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晖：我为何要提“新穷人”的概念

汪晖

 

　　构成20世纪中国的尊严政治的那些主要概念，如阶级或阶级性政党以及与之相关的政治范畴，早已或正在被以“发展”为中心的现代化概念所替代。历史终结论所要终结的正是由这些范畴组织起来的“历史”。在1989年～1991年的巨变之后，这些与中国革命和工人国家相关联的政治甚至被视为现代尊严政治的对立面。

　　这是一个新时代的老话题。在中国，这个话题至少可以追溯至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的时刻。1918年11月16日，在“欧战”停战公报发布后的第五天，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为庆祝协约国胜利而发表演讲，提出了“劳工神圣”的口号。蔡元培在演讲中说：

 

　　我说的劳工，不单是金工、木工，等等，凡是用自己的劳力作成有益他人的事业，不管他用的是体力、是脑力，都是劳工。所以农是种植的工;商是转运的工;学校职员、著述家、发明家，是教育的工;我们都是劳工!我们要自己认识劳工的价值!劳工神圣!

　　“劳工神圣”的观念在知识界迅速引发回响，至1919年已经取代德、赛二先生而成为最为响亮的口号。1920年《新青年》第7卷第6号推出了“劳动节纪念号”，扉页上刊登了蔡元培手书的“劳工神圣”。“劳工神圣”的口号第一次将劳工与神圣联系起来，不但阐释了劳动者的尊严问题，而且也综合“劳力”(体力)与“劳心”(脑力)两个方面提出了新的劳动者(“劳工”)概念，从而开启了20世纪中国对于劳动者及其尊严的持续探索。这一探索的丰富性、复杂性和悲剧性远远超出了口号提出者的预想。对这一口号的拒斥和重申，都包含着我们对于20世纪的历史评价，以及有关我们各自与这一历史之关系的判断。

　　20世纪已成历史。尽管中国正处于前所未有的世界工厂阶段，但被称为“后工业社会”的西方却“处在生产的末期”，波德里亚如此宣称。他继续道：“过去，劳动可以指称一种现实，即社会生产和财富积累的社会目标。甚至劳动在资本和剩余价值中受到剥削的时候，恰巧在这个时候，它为了资本的扩大再生产和最终的毁灭而仍然保留了一种使用价值。”“今天不是这样了：劳动不再是生产性的，它变为指派给劳动的再生产，这是一个甚至不知自己是否愿意生产的社会表现出来的总习性。”“现在更有必要再生产劳动，以此作为社会伪装，作为反应，作为道德，作为共识，作为调节，作为现实原则。不过这是代码的现实原则：这是一个巨大的劳动符号仪式，它扩展到了整个社会——它是否还在生产并不重要，它在再生产自身。”在波德里亚发表这一论述的时刻，大部分马克思主义者只是将这一论述作为欧洲后工业社会的现象来理解。他们认为在全球范围内的资本主义劳动分工仍然维持着常态，即边缘地区的劳动依旧是生产性的，它们是不平等的全球关系中的被剥削者。

 

　　在此，我不准备展开对这一问题的讨论，而建议观察另一种作为生产性劳动的补充形式的“非生产性的劳动”，例如在经济危机阶段，为刺激生产而投入的生产就是一种为了再生产自身而进行的生产，亦即生产过剩产品的生产，这是现代资本主义的伴生现象。与20世纪经济危机有所不同，当代经济危机具有长期化的特点。在当代中国大规模工业化的进程中，“生产性的”生产在四处寻找其劳动者，但受经济危机的影响，生产过剩与“再生产劳动”的需求已经常态化。2008年，为缓解金融危机的压力，中国政府投入4万亿刺激投资，形成更大规模的生产过剩，在一定意义上，也可以描述为一种维持再生产的生产。

富士康生产线

　　2010年，设在广东东莞的富士康发生了13名工人相继跳楼自杀的惨剧，然而，关于工人的生命及其尊严的讨论刚刚冒头，富士康的老板宣布将用机器人取代百万劳工，政府、媒体和整个社会立刻为即将到来的失业而焦虑，劳工尊严的问题迅速替换为工人的再生产问题。在河南这个劳动力密集的省份，刚刚从沿海地区迁徙至此的大型跨国公司突然面对劳动短缺现象，以致当地政府为了促进工人就业，同意给包括富士康在内的大型企业补贴，即企业每聘用一个工人，政府补贴企业200元人民币。这或许并不是生产的终结，但的确是为了“再生产劳动”而产生的新现象。对于劳工神圣这个命题而言，“再生产劳动”不啻釜底抽薪。

