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山佳能厂、某厂与打工人的体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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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予工人平均“2.3N”补偿的佳能中山工厂，在公关中获得了的体面，但这是工厂的体面，不是工人的体面。对于依赖“基本工资+加班费”模式勉强维持生计的工人，很难获得体面与尊严。借产能转移、股权变更之机变相压迫员工的某厂，更与体面无缘。默许“基本工资+加班费”勉强维持生计的模式继续维持下去，就是纵容资方可以随时以加班费为手段任意蹂躏打工人的体面与尊严。今天，中国工人获得体面的第一步，仍然是涨工资、降工时。为努力争取尊严与保障的打工人点赞!你们才是最体面的人。

　　文 | 郑声

　　一、体面与不体面

　　最近与打工人相关的两件事，一件看上去很体面，一件看上去很不体面。

　　看上去很体面的是佳能中山工厂，该厂停产是意料之中的事，却以意外的方式爆红。

　　佳能中山工厂关闭后，有位工龄20年的员工晒出63万元补偿金到账短信，这家日资企业以“2.5N+1”的补偿方案刷新了打工人对关厂补偿的认知。有网友甚至称之为“体面退场的教科书案例”。

　　网上爆出的佳能中山工厂的补偿方案，包括“2.5N+1”的工龄补偿、5个月的就业支援金以及最高1.5万元的感谢奖金。这个方案远超劳动合同法规定的底线了。

　　而据界面新闻报道，佳能中山工厂的赔偿高低与工作年限有很大关系，并不是每个人都能拿到数十万元，也并不是每个人都是网传的“2.5N+1”。“各种类目加起来，每个人最终拿到的赔偿在2.3N左右，确实是远超法律标准，还有董事长的推荐信，诚意方面大家都比较满意。”(新闻链接：https://t.cj.sina.com.cn/articles/view/5182171545/134e1a99902002akrc)

　　就算2.3N吧，再加上董事长推荐信，也足以让中国打工人感叹一番了。有网友称，“得看20遍战狼2和哪吒才能缓的过来了。”

　　以佳能中山工厂裁员补偿为素材，各种宣传佳能公司“感动常在”理念的小作文和视频铺天盖地。佳能公司付出了补偿费，同时也打了一个非常好的广告。这个搞法，比某些厂不知道高到哪里去了。

　　当然也有人对此表示不满，比如下图这位朋友，认真地提醒打工人“警惕外企‘恶意福利：糖衣炮弹下的别有用心。“

　　这位朋友的提醒大约可能是善意的，只是不知道几个工友会买账?

　　至于很不体面的那件事，不出我们的意料，正规媒体照例保持沉默，自媒体照例难以发声。为此，我们以“某厂”代称。

　　关于某厂，网络流传甚广的说法是 “员工因无班可加维权”，工友的声音则很难听到。但是，还是有工友发出了微弱但清晰的声音：“维权绝非追求额外加班，而是抗议公司借产能转移、股权变更之机变相压迫员工的行为，捍卫我们应有的劳动权益与知情权。”

　　微弱的声音，驳斥了“员工索要加班”的传闻，拆穿了某厂“低薪倒逼离职”的伎俩。

　　同样是关厂迁厂，抛开所谓善意恶意不谈，两件事，两相对比，泾渭分明。

　　二、一个核心问题：工时

　　“体面”也好，不体面也好，都涉及一个关键问题：工作时长。

　　某厂一线员工全面爆发维权事件，导火索就是某厂发布的一则5天8小时实行到明年3月份的公告。维权工友明确指出，某厂偷偷转移产能，却以 “订单不足”为由全面取消加班安排，对一线员工仅按2750元/月的标准发放基本工资，这对依赖“基本工资+加班费”维持生计的员工而言，收入直接腰斩，在深圳甚至无法覆盖房租与基本生活开支，实际到手2000元左右。这种“合法合规”的操作，实质是逼迫员工主动离职以规避裁员补偿。

