究竟谁犯了“阶级斗争扩大化的严重错误”？

　　一个时期以来，境内外反共反社会主义的敌对势力一度掀起非议、否定和攻击社会主义制度和伟大领袖毛主席的狂潮。正是在这样的关键时刻，据《光明日报》2011年11月30日报道，由中国中共文献研究会毛泽东思想生平研究分会和广州大学共同主办的“毛泽东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学术研讨会，日前在南方系老巢广州召开，与会代表踊跃发言、热烈讨论和交流，有力地回击了境内外敌对势力对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别有用心的恶毒攻击、污蔑和否定的嚣张势头。与会代表满腔热情、高度一致地肯定毛主席的功勋、思想及其指导地位，就像正对反毛主席、否定毛泽东思现象迷茫不解而非常愤怒的人们，突然说出肺腑真言和良心论述，令人格外感慨和欣慰!

　　特别是2013年12月2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召开的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讲话，全面肯定和赞扬了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丰功伟绩、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使全党和全国人民吃下定心丸，令人欢欣鼓舞和精神振奋!但是，党内一度出现不妥言论，以至社会上黑恶谬论横行，党内不妥言论特别是错误说法，如“‘阶级斗争扩大化’和‘文化大革命错误’”的说法，甚至有人还怒气冲冲地胡说：“文化大革命不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毛泽东犯了“阶级斗争扩大化的严重错误”、“错误地发动了文化大革命”等等。这些言论绝对不是某个人一时心血来潮的说法，而是代表着资本主义敌对势力，影响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和危害性。敌对势力否定文化大革命，反对阶级斗争和继续革命，这是历史的必然性。新中国成立以来，地主资产阶级等资本主义敌对势力不甘心失败，枉图复辟资本主义的狼子野心始终难以改变。他们多年来散布的反动谬论流毒至今尚未肃清，不能不严重消极影响到党和人民的思想统一和奋进精神、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以及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运动。

　　我们首先分析一下“‘阶级斗争扩大化’和‘文化大革命错误’”的说法。其实阶级斗争和文化大革命，就是根据国情和毛主席关于“严重的问题在于教育农民”、“要认识和重视阶级斗争”、“要反修防修”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等理论，广泛开展了社会主义政治思想教育等运动。首先开展了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也是一场不得不进行的阶级斗争。所谓的“扩大化”，主要体现在运动中出现复杂化的局面及其“轰轰烈烈”之上。后来的文化大革命是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继续与发展，也就包含着阶级斗争问题。由此有人提出所谓“阶级斗争扩大化”和“文化大革命严重错误”等说法。提法之人是分开说的：“阶级斗争扩大化”和“文化大革命严重错误”。“阶级斗争扩大化”实际上既指新中国成立后的整个毛主席时代，又指十年文化大革命时期这个阶段。

　　关于“阶级斗争扩大化”。我们首先必须澄清一个基本事实，到1956年已全面完成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并即将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初步建设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并开始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走向正规化发展时，毛主席为了集中精力研究党和国家建设重要理论、国际关系和共产主义运动等重大理论问题，进行中央领导层分工，就退居第二线了，让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和邓小平等在第一线主持工作，意在放手培养中央接班人，这是不可否认的客观事实。然而毛主席关于“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和“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重要论述，是在1962年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发表的。特别强调“阶级斗争”，只是在文革时期才“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1962年至1966年文革开始前的4年中，基本没有强调阶级斗争的口号，人民群众基本还是陌生的，这是众所周知的。如果有的话，也只是这几年之内官方的内部文件和各级领导干部知情。而那个“阶级斗争扩大化”说法，实际是指建国至文革前这段时期的“一个运动接着一个运动”，建国初的三反、五反和镇压反革命的运动、1957年的反右斗争、1958年后相继大跃进高潮、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四清运动。建国初期的三反、五反运动和1957年反右斗争，其中包含着一定的阶级的斗争，这是历史阶级斗争的继续。所谓的“继续”，就是指1949年新中国的建立标志着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买办资产阶级的反动统治已经被推翻，新的人民政权已经建立，原先的统治阶级虽然被推翻，但这个阶级的旧意识形态和影响还存在，地主和民族资产还存在，反革命敌对势力还没有被消灭，旧社会遗留痕迹的残余影响还在，阶级斗争就是不可避免地存在。

