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公哲：中国工人阶级社会地位演变实录（十一）

　　第二节、城里的活儿容易找吗？

　　农民工以超过自身劳动所得创造着剩余价值，故而非公企业热衷于并也确实大量使用着农民工。其实，不仅是非公企业，国有企业也钟情于农民工。为什么呢？1993年7月17日的《人民日报》发表了篇题为《国有企业缘何钟情农民工》的文章（作者墨村）。该文作者到河北一家大型制鞋企业采访，厂长介绍，企业现有职工3000多人，其中农民工数量已多于正式工。“该厂长列举了用农民工的好处：年轻力壮，肯学习，肯吃苦;企业负担轻，除了一定的福利待遇外，不用担心住房，不用担心退休金;他们是真正的合同工，用则招、不用则退，违厂纪者，工厂开除没阻力。好处这么多，谁不想多用呢?这家制鞋厂效益居同行之冠，这是绝招之一。有人说，用农民工的体制同发达国家的用工制度大有相近之处，我们国有企业劳动用工制度的改革是否应从中有所借鉴?”如此说来，农民工进城务工，就业并不应算是一回事。但事实上并非如此，请看下列报道：

　　“六不准”下屡创新高广州：禁令挡不住民工潮

　　本报(2002年)2月26日电(记者从玉华)33岁的谢成永大年初二就从湖北监利南下找活儿干了。虽然从同乡那里知道了有关城市限制聘用民工的“六不准”禁令，他还想试试。可看到广州火车站拖拉着大堆行李潮涌的人群，他的心凉了。

　　尽管一些省份早就出台了春节后一个月不得招新工的规定，“六不准”的红头文件也下发到各级单位，但禁令拴不住民工的腿。像谢永成一样的南下民工依然越来越多，以至民工潮屡创新高，不可遏止。

　　据悉，最近广东各客运站每天运送民工超过40万人次，比去年同期增加了近3成。到23日止，进入广东的外省民工达530万人。预计最近还有150万人进广东，新民工有25万人。

　　在深圳，靠带缺证民工过关为生的蛇头，今年形成价格联盟，定下统一价：50元带关，80元办证，二线关爬墙钻洞30元。

　　与此相对应，这些天广东气温异常升高，但劳动力市场却“风雪交加”。该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表示，今年广东招用民工的数量仍然维持在去年1000万人左右，但形势远不如去年乐观。

　　1月份的统计说，广州市登记在册的外来劳动力有72万人，按照5%至8%的流失率计算，预计春节后广州需补充的岗位仅为4万个左右。这对大量来此寻觅就业机会的民工来说真是杯水车薪。

　　佛山市传来的消息是，春节后，将有3万个左右的职位可以提供给打工者，政府将实行“先城镇后农村，先本市后外地，先省内后省外”的招工政策。这意味着，内地民工一定要理智出行，如果不是回来复工，就不必盲目来佛山，以免浪费钱和时间。

　　东莞市的情形是：随着东莞国际订单数量的减少，今年对新工人的需求下降幅度可能会达到40%左右。

　　除了对农民工需求总量的减少，南下打工的门槛也在提高。广州市将在3月底对国家规定的90个必须持证上岗的工种情况检查，无证人员将下岗。看来，单靠卖苦力在广州将很快没有市场。中山市也明确表示，近70%的职位都明确要求有高中以上的文化程度。

　　针对南方人才市场“谢绝外省民工入场”被指有歧视嫌疑一事，广州社会科学院社会研究所童副所长认为，广东省出台“六不准”禁止节后招新工的做法，对“削峰平谷”、阶段性分流外来工起着宏观调控作用，使治安、铁路等压力得以缓解。但不能否认，这个规定多少有些霸道，缺乏人情味。

　　从民工角度说，相比南京民工享受“市民待遇”的做法，广州的做法没体现出“人文关怀”精神，尤其是“谢绝外省民工入场”几个大字登在报纸上，很伤民工的心。其实，换一个做法，只需写明“所需为大专以上学历，具有中高级以上职称的人”就可以了。

　　从企业方面讲，订单是随着市场走的，不可能提前预计招新工人的人数，一旦企业节后一个月内需要临时招工，受政府规定的“钳制”，企业就会算计机会成本和风险成本，黑工就会挡不住。

　　总之，民工潮由堵变疏、无序变有序，需要科学的研究，需要多年的综合治理，不能搞拍脑袋的长官做法。

　　(载2002年2月27日《中国青年报》)

