抵抗还是不抵抗成为了当时一个激烈的争论焦点。

  这些争论的意见里面可以总结为四种:

  第一种:不抵抗。不抵抗的理由很简单:抵抗了也没用,从战术上说,南京是个绝地,敌人可以三面合围,而北面又阻于长江,无路可退。以国军的战斗力,无论如何不可能守住南京,也就是说,南京在日军攻陷下,必然会被攻破。与其如此,倒不如我们自己宣布南京为不设防城市,以免敌人借口烧杀平民。

  第二种:象征性抵抗。这一派的判断同样建立在最终无法守住南京的依据之上。他们认为:“应该坚持持久消耗的原则,不应该在一城一池的得失上争胜负”。但是呢,碍于国际影响,以及担心民众对于国民政府抗战意识坚定性的怀疑,再加上南京很多难以迁走的民众呼吁保卫南京的声音,因此,完全不抵抗是不行的。于是得出策略:象征性的留下十二个团,至多十八个团作抵抗,抵抗的同时部署好主动撤退的方案。

  第三种:坚决抵抗。应该说,坚决抵抗的这一派,并不是因为他们认为南京可以守得住,同样地他们心里也很清楚,南京最终是守不住的。他们的理由是:“南京是我国的首都,全国人民都看着它,又是孙总理的陵墓所在,哪怕流尽最后一滴血,哪怕守不住,也要用生命去坚守。”

  除了以上三种意见之外,还有第四种与前三种有原则不同,那就是干脆投降。这一派的代表人物就是汪精卫和周佛海等人。他们的理由是:“我们所谓的抵抗,无他内容,其内容只是牺牲。因此,求和固然会吃亏,那就老实的承认吃亏,并且求于吃亏之后,有所抵偿。”

  应该说,以上四种意见里面,除了第四种之外,前三种不能说他们是什么投降主义,而是在面对不可更改的局面下,试图寻找一种相对的最优解。尽管前三种意见存在着分歧,甚至是完全不同的观点,但是前三种意见也仅仅是策略和观点之争,不能都说是立场原则之争。他们虽然各有各的理由,但是这些理由都有各自的依据,这些依据也都立得住脚,绝非凭空杜撰。

  所以,除了汪精卫所代表的第四种意见之外,前三种意见所暴露出来的问题不是是非层面的对错,而是策略层面的困境。更值得当时所有人都思考和忧虑的问题还在于,南京沦陷以后又该怎么办?下一个城市又是哪里?抗战胜利的希望又在哪里?

  有人说是持久战,不争一城一池的得失。这种说法听上去似乎是有道理的,然而当时国民党所提出来的持久战却根本经不起任何的推敲。因为,只有有希望的持久,才是可以坚持下去的,没有希望的持久,必然难于坚持。

  什么是有希望的持久?并不复杂,那就是在抗战的过程中,农民要吃饭,百姓要生存,生产要发展,经济能持续。没有这样的条件,仅仅是说持久,那这种持久带来的将是绝望和无助。而且,没有经济和生产上的发展,你又拿什么物质基础去支撑持久的作战呢?

  物质基础一旦瓦解,焦虑失望、妥协悲观的精神力量必然随之动摇,那时候既没有物质基础,精神力量又动摇,持久战也就失去了源源不竭的动力。此时,随着残酷战争的继续发展,矛盾就会迅速激化。要抗战,就要财政支撑,要兵源支撑,要物资支撑,还要精神支撑。于是政府就必然要求群众更加配合,比如募兵,比如增税等等,总之,民众要更加配合才行,这就必然导致基层矛盾的激化。

  作为百姓,我都吃不起饭,看不起病,生活都难以维系了,我还怎么支持和配合?这不是个愿不愿意配合的问题,而是一个还能不能配合得下去的问题。

  作为当时的国民政府,如果还要继续抗战,那么就必然要有源源不竭的物资力量和精神力量,这些力量归根结底有又都来自于百姓和民众。于是,在攫取这种物资和精神力量的时候,越是进入艰难阶段,各种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形式主义,一刀切的方案就越是随之而至。再加上不可避免的汪精卫之流,发国难财的资本家,投机倒把的官僚资本团体从中作梗,外部势力再推波助澜一下,持久战的希望也就极其容易破灭了,民众的怨气也会越积越多。

