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甲才：在“共社”俱亡教训中正确理解斯大林

——纪念“十月革命”胜利100周年

　　2017年11月7日是“十月革命”胜利的100周年，抚今追昔，“国际共运”因苏联成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而进入高潮，又因苏联、东欧“共社”的消失跌入低谷。从定性的角度分析，不是列宁斯大林领导的苏共、苏联社会主义失败了，而是从赫鲁晓夫时代起搞修正主义的“苏共社”(注1)失败了。因而，“十月革命”的原则依然光芒万丈。对于从来没有搞过社会主义、或搞过失败了的国家仍有普遍意义。

　　马克思指出：“暴力是每一个孕育着新社会的旧社会的助产婆，暴力本身就是一种经济力”。又说“哲学不是叫人信任它的结论，而是要你思考”。还指明：“如果斗争是在极顺利的成功机会的条件下才着手进行，那么创造世界历史未免就太容易了”。搞社会主义意想一帆风顺是非常幼稚的，因为公有制结构性的本质，失去却是极其方便的。

　　“十月革命”是自500年前，英国政治家托马斯·莫尔于1515年至1916年完成的、《关于最完美的国家制度和乌托邦新岛既有益又有趣的金书》，被以后简称为《乌托邦》，出现空想社会主义学说以来，首次由理论变成了现实。最根本的质变是诞生了公有制为基本经济制度的完全新型的社会，快速地推动了世界历史的飞跃。有了与资本主义完全不同的社会主义的比较，迫使资本主义不得不进行改良，提高被压迫阶级的福利待遇，以规避全盘失败的危险性。

　　中国百多年来各种救国救民主张，在均以失败而告终的局势动荡中，“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别无选择，只能搞社会主义。毛主席领导党和人民浴血奋战，也“只有社会主义救了中国”。苏联、中国、东欧走社会主义道路使全球“旧貌变新颜”。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成为不可抗拒的的历史潮流，先后有100多个国家从殖民主义的铁幕下得到了独立解放。

　　列宁在“十月革命”胜利后被特务暗杀枪击伤害了健康，1924年1月21日离世。斯大林继任。历经多重艰难困苦，把一个落后、野蛮的俄国建成了强大的(苏联)社会主义国家。又在“二战”中战胜了希特勒法西斯侵略，打出了一个社会主义阵营，改变了世界的格局。西方世界的资产阶级同病相怜、一损俱损，失去了昔日与惧怕失去高高在上的美好，极端的仇恨斯大林、百般污蔑斯大林。

　　斯大林接手列宁担负苏共最高领导职务干高擎社会主义大旗，同列宁一样都有第一次创新的特点，毫无可借鉴的经验。党内外干扰不断，国内外敌人捣乱不止。斯大林专不维持必要的权威社会主义能保持一天吗?内外反社会主义的话能听吗?如果听任过不了社会主义革命关的同路人、机会主义者、动摇者等的靡靡之音，恐怕社会主义就就淹没在莫衷一是的口水中。从后来的另一方面参照，说服教育留下了一大批活口走资派，“中共社”被断送了。爬上岸的落水狗可不心慈手软，绝不拖泥带水。

　　国际上多年来咒骂、污蔑斯大林的混蛋们，不是斯大林有什么不妥。而是他在全世界第一个第一次将苏式社会主义，在全球帝国主义祈盼倒台中亲手建成为名实相副的社会主义国家。并奠定了苏联成为超级大国的全面基础，还促成了震惊世界的社会主义阵营。

　　责备斯大林未归还俄沙皇时代抢夺中国的大片领土，在毛主席、社会主义时代是个错误。对中国的不当做法、说法，也是因为中国那时不是社会主义国家。在目前按“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工人没有祖国”的马列主义衡量，瑕不掩瑜。

　　中国共产党夺取政权建立新中国，斯大林在医治二战创伤的非常困难时候就给于了有力的援助支持。156个项目在中国几乎都是零的突破，为工业起步创造了腾飞的基础条件。1979年“改开搞”开始至今，同国际接轨得到了多少个填补技术空白的引进?可以说以市场换技术没有一项成功。

