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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吃饭吃肉问题是毛泽东时代

作者:长空雁叫的博客 发布时间:2016-09-16 08:58:52 来源:民族复兴网 字体:   |    |  

是对农业和支农工业大量投入的必然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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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调研分析,我国自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开始的农业丰收,最主要的原因包括以下六个方面:

  一是种子革命(农业“八字宪法”土肥水种密保管工的“种”)。1957年,随着农科院的创立和大批独立农业院校的建成,我国迅速构建了以农业科研院所和院校为龙头的,包括县建“四级农科网”在内的农业科技体系,细化到每个生产大队都有农业技术队。农业科技体系的构筑,进入七十年代开始开花结果。1971年,我国杂交高粱和杂交玉米获得显著成效。1973年(75年鉴定)、1976年,南方籼型杂交水稻(育种代表为袁隆平)和北方杂交粳稻(育种代表为杨振玉)良种相继育成,从七十年代后期开始大面积推广,到八十年中期大体完成推广,使水稻单产较之前选育的普通良种约增加30%。与此同时,小麦、玉米、棉花、油料等其它农作物也都陆续发生了种子革命。以山东粮食产区为例,七十年代中后期,山东冬小麦产区开始推广山农辐63、烟农15号、济南13等良种,小麦单产较以前选育的跃进8号、昌乐5号、泰山5号、泰山1号、烟农685等良种约增加20%-30%;玉米开始推广丹玉6号、鲁单33号、鲁单36号、烟单14号、掖单2号等良种,单产较以前选育的烟三6号、群单105号、鲁三9号等良种约增加20%-40%...这对提高农作物的产量和品质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搞过农业科技的人都知道,一个良种,从配育到选育、繁育、推广,顺利的话也要十几年的时间,而要配育推广良种,首先还要建立起农业科研推广体系。如,我国籼型杂交稻良种从开始研究到大体完成推广,用了近20年的时间。

  第二是化肥革命(农业“八字宪法”土肥水种密保管工的“肥”)。六十年代末开始到七十年代中页,我国各地掀起了兴建县级以上化肥厂大会战,陆续建成一大批中小型化肥厂。据1973年4月30日新华社报道:全国小化肥厂已达1400个左右,生产的氮肥和磷肥,占全国化肥总产量的60%。到1975年,已投产的化肥厂就使化肥施用量较1965年增长了3.1倍。1972年中美发表《上海公报》以后,西方允许部分民用产品对华出口,我国又在1973年迅速引进了13套大型化肥生产装置,并消化利用这些技术对原有化肥厂进行改造和扩建。到七十年代末,这些装置和改扩建项目陆续建成投产,迅速增加了每亩化肥的施用量,这在长期以农家肥为主的田地里起到了明显的增产作用,当时的增产幅度一般达2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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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是水利革命(农业“八字宪法”土肥水种密保管工的“水”)。水利是农业的命脉。自1958年大规模的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到文革期间的农业学大寨运动,各级政府每年利用农闲组织社员兴修水利,修路挖沟迁坟植树等整田制山改土,修造梯田,大面积垦荒,全国建成大小水库8万余座、塘坝无数,广袤的田野上,人工河道网、田间道路网、沟渠网、防护林网形成,极大地增强了农业灌排能力和防灾抗灾能力,保证了农业的稳产高产。据统计,至1977年,全国灌溉面积达到7亿多亩,农业人口达到每人有1亩稳产高产田,与1965年相比,全国农田灌溉面积增长了51%,机井数增长了935.89%,机电排灌面积增长了355.58%,水电站机电总装机容量增长了643%。这些现在很难组织完成的、投资无法用数字来衡量的农业基础建设工程,将使子孙后代广为收益,功在当代利在千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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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是农业机械化(农业“八字宪法”土肥水种密保管工的“土水工”)。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简明教程》(1985年)、《中国农田水利》(1987年)记载:1975年我国农业现代化装备水平进一步大大提高,全国拖拉机有56万台,产量比1965年增长了5.7倍,手扶拖拉机140万台,增长了65倍,机电排灌动力达到6500万马力,排灌动力机械增长4.9倍。文革的10年内,全国农村共建了56000座中小型电站,农村80%以上的公社、50%以上的生产大队都通了电,农业用电量增长4.7倍。按照这一发展趋势,特别是在当时“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实现农业现代化”的思想指导下,在机电工业和基础设施10年大规模投资的基础上,七十年代后期至八十年代初,农业现代化装备水平必会进一步提高。农业机械的大量投入,为深耕、灌溉、提高生产效率提供了保障,这对提高农作物产量的作用是十分巨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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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是耕作技术革命(农业“八字宪法”土肥水种密保管工的“密保管工”)。由于农田水利系统的形成,生长期短且高产稳产抗倒良种的相继育成推广,农业机械、塑料产品及化肥、农药、生长素的大量使用,使土地深耕成为可能,作物间作套种、覆膜技术等得到应用和推广。例如作物复种技术,从一年一熟实现了两年三熟、一年多熟,把原来的一亩地当做一亩半到两亩地耕种,大大地提高了农业产出率。又如在病虫害防止,全国1968年就解决了马铃薯退化问题,到1977年全国连续十年没有发生蝗灾,这一危害中国数千年的“东亚飞蝗”之灾被消灭,也是农业科学史上的一个重大胜利。

