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对国内修正主义警惕的开始

　　60年代，正是鉴于苏联的变化，毛泽东提出了中国出修正主义的问题。

　　1964年，为国际反修而开展的中苏论战和为国内防修而开展的社教运动，都进入高潮。毛泽东越来越把两者联结起来，并把主要注意力从国际反修转移到国内防修的问题上来。

　　1964年1月上旬，他在审阅中央统战部的一个文件时，加写了一段话：“如果我们和我们的后代不能时刻提高警惕，不能逐步提高人民群众的觉悟，社会主义教育工作做得不深不透，各级领导权不是掌握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手里，而被修正主义者所篡夺，则我国还可能要走一段资本主义复辟的道路。”

　　实践已经证明了毛泽东的这个科学预见是完全正确的。

　　1964年1月5日，毛泽东会见日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听涛克己时，谈到中国国内反修防修问题。他说：

　　“如果我们中国也像苏联那样搞，那末，有一天也要出修正主义。我们现在每隔几年要进行一次整风运动。最近我们有两个有关社会主义教育的文件，你可以看一看。人是会变化的，革命者也会发生变化。没有群众监督和揭露，他们可能进行贪污、盗窃，做投机生意，脱离群众。”

　　“现在我们还不能说目前中国所采取的办法一定能够防止出修正主义。但修正主义要在中国占统治地位是很困难的。是否能够防止，要过几十年后再看。”

　　“修正主义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是旧社会母胎中的产物。就算没有赫鲁晓夫，难道苏联就不会出修正主义？我看很有可能。这不是个别人的问题，而是一定的社会阶层的反映。”

　　1月30日，毛泽东在会见越南劳动党访苏代表团时，甚至向客人提出这样尖锐的问题：“如果中国产生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苏联产生了修正主义，你们反对。如果中国产生修正主义，你们也要反对。”

　　这个话，他又反复地向日本共产党、新西兰共产党、印尼共产党等政党的领导人讲过。

　　1964年2月9日，毛泽东对新西兰共产党总书记威尔科克斯夫人说：“中国不是需要，而是事实上必然出现各种反对派。……我们党内有少数人主张三和一少。三和就是对帝国主义和、对修正主义和、对各国反动派和；一少就是少援助反对帝国主义的国家和党。这实质上就是修正主义的思想。他们联络部里就有少数这样的人。另一个是统战部，它是同国内资产阶级打交道的，但是里面却有人不讲阶级斗争，要把资产阶级的政党变成社会主义的政党。每个部都有这样的人。例如农村工作部里面就有一个邓子恢，也是中央委员，还是副总理，却主张单干，实际上不要社会主义农业，主张三自一包。从国外来说，被美帝国主义和苏联修正主义吓倒了，在国内由于天灾人祸，经济受到损失，于是修正主义露头了。有一阵子可倡狂啦。针对三和一少，我们的方针就是三斗一多。这就是对帝国主义要斗、对修正主义要斗、对各国反动派要斗，要多援助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的和马列主义的政党和马列主义派别。三和一少是赫鲁晓夫的口号，三斗一多是我们的口号。”

　　1964年2月，毛泽东对金日成说：“天下大事分则必合，合则必分。一个党也是如此。动摇分子总是会有的。一九六二年上半年，我们党内有些人主张三和一少、三自一包。三和一少是他们的国际纲领，三自一包是他们的国内纲领。这些人中有中央委员、书记处书记还有副总理。……除此以外每个部都有，每个省都有，支部书记里头更多。所以说天下太平，没有这回事。我说不太平是正常的……要有意识地保持对立面。例如王明和赫鲁晓夫这样的人。彭德怀是赫鲁晓夫的人，是我们党的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副总理，现在仍然保持原有职务。

　　中国变成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这些话我和好多人都说过，如日本的宫本，新西兰的威尔科克斯，还有印尼的同志，但没有得到机会同越南同志讲。如果中国变成修正主义，天就黑暗了，你们怎么办？要作思想准备要高举马列主义的旗帜反对中国的修正主义，这样，中国人民是会感谢你们的。

　　这是打预防针。要向全体人民进行反对修正主义教育，要反对新的资产阶级。新出来的新资产阶级分子，他们进行贪污盗窃、投机倒把。这号人虽然为数不多，但很厉害，神通广大，他们能够从广州弄到自行车用飞机运到河北高价出卖，这个人还是一个县的农村工作部长。在座有不少朝鲜的年青同志，你们不要把中国的一切都看成是好的，这样就不对了。中国有光明的一面，这是主要的一面，同时还有黑暗的一面，搞‘地下工作’的大约有一千万人。……如果现在不加以注意，他们就会泛滥起来，苏联现在不就泛滥起来了吗？”

