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巍：东方（十二）

【第二章　取经】

　　大妈怀着彷徨苦闷的心情，到县里找张书记谈了很长时间，就像一阵清风那样，吹散了眼前的迷雾。她匆匆忙忙吃丫两块红山药，喝了一碗菜白粥，就跑到小契家来。

　　小契父儿俩正蹲在当屋小炕桌旁边吃饭。炕桌上堆着七八个白面卷子，还有一盘紫乌乌的熟猪肉。小旦儿那孩子一只手攥着个大白面卷子，一只手抓着肥猪肉片子，吃得正香着呢，大妈一看就知道这是用粮食在街上换的，不由得叹了口气。

　　“小契呀，别人的话，你怎么一句也不听呵？像你这样个吃法，还能吃几天哪？”

　　小契把头一摆，用下巴颏朝尾角盛粮食的瓦罐一指，说：“嫂子，你瞅瞅！我们父儿俩就是变成小家雀儿，也吃不了几天了。”

　　大妈走过去一看，灰瓦罐里只剩下小半罐棒子糁儿：再往盛粮食的大缸探了探手，最多也不过几十斤红高粱，大妈把手缩回来，神色有些凄然。

　　小契看看大妈的脸色，宽解地笑了一笑，说：“这也没啥！……过一时说一时！反正我也不打算在这儿呆多少天了。”

　　“你就当真要走？”

　　“这还有假？！”小契又笑了一笑，“把这点粮食吃完就走！人常说：‘人逄喜事精神爽，闷来愁肠瞌睡多’，一点不假！我今儿个往炕上一仰就睡误了’。一听，门口有敲梆子的，孩子跑来说，卖白面卷子的来了，说着口水都流出来。看着真叫人可怜！我想，反正快走了，还给谁细着！就择了两升高粱，换两斤卷子。这时候，正好又来了个卖熟猪肉的，一问，是条瘟猪，也不贵，我就一不做，二不休，让孩子吃了再说。早吃完早走！”

　　“依我看，你走不了。”大妈说。

　　“你看我离不开孩子，是不？”小契看了旦儿一眼，凄然地说，“我准备送他到姥姥家去。”

　　“不，不，我说的不是这个，”大妈摆摆手，凑到小契耳边，悄声地说，“上面下来任务了！”

　　“什么任务？”

　　“党的任务。”大妈严肃而有点神秘地说，“社会往前走了。上级叫咱们先试验办农业合作社哩！”

　　“什么合作社？”

　　“也就是集体农庄，把地统统伙在一起，搞社会主义。”

　　“你别诳人了吧！”小契不相信地笑了一笑。

　　“怎么诳你？”大妈镇着脸说，“自从那天你一说要走，我就到县里找大老张去了……”

　　“你见着他了？”

　　“我们直谈了大半宿哩。”

　　小契眨巴着眼问；“他提我了没有？”

　　“他还能忘了你？”大妈说，“我一见他，还没说上三句话，他就问：‘我的老伙伴呢，他现时生活怎么样？’我就照实说了，我说，‘他生活可是不强，房也去了，地也卖了！’……”

　　“唉唉，”小契立刻打断她的话，“你看你说这个干什么！他批评我了没有？”

　　“没有，”大妈摇了摇头，“他只是叹了口气，半天才说：‘这也是难免哪！像小契这样的干部，一心扑革命，扑工作，饭也顾不了吃，觉也顾不得睡，地里打粮食自然就没有别人多，遇见三灾两难，不去地怎么办？’……”

　　“还是他，他……了解我。”小契的红眼睛里闪着隐约可见的泪光。

　　大妈沉了沉，又接着说：“我把这村困难户的情况都跟他谈了，他说，不光咱这个村，别的村，全县也都是这样。没有想到土改以后，阶级分化这么快。他还说，要不办合作社，过不了几年，连小契这样的人都得端人家的饭碗，给人家当长工去。”

　　小契的手指头像风里的小树叶子似地颤抖者，低下头去，没有说话。沉了半晌，站起来说：“照我看，咱们老区就是该迈这一步了。咱们辛辛苦苦闹革命为了什么？死了这么多人为了什么？你看，现在有些人，一心发财致富，捣腾买卖，连个会都不愿开，这革命就是为了他们革的吧？”

　　小契气虎虎地，舀了半瓢凉水咕咚咕咚一喝，把那个空瓢乓地往缸里一丢：“叫我看，咱们干脆把地，把东西都伙伙在一块儿，吃饭干活最好。”

　　大妈见小契情绪有些起来了，心中暗暗高兴，就乘势说：“我听大老张说，心花都开了。我就对他说，樱桃好吃树难栽呀，这样的好事，没有人领头去办，也是枉然。说到这儿，大老张就说：‘小契呢，你不会叫他领着头干么？’我说，咳，你别提小契了，人家正忙着到外头找工作哩！你去亲自跟他谈谈吧，我说下大天来也是不行……”

　　“看看，”小契把手一甩，“你在那儿老提这干什么！他骂了我没有？”

　　“大老张听我这么一说，就哈哈一笑，说：‘你别听他，那是故意给你说着玩的。只要你把这件大事跟他一提，你就是用大棍子抡他他也不走。’他还说：‘你想想，嫂子，八路乍来那时候，很多庄稼人想出头又不敢出头，在凤凰堡头一个站出来的是谁？抗日，土改，站在最前面的是谁？不都是我那个老伙伴么？你这次跟他一说，他要不冲到前头那才怪哩！’”
“这，这大老张……”小契的嘴唇颤抖着，一颗圆大的热泪珠，跌到他粗糙的大手上。沉了半晌，才抬起头来说，“嫂子，别提那些事了，你看该怎么办，就分派我吧！”

　　“你不走了？”

　　“不走啦！”小契把腿一拍。

　　“那就好……”大妈的眼角上也像有一颗明亮的露珠闪落下来，笑了。她说，“你是不知道我这心哪，自从那天你一说要走，我这心就像吊到半天云里，没着没落的。咱村的复杂情况，你也不是不知道哇！”

　　小契长长地叹了口气，说；“我要有一点办法，也不会想到走这一步。”

　　两个人谈话的工夫，小旦这孩子竟吃了两三个卷子，一盘紫乌乌的瘟猪肉，剩得也不多了。吃完，也像他父亲那样，抓起大瓢咕咚咕咚喝了一气凉水，然后把大瓢乓地扔到水缸里。接着，就跑到院子里玩起来，不是学他父亲追小牲口，就是两腿擘开，摆出架势学撒网打鱼，还在外面喊：“爹，咱到河边去吧，再撒它一网！”

　　“你瞅瞅，”大妈笑着说，“长大了，又是一个小契！”

　　小契站起来，冲着门外喊：“你给我滚到一边去！”一面又回过头嘿嘿一笑，“不知道什么时候，我这作风都叫他学上了。”

