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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玲: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四)

作者:丁玲 发布时间:2016-09-03 10:07:49 来源:民族复兴网 字体: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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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侯忠全老头

  侯忠全年轻的时候,并不是这个样子的,村子上的老人还可以记得,当他二十来岁的时候,在村子上曾是一个多么伶俐的小伙子。他家里在那时还很过得去,有十九亩半地,三间瓦房。他又在私塾里念了两年书,识得下许多字。他爱看个唱本本,戏本本,那些充满了忠孝节义悲欢离合的故事曾迷惑了他。他沉醉在那些英雄烈女,忠臣义仆,轰轰烈烈的情节里。他又常把这些故事讲给他的邻舍听,许多年轻人都围绕在他周围。他又学会了唱,扮谁像谁。过年的时候,村子上人都要找他,就爱看他的戏,他的父亲也禁止不得。他又讨了一个村子上最漂亮的姑娘,生了个白胖的小子,他父母正乐得什么似的。可是那年遭了年馑,他们借了他叔爷爷侯鼎臣家三石粮食,也就糊过去了。第二年利也没还上。侯鼎臣没有逼他们要账,只常常叫他媳妇去帮忙做针线,他们也没有什么话说,也不好有意见,这是人情呀!又是自己一家,叫去,就去吧。只怪他媳妇也是水性杨花,和侯鼎臣的大儿子殿财竟勾搭上了。

  侯忠全听到了一两句风声,也不问青红皂白把媳妇叫回来打了一顿,要休她,媳妇心里觉得委屈,一赌气在夜晚便跳了井。殿财看见他心爱的女人死了,愤气不过,唆使了那女人娘家和他打官司。他坐了两个月大狱,赔了六亩地,才算把这案情了结。父亲气得生了一场病,到年底就死了,连买棺材的钱也没有。母亲要他又到叔爷爷家去借,他不肯,赌气过了年,母亲自己去借了十串钱埋了父亲。他在家里憋不过这口闷气,跑到口外帮别人拉骆驼,成年累月在沙漠地里跑。他开始还幻想着另打江山,发笔财回家。可是望不断的白云,走不尽的沙丘,月亮圆了又缺了,大雁飞去又飞回……整整五个年头,侯忠全的蓝布褂子穿破了,老羊皮短袄没有了袖子,家里带了信来,娘躺在炕上等他回去咽气呢。他没有法子,走回家去。家里已经住了别的人,娘搬在破庙后的一间土房里。他的白胖孩子成了一个又瘦又黑的小猴子。娘看见他回来了,倒高兴,病就转轻了。

  娘能起炕的时候,他却病倒了。娘守着他,求神问卜,替他找医生,也不知道钱从哪里来的,等他病好了,才明白几亩地全给了他叔爷爷了。可是现在他不能再走了,他得留在村子上给人家种地。这时候鼎臣和侯殿财都死了,他的第二个儿当了家。侯殿魁把他找了去,说:“咱们还是叔伯叔侄,咱哥哥做的事,也就算了,让亡灵超生吧。如今你的地在老人手上就顶了债,只怪你时运不好。你总得养活你娘你儿子,你原来的那块地,还是由你种吧,一年随你给我几石租子。”他低着头,没说什么,就答应了。

  搬到侯殿魁的两间破屋去,算是看在一家人面上,没要钱。从此侯忠全不再唱戏了,也不说故事。有好些年他躲着村上人,他把所有的劳力都花在土地上。他要在劳动之中忘记他过去的事,他要在劳动之中麻木自己。一年四季,侯殿魁常来找他,他就也常去帮忙。他不愿计较这些小事了,能做的他就去做。母亲也常去帮忙做饭做针线。到秋后把上好的粮食也拿了去,自己吃些坏的。侯殿魁总让他欠着点租子,还给他们几件破烂衣服,好使他们感谢他。侯殿魁更是个信佛的人,常常劝他皈依天帝;家里有了说善书的人,便找了他去。他有时觉得有些安慰,有时更对天起了怨怼,觉得太不公平了。正在这时,好像就对他这种怨恨来一个惩罚似的,他的孩子又因为出了天花死了。他的生活就更没有了生气,村子上就好像没有了这么个人。

  直到他母亲又替他找了个媳妇,这才又和人有了来往。这媳妇不漂亮,也不会说,他对她也很平常。可是这个穷女人却以她的勤劳,她的温厚稳定了他。他又有了孩子,他慢慢才又回复到过去的一种平和的生活了。他不再躲着人,甚至有时还讲故事。不过不再讲杨家将,也不讲苏武牧羊,他却只讲从侯殿魁那里听来的一些因果报应,拿极端迷信的宿命论的教义,来劝人为善。他对命运已经投降,把一切都被苛待都宽恕了,把一切的苦难都归到自己的命上。他用一种赎罪的心情,迎接着未来的时日。什么样的日子都能泰然的过下去,几十年来都是这样的生活着,他全家人都劳动,都吃不饱,但也饿不死。他不只劳动被剥削,连精神和感情都被欺骗的让吸血者俘虏了去。他成为一个可亲的老头儿,也就常成为一个可笑的老头儿了。

  今年春上,大家斗争侯殿魁,很多人就来找他,要他出来算帐。他不肯,他说是前生欠了他们的,他要拿回来了,下世还得变牛变马。所以后来他硬把给他的一亩半地给退了回去。这次他还是从前的那种想法,八路军道理讲得是好,可是几千年了,他从他读过的听过的所有的书本本上知道,没有穷人当家的。朱洪武是个穷人出身,打的为穷人的旗子,可是他做了皇帝,头几年还好,后来也就变了,还不是为的他们自己一伙人,老百姓还是老百姓。

  他看见村子上一些后生也不从长打算,只顾眼前,跟着八路后边哄,他倒替他们捏着一把汗呢。所以他不准他儿子和这些人接近,有什么事他就自己出头,心想六十多岁的人了,万一不好,也不要紧,一生没做亏心事,不怕见阎王的。但他在脸上却不表示自己的思想,人家说好的时候,也只捻着胡子笑笑。他明白,一只手是挡不住决了堤的洪水的;但他并没有料到,这泛滥了的洪水,是要冲到他家里去,连他自己也要被淹死的。

22.尽量做到的一致

  不愉快的夜晚过去了。当张裕民回家以后,这三个工作组的同志是曾有过争辩的,但并不剧烈。文采同志以他的冷静,忍受了他们的率直。由于他在人事上的老练,也没有一定要坚持自己的意见,同时他也为着要把工作搞好,为着大家团结,文采同志是做到从未有过的宽容。虽然他并未被说服,也没有取消对他们的成见,但表面上总算一致,没有什么隔阂。

