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回忆——一个极普通工人的家史（一）

作者：曹为平发布时间：2016-05-10 13:34:50 来源：民族复兴网字体： 大 | 中 | 小

　　作者按：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家庭的变迁反映着社会的兴衰、各种阶级力量及其关系的变迁。我爱父亲、尊敬父亲，但也不仅仅是纪念父亲。这是在社会的大背景下，一个极普通的工人家庭的家史。毛主席早就教导我们，搞历史的必需搞厂史、村史、家史，不然这历史是搞不好的。信哉!斯言!写作基本以时间为线索，但为了避免成为流水账，在不同时间的同一个主题往往也写在某个特定的时段。加上铺垫以社会大背景，所以如果只是以一个对父亲的纪念和回忆文章的角度来看，似乎插入了许多无关的问题，使得文章显得零乱。如果看到这不过是在社会大背景下一个家庭、一个工人经历的沧桑，那就是顺理成章的了。

　　一滴水中可以见太阳。我通过父亲的一生，看到的就是几十年的沧桑以及各种人物的各种面貌，某些人的杰出表演。这从解放前蒋该死统治开始，经过十年内战的红军时期，八年抗战，第三次大内战，全国解放，镇反，三反五反，资本主义工商业穷途末路，社会主义改造，整风反右，劳教风，大跃进，反对刘邓代表的浮夸风和共产风等五风，反右倾，反右倾扩大化，利润挂帅，三自一包，下马风，饥荒，走出饥荒，四清，桃园经验，毛主席对桃园经验的批判，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国民经济的再一次高涨，不正之风，一直到邓贼复辟人民群众再一次地受剥削、受压迫吃二遍苦，以及人民群众的革命情绪再次高涨。

　　父亲勤劳、勇敢、刻苦努力、兢兢业业、爱憎分明、明白大是大非，而又从来不追求出人头地，从来就是默默无闻地工作着。我对父亲当然是很尊敬的，如果以为我要读者和我尊敬父亲一样地尊敬他那就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了。父亲是一个普通的工人，解放前是一个普通的受剥削、受压迫也反抗那个时代的工人，解放后是在毛主席领导下一个普通的热爱社会主义、热爱党、热爱毛主席，兢兢业业的工人，复辟以后他仍是一个热爱社会主义、痛恨工农重新受剥削、受压迫的普通退休工人。我当然决不允许任何人贬低和诬蔑我的父亲，但是一切有良知的人们如果读了此文对我父亲有相当的尊重的话，那么我希望这种尊重是对整个热爱社会主义、反对资本主义复辟的工人阶级的尊敬，而不仅仅对我父亲。就是我自己也把他作为工人阶级中的极普通的一员而热爱、而尊敬的。我更希望人们能把这种尊敬转化为热爱社会主义、反对旧社会、反对现在这个疯狂的复辟时期的实际行动。

　　今年是父亲去世二十周年，也是母亲去世二十周年。我早就许愿要写篇《父亲的回忆》了。本来准备在6月25日父亲周年完成的，但因种种原因却没有能够如愿。今天已经是2007年12月30日，后天就是2008年了。如果再不写就是自食其言了。至于什么时候写好那就只能看实际情况了。

　　原因多样。主要关于我父亲在解放前掩护过地下党的事一直没能了解落实。父亲周年前夕，我给大哥打电话，不料他旅游避暑去了。等他回来打电话问，他说了一些，总的来说知道的也不多，不是我原以为的那样。原来我以为他在上海，又去过宁波，与叔父见过多次面，什么都知道。父亲掩护地下党的事和叔父有相当大的关系，我叔父曹鸿飞就是地下党员，地下党到上海就是叔父引来的。后来我不得不到网上去搜索我叔父和宁波地下党的情况，可是没有能够搜索到。这样我父亲的情况，就连间接地知道一些也不能够了。而地下党问题不落实，我的《父亲的回忆》就大大地失了色。这就是我久久没能写回忆的原因。关键就是我想尽可能多地了解这件事。现在只好根据知道的来写了。