　　苏共党内走资派反斯大林所谓个人崇拜，不是为了巩固、提高、推进社会主义，而是要逐步取消社会主义。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安德罗波夫、戈尔巴乔夫证明了这个判断的正确性。他们表面是无产阶级政党领袖的皮囊，实质是资产阶级世界观。

　　诽谤斯大林专制、独裁、个人崇拜，不接受其它同志的意见，多是因为他们不是把社会主义的成败放在首要位置考虑。托洛茨基、布哈林、李可夫、加米涅夫等都是这样的情况。从毛主席在文革中打倒走资派系统，当时人们难以理解，现在不会认为搞错了“功臣”吧，斯大林肃反也是这样。几十万人被无限扩大到几千万、五千万人。现在该清楚到底是多少、什么货色了。设身处地的想一想苏联当时孤立无援，处在四面受敌如铁桶般的包围中，不用铁手腕拿掉那些肆无忌惮的破坏者，怎能保住苏联。1918年革命成功的匈牙利被内外反动势力反攻倒算干掉，上绞刑架的革命者被形容如森立一样。

　　法国的罗曼·罗兰当时就不那样认为。先誓死反斯大林、后看到苏联解体后惨状的季诺维也夫认为：“注意到俄罗斯1985年之后发生的一切，照我看来，应该重新评价三十年代斯大林镇反活动”，“这都是有事实根据的，新社会制度的建立往往伴随同各种势力的斗争，这个斗争将人们分裂为相互敌对的阵营”。并认为对“反共的反革命”肃清的还不彻底。(《俄罗斯共产主义的悲剧》181页)。乌云不能天衣无缝将光辉永远遮盖。

　　戈尔巴乔夫1985年上台后所作的唯一正确的一件事，就是提醒中国不要走苏联变成俄罗斯之路。

　　2017年“4月7日—10日由俄罗斯独立调查机构列瓦达中心所作的民意调查中，俄罗斯民众被要求选出有史以来10位最伟大的人物”，“斯大林名列第一”，“戈尔巴乔夫垫底”。“这并不是斯大林第一次列民调榜首”，2016年的“一次20世纪最伟大的政治家调查当中，斯大林、列宁和普京并列第一，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并列倒数第一”。“民调测试机构列瓦达中心是由反共公知掌控的，历史上曾经有过好几次修改民调来降低斯大林支持度的不良纪录。因此，斯大林的实际支持度只能比这些民调更高”。“相比之下，中国专家们却始终不承认斯大林热，相反还不断的极力宣传苏联公知们制造的一些政治段子。其实，那些苏联公知们也就和戈尔巴乔夫一样，虽然掌握了宣传机器，但他们所制造的谣言早已在百姓中臭不可闻”。(鹿野《从斯大林再度名列民调榜首说起》察网2017年7月4日)

　　以平凡平等的标准看待斯大林就正常了，就不会求全责备。反之，还是潜意识的金要足赤、人为完人的规则在作祟，无论什么都要按全知全能的神仙标准衡量对待，稍有必不可免的失误就大力讨伐是不正常的。按生物学的职能评价，斯大林长了一个脑袋，任何人也是一个脑袋。

　　帝国主义耗费巨大的人、财、物力竭尽所能疯狂反共反社，证明了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有无可比拟的优越性、先进性、人民共富的特质，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克星、劲敌。如果社会主义是踏进了一条万丈深渊的不归路，一贯精于斤斤计较利益最大化、与社会主义势不两立的帝国主义统治者是脑残的白痴傻瓜?让其自亡岂不万事大吉?何必费神绞尽脑汁反社。