　　大妈听说小契不走了，像千斤重担落地，多日来的抑郁孤寂之感，为之一扫。由于心情愉快，她把到城里去同张书记谈的话，都同小契谈了。小契也像饮了一杯浓酒似的，精神振奋起来。共同的新任务，望一次锤炼着他们的友谊，使他们彼此都觉得心头热烘烘的，像听到新的冲锋号音，渴颦着继续奋发前进。

　　小契从他的口袋里翻了半天，翻出一个烟头抽着说：“嫂子，这办社好是好，可是咱们一点经验都没有，真是狗咬刺猬，不知道从哪儿下嘴。”

　　“我也不知道两条腿该先迈哪一步。”大妈面带愁容地说：“咱们是不是先在支委会上研究一下？”

　　“跟谁研究？”小契气虎虎地说。“七个支委：两个南下了；一个不在家；王老好工作没找着，在北京他女婿那儿享福；大能人不照面，你耽误他一分钟，就像挖他二两肉似的。前几天，他刚从天津捣腾洋布回来，今天天不明又去北京，不知道捣腾什么。我查完夜，刚往回走，影影绰绰看见一个人往村外奔，我当是坏人呢，扑到跟前一看，原来是他……”

　　“反正咱们不能等着！”大妈决断地说，“听大老张说，饶阳县有个耿长锁，办了一个‘土地合伙组’，到现在已经七年了。我真想去看看，可又一想，离咱这儿好几百里，要走着去，来回得半个月，咱俩手头都紧，连个盘缠钱也没有……”

　　听到这里，小契忽然眼睛一亮，说：“嫂子，你可认得姚长腿么？”

　　“咋不认得？”大妈说，“那年他扒上火车，砍死了两个日本兵，还撒了好多传单，以后选上民兵英雄，我们还一道去边区参加过群英会哩！”

　　“对对，就是他！”小契说，“我上个月在集上听人说，他到耿长锁那儿去过，回来净讲耿长锁的事儿，咱们是不是去找找他？”　　大妈兴奋地把两手一拍，说：“这倒好！”

　　“可也不近哪，小二百里子哩！”

　　“那算什么！”大妈把头一摆，“我当年跟着八路行军，还不是一样地走！”

　　“嫂子，年纪不饶人哪！”小契笑了一笑，指着外间屋放的一辆破车子说，“我到集上找点零件，抓紧时间把它修修。然后把你带上，要是顺利，有大半天也就到了。你看行不？”

　　大妈把手一挥：“好，就这么办！”

　　事情就这么定了。大妈心情愉快，脚步轻松地回到家里，对待老大伯的态度也颇与平时不同。第二天一早，天还不甚明，就推老大伯起来，到集上去卖烟叶。小契饭都吃不上了，当然不能让他准备盘缠。小契这边也忙碌起来。他的这辆破车，还是抗日末期部队送给他的胜利品，由于零件缺损太多。好几年没有骑了。当然也正因为过于破旧，没有被他的主人卖掉。大妈刚走，小契就跑到镇子上，东找一个零什，西找一个零件，因为那些人都尝过他那“小牲口”的美味，也都热情地帮助他。小契又经过整整一天的时间，才勉勉强强修理上了。第三天一早，就把那辆破车子推到大妈门口。大妈早已准备好干粮，并且换了一身干净衣服。大伯把他们送到村口上路。

　　那小契由于这些日子情绪不佳，头也没剃，脸也没刮，头发胡子都长得很长。不知临时从哪里扯出一件小破棉袄披着，看去很不像样。但却精神抖擞，就像过去执行战斗任务似的，有说有笑，推着那辆破车子，一直走在前而。刚到村口，他就停住车，指指车座后的行李架说：“上车吧，嫂子，这就是你的宝座。”

　　“小契，”大伯瞅着那辆破车不放心地说，“到底行不行呵？”

　　“没问题！”小契把头一扬。

　　“我这还是大姑娘坐轿——头一回哩！”大妈笑了笑，倒着身子，坐在车座后面，一只手还提着盛干粮的手巾包儿。

　　小契等大妈坐好，紧推几步，就飞身上车。刚上去，那车就吱吱哑哑地响起来。没有走出多远，遇到一个水垄沟，由于没有前后闸，小契一时来不及，就把大妈翻到水垄沟里去了。

　　大伯急忙跑过去，大妈已经站起来，幸好垄沟里没水，大妈拍了拍土。

　　“小契呀，你，你……”大伯结结巴巴地，“我说你骑慢一点！你嫂子这身子骨可不算强！”

　　“快回去吧！”大妈斥打着大伯，笑了一笑，又上了车，“这么大年纪了，说这话叫人听着多寒碜哪！”

　　“到底是老夫老妻哟！”

　　小契也笑了一笑。这次他手握双把，聚精会神地蹬起来。这一对亲密的战友，这一对贫农出身的共产党员，在晨风里踏上了正南的土路。破车吱吱哑哑地响着，在早晨布满白霜的大野上，留下一道清晰的印痕……

　　从风凰堡到徐水的姚家庄有一百七八十里，小契鼓着劲想一天赶到。开头也还算顺利。谁知五六十里以后，由于齿轮过于老旧，链子就不断脱落。三里一停，五里一站，还不到一百里路，天就黑了。只好在一个村庄里借宿。为了省钱，两个人没进饭铺，吃了点携带的干粮，喝了点凉水。小契又连夜修车，很晚才安歇。不料第二天车子的里带又出了毛病，漏了气，只好步行，天黑也没有赶到。第三天早晨，将车子推到一个镇店地方，把带补好，这才在上午十时左右赶到了姚家庄；不巧长腿姚刚刚出门，到十五里以外赶集去了。

　　大妈一向性急，自然不愿久等，两个人又赶到集上来找老姚。幸而集不大，只转了半趟街，大妈就停住脚步，往前一指，说：“你看，那不是老姚是谁？”小契一看，路旁人丛里有一个出奇的高个子，30多岁年纪，小头，长腿，穿着一件褪了色的日本人的破军大衣，只搭到膝盖那里。他正同人高谈阔论，不时地嘎嘎笑着。集上人多声杂，大妈连着喊了好几声，长腿姚才转过脸来，惊讶地说：“是你呀。杨大妈！”

　　说着分开众人，迈开大长腿，三脚两步就赶了过来，双手捧住大妈的手摇晃着说：“大妈，你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还是从地下钻出来的？”

　　“我是叫人家背了来的！”大妈指指小契的破车子，微微一笑。接着给他们两个作了介绍。“大妈，”长腿姚满脸是笑地说，“自从那年咱们到边区开会，眨眼好几年了，老想上看你，总也不得空。”

　　“别说漂亮话了！”大妈说，“你大妈要不来，谁也不去看我。”