　　总的来说父亲是一个普通的工人，我写的也就是一个普通的工人。我的《父亲的回忆》主要就是写下列几件事——第一：他掩护地下党就是一个普通工人的优秀品质，就是他作为一个普通工人在解放前的政治态度，反过来也反映了共产党为什么会为广大人民拥护并夺取政权。第二：父亲的工作，也就是一个普通工人的工作。他解放后对共产党和毛主席的热爱以及认真负责的工作态度，都反映了一个普通工人的阶级立场和政治态度，以及毛泽东时代为什么能够在短短的二十多年里由一穷二白到建成一个初步繁荣富强的国家。第三：四清时他受到刘少奇、邓小平的桃园经验和形左实右路线的迫害经过，以及后来真相大白的过程。这也是一个普通工人的遭遇，也是刘邓路线为什么在文化大革命中倒台的根源。最后母亲生病后他十几年如一日地照料母亲的情况，也是我不能不回忆的，不过我在这儿只能写得很简单，因为这毕竟已是个人的事情了。　　

1917年至1919年，在北京北海公园里讨生活的乞丐一家。(超级工程一览配图)

　　父亲1918年出生于一个普通城市职工的家庭。

　　非常遗憾，我想了解一下我们家族的家谱也没有能够如愿。网上有个“曹氏家谱查询网”，但是就是没有查到我们的“心德堂”，并列的四个祠堂为“仁心济世”。

　　我们的祖先大概正是曹操的后代，十代以前在安徽。

　　据历史记载，曹姓原本出于山东，但是曹操家族在安徽亳县，也不知什么时候迁去的。我们十代以前的祖先由安徽迁到了浙江宁波，后来父亲到了上海，我大学毕业后到了四川一个小城市里工作，四川成了我第二故乡。由于这个原因，后来我有人问我是什么地方人，我说：“我是山东人、是安徽人、是宁波人、是上海人、又是四川人。”

　　我家祖代世世在城里工作，从不务农，但是喜欢住在乡下，宁波的近郊，鄞县福明乡张隘村。按宁波话，张读作jiang，隘读作yi的入声。土著都姓张，我们从外面迁入算是客藉，按照同姓不通婚的习惯，与张姓结婚的几率自然最大，我祖母就姓张。由于世世在城里做，宁波的文化水平历来也比较高，所以一般总要有些文化，其实也不过读上几年书，和全国绝大多数农民目不识丁还是有一些区别。这和上海的情况也差不多，其实上海倒是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受宁波的影响。上海原来不过是个小城市，工商业都不行，倒是宁波长期是江苏、浙江的重要工商业基地。后来帝国主义入侵，在中国东部沿海建立吸血基地，上海因有黄埔江适宜于停泊大船，就发展起来了。宁波虽然也有港口，但不宜于停大船，一时落在后面。

　　原来宁波所以发达，一是宁波及其周边有发达的农业，物产丰富。第二靠近舟山群岛，渔民的鱼都是从这儿上岸，加上这儿是河网区，交通发达——我对宁波没有一点印象，据说解放前(虚岁)二岁去过宁波但毫无记忆，实际上我才八个月。后来也从来没去过宁波——父亲说，那儿的河网之密，达到走一里路，要过七座桥，淡水产品也很充足，又宜于种水稻，所以成了典型的鱼米之乡。这就造成了宁波的工商业发达。由于这儿的港口不宜停大船，没为外国帝国主义选中，上海就后来居上了。不过宁波因其有工商业的传统，所以上海许多工商业是宁波人办的，包括老板、职员和工人。一般来说宁波老板选用人首选宁波人，其次上海人，再次其他江南人，其他地方选得不多或至于根本排斥不用。父亲年轻时，正是大批宁波人涌到上海的时代，到上海乘的还是帆船。正由于宁波人在上海工商业中的地位，所以宁波人也很自豪，当有些上海人嘲笑宁波话硬梆梆时，宁波人就会说，无宁不成市。就是说，没有宁波人也就没有上海市。