　　1964年5月15日至6月17日，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主要议题是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第三个五年计划的初步设想、三线建设问题等。

　　6月8日，在会议进行了二十几天后，毛泽东第一次在会上讲话。一边讲，一边同大家议论。他着重讲了防止出修正主义的问题、培养接班人的问题、三线建设的问题。

　　关于防止出修正主义的问题，毛泽东说：“现在世界上有两种共产党。一种是真的，一种是假的。”

　　此时刘少奇插话说：“苏联，一个是这次出修正主义，一个是十月革命，都有伟大的国际意义。我们要想一想，我们将来会不会出修正主义呢？不注意，一定要出。”

　　毛泽东说：“已经出了嘛!像白银厂，陈伯达调查的小站公社不是已经有了嘛。”

　　周恩来、彭真插话介绍了下面被敌人掌握政权的不少的情况。

　　毛泽东接着说：“我看，我们这个国家有三分之一的权力不掌握在我们手里，掌握在敌人手里。”

　　刘少奇说：“现在下边发生的问题就是不追上边，恰恰问题就出在上边。抚甯县的农民说，不仅下边有根子，上边也有根子，朝里有人好做官。”

　　毛泽东接过来说：“我看这个问题要传下去，传到县，如果出了赫鲁晓夫怎么办？中国出了修正主义的中央，要顶住。”

　　6月11日，刘少奇受中央委托，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作关于反对现代修正主义斗争问题的报告。

　　报告结束后，毛泽东作了一个简短发言。他说：“有许多事情我们事先料不到。比如苏联出修正主义，也是料不到的一件事呀，它就出了嘛。它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嘛，它要出嘛。比如中国的牛鬼蛇神，‘有鬼无害论’，它要出嘛。总的我看我们是乐观的。但是要准备另一方面，天要黑。天天是晴天，没有下雨？没有打雷？没有阴天呀？这个社会就那么干净呀？我看永远不干净。不干净才合理嘛，不然就没有矛盾了嘛。对立统一，是两个侧面的统一。你只有一个侧面，还有什么对立统一？还是要有信心。中国一定要出赫鲁晓夫？不一定。有两种可能。我说，出了也不要紧，你苏联还不是出了赫鲁晓夫？将来那个列宁主义势必要翻起来的。还是那两句老话：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

　　1964年6月16日，毛泽东在北京举行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说：“要警惕像赫鲁晓夫那样的个人野心家和阴谋家，防止这样的坏人篡夺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权。大区书记要抓军队，不能只要钱不要权。”

　　从1965年起，毛泽东越来越重视中央出修正主义的问题。1965年8月11日，当罗瑞卿向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常委汇报备战问题时，毛泽东在插话中又谈到防止出修正主义的问题，并且着重谈到中央领导集团所持态度的极端重要性。他说：“修正主义也是一种瘟疫。”“领导人、领导集团很重要。我曾经说过，人长了个头，头上有块皮。因此，歪风来了，就要硬着头皮顶住。六二年刮歪风，如果我和几个常委不顶住，点了头，不用好久，只要薰上半年，就会变颜色。许多事情都是这样：领导人一变就都变了。”

　　在修正主义这个问题上，毛泽东最担心也谈得最多，一是警惕中央出修正主义；二是防止各级领导干部脱离群众，出现腐败现象。这种担心，并非没有深刻的道理。为了防止和平演变，他先是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继之，又发动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1965年10月10日，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明确提出中央出了修正主义怎么办的问题，并反复强调，如果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应该造反，几个省可以联合起来，搞独立；现在你们要注意，不管谁讲的，中央也好，各省也好，不正确的，你们可以不执行。你们要从实际出发。

　　当时的中央领导人，在口头上都强调要注意防止修正主义。但什么是修正主义，各人强调的重点就不同了。刘少奇指的修正主义主要是蜕化变质分子；彭真指的修正主义主要是官僚主义；而毛泽东这时指的修正主义主要是错误路线如“三自一包”、“三和一少”、“五社一短”等等。特别有重大意义的是，毛泽东这时已经把国内反修防修的重点转到了“中央出修正主义”的问题上。1964年上半年，他给许多外国党打招呼，都是集中谈的这个问题。可见，这是他经过深思熟虑以后才提出的。应当说，这是毛泽东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一个重大发展。

　　苏联的解体、东欧及南斯拉夫的瓦解一再证明，毛泽东关于反修防修的理论和路线是正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