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广斌、杨益言：红岩（一）

        《红岩》作者罗广斌、杨益言都是重庆中美合作所集中营的幸存者，他们亲身经历了黎明前血与火的考验，目睹了许多革命烈士为革命牺牲的壮烈场面。根据这些亲身经历，他们于1957年写出了革命回忆录《烈火中永生》，随后在这个基础上创作了长篇小说《红岩》。《红岩》出版后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被誉为“共产主义的奇书”，并被翻译成多种外国文字，在国内外为中国社会主义文学赢得了巨大声誉。《红岩》是以描写重庆解放前夕残酷的地下斗争，特别是狱中斗争为主要内容的长篇小说。它的基本情节以“中美合作所”集中营（包括渣滓洞和白公馆）内的敌我斗争为中心，交错地展开了我地下党领导的城市的地下斗争、学生运动、工人运动、狱中斗争以及华蓥山区的武装斗争，集中描写了革命者为迎接解放、挫败敌人的垂死挣扎而进行的最后决战，歌颂了革命者在酷刑考验下的坚贞节操，塑造了有真实生活原型的许云峰（许建业）、江姐（江竹筠）、成岗（陈然）、刘思扬（刘国志）、余新江（余祖胜）等众多可歌可泣，令人难忘的革命英雄形象，深刻展示了革命者的崇高精神境界和思想光辉。

罗广斌

杨益言

　　罗广斌（1924—1967年），重庆忠县人；194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从事学运工作，并利用其家庭关系进行统战和策反工作。1948年9月因叛徒出卖在成都被捕，先后囚于渣滓洞、白公馆监狱。狱中坚持斗争，拒绝其兄罗广文（蒋介石嫡系，国民党第15兵团司令）的保释，宁愿坐牢，也不写悔过书，和难友一起秘密制作五星红旗，迎接解放。1949年11月27日国民党大屠杀之夜，策反看守杨钦典，带领难友集体越狱成功。解放后历任共青团重庆市委常委、市统战部长、市文联作协会员等职，积极从事宣传烈士革命事迹的工作，是《红岩》小说主创人之一。文化大革命中受到迫害，1967年被诬为叛徒跳楼自杀。

　　杨益言（1925—），四川武胜县人；1940年在同济大学读书，后因在上海参加学生运动被学校开除。1948年8月被捕，囚禁于重庆“中美合作所”渣滓洞，重庆解放前夕被营救出狱。解放后在重庆市委工作，先后任科长、办公室主任、常委等职。1963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为四川省重庆文联专业作家。1979年出席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当选为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委员；1980年曾当选为中国作家协会四川分会副主席1948年，在国民党的统治下处在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刻。

1947年11月江竹筠与丈夫到下川东组织武装起义，临行前一家三口的合影

　　故事梗概 为了配合工人运动，重庆地下党工运书记许云峰命甫志高建立沙坪书店，作为地下党的备用联络站。甫志高为了表现自己，不顾联络站的保密性质，擅自扩大书店规模，销售进步书刊。一天，区委书记江姐要去华蓥山根据地，甫志高到码头为江姐送行，江姐嘱咐他要注意隐蔽，他嘴上答应，心里却不以为然。江姐到离根据地不远的一座县城时，发现自己的丈夫、华蓥山纵队政委彭松涛的人头被高挂城头。见到纵队司令员“双枪老太婆”后，她强忍悲痛，坚决要求到丈夫生前战斗的地方工作。甫志高又自作主张吸收一名叫郑克昌的青年入店工作，许云峰知道情况后大吃一惊，几经分析发现郑克昌形迹可疑，便让甫志高通知所有人员迅速转移。甫志高却根本不听劝告，反认为许云峰嫉妒自己的工作成绩，结果被捕并成了可耻的叛徒。由于他的告密，许云峰、成岗、余新江和刘思扬等人很快相继被捕。特务头子徐鹏飞得意忘形，妄图借此将重庆地下党一网打尽。然而，他使尽各种伎俩，都没能从许云峰等人身上得到任何所需的东西。凶残的敌人为了得到口供，疯狂地折磨政治犯。他们给犯人食用霉烂的食物，而且在炎热的夏天限制饮水数量，妄图用炎热、蚊虫、饥饿和干渴动摇革命者的意志。为了粉碎敌人的阴谋，狱中难友趁放风时在墙角挖出一眼泉水，在保护泉水的斗争中，龙光华英勇牺牲，全狱难友绝食抗议敌人的暴行，敌人不得不妥协让步。

　　叛徒甫志高带领特务窜到乡下，江姐不幸被捕，关押在渣滓洞里。在狱中，她受尽了折磨，凶残的敌人把竹签钉进了她的十指。面对毒刑，她傲然宣告：“毒刑拷打是太小的考验，竹签子是竹做的，共产党员的意志是钢铁铸成的！”秋去冬来，转眼到了年底。全国革命形势一片大好，国民党当局在受到沉重打击后开始放出和谈空气。阴历年三十，渣滓洞全体难友举行了一个别开生面的联欢会。更令人高兴的是，地下党派人与他们取得了联系。敌人为了表示和谈的“诚意”，假意释放了一些政治犯，来自资本家家庭的共产党员刘思扬是其中之一。在他被送回刘公馆的第二天夜里，一个自称姓朱的人潜入刘家，说他受区委书记李敬原的委派，前来了解刘思扬在狱中的表现，并要他详细汇报狱中地下党的情况。正当刘思扬对此人怀疑时，李敬原派人送来情报，揭穿了这个伪装特务郑克昌的真面目。刘思扬来不及转移，又被抓起来关进另一所监狱“白公馆”。郑克昌在诱骗刘思扬失败后，又伪装成同情革命的记者高邦晋打入渣滓洞，他妄图通过苦肉计刺探狱中地下党的秘密。余新江等人识破了他的伪装，并借敌人之手除掉了这个阴险的特务。

　　解放军日益逼近重庆，地下党准备组织狱中暴动。在白公馆装疯多年的共产党员华子良与狱中党组织接上了关系。同时，关在地窖中的许云峰用手指和铁镣挖出了一条秘密通道。当解放军攻入四川，即将解放重庆的时候，徐鹏飞等狗急跳墙，提前秘密杀害了许云峰、江姐、成岗等人。就在许云峰等人被害的当天晚上，渣滓洞和白公馆同时举行了暴动。刘思扬等一些同志牺牲了，但更多的同志终于冲出了魔窟，伴随着解放军隆隆的炮声，去迎接黎明时分灿烂的曙光！

　　长篇小说《红岩》根据作者罗广斌、杨益言1957年写作的革命回忆录《在烈火中永生》创作，全书共三十章，1962年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作家用红岩作书名是有自己的寓意的——红色象征革命的颜色，岩石是非常坚硬的物质；而革命者在狱中也坚持斗争，坚韧不拔。他们的意志坚如磐石，犹如红岩。红岩村位于重庆市郊化龙桥附近的“大有农场”内，是中共中央南方局和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所在地。《红岩》出版后，由此衍生的文艺作品很多，如被改编成电影《烈火中永生》、电视剧《红岩》、歌剧《江姐》、评书《红岩》以及多个版本的同名连环画等足见其教育意义影响之深、之广。