　　构成20世纪中国的尊严政治的那些主要概念，如阶级或阶级性政党以及与之相关的政治范畴，早已或正在被以“发展”为中心的现代化概念所替代。历史终结论所要终结的正是由这些范畴组织起来的“历史”。在1989年～1991年的巨变之后，这些与中国革命和工人国家相关联的政治甚至被视为现代尊严政治的对立面。

　　阶级或工人阶级概念过时了么？

　　如果阶级或工人阶级已被当代人视为陈旧概念，那么，尊严这个更为陈旧的概念之命运又如何?对于熟读欧洲哲学的人而言，尊严概念是现代平等主义和普遍主义的基础，一个值得反复讨论而历久弥新的话题。从宪政人权到文化多元主义，从个人权利到集体认同，一种区别于建立在传统等级制度基础上的荣誉观念的尊严观反复地变换着身形。在私人的领域，尊严与一种关于个人认同的崭新理解联系在一起，按照昂奈尔·屈瑞林(Lionel Trilling)、查尔斯·泰勒(Charles Taylor)等人的看法，这种个人化的认同与本真性(authenticity)、内在性(inwardness)或理性主体的概念密切相关，前者可以溯源至由卢梭综合其他思想而形成的论述(这种观念在赫尔德那里，也被沿用于民族自我的识别)，后者则来自康德基于理性概念而展开的对尊重的论述，即我们所以值得尊重，是因为我们是能够根据理性原则指导自身生活的理性主体。在公共的层面，尊严观念集中地体现在平等承认的政治之中：民族、族群、性别、阶级等身份差异均必须服从公民的平等权利和尊严。

 

　　围绕着这一普遍主义的尊严观及其平等承认的政治，当代争论集中于两个领域，一个是发生在性别、族群和文化研究中的多元主义论述，以差异政治或认同政治为中心，其特征是在平等主义的基础上导入承认差异的问题，从而引发了围绕差异与平等、异质化与同质化的理论辩论。另一个则是古老而今却愈显尖锐的辩论：与那种认为平等只涉及公民权和选举权的经典自由主义看法不同，社会主义或社会民主主义相信平等应该并且已经扩大到了经济领域，因为现代经济上的不平等已经产生了新的等级制和世袭制，从而尊严政治正在走向其反面。这两种有关尊严的公共辩论事实上都导致了普遍主义的平等政治的内部危机——差异政治要求将性别、种族或文化背景的差异带入平等承认的政治，从而危及了这一政治的普遍主义性质;经济平等的诉求则将具有共同目标的共同体及其分配机制带入平等承认的政治，从而与纯粹个人本位的权利观产生了矛盾。

 

　　在19世纪和20世纪，我们目睹了社会主义运动和工人国家的尝试与自由主义民主模式的相互对立和相互竞争。可以认为，这种对立和竞争内在于普遍主义的尊严政治或平等承认的政治的斗争。阶级范畴及其相关政治同样源于传统荣誉观的衰落，它致力解决的是现代社会内部的等级制的再生产，因而与现代尊严观存在着内在的联系。正是在普遍主义的平等承认的政治的基础上，阶级、性别、民族等概念成为思考尊严问题的主要政治范畴。1989年之后，以差异政治为主要形式的文化多元主义论述取代20世纪的阶级论述，成为挑战自由主义民主及其公共承认或平等尊重的主要议题;而在金融危机时代，所谓1%对99%的冲突凸显了经济上的不平等，穷人、新穷人的范畴重新激发了克服资本主义的想象，“重返阶级”成为社会分层和社会分化研究中的局部现象。之所以说局部现象，不仅因为阶级概念只是这类研究所启用的概念之一，而且还因为在现实政治，甚至平等政治中，阶级概念正在失去力量。自由派热衷的“公民社会”(civil society)、激进左派提出的“诸众”(multitude)以及新马克思主义者阐述的“新穷人”事实上都是对传统阶级概念的替换。

　　“新穷人”的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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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贫富分化、城乡分化与区域分化是资本主义时代的常态。在这个常态中，谁是穷人这个问题是不言自明的。相对于资本家，工人是贫穷的;相对于城里人，农民是贫穷的;相对于发达地区或第一世界，欠发达地区或第三世界是贫穷的。