　　“哈哈，大妈还是这个脾气。”长腿姚嘎嘎笑了一阵，“这回来，怕有什么重要的事儿吧？”

　　“就是找你！”大妈用指头点着他说。

　　“走，到我家去！”

　　长腿姚拉着大妈。大妈告诉他已经去过了，要找个清静地方谈谈。长腿姚拗不过，只好跟大妈来到村外，小契推着破车子跟在后面，三个人避开人多的地方，在一个打麦场里靠着麦秸垛坐下来。

　　老姚掏出半盒纸烟，大家抽着。大妈开门见山地说：“老姚，听说你这个大长腿到耿长锁那儿去过？”

　　老姚笑着说：“你是不是想成立合作社呀？”

　　“咳，我这么大年纪了，还能办合作社？”大妈笑了一笑，“是别人托我问的。我问你，你到他那儿去过吗？”

　　“去是没有去过，他的事儿我还是听到不少。”老姚说，“我老想见见他，跟他谈谈，可总是没有机会。前两个月，我从北京开战斗英雄大会回来，路过保定，住在招待所里，碰到一个庄稼老头儿，穿个小白粗布褂儿，蒙着块白手巾，留着稀零零两撇小胡子，非常和善，说话也细声细气的，说实话，我当时没有怎么注意他，后来才知道他就是咱冀中鼎鼎大名的耿长锁！真是把人后悔死了！”

　　“我问你，他那社办得怎么样？”

　　“听说，气派大极了！”老姚兴奋地说，“过去咱们这里的财主，一说家里拴几套马车，轿车，槽上有十几匹大牲口，就算了不起了；可耿长锁那社，早晨钟一响，人欢马叫，花轱辘大马车能摆出大半道街，干起活来，你说是小伙老头儿，你说是闺女媳妇，都是唱着歌往前冲。”

　　大妈笑了，眼睛瞅着老姚，笑得动人极啦。

　　“小说别人，我就纳闷儿，”太妈说，“这一家一户还吵包子闹分家哩，这么多户合到一块儿能行么？”

　　“分的粮食多呀！”老姚说，“他们每户比起单干那阵儿能多分好几百斤，他怎么不干？真是拆都拆不开。听说，他村里有一个富裕中农，是个种地把式，又是个土圣人，一直不服气，跟他们竞赛了好几年，看准的产量高，到底还是输了！再说，再说……”长腿姚又点起一支烟，带着无限敬佩的神情说道，“人家耿长锁那真可以说是大公无私，公家的便宜硬是一丝不沾，这就把大家团结住了。他在村里还当着支部书记，土改时候分房子，他自己不分，让贫雇农多分：临到扩兵，先把自己的小子送出去；社里要盖油房，没有砖瓦木料，就把自己准备的砖瓦木料惜出术。这耿长锁年纪也不小了，身予骨不算强，常到这里那里开会，又不会骑车子，社里人怜惜他，说给咱们长锁买个小毛驴吧，让他骑着也省点劲。可是耿长锁笑着说：‘这可使不得！你们想想，过去地主催租子，就是骑着个小毛驴儿，背着个算盘，这儿串串，那儿串串，我也骑上这个，成了什么啦？’所以这会儿，他不管到哪儿开会，还是蔫不唧地在地下走。开完会回来，哪怕还有一个钟头，也得到地里上，跟大伙一块劳动。夏天耪地，又热又累，到地头上谁也不愿动了，这时候，他总是蔫不唧地提起水罐子，到井台上拔了水来，说：‘同志们，喝水！喝水……”

　　“真不赖呆！”小契眨巴着红红的眼睛，羡慕地问：“他是什么时候入党的？”

　　“入党嘛，跟咱们也差不许多。”老姚说，“可是人家心里有路数呀！什么问题，都想得远，想得宽。你比如说，他们村有四个孤儿。大的十一二岁，小的六七岁，托给本家管，到时候给那么一点粮食，饿得孩子直啼哭。孩子的姥姥来了，一手拉着一个，哭哭啼啼地要入社。这时候，社才办起四年，只有十五户，家底也确实很薄，有人就说：‘多来了两个长嘴物，咱们的社就办好咧？’有的说：‘多来些这样的人，大伙再拿上棍子要饭吧！破篮子和打狗棍还在棚子底下放着哩！’可是耿长锁还是耐心说服呵，说服呵，把孩子收下了。冬天有棉，夏天有单，柴米油盐样样都得结记。长锁在县里开会，一下大雨就坐不住了，怕房子不结实，砸住了孩子们……”

　　“这人思想就是好！”小契点头赞叹着。

　　“思想好，这是一方而；另一方面，也是成社的优越性。”老姚纠正说，“要不是成社，这些没爹没娘的苦孩子，就是想安插也没法安插呀！”

　　大妈沉在思索里，想起小契、金丝、郭祥他娘，瞎老齐……这些凤凰堡的穷户们。

　　长腿姚看看太阳，已是正午时分，就立起身来，把沾到他那件日本军大衣上的麦秸拍打了拍打，说：“大妈，也就是这些材料了。”

　　“怎么，你要走？”大妈抬起头问。

　　“我下午还有事儿哩！”

　　“不行！”大妈果断地摆摆手，要他坐在原来的地方，“我还有好多问题没问哩。我问你，他这个社倒是怎么办起来的？”

　　老姚又坐下来说：“1943年腊月天，毛主席让咱们组织起来闹生产这件事，你还记得不？”

　　大妈手扶额头，思索了一阵，说：“仿佛谁在地道里给我念叨过。”

　　“对，就是这个时候。”老姚说，“他那地方，虽然不像咱们这里残酷，也是三里二里一个炮楼，加上闹灾荒，卖儿卖女的，无其数。耿长锁还饿死了一次，又被救过来，他的老婆也带着孩子讨吃去了。这时候，党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在这里组织了个隐蔽经济组，拨给他们一百斤小米，让他组织几户打绳卖，好救个活命。开头只有四户人家，白天黑夜在一块打绳，赚一点钱糊口。可是等到开春种地，问题来了：各家回去种地，就顾不上打绳，打绳组就得散；打绳组散了，又没得吃。他们就干脆把地合起来，成了一个土地合伙组，一班种地，一班打绳。这耿长锁，你别看他绵绵软软的，他是一条道走到黑。他这社也经过几起几落，变大又变小，变小又变大，可是一直坚持下来。嘿嘿，没想到，这就是咱冀中的第一个农业合作社！转眼问，人家早跑到咱们前头去了。”

　　大妈笑着说：“你这个长腿，也没人家跑得快呀！”

　　“可不，”老姚说，“那时候，我专门研究怎么扒火车了！”

　　长腿姚说到这里，又立起身子，赔笑说：“大妈，我可真该走了。”

　　“你到底有什么急事呵？”

