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斌：红旗谱（九）

２５

　　江涛从济南回来，秋天过了，父亲还在病着。他把运涛的事情一五一十对父亲说了。母亲割完谷，砍完玉蜀黍，正在场上碾场扬场。他又帮着砍了豆子，摘了棉花。做着活，母亲问他：“江涛！你哥哥可是怎么着哩？”他只说：“还在监狱里。”母亲天天想念着在狱里受苦的儿子。

　　收完了秋，江涛去找朱老忠，说：“忠大伯！家里出了这么大的变故，上不起学校了，我想退学。”朱老忠说：“莫呀，孩子！上济南剩下来的钱，你先拿去。家里，我再想法子借钱，叫你爹吃药治病。咳！赶上这个年头儿，不管怎么，也得托着掖着闯过去。”江涛说：“那只够今年的，明年又怎么办呢？”朱老忠说：“不要紧，孩子！有大伯我呢，只要有口饭吃，脱了裤子扒了袄，也得供给你在师范学堂毕了业。”

　　江涛回到保定，第二天洗了澡理了发，换上身浆洗过的衣裳，去看严萍。一进严知孝的小院，北屋里上了灯，老伴俩正在灯下说闲话。严知孝见江涛进来，问他：“运涛怎么样？”

　　江涛把小包袱放在桌子上，说：“他判了无期徒刑！”

　　一听得江涛的声音，严萍在她的小东屋里发了话：“江涛回来了！”东房门一响，踏看焦脆的脚步声走过来。她弯下腰，两手拄着膝头，对着江涛的脸说：“你瘦了，黑了！”又伸出指头，指着江涛的鼻子说：“是在灯影儿里的过？”

　　妈妈看严萍这么亲近江涛，满心眼里不高兴，撅起嘴来说：“长天野地里去跑嘛，可不黑了！”妈妈是个高身材的乡村妇人，脸上显出苍老了，高鼻准，下巴长一点。说着，走到桌旁，解开包袱看了看说：“看江涛带来什么好东西，嘿！

　　通红的枣儿！”

　　严萍拈起一枚小枣，掏出手绢擦了擦，放在嘴里，咂着嘴儿说：“可甜哩，没有核儿。”她抓起几个枣，放在父亲手心里。又用手绢包起一些，藏下自己吃。

　　严知孝取出眼镜盒，戴上眼镜看碑帖，说：“小枣，别有风趣。大明湖的碑帖嘛，看来没有什么可贵之处。”江涛说：“枣儿是全国有名的。碑帖，也许是没买着好的。”

　　严知孝摘下眼镜，捏起一枚小枣放进嘴里。说：“你没见过张秘书长？不能维持一下？”

　　江涛说：“他说案子属省党部直接处理，探望一下可以，别的，他们无权过问。已经定了‘无期徒刑’。”

　　严知孝说：“咳！活跳跳的个人儿，一辈子完了！”

　　严萍斜起眼睛看着父亲，说：“哦，那将来还有出来的一天。”

　　严知孝冷淡地说：“什么时候出来？”说到这里，他又停了一下。

　　严萍说：“将来红军势力大了，统一全国的时候。”

　　江涛对着严萍摇了摇头，不再说什么。严知孝抬起手拢了一下长头发，说：“这话，也难说了。”他背叉起手，在地上走来走去，拈着浓黑的短胡髭，又说：“昨天，还是被人捉住砍头的，他们就需要与别人合作。今天，他们把权柄抓在手里，就不需要合作了，要砍别人的头了。过了河就拆桥，看来‘权’‘势’两字，是毁人不过的！”

　　江涛说：“如今他们有权有势，刀柄在他们手里攥着嘛！”

　　严知孝说：“他们也要防备刀柄攥在别人手里的时候。一个不久以前还是被人欢迎过的，昨天就在天华市场出现了‘打倒刮民党’的传单！”

　　严萍说：“他们成了反动派嘛！”

　　江涛说：“他背叛了群众……”

　　严知孝说：“咳！如今的世界呀！横征暴敛，苛捐杂税，你征我伐，到什么时候是个完？过来过去总是糟践老百姓！”

　　严萍说：“我看谁想当权，就把最大的官儿给他们坐，不就完了？”

　　严知孝绷起脸说：“没有那么简单，他们都想坐最大的官，有没有那么多的大官给他们坐？”一句话说得一家人都笑了。

　　严萍坐在父亲的帆布躺椅上，转着眼珠想：“可就是，我就没有想到。”

　　“我看龙多不治水，鸡多不下蛋……国家民族还是强不了！”妈妈不凉不酸地说着，走了出去。不过是插科打诨，取个笑儿罢了。　　严知孝说：“不管怎么的吧，咱是落伍了。政治舞台上的事情，咱算是门外汉。干脆，闭门不问天下事，心里倒也干净。”

　　严知孝又问了家乡的年景呀，庄稼呀，一些老家的事情，又问老家的人们。他不常回家，每次从老家来了人，他总是关心地问长问短，而且问得很详细。妈妈又煮了枣儿来，说是搁了糖的。吃了糖枣，严萍叫江涛到她的小屋子里去。江涛一进门，转着身子看了看，见屋里没有什么新的变动，心上才安下来。坐在椅子上，转着黑眼瞳呆着。

　　严萍看他老是不说话，问：“怎么，又在想什么心事？净好一个人静默，也不闷的慌？”

　　江涛说：“静默就是休息。”

　　严萍说：“你还不如说，静默就是思想。”

　　江涛说：“能够静默下来，当然是好。一个人坦坦然然地想个什么事情，有多么好？不过有时，有一种逆流冲动着你，不让你静默下来。”

　　严萍说：“我就不行，一个人孤孤单单的，多么愁闷。什么力量不让你静默？”

　　江涛说：“革命！”

　　严萍说：“又想起革命来。想到什么问题？”

　　江涛说：“祖辈几代：祖父的，父亲的，哥哥的，我的……没有一个暴风雨般的革命运动，不能改变这受压迫的道路。”

　　严萍说：“你说得不错！”

　　江涛再也不说什么，定住黑眼珠静默起来。

　　严萍拿眼睛呼唤他几次，拿下巴点了他几次，他都没有知觉。她把两个巴掌伸到他的耳朵上一拍，说：“嗨！你发什么呆？”

　　江涛笑模悠悠地说：“想起运涛，一个人坐狱，几家子人担心！”

　　严萍说：“几家人？你家、我家……”

　　江涛说：“还有忠大伯家、春兰姑娘家……”

　　严萍不等江涛说完，问：“春兰是谁？”

　　江涛说：“春兰是运涛相好的人儿，她聪明活泼又进步。打算等运涛回来跟她结婚呢，这样一来……”说着话，他又沉默下来。

　　严萍听说运涛要长期住狱，那个钟情的姑娘还在等着他，对春兰发生了很大的同情心，屏住气凝住神，睁着眼睛听着。可是江涛睁着大圆圆的眼睛，不再说下去。严萍等急了，说：“你可说呀！”

