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宏甲《塘约道路》后叙

 王宏甲《塘约道路》后叙

　　附言：我很久没有这么用心地写一篇文章了。八月我去贵州安顺，被那里的人和事感动，被我的朋友王宏甲感动。希望朋友们读读这篇短文，读读王宏甲的《塘约道路》。我还没能完全读懂这些人和事，但我确实感到，在那片高原深土里，正生长着有助于贫困农民活下去，活得更好、更有尊严、更有希望的东西——关于脱贫，关于建设起更好的生活，关于新世纪的乡村治理……

　　六月十九日，我在太湖的一个小岛上接到王宏甲从贵州安顺打来的电话，我第一次知道了塘约。关于这个村庄的事情，宏甲只是讲了一个线条很粗的轮廓，却让我感觉到了一种很久没有过的兴奋。

　　一个多月后，我读到了《塘约道路》初稿，精神再一次被鼓舞。那个刚刚脱贫、在我的意识中相当偏远的山村，那个带领村民重新组织起来走集体化道路的农村党支部书记，那些在家乡的土地上再次看到了生活出路的妇女、老人，以及揣着新希望从天南地北赶回家乡的老少男女……都在我的头脑里活跃起来。

　　宏甲约我去塘约看看。八月初，坐在开往贵州高原的火车上，我的心情很特别——有一点激动，仿佛是要去拜访一个少年时代的梦想；还有些不安，是害怕失望吗？

　　途中有父子二人上车，一问，知道是农民工。他们一行六人（一个湖北人，五个来自江苏徐州），年龄从二十几岁到五十几岁不等。六个人都是建筑工，从一个什么地方“转场”去贵阳。问了问他们打工的情况，我有意识地讲到了塘约，他们很有兴趣听。然后我问，假如在你们家乡，这么干，行不行？

　　“弄不成。”他们的回答相当干脆，“人心都散了。干部私心重，光顾自己，哪儿有这么好的带头人呢！”

　　对于这种回答，我也不觉得意外。

　　我本人出生在农村，从记事起，父亲就是村党支部书记，文化大革命刚开始的时候被打倒，两三年后又“站出来工作”。直到我十八岁离开家乡去当兵，父亲仍然是村党支部书记，是一个在我们县里有些名气的“老支书”。我的很多亲人一直生活在农村；我在新华社工作期间当过两年农村记者……农村始终是我的根。不管我后来在什么地方，自身是一种什么样的处境，中国农村每一次惊天动地的变化，都是我自己生活的一部分。因此，对新中国农村的过去与现在，至少，我不陌生。

　　事有凑巧，恰恰在最近这两年，我花了一点精力，搜集、阅读1949年前后从土改到互助组、合作社，再到人民公社的历史资料。配合这种兴趣，我还相当用心地重读了周立波的《暴风骤雨》、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柳青的《创业史》、浩然的《艳阳天》以及他那部饱受争议的《金光大道》；看了网上找得到的相关老电影《三里湾》、《李双双》……现在想来，这很像是在为我今天认识塘约预作功课。

　　﹡﹡﹡

　　村寨被雨水洗刷得干干净净。在塘约村本部，我看到了很好的道路、很好的广场、看上去很好很新的村民住宅，以及一些人家停在门前空地上的小汽车、大汽车……我确实很难相信，仅仅两年前，这里还是一个二级贫困村，一个“空壳村”。

　　我努力让自己展开想象——在漆黑的夜里呼啸而至的大洪水，被毁坏的房屋、田地、道路……瓢泼大雨中无助、凄凉的呼喊，妇女孩子惶恐的哭声……自救和互救……村干部紧张、忙乱、疲惫的身影……然而这些，都只能是想象。只有被刻意保留下来的几栋简陋、破败的小房子，还能让我实实在在地看到塘约两年前的模样，那是留给今天和未来的一个见证。

　　组织起来的力量，真的这么大吗？

　　我知道宏甲最早给这本小书起的名字叫《重建家园》。在灾后一贫如洗的废墟上，塘约的确得到了很好的重建。虽然他们只是刚刚走出贫困，远远说不上富裕，村里刚积累起来的一两百万元集体资金，可能还比不上一个个体小老板银行账上的余额，但是，说这个村庄已经焕然一新，一点都不夸张。那些在外地打工被召感召回来的男女村民，一定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明白，自己的家园在哪里。

　　不过，“重建家园”显然是一个具有高度象征性的标题。需要重建的岂止是广大的乡村，岂止是道路、房舍。我们的精神，我们的信仰，我们的生活理想……世道人心、公序良俗、民主法制……哪一个不需要重建？