　　“大妈，我给你实说吧，”老姚显出一副神秘的样子，弯着腰，附在土=妈耳边，悄悄地说，“我也结记着成社哩。今天区干部来，我们商量开头一次会。”

　　“好好，那我不留你。”大妈说着，朝小契丢了个眼色，仰起脸望望太阳说，“到吃饭时候了吧？”

　　小契立刻会意，跳起来双手拉住老姚：“对对，这饭可不能不吃呀！走，咱们在集上喝两盅去！”

　　“下一次，下一次……”老姚想挣脱身子。

　　“你听我说，老姚，”小契紧紧抓住他的肩膀，“你同我这老嫂子是熟人了；可咱俩是头一回见面呀，是不？你要不去，那就是瞧不起我。”

　　大妈也站起身。拍拍土，从旁挖苦说：“老姚，你是不是怕花钱哪？嗯？”

　　几句话说得老姚没了主意。大妈又使了一个眼色，小契手推起破车子，一手拉着老姚，往集市中心走去。街道旁边，搭了一溜布棚，都是卖小吃的，有卖烧饼果子的，卖熟猪肉的，还有卖大碗面、豆腐脑儿的。热闹的叫卖声，使那些食物，增添了格外诱人的香味。小契支起车子，选了一处有卖酒的地方坐下，用他那在客人面前素有的慷慨豪爽的风度喊道：“先打半斤！”

两个人热热闹闹地喝起来。大妈量不大，心思又不在酒上。只喝了小半盅儿，就问：“老姚，你还没有说，那入社的人，有的劳力多，有的劳力少，有的地多，有的地少，打下粮食，可怎么个分法？”

　　“先搞地五劳五！”

　　“什么叫地五劳五'”

　　“你干吗问这么细呀？”老姚擎起酒盅笑着，“你是不是也想成立社呀？”

　　“这个你就不用问了！”大妈也笑着说。

　　“你呀，心眼就是多！”

　　“这可是一贯的了。”小契附和着说。

　　三个人都嘎嘎地笑了。

　　【第三章　待月儿圆时(一)】

　　当凤凰堡的贫农们，在古老的土地上探索一条新路时，朝鲜战场正酝酿着一个震动世界的战役。

　　朝鲜的11月，已经弥漫着漫天风雪。整个朝鲜地势，东部高，西部低，愈往东风雪愈大，长津湖已经封冻，成了一片白茫茫的雪原。西部战线，虽然较为和暖，但清川江和大同江靠边岸的地方，也都结了一层薄冰。

　　经过第一次战役，中国人民志愿军已经站定脚跟，清川江以北的朝鲜人民在陆续返回自己的家园。但是，在弥漫着风雪的大路上，仍旧不时可以看到背着孩子的妇女和无家可归的孤儿。他们还穿着单薄的衣服，在战线的附近徘徊彷徨，等候着战线的推进，等候着去找失散的亲人，等候着回到清川江南，大同江南，临津江南。

　　社会秩序依然相当混乱。地主、富农分子，乘机猖狂活动。志愿军初战的声威，并没有也不可能熄灭他们复辟的渴望。不论白天夜晚，他们都在暗处给敌机指示目标。尤其一到夜晚，在部队集结的地方，在车队行动的地方，在指挥部，在临时仓库的周围，只要敌机一来，就会有暗红色的信号弹，从丛林里，从山背后，接二连三纷纷飞起。只要稍有疏忽，他们就会在志愿军汽车的车厢下，偷偷地塞上燃烧物，使汽车在开动以后燃烧起来。他们还在朝鲜人民中拼命地散布谣言，说“中国人是呆不住的”。但是与此同时，必胜的信念，革命与复仇的烈火，也在朝鲜人民的心中熊熊燃烧着。

　　公路上开始出现了修路的人群，其中绝大多数是朝鲜妇女，有的还背着孩子。他们在呼啸的寒风里穿着单薄的衣裙，拿着铁锹大镐，填补着炸弹坑，好让志愿军的军队能在黄昏以后通过。黄昏一来，公路上就更加热闹了。在志愿军车队的两侧，还有一列列“牛爬犁”的长队，帮助志愿军把粮食弹药运送到前方。赶车的也多半是老人们和妇女们。朝鲜的青壮年大多数到前方打仗去了，他们就把生产和战争勤务的重担，英勇地担承起来。从中国来的战士们，看到这种种情景，看到他们那单薄的衣裙，英勇的姿态，心里热烘烘的，真说不出是怜惜，是钦佩，还是感动！通过这一切，都使人感觉出一个英勇的党，正在进行着坚忍不拔的活动。

　　激烈的战争迅速冶炼着两国人民的友谊，正像严冬孕育着春天最美好的花蕾。志愿军出国还不到一个月，就同朝鲜人民无比亲密地生活在一起了。在一个月以前，这些生活在中国茅屋里的农家子弟们，对朝鲜是多么陌生呵，而现在他们同朝鲜父老是那么亲近，到处都可以听到“阿妈妮”、“吉文衮东木”①的亲切呼唤，到处都可以看到志愿军战士给朝鲜农家劈柴，朝鲜姐妹到清泉边为志愿军顶水，就好像他们本来就是一个和睦的家庭。他们都很快学会了彼此语言中最需要的词汇。他们彼此讲的既不是朝语，又不是汉语，而是被混合起来的第三种语言。他们就用这种语言，配合眼神和手势来倾谈当前的斗争。“米困撒拉米”，“李承晚”，“嘟嘟嘟”，“统统地死掉”，这就是他们共同的心愿。

　　雪在飘落。轻盈的雪花盖住了森林，盖住了山峦，盖住了被燃烧弹烧成的灰烬，也盖住了被残杀者的新坟。似乎这土地上的一切，都被那单纯美丽的颜色掩盖住了。但是，在风雪迷茫的旷野，在要路口，在大道边，却树立着一支支令人注目的标语牌。它钉在一点支木棍上，插在混着焦土的雪地里。上面用粗黑的毛笔字写着：“欢迎中国人民志愿军！……“朝中人民友谊万岁！”北风一阵阵卷过，木牌摆动起来，就仿佛有人拿着它、摇着它呼喊似的，就仿佛要让人懂得它更深刻的含义似的。志愿军战士们，每当他们披着风雪走过，心头该是如何激动！他们懂得朝鲜人民的愿望，这是要胜利者继续胜利，前进者继续前进！这时，为了巩固与发展胜利，在长江南岸组成的志愿军部队继续渡江入朝。这些南国的儿女们，穿着只适合于他们故乡的薄薄的棉衣，戴着大檐帽，正顶着棉花桃一般大的雪片。向东线急进。西线也调整了部署。第五军由博川调到西部战线的左翼——德川、宁远地区。现在郭祥所在的这个团，正同李承晚的第八师对抗在德川以南。