　　江涛把运涛和春兰的交情叙述一遍，又说：“春兰帮着运涛织布，两个人对着脸儿掏缯，睁着大眼睛，他看着她，她看着他，掏着缯着，就发生了感情……”

　　严萍听着，笑出来说：“两个人耳鬓厮磨嘛，当然要发生感情。”说着，腾地一片红潮升到耳根上。

　　江涛继续说：“有一天晚上，我睡着睡着，听得大门一响，走进两个人来。我猛地从炕上爬起来，隔着窗上的小玻璃一看；月亮上来了，把树影筛在地上。两个人，一男一女，男的是运涛，女的是春兰……”

　　严萍问：“妈妈也不说他们？”

　　江涛又说：“看见他们走到小棚子里去，我翻身跳下炕来，要跑出去捉他们。母亲伸手一把将我抓回来，问：‘你去干什么？’我说：‘去看看他们。’母亲说：‘两个人好好儿的，你甭去讨人嫌！’这时，父亲也抬起头来，望着窗外看了看，伸起耳朵听了听，说：‘你去吧！将来春兰不给你做鞋做袜。’”

　　严萍听到这里，喷地笑了，说：“怪不得！你们有这么知心的老人。看起来运涛和春兰挺好了，运涛一入狱，说不定春兰心里有多难受哩！”说着，直想掉出泪来。

　　两个人正在屋里说着话，听得母亲在窗前走来走去。江涛转个话题问：“我去了这些日子，你看什么书来？”严萍坐在小床上，悠搭着腿儿，说：“我嘛，读了很多书。真的，《创造月刊》上那些革命小说，我看了还想看。数学什么的，再也听不到耳朵里。”

　　江涛说：“按一个学生来说，把功课弄好，书也多看，才算政治上进步哪！要多看一些社会科学的书，不能光看文艺小说。”每次，他都对严萍这样谈，希望她多读一些政治书籍。他觉得从他跟严萍的关系上来说，他有责任推动他们的思想走向革命。

　　听得妈妈老是在窗前蹓来蹓去，江涛才从屋里走出来。严萍也在后头跟着。出了大门，江涛悄悄地问：“登龙常来玩吗？”

　　严萍直爽地说：“差不多，他每个礼拜日都来玩，来了就咕咕叨叨，蘑菇一天才走。妈妈还给他做好东西吃。”

　　江萍说：“这人不喜欢读书。”

　　严萍说：“他正在学武术，可着迷哪！练什么铁沙掌呀，太极拳呀，他说将来要学军事。他说将来绝对不向文科发展，要做些对国家民族有益的事……”两个人一边走一边说着，走到西城门，她又楞住，笑了说：“怎么办？你送我回去吧，叫我一个人回去？这么黑的天。”

　　江涛又把严萍送回门口，在黑影里，严萍拍拍江涛的胸脯，看了看他的脸，说：“好好儿的，把运涛的事情放开吧，不要过分悲伤。过去的事情，让它过去，革命工作要紧。”江涛说：“是的，革命可以改变被压迫人们的命运！”严萍听了，也点点头。江涛站在门口，听她走进去把门插上，才走出胡同。街上行人稀少，路灯半明半暗，呆呆地照着。路面不平，他独自一个人，一步一蹶地穿过冷清的街道走回来。

２６

　　白色恐怖的年月过去，江涛眼睁睁看着哥哥被关进牢狱里，心上象钉上苦难的荆棘。他寒假暑假回家帮助父亲料理家事，参与劳动，一开学就又回到保定。每天下午完了课，就到校外去工作。夜晚钻进储藏室，把小油灯点在破柜橱里看书。他读完了组织上发来的《社会科学讲义》，心上好象开了两扇门，照进太阳的光亮。

　　他们从学校到工厂，从工厂到乡村，偷偷地把革命的种籽撒在工农大众的心上，单等时机一到，在平原上掀起风暴。　　那年秋天，上级派人到锁井镇一带四十八村视察工作，根据广大群众的要求，决定发动大规模的农民运动，向大地主大资产阶级进攻。到了冬天，组织上派江涛回到锁井镇上，去发动农民，组织反割头税、反百货税运动。

　　他动身的那天早晨，天上垂下白腾腾的云雾。马路上、屋顶上、树枝上，都披着霜雪树挂。江涛走到严萍的门前，伸出手去，想拍打门环，又迟疑住，想：“还是不告诉她吧！”停了一刻，才抽回手走出城来。

　　走不多远，天上卷起绞脖子风，推着他一股劲往前跑，想停一下脚步也难停住。又飘起雪来，急风绞起雪霰，望人脸上扑，浑身冷飕飕的。江涛脸上冻僵了，鼻子也冻红了。

　　一大团一大团的雪花从天上旋卷下来，纷纷扬扬，象抖着棉花穰子。雪片洒在地上，唰哩哩地响着。

　　一直跑到天黑，跑得满身大汗，两腿也酸软了，他想找个地方休憩休憩。稍停一会，就觉得身上冰凉。看那边象是几棵树的影子，他走了一节地，还是看不见村庄树林，又啃啃哧哧地走回来。想蹲在道沟的雪坡下避避风，可是两条腿硬挺挺回不过弯了。棉袍子冻上一层冰，象穿上冰凌铠甲，一弯腰身上就咯吱乱响。他搓着手，抬起头看了看天上，灰色的云雾没有边际。浑身楞怔了一下，想：“唉呀！这是走到什么地方？什么方向？”歇了一会，并没减轻疲乏，觉得身上潮湿得厉害，索性咬起牙关，一股劲地往前跑。一直跑到深夜，通过飞扬的雪花看得见贾老师的村庄了。去年春天他才来过，还记得小梢门前头那棵老香椿树，树下那口井，井台上那根石头井桩。门朝村外开着，对着一片田野。如今野外一片白，柳树上驮着满枝白雪。

　　他在小梢门底下停住脚步，拍打拍打门板，听不见动静。又拍了两下，还是听不见动静。一天走了两天的路，直觉得浑身酸痛，想坐在门坎上歇一下。抖动了一下肩膀，身上的雪象穰花一样纷纷落在地上。忽然间村西南传来了马蹄声，嚓嚓嚓地越来越近，骑着马的黑衣裳警察，冒着风雪跑过去了。他身上一机灵，想：“为什么在冬天的深夜，刮着风下着大雪，会有骑马疾驰的警察呢？”按一般习惯，他该马上走开。可是今天，他已经跑了一天路，身上太乏累了。一天水米不落肚，很想喝点汤水润润肚肠。他不加思索地连连拍打着门板，仄起耳朵一听，屋顶上有踏雪的声音。他想抬起头望望，有什么人在屋顶上走动。才说移动脚步伸出头去，猛地克嚓一声，一把明亮的粪叉从屋檐上飞了下来。他机警地闪进角落里。紧接着，又嗡地一把禾叉飞到他的脚下，掘起地上的泥土，迸了满脸。他一下子楞住，皮肤紧缩了一下，头发倒竖起来。尖声叫着：“是我！是我！”