　　2003年2月14日的《中国青年报》刊发该报记者董碧水采写的报道指出，“光凭力气找工作越来越难”，“农民工在江浙求职遭遇素质门槛”。记者在杭州市外来劳动力服务中心见到一位斜靠在鼓鼓囊囊的编织袋上的来自四川的37岁的陈永华，这是位小学未毕业而出外寻觅活儿干以谋生计的小伙子。他买了张站票，与同伴一起从成都一路上赶到上海，再转到杭州。“本想早点出来，找工作做方便些，哪知这么难!”虽然还没过正月十五，但像陈永华一样从各地农村进城的外来务工人员早已开始了新一年的找工作生涯。从2月8日开始，杭州市外来劳动力服务中心的民工有5000人，中心提供了上千个待聘岗位，但大多数民工文化程度太低，又没有正好对口的技术特长，走俏的是拥有一技之长、富有工作经验的民工，因为大部分用工单位几乎只招熟练工。记者看到，在服务中心用工信息显示牌前，许多民工在认真地寻找着工作。但在企业用工的需求信息上，大多数企业对民工的素质提出了硬性要求，要求有初中以上学历，且有经验的熟练工。据杭州市劳动部门的有关人士介绍，今年杭州许多企业春节后虽将招用部分农民工，计划招工人数比春节前用工量也会有所增加，但这些用工企业主要集中在纺织服装、机械电子、印刷包装、建筑施工等和餐饮服务行业，用工企业中70%的岗位需要熟练工;71%的岗位要求达到初级工以上水平，其中19%要求具备中级工职业资格，93%的岗位要求具有初中以上文化程度，其中34%要求具有高中以上文化程度。其实，不仅在杭州，而且在其他地方情形也大体如此。温州市职业介绍中心春节前后对该市78家企业进行了调查，发现企业对技术工人的用工量占到了总用工量的75%，比去年上升了5%。在这样一种背景下，对求职的艰辛颇有体会的小付对记者自我介绍道，他来自河南南阳，到杭州已3年了，干过不少工作，因为没有一技之长，今年过年都没回家，为的就是早点了解行情。“现在看来，能找到六七百元的工作就算不错了”。又有一位来自安徽的青年农民说：“称心的工作难找，因为我们没有资本啊!学历不高，技术又不行。”实际上，杭州市今年供需矛盾仍然很突出，熟练工人、高级技工等技术性要求高的工人非常少，一方面打工者求职难，另一方面企业也招不到所需要的人。温州眼镜生产厂家的成品管理、割片、机械待业的刨床、铣工及仓储管理、统计、财务人员都告急，但基本上招不到好的技术工人。据有关人士介绍，过去农民工进城务工大多从事般运、勤杂等力气活儿，而目前的岗位需求主要集中在城镇加工业。随着产业升级、技术含量高、工资收入高的岗位不断出现，在这些岗位的竞争中，劳动力素质起着决定性作用。另一方面，随着外来民工的激增，用工单位对外来售货员的要求也水涨船高。据了解，2002年杭州市外来务工人员突破了60万人，比2000年增长了15%，而2002年要求熟练工的比例已经骤升至60%，要求高中学历的比率也比2001年上升了20%。记者注意到，从去年开始浙江全面推行的待业素质准入和职工资格证书制度，也对民工找工作带来了新的压力，农民工想要从事某种工作，必须取得相应执业资格证书和上岗证书。杭州市劳动部门建议广大农村务工者，要对照各城市的岗位需求、用工条件和招工时间来考虑自己的出行，避免盲目外出、徒劳往返。

　　是啊，杭州市劳动部门的告诫、劝谕，可能是很真诚的，但一方面城镇企业确实需要劳动力，另一方面又有大量来自农村的剩余劳动力涌入城市了，又嫌其没有学历、技能低下，拒之门外，置于死地，这是什么道理?这是何家的道理?为什么我们的政府不在如实公布就业信息的同时，对寻找就业机会的农民工有组织、有计划、有针对性地进行就业培训和就业指导呢?这样做，不正表明这政府是一个真心实意贯彻实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为人民服务的政府吗?!

　　我们认为，真正共产党人、真正为人民服务的政府，要想切实有效地解决城镇下岗失业人员的再就业和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城务工就业的问题，就应该统一组织劳动，有计划地安排劳动就业，消灭劳动者之间的竞争。

　　政府既不统一组织劳动、有计划地安排劳动就业，进城农民工就只能自己想方设法地去寻找工作，谋取求生计了。这样，便出现了下录几篇报道中反映出来的状况：

　　数百家正规劳务市场和职介所未获充分利用进京民工为何“偏爱”马路市场新华社记者 张旭东 刘铮

　　19岁的黄印，靠在北京崇文门路边的墙上，希望有个招工的老板过来，能给他一份不错的工作。

　　据北京市劳动部门统计，全市大约有238万农民工。在春节过后的返城高峰中，平均日进京量大约有10万人左右。

　　按照黄印的经验，要是在元宵节后，工作就不好找了。2月4日，他连夜乘坐火车，从老家四川江油市的农村赶到北京。说是“坐”火车，其实是站了一路。

　　北京的崇文门、木樨园、六里桥等地是交通枢纽，近年业已形成了“马路劳务市场”。每年春节过后，很多的农民工都聚集在这里，有的身上挂了自制的“厨师”、“锅炉工”等小纸牌，进行自我推销。

　　有关资料显示，北京有几百家正规劳务市场和职业介绍所，但由于这些地方手续繁多且信息传达不畅，很多农民工就选择了这些“马路劳务市场”寻找工作。黄印说：“北京我一点都不熟，我不知道哪里还有劳务市场。下火车一问，路边的人就告诉我，崇文门这边就能找到工作。”

　　“北京太大了，我一来就发懵，不知道东西南北，更不敢乱走。”第一次来北京找工作的张忠在旁边插话。

　　张忠是吉林省农安县联合村人，34岁，还没成家。他最大的愿望就是在北京能挣笔钱，回家娶媳妇。黄印、张忠他们充满希望地来到北京，没想到今年的工作不好找。张忠原来在家里烧过锅炉，他希望能重操旧业，一些建筑工、维修等力所能及的工作也都行。“现在工作很难找，对我们这些干体力活的人，报价都是每月300块、400块，但我觉自己应该拿到1000块。”张忠脸上露出了无奈之意。

