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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明|毛主席与《国际歌》

作者:秦明 发布时间:2022-05-08 08:27:37 来源:子夜呐喊 字体:   |    |  

  会唱《国际歌》的不一定是真正的共产主义者,但害怕、反对《国际歌》的一定不是共产主义者。

  1871年6月1日,在革命群众掩护下离开的巴黎公社委员欧仁·鲍狄埃,在经历了五月流血失败的第二天,怀着极其悲愤的心情写下了震撼寰宇的宏伟诗篇《国际》,向全世界宣告公社精神的永生。1887年,工人作曲家皮埃尔·狄盖特为这首诗篇谱曲,于是就有了后来的革命者广为传唱的这首《国际歌》。

  正如列宁在纪念欧仁·鲍狄埃逝世25周年时所盛赞的:

  一个有觉悟的工人,不管他来到哪个国家,不管命运把他抛到哪里,不管他怎样感到自己是异邦人,言语不通,举目无亲,远离祖国,一一他都可以凭《国际歌》的熟悉的曲调,给自己找到同志和朋友。世界各国的工人相继歌唱自己的先进战士、无产者诗人的这首歌,并且使这首歌成了全世界无产阶级的歌。

  1920年,中国的一些刊物就陆续出现过《国际歌》未附曲的中文翻译的各种版本,并在进步青年中广泛传播,后来成为中国革命领袖的毛主席大约也是在这时最初接触到《国际歌》的。

  电影《1921》中有一大结束后代表们在红船上低声唱《国际歌》的片段,笔者没有查到出处,不知是否符合史实。比较可靠的说法是瞿秋白在中国最早译配并唱响了《国际歌》,并于1923年6月20日中共三大闭幕后,在广州黄花岗,向全体代表教唱《国际歌》。

  毛主席在中共三大首次进入党的领导核心

  此后,《国际歌》便与毛主席的一生结下了不解之缘。

  1926年,在纪念巴黎公社起义55周年之际,广州各界万人唱响《国际歌》。纪念日当天,毛主席发表了《纪念巴黎公社应注意的几点》讲演,大力弘扬巴黎公社的革命精神;

  三湾改编后,毛主席将“支部建在连上”这一重要制度付诸实践,并明确提出“举行入党宣誓仪式还应加唱《国际歌》一项议程”;

  1927年10月,毛主席在井冈山建立了中国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后,亲自教红军战士和当地群众唱《国际歌》;

  1930年7月-9月,由于左倾错误路线的干扰,红军由福建汀州出发攻打大城市长沙,损失惨重,9月13日毛主席果断下令撤围退军,并在退军时写下了《蝶恋花·从汀州向长沙》,末尾两句写道,“国际悲歌歌一曲,狂飙为我从天落”,写出了工农革命军顽强和昂扬的斗志;

  1938年除夕夜,延安中央组织部礼堂举行新年晚会,毛主席对现场的干部和群众号召说,“我们大家唱个《国际歌》吧!”接着,便脱下帽子并兴奋地为大家领唱;

  1945年5月,毛主席在作《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的选举方针》时讲道:“我们党要使人民胜利,就要当工具,自觉地当工具……这是唯物主义的历史观,就是《国际歌》上所讲的,‘不是神仙,不是皇帝,更不是那些英雄豪杰,全靠自己救自己’。”

  新中国成立以后,三大以来的党代会合唱《国际歌》的流程被延续了下来;1964年国庆,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5周年,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首演,使用歌曲《东方红》作为开始曲,《国际歌》作为结束曲——这样的形式成了文革期间大小会议的惯例。

  1969年,著名钢琴家殷承宗在创作钢琴协奏曲《黄河》时,专门带着创作小组到黄河沿岸体验工农兵的生活将近一年,完美地将《东方红》和《国际歌》的旋律融入到协奏曲第四段《保卫黄河》,并成为全曲最重要的点睛之笔。经过了“风在吼、马在啸”的战斗情绪铺垫,《东方红》的插入(下面视频的19分51秒开始)为整曲迎来了一个高潮,浴血奋战的结果不正应该是红日东升、人民幸福吗?其后在小插部引入的《国际歌》(下面视频的21分01秒处)又为全曲带来了理想主义的升华:救亡图存的主题进一步升华为人民得解放、英特纳雄耐尔在全球实现的崇高理想。此曲一鸣惊人、享誉海外,周总理听完之后激动地喊出“星海复活了!”