　　祖父在宁波城里当一个店员。原本祖父很勤奋，家境也还可以，但小家小户抵不了天灾人祸，三十六岁就得了病，丧失工作能力失业在家，从此坐吃山空。父亲上学也就很艰难了。但祖父还是尽力而为之。

　　最初父亲读了一些私塾，就此认识了字。后来读小学，从三年级读起，家里负担很重，听说连写字的钢笔都是自己做的。除读书外，还要负担一些家中的活。还好宁波是鱼米之乡，吃鱼虾不用愁，所以和伯父、叔父经常要出去捕鱼、钓虾、捉蟹、摸些贝壳之类，以供吃饭时做菜用。八十年代我探亲回家看到叔父来信怀旧，和父亲说了小时候一起去钓虾，摸贝类，每次钓的虾都以父亲为多。

　　大家都看过《沙家浜》吧!里面不是有一句唱词：“一日三餐有鱼虾”。沙奶奶是贫困家庭，家中有新四军的伤病员住着，也供得起他们天天吃鱼虾，都是儿子七龙(四龙)从阳澄湖里捕来的，只是多出一些力气罢了。我父亲大致上就是和七龙差不多，区别就在于一个是河，一个是湖罢了。

　　邓修复辟以后，“一日三餐有鱼虾”，也成为攻击样板戏的“根据”。谁赞成样板戏，就是追求富裕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就是阶级异己分子，就是新生的资产阶级，就有罪。在明确提出“先富起来”以前，他们比谁都提倡“艰苦朴素”，这是对别人要求的。现在也还存在这种情况。毛主席吃点鱼就一直受到反共、反毛分子的攻击。其实“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在靠近河、湖、海的地方，贫困百姓吃点鱼不是什么奢侈，倒是家常便饭。中南海养了鱼，毛主席吃一点鱼也实在算不了什么，他们的目的原本就是攻击，大概毛主席只有吃草根树皮、观音土，在茅屋里接待外宾才不算生活奢侈。霍查同志逝世，遗孀领了几千美元的抚恤金，资本主义复辟后竟作为贪污罪论处!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词了。

　　同样我父亲和叔伯们去捕鱼钓虾，从而家中“一日三餐有鱼虾”也不等于家庭富裕了。祖父生病以后我们家就每况日下了。不像现在食无鱼，吃鱼成了奢侈。不是别人，正是攻击样板戏“一日三餐有鱼虾”以及指责毛主席吃鱼是奢侈的人，现在几乎垄断了我国的鱼虾消费。

　　现在吃鱼成了奢侈，一方面由于化肥农药的使用，使得淡水资源受到破坏——化肥厂和农药厂都是毛泽东时代办的，算是那个时代的罪孽吧，但大规模的淡水养殖也是那个时代研究成功开始推广的。另一方面，自从渔民包产到户后(最后结果就是我国渔业和解放前一样，为渔霸所霸占)，只顾自己一时发财，把鱼子鱼孙都捞了上来，以至于海鱼大量减少，频于灭绝，大多数百姓只能偶然吃之了，即使靠近河、湖、海的也在诉说食无鱼了。

　　不过我国能够把鱼捕得频于灭绝也不能不怪毛泽东时代。归根结底还在于毛主席时代的大建设，实现了捕鱼机械化，捕鱼能力比解放前大大增强了。交通的大发展，又使鱼的运输能力大大增强，广泛地开辟了市场。如果没有这一些，仅仅包产到户，决不至于鱼子鱼孙都被捞上来了。——解放前不也是渔霸占了统治地位，也是一家一户小渔民打鱼怎么没有毁灭我国的渔业资源呢?　　

