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巍 ：《话说毛泽东》——大德篇（二）

 

 

　　三、时刻关怀着国家的安全，力争快步跨入强国之林

　　毛泽东的大德，还表现在他时时刻刻关心着国家的安全，并渴望能早日跨入世界强国之林。

　　这里只举“两弹”上天的例子，就足可说明。

　　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美国军队遭到了从来没有过的沉重打击。美国总统杜鲁门在我军二次战役后不久的11月30日说，“我们可能要节节败退，就像我们前次所遭受的失败一样”，但“联合国的部队不打算放弃他们在朝鲜的使命”。说到这里，他露出了狰狞的面目，说美国政府“一直在积极地考虑”在朝鲜使用原子弹。

　　这是中国人第一次受到的核讹诈。尽管未成事实，中国人也并不在乎这种讹诈，但是毕竟有一个隐约的暗影，在威胁着我们。这对时刻关心着祖国安全的毛泽东，不能不引起格外的警惕。事情很明显，要防备狼咬，就得有一根打狼的棍子。而且在有人企图以核武器称霸的世界上，如果没有原子弹，就没有你的地位。毛泽东曾说过：“原子弹就这么大个东西嘛，没有这东西，人家就说你不算数。那好吧，我们就搞一点原子弹和氢弹。我看有十年工夫完全可能。”

　　因此，正像解放战争时期那个“敢于胜利”的毛泽东一样，在原子弹、氢弹的问题上，他又下了巨大的决心。我在前面已经提出，毛泽东是能看穿地下热海的人，是对人民的创造力有充分信心的人，他作的这个为期十年的估计，听起来仿佛是个不着边际的预言，但是从说这话的1958年起，在不到六年的1964年10月，在祖国西北的上空就腾起了一团蘑菇云，从而震撼了世界。

　　自然，这一创造过程是极其不寻常的，可以说它的每一步都充满了艰辛。

　　在钱三强同志的回忆里，1955年1月15日是他毕生难忘的日子。这一天毛泽东亲自主持了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参加者有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彭德怀、彭真、李富春、陈毅、聂荣臻等人，另外，还特别邀请了两个人，这就是原子能学者钱三强和地质学家李四光。毛泽东开宗明义地说：“今天，我们这些人当小学生，就原子能有关问题，请你们来上一课。”李四光拿出一块黄黑色的铀矿标本，说明铀矿资源与发展原子能的密切关系。我国在前一年的上半年，才第一次在广西发现了铀矿资源。中央领导一个一个地传看着铀矿标本，对它那神话般的威力感到新奇。钱三强讲了几个主要国家原子能发展的概况，随后将自己制造的盖革计数器放在会议桌上，把铀矿石装在口袋里从桌旁走过，计数器便立刻发出嘎嘎的响声，引得全场的人都高兴地笑了起来。有的领导人兴趣甚浓，还亲自试了试，问这问那，十分活跃。毛泽东点燃了一支烟，神情悠然地作了总结讲话。他说：“我们的国家，现在已经知道有铀矿，进一步勘探，一定会找到更多的铀矿来。我们也训练了一些人，科学研究也有了一定的基础，创造了一定的条件。过去几年，其他事情很多，还来不及抓这件事。这件事总是要抓的。现在到时候了，该抓了。只要排上日程，认真抓一下，一定可以搞起来……你们看怎么样?”他以征询的目光看了看大家，然后又说，“现在苏联对我们援助，我们一定要搞好。我们自己干，也一定能干好!我们只要有人，又有资源，什么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

　　在会议上，毛泽东还以哲学家的深邃目光望着钱三强问：

　　“原子核是由质子和中子组成的吗?”

　　“是这样。”钱三强回答。

　　“那质子和中子又是由什么东西组成的呢?”

　　钱三强感到有些为难，只好照实地说：

　　“这个问题正在探索中。根据现在研究的成果，质子、中子是构成原子核的基本粒子。所谓基本粒子，就是最小的，不可再分的。”

　　毛泽东略加思考，然后说：“我看不见得。从哲学的观点来看，物质是无限可分的。质子、中子、电子，也应该是可分的，一分为二，对立统一嘛!不过，现在实验条件不具备，将来会证明是可分的。你们信不信，你们不信，反正我信。”

　　钱三强很赞服这位大哲学家的预言。因为就在同年晚些时候，美国科学家塞格勒、恰勃林等，发表了他们的研究成果，用具有六十二亿电子伏能量质子轰击钢靶，首先发现反质子;同时，发现一种不带电、自旋相反的中子，即反中子。

　　会后，毛泽东以三桌普通的六样饭菜来款待客人。他满怀信心地举起酒杯站起来说：“为我国原子能事业的发展，大家共同干杯!”