　　屋檐上有沙嗓子的老人，厉声喝着：“你是谁？老实说！不的话，看脑袋！”

　　江涛说：“是我……江涛！”他缩紧眉头，心上敲起战鼓。

　　头上嗡地冒出汗珠子来。

　　静了一刻，夜黑天里，从屋檐上探出一个头来，问：“嗯，江涛？”

　　听得是贾老师的声音，江涛心上松下来。说：“唔，是我。”

　　又等了一刻，门吱哑一声开了。贾老师穿着白槎子老羊皮袄，戴着毛线猴帽，弓着肩膀走出来。摸住江涛冰凉的手说：“你可来了！”又拍着他的肩膀，呲开牙齿无声地笑着。

　　贾老师把他拉进去，把门拴好，揭起沉重的蒿荐，让江涛进门房。屋里炕上放着个小饭桌，点着豆儿大的小油灯，有几个人围桌坐着。见江涛进来，一齐扭过头来看。地上烧着一堆柴火，照得满屋子通亮。江涛坐下来烤火，一个老人抱着那杆粪叉走进来，穿着山羊皮背褡，满脸乍蓬胡子，凑近江涛看了看，说：“同志，你真命大呀！”又拍着江涛的肩膀，伸出手指，弹得明亮的叉齿得儿地响。笑笑说：“我眼看有警察骑着马跑过去了，以为是他们偷偷藏在梢门底下，等着逮捕咱们哩！”在那个年月里，国民党在北方掌政以后，发现共产党在乡村里活动，经常派马快班和警察队下乡搜捕。

　　贾老师介绍说：“这是我爷爷。”江涛连忙站起来，握住老人的手。老人满脸笑着说：“冷啊，今天冷啊！”江涛拆开帽檐，取出介绍信。贾老师接过那张小纸条，走到灯下，蹙着眉梢看了看，扔在柴火里烧了。

　　小屋里很暖和，充满了烟熏味，牛粪尿和牛槽里的豆腥味。窗上用棉被子遮住灯光。江涛冰凉的肌肉，一烤到火上，浑身麻酥酥的，耳朵上也奇痒起来。伸手一摸，满把鼻涕样的东西，他咧起嘴，拿到眼前看了看。才说去摸左边的耳朵，贾老师两步跨过去，拽着他的手。说：“唔！摸不得，耳朵冻流了！”他怜惜地攥住江涛的手，皱起眉头说：“是呀，跑关东的人们，有不少是冻掉鼻子耳朵的！甭动它，过几天就好了。一动就要掉下来。”

　　人们听得说，都耸起眉头眯细起眼睛，不忍看见江涛被风雪吹打得红肿了的脸。贾老师叫他脱下棉袍，烤在火上，冰冻化开了，冒出腾腾的白气。贾老师脱下自己的皮袄，给江涛披上。又跑进里院，待了一会，端出一大碗杂面汤来，说：“江涛！吃了吧，吃下去就暖和了。”

　　江涛端起碗来，正在喝着汤，背后走过一个人来，抬起手照准江涛的脊梁上，邦啧就是一拳，又伸手拧过他的右胳膊，背在脊梁上。江涛左手摇摇晃晃，差一点把面碗扣在地上。贾老师伸手接过去，笑了说：“哈哈！别洒了面，别洒了面。”　　江涛回头一看，这人细高个红脸膛，高鼻骨梁儿，是同班的同学张嘉庆。他今年秋季才在河南区领导了秋收运动，因为性格有点暴腾，人称“张飞同志”，目前正在县委机关里工作。

　　张嘉庆也是在贾老师教育之下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的。自从受了党的教育，开始阅读革命文学。一读了革命的诗歌和小说，饭都忘了吃，觉也忘了睡。从此，他衣服喜欢穿破的，饭喜欢吃粗的，一心信仰共产主义，同情工农大众。夏天带着穷孩子们去打棉花尖，冬天坐在牲口棚里的热炕头上，给长工们讲毛泽东同志和朱德同志拉着红军上了井冈山，讲周恩来同志领导的八一南昌起义，讲当家的剥削做活的，讲地租和高利贷的剥削。有几次被他父亲看见，觉得很离奇，转着眼珠想：“嗯，这孩子净爱和受苦人在一块打练。”问他干什么，他说是在讲《三国演义》，要不就说是想拱拱“牛子牌”。父亲觉得，他和穷棒子们常在一块，学不了出息，要想个法子绊住他。教他骑马打枪，行围射猎。买来了苍鹰、细狗、打兔子的鸟枪，请来了熬鹰的把式，说：“这个玩艺，又文明又大方。”

　　寒假、暑假、春冬两闲里，他带着木头厂子里的伙计伍老拔，带着长工和穷孩子们去打猎。学会了用快枪打兔子打鸟。光费的那子弹就有几筐头子。打住了也不跑去拾，任凭穷孩子们乱抢。打完了猎，就带着人们趴在墒沟里，讲革命故事。从此他学会了骑马打枪。　　今年秋天，县委要在滹沱河与潴龙河两岸开展秋收斗动。张嘉庆接受了党的任务，回到家乡一带，开展群众运争。成天价在大树底下给人们讲“穷人是怎样穷的”，“富人是怎样富的”。伍老拔听得不耐烦了，故意刁难了他几句，说：“张飞！甭瞎摆划，你家十亩园子百顷地，住的是青堂瓦舍，穿的是绫罗缎匹。成天价跟俺穷人念这个闲杂儿！也不过是快活快活嘴，拿俺穷人开心！”

　　张嘉庆说：“别着急呀！时刻一到……时刻一到，这庄园地土都是农民们的。”

　　伍老拔把脸一沉，说：“你说这话，真吗？”　　张嘉庆看他不相信，急得摇着脑袋，喷着唾沫星子，说：“准！你看着，时刻一到……”

　　伍老拔不等他说完，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地说：“什么叫时刻一到？我缸里没有米，坛里没有面，饿得大小耗子都吱吱乱叫。光听你摆划这个，老婆孩子都快饿死了。真是开玩笑，我看你是个莽张飞。”说着，抬起腿就要走开。

　　张嘉庆被他呲打了一脸火，人们在一边睁着两只大眼睛看着。他看情况不好，红了脖子粗了筋，赶上去说：“咱们得组织起来呀！”

　　伍老拔停住脚，楞着眼睛问：“组织什么？”

　　张嘉庆说：“组织农会、穷人会……”

　　伍老拔生气地把脚一跺，说：“组织个蛋，你得显示出来给俺穷人们看看！”

　　张嘉庆碰了个硬钉子，打了几天闷工，反复思量：“怪不得说，不是工农出身，就是不行，说话群众不肯信。”过了几天，张嘉庆又到木头厂子里去找伍老拔，说：“给你们看看，抢我爹大井上那二十亩棉花吧！我领头儿。”

　　伍老拔看出张嘉庆是个实打实的人，是真心革命的，就辞退了木头厂子里的活，跟着他跑起革命来。组织起农会、穷人会、弟兄会。眼看到了黄秋九月，收拾棉花的时候到了。张嘉庆和农会里人们订下“日头正午，打鞭为号”，要领导穷苦人们抢棉花。

