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宏良：中小学语文教材调整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近年来，围绕中小学语文教材的调整，一直争论不断。今年，中小学语文教材的大换血，把争论推向了高潮。争论的焦点主要集中在两篇文章上：一是因为《鲁提辖拳打镇关西》不符合当今和谐社会的价值导向，换成了同样来自于《水浒传》的另一章节《智取生辰纲》;二是因为《南京大屠杀》会损害中日关系，换成了《死里逃生》。

　　暂且把双方争论放在一边不说，单就教材调整的理由而言，让人一看就不觉得一声苦笑，感觉到教育部为了维护富人的利益，简直是到了煞费苦心的程度！鲁智深暴力锄霸，是穷人反抗邪恶的方法，所以要从教科书中删除，避免中国人从小就崇拜英雄，长大后不好统治；而智力欺诈，往往是富人掠夺穷人的方法，而智力欺诈这个游戏的前提，就是不能有暴力反抗，所以要维护非暴力的智力欺诈游戏规则，让中国人从小就学习《智取生辰纲》。

　　估计中国富豪特别是股市大亨一看这个教材内容的调整，肯定会发出由衷的微笑。中国股市至所以敢随心所欲地掠夺股民，就是看中了股民摄于军警威严而不敢反抗，如果股民个个都是鲁智深，用拳头来和庄家算账，那就算是给股市大亨8个脑袋，他们也不敢在股市欺诈。现代社会为什么要把老百姓的个人反抗定义为是恐怖主义？就在于要保障富人的游戏规则不会遭到破坏。

　　此前我们多次讲过，官员拥有权力对抗世界，富人拥有财力对抗世界，而老百姓除了体力之外，什么都没有，他们对抗世界的唯一手段就是个人暴力。只要把个人暴力定义为是恐怖主义，允许人人得而诛之，可以当场格杀无论，穷人就只能像牛马那样十分顺驯地任凭役使，再有一条路就是自杀，除此之外不会有任何其他选择。只有这样，富人才能够获得安全感，才能够放心大胆地随心所欲掠夺穷人。

　　上述这个道理，虽然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道理，估计在当今中国也还是讲不通。估计除了在当今美国之外，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也讲不通，因为当今之世只有美国人民才喊出了“没有公平，就没有和平”这个包含着千古真理的革命口号，才真正承袭了历史上中国人民“杀尽不平方太平”的革命与太平之间的辩证法思想，以及马克思主义造反有理的伟大精神！

　　在此我们并不要求大家接受我们的观点，因为真理最初总是被视为异端的，真理的童年就是异端，自有人类那一天起就是如此。今天美国人民理解了这一点，我们的祖先更是早就理解了这一点，我们坚信今天的中国人民早晚有一天也会理解这一点，肯定会意识到自己的祖先在天理人伦方面并不比我们今天更加落后，甚至比我们今天更加先进。

　　在此，我们只是想对争论的双方做个简单对比，争论双方表面上来看好像势如水火，互不相容，其实双方的根本立场仍然是一致的。这个根本立场就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那24个字：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从这24个字来看，鲁提辖一个武警军官，恶意寻衅并当街打死一个卖肉的摊贩，无论用24个字哪一个字来衡量，都是绝不相容的。

　　可见，教育部删除这个内容，完全是在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他们的确无法理解自己究竟是何错之有?同样，作为反对方来讲也是如此，既然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应该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来衡量删除内容的是非对错，而不应该用其他标准来衡量，因为所有标准都要服从于核心价值观，核心价值观统领一切。

　　正是由于双方各自心虚，所以在争论中都是首鼠两端：教育部和出版社从不敢用“是”或“否”来正面回应对方，而只是含糊其辞地指责对方的说法不负责任；批判方也是绝不敢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来判断对错，而只是一昧指责对方是错误的。正是这种避实就虚的争论，在客观上透出了一种猥琐犬儒的味道，从而失去了争论的原因有意义。

　　其实大可不必如此猥琐犬儒，可以直截了当地指出，教科书的这种大换血，恰恰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24个字的概括出了问题。马克思主义的核心价值观就是4个字：造反有理！毛主席后来又添加了5个字：为人民服务！所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应该是9个字：造反有理，为人民服务。如果实在不愿意讲造反有理，少也应该是5个字：为人民服务。这5个字完全涵盖了前面那24个字，却又不仅仅局限于那24个字的内容。这才是涵盖了人类所有优秀价值观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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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岛：《鲁提辖拳打镇关西》符不符合大宋的核心价值观

 

　　【破土编者按】 近日，中小学教材中，《鲁提辖拳打镇关西》一文由于与现代和谐社会导向不符，被换为《智取生辰纲》。这两个故事，一个当街行凶，一个组团诈骗，哪个更正义一些呢?