　　搞修正主义的走资派团伙埋葬了苏联后出现的俄罗斯和独联体，并不比社会主义时代更强大富裕，而是每况愈下的衰微破败，成为西方家族的一员并不比老鼠变成老虎的机遇多。不要社会主义并非一好两好、欢天喜地，幻想作西方温柔怀抱的宠儿的单相思落空。俄罗斯成了“共社”时代遗留的核武器支撑的空架子，变为依靠出卖能源混日子的世界加油站。昔日的超级大国威势风采纹丝不存，一个收回克里米亚的举措被制裁便叫苦不迭、狼狈不堪。

　　苏共尽管搞了逐步阉割社会主义构成的修正主义，堕落为社会帝国主义，还是依靠社会主义时期的惯性威力。1986年有很惊人的45000枚核弹头;1985年前每个家庭平均有一台冰箱、洗衣机、电视机;粗钢、轧钢、水泥、金属切(割)削机械、联合收割机、拖拉机产量都超过了美国。小麦、鱼类、猪肉、牛奶、棉花同美国不相上下。绝大多数人受过良好的教育。医生、病床人均数量也超过了美国。科技、工业、军事与美国平起平坐甚至走在了美国的前边。一个超级大国在和平演变的闹剧中令世界不解的坍塌了。只有毛主席一人巨声进行了事前忠告。

　　在目前的形势下，怀念“十月革命”100周年，按马克思浪漫主义的理论情怀名言：“当你能够想你愿意想的东西，并且能够把你所想的东西说出来的时候，这是非常幸福的时候”。再严酷的文化专制，无论如何也约束不了人的思维活动。

　　注1，苏共社：苏联，苏联共产党、苏联社会主义

　　附：四篇读书笔记。

　　二00四年六月二十日

　　一、肃反真相：被逼不得已而为的自卫

　　——读罗曼·罗兰《莫斯科日记》

　　斯大林清洗肃反，被后来的人按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论调说成大屠杀、大迫害、大镇压 ，可能是只知其一镇反，不知其二或者回避其二的原因。一些文章中出现很大的“屠杀镇压”数字难辨确实与否。奉劝读法国罗曼·罗兰1935年的《莫斯科日记》。

　　追根寻源，根据罗曼·罗兰的《莫斯科日记》中记述的实情，镇反的起因是因为基洛夫被暗杀。基洛夫是1930年的中央政治局委员，1934年任联共(布)中央委员会书记。斯大林独特解释：“我们已经得悉，犯罪的恐怖分子在凶残的杀害了基洛夫之后，还打算对其他的领导人实行凶残的计划。为预防这种罪行，我们承担了枪毙这些先生们的不愉快的责任。”而且，罗曼罗兰认为“有力地镇压参与密谋反对基洛夫的帮凶百分之百正确”。斯大林还向罗讲了“资本主义世界的敌人真是不遗余力，把特务派到各个阶层中，去毒害妇女儿童。有些出身旧家庭的年轻女人竟然混入与党的领导者亲密接触的范围内，想毒死他们。”负责克里姆林宫保卫工作的斯大林的“朋友”叶努基泽，是谋反的首领，“竭尽全力将自己的人安插在克里姆林宫，准备去暗杀斯大林”。叶努基泽给斯大林家里介绍的“女图书管理员对斯大林下毒手”，“在动手时被抓获”。同时“由匪帮分子组织和操纵的”“发生在孩子们身上的事则更糟糕，到处组织黑帮团伙，十五六个小坏蛋，手持凶器，去暗杀‘青年突击手’，不论是男是女”，“把积极分子沉在井里”。罗讲“令人发指的罪行，又都是妇女儿童在阴暗处干的勾当”，他“第一次看到了这个残酷的现实”，批评“西方将这些事实忘得一干二净，那就是野蛮凶暴的旧俄国还依然存在”。

　　联系到列宁曾被刺杀，一场镇反也就再所难免了。斯大林当时并非头脑发热，而且十分冷静清楚，他向罗讲：“置身政治之外，落得两手干净，这样最好，但如果我们要想解放全体被奴役的人，那么我们就没有权利置身于政治之外。当我们同意投身政治之中，那么我们的言行都不是为自己，而是服务于国家，因为国家要我们不讲情面”。(引号内均引自罗曼罗兰的《莫斯科日记》)斯大林作为一代苏共领袖多年，不可能不知道杀人对自己是什么后果。尽管杀的很合理。