　　到了那一天，来抢棉花的人真多，打着包袱的，背着口袋的，好象看戏赶庙场的一样。看看天刚乍午，时间就到，人们一群群一伙伙，黑压压地涌上来，象暴风雨前的黑云头。张嘉庆头上箍着块蓝布手巾，腰里束着一条黑布褡包，把衣裳襟掖在褡包上，登在大车上，两手举起轰车的大鞭，朝天空上啪，啪，啪，连打三鞭，抽得震天价响。人们听得鞭声，哇呀地呐喊了一声拥上去，把一地白花花的棉花抢光了。张嘉庆他爹，那老头子听得说了，踉踉跄跄，喘着气跑了来，丧气败打地直骂街。张嘉庆说：“骂什么街，秋天快过了，人们还没有过冬的衣裳！”

　　说着又打三鞭，人们一拥，又抢了邻家财主一块玉蜀黍。这一下子撑起人们的腰来，个个磨拳擦掌，准备动手。张嘉庆又连打起鞭子，向西打，抢完了西财主家的。向东打，抢完了东财主家的。这一带的秋收运动，就顺势开展起来了。

　　地主们都来找张嘉庆他父亲，直气得他死去活来。说：“人的禀性难移，这孩子也不知道迷了哪一窍，一辈子也算完了。”从此，张嘉庆跟着贾老师革起命来。等运动过去了，人们异口同声说：“共产党不是说空话，是办真事的。”这一天，江涛看清是张嘉庆，说：“张飞！你乍什么刺？”老人也连连摇手说：“咳！青年人好久不见了，亲热得不行呀。”贾老师看着他的两位得意的学生，笑着说：“二位同窗，今天又碰到一块了。他去河南区，你去河北区，比比看，看谁搞得更红火一点。”

　　江涛连忙握住张嘉庆的手，说了一会子久别重逢的话。张嘉庆和那几个人办完了事，披起布袋要走。走到门口，贾老师又拽回他们，说：“等等，你们得装扮装扮再走。”

　　张嘉庆问：“怎么装扮？”　　贾老师说：“把鞋子倒穿上。”

　　张嘉庆又问：“这是干吗？”说着，脱下鞋子，倒踩在脚上。

　　贾老师拿了几条麻绳来，给嘉庆他们把鞋子绑在脚上。说：“这么一装扮呀，马快班就不知道你们是从那儿来的，也不知道是上那儿去的，不好跟踪你们。”他把梢门开了个缝，送他们出去。张嘉庆试试走着，说：“还是老师办法多！”

　　贾老师看着他们走远，才回来对江涛说，“你来得晚了，各区的会才开完。咱们俩谈谈吧！”他笑眯眯地握起江涛的手，问，“你说，你懂得乡村吗？”

　　江涛听贾老师问得离奇，用木棍拨着火堆，火光在眼前闪亮。他说：“我生在乡村，长在乡村，当然懂得乡村呀！”

　　贾老师又问，“你懂得农民吗？”

　　江涛说：“我老爷爷是农民，爷爷是农民，父亲年幼里是农民，大了学会了泥瓦匠，带上点工人性儿，怎能不懂得农民哩！”

　　贾老师说：“好，你可不能吹！”

　　江涛烤了火，吃了饭，身上解除了疲劳，听贾老师说了句逗趣的话，兴奋劲儿就起来了，说：“跟别人嘛，还可以吹吹，跟老师那能瞎吹！”他说着，又向贾老师凑近了一些，说：“来吧，请你分派工作。”

　　贾老师斜起眼睛，瞟着他说：“我想先听听你的汇报！”

　　江涛说：“你听我什么汇报？自从离开县里，咱们又没有直接的关系。”

　　贾老师说：“请你汇报锁井镇上封建势力的情况，还要请你多加分析，我才能明白。”

　　江涛摸着脖子，说：“这，我还没有准备。”

　　贾老师笑了笑，说：“看，说你甭吹嘛，非吹！”江涛呲开牙，笑了说：“吹吹也没关系，又不是对外人。”他的两只大眼睛，慢悠悠地转了转，说：“来，向你汇报。”

　　贾老师又在火上加了几片干柴，烧得毕毕剥剥地乱响，火光照到他们脸上，照得墙上黄澄澄的。江涛清了清嗓子说：“我年幼的时候，听得运涛说过：锁井镇上，在老年间发过几场大水，趁着荒涝的年月，出现了三大家……

　　“论势派，数冯老洪。他的大儿子冯阅轩，在保定军官学校毕了业，到日本士官学校留过学，现在是晋军的骑兵团长。

　　二儿子叫冯雅斋……

　　“论财势，数冯老兰，有的是银钱放帐。三四顷地，出租两顷多，剩下的土地，雇上三四个长工，还雇很多短工，自己经营。大儿子冯月堂，在外边混点小事儿。二儿子冯贵堂，上过大学法科，当过军法官，现在回家赋闲。三儿子冯焕堂，是个不平凡的庄稼人……”

　　贾老师板起脸，斜起眼睛听着。听到这里，把巴掌一拍，打断江涛的话，说：“哎！我们的对头到了，冯老兰是今年割头税包商的首脑，他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

　　江涛紧跟上说：“对，冯贵堂早就想做这类买卖。本来冯老兰是个老封建疙瘩，盘丝头，钢镐劈不开的家伙。冯贵堂在他面前甜言蜜语，不知说了多少次。‘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以后，冯老兰才把钥匙撒给他……

　　“第三家是冯老锡……

　　“锁井镇上三大家，方圆百里出了名，一说冯家大院，人们就知道是冯老兰家。一说大槐树冯家，人们就知道是冯老锡家。”

　　贾老师听到这里，又说：“好，好啊！谈情况的时候，一定要一籽一瓣儿地谈。只有深入了解乡村，才能做好乡村工作。你还没有讲明白锁井镇上的剥削关系。”

　　贾老师又在火上加上两片柴，把火拢欢，腾起满屋子烟气。老人拎了把水壶来，放在火上，嗤嗤地响着。想叫他们喝开水。　　江涛说：“冯老兰的老代爷爷，是经营土地，种庄稼，有的是陈粮食。到了冯贵堂，开始在乡村里做买卖，开下聚源号杂货铺、聚源花庄。这些铺号，都经手银钱放帐。冯老兰一看赚钱多，也就没有什么话说。冯老洪这家伙爱吃，开下了鸿兴荤馆。各院姑娘媳妇积攒下体己，开下四合号茶酒馆。锁井镇上，自从有了座铺，成了有名的大镇子，掌握了四乡的经济流通。三大家趁着荒涝的年月，收买了很多土地，撵得种田人家无地可种了……