《红岩》是怎样写成的

　　1958年10月，时任团中央常委、中国青年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的朱语今，带着年仅26岁的文学编辑王维玲赴四川、云南考察共青团工作，同时也给文学编辑室组织稿件。在省会成都，四川省作家协会主席沙汀向他们推荐了反映中美合作所狱中斗争的长篇线索，作者是罗广斌、刘德彰、杨益言。朱语今和王维玲随即赶到重庆文联，拿到了这部作品的油印稿。王维玲连夜审读完，朱语今让他谈意见。王维玲说，严格地讲，这还不能算是草稿，只是一些素材，全是真人真事的叙述，每篇都是独立的，相互间没有联系，这部油印稿也没有书名，没有统一的结构，一大沓散篇。但却像刚开采出来的矿石，虽然粗糙，却是稀有的，闪光的，篇篇具有真情实感，搞好了，它能以自己真切的感受和独到的内容赢得读者。从现有的水平看是谈不到出版的。如若把这些散落的生活片段组织起来，用一条紧密相连的链条、一个完整的形象体系结构成长篇小说，将会是一部题材重大、内容少见、意义深远，具有很强感染力和感召力的作品。这是这部油印稿最好的出路。朱语今听完很满意，果断拍板，决定约三位作者写长篇小说。

　　朱语今要王维玲向三位作者之一的杨益言（当时是重庆团市委办公室主任，负责接待朱、王二人），提出写长篇小说的想法。杨益言不敢答应。他说：“我们从来没写过小说，也没有这想法，这得和老罗、老刘他们商量。”当时，罗广斌和刘德彰都在市委机关的劳动基地长寿县境内的长寿湖农场劳动锻炼，他们就一同赶到那里。傍晚，他们乘着一叶小舟泛游在平静的长寿湖上，头顶着当空一轮皓月，听罗广斌讲述他们写作的经过。原来，他们都是被关押在中美合作所里的难友，当年被捕时还是学生，亲身经历了狱中的斗争生活。他们是幸存者，总觉得有一种革命责任应该把他们所了解的一切写出来。但是谈到写长篇小说，他们还是望而却步，认为那是高不可攀的事。朱语今很动情地说：“你们都是共产党员，都是团干部，天天动员团员青年响应毛主席的号召‘破除迷信，解放思想’，你们自己就不能带头实行？你们没写过小说，为什么就不能学着写？就不敢写？你们写小说，目的很明确，不为名，不为利，为了教育青年一代，为了完成烈士的嘱托，完成一个幸存者、一个革命者应尽的义务，把笔拿起来，不要犹豫了，写吧，一定要把书写好！”这似乎是团中央的领导对三个地方团干部下达的任务。就在这个难忘的长寿湖之夜，三个作者接受了写小说的任务。

　　《红岩》原著插图版画 ：

李少言

宋广训

吴强年

吴强年

　　朱语今和王维玲从长寿湖回到重庆市，向分管团的工作的市委常委、组织部长肖泽宽作了汇报，肖泽宽立即向市委第一书记任白戈、书记李唐彬汇报，经过三位常委的认真研究，决定由罗广斌、杨益言两人完成长篇小说的创作任务（刘德彰没有被通过），并指定由肖泽宽代表市委负责组织领导这项工作。肖泽宽首先要组织部把罗广斌（团市委统战部部长）、杨益言从工作岗位上抽出来，让他们脱产，集中精力专心写作，并亲自和罗、杨谈话，表明市委对他们的支持和希望。紧接着，在他的提议下，经市委批准，罗、杨可以到公安部门查看有关敌特档案、提审在押的敌特分子，使罗、杨了解敌特内部情况，包括特务与特务之间的复杂关系和人际矛盾，这为他们后来成功塑造徐鹏飞、毛人凤、严醉、沈养斋等高层军统特务形象，提供了宝贵的素材。罗广斌、杨益言开始动笔时，市委第一书记任白戈提出这部书的思想内容是“表彰先烈、揭露敌人”8个字。
肖泽宽在听取了各方人士的意见后，深深感到能否成功地塑造好许云峰、江姐等一批共产党员形象，是这本书成败的关键。而罗、杨坐牢时，只是20岁出头的年轻人，要求他们深刻理解、生动刻画、塑造好一批共产党员形象确有难度。但肖泽宽对罗、杨始终抱有信心，针对初稿中存在的问题，肖泽宽对他们说：“中美合作所集中营里确实非常黑暗，非常残暴，所以人们才说它是座人间魔窟。但就是在这里，共产党人用自己的热血和生命、气节和情操，写下了不朽的篇章。你们写小说不能停留在写一个、抓一个、死一个，要通过烈士的事迹，写出烈士的精神和本质，你们是在写共产党人的正气歌！”

　　《红岩》出版时第一版稿费6000元，扣除罗、杨因生活和写作需要预支的4000元，还有2000元。罗、杨决定交党费，肖泽宽真诚地说：“你们熬灯守夜苦干了好几年，现在又是困难时期，这钱就不要交党费了，拿回去，补助一下生活，照顾一下孩子吧。”两位作者商量了一下，各自留下400元，剩下的1200元还是直接汇入了党费的账号。在写作上，肖泽宽则建议他们拜沙汀为师，请专家来指导。在度过无数个苦恼不安的日夜之后，罗广斌和杨益言终于完成了《红岩》的创作任务。1961年12月，《红岩》正式出版。王维玲对两位作者说：“《红岩》不过４０万字，可是从初稿到定稿，重写三次，大改两次，苦战了三个春秋。你们一个字一个字地写下了300多万字，所有帮助过你们的同志，没有不佩服你们坚韧不拔的创作精神和创作毅力的，你们是以自己独有的生活宝藏、独到的艺术视角和艺术手法，写出了这部独具特色的长篇小说。《红岩》是用你们的信仰和生命培育出来的，在文学史上，像这样认真严肃、一改再改的作品，也是不多见的！这正是你们走向成功的所在。《红岩》会是传世之作，后人是不会忘记你们的！”

　　小说《红岩》出版后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被誉为“共产主义的奇书”，并被翻译成多种外国文字，在国内外为中国社会主义文学赢得了巨大声誉，“文革”中该书被诬蔑为“叛徒文学”成为禁书，作者亦备受摧残，“文革”结束后小说重新出版发行。小说《红岩》问世以来，由此衍生的文艺作品很多，如被改编成电影《烈火中永生》、部分情节被改编为歌剧《江姐》以及多个版本的同名连环画等为世人熟知。这部作品以惊心动魄的斗争画面和崇高的革命精神震撼了广大读者的心，获得了广泛的好评，被称为具有共产主义精神和革命气节的教科书。