　　建国初期的“三反”、“五反”运动是1951年底到1952年10月，在党政机关工作人员中开展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和在私营工商业者中开展的“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骗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斗争。新中国成立后，毛主席确实看到了资产阶级的反抗、破坏和腐化活动“糖衣炮弹”对党和国家的严重危害。毛主席和党中央及时发动了三反、五反运动，并亲自批示枪决了腐化变质的大腐败分子刘青山和张子善。三反和五反运动，打退了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为实现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为了确保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战争的胜利，同时开展了镇压反革命破坏活动的运动。国民党特务、反革命分子和地富反坏右沆瀣一气、暗中勾结，大搞暗杀和破坏活动，严重地影响了新中国的稳定和红色政权的巩固，难道不该反对、不该肃清吗?

　　关于1957年的反右斗争，我们在网上看到一篇权威人士的文章，关于当时反右斗争的真实情况，网友转发时又附加了一个副标题“还毛主席一个清白”，可惜，后悔没有下载保存。其大意是：由于共产党政策的宽大，才有今天给自己背上“反右斗争扩大化”的黑锅，是“农夫和蛇”悲剧的重演。新中国政权的建立，各行各业和各部门也需要大量管理人才。对国民党政府遗留下来的各层级原工作人员，只要拥护共产党的领导，接受人民的监督和改造，就给以宽大政策，也给予安排工作。可是有些人从思想上并没有接受改造，总想回到他们失去的天堂，一有机会就蠢蠢欲动，向党和国家进攻。当然也不排除国内外敌对势力的干挠破坏因素。这场斗争也是一场不得不进行的严肃阶级斗争。毛主席当时估计全国右派顶多也就5000人，结果经第一线主持工作的刘少奇和邓小平在反右过程中竟处理了55万多人。刘邓因为刚开始在第一线主持工作，毛主席不可能不信任和随便怀疑吧?也不可能事事都操心，起初总不能急于指责和纠正吧!真如俗话说的“猪八戒倒打一耙”!这个“55万人”“扩大化”的大帽子后来反而扣到毛主席的头上，显然他们早有预谋，居心不良!

　　以上是1953年和1957年的两次运动，是建国初期国民经济改革和发展中，与资产阶级腐蚀和反抗，以及国民党反动派遗留人员破坏有直接关系。大跃进、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四清”运动这后三次运动中，主要就是广泛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后来提出“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是因为我们党内一些领导同志认为“搞了大半辈子革命，现在该享享清福了”，他们以权谋私，多吃多占，贪污犯罪，腐化堕落，已经演变为新生资产阶级分子，成了货真价实的走资派。党内矛盾和认识分歧，发展到两种思想、两条路线、两条道路的斗争，最后这必然是两个阶级斗争的反映，导致毛主席被迫不得已发动文化大革命。即使这样，毛主席仍然从长计议，心存善念，语重心长，重在教育，极力挽救。

　　后三个教育运动，因为有内在联系，关系密切，所以就集中在一起来分析。大跃进运动是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设会主义，是积极的，也是正确的。周恩来总理在七千人大会上讲话时总结指出：“‘三面红旗’(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经过实践的考验，证明是正确的。从建设社会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来看，今后将会更加证明‘三面红旗’的正确和光辉。”“我们的缺点和错误虽然严重，但是，它是属于执行中的具体政策和具体工作的问题，不是‘三面红旗’本身的问题。”这些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恰恰是由于违反了总路线所确定的正确方针，违反了毛主席的许多宝贵的、合乎实际而又有远见的意见才发生的。”(注：这最后一句话，在新版周总理文集中竟被改革精英们有意删除了。)