  第六是化纤产品的大量使用。1966年-1976年,我国在大庆油田的基础上,又先后建成长庆油田、汉江油田、胜利油田、大港油田等。随着石油工业的发展,1973年,我国在国内石化、化纤产品迅速研究开发应用的同时,引进了包括北京、上海、黑龙江石化和辽阳化纤在内的3套大石化4套大化纤项目(“四三方案”),并利用进口设备对国内设备进行了自力更生的生产和改造。到七十年代后期,这些项目相继投产,化纤产品大量投入国内市场,迅速替代了棉产品,从而腾出了大量棉田用于粮油生产,提高了粮油的总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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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是由于上述原因,使得还没来得及全部享受到上述成果的1978年,我国粮食总产就由1952年的1.64亿吨,人均288公斤(人口5.69亿),增加到了3.05亿吨,人均319公斤(人口9.63亿),粮食总产年均递增2.42%。到了充分享受到上述投资成果的1980年后,我国粮食连年丰收,2004年全国粮食总产达到4.695亿吨,粮食总产年均递增1.67%。也正是由于上述原因,使得我国人口从1949年的5.4亿达到1978年的9.63亿时,人均寿命还能从35岁提高到67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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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综上所述,七十年代后期到八十年代初起开始的农业丰收,基本解决10亿人的吃饭问题,是我国前期对农业和支农工业大量投入的必然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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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革”期间中国农业的发展是最具有决定意义的。1965年至1978年全国粮食产量由19445万吨增长到30475万吨,超过了历史最高水平,增幅达42.4%。油料产量增幅达61.6%等,增长速度超过了改革后的90年代。中共《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也不能不承认:“文革”时期“粮食生产保持了比较稳定的增长”。其实,何止是粮食生产保持了稳定的增长,最重要的还是在提高农业生产力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如果没有六、七十年代中国的大规模水利建设、农田基本建设、支农工业和农业机械化建设、农业科技发展等,就没有中国农业的大发展、大变化。

 

  附一组数据

  1、全国粮食总产:1952年1.64亿吨,1957年1.95亿吨,1978年3.05亿吨,1982年3.55亿吨,2004年4.70亿吨。

  2、粮食总产年均增长:1952-1957年农业合作化时期的5年为3.523%,1957-1982年人民公社时期的25年为2.425%,1952-1982年合作化与人民公社时期的30年为2.608%;1982-2004年大包干时期的22年为1.284%(注:由于1982年中央“一号文件”颁布前,全国仅少数老少边地区实行了大包干,其它绝大多数地区仍为村队集体经营体制,1982年中央“一号文件”后,全国才开始了大包干的“总进军”,故大包干的政策效果1983年后才能显示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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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毛时代,机器设备的价格是按国家调拨价核算的;因土地、科技成果等未产业化,故地产、科技转让投资可忽略不计;因工资水平较低,又有奉献性建设,建筑安装成本也很低。因此,毛时代的一万元固定资产投资与现在的一万元投资有天壤之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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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袁隆平及我国“杂交水稻”的育种简史——

  袁隆平:1930年生,1949年8月考入了重庆相辉学院(西南农学院)农学系,1953年毕业,分配于湖南黔阳农校(现安江农校)任教。

  1960年袁隆平从一些学报上获悉杂交高粱、杂交玉米、无籽西瓜等已广泛应用于国内外生产中,于是开始进行水稻的有性杂交试验(当时搞育种的院、校、所已相当普遍)。

  1960年7月,袁隆平在早稻常规品种试验田里,有幸发现了一株与众不同的水稻植株。1961年春天,他把这株变异株的种子播到试验田里,结果证明了上年发现的那个“鹤立鸡群”的稻株,是地地道道的“天然杂交稻”,于是立即把精力转到培育人工杂交水稻这一崭新课题上来。