　　40多岁的秦皇岛农民王玉芬先是找了家职业介绍所，交了200元，被推荐给一个服装厂，说是500元一个月，但跑到厂子一问，才给300元。“我再也不信他们了。”王玉芬说。

　　“现在，很多中介信息都这样骗人，还有的人干了一年，领工钱时，老板却逃之夭夭，我们一分钱都赚不着。”黄印说。

　　(载2004年2月12日《中国青年报》)

　　农民工求职为何青睐“马路市场” 本报记者 白天亮

      冷清的职介所、热闹的马路市场

　　(2004年)4月1日的北京市东城区职介所，三个求职者站在电脑前，触摸、查询。几位工作人员刚吃完午饭，正在闲聊。

　　“我看这儿也找不着什么活儿。”甘肃来的小郝在电脑前查了半个多小时，正准备离开。他是听说政府办的职介所信誉好来这里的，来了才知道，这里对农民工并不适合。“你看，外地工来求职要拿身份证、暂住证、学历证明。这也没什么，关键是还要‘总量控制，素质准入’，得有‘相关技术工种’的职业资格证书。要求太高，太麻烦。”小郝指着门前的公告牌直摇头。让小郝心里不平衡的还有，政府办的职介所对城市失业人员提供免费服务，对农民工却没有这样的优惠。“我想到崇文门、六里桥去碰碰运气”。

　　小郝说的崇文门、六里桥，是在农民工中大名鼎鼎、多年来自发形成的劳务市场。尽管4月已不是外来劳动力求职的高峰期，但崇文门三角地还是有几十名农民工靠墙根，等着雇主。

　　家在河北赞皇的老焦到北京打工已8年，最近3年他的每份工作都是在崇文门找的。“在这儿找工作不花钱，不用交这费那费，也不用准备这证那证，方便。”老焦吃过“黑中介”的亏。“有一次，交了两百多元钱，也真介绍了份工作，可干了一星期就被辞退。还有一次，交了钱，不停地介绍工作，可没一份成功，过了3个月不介绍了，钱也不退。”在老焦看来，政府办的职介所“高攀不起”，民办的职介所又担心“上当受骗”，还不如蹲路，尽管蹲马路也存在许多隐患。

　　在马路市场碰运气的农民工大多有着和老焦一样的想法。对于政府称之为“非法劳务市场”并时时清理，他们不大理解。毕竟，有不少老乡在这里找到了工作，清理了，让他们去哪里求职?

　　农民工就业服务不到位

　　我国有2万多家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各种民办的职介机构更是数不胜数。劳动力市场“科学化、规范化、现代化”建设已搞了5年，每年的春节前后，各地都要清理职介市场。可为什么“黑中介”欺骗农民工的事件仍屡屡发生?马路市场仍成为众多农民工无奈的选择?

　　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市场处处长尹建堃告诉记者，近几年我国劳动力市场发展迅速，但针对农村劳动力的就业仍存在许多不足。

　　政府创办的职介所，承担着公共就业服务的职能。城市下岗失业人员凭着相关证明可以到那里接受免费的职业介绍，其所需费用，由财政补贴。但这项优惠不面对农民工，大多数政府办的职介所要收取农民工一定的费用，以维持正常的运转。此外，这类职介所受地方政策约束较强。例如外来工应聘必须备齐几类证明的要求，职介所必须不折不扣地执行。这也是农民工觉得政府所办的职介所高高在上，没有考虑他们实际需求的原因。

　　民办的职介所则一直存在着混乱的现象。由于用工不规范、大量企业不与职工签订劳动合同，这给了职介所和用人单位相互勾结、提供虚假信息、骗取求职者钱财的机会，滋生了大量“黑中介”。职业介绍所多头审批的问题也多年未得到解决。劳动、人事等多个部门都可以审批职业中介机构，有时候一家职介所因违规行为被这个部门取缔，没过几天又经另一个部门审批重新成立。各地普遍存在批而不管、重建设轻管理的现象。

　　(载2004年4月7日《人民日报》)

　　七成外来工受过职业中介骗调查者建议，建立对劳动力市场的长效管理机制，严格规范职业介绍行业的从业行为记者 董伟 通讯员 范建霞 金小天

 

　　一份对职业中介和外来务工者的调查显示：职介无证情况严重，非正规职介的比例高达77%，72%的外来务工者遭遇过职介欺骗行为。这一结果不仅让调查宁波社情民意调查办公室、城调队感到意外，也让所有人都触目惊心。

　　调查者在宁波市职介经营户相对集中的鄞奉路75号职介市场，调查了当营业的35家职业中介机构，只有1家按照劳动部门的规定“三证”(职业介绍核谁证、营业执照和税务登记证)上墙，而鄞奉路沿街而设的26家职介机构中，也只有13家属于合法经营的正规中介。非正规职介机构大量在并混杂于正规职介之中，有的不仅没有做到“三证上墙“，甚至连机构的名称都没有。