　　没有这种重建，我们可能就不知道自己的家园在哪里，找不到回家的路。

　　﹡﹡﹡

　　在我的家乡，自从生产队解体，村党支部办公的地方就变得冷冷清清，一冷清就是几十年。两年前，塘约也是这样。

　　可是今天，在塘约村委楼里出出进进的村民——他们的言谈举止，他们与村干部之间的对话，他们的建议与批评——都让我相信，这里是他们真心认可的“统帅部”，是他们全部生活的一个支撑点，一个依靠。

　　宏甲深情地写道：“农民需要一个精神焕发的村庄。”

　　刚刚摆脱贫困的塘约，的确已呈现出一种令人振奋的气象。这种气象不仅仅表现在村容村貌、农民的生活生计迅速得到了改善，更表现在人们精神面貌的改变，表现为村风民风的健康、清新。越来越多的人获得了一种主人翁的心态。他们以这种心态从事不同的劳动，关心村里、社里的集体事务，不拿一分钱也踊跃参与筑路、修桥、拓宽河道；同时相当用心地对所有干部和党员行使自己的监督权、评价权、“罢免”权。比较很多地方的农民，他们拥有更多、更实际的民主权利。

　　乡村是需要民主的。我不敢说塘约村民已经实现了当家作主，但我相信，这正是塘约道路最重要的目标和方向。要是真能实现中国农民当家作主的愿望，想象一下，那将是一种什么样的壮丽景象！

　　在亲眼看到了塘约已经做的和正在做的这些事情之后，我给这个村庄的党总支书记、小我十几岁的左文学敬了一个礼，表面上像是开玩笑，内心里则十分庄重、真诚。

　　﹡﹡﹡

　　我在安顺待了十天，跟着宏甲不止一次见了村、镇、区、市四级党的书记。还接触了不少机关干部和其他领导干部。扶贫帮困，他们表现出来的那种急迫感，那种真心实意，是假装不出来的；我想我还有这个判断力。

　　跟周建琨书记的接触、交谈，还给了我一个相当深的印象——对于农民的脱贫，他和市长都不是简单地当作上级交下来的一个工作任务来完成，而是试图帮助农民找到一条长远的、靠得住的出路；给当地的农村、农业，找一条长远的、靠得住的出路。

　　我不断地受教育、被感动；在心底不断滋长的温暖和尊敬，我自己都能感觉得到。

　　﹡﹡﹡

　　我知道宏甲正在撰写《孔子大传》。他放下了手里很重要的写作任务，来写这个村庄正在跋涉的道路。这期间他还接受了中央电视台大型纪录片《长征》电视总撰稿任务，仍然挤出时间飞到贵州补充采访，继续写这个村庄……他自己解释说：“看到了，不敢不写。”

　　我可能比很多人都更理解宏甲一定要写这个的原因。少年、青年时代八年的插队生活，使他了解了农村，建立了对农民的感情。因此，二十五年前，他就多次对我讲到，不了解中国的农村，就不能说了解中国；几亿农民的问题得不到解决，再建二十个深圳，中国也不能说强大。

　　本来，他到安顺是给当地干部讲“人民观”的，却在无意中看到了塘约，看到了，就放不下了。我知道，这里面有一种宽厚深广的情志和情怀。

　　在安顺的那些日子，我看到他一次次与各级领导、各有关部门的领导，以及机关干部座谈、交流，一次次追着问人家：你们怎么看？这个有希望吗？能推广吗？要是推广，阻力在哪里？……这已经不是一个作家在采访，在写文章。他是在工作，在为改革开放几十年后的中国贫困农民寻找道路，寻找那种能让人们活下去，活得更好、更有尊严、更有希望的东西。

　　不止一位当地干部说，他们是在与“王老师”讨论、交流之后，才真正认识了塘约。

　　我熟悉宏甲的每一部著作。这部《塘约道路》，宏甲修改过很多遍，每一稿都给我看过，和我讨论过。有一次我们甚至通过微信视频讨论了一个通宵。在这个过程中，我一再感觉到，他确实不是在写一个文学作品。他是在做这样一项工作——尽可能真实、准确地把塘约呈现出来。要是有更多的贫困乡村从这里得到启发，组织起来，把前途和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那就太好了！因此与他从前的作品相比较，《塘约道路》的语言更朴素，更直接，更诚恳。事情做到这个份上，它叫不叫文学、是不是文学，都已经不重要了。

　　2016年10月12日太湖叶山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