  毛主席逝世以后,殷承宗遭遇四年审查,艺术生涯几近毁灭。“道不行,乘桴浮于海。”经历风雨的殷承宗几经曲折到了美国,在卡内基音乐厅演奏自己的黄河协奏曲;而国内在80年代演出的版本却将其中的“东方红”改为了“黄河颂”,效果大打折扣。毛主席诞辰100周年的时候,有关部门终于想起了殷承宗,把他以及他的“东方红”版的黄河协奏曲请回了中国舞台。

  殷承宗和他创作的黄河协奏曲的遭遇不是偶然的。非毛化开始以后,有人就开始拿《国际歌》来解构《东方红》、“解构”毛主席,称《东方红》里的“大救星”思想与《国际歌》里“不靠神仙靠自己”的思想完全背离,说什么前者是小农封建思想,后者才是无产阶级思想,借反对“个人崇拜”之名否定毛主席……

  这些人真是要“为真理而斗争”吗?解构并没有停下脚步,最终解构到《国际歌》本身:先是重要场合不再唱《国际歌》改为只奏曲或改唱《国歌》,其后打工人唱《国际歌》也显得不合时宜,战斗性的红色歌曲被歌手们娱乐化……“炎黄系”还在2011年第七期刊登了一篇“重读《国际歌》感言”,声称62年定版的中文版《国际歌》完全违背了“原装”《国际歌》的意思,力图把欧仁·鲍狄埃打造成一个和平主义者和改良主义者,全面抹杀《国际歌》的为真理而斗争的革命精神,由此抽掉了无产阶级革命战歌的灵魂。

  其实正如郭沫若同志在50年代给儿子郭汉英解惑时说的,“《东方红》是一首民歌,体现着亿万农民对领袖的朴素感情;《国际歌》是工人阶级的战歌,是巴黎公社的悲歌,代表着全世界无产阶级的要求,它的提法是科学的……时代造就着时代的需要。现在的中国,九成是农民,农民唱出了《东方红》,农民也需要《东方红》。这是中国的现实。”

  《东方红》作为一首民歌,是历史阶段的产物,体现了中国人民对毛主席、对党、对中国革命的衷心拥护;相反,正如儿童剧《以革命的名义》中列宁的一句台词所说,“忘记历史,就等于背叛”。

  走过了历史的轮回,劳动人民才幡然醒悟,原来捍卫毛主席以及他老人家的历史功绩就是捍卫工农大众自己的地位,捍卫无产阶级自身的利益,恰如毛主席自己所说,“打鬼借道钟馗”,他愿意来当这个钟馗。于是,毛主席虽然离开了世间,却永远地活在了劳动人民心中,成了不折不扣的精神领袖、智慧来源和理论宝库;于是便有了一轮又一轮的毛泽东热,《东方红》为代表的红歌重新在神州大地传唱,成了实现《国际歌》愿景的工具。

  至于所谓的“个人崇拜”,如果是为了“个人”的名、利、权,自然有此嫌疑;而孑然一身的毛主席一样不沾,凭什么把这样的帽子扣到他那里呢?毛主席的一生,就是完全彻底、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就是矢志不渝、大公无私地为人民,从“唤起工农千百万”,到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再到社会主义事业的探索和展开,进而支援世界各国人民的正义事业,毛主席牺牲了六位亲人,睡衣打满了补丁,他何曾为过自己?