　　列宁被暗杀时，帝国主义拍手称快，其时美国还宣布列宁是间谍，混到斯大林身边投毒暗杀未遂，又成功暗杀了基洛夫，这是多么的触目惊心。可见局面是非常的混乱，难道不应主动出击，制止大范围的暗杀行为?被动的坐等暗杀一个查一个，这就不是扩大了?对等思维，他们那样杀人，难道人家就不应“镇压”?不针锋相对清洗坏人怎能稳住局面。况且当时苏共中央不团结有帮派，孟什维克的思想影响仍然存在。时任苏共政治局委员的季诺维也夫和俄共政治局委员加米涅夫“确实知道刺杀基洛夫的密谋，可任其发展，甚至希望刺杀能成功”。可见苏共中央内的矛盾分歧很严重。

　　把问题提到现实的角度就能清楚理解认识。如果现在中国发生类似列宁的建党开国领袖被暗杀得逞，又刺杀第二任类似斯大林的领袖未遂，直到政治局委员被暗杀，其他委员知道任其发展不报告。经常和党的最高领导人在一起的工作人员对其下毒手，又是中央警卫局安排的人。可见全国的政 局是非常动荡不稳，况且苏联地域很辽阔，能枪击列宁，下面的都不知被暗杀了多少?全国到处频繁发生暗杀惨案，敌对分子这样多而猖狂，不镇压能行吗?当时苏联形势极其混乱，斯大林用点“个人崇拜”去镇反不过分。时至今日，针对当时的局面，谁又能找出个什么和平民主自由的办法解决问题。一个领袖很多人崇拜是正常的。

　　一九六五年六月八日，刚刚替代赫鲁晓夫的勃烈日涅夫，面临卫国战争胜利二十周年纪念日要做报告，如何评价斯大林成了不好处理的问题。勃在四个小时的报告中，只一句“在非常情况下组成了以斯大林为首的国防委员会来领导反击敌人的一切行动”。“平平淡淡的话引来了克里姆林宫大礼堂一阵热烈的掌声”(自《勃烈日涅夫传》)。此时苏共反斯大林在内外搞了十多年。可见反斯大林并不是人们的普遍愿望。能直接参加会议听取勃的报告也不是任何人都可以参加的;能把此句话写进报告也决非一个人的意见。

　　列宁被暗杀后逝世，斯大林被暗杀未遂，镇压反革命合乎情理，其时其后从未见过谴责此类暗杀行动的文章，为什么不全面叙述?只说“大屠杀”显然有偏见。当时“所有国家的资产者”“对苏联怀有本能的仇恨”，“想让苏联的领导人尽快的完蛋”，“组织恐怖分子”，“经由德国、波兰和芬兰进入苏联”，“资产阶级正在相当残酷地和苏维埃作斗争，而随后却在报刊上径自喊叫苏联人的残忍。一只手在将恐怖分子、杀手、流氓、毒杀者派到(苏联)来，而另一只手在写关于布尔什维克不人道的文章。”苏联在当时党内外非常错综复杂的情况下清除暗杀者，不可避免要出点差错，谁又能保证怎样制止大范围的暗杀不漏掉坏人，又不“扩大化”呢?赫鲁晓夫等不可能只知其一镇反杀人，不知(其二)当时的背景。

　　罗是法国著名记者，在《莫斯科日记》中记述了当时苏联全国到处发生暗杀事件发展到暗杀了中央政治局委员，引发了肃反清洗运动。局外人看问题客观公正些，比党内人偏见少。赫鲁晓夫生前对斯大林好话说尽，斯大林仍未安排“接班”，想了些“办法”夺得最高权力，当然很有意见，做掘墓焚尸的过分事。中国也有类似情况，西方政要对毛主席的看法比死后党内人客观平和些。

