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仁伟 傅勇：西方秩序到人类命运共同体

　　世界体系从何处来、向何处去?

　　21世纪的世界秩序具有哪些特征?

　　中国能否将“人类命运共同体”与世界秩序结合起来，进而获得新的战略机遇期?

　　本文是对这些重大问题的初步思考，抛砖引玉，以期学界同仁指正。

　　世界秩序的必然趋势是人类命运共同体

　　笔者最近承担的一个国家重大课题“全球治理”研究，把国际体系和秩序分成三个递进的层次:国际秩序、世界秩序和全球秩序。其中国际秩序，产生于国家之间特别是大国之间，由大国实力来决定国家之间的秩序和平衡，过去几百年间都是维持着这个秩序。20世纪后半叶开始转向世界秩序，它是各种力量板块之间的平衡，包括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发达国家和不发达国家的关系，由一系列国际组织来构成，现在特别体现在发达板块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南北关系。进入21世纪，全球秩序逐渐显现，其主体是国家和非国家之间的关系，还有人类和地球的关系。过去这一层面不在国际秩序范围之内。现在北冰洋大部分冰盖已经融化，将来海面上升，大片沿海陆地变成了海面，这就是人类和地球的关系，人类要生活在地球上，必须拯救地球，地球没有了还有什么国际秩序?　所以全球秩序最终要解决人类和地球的关系，换言之，全球秩序必然走向人类命运共同体。

　　500年来形成的“西方中心”秩序

　　从国际秩序到世界秩序的形成经历了500年历史，并非一帆风顺。1492年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到1992年正好是500年。500年中间，15世纪有文艺复兴和新航路大发现;16世纪发生了宗教革命和教皇体系解体;17世纪形成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和大西洋三角贸易;18世纪，欧洲王朝体系解体，世界殖民体系形成;19世纪，东方朝贡体系崩溃的同时世界市场体系形成。每100年都有体系的大变化，都有前100年没有的重大特征，但是每次变化都是欧洲秩序在世界范围内变成更广大的国际秩序，是“西方中心”秩序而不是世界秩序。从人类发展的进程来看，西方中心的国际秩序是一种历史的进步，它把国际关系纳入一定的框架中，以相对稳定的规则和机制加以治理。今后的世界秩序和全球秩序将包含这个国际秩序的大部分合理因素。但是这个秩序的根本缺陷在于排斥了占人类多数的非西方国家。随着世界财富和权力从西方向非西方不断转移、治理主体从大国不断向其他行为体扩散，19—20世纪国际秩序的排他性和不合理性就暴露出来了。中国就一直被排斥于这个秩序之外。在西方秩序之前，中国曾经是东方朝贡体系的中心，它被西方的炮舰和鸦片拉入西方秩序之中，而且一直处于边缘地位。西方在骨子里一直不认可中国是其秩序的“合法”成员，中国也曾长期不认可西方秩序的“合法性”。这是西方秩序与中国之间与生俱来的相互排斥性。这种排斥性只是在最近30多年里有了重大变化，但是并没有完全消除。这可能是西方把中国崛起看作挑战国际秩序的深层次原因。

　　20世纪国际秩序是战争与革命的交替

　　再看20世纪的国际秩序，是由战争和革命两大要素决定体系和秩序的大致走向。一是由盟国集团和势力范围支撑的秩序。整个20世纪贯穿着集团对抗，如同盟-协约、轴心-同盟、北约-华约等两大集团，其结果就是分割势力范围，最终是以战争或冷战形式来决定胜负。工业巨头是大国实力的象征，如福特、杜邦、卡内基、三菱、克鲁伯等大工业公司是大国力量的核心，他们决定着国际体系的力量对比和权力转移，工业力量是军事力量和政治力量的基础。另一面是不断改变西方主导秩序的革命要素，包括一系列社会主义革命如十月革命、中国革命、古巴革命;更多的是民族解放革命，涌现出一大批民族独立运动领袖，如甘地、基马尔、纳赛尔、苏加诺、曼德拉等。这两种革命浪潮结合颠覆了一系列国际体系，如凡尔赛体系、雅尔塔体系、殖民体系等。秩序和反秩序的两种力量较量贯穿于20世纪，他们分别由西方统治力量和非西方革命力量所代表。这就是至今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仍然把秩序等同于西方、失序等同于非西方的概念由来，而马克思主义国际体系理论也把西方等同于战争力量、把非西方等同于革命力量的概念由来。这两种概念一旦固化并用于观察21世纪国际秩序，就会忽视许多新的变化:西方不再是秩序的完整代表，而是战争和“革命”的重要发动者;非西方也分化为秩序维护者和秩序颠覆者两大类型，“革命”已不是新兴大国追求的秩序目标。

