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克勤丨毛主席敢用没有医师资格的赤脚医生：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

　　李克勤(jixuie)题记：中国搞了社会主义之后，贫穷落后的农村如此迅速改变缺医少药的局面，创造了世界奇迹。这其中赤脚医生与合作医疗发挥了主要作用，后者是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性质的。前者之道，之器，之变，之通，需要认真说说。至少首先要明确的是，赤脚医生是在社会主义道上道器变通的。而这一切都是基于毛主席对赤脚医生的信赖，这个信赖来自于主席对中国农村的了解和判断。毛主席构建的新中国医疗事业，是个大体系，反映的是毛泽东文化。如果现在还看不懂，那是思想出了问题。

　　在1970年代初社会主义新生事物赤脚医生在农村普及到了生产大队，相当于普及到了村，有的生产小队也有赤脚医生。尤其是两部由赤脚医生真实故事改编的故事片《春苗》和《红雨》上映后，城市的人也熟悉了赤脚医生。片中的两手插曲“春苗出土迎朝阳”，“一根银针治百病”，家喻户晓。

　　这就是毛泽东文化的特点——只有好东西才会普及，普及了的一般就是好东西。

　　不好的东西，谁要是去普及，就会担心人们想不通，难以说得通，很难行得通。

　　毛主席提倡的东西，人们就相信是好东西，人们想得通，也说得通，当然就行得通。毛主席的想法说法做法，不是像某些官僚主义者那样凭主观搞出来的，那是经过了长期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之后，才搞出来的。

　　老百姓没有想到的，毛主席想到了，老百姓想到的，毛主席就做到了。

　　01

　　电影《春苗》插曲

　　翠竹青青哟披霞光，

　　春苗出土哟迎朝阳，

　　顶着风雨长，

　　挺拔更坚强，

　　社员心里扎下根，

　　阳光哺育春苗壮

　　阳光哺育春苗壮。

　　身背红药箱，

　　阶级情谊长，

　　千家万户留脚印，

　　药箱伴着泥土香，

　　药箱伴着泥土香。

　　翠竹青青哟披霞光，

　　赤脚医生哟心向红太阳，

　　心向红太阳。

　　02

　　电影《红雨》主角红雨，和春苗一样也是一个阳光青年。

　　1970年代初，太行山区青山大队随着全国形势掀起了"农业学大寨"的高潮，社员们干劲冲天地在修建水库。小社员红雨发现山区缺医少药，严重影响了社员们的身体健康，也影响了水库工程的进展，十分着急。看到解放前在药铺当掌柜的孙天福至今还在卖假药，刁难社员，他决心当一个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赤脚医生。

　　这时，孙天福为了把握住全村的医疗大权，也提出要当赤脚医生。大队长一味相信孙天福，而大队党支部书记庆林和以石匠爷为代表的贫下中农，支持红雨当赤脚医生，送红雨进了赤脚医生训练班。

　　红雨听了石匠爷讲述的解放前孩子看不起病惨死去的遭遇后，更坚定了当好赤脚医生的决心，红雨学习结束，回到村里，他一面劳动，一面为社员治病，深受群众欢迎。孙天福为了和红雨争夺农村的医疗阵地，抓住红雨给赵老欢扎针时滞针一事，吹阴风、造谣言，妄图搞垮赤脚医生。红雨在党支部和社员们的支持下，与孙天福进行了斗争。

　　在实践中，红雨的医疗技术逐渐提高，他上山采药，雨夜出诊，相继治好了赵老欢和小莲妈的病，得到广大群众的信任。

　　孙天福仍不甘心，在红雨给石匠爷喝的药里下了巴豆霜，妄图达到其罪恶目的。红雨及时抢救石匠爷脱险，并认真调查研究，终于查明真相。孙天福见事已败露，狗急跳墙，在红雨调查回村的路上，动刀行凶。红雨沉着机智，把他引到桥上，打翻落水，孙天福束手就擒。

