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人民公社： 水利建设与人民公社

 

 

　　由于中国地处东亚季风带的缘故，降水量无论从时间还是空间的分布来看，都是极不均匀的。每当春季来临，太平洋上空的暖湿气团萌动，侵入欧亚大陆干冷气团盘踞的华夏大地。通常，冷暖气团在长江流域拉锯，形成江南一带的连绵淫雨。而此时广大的华北大地，正时“春雨贵如油”的春旱时分。少许一些降水都可以直接增加夏粮的产量。待到雨区向北推移，对黄河流域的夏粮作用已经不大了。因此黄河流域小麦收成的好坏主要靠着冬季的降雪，故有“瑞雪兆丰年”一说。而入夏以后集中的降雨，又往往造成黄淮地区的涝灾。待亚热带高压稳固地控制了中国东部和中部，没有冷暖锋面带来的降水，大部分地区进入了秋旱，只有垂直气流形成的雷阵雨，才多少削减了压在农民心头的旱象。

　　几千年来，中国以农为本，靠天吃饭，农民上香盼的是风调雨顺，皇帝祈天求的也是风调雨顺。可叹的是，遍布各地的龙王庙，并没有给农民带来多少好天气。倒是西门豹、李冰父子治水的故事千年传颂，传达了中国人人定胜天的愿望。

　　依靠农民发家的共产党一旦掌了权，立即将水利建设摆上了议事日程也就毫不足奇了。1952年，毛主席就发出了“一定要把淮河修好”的号召。着名的佛子岭水库等成了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批兴建的水库，为迅速改变淮河流域十年九灾的局面立下了丰功伟绩。但是，中国是一个既大又穷的国家，要完全依靠国家的投资来解决水利问题，至少在时间上是不可能满足翻身农民追求幸福生活的迫切要求的。

　　合作化运动的高涨为中国水利问题的解决提供了一条可行之道。组织起来走上了集体化道路的农民，看到了联合起来的力量，要依靠自己的力量来解决水利问题。

　　1957年9月24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联合发出了《关于在今冬明春大规模开展兴修农田水利和积肥运动的决定》。到12月份，全国已经有8千万劳动力投入了水利建设的工地。正是那场群众性的水利建设运动吹响了大跃进的号角。然而，热气腾腾的群众性水利建设高潮，引出了一个新的问题，修建比较大的水利工程不仅需要投入大批的劳动力和资金，也要求劳力和资金的投入单位与受益单位的基本一致。而这些问题往往超出了一个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经营范围和经济能力，涉及到村与村、乡与乡、区与区甚至县与县之间的关系。

　　走上集体化道路，初步尝到了组织起来的甜头的农民，自然地想到了用进一步组织起来的办法来解决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经济能力过小和经营范围有限的问题。于是，一批大社在水利建设的高潮中应运而生，成为人民公社的前身。正如毛主席后来所说的，办人民公社是群众的创造，他没有发明之功，只有推广之劳。在各地农村都出现了一些把若干个高级社合并为一个大社的现象，尽管在初期大社的名称迥异，有的叫集体农庄，有的叫合作农场，甚至有叫社会主义大家庭的。

　　河南遂平县查岈山区是中国第一个人民公社的诞生地。解放后，农民成了自己土地上的主人。但是，查岈山区荒山遍野，连年山洪冲走瘠薄的土地，阻碍了生产的发展和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农民迫切地希望兴修水利，绿化荒山，改善自然条件。

　　在兴修水利的高潮中，魏楼的先锋一社计划在流经乡里的小青河上修一座水库，拦住河水，变旱地为水田。可是库址会淹掉二社和叁社的几十亩土地。协商不成，一社只能降低围堰的高度。结果因为堰低蓄水少，种下了50亩水稻只收获3亩。叁官庙村修了座水库，而地处上游的窗户台村又建一座，致使叁官庙水库滴水未有。更有下宋村的农民，因为下宋水库淹了该社上百亩土地，掂着木棍追打信阳地区的水利科长。

　　在绿化荒山的过程中，魏楼地处山区，有荒山35000亩待绿化，却只有220个劳动力;相邻的韩楼地处平坡，早就完成了植树任务。韩楼的社长热心，对魏楼的支书说，咱们一起干吧。两人一合拍，再经乡党委同意，发动了5个社共3000人上山，奋战3天就完成了12000亩荒山的绿化任务。

　　正反两方面的教训使基层干部和群众看到了联合起来的优点和力量。58年4月，由27个小社合并而成的查岈山卫星社成立了。

　　6月初，中宣部编印的《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问世。书中的第一条语录摘自恩格斯1845年2月8日在爱北斐特的演说，提出：“共产主义的基层组织叫公社。”7月1日出版的《红旗》杂志中，陈伯达的文章中首次使用了“人民公社”这个名词。不久，查岈山卫星农业社在全国第一个挂出了人民公社的牌子，改名为“查岈山卫星人民公社。