  早饭以后,这院子里又热闹了。李昌带了黑板报的稿子来,又带来了他们在春天编好的一个梆子戏剧本。杨亮替他修改稿子。胡立功拉着二胡,他就唱起梆子来了。接着,村干部又都集合在这里了。文采同志向他们征求意见,想从干部中能解决一切问题,却又不能分别他们意见的是非,因为缺乏真实的材料作为依据,他要他们酝酿斗争对象。于是他们又吵成一片,又笑成一片;当他们意见不同的时候,他们就吵着,如同那晚在合作社:张正典和李昌对李子俊的分歧,张正典和程仁对顾涌的分歧。后来他们说到侯殿魁的花花牛的事,全体就笑了,侯殿魁把公款买了一个花牛,说是自己的。他们又说起侯殿魁在村子上设一贯道,赵全功还说自己也去磕过一个头,他学着侯殿魁的神气说:“荒乱之年,黎民遭劫,入了道,可以骑烈马上西天嘛!……”

  赵全功这么一说,把大家说得高兴了,又要他背诵真言,赵全功便念着:“双关窍,无太佛弥勒,子亥相掐怀中抱,阿弥陀佛……”李昌便告诉文采他们,今年春天斗争老侯的时候,老侯说有病,不肯来开会,后来硬把他拉了出来,赵全功还打了他一耳光,说害了他,骗他入了道。他们又提到江世荣,又觉得他已经被斗过了,甚至有人还以为他现在态度好。不知是谁提出许有武的狗腿子王荣,说去年就有人要斗争他的,没斗成;今年春上,区里同志说斗争目标不能太多,又放松了他。许有武当大乡长时,什么事都是他跑腿,后来许有武到新保安搞煤炭组合,他也去帮他做事,两只狗眼,可势利呢。

  他兄弟是个残废,他占了他的财产,却不给他吃好的,也不替他聘老婆。大家把他说了半天,可是后来一查他的财产时,原来他到如今还是个穷汉,勉勉强强连中农也算不上,他的残废兄弟也不过三亩半坡地,又不能劳动,全靠他养着呢,这怎么够得上条件呢?但大家认为仍须要彻底斗争和彻底清算。

  这个会开得很长,人名提得很多,凡是有出租地的或土地多的,凡是当过甲长的,都提到了,材料也谈出了很多,可是没有结果。这些人都应该被清算,分别轻重,但似乎在这之中,找出一个最典型的人来,这个人是突出的罪大恶极,是可以由于他而燃烧起群众的怒火来的就没有。这些村干部每当提到一个人的时候,似乎都够条件了,但一详细研究,就又觉得为难。他们说:“咱们村上就找不出一个像孟家沟的陈武。”陈武过去克扣人,打人,强奸妇女,后来又打死过区干部;陈武私自埋有几杆枪,几百发子弹;陈武和范堡的特务在地里开会,陷害治安员,这些事都是有证据的,老百姓都知道。老百姓一知道这人该个死罪的时候,他们就什么也不怕,大家就把他往死里斗。暖水屯就没有一个这样的恶霸,也没有像白槐庄的李功德那么大的地主,有一百多顷地,建立过大伙房。假如暖水屯有那么大的地主,那么多的地,每户都可以成为中农了,还怕大家不肯起来?他们算来算去,怎么也找不出一两个为首的人来,到下午他们就散了。文采同志要他们到老百姓里面去打听,现在暂时不做决定;假如真的没有,也就不一定要斗争。干部们一听这话,气就更松了,却也不好再说什么,他们只得退出来,又准备今天晚上的农会去了。

  文采同志在他们走后,写了一个汇报给区上,征求区上的意见,却并未给任何人看,他把它夹在一个记录本子里,等有机会的时候,叫一个民兵送到区上去,自己便又一个人,预备这天晚上的时事讲述了。他觉得胡立功反对他讲话,真是可笑:“农民什么也不知道,你不讲给他听,他不明白,他如何肯起来呀!胡立功只希望有一个热热闹闹的斗争大会,这不是小资产阶级架空的想法吗?”

  他也承认自己是缺乏经验的,但他也不承认他们的见解会比他高明。他们的微薄经验,有什么重大价值呢?没有总结过的经验,没有把经验提升为理论,那都是片面的,不足恃的。他承认他们比他会接近群众,一天到晚他们都不在家,可是这并不就等于承认他们正确。指导一个运动,是要善于引导群众思想,掌握群众情绪,满足群众要求,而并非成天同几个老百姓一道就可以了事的。毛主席完全了解中国人民,提出各种适时的办法,可是他就不可能成天和老百姓一起。所谓群众观点,要融会贯通的去了解,并非死死的去做。只有这些幼稚的人,拿起一知半解,当《圣经》看呢。但他还是原谅了他们。他觉得他们都只能是半知识分子和半工农分子,两者都有点,两者都不够,正因为两者都不够,就很难工作了。文采觉得自己还是要同情他们,在工作上也需要团结他们。这么想来,文采就比较坦然于对他们的让步了。

  后来文采同志感到一个人在屋子里很寂寞。他很想知道他们到什么地方去了,他们在搞些什么,而且这群村干部们又在搞什么,他们究竟怎样想呢。于是他放下了笔,一个人踱到街头上来。

23.“下到群众里面去”

  街上静静的,巷口上坐了两个女人,叽叽喳喳在谈话,看见文采同志走过来,就都停住了,四个眼睛定定的望着他。文采同志心里想,女人们总喜欢说闲话,她们为什么大白天跑到巷口上来说话呢,也不做活?两个女人等他一走过,便又叽叽喳喳起来,文采听不清,也听不懂,好像这次正说他自己,他只好装做完全不知道,转过巷口,向北走去了。他走到街头上,看不见一个认识的人。戏台前的槐树下,有一个西瓜摊,四五个老头子蹲在那里,他们并非买西瓜吃,就像守候着什么人似的。豆腐坊里面伸出一个年轻女人的头,特为来看他,又掉转脸去向里面说什么。文采一时不知向哪里走才好,去买西瓜吃,也不好,他便踱到黑板报跟前。

  那上边的稿子他曾在早上看过的,他便又从头读一次。那字写得很工整,整齐,李昌曾经说过那姓刘的教员很好,有一笔不坏的字。他一面读着稿子,一面就想着那几个老头一定在看着他的后影,那个豆腐坊也许伸出两个人头了。他并不怕这些人看他说他,可是总不舒服。他便又离开了这个地方,走到小学校去。也许胡立功在那里教歌,替他们排霸王鞭。这个曾在剧团里工作过的青年人,是不会隐藏他的兴趣的,他觉得能找到胡立功也很好。他踱进了校门。院子里也是静悄悄的,忽然从门侧边的一个小房里,走出一个穿短衣的人来,他向着这个闯入者极谦逊的让着:“进来坐坐么,嘿,嘿,请,请……”

