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北方：西方法治为什么袒护坏人？兼谈如何找到章莹颖的下落

　　近日看了一部西班牙电影，《看不见的客人》——不是在电影院看的，是网上下载的，美国几乎是中国引进国外电影的唯一来源，其他国家的电影再好也难在国内的影院看到。
《看不见的客人》是部新片，今年年初在西班牙上映，在豆瓣上被捧得很高，被认为是今年上半年仅次于《摔跤吧，爸爸》的影片。电影确实不错，在此我也严重推荐。

　　我来概括一下电影的故事梗概：

　　一个事业正处于上升期，名叫艾德里安的企业家，被指控杀害了他的情人劳拉——警察冲进某酒店的一个房间时，发现房间里只有他和情人的尸体。

　　为了脱罪，企业家请了一位从未有过败绩的牛叉律师来替他辩护。律师对他说，为了能成功辩护，你需要原原本本地将发生了什么都说出来，不能有半点隐瞒。

　　在企业家的情人死亡案背后，还有一宗命案。企业家有一次撒谎说去巴黎出差，其实是跟情人幽会去了，二人在返回的时候，选择了一条狭窄的山间小路，对面来了一辆车，又冲出来一只鹿，于是发生了车祸。这对奸夫淫妇没什么事，开另一辆车的小伙子没系安全带，死了（看上去像死了，其实没死）。这个小伙子叫丹尼尔。

　　二人没有选择报警，因为这会对事业有影响，既然荒山野岭没什么人看见，二人铤而走险，决定把人给处理掉，连人带车给沉到一个湖里去了。

　　这是一个西班牙版本的药家鑫案。

　　艾德里安去沉尸的时候，劳拉留在原地，守着撞得无法发动的宝马等救援。一个老头经过，将她拖回家，把车修好了，结果，劳拉发现，帮她忙的老头就是丹尼尔的父亲。当时，丹尼尔的父母已经联系不上儿子，而且也觉出劳拉不对了。

　　企业家艾德里安有钱有势，雇佣狗腿子律师为他服务，伪造了他不在车祸现场的证据，给唯一路过的“间接目击者”付了封口费，情人劳拉也死了，于是他就把自己从丹尼尔“失踪”的案件中抽身出来了。

　　丹尼尔的父母确信是这对狗男女害死了他们的儿子，但苦于找不到证据，企业家不说，谁也找不到丹尼尔的尸体，那就没法为儿子伸冤。丹尼尔的父亲去找过艾德里安，但他是肯定不会说实话的。

　　于是，就算法庭认定是艾德里安杀了情人劳拉，把他关进大牢，丹尼尔的冤情也无法昭雪。

　　企业家还有个如意算盘，就是想把杀害情人的罪责推到丹尼尔父亲的身上，因为他有复仇的欲望。他重金聘请最厉害的律师，就是为了达到这个目的。

　　企业家艾德里安极其狡猾，面对律师，他一开始也不说实话，刺探律师是否可靠。但律师很厉害，威逼加引导，让他吐露了更多的实情。

　　最重要的是信息是，艾德里安说出了丹尼尔被沉尸的地点。

　　最后，风云突变，这位大律师离开艾德里安的房间，到了对面公寓。站在窗口，她遥对艾德里安撕去了脸上的易容妆扮——原来她是丹尼尔的母亲假扮的。

　　影片就此结束了。可以想见，丹尼尔的尸体找到了，艾德里安就无法抵赖了，丹尼尔的冤情也就洗雪了。

　　以上是我个人对电影情节的归纳。电影本身胜在叙事方式和镜头语言，要比枯燥的情节介绍精彩多了。

　　一部好的电影，会有多种解读，不同人从中能看出不同的东西。于我而言，我看出了其中对于西方法治的批判——法治对丹尼尔的冤死无能为力，如果不是他的父母自己不懈地调查，如果不是其母假扮律师，套出了艾德里安的话，丹尼尔就是一个随便在这个世界上被抹掉了的名字，找不到任何人为他的死负责，真凶将永远逍遥法外。

　　在我眼里，《看不见的客人》讲的是一个超人父母为儿子报仇的故事。

　　在丹尼尔的死亡一案上，法治拿真凶毫无办法。即便调查到艾德里安的头上，即便所有人都怀疑他，但只要他不开口说出沉尸地，警察就找不到丹尼尔的尸体。找不到丹尼尔的尸体，艾德里安就无法定罪。