　　一次战役结束后的这段时间内，敌我双方都只限于争夺有利的前进阵地。从敌人方面来说，半个月以前，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战场上极其隐蔽极其突然地出现，是完全出乎他们意料之外的。他们颇像是一群准备就餐的食客，杯盘已经摆好，饭菜已经端来，正要系上餐巾，举起刀又，却从窗外突然飞进一块砖头，把桌上的一切砸得粉碎。又好像一个将要跑到终点的人，突然挨了一闷棍，而昏倒在地。

　　因为从他们资产阶级的思维方法看来，一个刚刚诞生一年的新中国，满身战伤，满眼困难，自己尚且没有站稳脚跟，怎么能又怎么敢站起来支援他人呢？尽管周恩来总理发出了“不能置之不理”的庄严警告，在他们看来，不过是作作样子虚张声势而已。他们不懂得，大概也永远不会懂得，中国共产党人，在枪林弹雨中成长起来的中国的战略家们，尤其是在惊涛骇浪中掌舵的英明的舵手，是不会依据他们那种卑鄙又愚蠢的思维方法办事的。这就使得杜鲁门、麦克阿瑟这些蠢家伙犯了一个绝大的错误。但是犯错误不等于即刻认识到这一错误。他们把部队撤到清川江南，稍作整顿，就又企图抢占有利阵地，积极准备下一步的行动。

　　郭祥的连队在德川以南的阵地上，连续进行了几天的战斗。这里有一座苍鹰岭，是附近的制高点，敌我反复争夺数次，终于被我夺取到手。此处山势陡峭，地高风寒，时令又正值秋末冬初，开始是连绵的秋雨，转眼间就变成了漫天的雪花。由于敌机日夜狂轰滥炸，给运输工作造成极大困难。虽然丹东、辑安等处物资堆积如山，却不能按时运到阵地上来。炊事员能够送来一些煮熟的棒子粒儿和冰冻的山药蛋，就算很不错了。

　　郭祥见战士们体力不足，惟恐挖工事犯“形式主义”，就到各个班的阵地上串，用他那“鼓动工作和模范作用相结合”的老办法干起来了。大家有圆锹的用圆锹，没有圆锹的用刺刀，从冻得梆硬的山头上，挖出了一些掩体来。郭祥满心高兴，准备给敌人一个重重的打击。谁知道第二天早晨，敌人攻上来，只打了个把小时，就传来了撤下苍鹰岭的命令。郭祥满心眼的不舒服，不知发生了什么变故。

　　部队撤同到比苍鹰岭矮得多的一块高地上。排长疙瘩李这位全连有名的急性子，急冲冲地说：“连长，这到底是怎么搞的？”

　　郭祥还没回答，他就又说：“一天讲苍鹰岭这么重要，那么重要，怎么刚抓到手，就放弃啦？”

　　“叫我说呀，谁也别问。”调皮骡子王大发坐在他的掩体里，擦着枪，慢条斯理地说，“当兵的说当兵的事儿：叫你攻，你就攻，叫你撤，你就撤。攻有攻的理由，撤有撤的理由。”

　　人们笑起来。郭祥说：“调皮骡子，你出国好长时间不讲怪话啦，现在大概又憋不住了！”

　　“这怎么也叫怪话？”调皮骡子神色自若，继续擦枪，“比如说，要让你攻，那当然就要讲：苍鹰岭是战略要地喽，是通熙川的要道喽，是通江界的要道喽；要让你撤呢，那当然也有一大堆理由。”

　　“照你看，撤退的理由是什么呢？”有人发问。

　　“我？我是什么水平儿？”调皮骡子笑了一笑，“现时恐怕咱们连首长还不知道哩！”

　　调皮骡子的话一点不错，郭祥也在歪着脑袋纳闷。

　　下午，占领苍鹰岭的敌人，继续向我进攻。这次抗击的时间稍微长了一点，就又接到命令，让撤退了。

　　“说不定，有点名堂唑！”郭祥暗暗地想。“这次我得好好地掌握掌握上级的意图！”

　　第二天，敌人进攻时，郭祥这个连打得噼噼啪啪、稀稀拉拉的，敌人虽然占领了阵地，但是不前进了。

　　时间不大，团里来了电话：“你是郭祥吗旷电活里传来团长威严的声音。

　　“嗯嗯，我是郭祥。”

　　“你是怎么搞的？”团长发脾气了，“为什么打得这么稀泥软蛋？你的作风到哪里去了？”

　　郭祥正要回答，立刻又传过来严厉的声音：“今天晚上，你把阵地给我反回来！”

　　说过，不容叫话，只听耳朵“卡嗒”一声就挂上了。

　　这天晚上，郭祥的连队打得很猛，一个反击就把下午失去的阵地夺回来了。第二天早晨，敌人继续前进。郭祥正在周密地组织火力，准备硬顶，团长又来了电话：“你是郭祥吗？”电话里又传来团长威严的声音。

　　“嗯嗯，我是郭祥。”

　　“你是怎么搞的？”团长质问道，“我看打消耗战你倒是个能手。你的灵活性到哪里去了？”

　　郭祥刚要同话，对力“卡嗒”一声又挂上了。

　　郭样放下耳机，缩了缩脖儿：“怪怪！软又说忒软了，硬又说忒硬了，这个劲儿可真难拿呀！”

　　由于郭样所在的第一营，过于疲劳，第二营接换了他们，继续抗击。在郭祥看来，已经到了十分有利的阵地，但是仍旧看不出我方有任何动静，心里不免焦躁起来。

　　这天黄昏，西天上刚刚露出一弯小金月牙儿，团部通讯员来传郭祥，叫他即刻到团部去。郭祥自然十分高兴。按照以往的经验，只要到了团部，他就可以对当前的行动，猜出七成八成。

　　团部设在一个很狭窄的小山沟里，只有一户人家。郭祥沿着小径，踏着月色，哼哼着小曲儿，不一时就来到小屋门前。小玲子同小迷糊正在洗碗，顺手指了指屋后的山坡，说团长政委刚刚吃过晚饭，到那边散步去了。

　　郭祥举头一望，山坡上有三五株高大的古松，松树下抽烟的火星一闪一闪。郭祥沿着小径向山坡上走，看见两个人披着军大衣，在两块大石头上坐着，正在那儿举头赏月呢。

　　郭祥刚要走上前去，只听两个人在悄悄谈话。

　　“老周，你看，上钩了吗？”

　　“怕是上钩了……不过还要攻一两下。”

　　“太猛又不行！”

　　“那当然。”

　　“彭总对情况的估计，就是准得很哪！”

　　“当然……我看妙就妙在这一次极其成功地利用了敌人的错觉。我记得在《论持久战》里，主席就专门讲到过这个问题。”

　　“是的，直到现在，敌人还认为我们是‘象征性的出兵’呢！。蠢家伙！一开始，他们就估计我们不敢出兵，后来又猜测我们是保卫鸭绿江水电站。”