　　这就是中国“两弹”腾空的起点。

　　这一工作，总的是由周恩来总理领导，具体重担却落在聂荣臻元帅的肩上。聂荣臻1919年到法国勤工俭学，是抱着“实业救国”的想法去的，回来时却变成了一个共产主义者。因为他了解到，不首先改造这个社会，“实业救国”不过是梦想而已。现在条件不同了，新中国成立了。尽管过了几十年的戎马生活，但他并未忘情于科学事业。因此，当中央向他征求意见的时候，他主动选择了这项工作。

　　万事开头难。研究原子能的科学尤难，开始的时候，高级研究人员仅有十人左右，说到设备，连一台小型的加速器都没有。这等于外科医生没有手术刀，工人没有车床，农民没有锄头一样。

　　幸而我们已经拥有几位原子核科学的著名学者，如吴有训、钱三强、何泽慧、彭桓武、王淦昌等人。后来又有几位著名的科学家，如赵忠尧、郭挺章、邓稼先、金星南、肖健等，满怀爱国热望，冲破重重阻拦，先后回国。聂荣臻对这些科学家的回国特别高兴，一有机会就同他们亲切交谈，把他们视为国宝。当原子科学家们在孕育原子弹蓝图的时候，研究导弹的要求不久也提出来了。正是这个时候，1955年10月，著名的火箭科学家钱学森也战胜种种困难，漂洋过海从美国归来。他们的到来，使人们对“两弹”的研究工作增加了许多信心。但显然光有他们的力量还是大大不够的。聂荣臻不得不向全国各个单位发出呼吁，请他们支援各方面的科学技术人才。终于经过千方百计的搜罗，才渐渐组成了一支科学技术队伍。

　　但是要探求原子弹的奥秘，却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当时世界上只有三个国家拥有核武器，这就是美国、苏联和英国。核技术是他们的最高机密，是他们称霸的资本，他们是不会告诉任何人的。但是我们的朋友——苏联，是否可以给我们某些帮助呢?若能这样我们的步子就可以走得稍许快一点。当聂荣臻这样想着的时候，毛泽东也早已这样想了。1954年10月，赫鲁晓夫率代表团来参加我国建国五周年的盛典。10月3日与我国领导人进行会谈。在会谈中，赫鲁晓夫曾主动问道：“你们对我方有什么要求?”既然对方这样好意相问，毛泽东也就当即表示：“我们对原子能、核武器感兴趣。今天想同你们商量，希望你们在这方面对我们有所帮助，使我们有所建树。”赫鲁晓夫顿时愣住了，因为他没有想到毛泽东会提出这个问题。他稍停了一下，结结巴巴地说：“搞那个太费钱了。我们这个大家庭有了核保护伞就行了，无须大家都来搞它。”他还带有开导的意味说，“须知那东西既费钱费力，又不能吃，不能用，生产出来，不久又过时了，还得重造，太浪费了。我们的想法是，目前你们不必搞这些东西，还是集中精力搞经济建设，发展与国计民生有关的生产，改善人民的福利，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比搞原子弹好。假使目前要搞核武器，把中国的全部电力集中用在这方面是否够还很难说。”赫鲁晓夫最后表示，如果中国实在想办这件事，可以帮助中国先建设一个小型原子堆。问题很明显，即使朋友，在这样的问题上也是不会慷慨解囊的。但是聂荣臻似乎很不甘心。1956年10月以后，聂荣臻从当时的国际形势中，看出赫鲁晓夫在新技术援助方面出现了松动的迹象，他觉得是个好机会，就对周恩来说：“是不是再和他们谈一谈，让他们援助一下，派一点专家，提供一点资料和样品，由我们自己搞。”周恩来说：“可以先找苏联顾问谈谈。”1957年7月，聂荣臻找到苏联当时负责经济技术的总顾问阿尔希波夫。阿尔希波夫是个热心肠的人，听了聂荣臻提出的希望，立刻表示本人同意，待向苏联政府请示后给予答复。7月20日，即得到阿尔希波夫的答复，说苏联政府表示同意，由中国派出一个代表团去谈判。9月间，中央组成了一个代表团，由聂荣臻、陈赓、宋任穷等率领前往莫斯科。双方经过三十五天的谈判，达成协议，签订了苏联在火箭和航空等新技术方面提供援助的协定。由于是在10月15日签订的，也被称为“十月十五日协定”。依据协定，尽管苏联提供的只是几种过了时的导弹、飞机和其他军事装备实物样品，派了些技术专家，但这些都使我们争取了时间，缩短了差距。

　　应该说，在1957年和1958年间，协定的执行是比较顺利的。但是好景不长，由于前面提到的赫鲁晓夫提出同我国建立联合舰队和在我国设立长波电台等侵犯我国主权的要求被拒绝，双方的关系恶化了。加上中苏两党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分歧，苏联就在执行上述协定方面越来越后退。至1959年6月20日，苏共中央正式通知我方，中断若干重要援助项目，从而赫鲁晓夫片面撕毁了“十月十五日协定”。这自然给我们增添了许多困难。在这种情况下，聂荣臻向中央和毛泽东提出了三点建议：(一)苏联在重要技术关键上卡我们，令人气愤，但气愤并没有用，一定要争口气。事情有可能这么一逼，反而会成为发展科学技术的动力，会使我们更加坚决地在科学技术上贯彻自力更生的方针，而不是指望外援。(二)今后科技来往应采取新的做法。凡协议上有的项目，我们到时候就要询问，但对方不给绝不再催。(三)独立自主，立足国内，但也不封锁自己。这个报告，很快就得到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批准。