　　1921年(民国十年)，北京街头的两具饿殍(photo by U.S. Marine PFC Warren A. Russell)。据同年5月19日《申报》报道，今年春天以来，北方持续干旱，饥荒愈发严重。唐山、内任等五县饥荒尤为严重。记者所到之处，树皮被剥光吃净，沿途饿毙者无人掩埋。曝尸荒野。(超级工程一览配图)

　　如1970年我刚到四川，四川人大多数没吃过海鱼，甚至没见过海鱼，不少人还以为海鱼天生咸的。但1974年在我们这个偏僻的小城市第一次有了海鱼——黄鱼、带鱼和墨鱼等运来。当地人第一次吃到海鱼，所以大多数人煮不来，不知道海鱼肉质疏松，都煮得烂糟糟的散了架。许多人来向我请教。那时在我们这个偏僻内地大黄鱼、墨鱼也只有四角五分一斤，现在二十几元一斤的还没有那么好。

　　多做多错，少做少错，不做不错。总之还是毛主席不好，在一边指手画脚的最好。

　　父亲读到五年级就不得不辍学了。虽然没有经济能力上初中、上高中、上大学，小学总还准备读完的。问题是蒋介石热衷于打内战，到处拉壮丁，宁波也不宁，父亲只好辍学逃到上海来了。那是1934年，他才虚岁17。后来祖父去世，三个儿子没有一个在身边。病危时祖父专门写信到上海，叫伯父和父亲不要回去替他送终，拉壮丁正紧，回去难免被抓。那时已经是抗日了。

　　在小学，父亲开始受到地下党的影响，这我在父亲去世后好久才知道。父亲的小学老师就是地下党员，利用教学的机会对孩子们作革命宣传。他告诉学生，在江西有两个人，一个叫朱德，一个叫毛泽东，专门劫富济贫，给农民分土地，当局多次派大兵围剿，却总是剿杀不了。宁波因为文化水平比较高，小学里贫困家庭的孩子比较多，大多数学生很感兴趣，特别喜欢听杀富济贫的故事。所以这个老师很受学生欢迎。这是我父亲最初的受共产党的影响。父亲逃到上海后，就离开了他。但我叔父年龄还小，大概不至于被拉壮丁吧!就继续受到他的影响，1937年抗日以前，还是红军时代就参加了共产党。至于详细情况，那我就不知道了，叔叔不但从来没对我说过，我哥见到他的时候比较多，也没有告知。

　　父亲到上海，伯父已经在上海扎下了根，就是他给父亲找到了工作。父亲是在上海的一家棉毛衫厂学生意，和解放后的学徒社会地位大不一样。工厂里劳动条件非常差，到处是灰尘和棉毛飞舞，父亲工作二年，就得了肺结核，学徒满师后不得不回乡休养。那是1936年抗战前夕。

　　据我判断，父亲在工厂里吃了不少苦，但从来不谈。他历来很少说话，沉默寡言。到底吃了多少苦、什么苦?从来不说。我是从他从小对我们进行的训练和对六十年代忆苦思甜的评论中得知的。前者将在下面说。

