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家竟是古代社会主义？

　　最近几天，我读了冯友兰先生的《中国哲学简史》，对其中的墨家尤其感兴趣。中学学历史的时候，对墨家介绍的也不多，我们无非知道个“兼爱”“非攻”“尚贤”“节用”，后来了解了更多后，发现从历史进步的意义上来说，墨家还真挺了不起的。

　　在春秋战国时期，儒、墨是两大显学，他们两家的思想差异非常大。墨家反对儒家的厚葬，认为应“节葬”，否则就是浪费民众的财富精力。中国传统讲究“土者，人之所命者也!”所以历代以土葬为主。但是土葬厚葬浪费土地资源，污染环境，浪费人力财力物力，易形成攀比之不良风气等，而新中国实行殡葬改革，通过党员引导和政策支持，逐步使群众改革土葬，实行薄葬，转向文明、俭朴、节约办丧事的殡葬礼俗。树立良好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之风。墨家主张采用“棺三寸”“衣三领”的简葬标准，埋葬深度“下毋及泉，上毋通臭”，坟丘规模“参耕之亩”，反对殉葬与三年丧制。这就节约了土地资源、节省了民力与经济、刹住了攀比之风，是非常具有现代意识的。我觉得尽孝道本来也应该是人生前的事，在还活着的时候多陪伴多关心，而不是死后进行一场大型表演。

　　墨家还反对儒家过分强调礼乐制度，他们认为这并不能惠及多数百姓，而只是少数贵族的奢侈享受。我想这也跟墨家之人的出身有关。在周朝统治权力解体后，散落各地的武士便成了普通百姓。墨家的很多思想恰恰反映了百姓的观点。礼乐制度本质上是维护森严的等级制度，仪式往往又耗费巨大，钱最终还是通过赋税从百姓身上抽取，专门从事礼乐活动的人又是脱产的，所以从墨家反对它的背后，可以看出其追求平等、反对铺张浪费以利民生，主张让“不耕而食，不织而衣”的，靠剥削百姓过活的士人亲自劳动，“赖其力者生，不赖其力者不生”，反对不劳而获。从这一主张，真的可以看出朴素的社会主义因素。这也是为什么我开头说对墨家很感兴趣的原因。

　　还有两点是墨家信天鬼，反对儒家的“宿命论”，前者本身是带有封建迷信色彩的，但其实墨家只是把它当作了为“兼爱”正名的工具，实行受赏，反之受罚。我倒觉得这也是很朴素的价值观，当底层百姓申冤无门的时候，谁不希望“人在做，天在看”是真的呢?后者则是墨家理解错了儒家“知命”的意思，便不多谈了。

　　说完儒墨之别，我们再来看看墨家本身的主张。兼爱讲的是所有人都应当不分高低，彼此相爱。兼爱的三项准则是：人做事是否与上天的意志，古代圣王的事业一致;所做之事是否经得起百姓检验;是否对国家、百姓有利。从这些原则来看，确实是进步的，如果天下人都能做到“兼爱”，那岂不是天下大同了?可惜，在那个时代谈兼爱还是太过于超前了，根本就没有相应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以及上层建筑可以匹配。教员《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里说“世上决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至于所谓“人类之爱”，自从人类分化成为阶级以后，就没有过这种统一的爱……真正的人类之爱是会有的，那是在全世界消灭了阶级之后。阶级使社会分化为许多对立体，阶级消灭后，那时就有了整个的人类之爱，但是现在还没有。”墨子所处的社会，还是一个奴隶制瓦解，向封建制转变的社会，根本不存在超阶级的爱，百姓又如何会去爱压迫他们的人呢?上位者又如何能真正地爱百姓呢?