　　至1960年8月，苏联从我国撤走了全部专家，甚至连一张纸片都没有留下。加上我国连续三年的自然灾害和工作中的失误，困难越发严重了。在这种情况下，以导弹和原子弹为主要标志的国防尖端科研项目，究竟是“上马”还是“下马”，出现了不同的意见。在1961年7月的北戴河国防工业会议上，两种意见发生了热烈的争论。有些人认为，当前困难太多、太大，国防尖端技术应当放慢速度。还有人甚至提出停止搞尖端技术，说什么用在这方面的钱太多了，影响了国民经济其他部门的发展。主张我们只搞飞机和常规武器，不搞原子弹、导弹。争论的温度在不断升高。在困难面前，一些同志搞“两弹”的信心动摇了。聂荣臻觉得问题严重了，他是不同意“下马”这种意见的。他在发言中说：“两弹为主，导弹第一”，这是中央批准的方针，不能动摇，三五年内要力争突破尖端。现在遇到些困难，但这是历史任务，在困难面前是退还是进?他明确表示“我的意思还是要进”。另外，他解释说，常规武器和尖端武器的研制，必须两条腿走路。这二者上不去的关键都是新型原材料和精密仪器仪表。这两个问题不解决，就是尖端武器的研制都停下来，常规武器也上不去。解决的办法是要列入国家计划，大家都来攻关，否则就会事倍功半。另一方面是要缩短战线，任务排队。这好比过河，大家都想过，但桥就那么宽，得排排队，否则一拥而上，就谁也过不去。他同时说明，导弹和原子弹的研究，三年来已经有了相当的基础，已经有了自己的近程地地导弹，中远程地地导弹也正在设计中。原子弹方面，专业技术干部已经有好几千人。从选矿到原子武器装配的一系列工厂，大部分设备已经具备，尤其一些关键性的问题已经突破。因此，只要坚持攻关，措施得当，再有三五年或者长一些时间，突破是完全可能的。聂荣臻的意见赢得了大家的赞同。大家认识到，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轻率“下马”，不仅功亏一篑，且将受到不应有的很大损失。会后，聂荣臻把“上马”的决心和理由报告了中央。毛泽东和周恩来表示完全同意。毛泽东说：“对尖端武器的试制工作，仍应抓紧进行，不能放松或下马。”还说过，“赫鲁晓夫不给我们尖端技术，极好，如果给了，这个账是很难还的。”陈毅老总也特别向聂荣臻表示说：“就是脱了裤子当当，也要把原子弹、导弹搞出来!”

　　会后，就集中力量解决攻关问题。在攻关过程中，为了更好地组织全国大协作，1962年11月，中央宣布成立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央十五人专门委员会，由各有关方面的负责同志参加。会上还传达了毛泽东关于“要大力协同，做好这件工作”的指示。“专委”成立后，每次重要的“两弹”试验和存在的问题，都要开会研究，使研制工作的领导有了进一步加强，问题能够得到及时解决。

　　有人讥讽说：“离开外国的帮助，中国二十年也搞不出原子弹。就让他们守着这堆废铜烂铁吧!”但是他们没有想到，在赫鲁晓夫撤走全部专家所造成的严重困难面前，整个科研战线上的人们，从上到下，反而激发起了千百倍的热情。钱三强在文章中曾说：“作为一个有爱国心的知识分子，此时此刻的心情是什么滋味!我很清楚，这对中国原子科学事业，以至于中国历史，将意味着什么。前面有道道难关，而只要有一道攻克不下，千军万马都会搁浅。真是这样的话，造成经济损失且不说，中华民族的自立精神将又一次受到莫大创伤。”钱三强同志的话，足以代表当年知识分子的心情。攻关的战斗打响了。科学家们、科研战线有关工厂的技术人员和工人，到处都有夜夜不熄的灯光。为了解决科学技术人员营养不足的问题，聂老总向全军发动募捐，要求他们给以支援，并亲自过问分发的东西是否到了这些同志的手中。这些都给了知识分子们以特别的感动，使他们至今记忆犹新。总之，千万人的茹苦含辛没有虚掷，终于换来了1964年10月16日我国西部上空升起的第一朵蘑菇云。这是一曲响彻云霄的中华民族自力更生的凯歌，是中国人民伟大的创造力和凝聚力的表现，是中国人民有志气有能力的活生生的证明。