　　“他们赚了钱，放高利贷。锁井一带村庄，不是他们的债户，就是他们的佃户……打下粮食，摘下棉花，吃不了用不完。把多余的钱供给姑娘小子们念书，结交下少爷小姐们做朋友。做起亲事，讲门当户对，互相标榜着走动衙门。在这块肥美的土地上，撒下了多财多势的网。在这网下，是常年受苦的庄稼人……”江涛说到这里，缓了一口气，接着说：“马克思主义，客观存在决定人的意识，自从冯家大院做起买卖生意，冯老兰和冯贵堂的脾性上都有了变化。”

　　江涛两只手指划着，越说越快。贾老师眯起眼睛，看着江涛的眼色、神气，听着他的声音。一个憋不住，喷地笑出来，说：“好，从这地方看，你的社会科学算是学通了。”

　　夜深了，非常静寂，只有窗外的风声，雪花飘在地上的声音，牛嚼草的声音。老人还是走出走进，在房顶上放哨。贾老师听完了江涛的汇报，伸手拍拍自己的头顶说：“在农民问题上，你比我强。我懂得工人，不懂得农民。组织上派我回来开辟工作的时候，可遭了难啊！运涛对我有很大的帮助，可是现在他长期陷在监狱里。这次才去信把你调回来。”他谈到这里，又镇起脸孔，对运涛有深远的回忆，他不能忘记，在农民伙里，那是一个好同志，更是一个好朋友。又说：“啊！几年河东几年河西呀，这才几年，你和过去大不相同了，分析问题这么细致，这么深刻。”又说：“老头子们要迈开大步紧赶，才赶得上啊！”他无声地笑着，抬起头来看着窗外，象有极深刻的考虑。

　　贾老师很爱斜起眼睛来看人，还有个习惯动作，一到紧急关头，常是举起右手，颤抖着说：“……因此，要斗争！斗争！”表示他的决心。他在斗争中，确实是坚强的，在天津住监狱的时候，上午出监门，下午就走上工作岗位。

　　贾老师又说：“关于冯老兰本人的材料，再请你供给一些好不好？”江涛把冯老兰陷害大贵，又要夺去春兰的话一说，贾老师就火气冲头了，咬着牙齿，瞪着眼睛，恨恨地说：“这个材料，好深刻呀！一针见血，我们的死对头！”

　　他听完江涛的汇报，一直在笑着。伸直胳膊，在头顶上搓搓手，说：“你给我上了一课！这方面的东西我不再谈了，比方象你说的，封建势力用地租、高利贷，捆住农民的手。可还有一样，你没有说。”他两眼直瞪瞪地看着江涛，江涛扬起脖颈想了一刻，也想不出什么。贾老师盯着他，摇摇头说：“政权，同志！谈起封建势力，怎能不谈到政权问题？他们用政权把农民压在大山之下呀！”

　　江涛连连点头说：“是呀，我倒忘了。”

　　贾老师说：“他们用政权这个专政的武器，颁布了很多苛捐杂税，最近又搞什么验契验照、盐斤加价、强迫农民种大烟，还有印花税什么的。他们要把农民最后的一点生活资料夺去，农民再也没有法子过下去了，要自己干起来呀！我们共产党的责任，按目前来说，就是帮助农民觉悟起来，组织起来，保护他们自己的利益。按季节，按目前农民的迫切要求，我们要抓紧和农民经济利益最关切的一环——进行反割头税运动，就势冲击百货税！

　　“蒋介石颁布割头税，增加百货捐，是为了搜刮一批银钱进行剿共。而这班子包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们，是为了赚一笔大钱养家肥己。农民们眼看一块猪肉搁进嘴里，土豪恶霸们硬要拽走。我们以反割头税为主，以包商冯老兰为目标，发动农民进行抗捐抗税。以后，还要发动抗租抗债，打倒土豪劣绅，铲除贪官污吏……老鼠拉木杺，热闹的戏还在后头唱！”说到这里，他弯下腰，斜起眼睛，转着眼珠想了老半天。又说：“贫农养猪，中农养猪，富农养猪，中小地主也养猪。在这个题目下，可以广泛深入地发动群众，来一次公开合法的斗争。可是要注意一点！”他攥紧两只拳头，用全身的力气向下捶着，说：“主要是发动贫农和下中农。要是忽略这一点，将来我们就没有落脚之地了。”说着，脸上冒出汗珠子。鼻子向上皱了皱，幽默地笑了，拍着江涛说：“考虑考虑，我谈的有错误吗？嗯，请你不客气的批评。”

　　江涛忽闪着长眼睫毛，看着房顶上的烟气，呆了半天才说：“是呀，抓紧和农民经济利益有密切关系的一环！”贾老师说：“要细致、深入地发动群众。光是闹腾一下子，水过地皮湿，那还不行。我才到农村，没有具体经验告诉你，农民运动，我们还是新学习。创造去吧！创造一套经验出来……”

　　贾老师还没说完，老人抱着粪叉跑进来说：“不行，不行，巡警又骑着马过去了！”

　　贾老师睁大了眼睛，问：“多少？”

　　老人说：“约摸七八匹马，在雪地上，扑尔啦地跑过去。”

　　贾老师怀着沉重的心情，斩钉截铁说：“爷爷，你再去看看！”自从他在这个地区开展了工作，黑暗势力的爪牙，就老是在身子后头追着他。统治阶级的军政机关，压在他的头上，觉得实在沉重。于是，他说：“干！一定要在他们的军政机关里发展党的组织，时机一到，我们就要揭他的过子！”

　　老人喘着气走出去，走到门口，又拿起粪叉，回过头来比划着，说：“要是发现歹人，一家伙，我就叉死他！”

　　江涛看着老人雄赳赳的神气，很受感动。想起刚才梢门底下的情景，又有些后怕。

　　贾老师向江涛布置了全部工作，最后说：“时间很紧，来不及细谈了，有什么困难你再来找我。嗳，快来烤烤火。”他拿起江涛两只手在火上烤着，问：“嗯，你那位女同志，她怎么样？”又扳起江涛的脸来看了看。

　　他们有一年不见了，今天见了面，心上很觉高兴。流露在他们之间的，不是平常的师生朋友的关系，是同志间的友爱。他几次想把嘴唇亲在江涛的脸上，见江涛的脸颊腼腆地红起来，才犹疑着放开。说：“告诉我，严萍怎么样？”江涛歪起头看了看，说：“她吗？还好。你怎么知道的？”贾老师笑着说：“我有无线电，你的一举一动我都知道。”

　　他和江涛并肩坐下，说：“你说说，她现在怎么样？”

　　江涛把胳膊盘在膝盖上，把头枕在胳膊上，歪起脸看着火光，悄悄地说：“她开始读些社会科学，我们不过只是朋友罢了，我把她培养成一个对象。”

　　贾老师问：“不是早就成了对象吗？”

　　江涛说：“我说的是团员呀！”

　　贾老师又问：“她很漂亮？”

　　江涛说：“漂亮什么，活泼点儿就是了。”

