摩罗 ‖ 司马迁：担当道义的华夏

　　人之为人，有一重要标志，就是懂得给自己的生命赋予特殊意义，从而摆脱饥则觅食、欲则寻偶、生则趋附、死则避逃的动物逻辑。在仁人志士看来，肉身只是工具，担当道义才是生命价值所在。

　　人间道义，有彰有隐，彰者为显性道义，隐者为隐性道义。

　　天下大乱则横扫天下，重建安居乐业秩序；天下饥荒则开仓放粮，温饱万民；路见不平则拔刀相向，除暴安良—凡此种种，皆大道大义，身体力行者，往往彰显于世，万众瞩目，美誉天下。

　　此种拯民水火，功垂竹帛之义，可名曰显性道义。

　　恪守伦理纲常，遵循法纪规矩，小有差池，省思痛悔，严重违逆，殉身自罚；为解家国隐患，忍辱负重，直至身败名裂而不惜；为救他人困厄，或成全他人安全、志节、幸福，而肩负压力，甚至以命相搏，捐躯明志—凡此种种，亦皆大道大义—此种道义，往往隐匿不彰。其践履尺度，也宽泛无边，可行三分，可行十分。纵使身死命绝，也往往不为人世广知，仅有三二知情者为之唏嘘。

　　此种隐于常伦、行于日用之义，可名曰隐形道义。

　　《史记》追述史事，始终以道义为经。尧舜禹汤、文王武王、周公召公、管仲商鞅、屈原贾谊、陈胜吴广，皆顶天立地、横刀立马，以显性道义为能事，成为《史记》的主线。其纵横捭阖之气势，血火开拓之力量，成为华夏民族性格之骨架，万世不移。

　　《史记》还有一条伏线，于点点滴滴之间，着力描述隐性道义。承载隐性道义的人物，往往不是皓月腾空，光照环宇，而是小若星粒，需着神细察、用心领悟，方可恍然明白。此伏线所蕴含之精神，对民族性格之形成，产生着润物细无声的滋润作用。

　　周厉王擅权擅利，暴虐无道，引起国人反叛，围攻王宫。厉王逃奔到彘国。反叛者转而找太子出气。召公把太子静藏匿在自己家里，反叛者乃要召公交出太子。召公交出自己的儿子，代太子受死，而将太子一直藏匿14年。直到厉王在彘国辞世，周公召公才扶持太子静登基，是为周宣王。送子代死，其义何其大哉。

　　吴王伐楚，楚昭王投奔随国避难。吴军围随，索要昭王。随国弱小，抵挡不住吴军屠戮。若是交出楚昭王，显系不义。在要么背弃道义、交出楚昭王，要么保护楚昭王，宁愿被吴军屠国的两难选择之外，随王之子綦，想出了第三种办法：把楚王保护好，由他装扮成楚昭王，交给吴军发落。最后占卜决断时，卜象显示此法无法保护楚昭王，遂罢（《史记·伍子胥列传》）。公子綦主动提出代人受死，其义何其大哉。

　　楚平王的太子，名建，因宫廷权斗逃到郑国。后来阴谋篡郑，被郑国所诛。建之子白公胜逃到吴国，多年以后始返楚。郑国有杀父之仇，白公故恨郑。楚王派令尹子西伐郑，子西却结盟而还。白公率石乞愤而袭杀子西于朝堂，并自立为楚王。事败之后，白公与石乞亡走深山。白公自杀，石乞被捕。朝廷要石乞交代白公遗体何处，否则将烹。石乞为了保护白公遗体，拒绝交代，慨然就烹（《史记·伍子胥列传》）。这种为了维护道义而牺牲自我生命的文化信念，是古代中国精神文化的一项重要特征。类似召公之子、随公子綦、石乞这种舍身就义故事，在《史记》中遍地开花，随处可见。

　　赵氏孤儿，一个历史上久盛不衰的故事，本源于真实的历史事件。赵氏家族，世世代代执晋国朝政，与晋公室、各大夫、各朝臣，都有剪不断、理还乱的矛盾。赵盾进谏晋灵公不果，被灵公追杀。赵穿乃“弑灵公，而立襄公弟黑臀，是为成公。”晋景公三年，超盾之子赵朔为官于朝，“大夫屠岸贾欲诛赵氏。”大臣韩厥建议赵朔逃亡。赵朔说：“只要你保证让我赵家不绝祀，我死而无憾。”

　　屠岸贾不请示晋景公，擅自率兵围剿赵氏，“杀赵朔、赵同、赵括、赵婴齐，皆灭其族。”

　　赵家的遭遇博得许多人的同情，人们从道义上不能接受屠岸贾的暴行。赵朔的妻子是晋室长公主，因特殊身份免于受难，并为赵朔留下一个遗腹子。人们的道义感逐步集中到如何保护这个遗腹子，以求赵家不绝祀。

　　赵朔门客公孙杵臼，对赵朔友人程婴说：“抚养孤儿长大，和以死转移屠岸贾的注意力，哪个更难？”程婴说：“抚养孤儿更难。”公孙杵臼说：“你来承担难的，我来承担容易的。”于是公孙杵臼假装躲在深山，抚养赵氏孤儿，被屠岸贾追杀屠戮。程婴则带着真的赵氏孤儿，躲在其他地方抚养。这一切都在韩厥的保护下进行。到孤儿赵武成年，韩厥才将真相公布于天下。赵武后来成为晋国执政，是春秋中期享誉天下的大政治家。

