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时代人民地位高

　　有一首歌，一首叫做《社会主义好》的歌，曾经在中国大地妇孺皆知、家喻户晓，唱得人民斗志昂扬、意气风发：

　　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好;

　　社会主义国家人民地位高。

　　反动派被打倒，

　　帝国主义夹着尾巴逃跑了。

　　全国人民大团结，掀起了社会主义建设高潮。

　　......

　　这首歌，不仅仅是对人民的宣传和鼓动，而是毛泽东时代人民社会地位基本的真实写照。

　　我一提出这一观点，来自右边的朋友，深受主流意识影响的朋友，必然很是不爽，立马就会驳斥和辱骂：

　　——此人是一个花岗岩脑袋，一点也没开窍!

　　——此人倒是七窍通了六窍——一窍不通!

　　——毛泽东的乏走狗!

　　——毛泽东时代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

　　——毛泽东独裁!

　　——毛泽东时代没有人权!

　　——毛泽东时代人民的地位在哪里?

　　对于上述谬论和辱骂我基本不做解释和反驳。因为屁股决定脑袋，什么藤结什么瓜，什么阶级说什么话。因为“人民”是一个政治概念，是一个与“敌人”相对立的政治概念，凡是在人民看来是民主、进步、公平、正义的东西，在人民的敌人看来却是独裁、反动、不公、不义的东西——人民群众怎么能与人民的敌人尿到一个壶里去呢?因为“人民内部也是有矛盾的”，这些矛盾虽然一般没有根本厉害的冲突，但是是非常广泛、尖锐、复杂的。不过，我对我是“毛泽东的乏走狗”的问题，倒要做一个说明。说我是“毛泽东的乏走狗”，是太抬举我了，我自认为我做“毛泽东乏走狗”尾巴上的毛尚还不够格，哪里能做“毛泽东的乏走狗”呢!不过，我更要对“毛泽东时代人民的地位在哪里?”的反问做一番我的认知和回答!　　

 

　　毛泽东时代人民的地位体现在人民群众参与和管理工厂、企业、学校和国家事务的权利里。

　　先来看看农民在集体、社会和国家事务中的地位。

　　中国农民是深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压迫最为深重的人民群体。但是，中国农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一下子“鸡毛飞上了天”。新中国开国第一场剧烈的社会变革运动土地改革就是一场农民群众自己组织、自己参与的自觉运动。一位参加过土地改革的老前辈曾这样生动如实地记录了他们村的土地改革：　　

　　我村的土改，只是全国大规模土地改革运动中的一个星星点点，一个缩影......

　　(土改工作队员)通俗地讲述了土改的目的是打倒地主分田地，发展农业生产;土改的方针是发动广大农民，自己起来打倒地主阶级，取得土地;土改的意义是彻底消灭封建土地剥削制度，实行农民土地所有制......;土改的总路线总政策是依靠贫、雇农，团结中农，中立富农，有步骤有分别地消灭剥削制度，发展农业生产。

　　他们和我白天走村串户，访贫问苦，扎根串连，发现培养积极分子;晚上登记各户人口、土地、农具等基本情况。

　　与此同时，组织农民开展多种形式的诉苦会，控诉地主阶级压迫农民的苦，控诉伪乡保长抓兵派款的苦......通过诉苦，提高了农民的政治觉悟和阶级觉悟，从而形成了一支强大的土改力量......建立了以贫雇农为核心的村农民协会并选出了村长、贫雇农小组长，培训了积极分子，建立了民兵组织。

　　在农民基本发动起来的基础上，组织农民学习《关于划分农村阶级成分的决定》，使之家喻户晓、人人明白。

　　在群众基本掌握阶级划分的主要标准后，结合自己和本村的实际，采取面对面或背靠背地讨论谁是什么阶级成分。

　　全村个阶级成分公布后，阶级阵线明朗，贫雇农优势增大，中贫雇农团结紧密，富农处于中立，地主日趋孤立。于是，就开展对地主的斗争。通过斗争，地主威风扫地，农民扬眉吐气。

　　随之就没收和分配地主的土地和财产。

　　分配地主土地财产分两步进行。首先，工作组和村干部带领贫雇农骨干群众，没收地主家的房屋、耕畜、农具、粮食、家具等财产，分配给缺乏住房和生产资料的农民。贫雇农骨干群众......理直气壮地清还地主剥削农民的血汗财产，号房子、牵耕牛、背农具、清仓库、搬家具......

