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庆仁：《经济哲学》　企业效率与社会效率冲突

 

 

　　企业效率是指企业的盈利能力和扩张速度，离开这两点，再完美的制度建设和企业文化也是虚的，因此西方跨国公司的制度建设和文化建设都紧密围绕一个核心，——有利于用最少的投入创造出最大的回报，用最短的时间获得最大的发展。但问题的要害在于，当企业不择手段和不顾及一切的追求利润和扩张速度的时候，社会必然会沦为企业发展的牺牲品。

　　19世纪末，美国完成了近代工业化，工业总产值超过农业总产值，一战结束后，美国利用战争积累起来的财富和生产能力，仅用不到二十年的时间，就快速实现了工业的电气化和农业的现代化，至上个世纪60年代初，美国变成了全世界最富有最发达的国家，近60%的家庭自报工资收入属于中产阶级，但实际上是40%，所以多了20%，是因为贫穷在美国会让人瞧不起，有些家庭尽管收入不属于中产阶层，但也不愿意承认自己是贫困阶层;另外也跟政治和法律方面的原因有关，贫困者的政治和法律待遇会被另行解读。1970年代以前，美国社会的阶层歧视丝毫不逊于当下的中国。从40年代后期起，美国平均家庭收入已由3083美元提高到了5657美元。增长了48%。但是就在美国人醉心富足的时候，水污染、核污染、化学污染，以及汽车工业的飞速发展所带来的空气和噪音污染等工业社会的弊病随之而来。在60、70年代，美国的环境污染状况是全世界严重的：钢城匹兹堡终年被煤烟笼罩，肺癌和矽肺成了匹兹堡的市病。田纳西首府纳什维尔是美国乡村音乐的发祥地，穿城而过的坎伯兰河造就了优美的田园风光，然而化学工业的崛起，让他失去了甘甜的河水与清新的空气却多了一个诨名：烟雾乔易。克亚霍加河在世界江河家族中只是个无名之辈，但1969年6月河水自燃却让他享誉世界，引发火灾的罪魁祸首，是河流中的工业废弃物，克亚霍加河从此有了“燃烧之河”的名号。克亚霍加河的终点是北美五大淡水湖之一的伊利湖，事实上早在克亚霍加河自燃之前很久，伊利湖就已经成了一个死湖、臭湖，曾经的鸟类和鱼儿们的天堂，只剩下了腐烂和恶臭的藻类。但这只是美国工业污染的冰山一角，70年代末的一份统计显示，全美98%的河流和湖泊都被重度污染，100%的农田有农药残留，为此不得不实行农田轮种。阿道夫·伯利曾乐观形容当时的美国是“奔驰的资本主义”，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思则把这时的美国社会称为“丰裕社会”，但工业文明和丰腴物质的背后，是环境灾难和环境污染引发的各种稀奇古怪的疾病，最可怕的是肺癌和皮肤癌两大绝症，在1980年代以前，是威胁美国人生命的两大杀手，在60——70年代这二十年时间里，皮肤癌患者以每年新增一万人的速率递增，全美皮肤癌患者超过了一百万人，死于癌症的美国人是死于越战的美国人的十倍还多，因此美国政府不惜重金悬赏攻克癌症，为此投入的资金远远超过了越战开支，并特意制造了一头金牛以资奖励，谁能攻克癌症，金牛就属于谁。遗憾的是，这头金牛至今还没有找到主人。

