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高明：解放初期新政权与上海粮商的斗争

　　疯狂的物价

　　1949年5月27日，人民解放军占领了上海。上海解放。

　　上海解放，意味着军事上国民党已经失败，但在经济上他们并甘心，试图挽回损失。国民党残余勾结资本家，企图采取饿死新生人民政权的办法，逼迫共产党退出上海。他们天真地认为，既然共产党秋毫无犯，不拿群众一针一线，那么吃饭也就得遵守市场规律，你来买粮食，我就不卖，让你们的人民挨饿。只要上海的市民对共产党不满了，即使南京路上有好八连，那也阻挡不住饥肠辘辘的抱怨的人流涌动。当时的上海是国际化的大都市，但同时上海完全是个消费城市，全市粮食的50-60%，棉纺业所需原棉的60%，都依靠进口。用今天的话来讲，就是市场依存度非常高。

　　当时的上海，尽管全国性战事已经平息，但是物价飞涨。以全国13个大城市1948年12月批发物价指数为100计，1949年1月上升为153，4月为287，7月为1059，11月达5376。民间企业家对实业毫无信心，资本大多用于投机——北京、天津两市200家银行钱庄中96%的资金直接或间接从事投机活动。1949年5月前后，上海24个商品交易市场和30多个茶会市场，也都被利用来大搞投机活动，全市200多家私营银行、钱庄全部在从事金银外币、证券股票等投机买卖，加上金号、证券号、银楼、钱兑业，以及地下钱庄和职业性的金钞贩子、银元贩子等，全市金融性投机活动者竟达30万人之众。

　　在蒋介石封锁上海口岸后，一些投机商乘上海存粮不足和外国棉纱进口困难之际，掀起了以粮、纱、煤为主的涨价风潮。他们的具体做法是，以米价为龙头，纱布跟进，从而拉动物价全面上扬。从6月23日到7月30日，上海物价上涨了一倍多，并影响到整个华东、华北和华南等地。

　　在疯狂的投机中，不但原来的国统区物价乱涨，连带解放区也受到通货膨胀困扰。1949年，新政权全年支出军政费用、救灾费用及抢修铁路等经费共达567亿斤小米，而当年财政收入仅303亿斤小米，财政赤字达264亿斤小米。刚性支出庞大，也只好靠发行钞票来解决，人民币的发行额直线上升。一年之内通货增加160倍，到1950年2月则增加270倍。

　　资本家扬言：共产党军事100分，政治80分，经济是0分。国民党特务也公然叫嚣，只要控制了两白一黑，就可以置上海于死地。“两白”是指米和棉，“黑”是指煤。

　　不难看出，刚解放的上海，国民党政府留下的是一个烂摊子。军事上打了败仗的国民党不甘心失败，狂妄地叫嚣“八月半要回上海吃月饼”，其底气就来自对粮食等生活必需品的控制。为配合粮食战争，国民党还出动军舰在长江口外布雷，对上海实行封锁，截断原料和粮食的供应，这无疑让上海经济雪上加霜。脚跟尚未站稳的共产党人与资本家在上海斗智斗勇，围绕粮食和棉花等生活必需品，展开了惊心动魄的斗争。

　　《难忘的战斗》

 

　　笔者读初中时看过一场电影，叫《难忘的战斗》。那个战斗讲的就是上海刚解放时，共产党领导的新政府与粮商之间粮食战争。中国共产党有很好的群众基础，粮食的生产源头在农村，而经过土地改革的农民是占在共产党一边的，他们对毛主席领导的人民军队有着天然的同情，且共产党的威望很高，群众发动起来了，粮食也就源源不断地运往上海，于是大上海有了粮食，资本家囤积的粮食卖不出去，输的精光。《难忘的战斗》故事情节如下：

　　1949年5月，解放军解放了江南某城市。国民党反动派派遣特务陈福堂以富国粮行总经理身份潜伏下来，阴谋卡住我城市粮源，颠覆新生的革命政权。面对着敌人制造的粮荒，军管会组织了粮食采购工作队，深入农村，在地方党委领导下，发动群众，收购粮食，支援城市。我军骑兵团副团长田文中被任命为第一购粮工作队队长，前往主要粮区——太平集。