　　新中国刚建立，社会主义建设刚起步。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经过两三百年的努力，已经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苏联是社会主义国家，已演变为社会帝国主义，它们时刻威胁我国，进行经济封锁和军事挑衅。所以新中国必须艰苦奋斗，勤俭建国，奋勇追赶，力争超越，尽快摆脱贫困落后状况。大跃进运动就是艰难探索，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并勒紧裤腰带，力争加速发展。在三年自然灾害和苏联逼债出现严重困难，在一线主持工作的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的发言竟然说，“因大跃进造成目前的困难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他倒说对了，承认了天灾，也承认了人祸，但是对这“七分人祸”并没有承担他自己直接领导的责任。退居二线的毛主席作为党的主席是主要领导人，深入基层，调查研究，及时发现问题所在，反而以博大的胸怀，主动承担责任，并鼓励同志们努力改进，继续艰苦奋斗。而第一线直接负责领导工作的刘少奇却存心躲避责任。大跃进中出现的“瞎指挥”、“浮夸风”、“高指标”、“大食堂”、“共产风”是谁直接催促基层狂热搞起来的?1958年初《人民日报》主编吴冷西受到毛主席的两次召见，再三叮嘱：“《人民日报》宣传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结果“顶不住一线领导的压力，随了大流”，大量报道了弄虚作假及其运动狂潮。事实胜于雄辩，而刘少奇却只字不讲自己的责任，无情地把这个“七分人祸”的大帽子扣到“大跃进”及其发动者毛主席的头上，用心何其险恶?(详见吴冷西《忆毛主席》、《杨尚昆回忆录》和1958年《人民日报》的大量报道)

　　与“阶级斗争扩大化”说法有直接关系的那就是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和四清运动。对于如何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毛主席和刘少奇就有严重分歧。1963年10月至11月，毛主席关于印发和宣传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两个文件的批语、通知和对《后十条》修改文件的前言中明确指出：“总之，要使全国人民家喻户晓，做一次伟大的宣传运动。这样一来，一切党内外干部，一切战士，一切人民，都会大进一步;地、富、反、坏、右的大多数人，也会受到教育，得到改造。”而刘少奇却直接领导和迫使各级主要领导干部，还特别保护犯错误的领导干部，把斗争矛头对准广大农村基层干部、社员群众和地富反坏右。毛主席极力反对，认为基层干部主要是教育问题，只要认识到错误和改正了仍可以继续重用而不能随便打倒;地富反坏分子已经被打倒了，右派分子也已打倒和戴帽了不是重点，教育社员群众，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因为存在严重分歧，就出现了1963年5月20日党中央颁发了“前十条”，仅隔三个月刘少奇又颁发了有争议的“后十条”。1964年12月28日，中共中央不得不下达《关于印发〈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的通知(即二十三条通知)》。这个文件再次明确地传达了毛主席的指示：“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不论在什么社队，都不许用任何借口，去整社员群众。”实际上否定了刘少奇搞《后十条》扩大打击面整社员群众的问题。三个文件和具体运作不同情况就摆在面前，请问：究竟又是谁在搞“阶级斗争扩大化”?

　　毛主席在1962年八届十中全会上的讲话，关于“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和“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论述，已经形成党的正确理论，得到全党的拥护。此时毛主席和刘少奇就农村走社会主义道路(集体化)，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包产到户，分田单干)的问题，就已经有严重分歧和斗争。从后来毛主席实际上几乎被架空、非常艰难地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情况来看，这几年抓“阶级斗争”问题谁给以落实了呢?当时我们也参加并见证了农村社教运动，也没有人喊“阶级斗争”的口号，怎么就有了“扩大化”呢?阶级斗争是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出现的新情况，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并没有主动搞什么阶级斗争。四十年来的改革开放，不少领导干部与资本家相勾结而腐化变质，哪一年没有反腐败斗争?严重的阶级斗争是客观存在，谁出来强调抓阶级斗争了?

