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共产主义的意义(3)：现实困境之集体消解后的社会割裂与原子化危机

　　上一篇文章我们已经明确，改革开放在带来物质财富快速增长的同时，也积累了诸多深层次的社会问题，这些问题的核心根源之一，就在于集体主义精神的消解和社会主义核心原则的弱化。从本篇开始，我们将进入现实问题的具体剖析阶段，而第一个要深入探讨的核心困境，就是集体主义消解后，社会割裂加剧与个体原子化的双重危机。

　　之所以把这个问题放在首位，是因为它是当下许多社会问题的“源头性问题”——无论是贫富差距扩大、教育焦虑加剧，还是精神空虚、孤独感蔓延，都与社会的割裂和个体的原子化有着直接的关联。

　　更重要的是，这个问题已经深入到了我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成为了很多人普遍感受到的“生存体验”：越来越多的人觉得社会“不公平”，越来越多的人感到“孤独无助”，越来越多的人觉得自己与他人、与社会之间隔着一道无形的墙。这种感受不是偶然的，而是社会结构发生深刻变化的直接体现，而这种变化的背后，正是集体主义的消解。

　　因此，深入剖析这个问题，不仅能帮助我们理解当下的生存困境，更能让我们看清共产主义原则对于重构社会秩序、修复社会关系的现实价值。

　　第一个具体问题，是贫富差距扩大与社会割裂日益明显。

　　在集体主义主导的社会模式下，生产资料公有制是主体，社会财富的分配以公平为核心导向，虽然当时的物质财富相对匮乏，但人与人之间的差距相对较小，社会群体之间的凝聚力较强。而随着集体化模式的打破，市场经济的引入和资本逻辑的放任，贫富差距开始逐渐扩大，并呈现出多维度、全方位的特征。

　　从地域维度来看，东部沿海地区凭借政策优势、地理位置优势和资源禀赋优势，率先发展起来，而中西部地区则相对滞后，东部与中西部之间的经济发展差距、居民收入差距长期存在。比如，东部沿海的一线城市，人均GDP已经达到了发达国家水平，而中西部一些偏远地区的人均GDP还处于较低水平。

　　这种差距不仅体现在经济数据上，更体现在公共服务资源的配置上，东部地区的教育、医疗、养老等资源极为丰富，而中西部地区则相对匮乏。从行业维度来看，金融、互联网、房地产等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行业，成为了高收入行业，这些行业的从业人员收入水平远超普通劳动者，而制造业、农业、服务业等传统行业的从业人员收入则相对较低，甚至面临着收入增长缓慢、就业不稳定等问题。比如，互联网行业的一些高管年薪可以达到上千万元，而制造业的普通工人月薪可能只有几千元，这种巨大的行业差距，让不同行业的群体之间形成了明显的阶层隔阂。

　　从城乡维度来看，城乡二元结构问题长期存在，城市居民不仅收入水平高于农村居民，更能享受到优质的公共服务资源，而农村居民则面临着“看病难、上学难、养老难”等诸多问题。虽然近年来我们推进了乡村振兴战略，加大了对农村地区的投入，但城乡之间的差距依然没有得到根本解决，农村居民在收入水平、教育质量、医疗保障等方面，与城市居民仍有较大差距。

　　除了这些维度之外，不同年龄段之间、体制内与体制外群体之间的差距也在不断拉大。体制内群体凭借稳定的收入、完善的福利保障，成为了“稳定”的象征，而体制外群体则面临着就业不稳定、福利保障缺失等问题，尤其是在经济下行压力较大的情况下，体制外群体的生存压力更为突出。不同年龄段之间，老一辈凭借着经济腾飞阶段的时代红利实现了事业成功，往往拥有房产、存款等财富，而年轻一代则面临着高房价、高教育成本、高医疗成本等压力，成为了“负债累累”的一代。

　　这种多维度的差距，让曾经紧密团结的社会群体逐渐疏离，小圈子化的自循环模式越来越普遍。高收入群体形成了自己的社交圈子、消费圈子和生活圈子，与普通大众的生活渐行渐远;体制内群体凭借稳定的身份，形成了相对封闭的群体;不同行业、不同地域的群体之间，也缺乏有效的交流和沟通。近年来，专家不时有雷人之语，司法判决和立法条文有时与民意相悖，其根本原因正在于此：小圈子的内循环，使他们脱离群众太久了，也太远了。

　　更严重的是，一些优势圈子不仅逐渐脱离群众，而且形成了固化的利益群体，甚至利用所掌握的资源和优势，不断巩固自己的地位，导致社会阶层流动的通道逐渐狭窄。这种社会割裂不仅影响了社会公平，让普通大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受到损害，更动摇了社会稳定的基础，因为当不同群体之间的差距过大、隔阂过深时，很容易引发社会矛盾和冲突。

