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之辛：读懂毛泽东的工具论

　　在《毛泽东文集》第3卷上读到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中的一段话，这段话的中心是——“我们相信工具论”。抄录如下：

　　——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我们相信工具论。政府是什么东西呢?国家是什么东西呢?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国家是一个阶级压迫另外一个阶级的机关，是个机器，是个工具。我们的政府是什么呢?是压迫反革命的工具。反革命的政府是什么呢?是压迫革命的工具。总之，都是一种工具，这是马克思主义者的看法。党是阶级斗争的工具，政府也是工具，党的中央委员会、党的领导机关，也是党的工具，都是阶级斗争的工具。我们党是阶级的领袖，中央是全党的领袖，我们都当作工具来看。这一点，我今天讲一下。过去我们有许多同志不了解这个问题，认为自己是英雄，出来是干革命的，很有一番自豪。有一番自豪是对的，但应该是作为工具的一番自豪。我们是阶级使用的武器，我们阶级要胜利，就要选出先锋队来。群众是从实践中来选择他们的领导工具、他们的领导者。被选的人，如果自以为了不得，不是自觉地作工具，而以为“我是何等人物”!那就错了。我们党要使人民胜利，就要当工具，自觉地当工具。各个中央委员，各个领导机关都要有这样的认识。

　　这段话对自古以来在人类历史中占据显赫位置的政治人物的定位做了独特的判断：不管你在政治舞台上是如何叱咤风云，但归根结底，你实际上是一种“工具”。不管你承认不承认，也不管你自己是否意识到这一点，本质上就是如此。自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以来，人类就处于阶级分化的社会。每个阶级都有自己的利益，敌对阶级之间的利益是对立的，不可调和的。各个阶级都需要自己阶级的代言人，需要能够维护本阶级利益的领袖人物。这样的领袖人物之所以产生，是该阶级群体选择的结果，也就是说，是实现该阶级利益的工具。

　　可是历来的历史书都不是这么说的，他们把历史写成某些突出人物的突出事迹，整部历史书几乎等于历史人物的人物传记的合编。这就是历来占据历史学主流位置的精英史观或英雄史观。

　　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把这种颠倒的历史颠倒过来，揭示了占人口大多数的人民群众——首先是创造人类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劳动群众——才是创造历史的主人。毛泽东是第一个用最浅显易懂的方式阐述这个历史观的人，他用“工具论”这一简明而深刻的概念说明了英雄人物与人民大众之间的关系。他指出：“群众是从实践中来选择他们的领导工具”，共产党，包括党的中央机构，包括党的领袖，就是这样的工具。因此，真正干革命的人都应该把自己放在人民群众争取解放的工具的定位上，而且要“自觉地当工具”。

　　毛泽东不赞成抽象地讨论问题，不赞成从概念出发做议论。与某些热衷于 “自由、平等、博爱”等概念的高谈阔论不同，他喜欢直击问题的本质——究竟为谁服务，为哪个阶级的利益服务。他决不像某些人那样虚伪地回避“利益”问题，鄙视那种好像只有不考虑利益才“高尚”的“清高”做派。对此，他有一段鞭辟入里的评论：

　　——唯物主义者并不一般地反对功利主义，但是反对封建阶级的、资产阶级的、小资产阶级的功利主义，反对那种口头上反对功利主义、实际上抱着最自私最短视的功利主义的伪善者。世界上没有什么超功利主义，在阶级社会里，不是这一阶级的功利主义，就是那一阶级的功利主义。我们是无产阶级的革命的功利主义者，我们是以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最广大群众的目前利益和将来利益的统一为出发点的，所以我们是以最广和最远为目标的革命的功利主义者，而不是只看到局部和目前的狭隘的功利主义者。

　　基于此，毛泽东把对事物的判断，对政治人物的判断，给出了一个最直接也最明确的标准——为谁的利益服务。毛泽东公开申明，他就是“站在最大多数劳动人民的一面”，他的一切奋斗都是“为人民服务”，他可以引为终身战友的最重要的标准就是“要为大多数人民谋利益，为中国人民大多数和世界人民大多数谋利益”。这是他对“工具论”的最好诠释。

　　这一点，在他与来华访问的英国元帅蒙哥马利的交谈中表现得很鲜明。蒙哥马利被认为是二战期间盟军最杰出的指挥官之一，也是一个很有见识的政治家。他对毛泽东素有敬佩之心，所以在谈话中谈到他对一个优秀的政治家的评判标准。对话如下：

　　蒙：我衡量一个政治领袖的标准是看他是否会为了地位而牺牲他的原则。

　　毛：我的意见是这样的，一个领袖应该是绝大多数人的代言人。

　　蒙：但是他也不能牺牲他的原则啊!