　　“怪！这此反动派都是主观主义者。”

　　“这是由他们反动的立场决定的。第一，他们瞧不起刚刚站起来的中国人民；第二，把我们也看成是民旅利己主义者，怕打烂自己的坛坛罐罐。”

　　“可是，他这个弱点给抓住了……从军事上说，这一步退得实在好，敌人会更觉得它的估计是正确的。”

　　“老邓，这才叫指挥艺术咧。退一步可以进两步哟！”

　　接着是轻微的笑声。停了片刻，谈话又继续着。

　　“今天旧历几号了，老周？”

　　“看它的样子，可能初四五吧。”

　　“不不，初二三，月牙儿尖。我小时候放牛，每天都回来得很迟：看惯了的，这我知道。”　

　说到这儿，只见团长用手指头点着月亮说：“这家伙！你要不理会它呀，快得很，几天就圆了；你要盼它圆哪，它就硬是不圆！”

　　郭祥仰头看看月亮，果然还缺大半边呢。

　　政委嘎嘎地笑了起来，接着说：“老邓呵，路还没有走到，光圆也不行呵！”

　　郭祥也偷偷地笑了。他猛然觉得偷听首长讲话不大好，就故意把脚步弄得很响，然后又喊了一声“报告”。

　　“是嘎子吗？你什么时候来的？”邓军瞪了他一眼。

　　“我刚到呀，”郭祥笑着，打了一个敬礼。

　　“怎么一点声音也没听到？”周仆问。

　　“刚才我看首长正在这儿赏月哩，就没敢大声惊动你们。”

　　“是呀，我们正在这儿赏月哩！”周仆急忙接上去，笑着说，“团长想家喽！叫我陪他看看月亮。”接着又问：“你喜欢月亮吗，嘎子？”

　　“我呀，”郭样笑了一笑，“我喜欢月亮圆了的时候。像大银盘似地，往天上一挂，多喜欢人哪！”

　　听到这儿，周仆不笑了，和邓军对看了一眼。郭祥赶忙改口说：“不过，月亮太圆了我也不喜欢。那年打松林店，月亮真圆，敌人的火力又稠，打了好几个冲锋，都没有打上去，当时我抬起头看看它，真想一枪把它揍下米！”

　　“是呀，太圆了，对作战也很不利。”周仆说着，放心地笑了。

　　“走，到房子里谈正事去吧！”邓军说，“上级要材料，让我们写一写李伪军的作战特点，咱们凑凑去！”

　　“行行，”郭祥高兴地说，“这些家伙，是有些特点儿。”

　　他们一起走下山坡，到屋子里去了。

　　郭祥回到连里的时候，战士们纷纷围过来问：“连长，带回来什么好消息呀？”

　　“好消息可真不少。”郭祥嘻嘻笑着，高兴地说。　　“快给我们讲讲。”

　　“头一件，”郭样一板一眼地说，“各民主党派发表了联合宣言。拥护咱们志愿军抗美援朝。”

　　战士们吵嚷道：“我们早就知道了！”

　　“连长，你别给我们打喜诨了！”

　　“好，你再听第二件，”郭祥又绷着脸说，“咱们祖国成立了抗美援朝总会，专门来支援咱们。”

　　战士们吵嚷得更厉害了：“哎呀，这消息更老得救了牙了！”

　　“别逗了，连长，说真的！”

　　“说说咱们现在的行动！”

　　“到底撤到哪里才算完哪！”

　　“噢，你们问的这个？”郭祥装作醒悟过来的样子，接着摇了摇头，“团里是纹丝没露。”

　　可是他说到这儿，不由自主地仰起脸，对着月亮笑了一笺。

　　“你就连一句半句也没听到吗？”

　　“没有。”

　　“连长，那你就判断判断！”

　　“我的好同志！”郭祥把两只手一摊，“团里纹丝不露，叫我可怎么判断哪！”郭祥说到这儿，又情不白禁地仰望着弯弯的月牙儿笑了。

　　“连长，”小钢炮诧异地问，“你老望着月亮笑什么哪？”

　　“我呀，”郭祥蓦地一惊，随口说，“各人有各人的心事呗！”

　　“那，你有什么心事呀，连长？”

　　“我呀，”郭祥说，“咱们这些天净吃煮棒子粒儿了。我一看见月亮，就觉着它像一张大白面饼似的，要是一钢炮轰下来，咱们全连也够吃几天的。”

　　人们笑起来，情知再也挖不出东西，也就带着惋惜的神情散了。

　【第四章　待月儿圆时(二)】

　　一弯偃月，像把金色的镰刀，照着这座停产的矿山，照着半山间的木屋。小屋前的几棵占松，把树影投了一地，就像浓墨泼洒的水墨画一般。彭总披着军大衣，在松树下走来走去。他不时地抬起头望望月亮，似乎在思索着什么。清冷的山风一阵阵传过来山谷间小河的水声。

　　警卫员小张，常常是从他的脸色上来判断前线情况的。刚刚入朝时，他那脸绷得像铁板似的，充满者一种无畏和刚毅之气。直到一次战役结束，才显得轻松了些，脸上有时露出笑容。现在呢？小张不好判断了。因为他既不显得高兴，也绝不是忧愁，似乎是一种不安在袭扰着他，饭也吃得不多。

　　中国志愿军在朝鲜的出现，引起了全世界的纷纷议论。对这支部队的实力，人们尤其注意猜测。尽管志愿军已经进行了第一次战役，但在美军的统帅部里，却认为这只不过是一支“象征性的部队”。当彭总最初听到这个消息时，不禁喜形于色，就像我们的诗人捕捉住了灵感一般。当时，在作战室里，参谋长正端着蜡烛同彭总一起看地图，从烛光里看见他的脸色非常动人。对于敌人暂时撤退之后重新发起的攻势，他本来说还要再看一看，现在他却用有力的手指向图上的清川江南一指，决断地说：“那就放他们进来吧！”

　　“放他们进来？”夏文不禁一惊，端蜡烛的手也停住了。

　　“嗯。”彭总点点头，又指了指地图上清川江北浓密得几乎成了黑色的线团，说，“他要飞虎山也送给他。”

　　“飞虎山也送给他？”

　　“对，”彭总用手指一扫，指了指纳清亭、安心洞、新兴洞、牛岘洞、凤德山一线说，“可以一直让他们进到这里。”

　　“噢！原来是利用敌人的错觉，诱敌深入呵！”聪明的夏文没有言语，望着彭总含有深意地一笑。这时一串灼热的蜡液，滴落在他的手上，他似乎也不觉得，连连地点头说：“好，后面这个战场我们比较熟悉，供应线也可以缩短一点。”