　　与环境污染和中产阶层兴起相伴的，是有色人种和底层人群生存状况的日趋恶化，在上个世纪60、70年代，美国是典型的的葫芦型社会，大约1%的人口控制了全美36%的财富， 中产阶层的人口约占全美人口总数的40%，而另外60%人口的生存状况简直糟糕透顶。中国知识阶层更愿意谈论计划经济时代中国农民的困境，尤其是喜欢津津有味的讨伐三年困难时期，但事实上若就总体分析，计划经济时代中国农民的生存状况，远远好于当时美国的有色人种和底层人群，因为在美国法律上，他们是一群被描述为非常失败对社会具有潜在危险性所以必须警惕和有所限制的人，享受不到只有中产阶层才能享有的政治和法律方面的待遇和保障，得不到经济救助和的人道关怀，甚至连受教育权都被残忍的剥夺了，偶或个别开明的校长接纳了穷孩子，旋即就会遭到白皮肤的学生和学生家长们的群起反对，甚至不惜以罢课和退学相威逼，正是在这个大背景下，才爆发了美国黑人运动。一部分人的幸福若以牺牲另一部分人的权力为代价，这跟奴隶制社会还有什么区别吗?资本主义从本质上讨论，不过是从封建时代皇权仁政的人道主义对奴隶制社会的还原，而脱胎于奴隶制社会的美国，没有封建时代的经历，完全不懂封建文明和封建帝王们的仁政对于人类社会的重要意义，所谓的现代化处处留着奴隶制社会的痕迹。事实上大多数美国资本家的思想，跟中国西藏的农奴主没有任何区别，骨子里就把人类分成三等分，主、平民和奴隶。

　　直到今天，美国企业的经营和管理理念也没有发生任何改变，尽管美国自己的环境问题解决了，比如匹兹堡变成了最适合人类居住的城市之一，起死回生的伊利湖处处碧水蓝天；有色人种和底层人口的待遇也有了巨大的改善，那只是因为美国企业把国内矛盾转移到了其他发展中国家，举目四望，那些令人切齿痛恨的污染企业和血汗工厂，绝大多数都有美国资本的影子。全球化的目的之一，其实就是美国向外国转移国内矛盾，“在印度尼西亚以及中国，来自乡村的农村女孩走进耐克或者锐步制鞋公司的生产车间，在哪里，她们为了一天挣到一美元而必须从事长达14个小时的工作，如此低水平的收入甚至连她们自己都无法保障。不可避免的，我们也将讨论到相关企业从每双鞋子中所获得的丰厚利润，——成本不足5美元的商品，会以150美元的售价卖出。”(见《公司帝国》第10章第2自然段作者：(美)查尔斯·德伯)而这些美国公司从来不会为生产带来的环境问题负责。1970年，著名经济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米尔顿·弗理德曼在一份闻名遐迩的公开声明中说：“商界所应承担的社会责任只有一个，那就是提高其自身的利润水平。”他是经济学家，说出这样不人道的话至少还算分内，但作为社会和历史学家的理查德·霍夫斯泰德把民权主义斥为一群反动的揭竿而起的农民，无论于情于理就都说不通了，难道社会学家和历史学家只是为了反社会反历史不成?毫无疑问，在这里马克思主义再一次闪耀出了思想的光辉，一定社会中的人必然代表一定的阶级。

　　中国有十五年以上炒股历史的老股民们总结，当随便买一只股票都能赚钱的时候，暴跌随时都可能发生，不遏制贪心不特前功尽弃，弄不好会血本无归。股市是经济的晴雨表，股市满盘皆红，说明无论什么企业都有较强的盈利能力，企业效率整体性的高速提升着。但这种繁荣并不体现经济行为的真实内在，那不过是错误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制造出来的经济泡沫，在群体性头脑发热杜撰的极好心理预期的配合下快速膨胀着，例如美国二十世纪前二十年，货币增长率高达251.5%，1900年美国商业银行中活期与定期存款包括公众手中的现金数量是60.94亿美元，1910年这个数字变成了136.10亿美元，1920年这个数字变成了347.60亿美元，从1740年到1900年美国商业银行行存款总量可能都不到347亿美元，可见这一时期美国货币超发情况是多么的严重，而商业银行无法承受利息支付的巨大压力，必然施行积极的贷款政策，这就是企业整体性效率高的真正原因，换句话说，企业的高成长性只是来自银行贷款而不是经济自身的造血功能，1929年华尔街股市大崩盘的祸根就这样埋下了。(见《1990年大萧条》第3章附录 作者：(美)莱维·巴特拉)