　　毛：这就是原则，他应该代表人民的愿望。

　　从这段对话可以看出，蒙哥马利认为一个好的政治家应该不以私利牺牲原则，他认为毛泽东就是这样的政治家。可是毛泽东并不赞同，他认为做“绝大多数人的代言人”就是原则，对他来说，没有任何脱离人民利益的“原则”。这又一次彰显了毛泽东的“工具论”。

　　也许有人会说，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那么马克思主义不就是共产党员第一遵循的原则吗?可是，毛泽东是这么看的：“要把马克思主义当作工具看待”，“因为它合用，别的工具不合用。”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是被压迫人民争取解放的武器和工具，人民要解放，需要这个武器和工具。

　　这样看待马克思主义和共产党的领导，绝不是否认其重要性，更不是崇拜群众的自发性。恰恰相反，人民必须要有这样的工具，没有这样的工具，没有正确思想的指导和先锋队的领导，群众争取解放的斗争就不可能取得胜利。毛泽东的工具论，既强调了要做人民群众争取解放的工具;同时也强调，获得这样的工具是人民赢得解放不可缺少的条件。

　　翻开中国共产党的党史，在创建新中国的艰难历程中，贯穿着毛泽东的正确路线与种种错误路线的斗争。透过纷繁复杂的现象，可以看到，其背后恰是围绕“工具论”的分歧——是真心实意，全心全意地做中国最广大的受压迫群众争取解放的工具，还是无条件地做斯大林和共产国际指示的工具。事实证明——以无数战士的鲜血和生命为代价——只有遵循毛泽东的“工具论”，中国共产党真正成为中国广大人民——特别是广大农民——推翻反动统治，争取自身解放的先锋队和领路人，中国革命才能聚集起源源不断的，无穷无尽的力量，实现星星之火的燎原之势。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运动中也不乏这样的例子。红色高棉曾经在反抗外国殖民者，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中取得过重大胜利。他们之所以能从一支丛林中的游击队发展成为掌握全国政权的大党，全在于他们代表了柬埔寨广大人民的愿望，所以被柬埔寨人民选择为自己国家的领导人。可是，他们执政之后，就不再把自己看作人民的工具，相反，脱离柬埔寨的现实情况，把经典著作中某些信条作为“原则”，而把人民看作实现这些原则的工具，违背人民的意愿强制推行极端政策。结果他们很快就失败了。原因很简单：他们不再做人民的工具，人民自然也就不再选择他们做自己的利益代表者，他们就被人民抛弃了。

　　毛泽东的工具论明确地把他的人民史观与形形色色的精英史观划清了界线。直到他的晚年，他还严厉批判用“天才论”包装起来的英雄史观;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他多次提议唱国际歌，并且强调歌词中“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所表达的思想。这是他内心情感的真实表露——对自己身后中国的前途，寄希望于人民的觉悟。

　　在伟人逝世后，理论界曾经冒出一个很“时髦”的论点，声称中国共产党必须实现“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变”。这个用政治术语包装起来的说法，究竟是个什么意思呢?如果以毛泽东的工具论来看，中国共产党永远是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工具：在推翻反动统治，夺取政权的战争年代，共产党是人民群众争取解放的工具;在建立了人民政权后，共产党是人民群众追求社会公正和美好生活的工具。这种作为人民群众工具的角色定位，是共产党永远不应该“转变”的。那个“角色转变论”，其意思是共产党已经夺得了政权，成为国家和社会的治理者，共产党的任务就从“革命-夺取政权”转变为巩固执政权了。此种论者，把维护执政权视为第一要务，而把人民群众视为被治理者，以至于为了“维稳”而把群众视为防范的对象，对群众发出正当诉求和对政府官员不当行为提出批评设置种种障碍。这种“转变”，是把党作为人民的工具异化为把人民作为党执政的工具，也就是把党转变为由少数“精英”把控的高踞于群众之上的统治者。

　　这种倾向，在伟人还健在的时候就已经在滋长了。那时有个口号，叫“做党的驯服工具”。本来，在共产党员应该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的意义上，在“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的前提下，提倡个人服从革命事业的需要，是无可厚非的。但是，有些单位的领导人接过这个口号，把它变成对自己的绝对服从，甚至提出反对某个单位的领导或某个共产党官员就是反党的口号，以此拒绝群众对官僚主义和特权思想的批评，把所在单位搞成“一言堂”下的独立王国。这也是一种工具论，是跟毛泽东的工具论完全相反，根本对立的工具论，是要磨灭群众的主人翁意识，使群众无条件顺从于掌权者的官僚主义统治的舆论工具，所以遭到了毛泽东的严厉批判。

　　伟人已经离我们远去，可是今天再读他的“工具论”，仍感到振聋发聩。古今中外，像毛泽东那样公开地，坦率地把自己称为人民的工具，并且以此为自豪，真正做到鲁迅所说的“俯首甘为孺子牛”，不说绝无仅有，也是极为罕见的。而恰恰只有这样全心全意做人民群众工具的人，才会在世世代代人民群众的心里传递永放光芒的思想火炬，在人类的历史上竖起一座彰显最高精神境界而永远不朽的丰碑。

　　2026年元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