　　以后对当时肃反运动的评价，凡是前人干的一律否定翻案，放弃原则，不分事非讨好，以求得支持，这是卑劣的行为，政客的手段，赫鲁晓夫是此。反斯大林动摇了对社会主义的向心力。

　　二、“二战”初斯大林没有被法西斯德国迷惑

　　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签订，不是斯大林看错了希特勒，而是当时内外形势严峻，内乱不止，英美等封锁不停，为了争取时间以便充分备战。一九三五年六月二十八日斯大林在接受罗曼·罗兰采访时讲，“如果由希特勒分子挑起的战争一旦爆发，那么共产党人将参军参战向希特勒分子开火”。当时德意日联盟，美国等在珍珠港事件前袖手旁观，苏联又被帝国主义封锁制裁，搞点权宜之计本应无可厚非。根据《勃烈日涅夫传》表明，“对希特勒及法西斯国家的仇视在三十年代中后期已经深入人心”，斯大林签约“用意是尽量不给希特勒造成侵略苏联的借口”，“为了有更多的时间为承受重击做准备。加快国防工业的发展速度成为备战工作的核心内容。为加快国防工业建设，新建扩建一批大型军工企业”。

　　一九三九年九月制定出一系列军事动员工作的措施，相当的企业转为生产军事装备，中央密电要求全苏各州委设立主管国防工业的州委书记。苏联政府通过了一系列决议，把七小时工作制度改为八小时，六天工作周改为七天，禁止职工擅自离开企业和机关，加班加点生产枪炮造子弹。这些都是在一九三九年八月二十三日签约后采取的措施，表明了斯大林并未被“苏德互不侵犯条约”所迷惑，并不相信德国不进攻苏联。

　　各州委每天“要向莫斯科上报重要项目建设进度和重要产品生产情况的报表，还要随时准备送交斯大林查阅”。勃烈日涅夫就是在中央密电后，担任了苏联南方冶金工业中心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主管国防工业的州委书记，在1940年普遍进行战备动员中，勃“完成了一项棘手的工作”,解释清楚了既和德国签订了条约，为何又要增加劳动强度，全国取消休假日这个难题。“同志们，我们要一直解释到法西斯德国彻底垮台为止”。这就是勃作军事动员的名言。

　　后来勃追随赫鲁晓夫的非斯大林化，不可能为斯大林开脱德国进攻苏联前期战事失败的责任。从1934年12月基洛夫被暗杀到1941年6月德国进攻苏联，只有6年半时间，内忧外患频繁，党内外矛盾迭起，国内党内局势不稳，使战争初期失利的原因。

　　2004年6月25日 石家庄

　　三、祸害猛如虎，何时才能灭?

　　联系到现在的吸毒贩毒、拐卖人口、假冒伪劣、黑社会势力、抢劫偷盗、欺行霸市、坑蒙拐骗、赌博成风、走私难除等蔓延猖獗，威胁到全社会的各个角落，危害到每一个家庭，为何屡禁不止。不能说现在投入的警力和科技手段不如建国初期，为何那时能扫除干净，而现在却越来越严重呢?就是因为缺乏有效、得力能制止的决心思想和措施，采用的是制裁不住的无效方式。这不是西北无垠的大沙漠，历史遗留下来的一时难以变成绿地，而是前人已消灭干净后出现的。如果现在要清除以上种种社会毒瘤，恐怕不是搞掉几百万坏人。暂无此可能性，非列斯毛一类领袖所能为。

　　如果不是玩弄戏法说说而已，不患得患失，抱一个为国家和人民负责的解决问题的态度，过去能干成的事情为何现在却干不成?“大镇压、大屠杀”式的有多少搞掉多少，搞不彻底再来，采用严历的专政手段和农民种地一样，杂草有多少就锄掉多少，“镇压、屠杀”打击坏人何错之有?有100万就搞掉100万，有200万就搞掉200万，一二百万人也不过是十三亿人的千分之一二。为12.99亿或12.98亿人的正常生存秩序和生活环境，处理掉那些害群之马之狼之毒蛇有何不可?这才是真正代表了最广大人民的利益。如果不是唱高调哄哄人应付了事，分析分析哪一种做法符合人民的利益?如果当今中国有谁为了全国人民的安危，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解决了这几个毒瘤，戴个10吨重的勋章不过分吧!只要看看现在坏人在光天化日之下是何等的猖狂，何等的肆无忌惮，证明社会的正常管理是多么地软弱低能。我们欠缺有德有才有信仰的政治巨人，坚持真正的社会主义。