　　在此之前，导弹方面，1960年11月5日成功地发射了第一枚“东风一号”导弹;1964年6月，我国自行设计制造的中近程导弹发射成功。

　　接着是：

　　1965年爆炸成功第一颗空投原子弹。

　　1966年10月，试验成功第一枚由导弹和核弹头相结合的导弹核武器。

　　1967年6月，我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

　　1970年4月，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发射成功。

　　1980年5月，我国向南太平洋发射远程火箭成功。

　　总之，从60年代以后，我国的液体火箭技术，包括“长征”系列运载火箭，完全是我们独立研制出来的。我国的固体火箭技术和人造卫星技术，更是在外国严密封锁的情况下，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发展起来的。

　　从1955年到1980年，我国的原子能等尖端科学技术，从一无所有到洲际导弹的发射成功，按我国的科学技术和经济基础来说，其发展速度是惊人的。从原子弹到氢弹，美国用了八年，苏联用了四年，法国用了六年，而中国只用了二年零八个月。在仅仅二十多年的时间内，就使我国跨入能够掌握核技术和空间技术的五个主要国家之列。这不仅大大提高了我国的国际地位，有力地保证了我国的安全，而且带动了我国整个科学技术和各种工业的发展。其意义是非常伟大的。某些人认为，研制“两弹”，花了那么多钱，搞了一些不能吃、不能喝的东西，这完全是一种极端浅薄的庸人之见。

　　中国“两弹一星”的诞生史，是我国人民极其动人的历史。中国的科学家、科研战线的职工、组织工作者以及解放军的官兵都为此付出了巨大的牺牲，作出了光辉的贡献。中国历史将不会忘记他们。正像台湾教授颜元叔先生说的，他们是“一辈子做了两辈子的工作”。而国内某些人，则把一些优秀的知识分子的英年早逝称做“四殇”，这是很不妥当的。对知识分子如果有关心不够的地方，当然是应该注意纠正的，但把他们所作出的牺牲，看做是可悲的，认为是没有体现出人生价值，这却是对这些贡献者的不尊敬。试问，在战争年代，那些千千万万的牺牲者，他们的大多数岂不都是“英年早逝”吗?而他们换来的却是人民的解放和民族的生存。这也许是题外的话。

　　总之，我国以“两弹一星”为标志的科学技术，何以在如此短的时间内获得如此辉煌的成就呢?我看，原因不是别的，第一，是中央“以自力更生为主，以争取外援为辅”的方针的正确，尤其是自力更生精神发挥了强大的生命力;第二，是全国的大协作，这是社会主义制度所特有的优越性;第三，是在极端困难下，万众一心，高度发挥了为祖国献身的革命精神。用周恩来的话说，这是精神的原子弹变成了物质的原子弹。然而，还要加上的一条，这就是毛泽东所作的战略选择，以及他那贯彻始终的坚定意志。而这一点，正是从他时刻关心国家的安全并力争早日跨入强国之林的愿望出发的。

　　四、为祖国的长治久安而运筹

　　和一切目光短浅者不同，在重要的战略决策上，毛泽东总是从我国全体人民(当时是六亿人口)的根本利益着眼，从祖国的长治久安筹划。这一点是显而易见的。

　　我国于60年代中期开始的大三线建设，就是这一战略决策的表现。

　　所谓大三线，是当时党中央依据全国各地区不同的战略地位而作出的一种地域划分。全国划分为一、二、三线。一线是指沿海和边疆地区，二线介于一、三线的广大地区，当时的三线，最初是指西南和西北地区(包括湘西、鄂西、豫西)，70年代其范围有所扩大，一般指长城以南，京广线以西的广大地区。具体来说，西南的四川、贵州、云南，西北的陕西、青海和甘肃的大部分地区，中原的豫西、鄂西，华南的湘西、粤北、桂西北，华北的山西和冀西地区，都是大三线。

　　1964年的5月到8月，毛泽东多次强调建设三线的重要性。他指出，原计划在二线打圈子，对基础的三线注意不够，现在要补上，今后六年要在西南打下基础，要在西南形成冶金、国防、石油、铁路、煤、机械工业基地。在另一次谈话中，又说：要有第三线，要搞西南后方，要搞快些，但不要毛糙。还说，我们的工业建设，要有纵深配备，把攀枝花钢铁厂建起来。

　　为什么要搞建设三线的战略布局呢?如果我们仔细研究毛泽东思想，就会发现，在50年代的《论十大关系》中，他已经指出我国工业布局不合理的问题。我国的工业基地，多集中在沿海一带，内地有些地区几乎是空白。当然这是特殊的历史条件遗留下来的，是一时无法改变的。而在建国初期，为了更迅速地恢复经济和发展经济，也是没有余力去改变这种现状的。现在我国的经济既有了一定的基础，再继续长期忽视这一问题，就不妥当了。其次，大部分工业地区集中于沿海城市，不单形成畸形发展，而且有一个明显的战略弱点，即容易受到战争的威胁。战争的发生总是突然的和难以预料的，十之八九的战争都是如此。如果一旦发生战争，沿海地区的工业，很容易遭到敌人优势空军的摧毁，这将是一个致命的打击，极不便于坚持长期的战争。毛泽东在战略上一向就有有备无患的思想。何况那时，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与我国的关系都很紧张，发生战争的可能性是不能排除的。出于上述两点考虑，加强三线建设，改善工业布局，就很迫切了。何况这种布局不改变，一向比较落后的少数民族地区，其经济和文化条件的改善都是谈不到的。