　　调查进一步了解到，一些非正规职介经常今天开明天关，不定期、不定时的出现，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给劳动部门的检查和取缔带来极大的麻烦，不仅侵害了合法经营户的利益，也扰乱了整个职介市场的秩序，更是给外来务工者带来巨大的伤害。

　　调查者通过对400名外来求职人员进行的随机问卷调查发现，72%的外来务工者遭遇过职业欺骗行为。其中，57%的人遭遇过“招聘工资与实际工资不符，待遇差别大”，去之前说得天花乱坠，故意抬高工资和待遇条件，以吸引求职者的兴趣，去之后却发现冰火两重天;43%的人遭遇过“用人单位已经招满了，还故意介绍过去”，明知不可能仍然先宰一刀，把职介费拿到手再说;18%的人遭遇过“工作内容不相符”，说是去“拉磨”，其实是去“耕地”;18%的遭遇过“给假地址，空跑一趟”，不仅工作没找着，而且由于得不到用人单位的盖章和说明而无法退还中介费;11%的人遭遇过“和自己人套好，用假电话假装和用人单位联系”，蛇鼠一窝唱双簧，电话两头是一头。调查归纳说，非法职介机构欺骗手段虽然多种多样，但主要为三类：虚假信息，打假电话和给假地址。求职者一定要在这些方面多加小心。

　　据有关方面预测，今后10年我国从农村转移到城镇的人口总量将达到1.76亿，预计今后20年从农村向城市转移人口的总量将超过3亿。而这一庞大人群步入城市获得第一份工作的主要渠道是通过“中介所”(调查显示，52%的外来务工者是通过“中介所”来找工作)。但是，由于政府开办的劳动力市场很少能够给外来务工者提供“称心如意的工作，丧失了应有的吸引力，再加上中介行业暴利诱惑和门槛较低，促使个体职介机构遍地开花，非法职介便混迹其中，使得本身就能力有限的外来务工求职者难辨真伪，受骗上当在所难免。

　　调查者在向20名个体职介经营者了解情况时发现，通常情况下，一家职介所一天的求职人数平均为57人，一般平均一天可以介绍8个工作。每个月的营业收入旺季平均为5100元，淡季平均为2050元。除去房租、电话费、民工工资、税费等运营成本，旺季时可获纯利3000元，淡季也有569元。利润率在旺季达到55%，即使在淡季也达到了29%，平均利润率为50%。如此高的利润，相对低的风险自然诱使众多人投身其中。

　　调查建议，有关方面加紧建立对劳动力市场的长效管理机制，严禁不规范职业介绍行业的从业行为，严厉打击非法职介和职介过程中的非法行为，开展免费的职业介绍专场等措施保护外来务工者的权益，维护社会的公平和稳定。

　　(见2004年8月23日《中国青年报》)

　　这就使得来自农村的务工求业者，不得不到自发形成的“马路市场”上去碰碰运气——看看能否将自身唯一拥有的劳动力出卖掉。这实在是农民工们“无可奈何”的选择啊！北京晨智律师事务所律师蔡从云先生曾“听到一餐馆老板说他在崇文门劳动力市场每隔几天招一个大厨试用，一是可以不付工资，一是可以学到各种烹饪方法，一年就这样过去了。”其实，生活中这种诈骗劳动的现象并不少见。蔡从云律师说：“诈骗钱财我们都知道是违法犯罪的行为，但是诈骗劳动我们的认识就不是那么清晰了，受害者的维权意识也不高，这给违法者以可乘之机，应该引起社会的关注和警惕。”

　　谁能帮助他本报记者何磊

　　从北京飞到汕关，见到阿新是7月6日晚上10时多。才下班不久的弟弟阿海，陪他一起来到记者的住处。阿新不时用手勾一下挡在眼前的长发，一边心不在焉地回答着记者的提问，一边低着头玩弄着弟弟的手机，然后再猛吸一口香烟。

　　7月4日，正在北京的《南方周末》记者傅剑峰，接到一个叫阿新的打工青年从东莞打来的电话：如果两三天后再找不到一个合适的工作，他只有加入“上映帮”了。

　　阿新是谁?上映帮是干什么的?当时记者正和傅剑峰在一起。

　　今年年初，傅剑峰曾在阿新的家乡广西天等县上映乡温江村采访过他。这个村的部分外出打工者，加入了一个专事打劫---“上映帮”。因为他们抢劫时，经常将被抢者的手砍掉在地，所以深圳一带的市民私下叫他们“砍手党”。

　　“徐富兵的右手没有抓住他心爱的手机，因为他的右手已经连手机一起被砍在了地上。可是他的妻子陈信荣还在前面拼命追那5名抢走她100元钱的持刀歹徒”。傅剑峰在他的调查报道的一开头就这样写道。

　　这是去年12月发生在深圳市公明镇街道办合永口附近的一起抢劫案。警方破案后发现，这许多作案手段类似的劫案，正是“上映帮”所为。

　　为了弄清“砍手党”的真相，时任《南方都市扳》记者的傅剑峰通过广东警方的帮助，找到了“上映帮”的源头----人均实际收入不到500元的温江村。当时，阿新因为工伤，正好在家乡修养。