　　“止楚攻宋”的故事很多人都知道，“非攻”的核心就是反非正义的侵略战争，只为防御性战争效劳。此外，在战略反攻阶段，墨子还主张积极消灭残余敌人，这样才能有效保家卫国，这与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以及教员的“宜将剩勇追穷寇”又完成了一次千年联动。

　　后期的墨家还发展了逻辑学。墨辩逻辑以唯物主义世界观为基础，提出逻辑学的六项任务：明是非、审治乱、明同异、察名实、处利害、决嫌疑，强调思维内容的客观性与思维形式的科学性。“辩”包括概念(名)、判断(辞)、推理(说)三种基本思维形式，名讲给事物下定义，强调“名实相应”;辞讲把话说清楚，借助判断表达思想;说讲摆事实，讲道理，用已知推未知。“辩”还有七种方法，分别是或：选言判断、假：假设推理、效：标准验证(先定一个标准，再看事情是否符合此标准)、辟：类比举例、侔：排比推理、援：以子矛攻子盾、 推：归纳推理。而“辩”正是为上面讲到的六项任务，也即现实世界的需要服务的。可以说墨家在逻辑学方面的努力与建树，超过了古代中国的任何其他学派。

　　在社会科学之外，墨家在自然科学上也颇有建树。在力学上，用“力，形之所以奋也”定义了“力”，比牛顿力学早了两千多年。明确了“杠杆原理”，“衡木，加重于其一旁，必捶，权重相若也”，比阿基米德杠杆原理早了一百多年，发明了称重的杆秤、搬运的滑车、提水的辘轳、攻城守城的云梯;在光学上，用实验验证了“小孔成像”、“影子的形成”和“光的反射”等，发明了观测敌情的早期潜望镜、铜镜、取火的阳燧;在数学上，对圆形、方形、倍数都给出了精准定义，还提出了平行线(平)和体积(厚)的概念，广泛用于梁、柱、地基施工以及制作方形农具;在声学上，利用声音在固体中比在气体中传播速度更快的原理，把陶瓷埋在地下监听敌人是否挖地道偷袭。这些科学理论都直接为现实服务，促进了生产力的提高，也形成了求真务实的宝贵科学精神。

　　中国古代儒渐兴、墨渐衰，也说明不了墨家思想就是落后于儒家思想，恰恰是因为墨家的“兼爱”妨碍了贵族，皇家靠等级特权享受;“非攻”断了封建王朝靠战争扩疆、巩固统治的生路;民间实体武装组织对君主专制造成了严重威胁……总之儒家思想是最符合统治阶级利益的。

　　说完了历史上的墨家，我们可以再看看我党的早期领导人是如何评价墨家的。五四时期，尊墨抑儒，新青年们往往都很推崇墨家思想。蔡和森认为马列主义与墨子理想相近，正所谓“摩顶放踵以利天下”，他讨厌孔子那套“学而优则仕”、升官发财、光宗耀祖的说教，欣赏墨子讲平等友爱、替平民百姓办事的思想;萧楚女认为在当时迫切需要墨翟这种“逼视现实，坚忍刚毅、耐劳自律”的人“猛勇奋斗，以度众生”。毛主席在1939年2月1日致陈伯达的信中将墨子喻为“中国的赫拉克利特”，认为他是“古代辩证唯物论大家”，特别说到墨家的“两而无偏”不是折衷论，而是“向一个质的两方面之一方面偏”，因为质的两方面在一个过程中有一方面是主要的，所以有所偏恰是正。1939年4月，毛主席在抗大生产运动初步总结大会上讲话指出“墨子是一个比孔子高明的圣人”。毛主席少年时就喜欢阅读有关农民造反的小说，在现实中也是坚定地站在农民的立场上，建国后更是始终保持着农民的生活习惯，带领全国人民一起艰苦奋斗。这些，或许多多少少都有一点墨家思想的影响在里面。

　　总之，我今天之所以要讲墨家，一言以蔽之就是“他为老百姓说话和办事”，我从墨家思想里看到了很多朴素的社会主义思想，而在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当年致力于“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或许墨家思想也帮了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