　　冷战结束后，上述穷人的定义发生了变化，促成这一变化的最主要因素，就是在金融全球化的支配下，影响整个世界的新工业化过程及信息技术的发展，以及与工人国家的破产相互联系在一起的新的国际劳动分工的形成。在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中，新兴经济体在制造业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而“中国是推动新兴经济体在全球制造领域所占比重上升的主要原因。2000年中国在全球制造业产出中所占比重为7%。2005年该比例上升至9.8%。6年之后的2011年，中国所占比重翻了一番达到19.8%，超过了美国在全球制造领域所占份额。这是一个历史性的变化，2011年是美国在超过一个世纪的时间里首次失去全球制造业产出第一的桂冠”。新工业革命在改变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全球经济中的关系和位置的同时，也创造了新的贫穷模式。根据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9月发布的首部社会管理蓝皮书《中国社会管理创新报告》，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的基尼系数为0.275，而2010年已达到0.438。就人口而言，中国新穷人的主要部分是所谓农民工群体，即依托于城市—沿海的工业及服务业的、在一定程度上保持着乡村的被分配土地的、脱离了农业生产的流动群体，而不纯粹是传统的农民或失地农民(如雇农、流浪汉或像生活在城市贫民窟里的拉美或南亚贫民那样的失地者)。

　　改革初期，农业体制朝缩小城乡差别的方向进行改革，但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城市改革起，城乡差别持续扩大。至90年代末，以“农村真穷、农民真苦、农业真危险”为症候的“三农”危机占据了社会舆论的中心，穷人与农民身份之间的联系在城市化和工业改革的背景下更加凸显。

　　为什么在观察新工人群体的同时，需要讨论“新穷人”群体的角色与命运?我的解释是：无论在传统的农业社会，还是在工业社会出现之后，剧烈的社会和政治变迁的动力并不仅仅是由生产领域的劳动者——传统农民或近代产业工人——推动的，而是在两个或更多领域的“下层”之间的相互渗透和激发造成的。现代阶级政治事实上产生于阶级边界的重叠地带，也可以说是穿越阶级边界的产物。辛亥革命后，有一位立场偏于保守的评论者分析说：这场革命虽然深受欧洲政治革命的影响，但由于中国资产阶级“大都不解立宪共和为何物，初未尝与闻其事，提倡之者为过剩的智识阶级中之一部分，加入者为过剩的劳动阶级中之兵，事实上与从前之帝王革命无稍异，其模拟欧洲之政治革命者，不过中华民国之名称，及若存若亡之数章约法而已。革命以后，名义上不能建设贵族政治，实际上握政权之官僚或武人，大率为游民首领之贵族化者。政治革命之不成就，决非吾人所能讳言”。12这一分析也是基于对传统中国农民造反的观察，即农民起义往往是农民阶级与那些从士绅阶层中滑落出来的“游民”的结合。因此，他建议中国的变革与其遵循政治革命与社会革命的道路，不如从消除两种过剩阶级及其文化着手。其实，这个反对革命的结论与鲁迅《阿Q正传》对于辛亥革命的观察有着许多共同之处，不同之处在于：前者试图通过文明调和来解决中国政治问题，而后者却暗示着革命的不可避免。

 

　　如果将上述有关游民的分析与马克思关于游民与无产阶级形成的论述做一比较，我们也可以在工业化过程中发现构成无产阶级的两个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的群体。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说：“工业的进步把统治阶级中的整个整个的阶层抛到无产阶级队伍里去，或者至少也使他们的生活条件受到威胁。他们也给无产阶级带来了大量的教育因素。”13失去自己社会位置的群体在不同时代都存在，但只有在工业资本主义阶段，游民群体才会成为一种无产阶级现象。其实，早在写作《共产党宣言》之前，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已经对无产阶级的出现作过清楚的阐述：“整个无产阶级是由破了产的资产者和破了产的无产者、由大批游民组成的，游民在各个时代都有过，而在中世纪制度崩溃后他们的大批存在先于无产阶级的大批形成，就像圣麦克斯根据英国的或法国的法律及有关文献就会深信的那样。我们的圣者对无产阶级的看法，同‘善良的安逸的市民’特别是‘忠诚的官吏’对无产阶级的看法完全一样。他始终如一的把无产阶级和赤贫现象等同起来。实际上赤贫现象只是破了产的无产阶级所处的状况，是已无力抵抗资产阶级压迫的无产者所沦落到的最后阶段。只是这种精疲力竭的无产者才是赤贫者。”14因此，对于马克思而言，无产阶级包括了游民，但赤贫的游民只是失去抵抗力的无产者。阶级革命是从生产体系的内在矛盾中产生的，而不是从单纯的赤贫现象中产生的。保守的批评家将近代革命归结为游民现象，实际上是在探索一种规避革命、寻求改良的道路。

 