　　以上分析，由新中国成立到四清运动一系列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并不存在毛主席搞“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问题。恰好相反，所谓“阶级斗争扩大化”的论调栽赃污蔑了毛主席。那么这一系列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该不该搞呢?从如今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没有群众性教育运动的自由化发展的结果，以权谋私，内外勾结，数以万计的贪污腐败案件，甚至还有系列“毒教材”、“国有资产大量流失”等案件不断发生，事实也明确警示：不仅应该搞，而且还必须坚持搞。多年来的反腐败斗争，不就是阶级斗争和教育运动吗?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就必须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并坚持无产阶级专政。

　　所谓“文化大革命严重错误”问题。“文化大革命”是左右之争最为敏感的话题，也是毛泽东思想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与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伟大领袖毛主席把文化大革命看做他一生当中所干两件大事之一，可见文化大革命在毛主席战略心目中的分量是多么重要，也是全党全国甚至举世瞩目的重大事件。1927年毛主席第一次上井冈山，以武装斗争开辟了第一个革命根据地和红色政权，由此发展壮大，坚持近30年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迎来了一个光辉灿烂的社会主义新中国。1965年毛主席重上井冈山，正是文化大革命兴起的前夜，预示着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决心和部署。我们评价文化大革命的正确与否，既要看清毛主席当时所处国内外形势，又要明白毛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根本目的。当时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已经被美帝国主义“和平演变”成为社会帝国主义和修正主义国家而解体、四分五裂并全面复辟了资本主义。国内60年代初，围绕着坚持农村合作化集体主义，还是硬搞“包产到户”“分田单干”，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重大理论与实践的问题，毛主席与刘少奇就有明显的理论分歧和路线斗争，而且情况越来越严重，党和国家面临“和平演变”、资本主义复辟的现实危险性。部分地区已经推行了刘少奇“包产到户”、“分田单干”的路线和政策，农村两极分化很快。毛主席为了反修防修，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维护党的纯洁性，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1966年5月16日至1976年10月之间毅然发动并开展了文化大革命。由于问题出自文化领域，即旧社会上层建筑遗迹，特别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及其错误思想导致错误路线，所以这场运动称之为文化大革命，全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简称文革。又由于文化大革命进程中，遭遇林彪和江青、刘少奇和邓小平形左实右不同错误的严重干挠和破坏，给党和国家造成极其严重的混乱。其实，1966年，刘少奇、邓小平并未被打倒，走资派们还在走，两条路线的斗争还处于胶着状态。刘邓于6、7月份派遣工作组进驻学校，企图转移文化大革命的斗争方向，挑动群众斗群众。而且红卫兵兴起之际，有人还乘机指使其子女动员高干子弟，鼓吹封建主义“血统论”，搞起所谓“红色串联”，甚至组织“西纠”、“东纠”、“海纠”及其“联动”反动组织，疯狂进行打、砸、抢、抄、斗、杀，甚至大搞武斗等等，力图“保爹保妈”，把运动矛头转向群众，把水搅浑，打死了不少人，极其严重地干挠和破坏文化大革命，搞乱人们的思想和社会秩序，手段无不用其极，造成极坏的政治影响和后果，反而把所谓“十年动乱”罪名扣到毛主席头上，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这在邓小平1968年致中央《我的自述》和1967年4月邓榕对邓小平的揭发信中都有交待。其实，只要从行为动机去深入分析，就不难得出正确的结论来。在他们看来，谁不“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谁不发展资本主义，搞什么都是错误的，甚至是“严重错误”。

　　中共中央1966年5月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和8月召开的八届十一中全会，是“文化大革命”全面发动的标志。两个会议先后通过的《中共中央通知》(简称“五·一六通知”)和《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决定》(简称“十六条”)，以及对中央领导机构进行了改组，使毛主席的路线和方针政策占据了主导地位。“文化大革命”艰难运行的客观历史事实，充分证明毛主席首倡和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决策是正确的，既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也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我们进一步引用和学习毛主席当时的英明预言、主要论述和现实情况来分析和反驳所谓“文化大革命严重错误”的言论。毛主席的英明预言、主要论述和现实情况如下：