  要配育杂交水稻,关键要配育选育出配套的“不育系”、“保持系”、“恢复系”。1964年到1965年,袁隆平同黔阳农校的几个青年教师、学生开始搞水稻“三系”的研究工作。经过两个春秋的观察试验,终于在稻田里找到了6株天然雄性不育株。他根据所积累的科学数据,撰写成了论文《水稻的雄性不孕性》,发表在《科学通报》上。然而,从发现“天然雄性不育株”算起,袁隆平和助手们整整花了6年时间,先后用1000多个品种,做了3000多个杂交组合,进展都不很大,仍然没有培育出不育株率和不育度都达到100%的“不育系”来。通过深入细致的总结,科题组发现所用材料亲缘关系太近,不育特性难以保持。于是,科题组提出利用“远缘的野生稻与栽培稻杂交”的新设想,决心用野生稻进行研究。在这一思想指导下,袁隆平带着他的助手李必湖等人到海南岛寻找野生稻。他们在农村四处调查。1970年11月23日,李必湖终于在荔枝沟一片沼泽地的普通野生稻群落中,发现了一株奇异的雄花败育的普通野生稻(以后被大家称为“野败”。这是全国诸多育种工作者中的幸运者),并用广场矮、京引66等品种测交,发现其对“野败”不育株有保持能力,这就为培育水稻不育系和随后的“三系”配套打开了突破口。

  1971年,为发动更多的科技人员协作攻关,根据农业部的有关部署,科题组及时向全国育种专家和技术人员通报了他们的最新发现,并把“野败”分送给全国各有关单位进行研究,协作攻克“三系”配套关。

  1972年,农业部把杂交稻列为全国重点科研项目,组成全国范围的攻关协作网,突破了“不育系”和“保持系”。

  1973年,全国广大科技人员在突破“不育系”和“保持系”的基础上,选用1000多个品种进行远缘杂交、测交筛选,找到了1000多个具有恢复能力的品种。张先程、袁隆平等率先找到了一批以IR24为代表的优势强、花粉量大、恢复度在90%以上的“恢复系”。同年10月,袁隆平发表了题为《利用野败选育三系的进展》的论文,正式宣告我国籼型杂交水稻“三系”配套成功。这是我国水稻育种的一个重大突破。

  1974年“三系”杂交稻系列良种进入繁育阶段,其中南优2号(二九南A与IR24配制的杂交种)在不同的地点试种, 比当时的对照品种增产48.4%-61.5%。

  1975年“三系”杂交稻开始在全国推广,10多个省区当年试验种植5600多亩,其中早稻200多亩,中稻1400多亩,双季晚稻4000多亩。大面积亩产在500公斤以上,高产田块超过600公斤,小区亩产达到750公斤,比之前培育的常规良种稻增产20%-30%。

  1975年10月,全国第四次杂交水稻科研协作会在长沙召开。10月20日,籼型杂交水稻通过鉴定,这项技术后来成为中国向美国出口的第一个农业专利,为世界粮食增产作出了重大贡献。

  1976年元月,农业部在广州召开南方十三省籼型杂交水稻推广会议,并组织力量进行南繁和制种。当年全国“三系”杂交稻种植面积扩大到207万亩,以后逐年迅速扩大,到八十年代上页大体完成推广。1991年全国“三系”杂交稻种植面积达到历史最高峰2.608亿亩。

  由上可见,我国杂交水稻的育成,起关键作用的是袁隆平这个课题组于1970年11月在海南率先找到了不育株“野败”。他们也是全国诸多育种工作者中的幸运者。而“不育系”、“保持系”和“恢复系”则是全国协作公关的结果,是集体劳动的结晶。

  在南方杂交水稻取得重大进展的时候,从1971年开始,北方稻区以辽宁省农业科学院水稻研究所杨振玉等人为主,连续进行了六年粳稻杂交优势利用的试验,首创“籼粳架桥”制恢技术,于1976年育成C57、C418等高配合力的粳型恢复系,率先攻克国际上长期未能解决的粳稻杂种优势难关,使我国成为世界上最先应用杂交粳稻的国家,为世界稻作文化做出了突破性的贡献。此项成果后来获首届全国科学大会奖、国家发明奖三等奖,并以专利形式转让美、日等国,确立了我国杂交粳稻的国际领先地位。至八十年代初,杂交粳稻已在辽宁、北京、河南、山东、山西、陕西等省示范推广160万亩,比之前培育的常规良种稻增产15—20%,显示了北方杂交粳稻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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