　　江姐是艺术形象化了的烈士形象，她身上集中了李青林、彭崇碧、左绍英等女英烈的事迹，大家所熟悉的江姐绣红旗一幕，是《红岩》的作者之一罗广斌把自己狱中做五星红旗的故事集中到了江姐身上。书中华子良即韩子栋，1947年8月18日成功越狱。韩子栋在解放军的护送下到了中央组织部。1948年1月23日，韩子栋向中组部递交了关于自己入狱及脱险经过的报告，经审查后恢复了他的党籍。解放后，他历任中央人事部副处长、一机部二局副局长、国家计委办公厅副主任，1958年调贵州，任贵阳市委副书记、贵州省政协副主席等职；1992年5月19日在贵阳病逝，终年84岁。

　　小说中双枪老太婆是虚构的，但当时华蓥山游击队中确实有一位枪法如神的中年妇女叫邓惠中。《红岩》的作者之一杨益言曾列举了三位女同志的名字，作为双枪老太婆这个形象的原型，其中有一位是邓惠中，另两位是刘隆华和陈联诗。他们三人都是共产党员，都参加和指挥了农村武装斗争，但邓惠中后来不幸牺牲了，刘、陈二人都坚持到了革命胜利。邓惠中的丈夫不是那位叫华子良的韩子栋，而是叫邓福谦，1934年入党，1937年他去了延安。邓福谦走后，邓惠中与邓福谦介绍的几个地下党员认识，于1938年入党，并担任岳池县妇女特支书记。邓惠中有二子一女，二儿子邓诚，即小说中的华为，入党后成为党内交通员，大儿子和女儿也锻炼得非常坚强。1948年，邓惠中主持建立了中共西南民主联军华蓥山济南纵队，有武装队员四百余名，她成了名副其实的纵队司令。不幸武装起义失利，1948年8月2日，邓惠中潜回家中，被追踪而至的清乡队逮捕。同时被捕的还有二儿子邓诚、女儿及未婚儿媳。她在狱中经受了残酷的刑罚折磨，吊打、竹筷子夹手指、猪毛穿乳头、灌辣椒水等，但她始终严守党的秘密。1949年11月27日夜里，邓惠中和邓诚母子同时牺牲在渣滓洞。

　　《红岩》小说中的很多素材都是取自真人真事。韩子栋，原名韩国桢，山东阳谷人，1908年出生，1932年在北平中国大学读书时参加革命，1933年1月入党。韩子栋入党后，根据党的指示，打入敌人内部做情报工作。1934年，因叛徒的出卖他不幸被捕。经过多次交锋后，他发现特务机关没有抓到他的任何证据，更加坚定了不暴露真实身份的信念。他在北平、南京、汉口、益阳、息烽、重庆等地坐过牢。1940年中共四川省委书记罗世文、军委书记车耀先被捕后，在狱中韩子栋认识了他俩，并在罗、车的领导下，进行狱中斗争。小说中，罗世文、车耀先牺牲那天，让华子良陪斩。枪声一响，华子良一下子吓疯了。实际上，韩子栋并不是利用假枪毙的机会装疯的，罗、车二人是被秘密杀害的，并没有让韩子栋去陪斩。1947年8月18日，他和特务出白公馆，来到磁器口。特务在派出所所长胡为祥家打麻将，乘他们大意之机，韩子栋渡过嘉陵江逃走了。过河钱本是八千元，他付了一万元。过江后，他走小路奔万县，奔宜昌，后来到了许昌，找到一个叫郑大发子的人，他当年狱中的难友。在那里干了一段杂工。从许昌他北上过郑州、过黄河，到了解放区，一共走了四十五天。

　　小说《红岩》中，多次提到老石同志，他是重庆地下党方面的最高领导人，他的职务是川东临委书记兼上川东地委书记，他领导着上川东地委、下川东地委和重庆市委的党的工作。他有一个化名叫石果，党内的同志认为他姓石，敌人也认为他姓石，但他的真实姓名却是叫王璞。王璞是湖南韶山人，和毛泽东是同乡，他前进的路上是否与毛泽东个人有联系，无资料可查考。1938年10月，他出任湘乡县委委员兼韶山区委书记，1942年初，王璞担任重庆市委领导，多在北碚、合川、铜梁、邻水等地活动。不久，经组织批准，他和共产党员左绍英组成一个商人家庭，左绍英对外是老板娘兼总管，党内是王璞的交通联络员。王璞在韶山有个妻子叫贺建修，生有一女。由于革命工作的需要，1939年他们分别后，夫妻从此永别。王璞和左绍英结婚时生活很困难，连被子都是彭咏梧和江竹筠送去的。左绍英原来是一名纱厂的女工，由王介绍入党。左绍英原先住重庆，拉扯两个孩子，身上又怀了孕。《挺进报》事件发生后，王璞成了特务的重点追捕对象，于是左撤离重庆，到合川乡下堂兄家隐蔽起来。王璞是被他的副手川东临委副书记兼下川东地委书记涂孝文出卖的，他供出了王璞在广安县城的住址。1948年7月4日，敌人赶到广安，没抓住王璞，却抓住了他的主要助手——上川东地委委员兼广安县县委书记骆安靖。骆安靖经不住肉体的折磨，当了叛徒。而此时，王璞正在渠河两岸，华蓥山西侧、嘉陵江以北地区发动五省联合大起义，组建西南民主联军川东纵队，曾霖任纵队司令，王璞兼任纵队政委。1948年9月初，王璞随第四支队活动，在岳池县石盘乡木瓜寨，被敌人包围，他负伤了。在转移途中，因流血过多，不幸牺牲。同志们把他的遗体安放在一个山洞里，被敌人发现，敌人割下王璞的头，悬在树上“示众”三天。三天后，烈士的头颅不翼而飞。原来是有人冒着生命危险把它取下来，安葬在一棵槐树下。

　　在《红岩》小说的第二章，因为幼稚的陈松林受骗上当，为特务郑克昌、黎纪纲留下破绽，导致甫志高被捕、叛变。而在真实的生活中，陈松林叫陈柏林，1948年他仅有十七岁，是一名年轻的共产党员。他开的书店，在民生路上，书店名叫文城出版社。书中特务郑克昌的真实姓名叫李克昌，是保密局重庆站的一个组长；黎纪纲的真实姓名叫曾纪纲，他是李克昌手下的一个特务。小说中的甫志高，是众多叛徒的典型形象，是众多叛徒的集中体现，不能简单地说是哪一个人。由于陈柏林的大意，被捕的那个“甫志高”叫任达哉，他是在1948年4月1日下午3点，在红球坝和陈柏林一起被捕的。陈柏林虽然年轻，但他经受住了酷刑的考验，用意志粉碎了敌人的阴谋。而任达哉却当了叛徒，他供出了重庆市市委委员、负责工运工作的“杨清”，即许建业。任达哉背景复杂，抗日战争期间在国民党中央印刷厂当工人，参加过我党领导的工人运动，后来又认识了特务李克昌，做了军统的通信员，因无甚成绩，军统又抛弃了他。1947年，任达哉隐瞒历史，加入地下党组织，在许建业的领导下工作。他背叛革命是符合历史逻辑的，他原来就是李克昌的部下，就是特务。李克昌抓住了他，他不背叛革命那是不可能的。由于任达哉的叛变，1948年4月4日，许建业被捕。