　　苏联当时混乱不堪，斯大林不患得患失、不计较个人名誉的得失，镇压了一批坏人，那才是真正有品德的领袖，而不是政客。不除掉那些谋杀暗杀的黑恶势力，将国无宁日、人不安生，苏联社会主义有可能夭折。

　　建国初不长时间就消灭了那些社会祸患，而过了几十年的现在却愈演愈烈，为什么不用有效之法、有效的措施?难思其解。俄的黑社会势力要比中国的更加猖獗，都对以往有效的做法说三道四、指手画脚，这和“助纣为虐”、“为虎作伥”有何区别!也可能是学“灵”了，借鉴往事的教训，不干那些对群众有益，与己麻烦的好事。这就是尔后的政客们为了笼络、讨好、翻案留下的遗患。“法治、人权”等的运用不能使好人受气、受难、受害，使坏人、恶人嚣张逍遥。

　　把事干好了，除掉了祸害，过后抛开具体的时代背景，指责、发难、诅咒除恶者，口诛笔伐为人民利益的勇为者，遗患严重。斯大林把那些坏人除掉了;不用铁的手腕，毛泽东等在建国初能把那些祸患铲除干净!难道不值得称道?这是宏观分析。最卑劣的手法是把问题解决过后，说用另外的办法也可以解决而放“马后炮”，妄加评议。

　　具体的微观分析，才能更加清晰的把问题搞清楚。苏联的反革命暗杀基洛夫、党团员、青年突击手。如果是你的亲人，作何感想。黑社会势力作恶多端，草菅人命、为非作歹，奸杀、打杀了你的家人、把你的亲人拐卖了;吸贩毒者破坏了你的家庭;花钱买了假货，假酒、假食品吃喝在你的体内，还有其它的侵害等等，还能在那儿四平八稳的等待按“程序”处理。如若有人挺身而出敢于“大镇压、大屠杀”这些不法之徒，谁遇上了谁都会拍手称快。由于赫鲁晓夫和以后的领导人把斯大林的肃反在全球范围内诽谤咒骂，束缚了人们打击上下邪恶势力的手脚。否定毛主席许多正确的做法，模仿西方搞许多似是而非的法规，胡乱翻案，失去了制裁坏人、坏事的措施和思想意识。这在上层反映的特别明显。把自己看重些;省得落个骂名;处理人被记恨一辈子，到时谁给你说公道话;好处是大家的，得罪人是自己的，这就是否定斯大林后苏东和中国某些责任者对不良社会现象的心理。

　　2004年6月28日

　　四、学者和美国驻苏大使对肃反的认识和看法

　　斯大林的肃反，最先由苏共内部把80万左右肆意渲染引起，影响了全世界，被一些仇恨社会主义的势力所利用，成了抹黑社会主义的“理由”。直至后来，再被戈尔巴乔夫作为妖魔苏联的借口。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竭力把苏联刻画成极权主义社会，导致否定苏联、苏共成为狂潮，美国推波助澜，西方媒体更是不失时机的扩大成肃反镇压了5000万，共同使苏联轰然倒塌。

