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是怎样知道陈永贵的？

 

张怀英(中)与陈永贵等一起在大寨规划山河治理

　　1990年4月，我在北京见到了阔别多年的老领导陶鲁笳同志。当年是他把陈永贵的事迹汇报给毛主席的，但后来有各种说法。谈到大寨的近况，我把一些传闻告诉了他，勾起了他对当年的回忆，便再次谈了他向毛主席汇报的情况。

 

　　他说，1964年他向毛主席汇报后返回省里，向省委常委做了传达。他说：“你可以去山西省档案馆查一下省委常委会记录。”我回山西后，请山西省党史资料编委会主任李格代查，后来李格同志将查到的记录稿寄给了我。　　

 

　　原来，1964年3月28日至29日，毛主席召集河北省委的林铁、刘子厚和山西省委的陶鲁笳等人到他停在邯郸的专列上汇报工作。陶鲁笳汇报了他在大寨蹲点的情况，自然而然地扯出了陈永贵，并将陈永贵的工作情况向主席做了汇报。陶鲁笳说：“我不久前到昔阳县大寨大队蹲点，了解到这个大队的生产和政治思想工作都很出色。支部书记陈永贵是个生产能手，也是思想政治工作的能手，而且对管理工作抓得很严，公私分得很清。省委1960年就发出通知，要求全省党支部书记向陈永贵学习。陈永贵提出一个很好的口号，叫作‘参加生产、领导生产’。”

 

　　毛主席插话说：“很好嘛！就像打仗一样，纸上谈兵不行。你不参加打仗，怎么会指挥战争呢？”

 

　　陶鲁笳接着汇报说：

　　“陈永贵要求每个党员的劳动要好于一般群众，支部委员要好于一般党员，支部书记要好于一般委员。他认为只有这样，党支部才有资格领导生产。初级社刚成立时，村里的地主富农分子暗中轻蔑地说：‘看这些穷小子们，还办社哩，兔子尾巴长不了。用不了几年，非让他们吃塌了不可。’陈永贵得知后在党员大会上说：‘我们每个同志都要横下一条心，绝不占公家一点儿便宜，让他们看看，共产党员根本不是他们说的那种人。’10年来，大寨全村的工分帐和财务帐一清二楚，接受群众监督，定期向社员公布。群众称他们的支部书记是贴心书记，会计是保险会计。大寨的评工记分，照陈永贵的说法是‘有制度，不繁琐，有差别，不悬殊’。”

 

　　毛主席插话说：“这个办法好。评工记分就是不要搞繁琐哲学。又有差别，又不悬殊，才能调动广大群众的社会主义劳动积极性。”

 

　　陶鲁笳接着汇报说：　　“陈永贵这个人，群众说他很有才干。他领导群众搞集体生产，年年有新套套。他常说：你没有新套套，天还是那个天，地还是那个地，它不会给你增产一斤粮食。他的新套套不是凭空想出来的，是在和群众一起劳动的实践中琢磨出来的，所以很见效。正如他说，集体生产有了新套套，才能变思想、变技术、变土地，才能稳产高产。建立初级农业社以来，大寨年年改变着生产条件，年年增产，年年增加上缴国家的征购粮。大跃进那几年，许多农村浮夸虚报，说他们的粮食平均亩产已过了‘长江’，超过了800斤甚至1000斤时，大寨却如实上报粮食单产400多斤。

 

　　“1963年8月初，大寨遭受特大洪灾时，陈永贵正在县里参加人代会，知道后立即走山路绕回村。群众一见他就说：‘永贵，你看这么大的灾，咱们怎么往下活呀!’有的甚至哭了起来。陈永贵先问大家：人冲走了没有?牲口冲走了没有?大家说没有。他挺起腰杆说：‘没有冲走一个人，也没有冲走一头牲口，这就是大喜事，应该开庆祝会，还哭什么?毛主席说过，人是第一可宝贵的，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老天爷是个纸老虎，欺软怕硬，你硬了，它就软了。我们每个人都有两只手，靠两只手，我们就能改天换地。旧的不去，新的不来嘛!’就是这样，他把全村动员起来，不分男女老少，齐心协力，夜以继日，战天斗地，果真创造出了惊人的奇迹。被洪水冲倒在泥浆里的秋苗一颗颗被扶起来，培土施肥，千方百计地救活了。结果，除少量完全被冲垮了的梯田绝收外，粮食亩产获得了700多斤的纪录。接着他们研究了洪水为害的规律，修订第二个十年造地规划，建设抗御旱涝能力更强的稳产高产新梯田、沟坝田、河滩田。被洪水冲毁的旧大寨，按照统一规划重新建设。他们以白天治坡、夜间治窝的惊人毅力，建起了焕然一新的新大寨，仅仅半年多时间，半数社员就欢欣鼓舞地搬进了新居。这真是一个奇迹！