　　已经被广东警方抓获或击毙的几十个“砍手党”成员，大都是阿新儿时的伙伴。他们中许多人还没读完小学就出来做工了。

　　2000年，刚满15岁的阿新，初二还没有读完，就被父母带到深圳打工。之前，大他两岁的姐姐也像这样被带出来了。家里只留下爷爷奶奶和正在读小学的弟弟。

　　阿新已记不清自己究竟在多少家厂子里做过工了。总之，跳来跳去的一家5口，爸爸妈妈姐姐在深圳的工厂，他在东莞，弟弟在汕头。

　　前几年，许多加入“上映帮”的同乡，经常到阿新的住处来玩。他们有钱的时候，甚至一天可以花掉上万元;没钱的时候，会来阿新这里讨一碗面吃。

　　阿新说他尽量躲着他们，但还是经常会动摇：自己辛辛苦苦打工，一个月就五六百元钱，抽烟吃饭打电话之后，也就剩不了多少了。而他们一天就可以花掉1万元。他不知道，自己何年何月才能攒这么多钱。

　　当然，他更清楚，许多同乡走的那是一条不归路。一旦踏上去就下不来了。不久前，深圳警方到他们乡抓走了十几个人。据说，以前每次做完较大的案子后，“上映帮”的人都会回家乡躲一阵子。

　　两个多月前，因为工厂不景气，工资发不出来，阿新辞掉了工作。之后，没有经济来源的他一直在东莞找活儿干。可是，条件好点儿的工厂有很多人等着进，他根本不敢奢望。条件差些的，他又不愿意去。

　　“一天工作12个小时，一个月才500块钱。工厂连个电风扇都不装。谁愿意去呢?”阿新说。

　　自从见过博剑峰和他写的报道后，阿新认为那是惟一把他当人看的城里人。所以，高兴或不高兴的时候，他都愿意给傅剑峰打个电话。

　　姐姐结婚的时候他就打电话给傅剑峰。“阿新的性格有点忧郁，很少见过有这么高兴的时候。”傅剑峰回忆说。三天前，正在北京采访的傅剑峰再次接到阿新的电话。这次，他说自己快走投无路了，没办法的话，就只有和“上映帮”的同乡在一起了。当天，傅剑峰多次打电话劝解他，“要三思而行”。

　　或许是傅剑峰的劝告起了作用，阿新第二天就到了弟弟所在的汕头市潮南区。

　　今年刚满20岁的阿新，说话的时候，经常伴随着轻微的咳嗽。那是他在一家塑料制品厂做工时落下的病根。一个正处于贪玩年龄的孩子，却不得面临每天至少做工12小时的残酷现实。尽管总是睡不醒，但阿新还是会经常晚上出去和朋友喝喝酒，或是到网吧上上网。

　　阿新让记者到酒店门口来接他进去，他说害怕到这种“高档”的地方，他受不了保安和服务员那种怪怪的眼神。其实，此时的阿新穿着一件颜色鲜艳的花衬衫，和一条样式新颖的裤子，丝毫看不出是一个“民工”。

　　“你知道我们进城来是为了什么吗?钱。哈哈。可他们把我们当狗一样，我们上12小时的班还没有节假日，春节才有两天假，你说我们怎么样?”这是见面之前，阿新发给本报记者的手机短信中的一条。

　　在有关“上映帮”的采访中，傅剑峰一直不明白的是，抢劫者为什么一定要砍断人家的手呢?从许多案例的实际情况看，被抢劫者没有过多反抗，但他们的手却被砍断了。

　　从那些被抓获的“上映帮”的嘴里，傅剑峰只能得知，“反正就是很多人在一起，乱砍一气”。但通过大量采访后他发现，这些曾在城里打工多年的犯罪者，潜意识里有着对城里人的某种仇恨。

　　无论是阿新还是阿海，都不愿意再回到那个贫困而落后的家乡了。他们的心，已经属于车水马龙的城市。但是，他们不知道，这种每天早7时到晚7时连个节假日都没有的做工日子，何时是个尽头。

　　父辈们出来打工，是为了挣钱养家盖房子，阿新和弟弟却不是，他们“做乞丐也愿意留在这个城市”。然而，他们不知道，有哪个城市容得下他们。

　　今天一早，阿新去弟弟帮忙联系的一家工厂“试工”了。他说，如果这次再不行，他就会换掉这个手机号码，再也没人会知道他去了哪里，去干什么了。

　　(应采访者要求，文中阿新、阿海为化名----记者注)

　　后记-----他还是出事了

　　记者7月6日采访阿新时，他说第二天要去一家工厂试工，并约好回来后继续接受记者的采访。7月7日18时左右，记者接到阿新的弟弟阿海的手机短信，称据老乡讲，当天阿新并没有按计划去试工，且不知去向。

　　7月9日下午，傅剑峰突然接到了阿新电话：“我出事了!我想去自首。”

　　7月10日凌晨，在《南方都市报》陈文定等记者的陪同下，阿新到深圳圆岭派出所投案。据陈介绍，7月8日，阿新所在汕头市峡山镇南里村的制带厂的主管说要辞退他，并说了些让他感觉污辱的话，正在宿舍里的阿新顺手操起刀子，将这位主管刺死。

　　(2005年7月11日《中国青年报》)