　　在事实面前，大队长二槐受到了教育，转变了思想，提高了认识。红雨在斗争的风浪里茁壮成长。

　　电影插曲：赤脚医生向阳花

　　赤脚医生向阳花

　　贫下中农人人夸

　　一根银针治百病

　　一颗红心哪

　　一颗红心 暖千家 暖千家

　　一根银针治百病

　　一颗红心哪

　　一颗红心 暖千家 暖千家

　　出诊愿翻千层岭

　　采药敢登万丈崖

　　迎着斗争风和雨

　　革命路上啊

　　革命路上 铺彩霞 铺彩霞

　　迎着斗争风和雨

　　革命路上啊

　　革命路上 铺彩霞 铺彩霞

　　赤脚医生向阳花

　　贫下中农人人夸

　　一根银针治百病

　　一颗红心哪

　　一颗红心暖千家 暖千家

　　赤脚医生向阳花

　　广阔天地把根扎

　　千朵万朵红似火

　　贫下中农啊 贫下中农人人夸 人人夸

　　千朵万朵红似火

　　贫下中农啊 贫下中农人人夸 人人夸

　　李克勤后记：请务必注意赤脚医生开始为贫下中农治病时，是没有拿到正式医生资格证书的，他们也不是什么医学院毕业的，至多就是一个短期医疗护理培训班毕业的。

　　毛主席为什么敢让这样的人当医生?

　　毛主席为什么敢让这么多没有证书的赤脚医生去给更多的人治病，万一出了问题怎么办?

　　事实证明毛主席是对的。

　　那毛主席决策的依据到底是什么呢?

　　毛主席之道奥妙在哪?

　　听听《春苗》和《红雨》里那两首歌吧!

　　首先，“一切为了人民的健康”，这是毛主席的一个信念，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宗旨的具体体现，这是道层面的思想，由无形走向有形的发端——道器变通之变，变为道器变通之源。

　　其次，毛主席道器变通之变，是有章法的，不是盲目的。毛主席过河不是摸着石头过，而是先有勇者游过去侦查水文水情，然后迅速假设桥梁，让人们行得通。

　　如果老是在河边摸着石头，摸来摸去，时间都过去了，想得通说得通没有用，还是行不通。

　　毛主席在防治血吸虫病时发现全国医护人员总共只有60万人，而光血吸虫病人就达到一千万，受危险的人群有一个亿，涉及12省份，靠常规，何年何月能够解决问题?

　　毛主席依靠党组织、科学家和人们群众三者结合，硬是在几年内控制了局面。

　　毛主席并没有停止于此，而是继续革命。老人家对医学院要5年才能培养出医生来，很不以为然。

　　在主席视野里，如果有了社会主义制度，医生在短期内内是可以培养出来的，关键是怎么培养，如何使用的问题。

　　到了1960年代，农村有很多贫下中农子女很多都能上小学、初中，还有少数可以上高中了，尤其是后来大批知识青年到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时，在农村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因人制宜培养土医生，火候就到了。

　　王桂珍这样的赤脚医生出现不是偶然的，这是毛泽东文化的必然结果。

　　道必然器化出看得见摸得着的结果出来。

　　最后，毛主席不是不讲科学，老人家可不是像有些人那样教条搬用外国人的结论，而是搞出自己一套独特的体系来，并且用铁腕加以推广。

　　中国医学科学院黄家驷院长在知青赤脚医生孙立哲陪同下来到黄土高坡上的关家庄合作医疗站。孙立哲据说是红雨的原型。

　　毛主席同民建成员、工商界著名人士荣毅仁(左)、胸外科专家黄家驷(中)在全国政协一届三次会议举行的宴会上亲切交谈。谁说毛主席不重视知识分子?