　　但是，帝国主义时代的国际劳动分工和民族压迫，使得被压迫民族的各阶层成员——除了买办阶层——时刻面临破产的危险。这种破产的危险首先是通过民族危亡的格局本身表现出来的。从民族救亡转向阶级性的政治，或以阶级性政治的方式寻求民族解放道路，几乎成为几代人的选择。正由于此，近代中国革命中的阶级动员既不同于马克思描述的欧洲革命中的阶级互动，也不同于传统中国农民造反中的阶层交错。在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条件下，不仅是那些从统治阶层中滑落出来的新穷人，而且是许多出身上流社会或身为精英分子的人超越了由财产权和社会地位界定的阶级身份，投入阶级解放和民族解放的潮流之中。辛亥革命时代的许多革命先行者——孙文、章太炎、徐锡麟、秋瑾、邹容、蔡元培等人均非出身下层，“五四”一代的陈独秀、李大钊和后来的革命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等也均非来自工人阶级或贫雇农家庭。从1919年“五四”学生运动到1935年“一二·九”运动，许多出身上层社会并身为知识精英的年轻学生参与到民族救亡运动之中。在“一二·九”运动的影响下，大量学生中的进步分子投身救亡运动，其中许多人奔赴延安，自觉地走向处于极为艰苦条件下的共产党人的革命运动。这几代革命者都难以从阶级属性上被概括为“破了产的资产者”，恰恰相反，在他们投身革命运动的时刻，他们自身或家庭在各自所属的地域均属于上层、中上层或精英阶层。

　　正是农村的破产、农民的贫困化和农业的危机，为日益扩张的“世界工厂”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劳动力大军。1999年后展开的有关“三农”问题的大讨论和随后由国家推动的新农村建设正是针对此状况而来，并在减免农业税和向农村扩展医疗保障制度等方面取得了一定成就，局部地改善了农民的状态;但“三农”危机并未从根本上解决，广阔的农村地区仍然面临年轻一代出走、老弱农民种地、乡村社区空洞化的困局。按照户籍统计，截至2008年，中国有2.4亿从农村移民城市的打工者，其中60%以上是从未从事过农业生产的也并不准备回乡的新一代打工者。伴随着土地流转政策的实施，打工者群体正在从拥有一点农村土地的农民工群体向城市工人群体过渡。他们是生活在城市之中、回不了家乡又不能拥有与城市居民平等的地位的群体，但又不是经典的无产阶级——他们并非作为失地农民进入城市和工业生产体系，而是作为社会主义时代奠定的土地关系的继承者进入新的市场社会，其中大多数人在家乡拥有一块土地，从而不是“无产者”;他们进入城市后没有改变这一身份，但即使在经济危机条件下，他们中的许多人回到家乡或家乡附近地区，却未见得重新从事农业生产。

外来工子弟学校

　　新工人群体是资本主义世界工厂形成过程中的阶级关系、城乡对立和区域分化的产物。根据2013年国家统计局的《农民工监测报告》的统计，在制造业工作的工人占农民工群体的27.5%，建筑业占20%，其余都在第三产业。由于建筑行业存在大量的转包和外包，只有少数建筑工人签署了劳动合同，绝大多数建筑工人无法享受《劳动合同法》的保护。根据清华大学、北京大学、香港理工大学等高校师生牵头的“关注新生代农民工计划”对全国建筑行业的用工状况的大规模问卷调研，2011年，75.6%的建筑业农民工未签劳动合同，在签订过劳动合同的样本中，63.6%的农民工自己手上没有劳动合同，劳动合同“形同虚设”;2013年，82.6%的建筑业农民工未签劳动合同，而在郑州、武汉、成都等工地数量激增的城市中，未签劳动合同的比例更是高达93.2%、87.9%、85.5%。

　　在政治和文化领域更为活跃的，是既不同于传统工人阶级，也不同于新工人群体的所谓“新穷人”：他们同样是全球化条件下的新的工业化、城市化和信息化过程的产物，但与一般农民工群体不同，他们是一个内需不足的消费社会的受害者。他们通常接受过高等教育，就职于不同行业，聚居于都市边缘，其经济能力与蓝领工人相差无几，其收入不能满足其被消费文化激发起来的消费需求。除了物质上的窘迫，学者们也常用所谓“精神贫困”、价值观缺失等概念描述这一人群(即便描述者的精神并不比其描述对象更为富足)。这类贫困并不因为经济状态有所改善而发生根本变化，他们是消费社会的新穷人，却又是贫穷的消费主义者。新穷人遍及整个世界，尤其是那些进入或部分地进入消费社会的部分。鲍曼在《工作、消费、新穷人》(Work， Consumerism and the New Poor)中就曾描述过这些消费社会中的“新穷人”，亦即准备不足的消费者。

　　如果说经典意义上的穷人是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产物，那么，“新穷人”则是消费社会和消费文化的伴生物，他们同样是资本主义经济从工业经济向金融资本、从实物经济向虚拟经济转型过程中的产物。新工人与新穷人这两个群体共同构成当代中国的“穷人”这一概念的两面。

　　(本文来源：《开放时代》2014年第6期，作者：汪晖，原题为《两种新穷人及其未来》，因篇幅问题有所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