　　日本和欧洲(前苏联除外)跟当时美国的情况是完全相同的，因此当经济危机发生后，除前苏联外世界各国及企业无一幸免。最惨的是作为战败国的德国，通货膨胀是灾难性的，战争结束后，美国政府和企业大量投资德国，总投资量达11亿美元，经济危机发生后由于美国政府和企业集体撤资，德国财政和经济双双崩溃。这个时候掌握着70%德国财富的德国犹太人本来可以有所作为，救国家与民众与危难之中，但吝啬和贪婪的秉性让他们作壁上观的同时还大发国难财，反犹情绪旋即在社会中弥漫开来，即使没有希特勒，也会有别的什么特勒从潘多拉瓶子中冒出来。日本则悄悄的酝酿对华战争，意图靠抢夺中国人的财富化解日本国内日益严重的政治和经济危机。

　　资本主义社会的性质，决定了资本主义企业繁荣与衰败的周期性，上个世纪50年代，借着朝鲜战争的机遇，日本经济从废墟中再次崛起，但日本企业家的思维意思却没有任何改变，1965年日本一家化工厂的女工自杀了，有人怀疑她的自杀可能跟企业生产有关，5年后开棺验尸，肌肉组织已经腐烂掉了，只剩下了一副骨架，法医发现尸体的骨骼是黑色的，想弄下一节肋骨拿回去化验，结果他的手才触碰到肋骨，那根肋骨就折断了，可见该女工生前忍受着多么巨大的痛苦。这就是当年让全日本国民心痛的镉污染事件，但直到1976年，重金属污染调查才在日本全境正式展开，而这时日本农村所有河岸两边的农田都已被重金属深度污染。日本企业的效率在全世界是最高的，但这种高效率的背后，是对环境的破坏和对生命的戕害，后来日本政府花了十年时间和巨额资金来修复这些被污染的土地，但日本政府和企业并没有真正接受这个悲惨而沉重的教训，在狭小的国土上，以无所畏惧的精神建造了49座核电站，难道他们真的不知道自己处于太平洋断裂带上吗，真的不知道火山的危险性吗?的确，日本的核电站技术是世界一流的，日本核电企业的效率也是世界一流的，但由此而带来的危险难道就不是同等级别的吗?对外战争只是让日本遭到了两枚原子弹而已，如果太平洋断裂带错动，还不知会引爆多少枚原子弹呢?而事实上目前的日本，正在为当年日本企业的高效率埋单，自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日本经济好景不再，直到20多年过去，绝大多数日本企业依旧没能走出阴影，而新的更大的经济危机又接憧而至。