 

　　“他们选择一处又长又高的坡面，用石灰写上了‘愚公移山，改天换地’八个大字，这八个大字体现了大寨人的雄心壮志。1963年11月，省委向全省农村、城市各级党组织发出了‘向大寨人民学习’的通知后，到大寨去参观的人越来越多，都惊叹大寨人个个是改天换地的劳动英雄。1964年2月10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用革命精神建设山区的好榜样》的社论，高度赞扬了昔阳县大寨大队的革命精神……”

 

　　毛主席听到这里，饶有兴致地问陶鲁笳：“陈永贵是哪几个字?他识不识字?”

 

　　陶鲁笳当即在纸条上写了“陈永贵”三个字，并说：“他42岁扫盲，今年50岁，现在能读报，还懂什么叫‘逻辑’。不久前陈永贵在太原做报告，赵树理听了很佩服，对我说：陈永贵的讲话没有引经据典，但他的观点完全合乎毛泽东思想和辩证法。”

 

　　毛主席对大寨和陈永贵以肯定和赞赏的语气说：“穷山沟里出好文章。唐朝时你们山西有个大学问家柳宗元，他在我们湖南零陵县做过官，那里也是个穷山区，他在那里写过许多好文章。”类似这样借题发挥、旁征博引的谈话，陶鲁笳在同毛主席的接触中不止听到过一次。

 

　　毛主席又高兴地问陶鲁笳：“你们有他的材料没有?《人民日报》那篇文章我没有看。”

 

　　陶鲁笳让他的秘书把《人民日报》那篇文章找来，同时把预先准备的有关陈永贵和大寨的材料交给了毛主席。

 

　　毛主席回到北京不久，1964年4月20日，周恩来总理就派农业部长廖鲁言到大寨做了20天的考察。廖鲁言总结了大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按农业“八字宪法”建设稳产高产农田的经验。他特别赞赏大寨经过多年努力，修建起的水平梯田成为活土层在一尺以上，蓄水保肥、抗旱保墒的“海绵田”的经验。廖部长认为，这种“海绵田”对于发展我国旱作农业具有普遍的科学意义。

 

　　回到北京后，廖鲁言部长向毛主席和周总理做了书面汇报。

 

　　同年5月中旬，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在讨论第三个五年计划时，毛主席讲：“农业主要靠大寨精神，自力更生。要在种好16亿亩地的基础上，建设4亿亩稳产高产田。”　　

　　本文节选自《大寨·陈永贵——我的回忆与思考》。作者张怀英是山西省昔阳县的老县委书记，他和陈永贵从1946年相识到1986年陈永贵去世，保持了40年的战斗友谊。正是他发现和扶持了大寨陈永贵这个典型。本书是张怀英晚年历时十余年完成的力作，详细叙述了大寨人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改造旧山河的壮举，和陈永贵从一个不识字的农民成长为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艰辛之路。张怀英去世后，红色中囯工作人员受其家人委托，帮助整理出版了这部名为《大寨·陈永贵》的遗稿。书中披露很多鲜为人知的历史，可以帮助我们拨开人为制造的重重迷雾，认识更加真实的大寨和陈永贵。

 

　　大寨是毛主席树立的全国农业战线上的一面红旗，“农业学大寨”是毛泽东时代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力量源泉。大寨道路是人民群众的伟大创造，这个创造也倾注了陈永贵大半辈子的心血和荣辱。陈永贵的命运折射了大寨的命运，大寨道路的命运，中国农村合作化、集体化的命运。通过本书作者大量的第一手资料，我们可以全面、完整地了解这段波澜壮阔又令人感慨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