  这就是当时国民政府所面临的极端困境。

  如果我们把自己的思路带入到国民政府的视角里去,就会发现换谁都难以摆脱这种困境,因为不管上述三种意见里面的哪一种,都仅仅只是各自代表了一部分人的诉求,且各自的诉求都有合理的成分。

  所以,当人们问及这种国民党号召的持久战,到底坚持下去的动力是什么的时候,国民政府根本难以回答。蒋介石在当时能说的也就是一句话:“坚持下去,待国际形势大变,中国当可转危为安”。

  把持久战的动力寄希望于国际形势之转变,毫无疑问是穷尽办法之后的无力与消极,是一种机会主义式的等待。可以说,当时的抗战,已经不是一个简单的军事问题和政治问题,它同时还是一个社会问题,生产问题,经济问题,背后同时还是一个哲学问题。

  说它是军事问题和政治问题,甚至说它是社会问题和经济生产问题,大家都好理解,但是为什么还说这是一个哲学问题?

  我们只需要看一下当时的毛主席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的就很清楚了。

  我们主张全国人民总动员的完全的民族革命战争,或者叫作全面抗战。因为只有这种战争,才是群众战争,才能达到保卫祖国的目的。国民党主张的片面抗战(即:单纯政府的片面抗战),虽然也是民族战争,虽然也带着革命性,但其革命性很不完全。片面抗战是一定要引导战争走向失败的,是决然不能保卫祖国的。——《毛选第二卷,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

  什么意思?归根结底,是要发动群众起来,走一条全民抗战路线,否则不管怎么选,不管采用何种策略,最终的结果都是失败。

  换句话说:只有全民抗战,才是支撑持久战进行下去的源源不绝的动力。而这个全民抗战,绝不仅仅是一个策略问题,甚至不仅仅是一个路线问题,它有自己的哲学根据,这个根据就是你相不相信这句话: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动力

  只有把一切路线和策略的立足点,放到人民群众身上,才会有一条真正的所谓全民抗战的路线,而是否真的相信群众才是历史创造者,这就是一个最基本的哲学问题。

  这条路线是抽象的吗?是口号式的吗?不是的,它在当时有着非常明确的含义。这些含义主要包括这样一些内容:比如:放开群众的言论自由,允许群众有结社自由(即结成各种抗日团体),允许工人罢工自由,尤其是允许群众发起减租减息、废除高利贷、分田分地的自由,改革政治机构以建立民众意见反馈机制,改革军队以建立官兵一致、兵民一致的人民军队等等。

  这些自由和改革措施,会不会带来一些动乱?一定会的,然而这就回到了我们前面所说的那个哲学问题,归根结底你相不相信历史是群众创造的?你相不相信群众里大多数都是好人?你相不相信群众身上那些盲从的缺点、自私狭隘的缺点是可以在斗争中引导和克服的?我们常说的,信仰马克思主义的意义,也就在于此。

  回到具体的问题上,毛主席所写的《论持久战》与当时国民党提出的持久战有什么根本的不同吗?当然是有的。

  这个根本的不同就在于:八路军所发动的持久战,是建立在以群众来提供源源不绝的动力为基础的。而提供这种动力的方法就是上述所说的减租减息、废除高利贷、分田分地以发展生产,发展经济,建立民众言论反馈机制等等。

  所以,为啥当时虽然国共建立了统一战线,但是局部的斗争却始终此起彼伏,原因就是八路军一边在抗日,一边在发动对地主的减租减息、废除高利贷等等运动。没有这些运动,群众路线就是一句空话,没有这些运动,生产和经济问题就无法从根本上解决,没有这些运动,就没有支撑持久战进行下去的物资力量和精神力量。而这些运动,就是为了从根本上解决群众失业,百姓失去土地耕种,物资没有保障,精神无法唤醒的问题的根本措施和办法。

  这就是毛主席所说的全面抗战与片面抗战的根本分歧所在。当时有很多文人墨客写文章批判我党,说什么国军在前面浴血奋战,你们却在后方减租减息,是何道理?

  其实道理一点也不复杂:支撑抗战的根本力量,不在政府,不在军队,而是在群众。也只有立足于此,才会有源源不竭的力量,于是在后来无数的艰难困苦面前,在无数的虎豹财狼面前,我们才始终有足够的底气喊出那句话:他们要打多久,就打多久,一直打到完全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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