　　其次，工作组和村干部做好土地的征收、没收和分配工作。

　　我村土改胜利完成后，“贫雇农得地开心，中农有利放心，富农不动定心，地主劳动回心。”广大农民从封建土地关系的束缚中获得解放，发挥了前所未有的生产积极性。(《足迹》 零陵历史回忆录)　　

　　图为用国产东风联合收割机收割小麦，图片来自1974年第3期《人民画报》

 

　　农业合作化又是一场深刻的社会经济革命。在这场社会经济变革中，“工人家属的积极性非常高”，“农民们违背领导的意愿自动起来办合作社”，“完全依靠群众自觉自愿的办法办合作社”，“农民坚决选择了合作化的道路”，“妇女走上了劳动战线”“经过了两千多年仍然是那样贫困的人民，办了三年合作社，经济生活和文化生活都开始改变了面貌。这就证明，现在的社会主义确实是前无古人的。社会主义比起孔夫子的‘经书’来，不知道要好过多少倍。”(《毛泽东选集》 第五卷 第225-259页)等材料说明了农民们在党的领导下自愿办合作社的积极性，同时也说明了农民的国家主人翁地位。

　　一位当年曾经受到毛主席、周总理接见过的合作社领头人，对他领导的那个合作社成立、成长的过程有过这样的描述：

 

　　在党的领导下，经过全体组员共同努力，这一年我们互助组搞得不坏......我出席了省委召开的劳动模范会议和省代表会议。会上听了......介绍办农业合作社的讲话.....回来后，我向组员们做了传达，大家听后议论纷纷，争先恐后发言，要求把我们互助组转为农业生产合作社......(领导支持)办起了合作社......第二年的4月，县委突然通知‘不准办社’，我们的农业生产合作社下马了。

　　1953年冬季，我们白天抓生产，晚上开社员会议讨论入社事项。经过30多个日日夜夜，把原来21户的互助组，转为农业生产合作社。

　　那年，社里处处都是新气象。

　　我们生产合作社，1954年扩大到60多户，1955年发展到800多户。

　　我们农业社有“18多”：社里卖余粮多，社员银行存款多，社里储备粮多，栏里的猪多，塘里的鱼多，社员养的鸡鸭多，山上造林多，社员建房多，亲朋来往多，社员家里谷多，社员生产门路多，社员团结友爱多，社里结婚喜事多，要求入党入团的多，儿童上学的多。(《足迹》 零陵历史回忆录)

 

　　人民公社后来是一个被妖魔化的制度，可是就是这样一个制度，中国人民的友人斯诺先生曾做了这样的叙述：

　　专业队或“生产队”选举他们的领导人，大队领导是革命委员会，其中大多数是本大队的农民，他们能够监督那些独断专行地决定问题的党的干部。大队和生产队的经营管理和基金的分配是半自主的。妇女和男人是同工同酬，虽然她们的劳动贡献比男人的低得多。

　　在过去这块人们追求自己的私利而不顾别人、每个人都想着自己的土地上......1970年，中国的粮食产量达到了2.4亿吨，比1950年增加230%。在全国，每公顷土地平均只能收2.4吨，但是，平均达到8吨或8吨以上的公社是很多的。

　　今天，中国的粮食可以自给自足......正如他们对我说的，由于这一坚固的基础，会为农村开辟“广阔的前景”。仍然存在着不少的困难。但是这种前景是很具体的：农民、工人和知识分子正在一个阶级的社会里化为一体，一直到2000年，中国将以革命的方式进行平静的工作。(斯诺：《艰苦奋斗到二000年》)　　

 

　　再来看工人阶级的地位。

　　工人阶级是中国的领导阶级。由于这一阶级地位，工人阶级的国家主人翁地位具有天然的优势。从“劳资两利”的时候，工人就成了资本家企业的实际领导者，“我们在1952年的‘三反’、‘五反’中，在资本主义企业中建立了工人监督，权力完全掌握在工人的手中，资本家简直没有发言权，厂方办事要看支部书记的脸色。”(毛泽东语)通过“政治挂帅、党的领导，“两参一改”的工业“鞍钢宪法”的执行和落实，以及文革中“工人阶级领导一切”的政策的执行和落实，工人的地位确实是“老大哥”。对此，斯诺先生曾有过这样的描述：

 

　　人民的营养丰富，身体健康，衣着合身;每周六天工作、参加政治活动或学习技术。空闲的时候，人们打乒乓球或者是同朋友去游泳。人们偶尔也有一些担心的事，但担心的不是食品价格上涨、医药费用或税收增加。人们的生活水平不是很高，但是，他们不知道什么是借债和典当，不必担心折磨过他们的父母的饥饿和贫困。人们看到的报纸和杂志登的首先是政治和鼓舞人的消息，现在没有一个中国人是不关心政治的。另一方面，人们不必因这样的消息而感到担心：犯罪行为、经济危机、侮辱、种族骚乱、婚姻丑事、吸毒、腐败行为、对富人的阶级性妒忌等等。正如一个观察家所说的那样，中国是‘道德的渊薮’”。(斯诺《我们同毛泽东谈了话》)　　