  “你们还在上课?”文采只得问了。

  “是,是,还没下课,一会儿就下课。”

  文采跟着他走进了一间屋子,像客室的样子。靠窗放了一张方桌,桌上玻璃匣内放了一个八音钟,一边一个帽筒。对面墙上挂了一张孙中山的石印像,旁边是毛主席的画像。像的两旁,贴了两条油光纸的标语:“为人民服务”,“开展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教育”。下边花花绿绿的贴了许多小学生的作文和图画。靠左放了一张矮的长柜,柜头上卷着一床铺盖。右边墙头,密密的挂着两排霸王鞭,鞭上还有大红和粉红的纸花。主人忙着请文采同志坐,又忙着在靠柜子的桌上倒过一杯茶来。

  “请喝茶,请喝茶,嘿,简陋得很,嘿,简陋得很。”

  文采便又问:“你是这学校里的么?”

  “是,是,鄙人就在这里。嘿……”

  “你姓什么?”文采又不得不问。

  “敝姓刘。”

  文采同志才想起,他就是教员,他便再问:“那黑板报是你写的吧?”

  “不敢,不敢,写得不像话。”

  文采同志再望望他,是一个快四十岁的人,长脸,眼睛很细,有点像近视,鼻子很大,头发很长,白布褂子很脏。他那过分拘谨的样子,使文采十分不快,他想:“你为什么要这样子呢?”文采又问了他几句,他总是恭恭敬敬的答应着。文采有些不耐了,只好说:“我们的同志不在你这里么?我是来找他们的。”

  “刚刚走,胡同志刚刚走。要不,我替您找去。”

  “不必,不必。”文采便走出来了。这时里面正下课,像黄蜂分窝似的,一群孩子冲了出来,大嚷大唱的。有的还冲到前面来看他。一大堆就拥在他后边,嘻嘻哈哈的学他开会讲话的口气:“老乡们,懂不懂?精密不精密?”文采很不习惯这种混乱,却只好装出不在乎,连连往外走。刘教员不安的送出来,追在他后边,还咕噜着:“请指教,请指教……”

  文采跳出了校门,感到一阵轻松。他昂头走回去,却忽然有人在合作社窗口叫他了:“文主任!”

  这是治安员张正典,不知为什么,他叫他主任。

  文采赶忙走过去,张正典接着喊:“来参观参观咱们的合作社吧。”

  从窗口望进去,里面有两柜子货物,全是些日用品,还有一张面柜,一块案板,一个打烧饼的炉子。张正典好像刚喝过酒似的,脸有些红,里面一个小个子忙走出来招呼。张正典介绍着:“这是咱们合作社的主任,任天华,是个好买卖人,有一手。”

  文采同志觉得应该同他谈谈合作社的生意,便稍稍问了他几句。任天华并不像商人样子,很老实,一句一句的答应他。文采想起张裕民曾说过有事到合作社来找他,他便问:

  “张裕民常在你这里的么?”

  “是的,他常在这里。” 

  文采看了看张正典的脸,又看了一看柜子上的一个酒坛,觉得明白了许多。

  张正典看见文采同志不肯进来,便从窗口里跳了出去,顺口问:“主任,你是要找张裕民么?他家离这儿不远,就在这西头。”

  “不,我随便问问的。”

  “张裕民公私都忙,一天到晚只见人找他。哈……”

  “什么?”文采觉得那话里面有文章。

  “主任,这次要分胜利果实的话,你替咱三哥分上三间好北屋吧。张裕民现在住的那一间东房可是不行,又有他兄弟。哈……”

  “你这是什么意思?你是说——”

  “呵,就是,对着嘛!主任,你得喝了他的酒才走呵!”

  “是谁家?事情怎样了呢?”

  “那还要问,是一个寡妇,人家地倒不少,也就是缺房子。哈……”

  文采听到这些话,心里很不高兴,但也觉得有些自得,自己的眼光究竟还不错。他便再朝北走去,想同张正典再说点什么。

  张正典便跟了过去,张正典告诉他说,他自己也是解放前就参加了党的,只因为自己老实,干不了什么事,治安员也是挂个名,什么事都是张三哥一个人办了。后来他又说出了他对这次清算斗争的估计是闹不起来。文采再三问他的理由,他总是吞吞吐吐不肯说,最后才说:“主任!你看嘛,放着封建地主,为啥老百姓不敢斗?那关系全是在干部们嘛!你说,大家都是一个村子长大的,不是亲戚就是邻舍,唉——,有私情就总难办事嘛……主任,你还有不明白的?”至于这里面是谁有私情,他就不肯说了,他们一直走到村口上。

  当他们再走回来的时候,文采看见街边上站得有个年轻男人,黑黑的,抱着两个拳头,冷冷地望着他们。文采觉得很面熟,便问他:“你没有下地去么?”

  那个人还没有答应,张正典却说了:“我走了,主任,你回吧。”他在身后一下便不知转到什么地方去了。

  那个黑汉子却仰头向街对面的人们说:“白天也见鬼,嗯,邪究不胜正,你们看,嗯……溜了。”

  街对面的人说:“唉,刘满,回家去吧,你家里的找你吃饭找了半天了,你看你这两天,唉,平下心来干活吧。”那黑汉子把膀子一撒:“嗯,干活?如今就干个土地改革么!”他又掉转脸来问文采:“同志,是不是?”

