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复兴岂能沦为满汉对立?

　　很长一段时间内，似乎反满思想已经完全取代了民族主义，在整个互联网上大行其道。而与此相辅相成，“悼明”和“复明”已经完全成为了民族主义的两面旗帜，似乎只要紧紧地抓住这两面旗帜，一丝不苟地把它贯彻下去，就能够真正地达到全体民族伟大复兴的愿景。可是，事实真的是这样吗?

　　难道今天我们反满，反对的是那一整个民族吗?反对的是那一整个民族的文化吗?难道我们还要站在所谓的“满族人刻意影响我们的气运”，站在这种可笑的唯心主义的立场上去反满吗?

　　我们反满，并不是我们反对这个民族和他所拥有的那些优秀的文化——本文相信这些文化即使是站在整个人类历史的文化之林中，它仍然可以说是卓绝的文化。我们反对的，应当是那些在现代社会仍然在不遗余力地为前清封建统治阶级叫魂的人，应该是那些在别人面前大搞特搞满汉对立论的人，而不是整个文化、整个民族。

　　可是我们看到的，是在这一场运动中不仅没有我们所提倡的这些，反而充斥着为亡明封建地主阶级喊冤招魂的风气。似乎只要明文化回归，整个中华民族的文化就能完全回归，就可以完全抨击那些为前清地主阶级叫魂的人。可是，在这种风气指引下，我们不过也是站在了它的对立面，却走着同一种道路。

　　如果支持一项民族文化复兴运动，但是同时却忽视了它明确的阶级性，只是认为它只不过是一场文化运动而已，那么这一场运动归根到底既不能成为我们所想的那一场文化运动，在社会上起到其应有的作用，更不能起到深层次的思想革命和社会革命的作用。阶级的社会，一切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

　　如果在这一场文化运动中，并没有表现出明确的阶级性质，仅仅是把两个不同文化的民族简单地对立起来，作为两个简单的元，构建一种二元对立，使它们既在民族上对立，又在文化上对立，刻意地或者无意地隐去它们在阶级上的不同，然后对于一切属于不同的元的范畴内的事物行为都按照二元对立的原则来决策——那么本质上来讲，仍然是一种没有阶级性质的运动。在阶级社会里，没有阶级性质的运动是极其危险的，它容易被机会主义、民族主义、种族主义，甚至更为极端的思想所利用。

　　在这一场运动中，原初的矛盾如果仍然是民族矛盾——且不论在当代社会这个狭义上的民族矛盾能否成立——当它作为原初矛盾存在的同时，就说明在这一场运动中民族已经大过了阶级的存在。作为这一场运动的载体，在这一场运动的意义上，民族运动已经使得社会由一个阶级社会变成了一个狭义上的民族社会。

　　即使是存在着粗略的阶级划分，大多数也是将满族划为一个阶级，汉族划为一个阶级，本质上还是粗鄙的民族二元对立论。在这一场文化运动中贯彻始终的，是将满族和汉族的历史遗留问题、极个别反动分子的行为整体嫁接到了整个民族身上，并且把这一种狭义上的民族矛盾作为整个文化复兴运动的原初矛盾来解决。但是仅仅从历史的方面来讲，过去五千年的历史又怎么不是阶级的历史?既然是阶级的历史，那它仍然有阶级的烙印。

　　整体上的运动来讲，任何人都没有对“悼明”、反满、文化复兴做一个明确的区分。三者之间明显存在极其显著的区别。作为“悼明”占主体的文化运动来说，它不可避免的一定会受到亡明封建地主阶级的影响，所以它不免会成为一个封建的思潮。所以在今天我们可以窥见到类似于皇汉这样的强烈的民族主义，他们正是把一个民族凌驾在了一种封建社会制度之上，并且把这两者做了一个结合，使得封建的社会基础能融入到民族复兴的口号之中。事实上，这是可笑的。在这一种情况的衍生之下，会产生一种整体歧视的情况，也就是整体歧视所针对的那一个民族，甚至不排除有过激行为。

　　从阶级立场上来讲，作为一种阶级的社会，已有的论断已经向我们明白地展示了这个阶级的烙印会以怎样的形式出现在整个的运动之中。如果整体运动是以悼念一个已经过去的王朝的旧文化、旧思想，去对抗另外一个已经过去的旧王朝的旧文化、旧思想，那么就可以把它归类到封建王朝和封建王朝之间的对抗，封建思想和封建思想之间的对抗。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是运动的两方之中的哪一方获胜，对于整个的文化层面上来讲完全有害而无益，因为本质上来讲无非是回归到了由不同民族主导的一种封建的思潮之下而已，仍然是开历史倒车的行为。

　　如果这一场运动的主导变成了以反满思想为主导的民族文化复兴运动，那么以现在的情况上来看，很确定地说，这一场运动会演变成一场单纯的民族运动，而且绝对是一场被利用的民族运动。因为它已经把它所针对的民族作为一个整体的阶级来对抗，作为一个整体的利益集体来对抗，把它同时演变成了一种利益集团之间的对抗。既无法起到它应有的文化革命的作用，也无法起到它应有的社会革命的作用，相反的是它只会起到激发极端化的民族主义思想的作用。原初矛盾已经演变成了一个民族和另外一个民族的对抗了，而不是一种先进文化和落后文化的对抗。它既不表现出意识形态的性质，也不表现出任何意义上的阶级性质——在意识形态上和阶级上，它们已经是等同的了。它所表现出来的唯一的性质就是民族的性质。并不是说这种性质就是绝对地坏的，而是说作为这一种性质的主导的运动，一定会往一种极化的趋势发展。