  相反,毛主席是很警惕“个人崇拜”的,警惕受苦受难的人们产生“等救星”的想法:

  1971年8-9月间,毛主席进行了一次南方巡视,他在一次谈话中指出,“为《国际歌》,列宁在欧仁·鲍狄埃逝世25周年时写了一篇文章纪念他。一百年了!《国际歌》歌词和列宁的文章,全部是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观点……那里边讲的是,奴隶们起来为真理而斗争,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全靠自己救自己,是谁创造了人类世界,是我们劳动群众”。他还说,对《国际歌》,“不仅要唱,还要讲解,还要按照去做”。

  是啊,战歌是用来战斗的,不是用来歌颂的,否则又何尝不是另一种形式的解构呢?

  “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也许这是毛主席最感痛苦的事之一。

  两千年来“坐稳了奴隶”和“求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交替,让民众的清官情节、救星情节太过沉重;毛主席有生之年,正是倾其全力、设法改变人们的这种意识。

  今天,我们或许才能真正理解老人家的一片苦心了吧?

  毛主席晚年最后时刻身边工作的护士孟锦云曾经回忆,1975年秋天,毛主席和几位工作人员正在观看《自有后来人》。这是一部悲伤的英雄主义电影,《红灯记》就是根据这部电影制作的。在影片中,当革命者抬头挺胸,径直地走向处决地点时,背景音乐响起了《国际歌》,雄厚有力的声音让原本重病缠身、不得不躺在沙发上的毛主席端坐起来,挺直了脊背,伸直了脖子,双手放在大腿上。

  此时毛主席看了一眼身边斜坐着的小孟,只见她手托着下巴,他轻轻地拍了拍小孟,示意她坐好。影片结束时,毛主席感慨道,说:“哪里有革命,哪里就会有牺牲。那个时候,我们许许多多的战友也牺牲了……”

  这样的心境是孟锦云无法感同身受的,对于毛主席让他坐好以及他的一些举动,孟锦云无法理解,因为对于她来说《国际歌》与平时听的歌大同小异;但是,对于毛主席来说,作为无产阶级战歌的《国际歌》是多么的厚重,无数的战友、成千成万的先烈唱着这首歌走上了革命道路,牺牲在了敌人的枪口下。

  1935年2月,瞿秋白在江西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并杀害,年仅36岁。临刑时,他昂首高唱着自己翻译的《国际歌》,他用歌声向敌人宣布:“英特纳雄耐尔,一定要实现!”

  1930年10月24日,毛岸英和母亲杨开慧被押进了长沙的监狱,这天正好是他8岁生日。在监狱里,毛岸英跟母亲学会了唱《国际歌》。跟随彭德怀到朝鲜战场后,一次毛岸英与彭总聊天,说起自己在研究《国际歌》,觉得有些歌词中文翻译得不准确,“我觉得‘起来,全世界的罪人’,‘罪人’译得不得劲儿,也不准确。还有那‘我们一钱不值’,这不是把自己说扁了吗?觉得把‘罪人’改成‘苦人’好。”彭总思索了一会儿说“改成‘受苦人’更顺口,‘没有财产’不如改成‘一无所有’”。这个修改意见最终被采纳进了1962年萧三重新定版的中文《国际歌》歌词里;而毛岸英却长眠在了朝鲜战场……

  这样的故事还很多很多。

  1965年,毛主席重上井冈山,曾向护士长吴旭君说过这样的话:

  “我多次提出主要问题,他们接受不了,阻力很大。我的话他们可以不听,这不是为我个人,是为将来这个国家、这个党,将来改变不改变颜色、走不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我很担心,这个班交给谁我能放心。我现在还活着呢,他们就这样!要是按照他们的做法,我以及许多先烈们毕生付出的精力就付诸东流了。”

  “我没有私心,我想到中国的老百姓受苦受难,他们是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

  “建立新中国死了多少人?有谁认真想过?我是想过这个问题的。”

  这大概就是在毛主席盛赞“《国际歌》歌词……全部是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观点”之外,对《国际歌》有如此浓厚情结的根本原因吧。

  正如毛主席所说,对《国际歌》,“不仅要唱,还要讲解,还要按照去做”。

  笔者很喜欢一部电影里的那句台词,“一首国际歌,唱不出两家人”。《国际歌》大声唱起来吧!哪里有压迫,哪里有不公,哪里就该响起《国际歌》的歌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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