　　1948年4月6日上午，中共川东临委委员兼重庆市委书记刘国定，从南岸牛奶场住地来到临江路宽仁医院，看望住院生儿子的妻子严炯涛后，和江津县委的涂绪勋来找许建业。刘一进门，便遭到特务扣押。随后的涂绪勋见势不对，主动问特务：“我有几只轮胎，是否可以在这里抵押。”特务误认他是生意人，叫他“滚开”了。刘国定又名刘仲逸，1918年生，四川新都人，1938年入党。刘国定向敌人交代出达县大竹武装起义失败后疏散来重庆的李忠良。4月8日李忠良被捕，他向敌人供出地下党员刘国定，指认一起被捕的余天即是达县大竹起义后被通缉的邓兴丰和与邓兴丰有关的重庆银行的余永安。余永安叛变后，又交代和指认出中共重庆市委副书记冉益智。冉益智也背叛了革命，确认了没有暴露全部身份的刘国定是中共重庆市委书记，交代了一大批地下党员名单。

　　冉益智，本名冉启熙，1910年生，四川酉阳人，1936年参加国民党，1938年参加共产党，历任合川县委、北碚、万县中心县委宣传、组织部长、县委书记，1947年10月任重庆市委副书记，分管学运工作。刘国定被捕后，冉益智和市委常委肖泽宽、李维嘉曾多次碰头，分析刘国定、许建业被捕后的态势和应急措施。约定在17日上午三人在中山路北碚图书馆、北碚公园门口接头。但是冉益智没有想到在去接头途中被捕。12点过去了，冉益智还没有出现，警惕性极高的肖泽宽和李维嘉按照地下工作规定，立刻分散转移了。刘国定、冉益智叛变革命后，肖泽宽和李维嘉成为川东地下党的主要领导人，上级党组织任命肖泽宽为川东特委书记，继续领导对敌斗争。1949年4月，考虑到安全问题，党组织又将肖泽宽调离重庆，经香港转解放区。刘国定向敌人交代的有：一、四川省委、川东临委的组织机构和人员名单；二、川西工委负责人华健在重庆的联系接头地点；三、下川东武装起义失败后人员转移情况；四、《挺进报》特支的刘镕铸、陈然、蒋一苇、王诗维及“电台”支部的程途、成善谋、张永昌；五、城区区委书记李文祥和妻子熊咏晖及罗广斌、沙汀、彭咏梧、江竹筠、黄绍辉、刘国定；六、丰都、石柱、云阳、宜昌的中共地下党组织情况；等等。

　　刘国定和冉益智为邀功请赏，竟然争相向敌人出卖同志，亲自带领特务去抓捕地下党员。冉益智带领特务到万县，抓捕了川东特委副书记兼下川东地委书记涂孝文。涂孝文又叛变出卖了包括江竹筠在内的几十名共产党员。同时，冉益智还向特务交代了川西地下党组织的情况，他参加“川西特侦组”配合特务在成都将川康特委书记蒲华辅和委员华健抓捕。蒲华辅叛变出卖了在国民党军队中的秘密党员韩子重和他自己的妻子郭德贤。郭德贤1924年生，四川云阳人，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蒲华辅出卖她后，敌人到家逮捕她，趁敌人未进屋时，她烧掉了自己保管的党的文件，并及时托人给川康特委副书记马识途同志送了信，使马识途得以脱离，保卫了党的机密，保护了组织和同志。郭德贤被捕后，被囚在白公馆监狱，1949年11月27日大屠杀中，她与后来《红岩》的作者罗广斌等人一起突围。在突围中，她丢了女儿，后来在《大公报》上作广告，方才把女儿找回，女儿小波很有出息，现任天津市冶金研究所高级工程师。解放后，马识途多次证明郭德贤是位好同志，立场坚定，掩护了组织，保护了同志。但是在那个极左的年代里，组织对郭德贤仍然不公，因为她的丈夫是四川地下党的最大叛徒，迟迟没有恢复她的党籍，直到1983年，中共重庆市委才恢复了郭德贤的党籍，党龄从1939年8月算起。

　　当冉益智进一步出卖地下党组织时，刘国定也不甘示弱，他向特务机关交代了比冉益智更有分量的情况：中共中央上海局领导人钱瑛的地址。当时四川地下党组织属于上海局领导，钱瑛具体负责四川、湖北地下党的工作。刘国定亲自带领特务到上海抓捕钱瑛，因钱瑛已经转移到香港而扑空。在南京，逮捕了未转移的华德芳、陆自诚、刘寒松、傅罗、李家桢、陈丽金等人。根据刘国定提供的情况，特务在广安逮捕了下川东第五工委书记骆安靖。骆安靖在刘国定的劝诱下，背叛了革命，他向特务交代了第五工委的委员和下属的两个特支及七名党员。李文祥是重庆城区区委书记，1939年入党，他也是被刘国定出卖的，由于意志不坚定，在狱中他成了革命的叛徒。当李文祥背叛革命时，他的妻子熊咏辉还和江姐一起关在渣滓洞的女牢里，她在狱中表现得非常坚强。当她知道自己的丈夫成了叛徒，她痛苦极了。思来想去，她给难友们写了一封公开信：“他是他，我是我，既然他已叛变，我就和他一刀两断，是真是假今后难友们看我的表现。”她的态度赢得了难友们的同情、支持和鼓励。

　　叛徒终归是没有好下场的。重庆解放前夕冉益智回北碚黄桷镇82号匿居。重庆解放的第二天，他到江北一位朋友家住下，以便进城活动。1949年12月18日，冉益智在大同路德胜戏院门口，碰上了向人民政府自首的原保密局西南特区前区长李修凯，李将冉扭送魁星楼警备部队执勤战士处。12月27日，红岩烈士牺牲一个月后，他被正式逮捕。1951年1月19日，重庆市人民法院对冉益智判处死刑。刑前，冉要求将其尸体“弃之于荒郊，与草木同腐”。1950年1月16日，刘国定向成都军管会公安处自首，1月28日逮捕，1951年1月被判处死刑。第一个背叛革命的任达哉和出卖江姐的涂孝文，以及出卖了自己妻子的蒲华辅也没有好下场。任达哉是在1949年“11·27”大惨案中，被特务杀死了。1949年10月28日，和陈然一道被特务杀死的十人中，有三个是叛徒，他们是涂孝文、蒲华辅、袁儒杰。在押上卡车的时候，陈然对涂孝文说：“今天是你的好日子，你可以用死来赎罪了。你要表现得英勇一点，也算你曾经加入过共产党。”涂孝文动了动嘴唇，没有说话，但他还是重重地点了两下头。在向刑场驶去的路上，陈然带头唱起了《国际歌》，在这歌声中也有叛徒涂孝文微弱的声音。