　　1954年，上海资本家集会，申请政府对其私有产业进行“公私合营”。

 

　　还来看一看民族资本家的地位。

　　中国的民族资本家，在中国曾经既是领导阶级又是团结改造的对象。在“和平赎买”民族资产阶级的过程中，突显了资产阶级的地位。一位曾参加过“公私合营”的基层老同志曾这样回忆道：

 

　　公私合营时，我刚做城市工作......白天作调查研究，晚上听取讨论意见。在此过程中，我发现某xx(当地最著名的大资本家、民主人士)有几晚未参加讨论......加之我又不懂得什么是‘绅士’、什么是民主人士，于是就批评了他。第二天，领导找我谈话，说：“你胆子不少呀，敢于批评某先生，他是零陵最大的开明‘绅士’，你知不知道零陵有三子?‘某xx的金子’......今天晚上要请某xx先生看戏，要赔个不是，我和刘县长，还有镇委书记、镇长、工商联主任都去。”

　　我们要求在提高认识的基础上(资本家)全家要统一认识、统一思想，自觉自愿地写出申请。就这样反复细致地工作，全镇约有60%以上的户愿意加入公私合营和合作商店，合作小组......经过这一系列工作，xx镇逐步实行对私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公私合营工作基本完成。(《足迹》 零陵历史回忆录)　　

 

　　最后，再来看看知识分子的地位。

　　毛泽东认为，知识分子从来不是一个独立的社会阶级，它是附在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身上的一张皮。毛泽东时代，附在资产阶级身上的知识分子是吃了一些苦、受过一些罪，但大多数还是工资照拿、工作照做，相当一部分人的工资比普通的干部、职工高得多。而那些已经无产阶级化了的知识分子，不仅经济地位、社会地位比工人农民高，而且政治地位也比工人农民高得多。被称为“臭老九”的知识分子，在毛泽东时代，实际是一个“香喷喷”的社会阶层。

　　因此，虽然窥一斑不是全豹，但窥一斑却知全豹，“农民、工人和知识分子正在一个只有一个阶级的社会里化为一体”的中国人民，难道社会地位不高吗?

　　毛泽东时代人民的地位体现在社会主义的制度里。

　　中国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的国家”。(《毛泽东选集》 第五卷 第366页)197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明确规定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宪法》的规定充分体现了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中国人民在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中的主体地位。但是，毛泽东早就认识到，社会主义的根本制度，依赖于基本的和具体微观的制度去执行和落实;并且僵硬的制度如果不配以进行全面深刻的政治革命、经济革命、思想革命和文化革命就不能充分保障人民群众当家做主的民主权利，就有可能由人民民主政治演变为法西斯专政。为了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和保障人民当家做主的地位，毛泽东在不断地进行政治革命、经济革命、思想革命和文化革命。这也许就是“毛泽东的一生是运动的一生，毛泽东时代是运动的时代”的原因和真谛。

　　——毛泽东通过改革旧的官僚式的国家机器，建立起新型的人民的国家制度，即通过赋予人民群众“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大罢工”的权利，使人民群众实际拥有民主诉求的权利;从人民群众中直接推举人民代表、推举各级官吏，让人民群众直接或间接拥有管理党和国家事务的民主权利;把官僚集团置于中央和人民群众的监督之下，让人民群众拥有管理国家事务的民主权利;建立权与利相分离的新型权力体制，以有效地遏制官员的官僚和生活的特殊化，使干部无论职务高低都基本成为人民勤务员，成为人民中的一员。创造以人民为本、符合天道的现代法律制度，使人民真正成为“人赋人权”、“人定人权”的人的国家制度，不断地提高和增强了人民的政治民主权利。

　　——毛泽东通过改革僵硬的经济模式，建立起新型的经济制度，即通过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发展生产力;变革人与人的生产关系，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变革所有制关系，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变革分配关系，加速生产力的发展;制定农业“八字宪法”和工业“鞍钢宪法”，加强农业和工业企业的领导和管理的经济制度，不断地提高和增强了人民的经济民主权利。

　　——毛泽东通过思想文化革命，建立起人与人之间的新型关系，即通过破资产阶级思想，立无产阶级思想;用唯物辩证法和无产阶级文化武装人民群众，让人民群众掌握自己的命运;限制和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树立全社会的平等思想;改造社会各阶级、各阶层，树立起“为人民服务”的信念宗旨;破剥削阶级文化，立社会主义人民大众文化;争得无产阶级“文化领导权”，使无产阶级文化成为社会主义的主流文化;给“人民哲学的头脑”，使人民大众成为社会主义文化的主力军;借鉴扬弃、学习吸收古今中外的优秀文化，创造具有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社会主义文化，不断地提高和增强了人民的文化民主权利。

　　人民民主的国家制度，不断进行的国家政治、经济、文化革命，不正增进和加强了中国人民的主人翁地位吗?