　　正在说话中间，老人又跑进来，说：“不行呀，今儿晚上紧急呀！几个村庄上的狗都在咬，叫得不祥！”他又停止说话，张开嘴抬起头来，叫贾老师注意听。

　　贾老师沉了一下心，仄起耳朵听了听，果然远处有犬吠声。说：“不要紧，爷，你不要慌呀！”又对江涛说：“对不起，你也该离开这儿了。我这家，早就成了危险地带。前几天，马快班子才在前边村里传了人去。咳！时间紧促，我们还要在党内进行保密教育！”

　　江涛说：“好，我就走。”嘴里说走，心里实在不愿离开。身上才烤热，一说出门，就有冰冷的感觉。再说他腿痛，脚也冻肿了。　　贾老师催他说：“不要犹豫，说离开就得离开，这是下决心的问题。走，我也要进城。”他换上油鞋，跺跶跺跶脚，戴上帽子就要出门。

　　江涛脱下皮袄，换上棉袍，倒穿着鞋子走出来。走到门口，老人又说：“要是天亮了，土豪劣绅们看见咱门前雪上有这样多脚印，可是怎么办？”

　　贾老师把脸凑到老人跟前，说：“天一亮就扫雪，他们光知道今天晚上这村里有动静，不知道出在那一家。”老人轻轻踏着步说：“他要硬钉呢？”贾老师说：“那也不怕，出了地边儿，就敢跟他见官儿。”老人听着，暗暗点头笑了。

　　江涛推门出来，一出门风在街上旋起雪花，向他身上扑过来。他走着路，贾老师积极、坚决、苦干的形象，现在眼前。出了村，在风雪里，由不得两脚跑得飞快。走不一会，回头一看，后头有个人。他心里抖了一下，仔细一看，是老爷爷扛着粪叉在后头跟着。江涛站住脚等老人走上来，问：“老爷爷！你来干什么？”

　　老人说：“你老师叫我送你一程，他也进城了。”

　　江涛说：“老人家快回去吧，天冷，雪又这么大。”

　　老人笑笑，用手指头拨去胡子上的雪花，说：“在紧急情况下，我能放下你不管？”江涛恳求了半天，老人才慢慢走回去。

　２７

　　江涛停住脚，看老爷爷走远了，跑了一阵，风还在呼呼地响着，眼前雪花乱飞，直到看见门前的两棵大杨树，象穿素的白胡子老人在等待他，才松下心来。穿过冷静的街巷，转到村前，停在小门楼底下。隔着门缝，看得见小窗上还照满了灯光，映出母亲扳动纺车的影子，夜深了，老人还坐在被窝头上纺线哩。嗡嗡的低沉的纺车声，传出家庭的温暖，母亲的慈爱。老人们在故乡的土地上，从黑天到白日，从白日到黑天地劳动着。他拍着门上的吊吊儿，隔着门缝看窗上的影子：母亲慢慢停下纺锤，抬起手背擦了擦眼睛，扬起头喃喃地说：“嗯，有人敲门？”

　　“这工夫有后半夜了。”是父亲的声音，他才从睡梦里醒过来，咕咚地在炕上翻了个身，说：“咳！风天雪地里，有谁来叫门哪！”　　江涛沉了一刻，把嘴对在门缝上，又叫了一声：“娘，是我。”

　　娘听得熟悉的语音，立时叫起来：“是，有人叫门！象是运涛，那声音甜甜儿的！”这时，窗户上显出母亲焦灼的影子。

　　一说起运涛，又勾起父亲凄怆的情绪，叹口气说：“咳，你做梦吧，别惹人难受了，他才回不来呢！”窗上映出父亲伸出两只瘦骨棱棱的大手，摸索着荷包，装上一锅烟，嘟嘟囔囔地说：“孩子是娘身上的肉啊！心连心，肉连肉啊！咳……”烟气刺激着他，一迭连声地咳嗽起来。

　　母亲还在扬起下颏听着，说：“唔，孩子在监狱里一年了！人们说，要是遇上大赦，是能出来的……”

　　哥哥判了无期徒刑，父亲怕母亲难过，不叫告诉她，只说判了十年监禁。有时她问到，为什么也不来个信？也只是说，监狱里管得紧，不准许写信回来。她就把平时积下来的钱，买了布，做了衬衣、袜子，叫父亲寄去。多年不见运涛了，牵碎了母亲的心。在那悠长黑暗的冬夜里，两个老人怀着不同的心情，想念着孩子。江涛想：“这时父亲一定用被头遮住眼睛，偷偷地流泪哩。”寒天冰夜，他不想再惊动老人们。可是站了一会，身上冷得索索打抖，吃不住劲了。就又伸出手去，在门吊吊上轻轻拍了两下，转过墙角喊：“娘，江涛回来了！”

　　“唔，是有人敲门！”母亲才说伸出手在纺车上拉一脰线，那脰线没拉完又停住。仄起耳朵，听出是江涛的声音，豁朗地笑了。门声一响，嚓嚓地踩着厚雪走出来。她还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又急着问：“是谁？”

　　江涛说：“是江涛，娘！”

　　门吱扭地开了，涛他娘看见江涛站在她的眼前，尖声叫起来：“嘿呀！我儿！你打那儿来？深更半夜的！”伸手拉住江涛的手，拽进屋里，在灯下一看，他浑身上下尽是雪，拿起笤帚扫着。雪落在地上，老半天也没化了。

　　严志和见江涛回来，翻了个身，趴在被窝口上，抬起头来笑眯眯地说：“呵！有后半夜了！天亮了吗？”又扭头看了看，雪光照亮了小窗。

　　涛他娘暗自流下泪来，说：“看，这么冷的天！脱了衣裳睡下吧！”母亲叫江涛坐在炕沿上，动手给孩子扒鞋子。鞋连袜子冻在一起，扔在地上咕咚一声响。

　　涛他娘见孩子受了苦，心里又难受起来，说：“快年下了，你爹早就说，江涛快回来过年了。还给你留着好吃的哪！”她又想起运涛：“那孩子，他也该来个信了，嗯！”

　　江涛睡在母亲的被窝里，被上有娘的温暖，有娘血汗的香味。这时，他身子骨累得瘫软了，连翻个身说句话的力气也没有。蜷伏着身子，呼鼾着，齁齁地睡着。严志和心里想：“今年还没过腊八儿，他就回来了，似乎比往年早了几天。而且是在冰天雪地里赶回来。一定是有什么紧急的事情。”他才想张口问一问又停住，想：“还是不要惹起她吧，又要想念运涛了。”他把脑袋缩进被窝里，翻上倒下地想了一夜。

　　第二天早晨，母亲早早把饭做熟，坐在江涛头前，轻轻抚摸着他的两颊。看他匀正的脸盘，微闭的眼睛，不由得笑了。见他嘴唇的棱沿上有些苍白，悄悄地凑过去，想亲孩子一下。当她想到，孩子已经长大，长成大人了，脸上又麻苏苏地不好意思起来。正在犹豫，江涛一下子醒过来，伸开手打个舒展，笑着说：“娘！妈妈！”伸过两条茁壮的胳膊，把娘的两只手搂在怀里，说：“我可想你哩！”