　　针对“阿新”们悲剧性的状况及其影响，《中国青年报》记者何磊又写了篇“记者手记”：

　　冰山出水----新生代民工问题来了

　　“我们宁饿死在城里，也不会再回农村了。”记者采访的许多新生代民工都这么说。

　　矛盾来了：一方面新生代民工不愿意回家，另一方面城市现在又不能给他们落实城里人的待遇。一方面新生代民工与吃苦耐劳的父辈不同，他们受教育程度高，职业期望值高，物质和精神享受要求高，但工作耐受力低，另一方面社会正在习惯性地把他们视为“廉价劳动力”，于是有了令人措手不及的不同以往的新生代民工荒现象。

　　“没有人能帮得了我们。”

　　面对特意从北京来找他的记者，年仅20岁的阿新几乎一直冷冷的。他说，除了《南方周末》的傅记者外，他没有城里人朋友。5年的打工经历告诉他，没有哪个城里人愿意帮助他。

　　“只能靠自己。”阿新的意思是说，要么是像他弟弟这样老老实实没日没夜地挣那点儿血汗钱，要么就是像“上映帮”的同乡那样，从城里人的口袋里抢钱。

　　事实上，在整个珠三角，外来务工人员的确如阿新所说分成了这两类。一类人靠苦力吃饭，一类人靠暴力吃饭。不过，据首都经贸大学劳动经济学院纪韶教授所知，还有一部分打工者是“傍老族”。他们往往和父母一同出来打工，但自己不能接受太苦太累的工作，就变成了游荡在城市边缘的闲人，由在工厂做工的父母养着。

　　在东莞，纪韶教授见到许多打工者三三两两地坐在路边打扑克，一问才知道，他们大多没工作，生活完全靠父母。

　　纪韶教授接受国家发改委的委托，正在做一个有关农村流动人口的课题。尽管这些外来务工人员在城市的现状并不是此项专题研究的内容，但通过近一年的调查，她发现，新一代农民工与老一代有很大的不同。

　　这些18岁到25岁的外出务工青年，是现今农民工群体的主流，这些在计划生育政策下出生、成长的第二代民工，被称为“新生代民工”。专家把他们的特征归纳为“三高一低”。受教育程度高，职业期望值高，物质和精神享受要求高，工作耐受力低。他们对工作所要求的，已不仅是增加几十元工资或减少几小时加班这么简单。

　　新生代民工，与社会所固有的对民工的印象也几乎有天壤之别。与父辈不同，他们不再老老实实地待在最脏、最累、最“没出息”的工作岗位上，不再省吃俭用攒钱往家里寄，更不会等挣够了钱就回家盖房子娶媳妇，，在家乡做点小买卖。他们想的到底是什么呢?

　　“我们宁肯饿死在城里，也不会再回农村了。”无论是阿新还是记者采访到的许多新生代民工，他们大都给出这样的答案。

　　一方面，新生代民工不愿意回家，而城市又不能给他们城里人的待遇;另一方面，新生代民工“三高一低”，可谁又能满足这些“廉价的劳动力”的新要求呢?

　　每次到广东出差，当地的朋友都会叮嘱记者，出门的时候少带点现金，晚上最好别一个人出去，这里的治安很差。

　　一个多月前，记者在深圳街道随意采访了5名女性，其中3人有过被抢包的经历。傅剑峰也告诉记者，他在广州的3名男性同事，都遭遇过抢劫，其中一人还被用刀戳到脖子。

　　几年前出现在广州主要街道上的“五步一岗，十步一哨”(约每一里地有一个手持器械的治安联防队员站岗----记者注)，如今仍在珠三角的许多城市继续上演。

　　在从北京到汕头的飞机上，记者看到7月5日的《汕头特区晚报》单是涉及外来工犯罪的报道就有好几篇。其中2版的一条图片新闻说，一女子在骑摩托车下班回家的路上，遭到两名骑摩托车歹徒的夹击抢劫。为抢夺她挂在脖子上的手机，这名女子被强拉下行驶中的摩托车，浑身血迹斑斑。

　　与此对应，当天该报的一版头条《48项目签约总投资额57.6亿》披露在深圳刚刚举行的汕头投资环境推介会暨项目签约仪式，掀起了汕头新一轮投资建设热潮。

　　记者无法估量这总投资57.6亿元的项目总共需要多少个工人，但可以肯定的是，随着汕头乃至整个珠三角的发展，当地还需要更多的外来工。

　　然而，汕头乃至正在高速发展中的全国各个城市，是否真正摸清了这些新生代民工的特点，是否将农民工城市化的问题摆在了与招商引资同等重要的位置上呢?

　　去年在东莞采访时，记者从当地劳动部门的官员那里听到一个真实的故事：

　　一天晚上，当地某镇的镇长看到自家阳台上有人影晃动，出去一看，一个民工模样的年轻人刚刚爬上他家的阳台。

　　“你干什么?”