　　8月中旬，毛泽东再次指出，要准备帝国主义可能发动的侵略战争。现在工厂都集中在大城市和沿海地区不利于备战。重要工厂可以一分为二，要抢时间迁到内地去。成昆、川黔、滇黔这三条铁路要抓紧修好。他说：“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内地建设不好，我就一天也睡不好觉。”又说，“现在不建设第三线，就如同大革命时期不下乡一样，是革命不革命的问题。”建设大三线的工作，就这样展开了。

　　9月，李富春副总理在全国计划工作会议上，作了具体部署。总的目标是，在西南和西北地区建立起一个比较完整的后方工业体系。初步设想：(一)用三年或多一些的时间，把重庆地区，包括从綦江到鄂西的长江上中游地区，以重钢为原材料基地，建设成能制造常规武器和某些机械设备的基地;(二)用五年或六年时间，把酒泉钢铁厂建设起来，依靠这个基地，在西北地区初步建设一个能够制造常规武器和必要机械设备的地区;(三)用七年到八年的时间，依靠攀枝花这个原材料基地，初步建立起一个比较完备的包括冶金、机械、化工、燃料等主要工业部门的基地。

　　1965年2月26日，党中央决定成立中共中央西南局三线建设委员会，由李井泉任主任，程子华、阎秀峰为副主任，后又增加彭德怀、钱敏为副主任。中央许多领导人都曾亲自到西南实地视察。三线大规模的建设工作从此展开。

　　三线建设的过程，自然是充满了艰辛的。由于建设项目不少是摆在远离大城市的边远地区，人烟稀少，交通不便，施工困难，物资供应当然十分艰难。而参加三线建设的工人、知识分子、干部，一般都来自生活较为优越的大城市，工作上、生活上的差距将会很大。但是，那个年代人们的精神状态好，一接到通知，很快地便处理好家事，告别亲人，踏上征途。以攀枝花钢铁厂的建设为例，那里处于金沙江的峡谷地带，头上是烈日当空，脚下是不毛之地。成昆铁路尚未通车，大量建设器材和生活用品，都要靠公路长途运输。钢铁厂厂址选在长不到三公里，宽不到一公里的弄弄坪。背靠荒山，下临金沙江，建设者住的是“干打垒”、帐篷、席棚子，吃的是干咸菜，正如当年流传的一首歌谣说的：天是罗帐地是床，担水要到金沙江。三块石头架口锅，帐篷搭在山窝窝。人们就凭着两只手、三件宝(水壶、毛巾和草帽)艰苦地奋战。三线的其他工程没有一项不是靠这种艰苦奋斗的精神建设起来的。

　　大三线建设，前三年的进展颇为顺利。自“文化大革命”开始后，边疆的内乱把这种形势破坏了。工程建设不能不一度受到极大影响。直到1970年才又继续大力进行。前后经过十余年的艰苦奋战，大三线建设取得了巨大的成绩。　　三线建设原来的目标是，要在中国纵深地区再建起一套比较完整的后方工业体系。仅以四川的情况看，十多年来已建起三百多个大中型企业，它们已成为四川工业的主干。全国三十八个重要工业部门四川样样俱全。以重庆为中心的常规兵器工业基地，以攀枝花为中心的钢铁工业基地，以川南盐化工和天然气化工生产基地以及以成都、德阳、绵阳、广元为中心的电子、重型机械、发电设备制造工业基地的建设，不仅为奠定四川以后工业发展的基本格局打下了较好的基础，而且对改善中国原来工业只集中在东北和沿海一带的布局，带动四川以至毗邻地区社会、经济进步，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经济，改变“老、少、边、穷”地区的面貌等方面将继续发挥重大的作用。

　　在铁路建设方面，除成昆铁路早已开始外，1970年又开始了襄渝铁路的建设。这条铁路的走向是毛泽东亲自确定的。铁道兵先后投入八个师二十四万人，铁路沿线动员民工最多时达五十八万人。此路于1973年全线接轨通车。襄渝铁路的建成，使四川拥有五条大动脉(宝成、川黔、成昆、襄渝铁路和长江)与全国相连。公路建设和邮电事业也有很大发展。

　　经过三线建设，西南工业生产能力已有很大提高。仍以四川为例，从1965年到1979年，铁矿石开采能力由40万吨增加到81715万吨;炼铁能力由3889万吨增加到27169万吨;炼钢能力由5956万吨增加到2897万吨;钢材生产能力由9248万吨增加到25185万吨;发电装机容量由8347万千瓦增加到37932万千瓦;水泥生产能力由11702万吨增加到55688万吨。四川已成为全国著名的三大电站成套设备生产基地之一，四大电子工业基地之一，五大钢铁基地之一;机械工业，形成了重型矿山和工程机械制造、汽车、仪器仪表、农业机械等较完整的体系。已能独立生产许多高、精、尖产品。四川已由原来一个偏僻闭塞、交通不便、工业薄弱的落后省份，一跃而成为中国西南部新兴的工业基地。