　　《红岩》中出卖刘思扬的叛徒李忠良，解放后混入巴县惠明乡辅仁中学当老师，1950年4月被逮捕，1951年2月被判处死刑。叛徒骆安靖是被刘国定出卖的。解放后，骆混进南开中学当了政治教员，1951年被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1953年改判无期徒刑，后改有期徒刑。刑满释放后，在江北区一家蔬菜商店工作。叛徒李文祥被特务机关授予上尉军衔，参加特务工作，1951年2月，被重庆人民法院判处死刑。由于叛徒的出卖，川东地下党组织遭到空前的大破坏。因《挺进报》被敌人破获而受到的重创中，有一百三十三人被捕，其中：重庆被捕六十七人、上下川东四十一人，川康十七人，上海、南京八人。一百三十三人中，被杀害的五十三人，被秘密杀害的三十五人，释放和“11·27”大屠杀中脱险的二十五人，自首变节后仍被敌人杀害的四人，叛变后参加特务组织的八人。

　　在“11·27”惨案越狱之后，罗广斌这个从大屠杀中脱险的生者，拿起笔，把那些死者生前强烈的要求，真诚的希望，带血的嘱托写成了一份二万多字的报告，交给了党组织。在这份报告的最后一部分，罗广斌含着泪水，代表狱中那些死去的难友，向党组织提出了具有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的八条意见：一、保持党组织的纯洁性，防止领导成员的腐化；二、加强党内教育和实际斗争锻炼；三、不要理想主义，对上级也不要迷信；四、注意路线问题，不要从右到左；五、切勿轻视敌人；六、注意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的经济、恋爱和生活作风问题；七、严格整党整风；八、严惩叛徒、特务。

　　这是革命烈士血和泪的嘱托，这是革命烈士对党和人民的事业高度负责的体现，这是革命烈士在生命最后一刻所发出的强烈呼喊，这是我们在发展建设中不能忘记的警示。革命胜利了，不可能再出现屠刀、皮鞭下的叛徒，但是和平时期，一些党员会不会在金钱面前，在美女面前，在权力面前背叛党的利益和人民的利益呢？尤其党内的高级领导干部，如果在这方面做了党的叛徒，他的破坏性丝毫不亚于刘国定、冉益智、涂孝文之流叛党所带来的损失——安徽省原副省长王怀忠这样做了，他将多少原是共产党员的领导干部带进了监狱？原襄樊市委书记这样做了，他不是也将七十四名县处级领导干部带进了牢房吗？

【第一章】

　　抗战胜利纪功碑浓黑，隐没在灰蒙蒙的雾海里，长江、嘉陵江汇合处的山城，被浓云迷雾笼罩着。这个阴沉沉的早晨，把人们带进了动荡年代里的又一个年头。

　　在这变态繁荣的市区里，尽管天色是如此晦暗，元旦的街头，还是照例挤满了行人。

　　“卖报，卖报！《中央日报》！《和平日报》……”赤脚的报童，在雾气里边跑边喊：“看１９４８年中国往何处去？……看美国原子军事演习，第三次世界大战即将爆发……”

　　卖报声里，忽然喊出这么一句：“看警备司令部命令！新年期间，禁止放爆竹，禁止放焰火，严防火警！”　　在川流不息的人海里，一个匆忙走着的青年，忽然听到“火警！”的叫喊声，当他转过头来看时，报童已经不见了，只是在人丛中传来渐远渐弱的喊声：“快看本市新闻，公教人员困年关，全家服毒，留下万言绝命书……”

　　这个匆忙走着的青年，便是余新江。今天，他没有穿工人服，茁壮的身上，换了一套干干净净的蓝布中山装。的眉下，深嵌着一对直视一切的眼睛；他不过二十几岁，可是神情分外庄重，比同样年纪的小伙子，显得精干而沉着。听了报童的喊声，他的眉头微微聚缩了一下，更加放快脚步。两条硕长的胳臂，急促地前后摆动着，衣袖擦着衣襟，有节奏地索索发响。不知是走热了，还是为了方便，他把稍长一点的袖口，挽在胳臂上，露出了一长截黝黑的手腕和长满茧巴的大手。

　　穿过这乱哄哄的街头，他一再让过喷着黑烟尾巴的公共汽车。这种破旧的柴油车，轧轧地颠簸着，发出刺耳的噪音，加上兜售美国剩余物资的小贩和地摊上的叫卖声，仓仓皇皇的人力车案的喊叫声和满街行人的喧嚣声，使节日的街头，变成了上下翻滚的一锅粥。

　　余新江心里有事，急促地走着。可是，满街光怪陆离的景色，不断地闯进他的眼帘。街道两旁的高楼大厦，商场、银行、餐馆、舞厅、职业介绍所和生意畸形地兴隆的拍卖行，全都张灯结彩，高悬着“庆祝元旦”

　　“恭贺新禧”之类的大字装饰。不知是哪一家别出心裁的商行带头，今年又出现了往年未曾有过的新花样：一条条用崭新的万元大钞结连成的长长彩带，居然代替了红绿彩绸，从雾气弥漫的一座座高楼顶上垂悬下来。有些地方甚至用才出笼的十万元大钞，来代替万元钞票，仿佛有意欢迎即将问世的百万元钞票的出台。也许商人算过帐，钞票比红绿彩绸更便宜些？可惜十万元钞票的纸张和印刷，并不比万元的更大、更好，反而因为它的色彩模糊，倒不如万元的那样引人注目。微风过处，这些用“法币”作成的彩带满空飞舞，哗哗作响。这种奇特景象似乎并不犯讳，所以不象燃放爆竹和焰火那样，被官方明令禁止。

　　余新江不屑去看更多的花样，任那些“新年大贱卖，不顾血本！”

　　“买一送一，忍痛牺牲！”的大字招贴，在凛冽的寒风中抖索。谁也知道，那些招贴贴出之前，几乎所有商品的价格标签上都增加了个“０”；而且，那些招贴的后面，谁知道隐藏着多少垂死挣扎、濒于破产的苦脸？

　　几声拖长的汽车喇叭，惊动了满街行人，也惊散了一群抢夺烟蒂的流浪儿童。这时，纪功碑顶上的广播喇叭里，一个女人的颤音，正在播唱：“好花不常开，好景不常在……”