　　特务陈福堂指使山上土匪伪装解放军四处打人抢粮，造谣惑众，破坏购粮工作。田文中立即带领工作队深入山村，揭露了土匪的罪恶勾当。太平集区长李光明配合工作队打击了富国粮行的投机倒把活动。可是副区长刘志仁是个内奸，他将我运粮往城市的计划泄露给陈福堂，致使我运粮船队路经黄泥塘时遭土匪偷袭。 　　田文中指挥沉着，打断了敌人的拦河索，使第一批粮食胜利运进解放了的城市。陈福堂接着又策谋“代而不办”和“借仓屯粮”的诡计，使工作队买不到粮食，妄想把工作队挤走。田文中在区委主持的工商业会议上，摆出了陈福堂破坏购粮工作的真凭实据。刘志仁跳出来给陈福堂定调开脱，引起了田文中的警惕和深思。工作队准备把收购的第二批粮食运往城市，并趁机诱蛇出洞，给敌人以毁灭性的打击。

　　刘志仁以假当真，向陈福堂密报了工作队运粮时间。陈福堂派人进山与土匪头子武大癞子约定以鸿宾楼灯光为号，企图乘我武装部队护送粮船之机，里应外合攻进太平集，复辟旧政权。在这场复杂的智斗中，刘志仁终于暴露了真面目，被田文中的警卫赵冬生打倒。但是，在搏斗中不幸遭到隐蔽的更深的敌特——帐房先生的暗算，赵冬生壮烈牺牲。

　　前来进犯的土匪进入西山岱后停止不前，等待着陈福堂的信号。田文中毅然登上鸿宾楼探察敌情，终于识破敌人诡计，拉开窗帘。土匪看到灯光，便猖狂向太平集进犯，被我人民解放军和地方武装彻底剿灭，陈福堂、武大癞子束手就擒。难忘的战斗并没有结束，谋害解放军的账房先生隐藏了起来，没有被抓获。

　　对电影的一幕印象至今非常深刻：账房先生眼露凶光，高举秤砣砸向没有防备的赵冬生，英雄无声息地倒下。因为年纪小，当时看完电影是不知道为什么会发生那样难忘的战斗的。现在看来，资本家粮商是视财如命的，人民解放军要他们规矩些，眼看资本泡汤，穷凶极恶疯狂报复，其手段非常残忍。由此看来，正面战场上的厮杀，与经济战争上粮食斗争，都是异常残酷的。中国共产党为巩固新生政权所付出努力与牺牲是巨大的。

　　据说毛主席看了《难忘的战斗》泣不成声，可见这个故事是多么令人感动。作家权延赤写的《走下神坛的毛泽东》一书对这个情景有生动的介绍：身患重病的毛泽东主席在当年的春节在中南海看《难忘的战斗》，当老人家看到人民解放军入城受到群众无比热烈的欢迎时，毛泽东问护士吴旭君：“那次欢迎的学生里有你吗?”

　　吴旭君是上海学生，毛主席是知道的。当年她确实在欢迎的人群之列，她说不出话，只是流着眼泪点头。此时，毛主席泪如泉涌，再也无法控制，会场哭成一片，不等电影结束，医务人员赶紧把主席抬走了。

　　粮食战争乃生存战争，那场发生在大上海的真实一幕，通过各种作品展示出来，至今令人感概和难忘。让我们回到当年，看看新生人民政权怎样经历那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吧。

 

　　夺回金融话语权

 

　　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军事上，资本家与国民党是一条心的，国民党代表的就是大资本家大地主大军阀的利益，在共产党的困难时期，他们天然地走在一起是非常自然不过的事情。于是，国民党利用潜伏在金融机构和工商界里的经济特务，暗中操纵市场,制造混乱。不法资本家和投机商乘机囤积居奇，有粮不卖，哄抬物价，造成市场混乱。物价恶性上涨，市场的剧烈波动，猛烈冲击着生产秩序，威胁着群众生活，使原本已经严峻的经济形势更加恶化。