　　毛泽东时代人民的地位还体现在毛泽东和共产党“唯人民利益是图”的执政理念里。

　　新中国建立的前夕，毛泽东在同上海工商业界代表进行了一次别开生面的谈话。上海商人问：“共产党的经济方针是什么?”毛泽东说：“我们的方针是‘唯利是图’。”商人们听了觉得很合胃口，又问：“共产党也唯利是图?”毛泽东说：“是的，不过有点区别，我们是唯人民的利益是图，而不是唯个人的利益是图。”

　　是的，共产党是“唯利是图”的党，是“唯人民利益是图”的党。共产党的“唯人民利益是图”的执政理念，集中体现在中国人民的伟大导师毛泽东的身上：

　　1950年夏，安徽、河南交界连降大雨，淮北地区受灾惨重，百年未有。毛泽东在批阅淮北灾情的一些报告的时候，看到一份电报里说：“由于水势凶猛，来不及逃走，或攀登树上，失足坠水(有在树上被毒蛇咬死者)，或船小浪大，翻船而死者，统计四百八十九人。”毛泽东看到此处，不禁流下了眼泪，并在“被毒蛇咬死者”和“统计四百八十九人”这两个地方画了横线。想到老百姓遭受如此严重的灾害，毛泽东心急如焚。短短一个多月，毛泽东接连给周恩来写了三个批示，提出并督促治理淮河。第一个批示写于7月20日，毛泽东提出：“除目前防救外，须考虑根治办法，现在开始准备，秋起即组织大规模导淮工程，期以一年完成导淮，免去明年水患。请邀集有关人员讨论(一)目前防救，(二)根本导淮两问题。”第二个批示写于8月5日。他说：“请令水利部限日作出导淮计划，送我一阅。此计划八月份务须作好，由政务院通过，秋初即开始动工。”第三个批示写于8月31日，针对苏北区党委关于导淮工作各项准备“均感仓促”的顾虑，毛泽东批示：“导淮必苏、皖、豫三省同时动手，三省党委的工作计划，均须以此为中心，并早日告诉他们。”从毛泽东这三个批示里，我们可以强烈地感受到毛泽东关怀灾民生产、生活的迫切心情.

　　作为人民领袖，毛泽东还十分关心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他对血吸虫病防治工作的持续关注就是最好例证。血吸虫病是一种严重危害人民健康的疾病，解放前，疫区遍及江南12个省、市的350个县，患者1000万人，受感染威胁的人口达1亿以上。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非常重视血吸虫病的防治工作，并发出“一定要消灭血吸虫病”和“限期消灭血吸虫病”的号召，还亲自到湖北疫区视察，在杭州亲自制定规划。1958年6月30日，《人民日报》用头版头条报道了江西余江县根本消灭血吸虫病这个消息。毛泽东读后，“浮想联翩，夜不能寐。微风拂煦，旭日临窗。遥望南天，欣然命笔”，一口气写下两首七律《送瘟神》，充分表现了对余江人民消灭血吸虫病的愉悦心情和对人民身体健康的关心和期待。(王为衡《毛泽东：一定要每日每时关心群众利益》)

　　1972年，福建省莆田县城郊公社下林小学一名普通的教师李庆霖，给毛泽东写信，反映了其子上山下乡后生活上遇到困难。毛泽东于4月25日给李庆霖复信，寄去300元，并指出“全国此类事甚多，容当统筹解决”。1973年6月10日，毛泽东给李庆霖的复信印发全党。此后，中央政治局几次听取有关汇报，研究统筹解决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中的问题。国务院于六七月间召开了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8月4日，中共中央转发国务院《关于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的报告》。促使了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中存在的问题逐步解决。

　　“人民领袖爱人民，人民领袖人民爱”,“我们的干部，不论职务高低，都是人民的勤务员。”一个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服务、“唯人民利益是图”的政党，一个时刻将人们的利益放在心里的人民领袖，中国人民的利益难道还不会高吗？

　　总之，一个中国人民的实际地位，一个人民民主的国家政权的保障，一个“以人民的利益是图”的执政理念，充分证明了：毛泽东时代，确实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鸡毛飞上了天”的时代。毛泽东时代确实是“人民地位高”的时代。毛泽东时代确实是人民当家做主的时代。这样的时代难道不值得歌颂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