　　邓修复辟以后，对六十年代的忆苦思甜大加攻击，阶级敌人也乘机反攻倒算。毫无疑问，六十年代的忆苦思甜中很有一些人弄虚作假，哗众取宠。他们也真的得逞了一时。

　　就拿我们厂里来说，有一个人，年龄比我小，解放以前什么都不知道。我生于解放前尚且没有亲身体会。她是一个孤儿，是共产党、毛主席养大的，按理应该感谢毛主席、感谢共产党，不料这竟然也成了政治资本，到处作忆苦思甜报告，后来就得以步步高升。只是她的能力太小，除了会转风使舵、吹牛拍马、当走狗压迫人以外一无所能，所以爬了一阵再也爬不上去了。连总务科长都当不下来，还抱怨不给她派个副科长。邓小平复辟后她当然不必忆苦思甜了。早在复辟以前此人就一直完全站在毛主席的对立面。1975年和1976年谣言满天飞，此人是个积极的传播者。毛主席去世后，发生十月事件。她兴致高极了，我们厂的生产部门支部召开批“四人帮”大会，她拿着一份由两、三页复写纸复写的不知从哪里来的谣言集说是中央文件，在大会上宣读。全篇都是胡说八道。许多是对江青生活上的造谣，诸如庄作栋是江青面首、刘庆棠是江青面首，浩亮是江青的面首，甚至连小靳庄大队的王作山也是江青的面首云云。当时我说庄则栋、刘庆棠、浩亮是运动员、演员，或许还可以说，王作山是贫下中农满脸风霜，大概只有女登徒子才会看上。这些谣言许多矛头是直指毛主席的。比如攻击毛主席喜新厌旧才离弃了贺子珍，并如何被江青迷惑，还有《红都女皇》第一句话是什么等等。现在许多人已经知道所谓《红都女皇》原本就是子虚乌有的，根本没有这本书，维特克写的是《江青同志》，1976年还没有发表，是1977年发表的。倒是我们科的老科长老辣，在她宣读完毕后说，这些目前还没有中央正式文件，等到中央正式文件下达后，以中央正式文件为准，可见她还没经过支部的讨论就擅自上场的。至今三十多年了，还没有也不可能有正式的肯定或者否定的“中央文件”，卑鄙的谣言毕竟见不了大世面。至于说到当走狗压迫人，那么我就是她的压迫对象。如1981年四川嘉陵江发大水，一直漫上了岸，官僚们才觉得不对头。对这次失职群众意见非常大，但他们毫无愧疚之心反而拍电影《特级警报 333》说谎，吹嘘自己如何组织群众抗灾的功绩。不知为什么，竟然会选我去当群众角色，实在找错了对象。我非常反感坚决拒绝去，并在开会时当场揭露这是说假话，演假戏。她就说，我如不去就要跟我们科的领导要人。——我又不是我们科的领导，她向我们科里要人跟我说什么?拆穿讲无非以势压人，以我们科的领导来压迫我。这些人是毫无廉耻的，对于自己的走狗面目不但毫无愧羞之情，居然还说：“你不去就不去，为什么还要说是拍假戏?叫我们怎么做工作?”——她自己做不好走狗居然还要怪我，居然还要我来配合，使得她能够做好一个走狗???!!!连我说句真话指出这是拍假戏都不允许。另外一些人说来是最最坚决地反对说假话的，老是指责这也是假的，那也是假的，居然也指责我“那么认真干什么?”其实他们指责的“假话”恰恰是真话。这些人自己正是靠弄虚作假爬上来或企图爬上去的。正像群众说的：“一个孤儿院的经历，一把扫帚撞开了党的大门。”拉她入党的人当然绝不是因为她的出身苦，也不是扫厕所，而是另外的本领为他们所看中，忆苦思甜不过是在毛泽东时代给她涂点金以应付群众罢了。复辟以后，就再也不需要忆苦思甜了，扫帚也丢了，连生产性的体力劳动也不参加了。这个人后来的作为我不大知道，我只知道1989年，她先贴出墙报反对动乱，后来又来撕。我说：“撕它干吗?让它贴着?”她说：“对不起，这次我们没跟上形势”。我说：“我国局势如此反复，如果不久以后又要反对动乱了怎么办?”果然不久以后……。　　

1926年(民国十五年)，北京街头的难民。由于军阀内战，北京地区的无家可归者和乞丐的数量剧增。难民聚集在救世军门口。(超级工程一览配图)

　　在六十年代的忆苦思甜中，确实有一些这样的作伪者和反复无常的小人。但绝不等于忆苦思甜就错了。工人、农民平时都在忆苦思甜，只是不是专门作报告。遇到什么就说什么，用自己的亲身经历随时说出来，自己也觉得很平常。真的让他们做忆苦报告，他们还说不出什么。父亲就是这样。事情很复杂，真正懂得工人农民的人知道，工人、农民吃的苦有许多不是语言所能表达的，就是说出来也不为白骨精(白领、骨干、精英)们所理解的，相反他们听了后首先想到的是反诘。所以工人和农民也决不会在他们面前随便说出自己的心里话，真的到了要说时口气都是恶狠狠的。