　　彭总眼角一扫，见夏文的手上落了许多蜡油，就轻轻地接过蜡烛放在桌案上。接着在地图下来回踱着步子，一面沉思着说：“但是，诱敌部队一定要注意动作适度。既不能死顶，也不能一触即退。特别要告诉他们，不能使用重火器！”

　　夏文坐在桌子旁边，仔细地倾听着，记在一个小本上。　　“还有，绝对不能丢一个伤员，也不能有一个人被俘。如果哪个部队发生这种事，部队首长就要负完全责任！”

　　彭总说到这里，声调显得有些严厉。

　　最后，彭总同夏文一起走出作战室，西面山顶正悬着一弯细眉般的新月。彭总停住脚步，指指那弯新月轻松地说：“大概等到她圆了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动手了！”

　　彭总的计划，得到志愿军几位领导人的一致赞同，而且很快得到毛主席的批准。彭总本人的雄心就更足了。他把整整两个军——第一军和第五军隐蔽地摆在左翼，就像两只时刻可以扑出的猛虎，准备随时向敌后猛插迂回；而正面却故意向敌人示弱，进行着有一搭没—搭的抗击。但是这计划实施以来的一周内，却发现敌人异常谨慎，每天只前进两三公里。特别是自我撤出飞虎山阵地之后，敌人没有前进多远就停住了。

　　在一连三天里，敌人每天出动五六百架以至一千架各种类型的飞机轰炸鸭绿江口的公路桥梁，海军的“空中袭击者”和“空中海盗”，以每枚重两千磅至三干磅的炸弹轰炸新义州至惠山镇，但地面部队却没有什么动静。这就不能不使彭总产生疑问：为什么敌人不前进了，就好像一条大鱼，刚刚接近钓钩却忽然停住，似乎要游开的样子。这又是为什么呢？彭总抽烟一向不算太多，现在却抽了好几支了。他抽烟很猛，几口就抽下小半截子，烟蒂的火光不断在月阴里明明灭灭。天上，那把金色的镰刀，离山岗只有几丈高了。

　　他终于停住脚步，把林青叫过来说：“马上请参谋长来，把敌情资料也带着。”

　　不一时，夏文就披着大衣从山坡下急匆匆走来，彭总同他一起回到木屋里。

　　这座木屋经过小张的反复整顿，已较前整洁。但变化却不多，桌椅还是原来矿上的，只不过添了彭总的一张行军床，墙上挂满了作战地图罢了。

　　彭总让参谋长在椅子上坐下来，然后自己坐在行军床上。

　　“为什么这几天敌人不前进了？”他问。

　　“我也很纳闷。”夏文说，“几个副司令也很着急。”

　　“是不是我们的企图暴露了？”

　　“不会，现在还没有这种迹象。”

　　“伤员呢，有没有丢？还是个别人被俘虏了？”

　　“这个，各部队都执行得很严格。同时战斗很从容，也不会发生这种事情。”

　　“那么，是不是有人用了重火器，顶得太厉害了？”

　　“各部队连迫击炮都不准使用，我还落了不少的埋怨呢！”

　　彭总默然。他沉思了一会儿，又问：“那么，敌人究竟是怎样估计我们的呢？”

　　“到现在为止，敌人仍然估计我们不过六七万人。”夏文说，“不过我们的撤退把敌人搞迷糊了。各通讯社都说，共军的撤退使联合国的统帅部莫测高深。他们对我们为什么要撤退猜测很多。一家通讯社综合为五条：第一，估计我们可能在等待政治解决；第二，估讣我们在聚集供应品；第三，估计我们可能在等待援军；第四，估计我们可能转移到另一条战线；最后一条估计说，也许是他们完全不知道的一回事……”

　　彭总听到最后一条，几乎要笑起来。他问：“有军队方面的资料吗？”

　　“这里有一份美军第八集团军发言人的估计。”

　　夏文说着，找出那份材料递给彭总。彭总戴上老花镜看起来：“中国军队在其高级领导人没有采取对战争进程有影响的行动以前，可能与联军避免发生战斗。四天来，我们很少与敌军接触，甚至不知中共军的所在地，这是一个非常令人迷惘的局势。”

　　彭总看到这里停了会，又接着看下去：“中共军几乎和他们的出现一样出人意外地撤退了。他们在联军采取守势的时候，没有受到压力就自行撤退，从他们撤退的范围之大来看，他们的撤退仿佛是有意的。”

　　彭总的心猛地跳动了一下，把“仿佛是有意的”那一句，又重复看了一次。然后把那篇电讯放在行军床上，沉吟了一会儿，说：“可见战术上还有毛病。为了示弱，没有掌握住分寸，撤退得快了，面也大了。”

　　夏文的脸不易察觉地红了一红，没有作声。

　　彭总又问：“还有其他的材料吗？”

　　“今天的电讯正在翻译，可能快送来了。”夏文说，“路透社的消息讲，英军认为当前的局势是一种‘假’局势。‘假’局势的形成有三条：第一，由于中共的干涉已经挽回了他们的面子感到满意；第二，由于他们想建立一条缓冲地带；第三，或许是由于寒冬的将临，他们企图借严冬的帮助，使联合国军遭到拿破仑式的大溃败。”

　　彭总昕到最后一句，感到兴趣了。他摸了一下自己的嘴角，微微一笑：“只有这个估计还差不多！”

　　但紧接着他的脸色又严肃起来：“可见一个秘密想长久保持不容易噢！”

　　这刚，一个参谋送材料来了。彭总抬头一看，却是毛岸英。此刻他身着人民军的绿呢子军服，已经是姿态英挺的青年军官了。他恭恭敬敬地行了一个军礼，然后笑眯眯地递过材料来，说：“彭叔叔，现在全世界都在猜测我们的行动呢！”

　　彭总接过材料，让他坐在身边，亲切地问；“你的目的达到了吧，现在习惯不习惯？”

“彭叔叔，”毛岸英说，“我在晋西北农村还是吃过一点苦的，在陕北也种过地，这里不过飞机多一些就是了。”　　“他小时候在上海流浪，也吃了不少苦头。”夏文插上说。

　　“彭叔叔，你看过《三毛流浪记》吧？”毛岸英说，“我除了没偷人东西，没给有钱人当干儿子，别的都跟三毛一样。睡马路呀，给人拖地板呀，擦皮鞋呀，从垃圾箱里找破烂呀，全干了。上海有个外白渡桥，黄包车拉上去很费力，我跟弟弟岸青就在后面帮着推，推上去人家给几个钱……”

　　“那时候，你多大？”彭总问。

　　“我十岁，岸青八岁，还有个小弟弟才三岁。”

　　“不是组织上把你们送去的吗？”　　“是的，可是后来组织被破坏了，经济来源断绝了，那家房东就翻了脸，叫我们出去给他挣钱，挣不来就劈头盖脸打我们。有一次，把找弟弟的头都打破了，我就背起弟弟去流浪……”

