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烈故事：《毛家六烈士—毛泽民》连载之血洒天山

“狼种猪”现出军阀本质，大肆炮制冤假错案，捕杀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

　　随着国内国际形势发生剧烈变化。盛世才错误地认为，国际国内形势已经大变，苏联危在旦夕，苏联和中共都靠不住了。加上蒋介石对他的拉拢利诱，从而加快了反苏反共、投靠蒋介石的步伐。对中共的政治态度也变得强硬起来。派遣大批国民党特务跟踪、窃听中共党员的一切行动。

　　年底，盛世才派出视察团，带去大批公安局长和县长到南疆，与中共人员搞“摩擦”，借故陷害甚至逮捕中共人员，蓄意恶化与中共的关系。

　　对于盛世才的军阀本质，中共代表都有比较深刻的了解和清醒的认识。

　　第一任中共驻新疆党代表陈云就曾一针见血地分析了其中的利害关系。他说：“盛世才是个军阀，而且有很大的野心。他与苏联及我党建立联系，在他是想借助苏联来巩固、扩大自己的势力，向国民党闹独立性；在苏联是想稳住他，求得那段边界线的平安；在我们是想扩大统一战线，并保持一条和苏联之间物资与人员往来的通道。”

　　第二任中共驻新疆代表邓发曾与盛世才违背“六大政策”的言行做过坚决的斗争，因此导致两人关系紧张。盛世才对他恨之入骨，最终把他排挤出新疆。

　　1939年9月，邓发在向中共第三任代表陈潭秋交班时，邓发曾经这样评价说：“盛世才就其出身来说是个有野心的军阀，就其思想来说是个土皇帝，就其行为来说是个狼种猪。” 邓发还对党内同志们说过：“盛世才革命是不可靠的，他不是马克思主义者。”陈潭秋对于盛世才也有着同样的认识，只是在斗争的方法更为策略一些。

　　1941年7月29日，盛世才以照顾毛泽民身体为由，免去他财政厅代厅长的职务，改任新疆省民政厅代厅长。
　　接到调令的那天晚上，毛泽民忧虑地对朱旦华说：“不知道盛世才还会让我们在新疆工作多久。”

　　此时的盛世才日益趋向公开反共。1942年2月，盛世才突然组织了一个有30多人参加的“审判委员会”，宣称要审判杜重远、陈培生“阴谋暴动案”，并复审“阿山案件”。盛世才指定周彬(毛泽民)和赵实(王宝乾)参加审判委员会。王宝乾系联共党员，时任新疆日报社社长兼外交办事处处长，也是受盛世才邀请来新疆帮助工作的。

　　所谓“杜重远阴谋暴动案”和“陈培生阴谋暴动案”，都是盛世才一手炮制的假案。

　　1939年10月，盛世才经过精心策划，制造的所谓“汪精卫系统的阴谋暴动案”，将爱国民主人士杜重远逮捕。由此牵连达数千人。大批人被逮捕，有的被毒打致死，有的被毒死、绞死，有的被枪杀，有的遭长期监禁，成为新疆历史上最大的冤案、惨案之一。

　　“陈培生阴谋暴动案”又称“陈武案”，是盛世才为打击苏联力量、夺回边务处大权而炮制的一起假案。陈培生，原名刘进中，联共党员，是莫斯科派到新疆工作的。武佐军是黑龙江省宁安县人，随东北义勇军退入苏联，后随军来到新疆。陈、武二人都是新疆边务处副处长。而新疆边务处受共产国际直接领导，虽然名义上盛世才是边务处处长，但边务处的业务工作完全是独立的，与盛世才没有任何关系，一切情报直接送到莫斯科。陈、武两人掌握了盛世才许多机密。盛世才一直想拉拢他们，把边务处完全控制在自己的手心里。

　　盛世才曾找陈培生秘密谈话。他说：“我既不相信苏联人，也不相信延安来的人，很担心延安派来的人做事不稳，私下活动太多。”他赤裸裸地要陈培生监视中共在新人员的活动。在遭到陈培生的拒绝之后，盛世才便捏造罪名，置他于死地。1940年夏，盛世才突然通知陈培生停止工作，准备去莫斯科接受政治检查。陈培生到莫斯科后，才知道盛世才已向莫斯科揭发他是托洛茨基分子，是日本派驻新疆的特务组织的总头目。陈培生立即被苏方监禁。随后，盛世才又收拾武佐军，将他逮捕，百般折磨，最后惨死在狱中。盛世才通过“陈武案”清洗了边务处主要干部。两年间，在边务处工作的100多人几乎全部被捕。

　　“阿山案件”又名“布哈提事件”。苏联十月革命后，不少自卫军分子逃来新疆，人称“白俄”，有的还被盛世才安排了重要的工作。阿勒泰专员布哈提就是其中之一。苏德战争爆发后，布哈提为配合苏联国内反动势力颠覆苏维埃政权，乘机唆使富蕴县县长叛乱，把在富蕴县工作的7名苏联专家抓起来，五花大绑地推上干柴堆，将他们活活烧死。苏联政府外交部对这一反革命事件提出抗议，新疆各阶层人士也强烈要求惩办凶手。迫于形势，盛世才逮捕了布哈提等11名为首者，将他们押到迪化公开审判。

　　盛世才组织了以李英奇为首的“审判委员会”，负责审理这几个案件、特别是布哈提叛乱案，妄图将中共人员卷入反苏活动之中。　　陈潭秋、毛泽民和王宝乾看穿了盛世才的险恶用心。经过慎重研究后，他们请示了党中央，决定毛泽民在审判结束签字时附加下述意见：“本席没有参加全部审判”；“对牵涉苏联公民一节，该犯所提供之口供与犯罪证据，其确实性如何，本席不能作任何结论，并认为仅据此不能证实苏联公民之犯罪行为”。巧妙地躲过了盛世才设下的圈套。

　　1942年，毛泽民意识到统一战线的形势相当严峻，几乎已经到了不可能挽回的地步，因此，他向延安致电，建议党在新疆主要负责同志和一批干部先行撤离。

　　毛泽民亲自精心布置安排，将处境岌岌可危的大文豪茅盾和著名翻译家张仲实撤离新疆。

　　每当回忆起这一段经历，茅盾和张仲实都为死里逃生而暗自庆幸，也为在艰险条件下开辟革命工作的毛泽民等同志的牺牲而深感悲痛。

　　至于毛泽民自己，在被抓走之前精神上就有准备，为了保障国际通道的通畅，为了给新疆各族人民谋利益，他还要继续在险象环生的环境中生活和工作下去。他多次表示，我可以留下来坚持。他对身边的同志说：“作为—个共产党员，怕什么杀头?我决意和大家在一起，战斗到最后!”

　　毛泽民时刻提醒身边的工作人员注意安全。他对警卫员王发浩交代说：“小王啊，你要注意，我很可能遇到不测的风云。你比较年轻，你要注意自己，要和其他同志保持联络。”

　　解放后，王发浩还一直在新疆地区工作。常常提起毛泽民对自己的关心。

　　这年的7月2日，毛泽民已经无法开展工作，于是提出辞去民政厅代厅长职务。

　　就在毛泽民辞职的第二天，蒋介石派第八战区司令长官朱绍良等人飞往迪化，统一战线的破裂已是覆水难收。不久，盛世才就动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