　　娘笑着看了看江涛，说：“娘想儿，是真的。儿想娘，是假的。”她又走出去拿穰柴，给江涛烘烤衣服。这时，她心上说不出有多么愉快，不知不觉，嘴里念出一首儿歌：“麻野雀，尾巴长，娶了媳妇忘了娘。把娘背到山背后，把媳妇背到炕头儿上。‘媳妇，媳妇，你吃吗？’‘我吃白面饼卷白糖。’‘娘呀娘，你吃吗？’‘我吃秫面饼卷屎克螂。’孩子一有了媳妇，就把娘忘了！”

　　江涛说：“我可忘不了你。”

　　娘说：“你还没娶媳妇哩。起来吧，该吃饭了。”说着，又眯眯笑着，说：“唉！当娘的，就是希罕不够你们，一个个长硬了腿，就跑了……我先说给你，可不能再去跑那个‘革命’。嗯，你哥哥在监狱里，多咱想起来就象割我的心。唉！为你哥们担多大的心哪，咱不‘革’那个‘命’吧！谁要是愿意欺侮咱，只要他不指着咱的名儿，不骂到咱的门上，就别管他。”

　　江涛说：“不啊，娘，咱不能受一辈子欺侮。”

　　娘说：“算了吧！别那么大气性。有杀死人的，那有欺侮死人的？”

　　娘把饭端到炕桌上。为了江涛回来，她特别搭置了整齐的饭食：白高粱米饭，搁上大黄豆。玉蜀面的饼子，蒸咸菜也搁上大豆芽。又端上一碗蒸鸟肉，娘说：“这只鸽子，还是你爹在小雪的那一天打住的，舍不得吃。说：‘给江涛留着吧！’我把它拿盐腌上，留到这咱。”又拍起手儿笑着说：“谁也值不得吃，就是俺江涛值得。”

　　饭和菜在桌子上冒起腾腾热气，满屋子飞腾着蒸腌肉的香味。娘拿过袜子、鞋子、棉裤袄，烤得干干的。江涛刚穿好衣裳，严志和扫完雪回来吃饭了。胡髭上挂着细小的冰珠，冰珠化了，顺着胡髭流下水来。

　　严志和用棉袖子擦擦胡髭上的雪水，拍拍裤角上的泥土，爬上炕去。涛他娘递过一个小木凳，严志和就在炕上戳着腿坐起来。在他年幼的时候出了绝力，一上了年纪，两条腿再也回不过弯来。在地上不能蹲着，上炕不能盘腿。严志和一想起这点老毛病，就对人说：“咳！人哪，可别上了年纪，一上了年纪，不如人的事儿可就多了。”今天，他坐在炕上，一边拿起筷子，嘴里不住地哼哼拜拜地唉声叹气。

　　江涛吃着饭，又在想着反割头税、反百货税的事：“这反割头税，要从生活最困难的、最穷苦的人家下手……”想着，推开饭碗走出去。

　　严志和把眼放在窗棂上，对着桃形的小玻璃看了看，说：“江涛！才回来，不跟你娘说会话儿，有什么心事，腿这么快！这样大的雪，你上哪儿去？”他又抬起下颏想：“他一定又在跑碴什么是非。”

　　江涛说：“我去看看我老套子大伯。”一面说着，就走出去了。

　　这样大的雪，一直下了一天一夜，还在下着。好象撕棉破絮一般，积在地上一尺多厚。脚一蹬下去，咯吱吱地乱响，陷下去老深。走雪如走沙，一抬脚一迈步都很费劲。屋檐上树枝上，雪象棉条向下垂着。门前小场上有几只花野雀，找不到食儿吃，围着草垛吱吱喳喳乱叫。积雪的大地，一望无边，闪着刺眼的光芒。江涛深一脚浅一脚地向前走着，路上没有遇见一个行人。

　　走到老套子的门口，揭开蒿荐，低下头弯腰走进小屋。老套子驼了背，有点喘了。他扛了一辈子长工，还没有自己的土地家屋。住着人家一间土坯小屋，土窗上插着两根横棍，糊上一张烧纸，风一吹呜呜地响。半截土炕上安着个锅，地上放着一个破席篓子、半截破水缸，炕上有个烂煎饼样的油被子。

　　满屋子白蒙蒙的烟气，老套子正趴在灶火门口，吹火做饭。听得有人推门进来，在烟雾底下抬起头来，睁开泪湿的眼睫，说：“哦，我以为是谁呢，江涛！我可想不到你来。要知道，咱俩今日格得喝二两。你刚从府里回来？”说着他掂着两只手，柴烟熏得流出泪来，眼珠子也红了，不住地咳嗽着。

　　江涛说：“唔！我来看你，大伯！”

　　老套子弯着腰站起来，嘟嘟囔囔地说：“咳！人贫志短，马瘦毛长呀！和你爹俺们短不了说话儿，和你说的话可不多。你是读书人，俺是老庄稼汉嘛！”他用棉袖头子连连擦着眼。酱色的脸上，皱起大深的纹路，弯弯曲曲象一条条小河。一身老毛蓝粗布棉裤袄，穿了十几年，边沿上绽出棉花套子来。他伛偻着背，对着江涛站着。脚跟蹬在鞋后跟上，棉鞋尖翘起老高，象是一对小楼子船。

　　江涛坐在炕沿上说：“大伯，也该寻个人手，你缺手缺脚的，又没个做饭吃的人儿。”

　　老套子冷笑两声，说：“哼哼！你看看咱这个家当，吃没吃的，住没住的，穿没穿的。人手儿不能象铺盖卷，打起来背着走。咱快下世的人了，还寻什么人手儿？”

　　江涛说：“又没个孩子，谁给你做饭？再说一上了年纪，不闷得慌？”

　　老套子抹了一下鼻子，说：“看看你说的！没有人手儿，那里来的孩子！说是做饭，也不过年前年后这么几天。咳！这一辈子，净吃现成饭了。”他说这句话的时候，似乎有很深的哀愁，不住地摇头。

　　江涛实在同情他，觉得这位老人的一生太苦了。他说：“你辛苦一年，在当家的院里吃几天饭算了，还回家来安锅立灶，你会捏饺子吗？看你这冷屋子冷炕的！”小屋里也实在不暖和，冬天的风是尖戾的，隔着蒿荐，隔着窗上的缝隙，探着头钻进来。只是一小股风，吹在脸上就觉得很冷。

　　老套子盛上岗尖一碗山药粥，说：“大侄子你先吃，我就是这一个碗。”

　　江涛两手捧着，把碗递给他，说：“我吃过了，大伯你吃吧！”

　　江涛拿起笤帚，给他扫扫地，又扫了扫炕。老套子冻得浑身打颤，两手捧着碗，蹲在灶火门前，拨出点火来烤着。一边烤一边吃。他说：“常说，大年初一吃饺子，没外人儿。咱外族外姓的，怎么腆着脸去吃人家过年的饺子？”

　　江涛说：“你自格儿又不会捏。”