　　“你家阳台的花很好看，我爬上来看看。”面对镇长的质问，对方不紧不慢。

　　“看看花还犯罪?”镇长报警后，对方干脆坐在阳台上不走了。

　　第二天，被警方带走的那人又来爬镇长家的阳台。这回，早有准备的镇长拿着开水瓶往下浇。结果，第三天，这人又来爬了，而且边爬边说：“你用开水烫伤了我，要是不赔钱，我天天来爬。”无奈，镇长只好掏出500元钱才送走“瘟神”。

　　这位劳动部门的官员告诉记者这件事，是想说明一个道理：当这个社会遗忘了农村的时候，农民就只有进城;当城里人不能合理接纳、安置他们的时候，他们中就会有人爬进你的家。

　　“不只是这些问题(指中国城市治安问题)，我们担心的是(农村)集体情绪的仇恨城市。”中国社科院教授刘建国在发行《2005年社会蓝皮书》时这样说。

　　不仅是城里人的安全问题，由于农民工的新特点而导致的劳动力成本不断上升，已经让很多工厂的老板开始头疼了。

　　广东省开平市济达制衣厂的张毅生总经理说，去年以来广东出现的民工荒，并不是民工就真的少了。事实情况是，开出700元钱以下工资的厂子招不到人，而800元钱以上的厂子就会有好多人排队应聘。

　　他说，新一代民工不仅对工资要求高，而且对工作环境、住宿条件的要求都提高了。去年，在工人要求和国际订单的压力下，张毅生的工厂全面引入SA8000国际劳工标准，然而，企业成本为此增加了30%。

　　“现在两个厂的利润刚好能抵得上过去一个厂。”张毅生说，许多小厂已经开始搬离珠三角，迁往广西、湖南这些成本较低的地方。

　　张毅生判断，随着工人权利意识的增强，珠三角大批劳动密集型企业的成本还会继续上涨，“涨到老板没钱赚的时候，估计中国产业结构的调整就完成了”。

　　上个月央行发布的一个调查报告也部分印证了张毅生的观点：农民工短缺现象在一些地区客观存在，它已开始影响企业的生产能力和劳动力成本，预计今后几年这种现象仍将继续存在。

　　从这个角度看，新生代民工引发的不仅仅是社会治安问题，就连我国鼓吹多年的劳动力成本优势问题也受到了挑战。如果没有了劳动力成本优势，我国经济发展的优势又在哪里呢?

　　如此矛盾，已经成为中国社会发展中无法回避的问题。中央政府高度重视这一问题。几天前，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宋洪远说，今年温总理给他们一个最重要的课题是：把农民工的问题彻底搞清楚。

　　(同上)

　　别让民工就业向下竞争晓白

　　最近一项调查发现，在我国南方外来劳动力集中的某省，过去10年农民工年工资增长不足百元;有的地方农民工10年是月收入几乎没什么变化。这个结果与该省历年GDP增长的高速度形成鲜明对比。换言之，为经济增长作出巨大贡献的农民工分享到经济增长带来的好处并不多。

　　将城市里的外来工纳入社会保障曾是劳动保障部门多年的工作目标，但收效甚微。有的企业因参保会增加用工成本而千方百计逃避，甚至一些农民工为保住自己的饭碗也“不予计较”。拖欠工资的事件更是屡见不鲜。去年(2002年)全国各地累计拖欠农民工资400多亿元，当年劳动监察部门仅追回14亿元。

　　农民工这样的处境并不单纯是个别雇主不善待员工造成的。我国每年向城市转移的农村劳动力近千万，农村还有剩余劳动力1.5亿之多。相对于有限的岗位需求，劳动力的供给趋于无限。随着市场竞争加剧，企业千方百计要降成本，其重要手段之一就是压缩劳动力成本。特别是那些简单、易操作的工种，一个岗位常常有几个人甚至十几个人竞争，即便工资低廉、劳动条件恶劣、缺少社会保障也不愁求职者。严重的供过于求使劳动力市场呈现向下竞争的趋势，这在一些主要从事外来加工的乡镇企业和外资企业中表现得尤为明显。

　　调控市场、保证公平是政府的重要职能。但目前有些地方，为追求经济增长的速度，政府对资产雄厚的企业往往为留住他们而网开一面。以扩大社会保险的覆盖面为例，当这类企业如果要为职工缴纳社会保险就搬家时，政府往往选择了让步。而在我国当前户籍制度以及城乡二元就业结构下，地方政府通常并不需要对在当地打工的农民改善生活负责，这也使得农民工和城镇职工在就业面临两种截然不同的待遇。

　　经济增长的目标绝不仅仅是为了竞争力的增强，更重要的是人民生活的改善，要让每一个劳动者都从经济的增长中获得好处。为经济增长作出贡献的劳动者不仅包括城镇职工，也包括那些离开土地到城里来打工的农民工。市场机制是有缺陷的，面对劳动力市场不均衡现象日趋突出的情况，政府有责任采取有力措施对劳动力市场进行调控，如随着经济增长及时调整最低工资标准、扩大社会保险的覆盖面等等，以维护劳动者的权益，让劳动者都能更多地分享到经济增长的好处。

　　(见2003年6月2日《人民日报》)

　　劳动就业，这是劳动者的基本人权之一，也是劳动者实现其生存权利的基本路径。确保劳动者充分就业，以使其能通过劳动实现生存权利，这应该是政府必须承担起的责任。也不能说政府在这方面全未尽到责任。譬如，政府在不断实施“减员增效”举措，造就了大批城镇下岗失业工人的同时，不也反反复复地实施着“再就业”工程吗?再以农村富余劳动力进城务工而论，2005年2月，为了进一步改善农民进城就业环境，维护农民工合法权益，国务院办公厅发出了《关于进一步做好改善农民工进城就业环境工作的通知》，要求地方各级政府、特别是城市政府要进一步提高认识，把改善农民进城就业环境作为重要职责，列入重要工作日程。(详参2005年2月8日《工人日报》)国办所发的这一《通知》，表明中央政府已经把帮助农民工就业、维护农民工合法权益当作是政府的“份内事”了，这当然是具有鲜明的“以人为本”、“以民为本”的重大举措。