　　构成21世纪世界秩序的新要素

　　21世纪世界秩序的要素构成与20世纪国际秩序有着很大的、甚至根本的差别。我们可以形象简单地用数字来概括为八大要素。首先是核心概念的变化，即从革命与战争转变为全球化与全球治理，这对关系是21世纪秩序的核心。其次是两种安全威胁，20世纪的安全威胁主要来自国家之间的相互威胁，21世纪的安全威胁既来自国家行为体的传统安全威胁，又有来自非国家行为体构成的非传统安全威胁，而且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之间交叉互动成为国际安全的主要形式。如何应对两类安全威胁来源，就是21世纪全球安全治理的主题。其三是三种行为体互动，即国家行为体、国际组织行为体、非国家行为体。三个行为体既是全球治理的主体，也是全球治理的对象，由此构成世界秩序的三位一体。其四是四个治理层面，全球治理、地区治理、国家治理、社区治理，这四层治理并不是上一层必定治理下一层，每一层可以相对独立，也可以跨越治理和交叉治理。这是21世纪治理结构扁平化的体现。其五是五个新疆域，又称“全球公域”，包括网络、外层空间、南北极、深海、月球。这些领域在20世纪尚未成为人类生存的主要空间，但是随着技术突破和人类的能力发展，全球公域成为21世纪最重要的战略空间。谁掌握全球公域，谁就控制全球秩序;否则在全球秩序中就没有发言权。其六是六种战略资源，分别是金融、技术、人才、信息、水、自然资源。随着气候变化和人口增长，水成为21世纪的最重要战略资源之一。中国是亚洲大河的主要来源，青藏高原是亚洲的“水塔”，青藏高原的地缘战略意义在21世纪世界秩序中凸显出来。石油、天然气曾经是影响20世纪世界秩序的重要战略资源，但是到2030年以后油气资源将大幅度下降。而清洁能源和电子产品的重要原料如稀土、石墨、锂等矿产将取代油气成为第一战略资源，围绕这些资源展开的竞争将深刻影响秩序的和平稳定。其七是七个虚拟空间，随着全球网络技术的发展，货币、政府、商品、文化、社区、家庭、战争等20世纪的实体存在都可以转化为21世纪的虚拟存在，世界秩序将由实体和虚拟两大部分组成。其八是八大地缘板块，20世纪的地缘区域重组为21世纪新的区域板块。主要是西太平洋板块、环印度洋板块、环北冰洋板块，欧亚大陆腹地板块、环地中海板块、撒哈拉以南板块、东太平洋—美洲板块、南太平洋—南极板块。这些板块基本上是海陆结合，打破旧的大洲体系和次区域概念(如东亚、西欧等)，而且覆盖地球的全部表面空间。

