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篇“论文”看反对纠正西方伪史的“主流学者”的谬误

　　对近年来以民间学者为主体进行的纠正西方伪史的拨乱反正运动，某些“官方主流学者”极力反对和打压。促使他们这么干的原因，除了维护自身名、利之外，也有头脑被驯化后形成的思维谬误——从三十年前的一篇“学术论文”，就能看到这种谬误之所在。

　　这篇“学术论文”题为《<新仪象法要>中的“擒纵机构” 和星图制法辨正》，发表于西元1994年《自然科学史研究》第13卷第3期上，作者胡维佳的工作单位是“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当然属于所谓的“官方主流学者”。此文中的“‘擒纵机构’辨正”一节认为：李约瑟等人对北宋时期苏颂建造的水运仪象台中的枢轮运动控制机构“很象17世纪晚期的锚状擒纵机构”的判断错了，理由一是前者与后者的“原理”不同，二是“擒纵机构”一词“早已被约定成”对后者的称呼了。

　　上述说法是谬误的，因为它违背了基本的常识、常理和常情。什么是基本的常识、常理和常情?那就是“擒纵机构”这个词语中的“擒”、“纵”这两个字的意思所反映的事物基本特性：“擒”，本义是擒获，就是抓住某个东西不让它动;“纵”，则是释放、放开。所以，“擒纵机构”就是既能抓住又能释放某个东西的机构。在机械钟表里，“擒纵机构”帮助报时机构准确地显示时间。

　　从上述“论文”中可以看到，苏颂水运仪象台中的枢轮运动控制机构，是通过附着在枢轮侧面的受水壶中水量的变化实现对枢轮的轮幅的“擒纵”，使枢轮稳定均匀地转动，而“17世纪晚期的锚状擒纵机构”是通过重锤摆杆的摆动实现对齿轮的轮齿(实际上相当于枢轮的轮幅)的“擒纵”，使齿轮得以稳定均匀地转动，虽然二者实现“擒纵”的动力“原理”不同，但却都是“擒纵”枢轮的轮幅(齿轮的轮齿)促使枢轮(齿轮)转动，二者基本原理完全一样，都属于“擒纵机构”。

　　

　　至于上述“学术论文”中的“‘擒纵机构’一词早已被约定成机械钟表中……的擒纵机构”的说法，就像现在国内“学术界”只准称滑行起降的固定翼飞行器为“飞机”而将垂直起降的旋翼飞行器(直升飞机)改名为“直升机”一样(见本号《直升飞机改称直升机是错误的》)，荒唐至极——就好比因为男人被称为“人”，女人就不能称为“ 人”了。

　　“主流学者”为什么违背常识、常理和常情?从上述“学术论文”中能够推测一二：作者遵奉“擒纵机构是英国人克莱门特在1670年前后发明”的说法，李约瑟指出苏颂水运仪象台中的枢轮运动控制机构与“英国人克莱门特”的“发明”“很象”，不仅道出中华早于西方五六百年前就发明“擒纵机构”的历史事实，更会让人推理出“英国人克莱门特”的“发明”是中学西渐的结果。“论文”中有一句话耐人寻味：“如果将”苏颂水运仪象台中的枢轮运动控制机构“称为‘擒纵机构’，“则将会产生许多混乱和误解”——作者担心的“混乱和误解”指什么?显然就是“擒纵机构”发明于中华、西人抄袭中华科技发明后进行改进的事实。

　　根据常识、常理和常情，人类的发明必然经过由浅到深、由粗到精的逐步发展过程。所谓“擒纵机构是英国人克莱门特在1670年前后发明”，那么在那“1670年”之前经过了怎样的萌芽和发展过程?西方人自己都拿不出古代文献说辞。而苏颂水运仪象台中的“擒纵机构”，则是在中华报时仪器经过圭表、单壶式泄水漏刻、淹箭漏刻、浮箭漏刻、两个泄水壶式漏刻、三个泄水壶式漏刻、四个泄水壶式漏刻、秤漏等等的发展，到唐代由僧一行在制造水运浑天仪时开发出原始的擒纵机制，又经以后历代改进完善，才在北宋时形成的。历史事实载于历代文献典籍，清楚明白。以理推论，北宋以后显然仍有改进发展，到明清之交大规模中学西渐，“擒纵机构”的科技知识被西人学到，成为其改进开发机械钟表的理论基础。“主流学者”不顾历史常识、常理、常情，陷于西人的谬误(或伪造)“历史”说辞中不能(甚至不愿)自拔，可悲又可耻。

　　从以上事例可以看到，以民间学者为主体进行的纠正西方伪史的拨乱反正运动，任重而道远，必要且伟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