　　或者把目光转向印度、越南、改革开放后的中国以及非洲等发展中国家，资本主义社会企业效率的本质就完全暴漏无遗了。毋庸置疑在最近三十年里，中国是全球发展速度最快的国家，但同时也是社会效率最低的国家之一。企业效率是纯粹的经济概念，考核的是企业的成长性和成长潜力，而社会效率是考察一个社会和一个政府公正、廉洁及文明和人道程度的人文概念，是指一个社会的总体发展水平，涵盖了政治、经济、国防、科技、文化、教育、医疗、法治、环境、国民满意度等多项指标，明显的，在除了经济指标之外的所有方面中国都是严重不及格的。政治自然不必说，官场黑暗前所未有，贪腐超过了历史上所有的朝代，官员整体性的道德败坏，良知缺失，他们不爱国家、不爱人民也不爱重用他的这个组织，那些手中掌有实权的官员，大多骄奢淫逸，醉心于灯红酒绿左拥右抱的生活，毛泽东和延安时代留下的正资产被消耗殆尽，偶或有一两个好官为群众做点好事，旋即受到群起而攻，不被诬陷入狱也要被边缘化处理。前苏联解体后和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做强，中国军队无论是武器装备还是人员待遇和其它方面的建设，都不逊于世界一流军队的水准，却坐视自己的领土和领海被人蚕食。一支军队所以能够战无不胜，不仅在于武器和技术装备，更在于这支军队具有一往无前的精神，反之不可必避免的将被装备落后但精神力量强大的军队击败。改革开放前的中国从一穷二白起步，用不到三十年的时间，建起了完整的工业体系，以两弹一星、核潜艇和航空工业为代表的科技成果不下数万，但改革开放后，科研机构和科技工作者眼睛向钱看，千万富翁比比皆是，但科技成果却廖若星辰，直到目前计算机的核心技术芯片和视窗系统都在用外国人研发设计的，难道说这真的是技术问题吗?但同时中国的所谓IT企业却都发了大财，从中关村只有几平米的小门脸变成了员工数百的高楼大厦，事实上这些中国IT企业，无一不是美国企业的打工仔，靠购买美国企业的专利技术，在中国市场赚中国人的钱。若非中国军工企业争气，改革开放后中国在科技领域差不多等于交了白卷。中华文明和中国文化，让西方人羡慕至极，但改革开放后中国逐渐失去了文化的自信，却把美国的商业文化奉为经典，几千年时间里一直由道德为主宰的中国社会，仅仅用了不到三十年时间就沦为了金钱至上的社会，金钱创造出来的价值符号，就像名牌商品的标示深刻影响着全体国民的价值取向和认知模式。当一种文化被金钱腐蚀掉，这种文化除了铜臭还能有什么其它内涵吗?至于教育、医疗、法治、环境、国民满意度已根本不必谈起，谈起只有叹气。

　　无论有多少改革开放的支持者反对，他们都否定不了这个铁一样的事实，最近三十年中国的社会效率是负数。湖南，是中国的水稻主产区之一，历史上“湖广熟天下足”中的“湖”指的就是湖南，但2013年媒体报道，大量的湖南农民已放弃种田，原因是，湖南稻田普遍受到重金属污染，湖南的邻居广东省以政府文件形式禁止湖南大米流入广东市场。过低的成本，让那些化工企业获得了极高的效率，迅速做大做强，但社会效率却因此变成了负数，湖南农业被整体性的击垮了，农民放弃土地远走他乡，靠外出打工维生，国家的损失更大，等于失去了一个产粮大省，这样惨重的损失，得用多少钱才能弥补。山西煤老板靠煤炭暴富，组团去北京买别墅，去广东买宾利，但山西却完蛋了。历史上的晋商，以精于算计、艰苦创业和热爱家乡而闻名，其中仅从山西洪洞走出来的商人，就多达数万，但仅仅三十年时间，煤老板们就让山西人的思维模式发生了质变，如今的山西，天空是黑的，土地是黑的，包括人心都是黑的。阎锡山搞阶级压迫，却不搞断子绝孙，但改革开放培养出来的晋官竭泽而渔，吃子孙的饭，让子孙无饭可吃、无田可耕、无地可居。让人怎不怀念阎锡山，修铁路、建工厂、兴水利、劝课农桑、植树造林、发展教育、用严厉的手段打击和取缔黄赌毒。阎锡山虽然反共产主义反工农，但历史功绩有目共睹，在遭遇外部封锁的极端困难环境下，阎锡山依靠自力更生，在数年之内创建了包括采矿、冶金、采煤、发电、机械、化工、兵器、水泥、皮革、毛纺、造纸、卷烟、火柴等轻重工业厂矿的西北实业公司，修筑了长达 860余公里的同蒲铁路，成立了山西省营业公社，整顿山西省银行，新建了铁路、盐业、垦业等银号，并为“四银行号”成立了实物准备库，到抗战前夕，山西资产达到2亿银元，为后来的山西抗战准备了丰足的财力和物质基础。其规模之大，投资之少，速度之快，效益之高，在国内名列前茅。在当年的军阀中，除了张作霖无人能出阎锡山之右。对比阎锡山的做为和建树，今天山西的官员宁不脸红焉?快如闪电的财富集中，变魔术般将那些昔日一文不名的地痞流氓、贪官污吏、文化骗子以及教育界的无赖变成千万亿万富翁，但山西却被他们彻底埋葬了，从“人说山西好风光、地肥水美五谷香”变成了不适合人类居住的魔域。