　　“你那个小弟弟，到底哪里去了？”

　　“不知道。”毛岸英痛苦地说，“有一天，我跟岸青出去讨饭，回来一看，没有他了，直到现在也不知道他在哪里。”

　　彭总听到这里，凄然无语。毛岸英也就把话收住。

　　他望了望墙七的作战地图，作为敌军标志的小蓝旗，又插到了清川江以北，就冲口问道：“彭叔叔，为什么还要向后退呀？”

　　“你觉得退一下不好吗？”彭总笑着反问。

　　“不好！”毛岸英说，“我觉得，开始出国没有底，慎重还是对的；但是第一次战役已经打赢了，敌人很恐慌，为什么反而撤退呢？”

　　“那末，你的看法？……”

　　“我的意见就是乘胜发起进攻，从清川江打过去。”

　　这个年轻人，在统帅面前如此唐突，无异班门弄斧。夏文确实吃了一惊。他偷眼望了望彭总，见彭总的脸色并没有变化，还眯着眼笑眯眯地问：“听说你参加过苏德战争？”

　　“是的，那时我是苏军的坦克中尉，曾经乘着坦克一直打到波兰。”

　　“听说斯大林还奖了你一支小手枪，是吗？”夏文插了一句。

　　“是的。”毛岸英略显腼腆地一笑。

　　彭总眯着眼睛又问：“你觉得那个战争，和这里的味道一样吗？”

　　“不一样！大不一样！”毛岸英说，“那里是飞机对飞机，大炮对火炮，坦克对坦克，现在咱们同敌人的装备相比太悬殊了。

”　　“这就对罗！”彭总说，“条件不同，战术也就不同。现在敌人足高度现代化的装备，我们呢，武器倒很齐全，什么日本的，德国的，美国的，甚至还有北洋军阀时代的，简直像个历史兵器展览会了。你拿这样的装备，去进行阵地战，展开粗鲁的进攻，正是以我之短击敌之长，你觉得有胜利的把握吗？”

　　夏文也望着毛岸英，和气地解释道：“这次撤退，是有深意的。彭总利用敌人的狂妄心理，故意示弱，是将计就计。这一着是很高明的！”

　　“什么高明不高明哟！”彭总笑道，“这都是我们在长期革命战争中形成的一套，也可以说是中国独特的战术。现在我们就是要用这套战术，使美国人吃点苦头！”说到这里，他望着毛岸英亲切地说：“《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你看过吗？”

　　毛岸英笑着点了点头。彭总说：“不过，还要深刻地领会哟！”

　　毛岸英用钦敬的眼光望着彭总，说：“我确实需要很好学习，我父亲就说我还不懂中国的东西。”

　　“彭叔叔，夏叔叔，你们商议军机大事吧，我走了。”

　　他走到门口时，又回过身来说：“材料里有一个麦克阿瑟总部发言人的谈话，比较重要，请叔叔们看看。”

　　说过，又打了一个敬礼，径自去了。

　　彭总没儿没女，特别喜欢孩子和年轻人，一到了他们面前，他那铁板一样的脸，就立刻明朗生动起来。同毛岸英的几次接触，觉得他和那些娇生惯养的孩子颇不相同。他泼辣大胆，有斗争勇气，不怕吃苦，而且谦恭有礼。所以心里很喜欢他，等毛岸英走出很远，他还望着门外笑眯眯的，自言自语地说：“这孩子不错！”

　　“我看这孩子很确出息。”夏文也说，“他一天同参谋们滚在一起，一点都不特殊，晚上睡在地铺上，就铺那么一点点草，盖一床薄薄的毯子，还说，这比我在上海流浪时睡马路强多了。”

　　“真是苦难折磨人也锻炼人！”彭总深有感触地说，“毛岸英八岁就跟他母亲一起蹲监狱，据说，把杨开慧绑赴刑场的时候，他还抱住妈妈的腿不让走，被国民党兵一枪托就打开了。我想这些他是不会忘记的。”

　　这时，夏文已经把那份麦克阿瑟总部发言人谈语的报道找了出来。

　　“我还是念一下吧！”说过，他凑到蜡烛下念道：“发言人说：总部仍然弄不明白，在通往鸭绿江的路上，敌人究竟是想进行防御战，还是准备新的攻势。发言人意味深长地说，除非了解敌军的实力，对于这问题是不能答复的。又说，过去敌人在进攻之前先行撤退，这种撤退与近十天来在西北前线上的撤退一样，但也不能断定，敌人已经决心退到他们事先选定的防御阵地。这个声明也许部分地解释了联合国军在西北前线采取谨慎态度的原因。”

　　彭总眯着眼聚精会神地听着，念完以后，他又要过那份材料反反复复地看过，然后点起一支烟，在屋子里来来回回地踱着步子。

　　“也许敌人有一半猜中了我们的意图。”夏文满脸忧色，叹了口气，“也许这个鱼钓不成了！”

　　彭总没有立刻回话，又转了好多来回，才又坐到行军床上，声调缓缓地说：“还不能那样认为。”他习惯地摸了摸嘴角，“敌人基本上还是处在迷惑不解的状态。他们对我们的企图虽有猜测，但有几个基本方面没有改变。第一，由于第一次战役并投有打疼他。敌人至今仍然估计我们不过六七万人，仍然过高地估计他们自己。前几天还有个美国将军说，在当前的战线上，没有任何东西可以阻止他们。如果中国共产党要一个十五英里的缓冲地带，就让他们在鸭绿江的那边来建立吧。至于说，他们的统帅麦克阿瑟，自从仁川登陆之后，尾巴已经翘到天上去了。根本不把中国人放在眼里。他们的狂妄心理，到现在并没有改变；第二，他们的战略方针是速决战，随着严冬降临，他们急欲摊牌的心理，只会越来越迫切；现在他们很谨慎，只不过是暂时的现象，很快就会改变的。”
说到这里，他注视着夏文说：“一个决心下定，就不要轻易改变。就说钓鱼，也要有耐心哦！”

　　夏文点了点头，眼睛里流露出一种敬佩之情。他望望地图上彭总那披着军大衣的身影，背微微地弓着，一霎时觉得他真像是一个老渔翁，沉着而又坚忍地坐在波涛汹涌的岸上。

　　“当然，战术上也要采取点措施，抗击不要太稀拉了，有时还可以适当地反击。这样前一个时候的缺点就弥补了。你还可以同几位副司令研究一下。”

　　蜡烛将尽。小屋中已觉寒气袭人。彭总送夏文走出门外时，那弯偃月，已经将要落山。彭总在那几棵古松下停住脚步，举头望了望月亮，带有鼓励、安慰的意味说：“不会呆几天了，你看她不是快圆了吗！”

　　夏文含笑点头，把大衣裹紧，走到山坡下面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