　　8月初，毛主席巡视河南、河北、山东，6日到达新乡县七里营人民公社。看着大门上的牌子，毛主席高兴地说：”人民公社这个名字好!“毛主席的话被记者报道出去后，给各地正在并社的干部和群众以极大的鼓舞，一个大办人民公社的全民运动迅即在全国范围内展开。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全国已经基本实现公社化。按照9月底的数据，全国共成立了23000多个公社，入社农户1亿多，占全国总农户数的90%以上。

　　因此完全可以说，人民公社是大兴水利的产物，是广大农民的一个创造。而人民公社化的实现，确实也没有辜负农民的厚望，为在中国实现水利化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在人民公社期间，中国农村共建起了七、八万座大小水库以及相应的灌溉渠网络，以至于翻开新旧两本中国分省地图一对照，星罗棋布的人工湖泊就呈现在眼前。由此，我国的灌溉面积在1980年以前以每年1700万亩(3.5%)的速度增加。到1980年达到7.33亿亩。

　　1964年毛主席又发出了“农业学大寨”的号召，全国农民为大寨改造虎头山的壮举所激励，掀起了以改土治水为中心的大规模农田基本建设的高潮，建成了大片的旱涝保收田。从六十年代中期到七十年代中期，河南驻马店地区调集了成千上万的劳力，奋战近十年，建成了以板桥水库为中心的自流灌溉系统，使受益的确山、遂平、泌阳、西平、汝南五县的相当大区域内成为水稻种植区，亩产高达800-1000斤。

　　人民公社化带来的农田面貌与农业生产条件的质的飞跃，在相当程度上改变了农业靠天吃饭的面貌，到七十年代，基本上结束了我国数千年来“大旱大涝必大灾”的历史。1978年是特大干旱之年，我国不仅避免了可能发生的人口事件，全国农业总产值反比上年增长9.8%，粮食产量首次突破3亿吨大关。一批人民公社成立以来建成的水利骨干工程对此起到了关键性作用，从而保住了农业丰收。

　　遗憾的是八十年代初的“分田到户”运动中断了我国水利建设的良性发展。人民公社的解体，使广大农村回到了过去小农经济的时代。个体化的农民，不要说建设新的水利设施，就连现有的水利设施也无力维护，更糟糕的是分田单干还带来了对现有水利设施的严重破坏。

　　在分田到户发源地的安徽农村，大量灌溉支渠和农渠被无数坝埂节节斩断，形成了竹节状的“血管堵塞”。淮北地区在六、七十年代共建机井13万8千眼，可灌溉500万亩良田。然而到85年7、8月大旱时，整个淮北地区能投入抗旱的机井只剩下4千多眼了。

　　在河南农村，上述驻马店地区十年辛劳建成的自流灌溉系统，就因为沿渠农户不断扒渠、开缺而毁于一旦。尽管几次组织整修，可屡修屡毁。每年冬季修，春季毁。好端端的一方高产水稻区如今变成小麦、玉米产区，两熟还赶不上过去一熟。

　　当年各地农村在沟坡兴修的大寨式旱涝保收田，由于被分割而无力管理，至今大多被山洪冲毁。肥土流失，留下满滩垒坡的大小石头，令人见之，不胜唏嘘。

　　在“六五”期间，我国的灌溉面积首次下降，净减少700多万亩。除涝面积也减少了25%。大片农田回复到过去靠天吃饭的局面。譬如河南农村，在水源充足的地区，种水稻亩产1000多斤不成问题;在能灌上水的地，种麦子每亩能打700斤;而靠天吃饭的地，正常年景还能收300斤，遇上灾年就可能绝收了。

　　现今中国已经跨入21世纪，然而中国现有水利设施中的80%以上仍然是70年代以前修建的。由于管理不善，水利设施已经严重老化，病库、险库、淤库越来越多，抵抗自然风险和灾难的能力大幅度下降。连曾经誉满全国的河南林县“红旗渠”，也因常年失修，裂缝、渗漏严重，再加上上游农民截水、扒水和抢水，87年7月大旱时濒于断流。全县16%的土地基本绝收，9万人靠远程买水吃。

　　1990年代以来我国相继发生洪灾、沙暴、旱灾、蝗灾，尤其1999年以来又是连续叁年大旱，致使粮食连续两年大幅减产，重新引起了人们对历史上灾害的可怕记忆。

　　政府又开始在冬天组织农民修水利了。然而单干的农民对没有直接好处的水利建设根本就没有任何积极性，从分田到户开始，如何搞农田水利建设，至今没有找到一个有效的办法。因为关键问题还在于：谁来投入？谁来实施？谁来管理？谁来受益？

　　个人没能力，只有靠集体。人民公社被砍掉的前后各二十余年中水利事业正反两方面的事实，不是雄辩地证明了这一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