  文采觉得这人有些神经失常的样子,便不再问下去,一直往回走。那个叫刘满的人便又站住了,抱着拳头,眼送着他回去。  文采走回家的时候,家里还是没有人。韩老汉已经拉开风箱在做晚饭了。他的孙子坐在房门口,玩一个去掉了翅膀的蚱蜢。

24.果树园

  这时张裕民和杨亮还留在果树园里。熟了的果子已经渐渐多了起来。他们两人慢慢地走。从树叶中漏进来的稀疏的阳光,斑斑点点铺在地上,洒在他们的身上。他们一边吃着果子,一边已经摘了满满的一篮。这是张裕民舅舅郭全的,他在去年清算复仇后,分得许有武的五分果木园子。杨亮从来也没有看见过这样的景致。望不见头的大果树林,听到有些地方传来人们讲话的声音,却见不到一个人影。葫芦冰的枝条,向树干周围伸张,像一座大的宝盖,庄严沉重。一棵葫芦冰所盖覆的地面,简直可以修一所小房子。

  上边密密地垂着深红,浅红,深绿,淡绿,红红绿绿的肥硕的果实。有时他们可以伸手去摘,有时就弯着腰低着头走过树下,以免碰着累累下垂的果子。人们在这里眼睛总是忙不过来,看见一个最大的,忽然又看见一个最圆最红最光的。并且鼻子也不得空,欢喜不断的去吸取和辨别各种香味,这各式各样的香味是多么的沁人心肺呵!这里的果子以葫芦冰为最多,间或有几棵苹果树,或者海棠果。海棠果一串串的垂下来,红得比花还鲜艳,杨亮忍不住摘了一小串拿在手里玩着。这里梨树也不少,梨子结得又重又密,把枝条都倒拉下来了。  杨亮每走过一棵树,就要问这是谁家的。当他知道又是属于穷人的时候,他就禁不住喜悦。那葫芦冰就似乎更闪耀着胜利的红润,他便替这些树主计算起来了,他问道:“这么一株树的果子,至少有二百斤吧?”

  “差太远了。像今年这么个大年,每棵树至少也有八九百,千来斤呢。要是火车通了,价钱就还要高些。一亩果子顶不上十亩水地,也顶上七八亩,坡地就更说不上了。”

  杨亮被这个数目字骇着了,把眼睛睁得更大。张裕民便又解释道:“真正受苦人还是喜欢水地,水地不像果木靠不住。你看今年结得多爱人,可是去年一颗也没结,连村上的孩子们都没个吃的。果子结得好,究竟不能当饭。你看这葫芦冰结得好看,闻起来香。可是不经放,比不得别的水果,得赶紧发出去。发得猛,果行里价钱就订得不像话了。你不要看张家口卖二三百元一斤,行里却只收一百元,再迟一点就只值七八十元一斤了,运费还在外。损了的就只能自己留着晒果干,给孩子们吃。”

  杨亮又计算着这十亩地的收入。这十亩地原是许有武的,去年已经分给二十家赤穷户。假如这十亩地,可以收获三万斤,那么至少值钱三百万元。每家可分得十五万,合市价能折小米七百五十斤。三口之家,再拉扯点别的活计,就勉强可以过活了,要是还有一点地当然更好。杨亮不觉对这果木园发生大的兴趣,于是便更详细的问着全村果木的数字,和属主的姓名,也就是那些地主和富农的名字。  他们走了一阵,仍觉得园子里很静,没有什么人。只有郭全老头儿一个人在他们摘过果子的树下去耙松土。把土梳得松松地,平平地。要是有人再去摘这树上的果子,土上面会留下脚印,他就能知道。

  他们把果子账算到一个阶段的时候,张裕民又接着他们在路上没谈完的话:“在会上我当然不能提,干部里面就有他的耳目呢。事情没闹成,他一抽身就又走了。再说,提出来了,通不过也是白费,谁心里也在琢磨着:‘出头椽子先烂’咧。你说,他们真的还不明白?”

  “你不是已经派了民兵暗地监视着吗?”

  “民兵也不敢全告诉呀!要是都能像张正国那才好。这是一条汉子,大义灭亲,死活只有一个党。”

  “赵得禄是个老村长了,我看倒也是个精明人。他家里穷得那样子,老婆连件上衣也没有,这样的人也靠不住?”“这人心里明白,就脸软,拉不下来。今年借了江世荣两石粮食,还当人不知道,欠了人家的,就硬不起来了。唉,这几个人呀,各有各的藤藤绊绊。所以斗哪一个,也有人不愿意!”

  “照你这么说来,村子上要拔胡槎,就得这个人。可是要斗这个人,首先干部就不可靠,是么?”

  “着呀!咱也不说全不行,这里面要是有了一半不说话,你说别人要不要看眼色呢?有些话也只有咱们自己人说说,咱们别人不讲,单讲程仁,他过去是他的长工,后来又成了佃户,如今又当了农会主任,该积极了;嗯,这人啥事也能走在头里,就是这桩事装糊涂。你别看他老实,算一个好干部,唉,人心都是肉长的,他总忘不了别人侄女给他的那个情分!老杨,你要还在咱们村再住上几天,你就全懂了。老百姓的眼睛在看着干部,干部却不肯带头,你说这事怎么办嘛!”“全村就没有一个敢走在头里的?咱们试着去找一找,总有受害深的肯出来。干部不出头,咱们先找群众,只要群众肯出头,就不怕干部讲私情。”

张裕民又说老百姓脑子没有转变的时候,凭你怎么讲也没用。他把侯忠全做例子来说明。张裕民过去领导过两次清算斗争,都觉得很容易。他觉得老百姓很听他的话。这次当他明白到不仅要使农民获得土地,而且要从获得土地中能团结起来真真翻身,明了自己是主人,却是一件很难很难的事,因此他显得更为慎重。同时在工作中又发生许多困难,他就甚至觉得很苦恼。但他是一个坚强的人,他决不会消极的。他向杨亮说明这些情况之后,已经感觉轻快了许多。接着杨亮又鼓励了他,也使他勇气增加。尤其当他觉得杨亮并非一个没有办法的人,他就更感到有依靠了。他听从了杨亮的嘱咐,在今晚开完农会以后,把这件事重复向文采同志反映,大家要共同商量出一个办法来。

  他看到天色已经不早,就先提着一篮果子走回去。杨亮便再走到郭全住的看园子小屋来。

  这个老头有两撇八字胡,是一个不爱多说话的老头子。他靠在屋外的一个树根上,仿佛很悠然自得。

  杨亮看见他膝前篮子里捡得有十几个烂了的果子,便问:

  “这有什么用呢?”

  老头子笑了,含糊的说:“全是烂的,唉……还有半边不坏,晒干喝茶可好呢……”后来他睁眼望着杨亮说:“同志,以前连捡这么个烂的也不成呀!干望着这几棵树五六十年了,今年这才算有了三棵半树,就敢把这烂的丢了?不丢,不丢!”  杨亮听到他这样说,又想起适才当他外甥来摘果子时他的慷慨样子,他指点着,他叫他们多摘些,他还说吃完了他会再送去,要张裕民不要来,他明白他外甥是个忙人。杨亮便不觉得说:“你这人太好了,看我们刚才摘了你那么多。”“多?不多。”老头子又正经的说,“这还不全是你们给咱的。你们是好人,你们把富人的东西全分给咱们穷人了。你们这回又来干这号子事,村子上人全明白呢。”

  “咱们是什么人呢?为啥要干这号子事呢?”杨亮觉得这老头很有趣。

  “你们,”老头子确切的笑了,“你们是八路军,是共产党。

  你们的头子毛主席叫你们这么干的嘛!”