　　那些作伪者，哗众取宠者，受到人们的憎恨是很不奇怪的。但在不同的人口中说出来就是不一样。

　　邓修复辟，许多反共、反毛分子利用忆苦思甜中有人作假大做文章，作为攻击毛泽东时代的炮弹。他们从根本上否定忆苦思甜，把工人、农民在解放前吃的苦都说成假的，说成“共产党煽动仇恨”。许多确确实实吃过苦的人都受到反攻倒算。最最典型的便是四川的冷月英，她坐过刘文彩的水牢本是铁的事实，当时谁都没有否定。但复辟以后，就有一些地主资产阶级的还乡团，到她那儿反攻倒算。他们不是去了解真实情况，而是事先就带了成见，提出带侮辱性的问题，结论已经包含在问题里了，回答不管是“是”还是“否”，都无疑承认他们的结论。比如“你明明没有坐过水牢，为什么要说坐过水牢?”实际是冷月英明明坐过水牢，他们却偏偏要颠倒黑白。还有一些话只有最最丧失人性的人才能说出口来。比如他们不谴责刘文彩在冷月英才生了孩子不久就将她抛入水牢的行为残忍，却问她：“你才生了孩子就入水牢，你怎么没有死呢?”对于这种代表地主阶级反攻倒算的冷血动物，邓小平当局不但不惩罚，反而极力放纵，谁对他们反攻倒算不满，反说谁“极端”。

　　在刘文彩的水牢问题上大做文章的那些人，一个重要的把柄就是后来给大家看的水牢原本是个腊肉仓库，但这不等于没有水牢。水牢当然不会设在刘文彩的大宅附近，不然半夜的惨叫声也会使人毛骨悚然。——原来是一个干部犯了一个看来微不足道的善意的错误。他起的是好心，看到参观的人在看了刘文彩的豪宅后，再去看水牢实在路途遥远。就随便指定这个腊肉仓库作为水牢，在他看来，反正大事实不出偏差就是了。谁知到了复辟时期恰恰成了反共、反毛分子的口实。真正的水牢在文化大革命学大寨修水利中拆了。——即使不拆，也不能防止地主资产阶级的还乡团反攻倒算。全国的忆苦思甜全被否定，这不过是个典型罢了。　　

1930年(伪民国十九年)，中原大战造成许多家庭流离失所，这是湖南长沙被杀害的人。(超级工程一览配图)

　　但出自工人、农民之口就不一样了。我父亲是这样说他们厂里一个人的——六十年代我就听他说过。他说：“他解放前可以算苦了吗?他们苦在那里?我们比他要苦得多。”——这就是一个普通的工人对忆苦思甜的态度。一方面鄙视弄虚作假者，另一方面并不否定忆苦思甜，认为自己就“苦得多”。但父亲究竟吃了那些苦，从来不说，我也无从知道。八十年代初，我听他再次说时，仅仅是：“那个时候我们一天要做多少个小时?一天睡多少觉?”从这一说话中可以得知，他解放前工作的时间很长，但究竟多少个小时?他没说。他睡觉的时间很短，究竟能睡多少个小时也没说。不仅如此，就是他工作场所的劳动环境之恶劣，他也从来不说。倒是我母亲在跟我们说到父亲学徒满师，不得不回乡休养时，跟我们说过——那是因为棉毛衫厂环境恶劣。如何恶劣，母亲也没说。

　　许多工人都不大愿意谈起自己以前受的苦。他们看不起弄虚作假的人，但绝不会否定忆苦思甜。1965年我到上海铁合金厂劳动，领导安排一个人来忆苦思甜。讲到一半，一个老工人说：“反正我没有吃过这种苦”就走了。我感到奇怪，他为什么这样说?从他神情来看，显然不是否定忆苦思甜，而且显然他在解放前吃过不少苦。到八十年代初结合父亲的态度我意识到，他和父亲一样，解放前吃过不少苦，但不满意那个“忆苦思甜”的人，他明白他是在胡编，哗众取宠，他说：“反正我没有吃过这种苦。”和父亲一样，意思是说：“我比他苦得多了。连我都没有吃过的苦，他可能吃吗?”