　　余新江不经意地回头，只见一辆白色的警备车，飞快地驶过街心，后面紧跟着几辆同样飞驰的流线型轿车。轿车上插着星条旗，涂有显眼的中国字：“美国新闻处”。这些轿车，由全副武装的军警用警备车开路，驶向胜利大厦，去参加市政当局为“盟邦”举行的新年招待会。余新江冷眼望着一辆辆快速驶过身边的汽车，仿佛从车窗里看见了那些常到兵工厂去的美国人。这时，他忽然发现，最后一辆汽车高翘着的屁股上，被贴上了一张大字标语：“美国佬滚出中国去！”

　　“呸！”余新江向那汽车辗过的地方，狠狠地吐了一口痰，然后穿过闹市，继续朝前走。

　　他沉着地转过几条街，确信身后没有盯梢的“尾巴”，便向大川银行５号宿舍径直走去。这里是邻近市中心的住宅区，路边栽满树木，十分幽静，新年里街道上也很少行人。他伸手按按电铃，等了不久，黑漆大门缓缓地开了。一个穿藏青色哔叽西服的中年人，披了件大衣出现在门口。见了余新江，微微点头，让进去。关门以前，又习惯地望了望街头的动静。

　　看得出来，这是个在复杂环境里生活惯了的人。

　　小小的客厅，经过细心布置，显得很整洁。小圆桌铺上了台布，添了瓶盛开的腊梅，吐着幽香；一些彩色贺年片和几碟糖果，点缀着新年气氛。壁上挂的单条，除原来的几幅外，又加了一轴徐悲鸿画的骏马。火盆里通红的炭火，驱走了寒气，整个房间暖融融的。这地方，不如工人简陋的棚户那样，叫余新江感到舒畅自由，但他也没有过多的反感。斗争是复杂的，在白色恐怖下的地下工作者，必须保卫组织和自己，工作有需要，寓所的主人甫志高当然可以用这种生活方式来作掩护。余新江走向靠近窗口的一张半新的沙发，同时告诉主人说：

　　“老许叫我来找你。”

　　“是啊，昨晚上看见对岸工厂区起了火，我就在想……”甫志高挂好了大衣，一边说话，一边殷勤地泡茶。“你喜欢龙井还是香片？”

　　“都一样。”余新江不在意地回答着：“我喝惯了冷水。”

　　“不！同志们到了我这里，要实行共产主义，有福同享！”

　　甫志高笑着，把茶碗递到茶几上。他注视着对方深陷的眼眶，轻轻地拍拍他的肩头：“小余，一夜未睡吧？到底是怎样起火的？”

　　甫志高是地下党沙磁区委委员，负责经济工作。他关心和急切地询问工厂的情况，却使余新江心里分外难受。小余仿佛又看见了那场炽热的大火，在眼前哔哔剥剥地燃烧，成片的茅棚，被火焰吞没，熊熊的烈焰，映红了半边天。他一时没有回答，激动地端起茶碗，大口地呷着，像是十分口渴似的。

　　“别着急！”甫志高流露出一种早就胸有成竹的神情，宽解地说：“工人生活上的困难，总可以设法解决的。老许的意思，需要多少钱？”

　　甫志高停了一下，又关切地问：“你看报了吗？说是工人不慎失火！”他顺手拿起一张《中央日报》，指了指一条小标题，又把报纸丢开，“我看这里边另有文章！你说呢？小余。”
余新江浓黑的双眉抖动着，忍不住霍然站起来，大声对甫志高说：“什么失火？是特务放火！我亲眼看见的。”他记得，当他冲向火场时，遇到成群的人从火场拥来。炮厂的支部书记肖师傅和许多同志都在那儿。两个纵火犯被全身捆绑着押解过来。工人们早把两个匪徒认出来了，他们是总厂稽查处的特务。

　　余新江像怒视着特务一样，看着对面的粉墙。过了好一阵，才转回头告诉甫志高：“两个纵火的特务，当场被抓住以后，供认出他们放火是奉了西南长官公署第二处的命令！”

　　“第二处？”甫志高一愣。“那是军统特务组织啊！”

　　怒火未熄的余新江，没有注意甫志高的插话，他向前走了两步，语气里充满了斩钉截铁的力量：“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寺。工人的损失要敌人全部赔偿！”

　　他知道，失火以前，长江兵工总厂各分厂，早已出现了许多不祥的迹象。开始是大批军警开进厂区，强迫工人加班加点，后来又把煤厂工人的棚户区划进扩厂范围，逼迫工人拆房搬家。现在，敌人纵火，更使斗争白热化了！长江兵工总厂所属各分厂的工人，今天要聚集到炮厂去。尽管厂方人员溜了，可是愤怒的工人，决心把厂方准备的扩厂建筑材料，搬到火烧场去，重修炮厂工人的宿舍。不得胜利，斗争决不停止！余新江攥起结实的拳头，在小圆桌上狠狠地一击，震得瓶里的腊梅纷纷飘落。

　　甫志高被他的情绪感染着，也很激动。虽然因为工作关系，他很少机会参加群众运动，然而对政治形势，仍是很了解的。

　　“是的。重庆的军火工业，占蒋介石全部生产能力的百分之八十！他要当好运输大队长，补充美国装备的大量消耗，当然要抓重庆！”甫志高眼珠闪动着，显出一种少见的激奋。“小余，你还记得吗？去年春天，《新华日报》停刊时，吴老就愤慨地质问过敌人：‘你看，我们的对面，就是你们的兵工厂。数月以来，日日夜夜赶造军火。请问这是干什么的？’美蒋反动派坚持内战，急于扩大军火生产，已经到了不择手段的程度了。这一次，我们党必须领导工人斗争到底！”

　　“咱们重庆工人，不能拿自己清白的手，去给反动派当帮凶！”余新江大声说着，此刻他更加感到这次反对拆迁扩厂斗争的重大意义。“老许说，决定公开揭露敌人纵火的罪行，争取各方面的正义声援；并且在全市各厂发动工人募捐，在敌人赔偿损失以前，解决炮厂工人的生活困难……”

　　“在捐款未到手时，我可以先设法……”甫志高没等到余新江说完，便打断了他的话。是啊，目前要维持几百户工人的生活，不是容易的事情。而且，地下党经济方面的某些开支，本来就是他责任范围以内的工作。

　　余新江直爽地点头，说出了当前需要的数目，又说：“老许讲了，你垫的钱，以后由捐款中归还。”

　　“没有问题，这笔钱明天就可以给你。”虽然刚过了年关，金融界头寸很紧，可是甫志高没有强调困难，反而主动提出：“如果不够用，还可以设法多弄一点。”

　　他望着余新江的浓眉和双眼，劝说道：“小余，你太疲倦了，休息一会儿，吃了饭再走。”他看看表，又补上一句：“我妻子买菜去了，就要回来的。”

