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宏良：大众政治制度是人类历史上迄今为止最高形式的民主（三）

2007-12-25　

　　建立中国式的权力约束机制：把官僚集团置于中央和民众的双重约束之中

 

　　在共和国整个权利结构中，比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政治协商会议制度更为复杂的是人民政府制度。由于历史的限制，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府还都不可能直接由人民掌权，而只能由各级官员作为人民勤务员代替人民掌权，如何防止新的国家官员由人民勤务员变成欺压人民的官僚集团，使社会主义革命再次重蹈历史一个剥削集团代替另一个剥削集团的悲剧，这是除毛泽东之外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都没有解决甚至是根本就没有意识到需要解决的问题，这也是后来所有东欧苏联社会主义国家垮台的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对于中国来讲，能否成功地把官僚集团置于人民的直接监督和约束之下，还有着其他国家所没有的特殊意义，中国历史上三分之一的内乱分裂几乎都是由官僚集团造成的，要么是官僚集团势力做大，逼宫篡权导致内乱，形成地方割据和军阀混战;要么是官僚集团嗜血残暴、逼民造反，酿成天下打乱。所以，历代统治的首要任务就是要努力控制好官僚集团，并且除了改革开放后的中国之外大家都懂得，依靠官僚集团本身来约束官僚集团是根本不可能的，如同用左手不可能防止右手盗窃一样，目前中国的腐败之所以难以遏制，就是依靠纪委监察部门等官僚机构自我约束的结果。对官僚集团的约束，只能依靠外部力量。中国封建社会采取了皇亲国戚和宦官太监这两种外部力量进行监督;皇亲国戚在利益上和皇帝是一致的，和官僚集团是分离的;宦官太监没有后代没有自身的特殊利益，只能依附于皇帝;这两种力量在客观上能够对官僚集团形成监督和制约。但是这种权力制约方式有一个致命弊端，就是必须有一个十分强大专制的铁血皇帝，只要皇帝稍有软弱，就会发生或者豪门干政或者宦官专权的所谓“集体领导”的极端黑暗的政治局面，明代魏忠贤的宦官专权、祸乱天下就是一个典型。中国历史上“集体领导”的极端黑暗恐怖，以及内乱割据的极端惨烈，是历史上老百姓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重要原因。除使用外部力量的约束之外，许多朝代采取了破格提拔平民政治家进入朝政，形成布衣将相格局，采用吐故纳新的方法不断刷新官僚集团的内部成分，通过新老官僚之间互相制约的方式约束和控制官僚集团。现代西方国家则是采取了三权分立的代议民主制的方法，这个方法在西方国家能够成功，一是由西方国家分权制衡的历史决定的，西方国家一直是皇权、教权和知识分子三大力量相互制衡的历史;二是由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决定的，西方国家对官僚集团的制约不是通过人民，而是通过资本实现的。显然，中国不具备采用西方国家权力制衡的社会历史条件。毛泽东在总结中国古代吏治教训和现代西方国家分权经验的基础上，创造了中国式的权力约束机制，把官僚集团同时置于中央和民众双重约束之下，形成了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双重约束体制，这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最有效的约束方式。

　　自上而下的约束方式，主要是吸取了中国古代吏治的经验教训，把布衣将相的格局建立在人民大众的基础上，直接选拔人民群众中的优秀分子进入党政最高领导层，通过不断吐故纳新来保证最高决策层具有来自人民的新鲜血液，为防止这些布衣将相再次脱离人民群众，专门制定了“三三制”的工作原则，即三分之一时间在中央工作，三分之一时间回原地工作，三分之一时间到基层搞调查研究，这套制度保证了中央最高层和人民群众具有直接的血肉联系，任何违背人民群众利益的方案都很难通过。文革后期曾经一度主持工作的邓小平对此深有感受、切齿痛恨，文革结束后再次主持工作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坚决打倒和清除那些直接来自基层的所谓“火箭干部”“坐直升飞机上来的干部”，并且为干部提拔设置了严格的“台阶论”，即提拔干部必须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地上，不能越级提拔。“台阶论”在两个方面保证了官僚集团的根本利益：一是逐个台阶进行筛选，能够保证百分之百地把那些具有平民意识和造反精神的所谓“极左分子”过滤掉；二是经过官场绞肉机的逐级搅拌，筛选出来的干部都是没有骨头皮的软糊糊一团，能够适应对外开放的新型外交关系。大家可以想一下，如果让陈永贵去主持对外开放，这个不肯吃亏的农民绝不会把国内发行价十几元的股票，一元多卖给外国人；直到被隔离审查前还拿着工人工资的副总理吴桂贤，也不会用武警逼着工人不准罢工地为外资干活。