　　在反满思潮的带领下，我们所提倡的文化是不是社会主义新文化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它是否反满，重要的是它反满的程度。某一种思潮的程度越深，那它就越有可能会偏向极端民族主义，它就更有可能会被这一场已经被反满思潮主导的民族文化复兴运动所选取，进而演变成一种单纯意义上的民族优越论。

　　这一场文化运动走到今天，它最显著的性质是：没有任何人敢于大声地向公众公布这一场运动的初衷到底是建立社会主义新文化，还是建立新的明王朝的文化;这一场文化运动到底是为了建立一种劳工的文化，还是为了建立一种新的统治阶级的文化;它到底是革命性的还是落后性的;它到底是代表着一个革命性的新文化的建立，还是代表着一种旧文化的新的一轮反扑;到底是为了适应广大人民的需要，还是为了去满足少数的做着统治人民的美梦的封建统治阶级的独夫之心。

　　今天，明朝和它所孕育的那种文化虽然还有着很大的社会作用，仍然是一种优秀的文化。可是，这并不是我们为那些地主阶级悼亡的理由。我们要做的，严格意义上并不是反满，而是发扬真正的社会主义文化。如果我们在这场民族文化运动之中仍然以反满、“悼明”的风气为旗帜，这无疑又是一场失败的文化运动——它既无法为社会主义新文化添砖加瓦，更无法达到文化复兴的目的，反而只会为真正的社会主义文化覆盖上一层厚厚的封建统治阶级的灰色绸缎。

　　真正的社会主义文化，恰恰应该是反对一切为封建地主阶级叫魂的行为，恰恰应该是服务于广大人民的新文化。在这一点上，本文不反对，且支持汉服复兴的文化运动。可是，如果我们把汉服仅仅作为一种标志，一种跟满族文化对抗的标志，而不是一种优秀的无产阶级文化的标志符号去复兴，无非还是实行了一种多数民族文化暴政。

　　站在同一点上，我们从扬州十日、嘉定三屠里看到的不再应该是两个民族之间的战争，而是两个不同的统治集团的纷争。明王朝的统治和清王朝的统治究竟有什么不同?我们今天重新谈起这些令人愤慨的大屠杀，不是我们要记住它，而恰恰是我们要用铭记它的方式反对它。如果我们还是以从前的方式来对待这场文化运动，那么扬州十日、嘉定三屠这样的惨案恰恰失去了它作为一个历史事件的真正意义。因为在这种旧风气的指引下，我们只会换一种民族，重新对另一种民族执行这种可耻的恐怖屠杀。当然，这一个历史的罪行应当有人承担，但是它显然应当由那些在当代还做着统治人民的美梦的一切封建的、落后的阶级去承担，而不应该由已经和我们一起参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的满族同胞们来承担。

　　社会主义文化，它应当包含所有的民族吗?本文认为，它确实有如此的广泛性。同时，我们要的不再是传统的旧糟粕文化。社会主义文化，它应该舍弃孔教，保留真正的儒家思想，而舍弃整个从新儒学开始的控制思想的孔教。应该去大声地反对、大声地抗议这一种封建的统治术，抗议它的封建性质，抗议那些旧的封建的陋习。应该把董仲舒这种为了达到自己的私人目标、小集团目标而去无底线地迎合统治者的所谓新儒家学派，钉在封建主义的柱子上，给予彻底的批判。它应当包含有广泛的优秀的文化，同时应当有它自己的一面新生的文化，将文化的服务主体改变——不再是那些旧的封建的地主阶级和知识分子，而是广泛的人民群众。它应当不再高高在上地为那些封建的统治阶级搭台唱戏，而是应当俯下身子去，为社会最广泛的人民群众尽到文化的社会责任。

　　现有的所有的文化运动，大多都有一种通病：它们的范围太狭隘，无非是一种民族对另一种民族企图实行文化暴政，或予以回击，总体上还是实现一种文化暴政;它们的目的又太不明确——到底是发扬社会主义文化，还是复兴封建地主阶级旧文化?从来没有真正地被重视，似乎总有人在刻意回避这个问题。那么，这场真正的文化运动到底是裹挟着我们的民族情绪去实现一种不可见人的目的，还是想要真正地去达到文化复兴的目的?我觉得已经不言而喻。

　　社会主义文化，应该植根于它的土壤。我们的文化也恰恰是应当在这一种朴素的文化土壤中生成的。它不再是某一个民族的文化，而应当是某一个阶级的文化。而这一个阶级，既不是明王朝代表的汉族封建阶级，也不是清王朝代表的满族封建阶级，也不是戊戌变法运动以来资产阶级分子代表的资产阶级，而是成就在历史中作为主体的、长久在中国文化中生长的人民群众。文化复兴，在现代社会形势下已然不可以算作是一种单纯的文化运动，它更像一种思想革新。文化确实在方方面面影响着我们，因此只有真正的社会主义文化，才能服务于人类解放的事业，才能服务于真正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在这一点上，明王朝统治阶级文化和清王朝统治阶级文化无疑都不能代表这一点，因为它们的立场始终是封建统治阶级的立场。

　　因此，在整个文化复兴运动中，我们的立场应该鲜明，应该明确，更应该坚定。我们拒绝在这一场文化复兴运动中为任何封建的或者资产阶级性质的统治阶级服务。我们也拒绝为某一个民族服务。在整个文化运动历程中，我们的总呼声只有一个：

　　“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建设社会主义文化。”

　　只有如此，这场文化复兴才能够真正达到它作为思想革新运动上的含义，才能够完全免除它为某一个封建地主阶级服务的风险，才能够完全植根于广泛的无产阶级文化土壤上，生长出二十一世纪的社会主义新文化、无产阶级新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