　　他说，新年期间，他特地让雇佣的老妈子回乡去和家人团聚。这几天，就由他夫妇俩自己煮饭吃。

　　余新江没有留意对方的关切。他不太爱讲话，而且有一股除了工作，什么也不注意的劲头，只要有事，便连吃饭也忘记了。为了这，他的母亲常常埋怨他不该糟蹋身体。老许也批评过他。可是这脾气，不是容易改掉的。偏偏现在，他又装了一脑子的工作，更顾不得吃饭睡觉了。其实，老许的脾气和他差不多。今早上，听完余新江的汇报，连早饭也不吃，就赶到厂里去了；分手时还给他布置了许多工作。“还有一件事情。”余新江忽然注视着甫志高说：“老许想在沙磁区设一处备用的联络站。”

　　这个想法，是随着沙磁区各厂工人运动的发展而来的。可是老许又不愿让这联络站和他分管的沙磁区委的其他工作混在一起，所以一直没有决定把这任务交给谁。回忆着老许当时深思的神情，余新江说明意图以后，他告诉甫志高：“联络站必须和群众工作分开，所以准备交给你管；老许想征求你的意见。”

　　“江姐马上要走了，区里有意要我兼管一部分学运咧！”甫志高矜持地笑了笑，不再多说，他毫无难色地接受了任务。不管作什么，增加工作，现在都是使他高兴的事。“沙坪坝一带是文化区，搞个书店还合适。经济问题也好解决。不过，还差几个店员。”

　　“老许已考虑了联络站的工作人员。”

　　“谁？”　　“陈松林。”余新江介绍说：“工人同志，我的好朋友。”

　　“那太好了！”甫志高问：“他什么时候来？”

　　“厂里的情况你知道……等几天才行。”

　　当他听到余新江说，老许原来考虑的也是开个书店时，他会心地微笑着，情绪更加兴奋了。余新江又说老许关照过，书店宜小，开成灰色的，不要卖进步书籍……“是啊，是啊！前几年，我搞过联络站。”甫志高点头微笑，然后把话题一转：“小余，最近一期《挺进报》你读了吗？”他顺手从口袋里摸出一卷粉红色的打字纸来，余新江来到以前，他在家里正细心地反复研读这份地下党的秘密报纸。“毛主席写的《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这篇划时代的文件太鼓舞人了！中国革命已经到了伟大的转折点，胜利的日子快到，我们地下党人就要苦出头了！”

　　甫志高挥动着手上的《挺进报》，从里面抖出一张写有密密字迹的纸头，流露出内心的激情。“这两天我一直在想：要怎样才无愧于伟大的时代？我们应该在群众运动中，在火热的斗争中，为党作出更多的贡献！一想到将来，我感到周身有用不完的力气……”

　　正说着，门铃忽然响了。他有把握地告诉余新江：“准是她买菜回来了。你知道她对你的印象很好吗？工人，又会写诗——她读过《新华日报》上你发表的短诗……”甫志高不让匆匆想走的余新江站起来，坚决地说：“她很想见见你。她炒点小菜，你一定爱吃。天气这么冷，我不能让你空着肚子，又冷又饿地为党工作！”说完，又热情地把从《挺进报》里抖出来的那张纸，塞到余新江手上，说明是他读了毛主席的文件后，花了两个通宵写的一篇学习心得，准备交给地下党刊发表，要余新江看一看，提些意见。这时，门铃再次响了。甫志高这才笑嘻嘻地披上大衣，跨出了客厅。

　　沙坪坝正街上，新开了一家“沙坪书店”。

　　这家书店暂时还很小，卖些普通的书刊杂志，附带收购、寄卖各种旧教科书，顾客多是附近大、中学校的学生。

　　店员是个圆圆脸的小伙子，十八九岁，矮笃笃的，长得很结实。他是从修配厂调出来的陈松林。离厂以后，便没有回去过，谁也不知道他当了店员。初干这样的工作，他不习惯；脱离了厂里火热的斗争，更感到分外寂寞。他很关心炮厂的情况，却又无法打听，也不能随便去打听。偏偏这书店还只是一处备用的联络站，老许一次也没有来过，所以他心里总感到自己给党作的工作太少。
书店是甫志高领导的，他仍旧在银行作会计主任，兼着书店经理的名义。最近，他常到书店来，帮助业务不熟的陈松林。他的领导很具体，而且经验丰富，办法又多，很快就博得陈松林对他的尊敬和信赖。

　　陈松林在这里没有熟人，每到星期一，书店停业休假，他就到附近的重庆大学去。甫志高叫他送些上海、香港出版的刊物，给一个名叫华为的学生。于是，他和华为成了每周都见面的朋友。

　　今天，又是休假日，陈松林换了身衣服，把两本香港出版的《群众》卷成筒，用报纸裹好，带在身边，锁上店门，向重庆大学走去。

　　离开沙坪坝正街，转向去重庆大学的街口，他看见沙磁医院对面的青年馆，又五光十色地布置起来了，门口交叉地插着两面青天白日旗，一张红纸海报上写明是请什么教授主讲：“论读书救国之真谛”，还注明会后放映电影。陈松林瞥了一眼，便走开了。

　　校区的路上，往常贴满学生们出售衣物书籍等招贴的墙头，现在贴了许多布告。陈松林惊奇地发现，这些布告竟是号召同学为炮厂工人募捐的。一张最大的红纸通告上写着：“伸出同情的手来，支援饥寒交迫的工人兄弟！”还专门刊载了一篇通讯，介绍长江兵工总厂炮厂工人，因为拒绝生产内战武器和拆迁住房扩大工厂，被特务匪徒纵火烧毁房屋的经过。可是这张通告被涂上了反动口号：“打倒赤化的医学院！”

　　“造谣！”

　　旁边又贴了另一种标语：“保卫言论自由，反对内战！”

　　附近还有许多针锋相对的标语，显示出不同势力间的激烈斗争。这和他刚才遇到的什么“真谛”之类的空泛演说，气氛大不相同。他还看见一些壁报，可是有的被撕破了，有的被肮脏的笔乱涂着：“奸匪言论”

　　“侮辱总裁”

　　“破坏政府威信”。给陈松林的印象最深的，是一张浆糊未干的《彗星报》，被撕得只剩下刊头画和半篇社论。社论的标题是：抗议扩大内战的阴谋。

　　陈松林听华为说过：重庆大学和其他学校一样，也在酝酿支援惨遭火灾的工人的斗争。谁想到，这一次来，学校里已经闹得热火朝天了！陈松林分外兴奋地沿途观看，又看见一张醒目的通知：

　　重庆大学学生自治会特请长江兵工总厂炮厂工人代表报告炮厂惨案之真相地点：学生公社时间：星期一上午九时

　　旁边还有一张刚贴上的：重庆大学三青团分团部敦请侯方教授主讲：论读书救国之真谛地点：沙坪坝青年馆时间：星期一上午八时半（会后放映好莱坞七彩巨片：出水芙蓉）“杂种，专门唱对台戏！”陈松林气冲冲地骂了一句。一看就明白，三青团想用肉感电影来争夺群众！对台戏，双包案，向来是他们惯会用来鱼目混珠的拿手好戏！