　　近日，有媒体报道，中小学教材更换40%课文，其中《鲁提辖拳打镇关西》由于与现代和谐社会导向不符，被换为《智取生辰纲》。这两个故事大部分中国人都耳熟能详，一个讲的是一个正义感爆棚的军官用暴力手段见义勇为、锄强扶弱的故事，一个讲的是一伙江湖侠客假扮商人、下蒙汗药骗取贪官不义之财的故事。用我们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来考量的话，一个当街行凶，一个组团诈骗，哪个更正义一些呢?

　　水浒传发生的年代，在宋朝，而宋朝的皇帝，姓赵。据说，人的命运既要依赖个人的奋斗，也取决于历史的行程。当历史的大妈抖着颤巍巍的小脚，行进到宋徽宗那个年代的时候，宋朝这艘已经支撑了一百多年的老船，已经呈现出了种种药丸的迹象。

　　宋徽宗在中国历史上，应该可以算是艺术造诣最高的皇帝。本该是个艺术家的他，却偏偏投胎变成了帝王身。不但有一身的荣华富贵，而且有文化，有内涵，琴棋书画无所不能，谈情说爱古今无双(据说还精通契丹语、突厥语、西夏语、女真语等多门语言，仰泳姿势还很帅噢)，放到现代，肯定能倾倒一片。他如果老老实实地当他的文学家、艺术家或情圣的话，或许还能在史书上留下不少美谈。可谁知他那宝贝哥哥哲宗，连太子都没生下，就忙着西去了。众大臣商量来商量去，最后还是把那只逍遥猴——当时是端王的赵佶给推了上去。据路边社报道，当太后找赵佶谈话时，他一开始是拒绝的，“我说另请高明吧，我一个艺术家怎么能当皇帝呢”，但是太后表示：朝廷已经决定了，由你来担任大宋的新皇帝。赵佶推拖不过，念了两句诗：“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就走马上任了，这就是后来是宋徽宗。

　　在内忧外患不断的情况下，宋徽宗只顾着自己欣赏字画、女人，后宫藏着一万多名全国挑选出来的美少女，天天不是喝酒听曲就是忙着采阴补阳，根本无心管理国家大事。隔三差五还要微服出宫，跑到红灯区的足疗店去嫖宿才艺双全的失足妇女李师师。两位军委副主席童贯和高俅，也都只顾自己忙着自己贪赃枉法，卖官鬻爵，欺上压下，和多名女性发生或保持不正当关系，过着纸醉金迷的奢侈生活。朝堂尚且如此，基层政权就更加溃烂，整个大宋王朝乌烟瘴气，风雨飘摇，朝不保夕。

　　梁山的故事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发生的。我们知道，大宋是一个既讲法治，又讲德治的国家。欠债还钱，杀人偿命，这都是王法;父慈子孝，邻里和谐，爱皇帝爱朝廷，这是核心价值观。从这个角度来说，虽然民营屠户镇关西，生活作风略失检点，但未犯死罪，鲁达作为一名基层警官，擅自将这位优秀企业家殴打致死，破坏招商引资的大好局面，显然是违反了大宋的法治精神，也不符合大宋以儒家立国的核心价值观。

　　其实何止鲁智深，整个梁山好汉的故事，就是一群有暴力倾向的好汉从打架斗殴、扰乱社会治安，发展到聚众闹事、煽动群体性事件，最终走上颠覆国家政权的不归路的故事。对于好汉们的行为，历来评价不一。文革的时候有一股评《水浒》的热潮，这场水浒热的核心，是批判睡在晁盖身边的赫鲁晓夫——宋江所推行修正主义路线对于梁山革命的叛卖，批判他没有带领好汉们将暴力革命的道路走到底，反而滑向了向旧的反动势力妥协投降的修正主义泥潭，从而葬送了大好的革命前程和好汉们的性命——就像领袖所评价的那样，“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