　　某厂可以大言不惭地说基本工资高于深圳2025年2520元/月的最低工资。但对于某厂这种企业股权发生变更、生产转移等重大事项，工人是否具有知情权和参与权?法律虽未用“告知义务”字眼硬性规定，但这种变更涉及一系列保护劳动者权益的条款，间接要求用人单位在这种变更中必须尽到充分的沟通、协商和信息披露义务，确保劳动者知情权和合法权益不受侵害。

　　聪明的某厂打了法律擦边球，觉醒起来的工友并不买账。核心问题在于，最低工资标准并不等于工人的生存底线，2000元左右的到手收入无法保障工友在深圳的最低生活。工友称，我们要的是尊严与保障，不是加班。面对网络上“贪心要加班”的抹黑，我们必须明确：我们反对的是“产能转移却不补偿”的投机行为，越南工厂订单饱满的事实，足以证明公司并非“经营困难”，而是刻意将生产环节外迁以削减人力成本，却将代价转嫁给深圳员工。

　　工友要求“尊严与保障”的呼声，不仅指向了某厂为了蝇头小利丝毫不顾及体面的做法，事实上也指向了普遍存在的依赖“基本工资+加班费”维持生计的做法。

　　是啊，如果标准工时能够维持工人的基本生活，某厂这种上不了台面的伎俩根本就没有空间了。

　　我们为某厂工友的觉悟与尊严点赞!

　　依赖“基本工资+加班费”维持生计的模式，体面的、出足了风头的佳能中山工厂能免俗吗?完全不能。佳能厂与某厂的工资构成有区别吗?没有区别。佳能中山工厂2700元的底薪加上加班费，再加上可有可无的卷王津贴，基本一个模子里出来的。(佳能(中山)办公设备有限公司招聘信息，https://www.canon-zhongshan.com.cn/recruitment/index.html)

　　佳能厂与某厂的区别仅仅在于，佳能厂利用它的技术优势，利用大量廉价且守纪律、素质高的中国工人，利用超长的工作时间，在20余年的时间里，早已获得天量的超额利润，赚得盆满钵满。在它离开的时候可以小小地慷慨一把，把工人们血汗创造的财富分一点点出来，表现得有情有义一把，让人们廉价地感动一把。这在普遍毫不顾及体面的环境下，竟然也显得鹤立鸡群了。

　　这并不能说明上去很体面的佳能中山工厂有多好，只能说明长期以来实行的低工资、长工时的用工模式有多么恶劣。

　　三、中国并非特例

　　中日两国劳动时间的变化，近三十年来有个此消彼长的过程。据日本劳动政策研究与培训研究所数据，战后日本的年均工时在1960年达到2432.4小时的峰值，之后逐渐下降，2024年降至1714小时(规模30人以上单位，数据来源：https://www.jil.go.jp/kokunai/statistics/timeseries/html/g0501_02.html)。

　　日本年均工时的下降并非一条直线。战后的日本，在官方与资方爱岗敬业、爱社如家、无私奉献、不计酬劳等观点的灌输下，“企业战士”和“猛烈社员”成为荣誉标签，长时间加班是常态，触目惊心的过劳死现象长期被主流社会视而不见。

　　1976-1989年间日本工作时长就出现了长达十余年的徘徊甚至反弹。此时日本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这段时间日本劳动者的年平均工作时间基本都维持在2100小时以上，远高于同等发展水平的欧美国家，在经济异常繁荣的表象之下掩盖的是劳动者超长时间工作的“过劳”现象，日本人也因此被西方人揶揄为“工蜂”。20世纪80年代初期， “过劳死”一词在日本诞生并迅速传播开来，并在国际上产生了较大影响，极大地损害了日本的国际形象。在工人抗争、“过劳死”受害家属及工会力量的推动下，防范“过劳”和“过劳死”问题上日益被重视，日本工人的年均工时今天终于降到了接近欧盟的水平。