　　就在八十年代初大规模地否定忆苦思甜的日子里，我父亲说：“当初弄虚作假的正是他们。他们说自己如何苦、如何苦，现在又来说：‘谁说我们以前苦，我们以前老(非常：上海话)开心的。’——以前还不是他们自己说的。”“什么我吃过观音土，我吃过什么，全是瞎讲三四，哪有这种事?他们要比我们吃得好了。”

　　事情就是这样!!!父亲最最讨厌的是这种翻云覆雨的人。我也是这样。我相信在现在大诉毛泽东时代的苦，说得毛骨悚然，什么整死了好多人，杀死了好多人，以及饿死了三千万、四千万等等的人中间，完全会有当初忆苦思甜中弄虚作假的人。

　　父亲又说：“他们苦在那里?他们其实是资本家的走狗。”关于资本家的走狗我下面说“三反五反”还要说。以前我们唱的忆苦思甜歌里有一句“地主闯进我的家，狗腿子一大帮。”后来我才知道，解放后这些“狗腿子一大帮”，大多数划成分时成了工人和贫下中农，而且一说起来比谁都工人、都贫下中农。共产党来了，他们就是采用种种弄虚作假的办法，包括假忆苦思甜骗得了信任，许多人仍然高居于一般工农之上。这也是许多工人农民忆苦思甜中不愿说的原因，因为他们受的不少苦，就是地主资本家通过这些狗腿子加到自己头上的。既然他们还吃得开、受信任，那还说什么呢?

　　文化大革命中群众把这些人称之为“三开人物”——敌伪时候吃得开，国民党时候吃得开，解放后还是吃得开。但在上海这个称呼一出头，就遭到徐老三(徐景贤)等人的攻击和加罪，罪名是“不讲阶级分析”。徐老三等人就是典型的三开人物。八十年代初有些三开人物已经成为五开人物了，经过文化大革命他们还是吃得开，邓小平复辟后还是吃得开。原来忆苦思甜做假就是为了吃得开!复辟后大肆攻击忆苦思甜还不是为了吃得开?

　　父亲当然不会反对忆苦思甜。这儿只举一个例子。凡是看到我写的《背米》的朋友大概还记得，文章中有这么一段：“背米在上海人心中刻骨铭心。我父亲是个穷工人，但是没有下崗，有工作，有口苦饭吃，没背过米，没有落到要靠背米养家活口。但是六十年代有一次和我母亲说到某人因背米被打死了时，我母亲站在妻子立场上说不该去背米，他不但自己死了，死后妻儿老小更苦了。而父亲站在丈夫立场上为丈夫说话。说着说着父母竟争了起来。二十年了!二十年后一对‘不相干’的夫妻竟还为此争论!!!”这次事件的直接起因就是父亲听了忆苦思甜报告回来时，转告给母亲听，后来两人就争了起来。无论是父亲还是母亲都是旧社会里过来的，都知道“背米”这类事，尽管父亲不至于去背米，母亲也不至于提心吊胆地等着父亲能够安全地背米回来，他们都知道这是真实地发生在中国的悲剧，所以双方才会这么认真，并且为此争了起来。显而易见，他们都认为六十年代的这次忆苦思甜全都是真实的。对于忆苦思甜报告父亲肯定的还有很多次。　　

　　1937年6月(伪民国26年)，四川省因天旱不雨，粮食歉收，导致爆发严重饥荒，灾情蔓延川南十八县，饿殍遍地，怵目惊心。照片里是一群饥民，衣衫褴褛，瘦骨嶙峋。他们多为老弱妇孺，结伴进城乞讨。(超级工程一览配图)