　　而改革开放以来，朝廷翰林和学界大儒们对于《水浒传》的评价，则出现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前两年，在新翻拍的《水浒传》热播的时候，有全国政协委员提出要对这部电视剧予以禁播，理由是其中有严重的暴力倾向。而著名学者刘再复在他的一次访谈中，也严厉批判了诸位好汉们的暴力倾向，同时坚决主张要为宋江平反，他认为应该充分肯定宋江的招安和妥协路线，不可简单化地骂他为投降派。而在刘再复和李泽厚合著的《告别革命》中，明确宣称要告别《水浒传》所讴歌的“暴力”传统，他们相信，世上没有什么争端不可以用对话、协商、妥协的方式来解决，大规模的、群众性的、流血暴力的方式並非历史的必由之路。

　　世界和平是全人类的共同理想，社会和谐是人民群众的普遍愿望。作为朝廷来说，总是希望能够国泰民安，社会和谐，黎民百姓都遵纪守法，驯良谦让。对于小老百姓来说，最大愿望也是能安安稳稳的过好自己的小日子——哪怕是安安稳稳地当奴隶。我们都很希望可以用博爱精神和普世价值来化解人世间的恩恩怨怨和阶级仇恨，打打杀杀的事情，总归是不好的行为，砍别人一刀，自己也难免会挨两板砖，没有人愿意生活在暴力和恐惧中。

　　可是当皇帝昏庸，朝政腐败，领导干部横行不法，饱受欺压的草民无法通过“王法”或者“核心价值观”来伸张正义，捍卫自己最后那点可怜的尊严，连安安稳稳当奴隶的愿望都无法实现时，那该怎么办呢?

　　水浒中有很多这样的故事。担任八十万禁军教头的林冲，作为一个怀才不遇的基层小公务员，就想抱着自己的铁饭碗和帝都户口过一份安分守己的小康生活。虽然顶头上司高俅设下重重陷阱，步步紧逼，刻意陷害，他则是一味地委曲求全，忍气吞声，不愿触犯大宋的“王法”走上不归路——但最后终归是忍无可忍，这才杀死仇敌，落草为寇，活活被逼上梁山。武松杀嫂，也是不得不为。目睹亡兄冤死的惨祸，他一开始抱着对大宋王法的信任和热忱，选择了向县府报案。但是县官由于长期收受西门庆的巨额贿赂，反把作为县公安局局长的武松打了四十大板。大仇不能得报，又不可不报，这才拼上性命，奋然以杀虎之手杀人……科级干部尚且如此，遑论普通老百姓?　　

　　暴力是饱受欺压的弱者最后的尊严和正义。李逵说得好：“王法王法，若还依得，天下便不乱了。”《水浒传》从来不曾宣扬破坏法制和社会和谐而另行暴力，而是提出了一个当“法制”已经被破坏，而“道德”变成了只钳制弱者的武器的时候，如何争取和恢复正义的问题。当邓玉娇挥出手中的水果刀，刺向凌暴者的胸膛时，我们没办法判断出她的哪一刀是正义的，哪一刀是不正义的。要求走投无路、愤而抗争的弱者投鼠忌器，面面俱到，就等于黄世仁要求杨白劳成为圣人。把法制和道德被破坏的责任转嫁到遭受压迫的苦难者身上，这是一种典型的霸权思维。一切暴力都既有明暗之分，又有正义和非正义之分，不去反对强势集团的软刀子暗暴力，却一味打压弱势群体反抗强权的明暴力，这种论调本身就是暴力的。

　　而革命，则是弱者暴力的最高形式。毛委员说过：“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作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力的行动。”林冲式的个体暴力虽然悲壮，但是无益于整体性社会结构的改变，既难以改变个体的命运，也无法实现群体的解放。只有无数的林冲、武松、鲁智深共同走上梁山，汇成一股阶级抗暴的洪流，才能砸碎这大宋赵家吃人的宴席。只要强权的暴力一直存在，弱者的集体抗暴就永远不会消失。被宋江所断送的梁山革命事业，终归是要走下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