　　老套子吸吸溜溜地喝着山药粥，边喝边说：“咳，手指头这么粗。我想大年初一那天，和一斤面擀个大饼，把肉馅摁窝儿扣上，捏一个大饺子。盖上锅盖煮个半天，煮熟了两手抱着就吃。嘿！一嘴咬出个小牛犊子来，真香呀！”说着，咧开大嘴，似乎吸哈着肉饺子的香味。又说：“反正新年正月里，也没有什么要紧的活儿做。”他又呲开大黄牙笑着，说：“还有个好法儿，把油搁在锅里，搁上点葱花炝炝锅。搁上肉和菜，拨上两碗面鱼，这和饺子是一样。饺子也不过是肉加菜加作料。”他左手端碗喝着，右手拿着筷子，在地上走来走去。似乎对他多少年里体会到的这点人生经验，很觉得意似的。

　　两个人说了会子话，江涛心里直发急。左说右说就是说不到本题上。他又说：“你风吹日晒地辛苦一年，连个痛快年也过不上。受一辈子辛苦，挣不上个土地、家屋、老婆孩子……”不等说完，觉得鼻子尖上发酸，想流出泪来，他实在同情这位老长工。

　　老套子说：“这扛长工，就是卖个穷身子骨儿，卖把子穷力气，能不受风吹日晒？今年做不好活，来年谁还肯雇？常说，‘人过留名，雁过留声’呀！穷人们扒住个碗沿子，不容易着哪！自从十几岁，我一连给冯老兰扛了几十年的长工，后来他换了作派，把牛卖了买了大骡子大马。要不啊，我得给他干到老死。咳！咱也是老了不行了，才给冯老锡轰这两个破牲口。”　

　　江涛根据人愈穷，受的压迫愈大，革命性愈强的规律，今天越谈越摸不着门径。他这时才明白，农民在封建势力的压迫下，几千年来的传统观念，不是一下子能撼动了的。说真的，他还非常缺乏这方面的经验。一时急躁得憋不住，索性开门见山，把抗捐抗税，抗租抗债，反对盐斤加价，反对验契验照的话，一股脑儿都搬出来，看老套子有什么反应。

　　老套子一听，就不同意。喷着唾沫星子说起来：“看你说的！自古以来，就是这个惯例。不给利钱，算是借帐？没有交情，人家不借给你！私凭文书官凭印，文书上就得盖官家的印。盖印，就得拿印钱。地是人家苦耪苦掖，少吃俭用，经心用意整来的，不给人家租钱，行吗？人家不租给你！人家贩来的盐嘛，当然要加价呀，谁不想多赚个钱儿？车船脚价，越来越高，水涨船高呗！”他说着，不断抬起头来，想着他一生走过来的生活道路，认为那是一成不变的。没有什么理由，也没有什么力量能够改变它。总觉得，船走顺水比走戗水顺利得多，也犯不着去找那个麻烦。他唏唏哩哩喝完那碗山药粥，随手又盛上一大碗，说：“你是念书念醒了的人，要学明情察理，别学那个拐棒子脾气。”

　　老套子有些火气，越说越紧，象急流冲过闸板一样。别看他嘴巴子笨，说起话来倒很连理，别人想说句话也插不上嘴，江涛只是呆着眼睛看着。象两个人打架，江涛只有招架之功，没有还手之力了。

　　江涛眨巴着眼睛，叼着老套子大伯的烟袋，一袋一袋抽着。他实在没有想到，一个普通农民会有这样深刻的正统观念。做为一个农村知识分子，说什么也摸不着老套子的心理了。他放下烟袋呆了一会，慑悄悄地走出来。

　　老套子见他不声不响走出门去，掀开草蒿荐问：“啊，你走啊？”　　江涛说：“我出来了半天，家去看看。”

　　老套子又说：“你常来玩儿。”

　　江涛回到家里，躺在母亲的热炕头上，闷着头想了好几天。白天拿本《三国演义》，躺在炕头里读。夜晚睁着两只大眼睛，看着黑暗的夜色，听风声在门外大杨树上唿哨。这天夜里，他抬起头来看小窗上明亮亮的，坐起来穿好衣裳。一下子把严志和惊醒，问他：“你想干什么？”

　　江涛说：“我想进城。”

　　严志和说：“什么时候了？”

　　江涛说：“天亮了。”

　　严志和说：“不亮吧，我刚睡了一忽儿。”

　　江涛有事情压在心上，一会也睡不下去，他坚持要进城。找了一根推碾的棍子，拄在手里，推开门走出来。雪停了天还阴着，他出门向北，顺着大街向西走，走上城里去的大道。走到千里堤上，看到开阔的河岸，一片大雪原，只有雪地上的树干，露出一条条黑色的影子。他拖着两条腿走过那座小桥上的雪地。越走天越明亮，抬头一看，月亮从云彩缝里钻出来。他又停住脚，想：“嘿呀！这到底是什么时刻？”

　　走到城门底下，城门紧闭着。他伸出两只手推了推，一点也推不动。就蹲下来歇了一忽，听得有大车的声音走出来，城门开了，他才走进去。走到学校，贾老师正偎着炉子烤火。

　　江涛说：“怎么，你今天起得这么早！”

　　贾老师说：“我想下去看看工作进行得怎么样？”说完，他又弓着肩膀，斜起眼睛瞅着江涛，象是说：“这么早，你来干什么？”　　江涛把老套子的事，一五一十说了。贾老师拍着江涛的肩膀嘎嘎地笑了，又拍拍自己的头顶说：“同志！我说你甭吹不是，非愿吹！解决什么问题，组织什么队伍。抗租，发动佃户。抗债，发动债户。要反割头税，就得发动养猪的主儿。你想，文不对题，能做出好文章来？”说完了，又弯下腰，暗里发笑。

　　江涛怔了一会，忽地笑了说：“象窗户纸一样，你这一点，我就透了。老套子大伯是个老雇工，既不使债又不养猪。他是吃现成饭的，不管盐价贵贱。他没有土地，税不着文书。抗捐抗税解决不着他的问题，当然觉悟得慢。我体会得怎么样？”

　　贾老师说：“哎！你只说对了一部分。在乡村工作里，雇工是我们本阶级队伍，要努力帮助他们觉悟起来。这个运动，虽然解决不了他们的问题，可是他们要反封建嘛！一经发动起来，就可能是最积极的……”他沏上壶茶，给江涛斟上一杯，说：“忙来，先喝一碗热茶吧，着那么大急干什么？”江涛歪起头，两眼望着窗外说：“没的，是这么回子事儿？”

　　贾老师又拍着头顶发笑，说：“想想吧！你是爱用脑筋的人；你学过辩证法，解决什么问题，抓住什么矛盾？”他两眼直瞪瞪地看着地上，又沉默地点点头说：“领导工作，不容易做呀！要先找出问题，才谈得上解决。象劈木头，先看好骨缝插对楔，再下榔头。看不对骨缝，插不对楔，把榔头砸碎了，也劈不开干柴。”

　　没等说完，江涛蓦地想起来，冯老兰是锁井镇上的大土豪。他和农民的矛盾针锋相对，和父亲、和明大伯他们打过三场官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