　　第二个更隐蔽也更普遍的问题，是个体原子化加剧，孤独感成为社会常态。

　　如果说社会割裂是群体层面的问题，那么个体原子化则是个体层面的困境，而这两个问题有着共同的根源——集体的缺失。在集体主义主导的社会模式下，个体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生活在一个个具体的集体之中，比如农村的生产队、城市的工厂、社区的居委会等。这些集体不仅为个体提供了生产资料和就业机会，更为个体提供了情感支持和生活保障。在集体中，个体之间相互帮助、相互扶持，形成了紧密的社会关系网络，这种网络让个体感受到了归属感和安全感。

　　而随着集体化模式的打破，这些传统的集体逐渐瓦解，个体被推向了市场，成为了独立的经济主体，原本紧密的社会关系网络也随之断裂。尤其是在城市化进程加速的背景下，大量的年轻人离开农村、离开家乡，独自涌入城市打拼，成为了城市漂泊者。

　　对于这些年轻人来说，他们脱离了原本的家庭集体和乡村集体，又无法融入新的城市集体，只能依靠自己和核心家庭来支撑生存所需的一切。住房需要自己购买或租赁，医疗需要自己承担费用，教育需要自己为孩子争取资源，养老需要自己提前规划，所有的生活压力都集中在了个体和核心家庭身上。

　　这种生存模式下，人的原子化程度不断提高，个体之间的联系变得越来越淡薄。在城市里，邻里之间可能同住一栋楼却互不相识，甚至连见面都不打招呼;陌生人之间更是形同陌路，缺乏基本的信任和交流。曾经的远亲不如近邻变成了如今的近邻不如陌生人，曾经的互帮互助变成了如今的各自为战。

　　这种原子化的生存状态，让个体感受到了强烈的孤独感。根据相关调查数据显示，我国有超过50%的人存在不同程度的孤独感，其中年轻人和老年人的孤独感尤为突出。年轻人面临着就业压力、婚恋压力、购房压力等多重压力，却缺乏有效的情感倾诉渠道;老年人则面临着子女不在身边、社交圈子狭窄等问题，孤独感更为强烈。

　　更严重的是，孤独感不仅会影响个体的心理健康，导致抑郁、焦虑等心理疾病的发生率上升，还会影响个体的身体健康，降低身体的免疫力。同时，孤独感还会让个体变得冷漠、自私，缺乏社会责任感，因为当个体感受不到来自社会的温暖和支持时，也很难主动为社会付出。这种个体原子化和孤独感蔓延的现象，不仅损害了个体的生活质量和幸福感，也削弱了社会的凝聚力和向心力，让整个社会变得缺乏温度和活力。

　　正如前文所述，以上两个问题的核心根源都是集体的缺失。

　　前三十年的社会主义实践，虽然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存在一些不足，但它构建了一套以集体主义为核心的社会体系，通过集体力量托举个体生活，缩小了群体之间的差距，增强了社会的凝聚力。

　　在那个时期，农村的生产队负责组织农业生产，为农民提供基本的生活保障;城市的工厂不仅为工人提供就业机会，还建设了学校、医院、食堂、宿舍等配套设施，解决了工人的后顾之忧;社区的居委会则负责组织群众活动，调解邻里矛盾，营造了和谐的社区氛围。在这样的集体体系中，个体不需要独自承担所有的生活压力，遇到困难可以向集体求助，感受到的是集体的温暖和支持。而当集体被消解之后，个体失去了这种支撑，只能独自面对市场的竞争和生活的压力，社会自然也就走向了割裂与疏离。

　　这就引出了一个关键问题：在当下的社会发展阶段，我们如何重建集体的价值?如何让集体重新成为托举个体生活、凝聚社会力量的重要载体?而共产主义的核心原则，恰恰为解决这个问题提供了清晰的思路和可行的路径。

　　共产主义强调生产资料公有制，强调社会财富的公平分配，强调集体主义精神，强调人与人之间的平等互助关系，这些原则正是破解社会割裂和个体原子化危机的关键。

　　比如，通过重建生产资料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可以从根源上遏制资本的无序扩张，缩小贫富差距;通过强化集体的功能，可以为个体提供更多的生活保障和情感支持，缓解个体的生存压力和孤独感;通过弘扬集体主义精神，可以增强社会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修复社会关系。这正是我们现在讨论共产主义的现实意义所在——它不是要回到过去的僵化模式，而是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构更具温度、更公平、更具凝聚力的社会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