　　这同中国有相似之处，一些反毛的人说文革中毛主席天天批示杀人。实践是毛主席没有批示杀过一个人，并反复强调“一个不杀，大部不抓”。

　　“十月革命”至“二战”前后苏联一直难以稳定，面临十分复杂、动荡不安的局势。集中体现在内乱、外患和党内矛盾激烈三方面：

　　(一)内乱势力主要有三股：1、被推翻的地主资产阶级的反抗仇视。农民为一点地畔子大打出手，商人为一点利益会闹的不可开交，可以想见，地主资本家被“共产”怎能心甘情愿?2、被打倒的党派不甘心失败。人数不多，能量很大，利用各种可乘之机制造暴乱和恐怖。主要是立宪民主党、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无政府主义者、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等。《列宁在十月》、《列宁在1918》的电影是当时形势的一斑缩影。3、一些由来已久的民族矛盾。苏联是多民族国家，各少数民族分布结构是“大聚居”，同宗教结合在一起，独立性较强。这些民族有强烈普遍的反苏维埃情绪，地广人稀，统一融和难度大，其中白匪和其它叛乱多次发生。

　　(二)国际上的外患是长期处在各种敌对势力的包围中和战争的阴云密布状态下，被迫和德国签定妥协屈辱的“布列斯特条约”。刚缓和了这边，英法日美等国又不宣而战。武装干涉不断，而且是内外勾结，用各种方式破坏捣乱。

　　(三)党内斗争矛盾尖锐激烈，主要是托洛茨基等。在错综复杂极不稳定的混乱形势下，为防止搞垮苏联，苏共进行肃反有必然性，是势在必行、不肃不行之事。斯大林不是蠢人，能没事找事?尽管内外反共反社势力竭力渲染，肃反被无限扩大化，罪化斯大林，实际是反革命叛乱分子并未消除彻底。肃反也是备战的需要。

　　历史学家佩哈洛夫对车臣和印古什人在苏德战争中的所作所为做过专门研究，结果是战争期间，这些地区的“许多人袭击苏联红军，支持德国人”，“保护降落在该地区的德国伞兵”，“发动过两次暴动，反革命武装团伙有197个”(佩哈洛夫《第三帝国的“高加索之鹰”》)。可见肃反清洗并不见得彻底，漏了不少坏人，难道上述行为人隐蔽得没有任何蛛丝马迹?为什么未被肃掉?也可能是清洗了一些好人，原因之一是一些心怀仇恨的反革命，混进领导圈内干扰破坏，专门借肃反制造混乱报复好人。搞了好人是扩大化，漏了隐藏的敌人证明还是不彻底。如果彻底还能发生保护侵略者、袭击红军?没有刻骨的仇恨怎能干出此类事。

　　日本军国主义者轰炸珍珠港后，才使美国改变了“坐山观虎斗”的中立政策。苏美英联盟，美对德意日协约国宣战，在德国败局已显露的战况下开劈第二战场。之后苏同美英等国关系缓和，美国部分的改变了攻击敌视苏联的外交政策，停止了造谣、中伤、诽谤，一些有良知的美国政界大员讲了些实话。世界那么大，不会无人讲真话。谁能一手遮天?

　　在1936年至1938年所谓的“大清洗”高潮中，任美驻苏大使的戴维斯，1941年苏德战争爆发后说：“全世界大部分人曾认为1935至1939年对叛徒的审判和大清洗是令人气愤的野蛮行径和忘恩负义的行为，是歇斯底里的表现，然而现在可以看得很清楚，这些做法证明斯大林及其亲密战友具有惊人的远见”(《对话》杂志，1996年第4期，第60页)。戴的主要依据是“二战”开始后，西欧一些国家在纳粹德国进攻后一触即溃，作为内应的德国“第五纵队”发挥了重大作用，而苏联在法西斯入侵后没有发生，原因就是清洗了反革命。同西欧国家比较，清洗“内应”远比“内应”造成的杀人数量少得多。把纳粹轻易引进来杀人骇人听闻。

　　仇恨斯大林主要还是因为苏联的社会主义革命，首次打破了资本主义世界性的垄断地位。斯大林高擎独举“共社”大旗，非常艰难，“木秀于林众必毁之”，内外反共反社势力怎能善罢甘休!如若和戈尔巴乔夫、叶利钦一样，按帝国主义的想法干掉苏联和“共社”，赞颂的话一定比五大洋的水多，各种获奖证书一定比喜马拉雅山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