　　(一)多年来，我们党内斗争是没有公开化的。一九六一年七千人大会，那时我讲了一篇话，我说修正主义要推翻我们，如果我们不斗争，少则几年，多则十几年或几十年，中国就可能改变颜色。这篇讲话没有发表，不过那时已看出一些问题，六一年到六五年期间，为什么说，我们有许多工作没有做好呢?说的不是客气话，说的是真话。

　　(二)“我为什么把“包产到户”看得那么严重，中国是个农业大国，农村所有制的基础如果一变，我国以集体经济为服务对象的工业基础就会动摇，工业品卖给谁嘛!工业公有制有一天也会变。两极分化快得很，帝国主义从存在的第一天起，就对中国这个大市场弱肉强食，今天他们在各个领域更是有优势，内外一夹攻，到时候我们共产党怎么保护老百姓的利益，保护工人、农民的利益?!怎么保护和发展自己民族的工商业，加强国防?!中国是个大国、穷国，帝国主义会让中国真正富强吗，那别人靠什么耀武扬威?!仰人鼻息，我们这个国家就不安稳了。”

　　(三)没有这场文化大革命，我们毫无办法。讲了多少年了。虽然我的名声很大，但他们还是那么搞法。在北京就是没有人听我的话，《人民日报》就不听我的话……为人民服务，我们党过去也讲了许多。但我有怀疑，有的人到底是为人民服务还是为资产阶级服务。……刘、邓是反对这篇文章的，文章发表后全国转载了，北京不转载。那时我在上海，我说把文章印成小册子各省打印发行，就是在北京不打印发行，彭真通知出版社，不准翻印。北京市委是水也泼不进，针也插不进。

　　(四)我多次提出主要问题，他们接受不了，阻力很大。我的话他们可以不听，这不是为我个人，是为将来这个国家、这个党，将来改变不改变颜色、走不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我很担心，这个班交给谁我能放心。我现在还活着呢，他们就这样!要是按照他们的作法，我以及许多先烈们毕生付出的精力就付诸东流了。”

　　毛主席的以上英明预言、四段重要论述和例举的客观事实，充分表明毛主席忧患人民、忧患党，忧患新中国发展前途，为党为国为民呕心沥血的担忧和预言，永恒地期望中国共产党、社会主义新中国永不变色，不仅中国各族人民而且全世界人民都解放、都共同富裕和文明进步，永恒地期望共产主义的旗帜红遍全球。伟大领袖毛主席晚年几乎被架空，两条路线、两条道路的斗争实际已经上升为两个阶级的尖锐斗争了。历史事实一再证明，毛主席既没有搞“阶级斗争扩大化”的理论，更没有搞“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实践，恰恰相反，是始终坚决反对“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实质，就是要不要坚持无产阶级专政、走不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根本性重大问题。毛主席和党中央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始终坚持实行人民民主专政，是因为民主革命的对象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买办资本主义，革命的依靠力量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革命的领导力量是工人阶级，革命的核心领导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建立新中国后，经过三年国民经济恢复和三年社会主义改造，新中国已经进入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及其资本主义旧制度、帝国主义在华势力和地主资产阶级已经基本消灭，人民民主专政的历史任务已经完成，代之以无产阶级专政。但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买办资本主义的影响，及其旧上层建筑的残余，特别是旧意识形态还将长期存在，阻碍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正常进行，彻底消灭这些旧社会遗留痕迹，以及全面建成社会主义，还将是中国共产党人和新中国各族人民长时期艰苦奋斗的重大历史任务，更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根本历史任务。