　　针对这样的严重局面，考验共产党治理智慧的时机到来了。中央命令第三野战军司令员、率军攻克南京的陈毅，率先到达到上海，担任上海市市长。几乎同时，毛主席将陈云从东北调进北京，出任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主管全国经济的重振与规划。

　　陈毅早年赴法国勤工俭学，就是从上海离国的。抗战期间长期在华东一带坚持游击战，战争间隙还能写出一手豪情四溢的古体诗，是共产党内的儒将;陈云是上海青浦人，早年在张元济的商务印书馆做过学徒，期间练出了一手叮当作响的打算盘功夫，号称党内第一算盘手。会写诗的陈毅与会打算盘的陈云，毅云联手，最终赢得了上海解放初的“粮食战争”。

　　先夺回金融话语权。买粮食需要钱，然而新生的人民政府恰恰没有钱，资金短缺是很严重的。长期的战争破坏与国民党溃逃前的疯狂洗劫，使新政权面临着极大的财政经济困难。没有钱在乡村，善良的农民还能够支援革命力量，而在城市里，没有钱就很难办事了。为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首先就是打击不法资本家的金融投机，展开“银元之战”。

　　上海解放当日，陈毅就颁发布告：“自即日起，以人民币为计算单位，人民币与金圆券的兑换比例为1∶10万，在6月5日前，暂准金圆券在市面上流通”。因为金圆券已成废纸，兑换工作进行得很顺利，到6月3日，收兑的金圆券已堆满了所有的银行库房，装运的汽车从外滩沿九江路排到了四川路。可是，金圆券收上来了，人民币却花不下去。

　　多年的恶性通货膨胀，使得市民对纸币失去了信心，投机商乘机炒作“黄白绿”——黄金、银元和美钞。银元，俗称“袁大头”或“孙大头”，指民国期间铸造的两种银元，分别因印有袁世凯和孙中山的头像而得名。在5月底和6月初的10天里，银元价格暴涨了将近两倍，上海的批发物价指数随之上涨两倍多，大米和棉纱涨了一倍多，南京路上的四大百货公司开始用银元标价，其他商店闻风而动，相继仿效，拒用人民币。

　　解放军进了上海城，可是人民币却进不了南京路。一开始，军事管制委员会采取了抛售银元办法，可是，10万银元抛出去，马上被投机商吃进，如泥牛入海。坐镇北京的陈云意识到，在金融上所遇到的敌人，已不是软弱的金圆券，而是强硬的银元。他判断，如果用正常的抛售办法对抗，势必牵动全国的货币市场，造成全国游资围攻上海，形成决战态势，我方没有那么多的银元可以攻防，即便足量抛售，局面也是大乱。所以，他与陈毅商量，决定采取断然的军事手段。

　　6月8日，军管会通过报纸、电台进行阵前喊话，敦促投机商停止对银元的炒卖，要求商家接受人民币。10日上午，上海市警备司令部司令员宋时轮亲自出动，带领全副武装的军警分五路包围了设在汉口路422号的上海证券大楼——远东最大的证券交易所。

　　吴晓波著《跌荡一百年：中国企业1870-1977(下)》对该事件有生动的描述：

　　早在9日，公安局已派人化装进入大楼，了解情况，熟悉地形，并确定了一批应予扣押审查商家的名单。10日上午8点，200多名便衣警察按预定部署进入证券大楼，随后分五个组控制了各活动场所和所有进出通道。两个小时后，一个营的警卫部队乘十辆大卡车到达大楼，对整个建筑物实行军事包围。同时，分布在楼内各场所的公安人员亮出身份，命令所有人员立刻停止交易活动，就地接受检查。当时大楼内共2100多人，从上午到午夜12点，公安人员分头搜查了每一个字号，并登记了所有封堵在大楼内的人员名单及财物;然后命令全部人员到底层大厅集中，听政府代表训话;会后，当场扣押234人，移送人民法院审判。