  “毛主席又为啥呢?老伯,你再说说看。”

  “他为咱们嘛!他为的是穷人,他是穷人王。”老头子仍然是很肯定的笑着。

  “哈……”杨亮也靠在树干上笑开了。他笑过之后,却悄悄的问着老头子:“你们村上有共产党没有?”

  “没有。咱们没有这个。”

  “你怎么知道没有呢?”

  “咱村子上的人咱全认识,都是老百姓,没这个。”

  “老伯,假若你们村上有共产党,你入不入?”杨亮试探着他。

  “为啥不入?只要有人我就入,要是没有人,我一个人就不入。”

  “一个人怕什么呢?”

  “不怕什么,一个老头子办不了事呀!”

  “呵……”杨亮觉得意外的高兴了,却更追下去,他告诉他村子上早就有党员了,只因为他不是,所以别人不告诉他。他劝他参加党,参加了党大家团结得更紧,更不怕那些坏蛋。翻身只有靠自己,才翻得牢。共产党是为了许多许多人的幸福的。老头子听得迷迷糊糊的笑着,结果他也告诉杨亮,假如他入党,得先找一个人商量商量。杨亮说:“这种事怎么能找人商量呢?只能你自己做主呀!万一碰着一个坏人了呢?”老头子便显出为难的样子,最后杨亮只好问他想和谁商量,老头子也低低的说:“咱外甥嘛!你看能成不能?”杨亮便又呵呵的大笑了,连连点头说:“能成,能成。”

  天已经在黑下来,杨亮觉得这果园真使人留恋,他再三的去握老头子的手,告诉他,他将会再来看他。老头子也憨憨的高兴的笑着,要留杨亮吃晚饭。但杨亮却不得不去了,走以后还时时的回头望着这渐渐被黑暗模糊了的果木林,和模糊在林中的郭全老头儿。

25.合作社里

  杨亮刚从北街上转到小学校院墙外,就听到对面合作社里嚷成一片。他赶忙走去,只见里面黑幢幢的,人影很杂乱,同时有很多人说话。他挤到程仁的跟前,只听程仁说:“你们这些人呀!做负担的时候,要你们报户口,你们怎么不报。如今么,一起一起来问。好,请你们大家来评评,爷儿俩光棍,也要算两户,咱们全村千来人口,能不能算做千来户?!你们恨不得把吃奶的娃娃都要算上一户,好分上二亩水地。你们也不想想,咱们村上能有多少点地嘛!这不是给人找麻烦!”

  站在炕角边的那个年轻农民,看来只十八九岁,并不停止下去,他申辩道:“咱爹种的是李子俊的地,咱种的是江世荣的地,你们不知道?咱们一个炕上睡觉,可是做的两家活。

  咱们老早就是各管各。”

  “你赶紧讨老婆,生个儿子吧,那不就是三户了吗!”是谁在门口也投进来讽刺。

  “可不是,今早李振东娘就说,她家得算五口人,因为她媳妇已经有了七个月身孕,这个娃儿也该算进去。咱就说,要是怀了只野猫呢,那老太婆气得直跳脚。……”这是农会的组织张步高。近两天来报户口,说分家了的就一伙一伙的来找他。

  “哈……”接着是一阵哄笑。

  “你们农会不管?”那个青年农民仍未被压服下去,气嘟嘟的不走。

  “咱们农会管得可太多了,你的那个东西硬不硬起来,咱农会还得管上一手么?”张步高得意洋洋地。虽然在黑暗中看不清他的脸色,语气中的报复味是很重的。他这一句话把满屋子人都说得大笑了,站在远处的也听清了,都响起朗朗的哗笑。

  那个青年感到被羞辱了,他已再不能忍受,气汹汹的冲到张步高面前,只想伸出拳头来:“你欺侮人,你仗着你是农会组织,你欺侮人……”

  杨亮正感觉得这玩笑开得太过分,想走过去解围,看见从人群中已经站出胡立功。胡立功一手拉住那个年轻人,一手按住张步高,说:“老乡,别生气,老张这个话可真说得不好。你们爷儿是一家还是两家,农会当然要管,农会得按理说,也不能怕麻烦。农会主任!你们农会还是讨论出一个章程来,照章程办事,对不对?”

  “对,胡同志说得对,”程仁也觉得适才闹得不大好,赶忙来收场,他转向那年轻人说:“你回去,你和你爹的事,等咱们农会商量了再告诉你。”

  张步高已趁势溜到了外屋,那年轻农民就不好再多说了,却并不即刻退走,他站在那里不动。

  “你姓什么?”胡立功便问他。

  “咱姓郭,叫郭富贵,咱爹叫郭柏仁。”

  “你爷儿俩都是佃户?”

  “是,他们都是种的别人的地,他爹种李子俊的八亩山水地,他种江世荣十亩旱地,一个在南头,一个在东头,相隔十里地。”群众中不知是谁代替他答了。

  胡立功又向郭富贵说道:“你种江世荣的地,你要找江世荣去算账;你爹种李子俊的地,就要找李子俊去算帐。一个户口两个户口没关系,你懂不懂?”

  旁边的人便附和着胡立功的话:“是呀!你们冤各有头,债各有主,各算各的,不就结了?”

  “咱不会算,咱是会员,农会为啥不给咱去算?咱爹更不成。”

  “要算账容易,你不会,我教你,只要你敢去;农会只能帮助你,却不能代替你,你明白不?”

  “咱一个人去?”  “你怕么?”  “咱一个人说不上。”

  “那么,你邀几个人去,……”胡立功正要问还有哪些人是江世荣的佃户,程仁却走出来打断了他的话,“你们挤在这里做啥呀,不买东西的出去,这里是合作社嘛!”程仁一边大声喊,一边悄悄的拿肘子碰杨亮,一边就去碰那个年轻人。有些人慢慢的走出去了。任天华点着一盏清油灯走到里间来。杨亮看见有个三十来岁的人站在房门边,两个圆鼓鼓的眼睛四面睃着,勉强赔着一副笑脸,想走进来又逡巡着。胡立功也注意到他,问道:“你找谁?”