　　我们的另一个邻居韩国，六十年代至八十年代的工作时长是世界之最，韩国在1969年达到病态的顶峰，年均工时达3040小时。直到2004年，韩国平均工作时长为2389小时，仍高于当时的中国，2005年才被中国超越。六七十年代韩国工人被迫连续多日每天工作18小时稀松平常，孔多里(打工仔)和孔顺尼(打工妹)们忍受不了这种巨大的身体和精神痛苦，集体向公司请愿，要求竟然是将每日工作时间限制在12个小时内。在晨静之国，不计其数的打工人看不到黎明的阳光，在逼仄的车间里因肺病吐血而亡。

　　近些年欧美日韩等发达经济体的年均工时总体趋势是下降的。曾经以疯狂加班著称的韩国，十余年来工作时长也在快速下降，十余年剧减200多小时，快速向OECD国家水平靠近。

　　而中国作为后发市场经济国家，近些年明显走出了一条另类曲线，近20余年来年均工时一直在高位徘徊，近十年来甚至稳步上升。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5年以来，全国企业就业人员周平均工作时间逐步上涨，2023年创下49小时周平均工时的新高。此外，工作时长增速也在加快：2015—2020年，周平均工时增幅为1.5小时，2020—2023年，增幅为2小时，以8小时工作制计算，相当于2020—2023年平均工作时长增加了13天。据格隆汇数据，我国2023年度年均工时是2511.6小时，这个数字甚至高于1960的日本高峰水平。

　　49小时的周均工时，仅是平均数据，一线工友的实际工作时长通常远高于这个数据。当新加坡某报惊呼中国周均工时长达49小时创新高时，工友们纷纷痛斥某报造谣，称自己一周的工作时间在70个小时以上乃至80小时!

　　图十一显示的另类曲线，其实并不另类。工时变迁的规律并不复杂。在市场经济国家，资方总是天然倾向于延长工作时间、加大工作强度，这必然会导致工人的不满与抗争，且与生产力发展方向相悖，导致严重的生产过剩问题，不利于资本主义的长治久安。因此工作时间延长到一定程度后，趋势便无法继续，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工时便开始逐渐缩短。

　　中国的工时曲线显得另类，无非是我们加入市场经济体系的时间较晚，当欧美日韩诸国工作时间早已达峰并开始下降时，我们仍朝着高峰突飞猛进。

　　四、我们曾经拥有不一样的路径

　　欧日韩等国都经历过让工人经受的巨大身体和精神痛苦的超长工作时间，难道我们别无他法，难道打工人命该如此，只能步其后尘吗?

　　不是，完全不是!

　　我们的确曾经走出过一条完全不同的曲线，曾经拥有过一条完全不同地发展路径。当我们把图十二的数据往前推到1950年代，对比一下战后中日韩三国的年均工时变化，我们发现，在将近半个世纪的漫长时间内，韩国战后年均工时长期维持在野蛮的2500—3000小时，远高于当时中国的水平，也高于当今中国的水平。长期的军事独裁统治，儒家文化的浸染，出口导向型的发展路径，工人组织力量的缺失，都是造就这一野蛮时代的原因。

　　而50-80年代的中国，年均工时与高度发达的日本相差无几。战后中日两国的起点完全不同，日本虽是战败国，但它是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且在冷战背景下有美帝的大力扶持，经济发展水平远高于中国。

　　社会主义新中国没有走资本主义国家先拼命提高工时再缓慢降低的老路。

　　1950年至1980年，我国经济发展速度平均约为7.61%，远高于同期绝大部分国家发展水平，建立起了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防工业体系。这雄辩地说明，工业化初期的经济发展并不必然以牺牲“企业战士”、“产业战士”的健康和生命为代价。

　　这一时期中国年均工时虽然与发达的日本相当，但当时我国实行的是工资福利朝一线工人倾斜的政策，不同层级、不同年龄的劳动者之间的工时不会有显著差别。同样的平均工时，不同社会条件下，普通劳动者的感受会大不相同。比如我国现在周均工时为49小时，但一线工友的周工作时间往往达七八十小时，他们“被平均”了。