　　这让我一下子联想到章莹颖失踪案。章莹颖6月9日失踪，迄今已经有两个半月左右了。6月30日，FBI逮捕了嫌疑人布伦特·克里斯滕森，到现在也快满两个月了。但，章莹颖的下落还没整明白，活不见人，死不见尸。

　　章莹颖被克里斯滕森带走绑架了，她的下落只有克里斯滕森一个人知道。他不说，警方就找不到，找不到，就没法给他定罪。看到的消息是，美国检方将以绑架罪起诉克里斯滕森，没有尸体，就不能以杀人罪起诉。

　　该案件目前就这样耗在那里了，除非章莹颖的尸体偶然之间被什么人发现，但这要寄希望于运气。运气是靠不住的。

　　章莹颖的家人近期都到了美国，准备在美国长期住下去，一直到章莹颖被找到，把她带回家。章莹颖的父母没有《看不见的客人》中丹尼尔父母的本领，没有可能用计谋拿到真实信息。除了干等，他们啥也做不了。

　　章莹颖一家准备常驻美国和通过网上募捐的事情，已经引起质疑，一起悲剧正在面临滑向狗血的可能。

　　章莹颖案的最坏可能是，克里斯滕森自然老死的那一天，同时带走了关于章莹颖的秘密。章莹颖的沉冤永不得雪。

　　破案洗冤之所以这么费劲，是因为在西方的法治体系下，《看不见的客人》里的艾德里安、害死章莹颖的克里斯滕森、以及任何一个刑事犯罪嫌疑人都拥有“沉默权”，也就是在面对执法人员讯问的时候有保持沉默和拒绝提问的权利。其法理依据是“对任何人都不得强迫自证其罪”。

　　据说，沉默权是一项“人权”，是先于法律而存在的。尊重了犯罪嫌疑人的沉默权，执法人员就要靠搜集其他客观证据来给嫌疑人定罪。中国司法已经部分地引进了沉默权。虽然口供还是法定证据之一，但在司法实践上要求和鼓励执法人员做到“零口供办案”。

　　对沉默权的尊重在防止刑讯逼供、屈打成招的意义上是进步的。但是，对沉默权的尊重推向极端就有问题了，是对人性的违背。沉默权应该是有限度的。

　　首先，沉默权是刑事犯罪嫌疑人特有的权利。一些刑事犯罪是有特定受害人的，受害人的“人权”被侵害在先，以章莹颖案来说，对罪犯克里斯滕森的“人权”充分尊重，置章莹颖的“人权”于何地？克里斯滕森主张他的“人权”时，怎么解释他侵害章莹颖的“人权”这一事实呢？

　　其次，不少刑事犯罪缺少或者根本就不存在客观证据，比如一对一的行贿受贿，如果两方都有沉默权，都不说，那就没法定罪。雇凶杀人也是，动手的小流氓容易定罪，中间人也比较好找到，但幕后老板可能只发了一个口头指示，如果大流氓主张沉默权，他这个真凶就可能逃脱法律制裁了。

　　沉默权绝对不应该被绝对化。西方法治对沉默权的机械性应用，已经成了对坏人的系统性袒护。如果说法上有法，法律不能违背天理人心的话，就要承认，对沉默权的过度尊重是违背人性的。西方法治中的优点需要学习，但不能食洋不化，连这种明显坏的东西也要学习。

　　刑讯逼供是不好的，但在特定情况下，刑讯逼供是必要的，一概否定就是食洋不化，是对正义的伤害。

　　克里斯滕森被捕后，我就说，存在这样一种可能性：克里斯滕森有可能把章莹颖囚禁在某一个地方。这种事情在国内发生过，一个变态挖了个地下空间，绑架并囚禁了几名女子。如果那是一个只有克里斯滕森自己知道的地方，在他被捕后，章莹颖会被活活饿死困死。

　　所以，抓捕克里斯滕森后，当务之急是撬开他的嘴：如果章莹颖还活着，那么会救下一个生命，如果章莹颖已经被害，也可以找到尸体，以便定罪。

　　在那种情况，还要尊重沉默权吗？沉默他妈个头啊，一顿大嘴巴子下去，就不沉默了。大嘴巴子解决不了问题，就上老虎凳辣椒水。

　　前些天跟一位警察说起这个话题，我问，遇到这种情况你们会怎么办？他说，反正换中国警察的话，肯定有办法让这孙子开口。

　　我瞬间觉得，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治还是有优越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