　　社会效率是微观经济学和新自由主义学派讳莫如深的问题，所以千方百计的来回避这个问题，是因为市场经济模式下，企业效率与社会效率存在着难以调和的矛盾，正如鱼与熊掌绝不能够两全，既强调维护和提高社会效益，企业效率就必然会受到损害；反之也一样，强调企业效率，社会效率必然会受到损害。1990年，潘石屹还只是穷光蛋，但是现在他已经是拥有数百亿资金的地产企业的老板，2012年《财富人生》披露，潘石屹身价高达300亿港元。短短的20年时间，就算变魔术也不该变出这么多财富吧，但不仅潘石屹做到了，那些当年开皮包公司在海南炒地皮后来从事房地产的人都做到了。但另一个事实是，中国普通老百姓却买不起房子了，不是房屋供应不足，事实上最近十几年建起来的房子已经超出了需求量，而是高不可攀的房价让老百姓望房兴叹。不久前《证券市场周刊》报道，中国从南到北众多三四线城市新建城区空空荡荡，宛若“鬼城”。地产企业的效率对社会效率构成了致命的危害，美国卫星图片分析员Gillem Tulloch的话一针见血：“中国人均消耗的钢铁，铁矿石和水泥的比历史上任何一个工业国家都多。这一切都将会导致铁路不赚钱，公路无人行驶，城市无人居住。”但他可能还没有发现，造房运动导致中国大量农田闲置，这些损失，难道不是钱吗?

　　可怜又可悲的中国城市小资产阶级群体，曾经以有别于底层劳动者的生存状况和政治遭遇而引以自豪，并因此一度成为“补课论”的坚定支持者，然而暴涨的房价，一夜摧毁了他们阿Q式的自信，小资产阶级自我维系的梦想彻底破灭，他们所依赖的那点点优势随着房价的暴涨迅速贬值，他们积累下的一点私人财产，也许可以抵御个人所遇到的经济风险，但在高通胀和行业利润缩水的形势下，顶多能解燃眉之急，最终还是要混入底层社会，沦落成一个毫无优越感可言的普通劳动者。

　　巴西是金砖国家之一，占人口总数四分之一即多达4000万巴西人，每天收入不足2美元。巴西经济和社会要是不出大问题，那简直是天理难容。时代受自身内在发展规律的驱动，越来越强烈的表现着一视同仁珍爱所有生命的潜在趋向，因此时代希望经济行为能够以关注全人类的福祉为最根本出发点，即更好更快的提升社会效率，但资本主义社会的企业却在与时代精神背道而驰，越来越多的表现着人的动物性：贪婪、血腥、自私、无耻、霸道……毫无疑问，在资本主义社会，大众更新和升级人性自我认知的潜在需要与资本主义企业返祖和倒退以追求利润最大化的需要，就成了一对不可调和矛盾，若不解决这个矛盾，公正和平等永远都不可能成真。

　　美国军工企业的效率越高，人类的社会效率就越低，阿富汗已被炸回到石器时代，利比亚被炸回到50年代，伊拉克被炸回到60年代，南盟被炸回到70年代。过去20年，美国及其盟友在南联盟战争、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利比亚战争花费的资金总额肯定达到了数万亿美元，但他们给这些“革命”后转型的所谓民主国家们提供的援助有又多少呢？若不把机枪大炮、F-16和二手军舰等视为援助物资，这个数字绝对不会超出10亿美元太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