　　坚持还是不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始终是辨别真假马克思主义的分水岭和试金石。毛主席不仅早就论述清楚了无产阶阶专政的理论问题，新中国成立以来始终坚持了无产阶级专政，而且创立了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首次伟大实践。但是，有些党员领导干部，加入中国共产党以来始终没有承认或者坚持过无产阶级专政。例如“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说法，是建国初期刘少奇作为党中央副主席，未经毛主席同意，擅自以中央的名义提出的所谓“战略任务”。1951年3月28日，刘少奇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的报告中公开提出：“中国共产党的最终目的，是要在中国实现共产主义制度。它现在为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而斗争，将来要为工业国有化，农业集体化，即为转变到社会主义制度而斗争，最后要为实现共产主义制度而斗争。”(《党史研究与教学》1989年第4期。)这就是说，新中国成立以后就是要继续坚持新民主主义制度，不要继续革命，不要继续前进，还要依靠资产阶级来发展经济，让资产阶级放手发展资本主义，放手剥削工农劳动人民。1949年4月，他曾到天津市召集资本家开座谈会，赞扬和鼓励资本家“剥削有功”。历史档案表明，类似资本家“剥削有功”的话，刘少奇曾在不同场合先后多次宣讲，如同年5月12日在全国青年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5月19日在北京市干部会议上的讲话，8月28日在东北局干部会议上的讲话，直到1950年1月23日同安子文等人的谈话中还强调讲：“现在剥削是救人，不准剥削是教条主义，现在必须剥削，要欢迎剥削，工人要求资本家剥削，不剥削就不能生活。今年关内难民到关外去，要东北的富农剥削他，他就谢天谢地。”这哪里有半点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之一的刘少奇，竟然这样不厌其烦地一再向党的各级干部这样明白无误地强调讲话，显然是经过周密考虑的长远之计，并非一时脱口而出的失言。﹙《百年潮》杂志1998年第6期。﹚这就是不要无产阶级乘胜继续革命，即不要急于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不要急于三大改造，实质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不要转变为无产阶级专政。这样的说法绝不是偶然的，如刘少奇早在1939年7月在延安马列学院作《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演讲报告，引用了不少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和毛主席的论述，特别是列宁关于如何应对“资产阶级反抗”的一大段论述，却偏偏删除了“无产阶级专政是必要的”这个最根本的核心词句，长期始终避讲无产阶级专政。﹙见1939年在延安出版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单行本，晋绥新华书店印制。﹚这样离经叛道的言行，必然反映腐化变质者的世界观、政治立场和思想路线，露骨地代表着资产阶级的利益。归根结蒂一句话，谁反对“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和发展资本主义、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道路、无论搞什么运动、革命和建设，他们就统统都反对。

　　伟大领袖毛主席领导、创建和发展壮大起来的中国共产党，绝不是苏联共产党。我们党既经历了长期革命战争烈火的锤炼和洗礼，又经受了几十年反修防修继续革命斗争的洗礼和考验，谁想篡党夺权，改变颜色，复辟资本主义，是很不容易的。温铁军教授在他的《苏联解体30周年感言》中指出：“抚今追昔，中国确有人在八十年代已经准备好了类似于苏联解体的方案，只是被战争洗礼过的老同志干预而没有出台。”“无论如何，我们不能忘记30年前苏联解体的教训。”这就是说，毛主席刚逝世、文革刚结束不久，有人就迫不及待的上位，要搞大变天、大分裂、大复辟，以权谋私，搞资本主义，不但他们“要享享清福”，还要让他们的子孙后代牢牢掌握政权，坐享其成。真是好险啊!好在立即遭到久经革命锻炼和考验、立场坚定、觉悟很高的老革命、老领导、老将军们的坚决反对，未能公然得逞。习近平总书记一直特别强调，我们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不能忽视执政周期律，坚持反腐败斗争，严防“和平演变”，既要接受人民监督，又要自我革命，坚持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我将无我，艰苦奋斗永远在路上。这真是党和人民继续革命、不断前进之大幸，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越来越近、终将实现之大幸啊!!

　　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总而言之，真正的共产党领导人，只能是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做到“两个务必”，既接受人民监督，又坚持自我革命，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努力工作，终身为实现共产主义伟大理想而英勇奋斗者，也只有这样才能永远保持中国共产党的无产阶级先进性、纯洁性、革命性和战斗性，为实现共产主义伟大理想而奋斗到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