  “咳,……不找谁,主任,您,……”

  “这是咱们的江村长。”站在胡立功旁边的李昌说了。

  “咳……咱就是江世荣,打前年起章品同志就常到咱家里,还住在咱家里……”他小声的嘟哝着。

  里屋外屋一共还剩七八个人,却都不说话。

  杨亮对胡立功使了个眼色,说:“回家去吧。”他打头里就朝外走。

  “对,”胡立功紧跟了出来,到了院子里悄声说:“哼!这些家伙可活动得厉害呢,小学校里那个任教员,也不是个好东西。”

  他们俩到了街上,街上已经全黑了,他们就大步的朝韩家走去。在到家的转角处,仿佛有个黑影蹲在那里,胡立功急声问:“什么人?”

  那个人却低低的答道:“放哨的。”杨亮走近去看,果然是个民兵,他已站了起来,杨亮好声的问:“你吃过饭没有?”

  “吃过了。张裕民正在你们那里呢,董主任也在。”“呵,”他们已经走到了家,杨亮才又低声的说:“这村子可不简单,咱们告诉文采和老董,好好的计划着办吧。老董回来了更好,他总比咱们熟悉。”

26.区工会主任老董

  屋子里很热闹,里峪还跟来了几个人,他们用热切的眼光望着文采同志。老董红涨着脸坐在炕那边,看样子已经说了半天了,只听他说:“那是个小村子,不行,他们也不会画表格,也不会打算盘,又没个地主,有几家富农,富农也不顶个啥。有个富农叫杨万兴,是个坏家伙,可以斗争一下。可是谁也不敢讲话,大家都说,人少了斗不起来。开了个干部会,全没信心。开了个农会,就咱一个人叨叨。赖泥下窑,烧不成个东西,白下力。谁也不说话,全像哑子一样……”

  文采坐在炕这边哈哈的笑着,那几个干部有时点头,有时说“是呀,对着啦”来证实老董的汇报。这时胡立功也在旁边参预着他们的谈话,他插上去问:“你们那里就没有一个人会拨算盘?你们那个学校里的教员也不会?”

  “没有一个拨得好的,教员当然会啦!”

  “那就成,会加减法就成了。这个问题不是可以解决了么?”那个干部还在迟疑的笑。

  “表格咱们给你们画个样子,拿做负担的户口册做底子,再重新调查一下,把自耕地、出租地、租种地、典当地、租外村地、外村租地分开来填写,再把水地、山水地、坡地、旱地、果木园、葡萄园、菜园注清楚。只要调查周到,没有遗误就行。你们只那么四五十户人家,就你们几个凑凑也就凑到一块儿了,那有什么难?字写不好,不要紧,只要你们有数,别人也看得清,就行,你们说是不是?”  那几个干部在胡立功的愉快的影响和鼓励之下,比较活泼起来,他们说:“同志说的全对,咱们就是没闹过,只要你们来教教咱们就好,咱们就是请同志住到咱们村里去嘛。”他们又拿恳切的眼光望着文采,等文采说话。

  张裕民又催着文采去开会,文采临走才答应里峪的人,明天他要亲自去看看。这把那几个人可喜欢透了,几个人拥在文采的后边,走了出去,连声说:“早一点来呵!到咱们那里吃早饭去吧。”

  屋子里只留下他们三个人,杨亮问老董吃过饭没有,老董说在里峪吃过了,于是他们又重新谈到这村上的事。

  老董今年够五十岁了,面孔红红的,上嘴唇和下巴颏光光的,胸脯臂膀长得顶有劲。打共产党从南山刚伸到三区来的时候,他就跟着打游击。有人嫌他年岁大,他说:“别看咱大几岁,咱们比比力气,比比腿劲,种庄稼不让你们,打游击更不让呢。”那时在三区负责的是章品同志,便把他收留了。开始只跟着跑,也不会使枪,看见了敌人,脚只往上跳,迈不开步子,嘴里酸辣,大伙儿笑他,可是经过了几次,他说:“死活一般大”,就不怕了。他们给了他一杆水连珠,又没有子弹,只好用七九子弹,打完一次,就要用通条通一次。这一带原来都是敌人占领的地方,据点又多,一时刚刚搞游击,可不容易。

  有一次,他们二十来个人,跟章品同志在一个村子里开会,被敌人特务知道了,开来三四十人,还带一挺机关枪。那时他们只有一句话:“咱们革命要革到底,跳黄河一齐跳!”他们撤出了村子,埋伏好,敌人已经追到了。敌人清楚他们的力量,只有六杆枪,再加两杆水连珠,两杆湖北造;又全是刚放下锄头,才拿起枪的,瞄不准,心里慌。敌人开他们玩笑,大声喊:“三区游击队,我们交枪。看呵……这全是三八大盖,要不要?”游击队都气得没办法。章品说:“不怕,你们沉住气,大家都瞄准一个人,瞄那个戴皮帽子的。我叫一、二,你们一齐发,听到没有?”他们就照着这样办,十杆枪同时响,打伤了一个,大家都欢喜得跳起来了。后来还是这样办,一连打伤了三四个,敌人就赶忙逃走了。

  老百姓马上擀面条,区分所买了五只鸡来,后来县上还奖了他们一支步枪。老董就更死心塌地跟着跑,过了三年比做长工还苦上百倍的生活:睡觉常是连个土炕都没有,就在野地里挖个土窑,铺点草;吃冻成冰了的窝窝。他学会了打枪,他做了一个忠实的党员,只要上级有个命令,死也不怕。后来他们把他放在区上工会工作,工会主任调走后,他就又当主任了。他是一个肯干的党员干部,却还不习惯用思想。他喜欢老老实实的做一两件事,苦一点也不要紧,却怕独当一面,要自做主张。这次区上派他到暖水屯来,虽然因为他是里峪的人,可以熟习些,但主要还是由于已经有了文采几个人,让他跟着当向导,也可以学习学习。区上对于文采是做到了十分敬重和完全相信,老董也就带着他的依靠心理,一道来了。文采又派他去里峪,他就落得顺便回家去看看他久别的哥哥了。暖水屯的情况他既没有去了解,连他过去所了解的,也没有很好向这几个人来反映。

  当杨亮和胡立功把这两天来所搜集到的材料告诉他,而又加以分析的时候,他还没认为有什么值得研究,他却考虑到自己有一件事要不要告诉他们。当他回到里峪的时候,他哥哥正闹肚子疼。他哥哥劝他回到村上来,分上两亩地,他年岁也不小了,受的苦也不少了,哥儿俩过两年太平日子吧。他拒绝这个建议,他说他活是共产党人,死是共产党鬼,还得替老百姓办事呢。但他哥哥却说到他自己身体已经不很好,兄弟俩到如今都是光棍,连个女人边也没挨着,就算为老百姓办事,总也得替祖先留个后呀。他哥哥又说本村有个寡妇,年纪虽然已经四十岁了,看样子身体还不错,可以生育,也会做人家;他自己是不行了,他想托人给他弟弟做媒。