　　1983年，武汉市社会科学研究所曾对全国八个不同类型的工业城市一万多名青年职工进行问卷调查, 专门对他们的时间支配情况作了征询，统计结果是，青年职工每天的工作时间平均为6.83小时，而业余学习、文娱活动、社会交往等三项生活活动时间分别为1.59小时、1.37小时、0.67小时，三项之和共为3.63小时。(刘崇顺.当代中国青年职工的闲暇生活[J].社会学研究, 1986(2):7.DOI:CNKI:SUN:SHXJ.0.1986-02-009.)

　　每天的工作6.83小时，按一年52周和当时的6天工作制计算，年工作时间为2,130小时，基本符合图十四的数据。

　　这样的时间安排，虽然谈不上完美，恐怕是当代打工人做梦向往的生活吧?

　　此时市场经济体制尚未确立，私营企业尚处于萌芽期，这一万多名青年职工的统计数据，代表了一线劳动者的普遍状况。

　　而此时的日本，虽然拥有比我们略低的平均工作时间，一线劳动者长时间加班却是常态，触目惊心的过劳死现象刚刚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更不要提当时的韩国，打工人连十二小时工作制都是奢望。

　　日本、韩国劳动者的悲惨状况，曾是我国当时进行社会主义优越性教育的重要素材。

　　九十年代后，中日两国年均工时曲线开始分道扬镳：日本维持缓慢下降的趋势，中国则一路攀升。两国差距从1990年的200小时，拉大到2023年的700小时。2005年，中国的平均工时终于超越了卷王韩国。

　　市场经济在我国重新占据了统治地位。国企工人大面积下岗，有饭吃就不错，不再奢求工时。新工人从农村大量涌入城市，缺乏基本的社会保障。尽管我国从1995年从法律上确立了五天八小时工作制，但这与普通打工人无缘。五天八小时工作制被事实上的六天十二小时工作制所取代。

　　本文开头谈到的两件事，在这种背景下发生，也就不足为奇了。

　　打工人需要牢记的是，历史的走向最初并不是这样。我们曾经拥有一条完全不一样的路径，一条属于劳动者的、光明的大道，一条资本主义国家的劳动者曾经羡慕的康庄大道。

　　五，工人的体面从何而来

　　回到体面问题。

　　借产能转移、股权变更之机变相压迫员工的某厂，当然与体面无缘。

　　给予工人平均“2.3N”补偿的、创造“体面退场的教科书案例”的佳能中山工厂，无疑在这场关厂公关中获得了的体面。但这是工厂的体面，不是工人的体面。对于依赖“基本工资+加班费”模式勉强维持生计的佳能厂工人，这种工作模式下很难获得体面与尊严。

　　默许“基本工资+加班费”勉强维持生计的模式继续维持下去，就是在事实上纵容资方可以随时以加班费为手段把劳动法规按在地上磨擦，可以任意蹂躏打工人的体面与尊严。

　　我国的工人，曾经获得过足够的体面与尊严——1950-1980年代，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虽然落后于日韩等国，但普通工人的工作时长远低于同期的韩国工人，与日本工人相比也毫不逊色，至于政治地位、民主管理权利等方面，更是天壤之别。

　　体面与尊严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我国的工人，欧美日韩等国的工人，都经历过漫长的工人运动、社会革命或社会改良的洗礼。

　　体面与尊严，需要持久的警觉和斗争来维护。1983年我国的职工享有远比市场经济条件下打工人优越的地位，但对市场经济缺乏足够的认识与警觉，优越地位很快就丧失了。

　　今天，中国工人获得体面的第一步，仍然是涨工资、降工时。深圳的工人，如果五天八小时的工作无法换取四五千元的收入，是很难谈得上体面与尊严的。

　　最后，为努力争取尊严与保障的打工人点赞!你们才是最体面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