　　总之，经过大三线建设，原来的战略设想已经实现。尽管还有某些缺点和不足，但中国不合理的工业布局已经有所改观，大三线地区的工业基础已大为加强，随着经济的发展，包括少数民族在内的偏远地区，社会面貌也发生了变化，其成绩是应充分肯定的。尽管战争并未发生，但对保障我们祖国的安全，却是有长远意义的。我们不能忘记当年毛泽东为我国长治久安所作的运筹。

　　五、毛泽东与群众的关系说明了什么

　　凡在毛泽东身边工作过的同志所写的回忆录中，几乎没有不提到他同群众的关系，这不是偶然的。

　　在师哲同志的回忆录《在历史巨人身边》中，就深入地记述了这一点。他说：“主席对劳动人民的感情深沉而真挚，发自内心，没有任何矫揉造作。”这是师哲同志长期观察作出的概括，是符合实际的和精确的。

　　师哲同志还提到，中央驻地杨家岭沟口，住着一家姓杨的贫农，窑洞只有门没有窗子，里面很黑，一做饭满屋都是烟，烟熏火燎使土窑洞变成了黑洞。杨家婆姨经常在门口推碾子。她虽然只不过三十几岁，看上去手很脏，连脖子也是黑油油的。每逢毛主席过来，杨家的人总是同他打招呼，毛主席也亲切地问长问短，有时还到门口站站。毛主席曾很有感触地对师哲说：“老百姓不懂得什么叫卫生，也没有条件洗澡，他们辛辛苦苦劳动，还被人们看不起。”从语调里可以听出他对劳动人民是怀着何等的深情。

　　与此相关，毛泽东对那些瞧不起群众的人是很反感的。一次，师哲陪毛泽东在河滩上散步，碰上一位作家从城里回来。那位作家手里拿着手杖边走边在空中打转转，遇到驮盐的毛驴队，大模大样地把老乡和毛驴队挤到一边，见到毛泽东也只打了个招呼，仍不停地旋转着手杖走过去了。看到这个样子，毛泽东气愤地说：“真是目中无人!只因为认识几个方块字，就看不起老百姓，不把劳动人民放在眼里……”

　　阎长林曾在毛泽东身边任警卫排长和卫士长达五年之久。在他的回忆录《警卫毛泽东纪事》中，曾记载有毛泽东关心老马夫的动人情节。转战陕北结束，东渡黄河之后，前方派汽车来接毛泽东等人。一年多来，毛泽东一直骑着一匹老青马行动，这时要换汽车了。一天，即将出发前，他对阎长林说：“走，咱们先去看看老侯。”老侯正忙着给牲口添草料，没有看见毛泽东过来。毛泽东也没有像往常见面那样先打招呼，而是轻轻地走到老侯跟前，握着老侯沾满草屑的湿漉漉的手缓慢地说：“老侯，谢谢你啦。咱们在陕北转战一年多，全靠你喂马。今天，我们要坐汽车了，你不能和我们一起走，你要随机关一起行军。你年纪大了，走路不方便，就骑上这匹老青马走吧。你同你的领导说，就说这是我的建议。”老侯握住毛泽东的手不放，眼睛里慢慢流出了泪水，说：“主席，你放心吧，我能走。有困难了，走不动了，我一定按主席说的去办。”这老侯是河南人，早年参加革命，同毛泽东的感情很深。尽管他比毛泽东还大几岁，毛泽东用的三匹牲口都由他喂，而且一个个膘肥体壮。他常对人说：“我不能上前线，又不会拿起笔写东西，我只会铡草煮料喂牲口。毛主席骑着我的牲口指挥部队打胜仗，我越干越有劲。”正因为如此，毛泽东对他的感情也是很深的。他们之间完全体现了同志和战友的关系，这同旧的主仆关系是完全不同的。

　　阎长林还记述了毛泽东对一般农民的关切。在路经雁门关的路上，沿途看见许多农民在地里光着膀子干活，而且还有些中年妇女也是这样。他们正在为土改后的第一个春耕而忙碌。毛泽东在车上指着光膀子和穿单衣的农民说：“我穿着棉衣也不热啊，他们却穿得这么单薄!”汽车在雁门关口停下来，毛泽东抽着烟，同跑过来的几个孩子说话，有一个中年农民也走过来。毛泽东嚓地划了一根火柴要替他点烟，那农民连忙推说“不敢当”，忙把火柴接了过去。毛泽东问：“你多大年纪啦?”农民回答说四十岁了。毛泽东又问：“你家几口人?土地改革的时候分了多少地?”农民说：“我家七口人，以前只有八亩地，土质都不好。现在分了十几亩好地，还有些坡地。现在小麦长势很好，盼望有个好收成。我们有了粮食，吃饭就不犯愁了，也能更好地支援前线。”毛泽东鼓励他，又指着他的上身问：“你为什么不穿上衣?光着膀子不冷吗?”农民说：“不冷。干活穿着棉衣要出汗。”毛泽东问：“你们是没有单衣穿，还是有不穿单衣的习惯呢?”那农民不好意思地笑了：“什么习惯不习惯呀!日本鬼子没来以前，那时候也还有点旧衣服穿，谁也不愿光膀子。自从日本人来了以后，大伙没钱买布，不光膀子怎么办呢?”毛泽东听后沉默了一阵子，又鼓励了他几句话，才同那位农民分手。