　　21世纪世界秩序的两重性特征

　　20世纪国际秩序向21世纪秩序的转变是一个渐进、漫长的演变过程，它的各种要素和特征不会迅速消失，还会在21世纪世界秩序中存在并以新的形式反复出现。而21世纪世界秩序的许多要素和特征还在孕育形成过程中。于是兼有两种秩序结构的两重性特征，就成为21世纪初叶30年的秩序特点。例如，在这30年中，我们既看到大国权力转移，也看到各种权力的扩散，中等强国、全球大公司、非国家政治实体乃至非国家军事力量(如IS)纷纷成为新的权力中心。仅仅维持大国权力均势，已经不足以保证国际秩序的稳定性。又如，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哪个更为重要?　即使以盟国体系为其地缘战略支柱的美国，也把TPP置于其亚太地缘战略更优先的议程。美国霸权衰落不是绝对意义上的崩溃或解体，中国崛起也不是绝对意义上的新霸权替代老霸权。中国只是在美国越来越难以填补的公共品空白领域，更加主动地担当部分责任。这就是维护旧秩序和构建新秩序的混合体，中美两国只能在这个混合体中共存、共建、共治，而不可能将另一方排挤出去。排他性的国际秩序在21世纪世界秩序中不仅行不通，而且只会加剧世界的失序。西方文化是20世纪西方秩序的合法性和软实力来源，甚至英语已经成为世界的通用语言。然而，新的世界秩序还会是西方文化的一统天下吗?　显然不会。西方文化与非西方文化的融合趋势将不断扩大、深化、加速，将形成多元文化基础上的普世文化。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主流现实主义的概念基本上都是从20世纪国际秩序现实中抽象出来的。如果现实秩序的转型和过渡产生了许多新的形态，现实主义概念还能解答21世纪秩序的问题吗?

　　西方“先进”理念与东方“传统”理念的换位

　　伴随20世纪国际秩序的一系列西方价值观和治理方式曾经被奉为先进的“普世理念”，越来越不能适应21世纪世界秩序的需要。而一系列非西方的古老理念却可以创新成为21世纪的秩序文化。20世纪奉为天条的西方“先进理念”，在21世纪秩序中都变成问题了。“言论自由”进入网络世界就变成一片混乱，毫无秩序可言。“三权分立”是西方政治体制的核心概念，却成为当代西方政府效率低下的主要来源。“民主政治”曾经是东西方争抢的旗帜，到了21世纪就变成“颜色革命”，导致中东乱局以致欧洲危机。“福利国家”是二战后西方的制度创新，是资本主义借鉴社会主义优越性而找到的出路。当前它也遇到了严重瓶颈，欧、美、日全部陷入严重财政赤字，其根源就是高福利政策。如果西方放弃“福利国家”，就会出现制度危机;如果美国坚持军事霸权，就要大幅度削减福利开支，鱼和熊掌不可兼得也。这么多“先进理念”显现出过时衰老的疲态，由这些理念支撑的“秩序”还能“维持现状”吗?

　　于是，21世纪世界秩序需要新的价值理念和制度设计，需要从非西方的古老文化中获得创新来源。中国的很多古老概念可以成为未来世界秩序中的全新概念。例如，“天涯若比邻”就是网络世界的人际关系;“王道仁政”可以纠正三权分立和多党政治的偏差;“体用融合”则是解决意识形态对立的出路;“量入为出、量力而行”是对“福利国家”过度开支的平衡方法;“天人合一”是生态保护的哲学表达;“天下体系”应释义为天下为公的命运共同体等等。同理可推，印度文化、阿拉伯文化、俄罗斯文化甚至印第安文化中的精华都可以挖掘出盎格鲁—撒克逊文化中所没有的先进理念，成为世界秩序的文化支撑。

　　各类型地区秩序是21世纪世界秩序的试验场

　　21世纪世界秩序的形成是解构旧秩序和建构新秩序的同步过程，又是不同地区秩序的复合体。在不同的地缘政治、地缘经济、地缘文化条件下，形成不同特点的地区秩序，是世界秩序演进的雏形。我们可以试想各个区域秩序的不同结构特征，将为世界秩序提供不同的模式选择:东亚地区秩序可能成为大国共治的核心试验区，域内大国和域外大国、全球大国和地区大国、新兴大国和传统大国在本地区力量最为集中、利益交叉最为深刻、合作方式最为复杂，东亚大国的合作模式自然是世界大国合作的序幕。欧洲地区秩序是一体化融合的试验区，欧盟已经从经济一体化走到了政治一体化的关键节点，它的历史性突破将为其他地区打开一体化秩序的大门。欧亚地区是前苏联解体后的秩序重建试验区，冷战遗产、帝国文化、宗教民族纠纷交集，这个地区将为世界秩序跨越地缘政治提供经验。中东是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要素最为集中的地区，域外大国、地区大国、非国家行为体、极端恐怖组织的各种负能量构成极为复杂的长期冲突。世界秩序的和平取决于中东地区秩序的稳定。撒哈拉以南非洲处于前现代社会直接向后现代社会转型的过渡阶段，这里可能是21世纪最有发展潜力的秩序试验区。美洲在经历了3个世纪的单极秩序之后开始走向多极秩序，这个新大陆是全球气候治理的最佳试验区。每个地区秩序的实验成功与否，都将决定21世纪世界秩序能否建立起来。这样一个多样化的秩序构建将是极为复杂、广阔而漫长的历史进程。