　　程婴在赵武身份公开之后，感觉已经完成使命，需要尽早去阴曹地府向公孙杵臼和赵朔复命，乃自杀。

　　公孙杵臼、程婴以命保护赵氏孤儿的行为，不但超过了功利诉求，也超过了正常的公德与私德要求。黄帝尧舜以来的政治理想和圣人德操，都没有提出过这样严苛的要求。可是，他们内心供奉着一种道义，为了维护这个道义，他们觉得该付出什么就付出什么，包括财产、地位、声誉、生命、家族命运等等。

　　现代哲学伦理学把个体生命看作至高无上的存在，自有其道理。但是中国古人并不这么看问题。在正人君子看来，个体生命乃是承担和践履道义的工具。为了道义，生命随时可以捐弃。

　　司马迁在交代《刺客列传》写作动机时指出：“曹子匕首，鲁获其田，齐明其信；豫让义不为二心。”（《史记·太史公自序》）。该文叙写曹沫、专诸、豫让、聂政聂荣、荆轲除暴灭强之事，刀笔所向，处处突显担当道义之勇。仅荆轲刺秦王一事，即可多重发掘阐释。

　　第一重。秦国叛将樊于期投奔燕国，燕臣认为不可收留樊于期，以免秦国以此攻燕，主张将樊于期送给匈奴。燕太子丹以道义为重，不忍遗弃樊于期，甘冒激怒秦王之风险。

　　第二重。燕太子丹与义士田光讨论行刺秦王，田光以老迈衰朽、无力报国而辞谢，同时推荐好友荆轲。丹嘱咐国事重大，必须严加保密。田光给荆轲交代任务之后，立即自刎，以报太子丹信托，绝泄密之忧。

　　第三重。荆轲受命后，苦于无法接近秦王。樊于期是秦国悬赏千金的叛将，如果能持樊于期首级去秦国领赏，必可亲近秦王。樊于期一听此意，二话不说，举剑自刭，以助荆轲，亦伸灭秦之志。

　　第四重。荆轲深知行刺秦王风险极大，可是为了打击霸权、除暴安良，为了报答燕太子丹的推重信赖，乃勇担道义，置生死于度外，颇有“乾坤特重我头轻”气概。

　　重道义而轻生死，是文明高度发达才会出现的精神追求。荆轲刺秦王是当时一件重大国际事件，涉事各方，均把个人生死置之度外，由道义凝聚在一起，共同推进事件的发展。该文主人公个个都是伸张人间道义的仁人志士。那是一个由道义主导着人们行为的理想世界。

　　道义乃是一种需要有人维护、有人担当的精神价值，仁人志士以生命守护，道义即可彰显，生民即会遵循。如果仁人志士不以道义为重，或因贪生怕死而漠视道义，或因徇私谋利而伤害道义，则大道无以立，大义无以存。人间社会，将重沦兽道。所以，做道义的承载者，才是人生的价值所在。这既是种族的需要，也是个人的需要。

　　华夏大族，不但需要担当道义之仁人志士，还需将此勇力，内化为民族性格，标榜为价值原则，才可永葆文明昌盛，种族繁荣。太史公深明此理，故着力为之。

　　司马迁在回顾自己的成长经历和教育资源时，提到代表尧舜道统的六经。“是故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道事，诗以达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义。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太史公自序》）他以“义”概括历史著作《春秋》的内在品质，而他的志向，恰是以《春秋》为表率而撰写历史著作，无疑是在自觉地张大道义。

　　司马迁终其一生，致力于叙史传经，追寻华夏道统，塑造民族性格。他为了完成《史记》，主动要求将死刑改为宫刑，忍辱终生，绝不只是为了整理史料，讲述史事，而是为了把某种精神价值，提炼给千秋万代。《史记》52万言，“义”字出现463次，仅《太史公自序》中就出现23次。在一一介绍130篇文章的创作主旨时，有15篇文章突出了“义”主题。其他没有谈到的，又何尝不饱含义谛。下面引列8条一览。

　　穆公思义。（《太史公自序·秦本纪》）第五。

　　汉乃扶义征伐。（《太史公自序·秦楚之际月表》）

　　推恩行义。（《太史公自序·王子侯者年表》）

　　嘉庄王之义，（《太史公自序·楚世家》）

　　文侯慕义。（《太史公自序·魏世家》）

　　末世争利，维彼奔义。（《太史公自序·伯夷列传》）

　　崇仁厉义。（《太史公自序·仲尼弟子列传》）

　　明礼义之统纪。（《太史公自序·孟子荀卿列传》）

　　豫让义不为二心。（《太史公自序·刺客列传》）

　　司马迁对义的尊崇，渊源有自。六经之义，早就化入其血液。儒家先圣，皆以义为核心价值之一。

　　“见义不为，无勇也。”（《论语·为政》）“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隐居以求其志，行义以达其道。”（《论语·季氏》）《孟子》开宗明义第一条就是崇义。

　　孟子一见梁惠王，开门见山就提出忠告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孟子·梁惠王上》）

　　汉代大儒董仲舒曰：“夫仁人者，正其谊（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汉书·董仲舒传》）董仲舒（前179-前104年）比司马迁（前145年-？）年长34岁。当他年老辞世时，司马迁39岁。据说司马迁曾经问道于董仲舒。《史记·太史公自序》中，司马迁将一段关于孔子维护周礼与王道之大志大功的阐述，安排在董仲舒身上（“余闻董生曰”），他显然把董仲舒看作周公孔子的衣钵传人。董子之义，就是孔孟之义。

　　司马迁继承六经之义和孔孟之义，把他们整合为相连缀的道统，并自觉地从中汲取担当道义的力量，至少可以从同代人董仲舒那里，得到无形的启示和支持。

　　纵观《史记》的写作过程，和文本所显示的价值追求，很显然，道义是司马迁极其看重的一种精神要素，也是他自觉地贯穿于《史记》全书的重大主题。

　　（原载经崖国学教育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