　　李银桥同志《在毛泽东身边十五年》中，也记述了许多生动的故事。其中谈到毛泽东亲自为卫士改作业的事是很生动的。毛泽东一向非常注意培养他周围那些来自工农、过去没有上过学的战士。他为他们组织业余学校，还要检查他们的作业。有一次，他看了卫士封耀松的作业，开始看了分数喜形于色，因为教师在上面用红笔打了一个大大的“5”字。但接着他就皱起了眉头，“嘿”了一声说：“你们那个老师也是马大哈呀!”小封凑过脸去看，原来他默写的是白居易的《卖炭翁》。毛泽东用手指甲在其中一句的下面划着，问：“这句怎么念?”小封说：“心忧炭贱愿天寒。”毛泽东说：“你写的是‘忧’吗?那里伸出来一只手?你写的是‘扰’，扰乱的‘扰’，怪不得炭贱卖不出价钱，有你扰乱么!”小封脸红着，抓着头皮笑。毛泽东又指着一句：“这句怎么念?”小封说：“晓驾炭车碾冰辙。”毛泽东又问：“这是辙吗?到处插手，炭还没有卖就大撤退，逃跑主义!这是撤退的‘撤’。”这样，小封的“5”分，就变成了“3”分。李银桥说，机关业余学校有五位老师，第六位老师就是毛泽东。那五位老师，每人只教一门功课，而毛泽东则门门都教。从查字典、四则运算，到地理、历史、时事，他为我们不知花了多少心血。那个“的、地、得”的用法，不知讲了多少遍。

　　李银桥同志在毛泽东身边一共工作了十五年。开始调他去的时候，他有些不愿意，因为他是个“三八”式，资格很老了，不愿再当警卫员，但是毛泽东看中了他，说：“咱们来个君子协定，你工作一段后，再调你走。”但是，工作了几年，李银桥反而不愿离开毛泽东，这样就干了十五年。两个人成了知心朋友，毛泽东连和江青吵架的事也跟他说。1957年毛泽东号召整风的时候，他曾诚恳地征求周围同志的意见，并作自我批评。有一次，李银桥为他做睡前按摩，他抓住李银桥的手背亲切地问：“银桥，你怕我吗?”李银桥说：“不怕。”他又问：“别人呢?别的卫士呢?”李银桥说：“一般都不怕。也许个别人……怕主席睡不好觉发脾气。”毛泽东立刻说：“这是我的不对。人睡不好容易烦躁，烦躁了就容易发脾气。我也是人，也有点脾气。可是我又是主席，发脾气就容易给同志们造成很大压力。”说到这里，他吁口气，又恳切地说：“告诉他们，毛泽东不可怕。我没有想到我会当共产党的主席。我本来想当一名教书先生，就是当名教书先生也是不容易呢!”可见他对下面的人，是完全看做平等的朋友。

　　诸如此类的事例不必多举了。问题是毛泽东为什么对普通群众，尤其是对劳动人民，对来自劳动人民的同志，有这样深厚、这样热烈的情感呢?这是值得深长思之的。回答这个问题，需要从他一生的经历、从他的思想、从他根本的世界观上去找原因。在毛泽东思想中，有一个基本的思想，就是他常说的：“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还有一句：“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幻稚可笑的。”这不是一句寻常的话。过去历史上一切剥削阶级的统治者，在他们的眼睛里，大地上的芸芸众生，不过都是些浑浑噩噩的**百姓，通通称为“黔首”。在那些被称为英雄豪杰的人物看来，人民群众不过是些只能跟着他们走才有出路的无知的“群氓”，或者是可以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的可供利用的“工具”。即使某些历史上的圣人，也不过把黎民百姓视做“刍狗”。老子就曾说过：“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刍狗是什么?就是草芥和猪狗，或者是用茅草扎成的狗，祭祀时当做祭物，用后立即弃去。而毛泽东却把人民看做“真正的英雄”。两者相比，真有天渊之别。这就是毛泽东的伟大之处。这也正是毛泽东不同于一切剥削阶级中杰出人物的地方。

　　正是因为毛泽东具有这种牢固不拔的思想，所以他才能充分地相信群众，相信群众无限的创造力。这一点，在他身上似乎比别的共产党人体现得更充分，更鲜明。这也是他本人最显著的特点。我在前面提到，在解放战争中，为什么他有那种“敢于胜利”的气魄?在朝鲜战争中，他为什么敢于作出出国作战的决策?这都是因为他相信群众，相信群众有伟大创造力的缘故。