  如今弟弟是个干部,不愁女家不答应。老董是个没讨过女人的人,听到这些话,脸也红了,还不好意思,嘴里说:“你真是说笑话!”心里却不安定起来。村上干部也说他革命有功劳,要给他分三亩葡萄园子。他没说话。他做几十年长工,连做梦也没想到有三亩葡萄园子,他很想要,他还可以抽空回家耕种,他哥哥也能帮他照顾。可是这事万一区上同志不赞成呢?说他自私自利,说他落后呢?同时他又想,他不能吃公家一辈子,他要有几亩地,他还可以吃自己的。说自私自利,他又没有发财,不过他可以有地劳动嘛。毛主席说实行“耕者有其田”,他不是种了几十年的地么,为什么就不可以有田呢?最后他决定,只要不会受处分,他就要地:至于老婆,过一阵再说吧。只是到底会不会受处分,他就捉摸不定了。他只想和面前的两个人商量商量,而这两人丝毫没有体会到他的心情,一点也不给他讲话的机会,全心一意,尽在那里说什么干部作风,打通思想,扩大组织,加强武装……后来他们看见老董精神不好的样子,就说他这两天太辛苦了,要他休息,他们便到会场去了。

  这天晚上的会,人数虽然没有第一天多,散会仍然很晚。文采同志为了要说服农民的变天思想,他不得不详细的分析目前的时局。他讲了国民党地区的民主运动,和兵心厌战,又讲了美国人民和苏联的强大。他从高树勋讲到刘善本,从美国记者斯诺、史沫特莱,讲到马西努,又讲到闻一多、李公朴的被暗杀。最后才讲到四平街的保卫战,以及大同外围的战斗。说八路军已经把大同包围起来了,最多半个月就可以拿下来。这些讲话是有意义的,有些人听得很有趣。可惜的是讲得比较深,名词太多,听不懂,时间太长,精神支不住,到后来又有许多人睡着了。但文采同志的热心,恨不得一时把心都呕给他们,让他们什么也明白,所以他无法压缩自己的语言。

  散会后,他自己觉得非常疲惫,头昏昏的,一到家,倒头便睡了。杨亮他们也就只得把计划推迟到第二天去。可是第二天文采仍没有空,他已经答应了里峪,他连简单的工作也没布置,匆匆忙忙催着老董就走了。而且在里峪滞留了两整天和一个晚上,他在那里又替他们开了两个会,把在暖水屯讲的又重复了一遍。杨亮和胡立功便商量着如何再去进行调查,尤其是要找出证据来,证明张裕民讲的那些事实,和如何在群众中去执行点火的任务。

27.“买卖果子”

  自从工作团的同志到了村子上之后,小学校也就更为显得热闹。打架告状的事多了起来,常常会听到里面有人喊起来:“打倒封建小地主!”于是也就有孩子哭了。胡立功去教过一次唱歌,这个歌非常为那些穷孩子所爱唱,一下了课就要高兴的唱:“地主压迫咱,压迫了多少年,……咱们要团结起来把账算,把账算……”清脆的童音,响遍了每个角落。当他们一群群挤在一堆玩耍的时候,他们之中会有一两个顽皮的,故意的用肩去撞那些平日比较穿得好的地主家的孩子,有意的去侮辱他们。而那些孩子便尖声的叫了起来,教员们就不得不常要解决这些纠纷。刘教员从来也不骂这些穷孩子,最多只不过说:“找他们没有用呀,他们不能负这个责。”他又安慰那些在现在变得孱弱了的孩子:“你们将来要好好劳动,靠自己生活,做一个好公民,劝你们的父母,要不,迟早都要挨打的……”

  但任教员就不是这样,他用威胁的眼光去望着那些没有袜子穿的孩子们,他不敢大声骂他们,只低声的恨道:“别兴头的太早了,看‘中央’军来了,一个一个收拾你们这些兔崽子!”有些孩子便被他吓住了,不敢再调皮,有些孩子便又悄悄的去告刘教员,刘教员把这些都放在心上,不马上说出来。任教员也用劝告的同情的口吻去暗示那些孩子,希望他们把这些含义都带回到家里去。他不只在学校里显得忙碌,放了学又要去串门子。他到过几家地主家里,说几句不冷不热的话,加重别人的不安,然后再给他们一些希望,一些勇气。

  世界不会长久这样的,有钱的人在共产党里永远是受不完的罪。但共产党是斗不过老蒋的,纵然斗过了,也斗不过一个美国,迟早要把他们扫光的。他本人也并不富有,他是一个没落下来的中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可是他对那些有钱人却有同情,愿意为他们奔走,希望在那些人的牙缝里把自己肥胖起来。他不喜欢穷人,嫉视那些替穷人办事的干部。他愿望土地改革不成功,搞出乱子来,至少搞得不好。

  当老董从里峪回来的那个傍晚,任国忠又踱到李子俊家里去,这是李子俊最后的一栋家宅了。门廊很高,一上去就有两三个台阶,包了铁皮的大门,虚掩着。他一直冲了进去,一拐弯,忽然两只狗从空廊上向他送来一阵疯狂的狺叫,幸好已经用一根大铁链拴在柱子上。他快步的站到院子中,喊了声“大哥”,却没有人答应,半天才从上房里走出李子俊的大女儿李兰英。这十一岁的小姑娘也刚从学校回来不久,脸上还留着墨迹,她一看见是学校的教员,便规规矩矩的站着问道:“找爹吗?爹不在家。”

  “你娘呢?”任国忠向四周搜索着,只见院子里铅丝上晾着几件小孩的衣裤,和一个大红绸子的妇女的围胸。东屋外边晒了两大筛子果片。

  小姑娘迟疑了一下,才说:“娘在后院。”

  任国忠心里已经明白,但还要走进去看,这时小姑娘便跑下台阶来,赶快向左转过去。她走在头前,一边说:“娘有事呢,”看见没有法子阻止住他,便大声嚷:“娘!娘!有人找你,任老师来了!”