　　这就是著名的“六·二六指示”将农村的赤脚医生与合作医疗联系在一起。并且有大批来自城市的有经验的医护人员来到农村，不是简单的当什么专家，而是放下架子深入群众，为贫下中农服务。这完全是全新的运作模式，所以叫毛泽东文化。

　　1965年6月26日这一天，毛主席听卫生部部长钱信忠汇报工作。

　　钱信忠在作了卫生部工作的一般性汇报后，讲到了全国医务人员分布情况和医疗经费使用的占比：全国现有140多万名卫生技术人员，高级医务人员90%在城市，其中70%在大城市，20%在县城，只有10%在农村;医疗经费的使用农村只占25%，城市则占去了75%。

　　毛主席听到这组数字，他面容严肃地站起身来，严厉地说:

　　这就是著名的“626指示”。

　　一个多月后，毛主席再次召见卫生部长钱信忠等人，讨论在农村培训不脱产的卫生员的事情。在这次谈话中，毛主席重点谈了改善农民医疗条件的问题，并且提出了在农村培训不脱产的卫生员的总构想。

　　毛主席说：

　　"626指示"发出后，一方面促使卫生部逐步将人力、物力和财力的重点放到农村;另一方面指示极大鼓舞了广大医务工作者投身农村建设的热情，激发了农村群众彻底改变疾病丛生的落后面貌的决心。

　　在中央和地方，城市和农村医务工作者及人民群众的共同努力下，农村医疗卫生工作出现了飞跃发展。以全国医疗卫生机构病床的分布为例，1965年农村只占40%，短短十年后，到1975年，这个比重已提高到60%。全国卫生经费65%以上用于农村。而指示对农村巡回医疗和合作医疗的有力推动，更为改变农村医疗卫生面貌奠定了基础。

　　其中有两个显著成体系的道器变通之变：

　　第一，城市卫生人员到农村开展巡回医疗作为一种制度大大得到强化。

　　这种制度不复杂，只是要求城市凡主治医师以上的医药卫生技术人员，除年老体弱多病者外，都要分期分批轮流参加。在巡回医疗中大批医务工作者下乡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深入农民家中或田间地头看病治疗。很多知名的专家也纷纷下乡，在为群众看病的同时，手把手地辅导农村卫生人员，提高他们的技术水平，培训出的"赤脚医生"成为了为农民提供初级医疗服务的主要力量。

　　到1975年底，全国有赤脚医生150多万，生产队的卫生员、接生员390多万。全国城市和解放军医务人员先后有110多万人次下农村巡回医疗，有十几万城市医务人员在农村安家落户。高等医药院校毕业生70%以上分配到农村。全国5万多个农村人民公社，基本上都建立起了卫生院。巡回医疗制度一直延续至今。其间还出现了对口支援、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等形式。

　　第二，农村合作医疗体系建立起来。

　　卫生部选取了湖北省麻城、江西省句容县、北京通县和湖南省湘阴县四个地方进行试点，总结了很多切实可行的经验。

　　1968年底，毛主席批发了湖北省长阳县乐园人民公社举办合作医疗的经验，称赞"合作医疗好"。

　　1968年12月5日，《人民日报》头版报道了湖北省宜昌地区长阳县乐园公社成功举办合作医疗的试点经验

　　1966年春，长阳县乐园公社经历了一场罕见的大疫情，全公社有1000多人染上了百日咳、麻疹、脑炎等流行疾病。仅杜家村大队耳厢生产队在一天内就死了4个麻疹合并肺炎患儿。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长阳县委、县人委一面指挥控制，一面由县卫生局局长带队在乐园公社开展农村卫生工作改革和整顿试点，以“合作医疗”办法开展治病防病。

　　覃祥官(右一)深夜出诊

　　从1966年8月开始，以覃祥官为代表的医务工作者一心扑在杜家村大队的合作医疗试点上，创立了合作医疗新制度。这种合作医疗制度的主要内容是：农民每人每年交1元合作医疗费，大队再从集体公益金中人均提留0.5元作为合作医疗基金。除个别老痼疾病需要常年吃药外，群众每次看病只交5分钱挂号费，吃药不另交钱。同时，以“三土”(土医、土药、土药房)、“四自”(自种、自采、自制、自用)为特点，大队卫生室和小队土药房都开辟了药园，种植了大量的常用易植药物。由于大量的廉价中草药和自制成药充实了卫生室、土药房，减少了合作医疗经费的开支，减轻了农民的负担。做到了“有病早治，无病早防”，体现了“出钱不多，治疗便利;小病不出寨，大病不出队”的好处，深受广大农民群众的拥护。