　　21世纪的最大变化将是“美国治下的和平”秩序解构。我们看到，美国为首的西方盟国体系离心力增大，美元主导的世界货币体系走向多元化，美国主导的国际规则越来越失灵，美国自己也在不断地抛弃这些规则;美国推行的“普世”价值体系越来越不适应各国的实际需要，输出美国模式的结果实际上是在摧毁西方秩序。所有这些变化，都不是中国崛起造成的，更不是中国的“战略阴谋”所为。恰恰是美国本身的战略误判所致，恰恰是过于迷信“美国治下的和平”造成的后果。美国从1990年代开始推行的“国际新秩序”几成画饼。

　　“美国治下的和平秩序”与中国提倡“人类命运共同体”

　　中国和美国在国际秩序体系中不存在争霸问题，也不是制度模式之争、意识形态之争、文化价值观之争，而是哪一个体系更符合未来趋势的问题。美国主导的是20世纪国际秩序，它要把这一套体系概念保持到21世纪末。用奥巴马的话来说，就是美国还要领导世界100年。但是，他不说或不知道如何改变领导方式，如何包容新兴力量，如何适应新的要素结构，这样能保持秩序百年不变吗?　中国围绕21世纪世界秩序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个共同体是21世纪各种新要素、新特点、新理念的集大成者。我们维护的是现存国际秩序的合理部分，改革的是20世纪国际秩序的不公正不合理部分，构建的是21世纪出现的、20世纪所没有的世界秩序乃至全球秩序。其核心就是“全球治理”，而这个秩序的基础就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新的秩序显然不是“美国治下的和平”体系，这不是因为美国的力量衰落了，而是因为美国的国际秩序理念过时了。20世纪英国的帝国体系概念停留在19世纪“不列颠治下的和平”，结果是英国不可避免地退出世界舞台的中心。因此，当代秩序的关键问题是，代表20世纪国际秩序的美国和引领21世纪世界秩序的中国能否携手共建、共治、共享。

　　构建“全球治理”秩序是中国的第二战略机遇期

　　在此情境下，全球治理式的国际秩序成为中国的战略目标和秩序观的核心理念。与中国核心利益结合是基本的策略选择。改变中国就是改变世界，只有改变中国才能改变世界。在此情境下，以“全球治理”为核心目标的世界秩序与中国提倡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核心理念高度契合。它既符合中国和平融入国际秩序的基本需求，又需要中国为人类提供必要的公共产品。目前全球治理的不平衡性与中国力量结构的不均衡性基本一致，随着中国2050年发展目标的逐步实现，这种不平衡将转为相对平衡，“全球治理”为核心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基本轮廓也将展现出来。

　　21世纪世界秩序将为中国和平崛起提供第二个战略机遇期。第一个战略机遇期是中国市场体系与经济全球化潮流相结合，由此获得30多年的发展机遇，这个机遇期并没有完全过去。第二个战略机遇期就是中国治理体系与全球治理趋势相结合，这个机遇期刚刚开始，至少还要持续30多年。我们正处于两个战略机遇期之间的转折点和结合部。处在这样一个历史节点上，我们的挑战在于内部治理和地区治理。理顺国内各种利益的平衡关系，需要非常高超的治理能力。中国社会结构的复杂性和不平衡性，其治理难度足以为中国参与全球治理提供丰富的实践经验。亚洲地缘环境的复杂性和不平衡性，其融合难度又足以为中国参与构建世界秩序提供创新的构建能力。因此，“命运共同体”首先是中华民族的命运共同体，其次是东亚命运共同体，然后才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21世纪世界秩序的每一个挑战，都是中国的新机遇。毋庸讳言，中国正在改变自己，同时也在改变世界。

　　(作者分别为上海社科院副院长、历史所所长、研究员，上海社科院国际关系研究所研究员;来源：文汇学人 · 论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