　　同样地，由于他相信群众，也就能够最坚定地依靠群众。不论是新民主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都是如此。要革命，就有一个依靠力量的问题，依靠谁的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不鲜明，含含糊糊，或者依靠错了，把本来是革命主角的群众冷冷清清地放在一边，或只依靠少数人，少数人组成的“智囊”，就不能达到预期的目的。在革命力量还很弱小的时期，毛泽东就提出了人民战争的思想：“只有动员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只有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长达数十年的革命战争，正是依靠这种思想的指导，依靠全面展开的人民战争，中国革命才取得了彻底的胜利。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也是如此。当然，依靠群众不等于事事都搞群众运动，真理多迈出一步，就会出现谬误，但依靠群众的精神是没有疑问的。

　　在毛泽东这一基本思想的基础上，我们党逐渐形成了一个显著的特点，这就是党的群众路线和作风。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集中起来，坚持下去，以及调查研究等等，已成为我党长期坚持的领导方法与工作方法。这才是真正唯物论的工作方法，也是行之有效屡试不爽的工作方法。过去，我们就是依靠这一套方法才取得了人民的信任，赢来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那时，凡是能善于走群众路线的，被认为是群众观点强，有坚强党性的表现，反之，则被认为是党性不纯。而这些现在听起来，都似乎有些陌生了。　　下面，让我们来探讨一下，当初毛泽东只不过是一个有爱国心的知识分子，他受的是旧式学校封建的和资产阶级的教育，为什么他对人民群众、对劳动人民有这样深厚的感情呢，有这样坚强的群众观点呢?当然最基本的是由于他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此外，还同他一生的革命生涯所经受的锻炼和改造是分不开的。在战争烈火中，在革命熔炉中，他的那些非无产阶级的旧意识被逐步抛弃，而无产阶级的意识逐步增强，这才造成后来他那样的人。他认为“群众是真正的英雄”，并不是他对群众故意阿谀奉承，而是他从活生生的革命运动中亲身体验到群众的伟大。不认识革命，不参加革命行动，就很难懂得群众的伟大力量。某些知识分子目空一切，瞧不起群众，正是由于他缺乏这一些缘故。真正参加了革命的实际运动，也就渐渐认识到自己的弱点，从而在实践中逐步加以改变。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曾语重心长地说：“我是个学生出身的人，在学校养成了一种学生习惯，在一大群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的学生面前做一点劳动的事，比如自己挑行李吧，也觉得不像样子。那时，我觉得世界上干净的人只有知识分子，工人农民总是比较脏的。知识分子的衣服，别人的我可以穿，以为是干净的;工人农民的衣服，我就不愿意穿，以为是脏的。革命了，同工人农民和革命军的战士在一起了，我逐渐熟悉他们，他们也逐渐熟悉了我。这时，只是在这时，我才根本地改变了资产阶级学校所教给我的那种资产阶级的和小资产阶级的感情。这时，拿未曾改造的知识分子和工人农民比较，就觉得知识分子不干净了，最干净的还是工人农民，尽管他们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还是比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干净。这就叫感情起了变化，由一个阶级变到另一个阶级。”这一段话是一个革命领袖当众所作的最赤诚的自我解剖，是毛泽东本人改造过程的真实描绘，任何时候读来都是非常感人的。

　　毛泽东总是告诫一切共产党员，要热爱人民，尊重人民。他说过，不管你的地位多高，官有多大，都不要称王称霸，都不要摆臭架子。要当霸王，总有一天要唱霸王别姬。他还说过，要平等待人，上下级之间不要搞成猫鼠关系。在群众中，要以普通劳动者的身份出现，要先当群众的学生，然后才能当群众的先生。总之一句话，就是要当“孺子牛”，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毛泽东的这些思想，是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光辉体现，也应该是我们共产党人道德观、人生观的基础和根本出发点。正是由于党和毛泽东同志多年来的谆谆教导，所以我们的党形成了与广大群众亲密无间的牢固联系。这正是我们的事业兴旺发达的基础，是我们共和国力量强大之所在。令人深感遗憾的是，近年来党同群众的亲密关系大大削弱了。由于一切向钱看的不良影响，一部分党员的思想作风发生了变化。一些人的身上增长了官气，即使一些小头头，也架子十足。尤其是为人民服务的思想，逐渐为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价值观念所腐蚀。假公济私、损公肥私的恶劣作风，已到了令人不可容忍的程度。这样发展下去，是极其危险的。也许是为了弥合党与群众的关系吧，有人在报纸上把“感情投资”也作为经验来介绍。岂不知所谓“感情投资”，正是为了得到更大的利益，只不过是利己主义的另一种表现，实质上是资产阶级的东西，与我们所讲的群众观点是完全不同的。在今天的形势下，我们惟有正视我们所存在的问题恢复我党与群众密切联系的光荣传统，从毛泽东的思想作风中认真汲取营养，加强我们的群众观点，这才是共产党人真正的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