　　在人民政府强有力的打击下，第二天银元便从2000元猛跌至1200元，大米价格也跌了一成。第三天，米价再跌一成，食用油价格跌一成半。“银元之战”成了人民政府与上海旧经济势力交锋中取胜的第一个回合，初步稳定了人民币的地位，为控制市场，打赢粮食战争创造了必要前提。

　　平抑米价

　　能否解决当时的上海经济问题和稳定全国物价，就要看共产党掌握“两白一黑”的情况。这三种物资中，关键是大米和棉纱。一个是吃，一个是穿，是市场的主要物资。人心不乱，在城市中心是粮食;在农村主要靠纱布。资本家手中的主要物资除黄金白银外，也就是大米和纱布。

　　陈云亲自指挥了这场平抑米价的战争。1949年11月13日，陈云为中央财经委员会起草了《制止物价猛涨》的指示，提出12条措施。同时，陈云还指示全国各主要城市做好粮食准备，于11月底至12月初一齐抛售。

　　1949年秋季，华北粮区遭天灾，庄稼歉收，原本就紧绷的粮食形势变得更加严峻。在筹划纱布大战的时候，陈云就非常担心北方的投机商集中攻击粮价，如果布粮同涨，南北一起开战，将两面受敌，局面难以收拾。他想出一计，在10月20日急电东北，要求每天发一个列车的粮食到北京，在天坛建仓存粮，而且每天必须增加席囤。这一计谋果然非常有效，北方的粮贩子们看到政府手中有粮，而且日渐增多，便不敢轻举妄动。

　　当时上海的存粮只有8000万斤，仅够市民20多天的口粮，防守力量非常脆弱，各大城市也都面临粮荒。粮食交易市场历来在春节休市，正月初五开盘后会有一波行情，俗称“红盘看涨”。上海的粮商们都把眼睛盯在那个开盘日，在整个12月，他们大量囤进粮食，把全部资金都压了上去，资本家们准备与共产党进行一场最后的豪赌。

　　12月12日，中财委召开全国城市供应会议，对全国范围内统一调度粮食进行具体部署。在上个月，陈云已经要求东北每天往京津地区车运粮食1000万斤，此次更是命令从四川征集4亿斤支援上海，同时要求华中、东北在短期内运粮济沪以应急用。很快，他在上海周围完成了三道防线的部署，第一道是杭嘉湖、苏锡常一线现有的存粮，第二道是从江苏、浙江和安徽急速运粮，第三道由东北、华中、四川组织抢运。据陈云计算，这三道防线合在一起，政府掌握的周转粮食大约有十几亿斤，足够上海周转一年半，京津、武汉等大城市的粮食也得到了大量的补充。

　　正月初五一到，上海等粮食交易市场上“红盘”开出，出乎所有投机商的预料，粮价不涨反跌，而且连续数日下跌。上海广泛开设国营粮店，持续抛售两亿多斤大米，投机商不得不跟进抛出，损失前所未见。经过这场粮食战争，资本家再也不敢与共产党叫板了。

　　中国共产党的根基在农村。农村包围城市，人民子弟兵大部分来自善良的农民。当听说大上海在挨饿，解放区的老百姓也是坐不住的。与其让粮贩子控制粮食，不如卖给自己人，巩固自己的政权。《难忘的战斗》介绍的乡下征集队，在化解了群众的不理解后，得到大量的粮食，支援城市，这就充分显示了人民群众才是革命的根本保障。人民，只有人民，才是推动历史的真正动力。

　　打赢了粮食战争，困扰了中国经济12年的恶性通货膨胀问题，也同时被新生的人民政权所遏住。到1950年春夏之交，全国物价基本稳定下来。

　　后来，毛主席对上海的发起的以保卫粮食为主的经济战评价很高，认为它的意义“不下于淮海战役”。“不亚于淮河战役”的粮食战争是惊心动魄的，是你死我活的。这就不难理解，当在中南海看到《难忘的战斗》电影时，老人家激动地昏过去的原因所在。只有心系人民，才会有那样的“泣不成声”。

　　参考文献

　　吴晓波，2009：跌荡一百年：中国企业1870-1977(下)，北京：中信出版社

　　.　　蒋高明，山东平邑人，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科学院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