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进喜：扛红旗, 你叫我当英雄; 出事了, 你叫我当狗熊?不!我不趴下!

　　李克勤(jixuie)题记：大庆的“三老四严”作风是否过时了?还要不要提倡?这不是一般的问题，当然也不能随便就作出肯定或者否定回答。这里还是先从铁人王进喜一次主动检讨说起。这件事情后来在电影《创业》里艺术再现了，那是说“砂样”丢了的那一段。用艺术的手法表现大庆精神、铁人精神，表现“三老四严”作风，其社会性的教育意义，简直不可估工业学大庆蔚然成风。

　　电影《创业》片段：华政委就“砂样”丢失一事，对有关集体和个人提出严肃批评，尤其“就要抓住周挺杉不放”。

　　周挺杉对好心劝阻他进会场“挨批”的人说：“扛红旗, 你叫我当英雄; 出事了, 你叫我当狗熊?不!我不趴下!”

　　这是王进喜的原话。

　　那是1961 年4 月19 日，在油田建设指挥部礼堂召开了一千多人参加的大会，主题是批评钻井质量问题。

　　这就是被毛主席树为工业样板的大庆人的精神和作风。

　　不得不提出这样的问题：工匠精神能否解释铁人的行为?

　　大庆精神就是铁人精神，就是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

　　精神是道层面的东西，需要感悟，我们可以从铁人的豪言壮语里去品味。

　　铁人说：

　　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

　　宁肯少活二十年，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

　　石油工人一声吼，地球也要抖三抖。

　　至于大庆人作风，有个著名的概括，叫做“三老四严”：

　　这可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器层面的东西，那也是大庆精神，即道层面东西的具体体现。

　　这样的精神，这样的作风，过时了吗?

　　没有过时。

　　问题是，如今为什么提的少了?

　　革命事业提得少了，职业提得多了。

　　职业是挣钱的，事业则是超越职业的。

　　毕竟对待职业，和对待事业的态度会有区别。

　　区别在哪?

　　这是个问题。

　　这里只是强调一下，中国古代先贤对事业的界定是：

　　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化而裁之谓之变，推而行之谓之通，举而错之天下之民谓之事业。

　　我把这段话前四句归纳为道器变通，后面那一句就是解释事业的。

　　以王铁人为代表的大庆人是事业型的，是超越了职业型工匠的工人，属于有着高度共产主义觉悟和情怀的中国工人阶级。

　　工匠精神也是好东西，但能否和大庆精神、铁人精神相提并论呢?

　　职业工匠，与王进喜这样的工人是一回事吗?

　　唯有在毛主席共产党领导下的这样的工人阶级队伍，才能真正把革命干劲和严格的科学态度有机结合在一起——他们的想法说法做法集中体现出他们的“三老四严”作风，在毛泽东文化里他们想得通说得通行得通，他们自觉的集体行为，必然就推动中国工人阶级独特的道器变通。

　　这里参看几段段电影《创业》的视频：

　　列宁在《马克思学说的历史命运》指出：“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的胜利，逼得它的敌人装扮成马克思主义者，历史的辩证法就是如此”。

　　为什么说工人掌握了马克思主义思想武器比发现大油田还重要?

　　华政委原型是康世恩，他不也是工人阶级的一员吗?

　　工人阶级的觉悟如何?他们靠“两论”起家，难道有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