　　“政策好不好，关键看落实”，落不到实处，一切都将流之于空谈，然而，党中央、国务院的许多善政善举为什么未能使农民工享受到实惠呢?2005年7月18日的《中国青年报》对此有篇专题性报道：

　　2003年“国办发1号” 2004年，中央政府发文要求改善农民工进城务工的就业环境今年的中央1号文件把农民工正式列入了产业工人的队伍中央的农民工政策为何难落地

　　“从中央政府角度，该给农民工的政策都给了。可为什么仍有这么多问题呢?”

　　作为持续跟踪研究农民工问题的资深专家、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宋洪远自问自答：这正是当前迫切需要搞明白的问题。而问题的关键在于怎样执行政策。

　　“现在的关键是怎样执行。”宋洪远列举了自2002年以来中央政府几乎每年都发的专门针对农民工的文件。

　　2002年，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温家宝在中央农村经济工作会议上，提出了解决进城务工农民工问题的16字方针：公平对待、合理引导、完善管理、搞好服务。

　　2003年，中央政府又接连发出3个文件，并修订一个条例。这3个文件分别是“国办发1号”、“国办发78号”、“国办发79号”。

　　“国办发1号”文件中主要规定了6方面的内容：取消针对农民工的歧视性政策规定以及不合理收费等;解决拖欠克扣农民工工资，保障农民工权益;解决农民工子女的义务教育问题;对农民工进行职业培训;改善农民工在城市的生活居住条件及工作环境;对农民工进城务工做好跟踪服务。

　　“这6个方面都有具体规定。”宋洪远反问记者，还有什么问题没有包括在这个中央文件中呢?他说，此后发出的“国办发78号”、“国办发79号”文件，又分别对农民工子女的义务教育问题及农民工技能培训问题作出专门规定。

　　此后的2004年，中央政府又发文要求改善农民工进城务工的就业环境。今年年初，国务院又发出进一步改善农民工进城务工的就业环境的文件。此外，今年的中央1号文件还把农民工正式列入了产业工人的队伍。

　　“如此一道道的‘金牌令’，为什么没有起到它应有的作用呢?”宋洪远说，这正是他希望专家同行们深入研究的问题。

　　从1995年开始，宋洪远和他的同事们开始对安徽和四川两省的农民工输出地进行入户调查。而且，每隔两年他们还要进行一次回访。

　　“2003年以来，农民工进城务工的各种环境的确有所改善。”这是宋洪远对分布在安徽、四川两省的至少400名外出务工人员访问的结果。

　　那么，既然现在的环境比前些年有所改善，可为什么会在去年出现被专家称为“有效需求不足”的“民工荒”呢(所谓有效需求不足，是指造成“民工荒”的原因不在于农民工数量少，而是老板不肯出价。----记者注)?这是记者的疑问，也是宋洪远最近一直在思考和研究的问题。

　　宋洪远鼓励记者继续深入研究新生代农民工的问题，他说，或许能从人的变化中找出答案。

　　“研究每一项政策，都离不开政策制定、政策执行、政策评估三个环节。”宋洪远说，或许现在的问题出在后面两个环节。他认为，中央针对农民工的政策没有得到有效执行，更没有一个有效的监督机制。“为什么不能得到有效执行呢?”记者问。

　　“利益问题。”

　　宋洪远认为，政策出台了，但没有调整好一些执行部门的利益问题，从而导致政策失灵。……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部门之间的利益、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利益，以及地方政府之间的利益问题，都集中反映在农民工身上。在广东省东莞市，一位政府官员曾对本报记者诉说他们的“委屈”：从我这里挣走工钱，还要我承担他的子女教育问题。这位官员认为，这个成本至少应该由农民工的输出地和工作地的政府来共同承担，否则就不公平，而且当地政府也没有义务为这些非户籍人口解决所有的保障问题。

　　“现在的关键是做好各方面利益的调整，最终明确农民工的各类问题该谁管，谁来买单。”宋洪远说。

　　调整好利益关系，对于解决问题至关重要。然而，有一点是不容忽视的：农民工这个群体，在现代化建设中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巨大贡献。哀莫大于心死，切莫让人们、尤其是处于弱势境地的农民工们再失望了!这无疑是十分值得我们重视的一大问题。对于这问题，一定要像胡锦涛同志要求的那样从“就业是民生之本”的角度予以认识和重视，“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始终把就业再就业作为一件关系全局的大事来抓，认真落实中央关于促进就业再就业的政策措施，切实解决存在的突出问题，务求取得实实在在的效果。”(胡锦涛：《把科学发展观贯穿于发展的整个过程》，载《求是》2005年第1期)而要真正切实有效地做到这一点，并进而根本解决农民工问题，只有消灭私有制，承认农民工是工人阶级的重要组成部分，使其成为企业和国家的主人。舍此，别无他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