　　自下而上的约束机制，主要是借鉴了西方国家分权制衡的民主约束制度，只是民主约束制度不再是建立在资本基础上，而是建立在人民大众的基础上。其实，认真分析西方国家的权力制衡制度就会看到，西方国家的权力约束之所以有效，并不在于三权分立，而在于它的舆论自由和社团民主。舆论自由，把所有官僚都直接暴露在大众视野之内，稍有不慎便被舆论拿出来在公众面前暴晒，不用公众出手，仅政敌之间的残酷绞杀就足以让所有官僚都战战兢兢;社团民主，既能够把分散的公众组织起来进行有序斗争，又不会动摇政党统治的基础，美国那么多年都是两党轮流执政，永远搞不出第三个党，就是因为社团民主只威胁官僚约束政府，而不威胁政党利益。舆论自由和社团民主的这些优点，被一代政治大师毛泽东，在人民大众的基础上发挥的淋漓尽致，达到了人类历史上自由和民主的最高水平。一是前面提到的“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四大自由，形成了排山倒海的强大舆论压力；二是社团民主又形成了地动山摇的强大组织压力。可以说，中国文革时期，是人类历史上社团民主发展最壮观的时期，红卫兵组织，造反派组织，各类战斗队、宣传队，以及形形色色的各种群众组织，可谓是祖国山河一片红，人民大众第一次成了政治生活的主人，不用申请不用注册不用向任何官老爷乞求，几个人一商量，一个新的政治社团就产生了，一个新的政治领袖就出现了，无论就单独个体的政治权力而言，还是就人民大众整体的政治权力来说，都达到了人类历史上最高的实现形式。在那样一个人民群众充分发动起来、理想主义大火熊熊燃烧，贪污一元钱会有数十上百个战斗队等着你交代的年月里，怎么可能会有贪官污吏！又怎么可能会产生贪官污吏！这就是中国官僚集团历尽30年仍然对那个时代充满深仇大恨的根本原因。在这里我们遇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许多自由主义右派，一方面口口声声推崇舆论自由和社团民主，一方面又用最恶毒的语言咒骂那个超越任何西方国家的舆论自由和社团民主的时代。要知道，只是在21世纪的最近几年，一些自由民主最发达的北欧国家才刚刚达到社团无须注册的程度，而我们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就达到了。所以大家翻看一下那个时候的国内外报纸就会发现，如同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所言，毛泽东时代在人权问题上，中国处于攻势，美国处于守势；只是到了邓小平时代才颠倒过来，在人权问题上美国变成了攻势，中国变成了守势。社团民主对权力的强大约束作用，从前些年美国纽约市长访问上海的观感中也可看出，当时纽约市长问上海市长：“上海城市建设这么快哪来的土地?”上海市长一句回答让纽约市长差点儿晕过去：“扒房子!”，纽约市长说一个纽约市200多个社团几乎涵盖了所有领域，几乎所有的城市政策这些社团都要过问，别说连做梦都不敢想去扒市民的房子，甚至连关起门召开市长会议都是罪过，所有市长会议都必须公开。这个纽约市长所抱怨的，和我们许多官员对文革控诉的，内容几乎完全相同。文革结束后，虽然没有像取消四大自由那样在宪法中取消结社自由，但是却设置了一个“理发师悖论”，展示了第二代领导人高超的政治智慧：民政部规定，成立社团必须有省部级批文；到省部级获取批文，又必须有民政部批准。

　　这样一来，社会约束权力集团的两大手段全部被斩断，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解除了对权力集团的任何约束，权力集团第一次达到了为所欲为的最高境界，并且为了巩固权力集团的财富基础，同时也解除了对资本集团的任何约束，权力和资本成为社会运转的两大轴心，有钱能使鬼推磨，有权能使磨推鬼，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双轴心运转的社会，双轴心的疯狂运转吞噬掉了社会的一切，中国老百姓也陷入了双重悲剧之中，文革中曾经达到了自由和民主顶端的中国大众，作为历史补偿又被打落到另一个极端，不仅不敢再去奢想约束权贵集团，自己的财产能保留到明天天亮就已属万幸，中国成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权力和资本的双重天堂。所以浙江一个小小的车管所长才能包养100多个情妇，上海滩一个小瘪三才能一次拿走政府40亿社保资金，几个金融官员才能贱卖银行股一年就损失1万多亿。失去了约束的权力比任何妖魔鬼怪都更加可怕。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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