  一个三十来岁的生得很丰腴的女人,从堆草的房里急忙走了出来,脸上还显着惊惶和不安,却笑着说:“我当是谁呢?快回上房里坐去。”她的花标布衫子上和头发上全挂着一些草。

  “大嫂!你把红契藏在草堆里也是不中用的!”任国忠用着坏心思来打趣她。

  这个女人曾经是吴家堡首富的闺女,从小使唤着丫鬟仆妇,而且是出名的白俊。她听到任国忠的话,不觉一怔,却立即镇定了下来,笑着回答:“红契么,早拿出来放在抽屉里了。你是来拿红契的么?成!只要农会答应你。”

  “咱不是来拿红契的,迟早有人来拿。”任国忠又向她飞过一个分不清是什么意思的眼色。

  她并没有把他引向上屋,却引到了东屋。这间屋里有个大炕,炕前安了两口大锅。炕对面立放着两个装碗盏的柜子,像一个杂货铺似的,摆满了油盐酱醋的坛子,都擦得亮亮的。她用一个放亮的铜勺子在水缸里舀了一勺水,倒在一个花瓷盆里去洗手,手上全是些泥土末。任国忠便又笑着说:“唉,看把你们那些有钱奶奶们折腾的!”

  李子俊老婆是一个要强的女人,在娘家什么也不会做,只知道绣点草儿、花儿玩耍。嫁到李家来,头几年日子过的还不错。可是李子俊是个大烟鬼,又耍钱,租子不少,还不够花,年年多少都要卖点地。有一年钱文贵撺掇他当伪甲长,别人当甲长积攒家财,他是个大头,结果给人耍了,又卖了一百亩地和一座房子,才赔清款项。央人求告,送了钱文贵好大一笔人情,好容易才脱了这件差事。这两年,论收入还是不少,他们家是雇得起长工的。雇个人做做饭,挑挑水,跑个城里,要方便得多。可是老婆不赞成,老婆看着世道不对劲,便劝着他:“就那么一点地了,你又不掌财,村上人的眼睛都看着你呢,少抖一下吧。”

  她就下决心自己下厨。原来她还只看到村子上几个汉奸混子,怕他们把李子俊的几个钱骗完,她就吃苦一些,自己做,到收租的时候,自己也上前,不让全落到丈夫手里,自己抓一把,攒些私房,也是怕将来不好过。后来一解放,眼看着张裕民他们得了势,她就知道事情更不好闹,于是就更要装穷,更不肯雇人了,吃穿都省俭了下来。见了村干部总是笑脸迎人,说李子俊已经把烟戒了,又说他身体坏,说自己四个孩子都小,丈夫又不可靠,将来还不知怎么过日子呢。她教出来的孩子也机灵,从不得罪人,功课好,但孩子们心里都明白,到家里就再也不唱在学校里的歌子,也不讲那些开会的事。她恨钱文贵那伙人,李子俊是受他们欺侮的,可是她更怕张裕民他们。有时她还特意做点东西请张裕民,她知道他爱喝一口酒,但那个曾当过她们长工的人,却摆足了架子,不给她脸面,一点也不喝就走了。

  半个月前她曾回娘家,吴家堡也正闹得激烈,她哥哥吴自强跑到涿鹿城里,又被农民追回来,连百年的红契都给人要走了。如今是六亲同运,大河里的水向东流,没法儿挽回的啦。她一回来,就叫李子俊去张家口躲一阵。她一人留在家里,她是个妇道,难道张裕民他们好来难为她?拼着多说些好话,求求人,总可以挡一阵。可是李子俊想着去也是枉然,又不能长久在外边混,他又不是有办法的人,自己琢磨村上仇人不多,所以就捱着,也想看看风色。白天他就在果木园子里,晚上偶然回来一转。女人成天就设法东藏一个箱子,满满的装着首饰衣服,西又藏一缸粮食,总想把所有的东西全埋在地下。一颗心悬在半空里,一天到晚,盼不到太阳落了土,又盼不到太阳再出来。有时还要出门转一转,打听点消息告诉丈夫去。

  这女人洗过了手,便拿钥匙去开南屋的门。三间南屋里满满堆着一些用具和装粮食的缸,还有一些不知是装了什么的大篮子小篮子。这本来油漆得很漂亮的,炕围上都描满了花的屋子,却蒙着灰尘,挤得不像样,窗户上又钉了一层苇席,怕别人看见那里面有那么丰富的宝藏,因此白天也没有一丝阳光进来,充满一股什么气味。女人匆匆地量了半钵子白面,赶回厨房来陪客,她知道任国忠也不过是个两面三刀的势利人,可是她知道从他那里总能听到一点什么消息。“哟!那么多白面,你看你们尽吃好的,不共你们的产还共谁的去!”任国忠又跟着她走回厨房,故意的说。

  “共就共吧,左右这么点家产,迟早是个完,你高兴什么?

  又不会有你的份!你们在学校,听到什么么?”

  “没有听到什么,只听说又要闹清算,说去年没有被清算的人,今年就要轮到了,今年特别的是要消灭封建剥削大地主!”

  那女人又是一怔,却连和面的手也没停,继续问:“什么叫个封建剥削大地主呢?”

  “黑板报上都写得清清楚楚的了,就指的你们吃租子的嘛!要消灭个干干净净呢。”

  女人心一凉,手便停住了。正想再问怎样个消灭法,却听到南屋走廊上的狗又叫了起来,接着就是叱狗的声音。女人知道几个替她们卖果子的又来吃晚饭了,他伸头出去说:“嗯,可不来得正好,你们这两天太辛苦了,今晚咱们烙些饼吃吧。哈哈,刚好碰着这位任老师,他就说咱面多,眼红,要共咱的产了。行,粮食是地上长的,谁吃不是一样?左右都是自己人,哈……”随着她的笑声,进来了三条高大汉子,脸都看不清,好像都敞着上衣。

  “到炕上去坐吧,让我来点灯。”这原来很嫩的手,捧着一盏高脚灯送到炕桌上去,擦根洋火点燃了它。红黄色的灯光便在那丰满的脸上跳跃着,眼睛便更灵活清澈得像一汪水。有个男人坐到炕头去拉起风箱来,女人还客气的说:“你歇着吧,你已经跑了一天,让我来,这锅里有开水,先喝点!”

  任国忠觉得在这里看这个女人向那几个受苦的傻子献殷勤,很没意思,他便问道:“李大哥呢?他什么时候回来?”“他回来的时候可说不准,”但在她踌躇了一下之后,却接着说:“你就为的那桩果子买卖么?那你就到园子里去找他。”

  “什么果子买卖?”任国忠刚一怀疑,随即就明白了,他望了这三个人一眼,忙答道:“就为的这事,不找他也行,等他回来你告给他吧。不早了,我回去啦!”他不等女人再说什么,就跑走了。在门口又碰到几个刚回家的孩子,一人手里拿了两个果子,他问他们:“你爹还在园子里么?”

  几个孩子望也没望他,随口答:“在呢,爹还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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