　　还有许多杂七杂八的招贴，一张法学院伙食团催缴伙食费的通知也夹在中间，陈松林顺眼看见“过期停伙！”几个威胁性的字，继续朝前走。

　　正在这时，远处传来一阵阵的喧哗声，陈松林循声走去，只见林荫深处，一群学生拥挤在训导处门口。

　　成群的学生正从四面八方跑来，有的人还边跑边喊：“同学们！同学们！快到训导处来！……”

　　陈松林不觉加快了脚步，随着愈来愈多的学生，向密集的人群走去。他到底不是重庆大学的学生，不象别人那样急迫，许多从后面赶来的学生，互相询问着出了什么事情，都跑到他前面去了。等他赶到时，黑压压的人群已经在前面堵成了一道人墙，把训导处围得水泄不通了。他好象看见，华为也在人丛中，直往前面挤，一晃就看不到了。在最前面，一个清脆的声音，正在质问：“……同学们的安全，到底有没有保障？请问训导长！……”陈松林觉得这个女声很熟悉，一时又想不出说话的是谁。前面的人墙，使矮笃笃的陈松林踮着脚尖，仍然什么也望不见，更没法望见那个正在说话的女学生。

　　“不要喧哗！聚众要挟是不许可的。”一个故作镇定的干涩的腔调，从训导处里传来，截断了女学生的质问。“你们谁是代表？除了代表，都应该肃静！”

　　“我是文学院的系代表！”那个女学生的嗓音又出现了。“哪一系的？。你的学号？姓名？”　　女学生并未被训导长的追问吓住，声调清楚地回答：“中文系一年级，我，我叫成瑶。”

　　“成瑶？”陈松林吃了一惊。她不就是修配厂成厂长的妹妹么？这个姑娘，陈松林过去经常见到，也知道她在重庆大学念书，但是在他的印象中，她只是个聪明活泼的小姑娘，很少提高嗓子讲话，现在，她竟然当了学生代表，能在大庭广众之中这样勇敢地申述同学们的要求。

　　“她是我们系的代表，让她讲！”

　　“嘘——”人丛中出现了一阵破坏者的嘘声。

　　“嘘什么？站出来让大家看看你的嘴脸！”

　　“同学们，事情是这样的——”嘈杂声稍稍被压住，成瑶在众多同学的支持下，又继续发言了。她的声音更加清脆而沉着。“昨晚上文学院召开系科代表会，讨论支援炮厂惨案受难工人的各种提案，特务学生魏吉伯——”

　　“凭什么诬蔑好人？”人丛中又有人大声质问：“你有什么证据？”

　　“不是军统就是中统！谁不知道那个魏吉伯！”有人大声驳斥。

　　“不准喧哗！”房间里又冒出了训导长冰冷的声音。“只有代表才能发言，庄严的学府，讲话要有充分的根据！”

　　“我当然有根据！”成瑶的声音更激烈了。“特务分子魏吉伯妄想破坏会议，失败以后，今天早上，他正在开黑名单，被我们系的同学当场抓住。同学们请看，这就是证据，他亲手写的黑名单！从他身上还搜出警备司令部的秘密命令！”

　　大学生们被激怒了。顿时，像爆发的火山，狂烈地燃烧起来：

　　“不许特务横行。魏吉伯在哪里，给我拉出来！”这是一个瘦高的学生，穿着蓝布长袍，站在陈松林前面，愤怒地喊。

　　“魏吉伯在训导长办公室里，我们要求学校当局严肃处理！同学们，请听我念一下，这是给他的秘密命令和他开的黑名单……”

　　“公审，公审！把他的相照下来，让大家看看！”

　　“赞成！请法律系负责筹备公审！”

　　“同学们，不要感情冲动，请大家冷静，冷静！我们学术机关，西南的最高学府，既不能非法拘捕人，更无权审判……”训导长冰冷而带焦灼的声音又出现了。

　　“请问训导长，开黑名单是非法还是合法？”
“训导长！啥子叫感情冲动？”又是那个穿蓝布长袍的瘦高学生在喊，陈松林看见他满脸涨得通红，分外激动。“同学们，堂堂学府，不容许特务横行。我们要求学校当局负责保证全校师生的安全！”

　　“赞成！赞成！”

　　就在这时候，有人发觉一个人影悄悄地从训导处后面的窗口上跳出去，慌张地逃跑了，接着就是一阵喊声：“魏吉伯跑了！”

　　“训导处放跑了特务！”

　　学生群众突然怒潮般地汹涌咆哮起来。

　　“跑得了特务跑不了训导长，我们向训导长要人！”

　　“把特务交出来！交出来！”陈松林不禁也随着学生大喊。“同学们，抓住他！”尖锐的声音高喊着：“快，快点追呀！”喊叫的正是那个身穿蓝布长袍的高高瘦瘦的学生。他从人丛中冲了出来，激怒地撩起衣襟，第一个追向前去，立刻有成群的学生，应声跟着追去。那个穿蓝布长袍的瘦高个子跑得飞快，一直领先，而且距离被追的人愈来愈近了。

　　哦，要抓住那个特务了！陈松林不禁兴奋起来，朝追赶者走过的路，快步走去。他和在场的学生一样，很想抓到那特务。

　　飞跑的特务一转弯，跑进树林深处去了。遥遥领先的那个瘦高学生，正要冲进树林，却摇晃了一下，撩起衣衫的双手突然抱着头，站住了，身子一软便扑倒在地上。“这是怎么回事？”陈松林正在诧异，便听见人声喧哗：“特务行凶！”

　　“同学们，快去救人呀！”仔细一看，树林里，果然有人影窜动，接着又传来一阵汽车引擎的响声，一辆吉普车，从林荫深处冲出，载着逃跑的特务和几个行凶的家伙，绕过校园，飞快地消失在远方。这辆吉普车，开来不久，刚才在训导处门口，陈松林还听到汽车响声，不过他和那些激动的学生一样，都没有注意到这辆汽车和正在发展中的事件的关系。

　　“《彗星报》主编被打伤了！”旁边有人在回答别人的询问：“我们是法律系三年级的。”

　　《彗星报》？陈松林敏捷地想了一下，便记起来了，他刚来还见过那被坏蛋撕掉大半张的进步壁报。被打伤的那个穿蓝布长袍的瘦高学生，原来正是《彗星报》的主编。

　　受伤的人，被救回来了，石块打破了头，血流满面，一群人扶着他，不住地喊着：“黎纪纲，黎纪纲！”华为也跟在人丛中，他没看见陈松林，匆匆地跟那队沸腾的人群拥过去。

　　许多学生，再次聚集到训导处门口，大声叫喊着，要放跑特务的训导长出来答话。

　　愤怒的陈松林，什么也不想看了，绕过松林坡，径直朝华为的宿舍走去。他对那个受了伤的，被叫作黎纪纲的学生，产生了强烈的好感和同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