　　覃祥官(左一)与社员一起参加学习

　　1968年，中央有关部门专门就该报道进行核实，并在北京郊区黄村、良乡两个公社开了2次座谈会。在党中央高度重视下，同年12月5日，一篇题为《深受贫下中农欢迎的合作医疗制度》文章及《黄村、良乡公社对乐园公社实行合作医疗制度的意见》刊登在《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在长阳县档案馆还保存着珠江电影制片厂当年拍摄的纪录片《合作医疗好》，长阳县合作医疗的成功经验迅速传遍全国，覃祥官作为拥护合作医疗制度好医生的典型被浓墨重彩地写入报道为全国人民熟知。

　　1976年9月，覃祥官(中)以中国代表团副代表的身份参加了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召开的世界卫生组织西太平洋区委员会第27届会议、世界卫生组织太平洋区基层卫生保健工作会议

　　随后，土家山寨掀起了大办合作医疗高潮，到1974年初，全县有435个大队实现了合作医疗，占99.77%。参加合作医疗人数占90.3%，有365个大队建立了合作医疗站，赤脚医生达642人。有一批生产队办起了“土药房”，参与者达3500人。在当时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情况下，合作医疗的成功推行，验证了这种制度的优越性，解决了群众治病吃药的困难，提高了医生群众觉悟，使预防为主的方针落实到行动中，通过民主管理基金增强了农民维护好、用好基金的自觉性。从1969年到70年代末期，出现了大办农村合作医疗的热潮。

　　大办合作医疗的政治动员促成了1969年合作医疗的高潮，到1976年全国普及率达到90%以上。

　　合作医疗以最低的成本获得了满足农民基本医疗需求的最高效益，因此，被世界卫生组织誉为“是发展中国家群体解决卫生经费的唯一范例。”并被作为“中国模式”在发展中国家推广。

　　毛主席针对医疗上遇到的全国性顽疾，下猛药医治，可谓稳准狠。

　　那么短的时间，花的成本那样低，效果却是那样的快那样好，难道不是神奇的道器变通吗?

　　参阅：

　　毛主席下猛药治顽疾抓医疗：从“送瘟神”到“6·26指示”

　　事实上，农村赤脚医生与合作医疗，如果没有毛主席在全国范围内运筹帷幄，怎么可能决胜千里?

　　那么多赤脚医生快速成长，当然也得益于来自城市的医生的辅导，就像《春苗》里的方医生那样的。

　　这不也是“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一种体现吗?

　　这一方可就大了，是全中国的农村。

　　没有社会主义，没有毛泽东文化，这一切可能吗?

　　今天我们用来战胜疫情的一整套道器变通，核心内容并不新鲜，我们早就熟悉，“一方有难八方支援”是外在的表现，形象生动。这只有在社会主义新中国才会有。旧中国没有，资本主义国家也不会有。资本主义主义国家如果想学，也可以，那就搞社会主义吧!

　　一定要强调，我们的社会主义优势，是我们独有的，那是毛泽东文化。《龙江颂》里的公字闸，十分关键。公字闸开了，就是社会主义的，否则就不是。关闸，是黄国忠那样的阶级敌人巴不得的。黄国忠巴不得社会主义的水倒流，那不是变道，不是水流快流慢的问题，而是倒行逆施，是道变，从社会主义立场讲，那是行不通的。

　　一定要搞清楚，在私有制下，“一方有难八方支援”为什么不可能?

　　因为在资本主义私有制下，政府要调动八方资源，来支援某个地方，不是靠号召和指令能够实现的，那需要交易，要交易就得有费用。一句话，资本主义世界，金钱至上。

　　资本主义世界里，金钱比人还重要，钱可以主导人。

　　社会主义要胜过资本主义，决不能搞这一套。社会主义必须是人主导钱，由人民当家做主。因此公有制是社会主义的必然选择。

　　有人以为少数有钱人可以过上安逸日子。现在看来，一旦发生像当前这样的疫情，谁也跑不掉。

　　这进一步说明，走社会主义道路才是唯一安全之路，这是想得通说得通行得通的。

　　未来我们如何道器变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