　　据父亲说，从农村休养回来，到了上海，又到了“好几个”单位工作，而且不是学生意。好像父亲原本在棉毛衫厂当过学徒出师，后来就取得了“毕业文凭”，可以不必再当学徒了。我搞不懂这是为什么，父亲也从来不说。至于究竟到过那些单位，我也不知道，父亲也从来不讲。我知道一度他曾经在瓜子厂工作过。那是因为有一次我们吃西瓜，把瓜子收集起来准备炒了吃。我们以为买来的酱油瓜子也是吃西瓜时收集来的，并对买来的瓜子那么大感到奇怪。这时父亲说：“不是，专门有一种西瓜，切开来尽是瓜子，而且大，酱油瓜子就是用它们做的。”自此我知道他在瓜子厂做过。除此以外还在那些单位干过，父亲就没有跟我们说了。最近从我保存的父亲填的表格知道(见图)，父亲在瓜子厂只干了不到三个月，1937年5月进厂，到8月淞沪抗战被资本家解雇。听哥说，原本没有正式工资，解雇时给了十块钱。这次又失业半年，1938年2月到一家手帕厂干了两年收发，后来和资本家发生矛盾辞职。原因是那个资本家和父亲有点亲戚关系，父亲在他那儿做好像沾了他的光，两口子老是吵架，指桑骂槐，父亲确实呆不下去了。最后，1940年2月父亲在上海的“鸣一机械工具厂”落脚。一直到社会主义改造。

　　老板王鸣一，就是以他的名字起的厂名。那时工厂大多是弄堂小厂，王鸣一开了五家厂两家店，解放初许多资本家都发了大财，他自然不例外，仅仅“祥丰”五金店的资产就由解放前的三、四千膨胀到了二万多，即使如此社会主义改造时资产总额也不过30万，但是在中国他就算是中等偏大的资本家了，可见当时工厂规模之小，这在现在只能算作小手工作坊。作为资本家当然是剥削工人的。

　　父亲的收入很低，工作时间也很长。但和我国现在的豪富比，那个王鸣一还有所不同，本身能吃苦，技术很高。——这也不奇怪，马克思也谈到过资本家一度是“工业革命的旗手”。正是这个原因，资产阶级在刚诞生时还有着“非常革命的作用”(见《共产党宣言》)。也正如此，解放时毛主席的政策还是节制资本并在最后采用改造的办法，而不是苏联那样不能不打倒。不像现在，许多豪富，甚至不过是企图向上爬还没有爬上去的人，说起话来口气极大，极其自鸣得意看不起人，却又极其幼稚。复辟以来的影视中也把解放以前的资本家起家和发展说得十分容易。拆穿讲，他们不过靠挖社会主义墙脚发家的，并没有什么真才实学。自古以来，一个帝国兴起时可以发财，一个帝国崩溃时也可以发财，而且帝国崩溃时发国难财最容易、最快，这是常识，但相比之下，挖社会主义墙脚发财才是最最容易、最最快，也最最疯狂的。正是这个原因，邓小平一复辟，亿万富翁几乎在一夜之间就爆发出来了，而且不要什么本钱。而解放前，大多数小业主，往往祖孙几代还是那个门面。是他们不勤快吗?是他们没有技术和本领吗?现在的豪富们如果在解放前不但根本竞争不过他们，就是有足够的老底也还只有做垮台的。

　　不过王鸣一的吃苦也有其两面性。有的苦现在的资本家就绝不愿意吃了。比如有一次他到某厂去，工人反映饭是馊的，他当场就吃了一碗，然而说：“这是锅里的气味，不是馊了。”老板带头吃了，工人们能够不吃吗?在祥丰，如果早上他看到还没有开门，就会自己去背门板，工人们看到老板在背门板了，就觉得这是无言的责备，赶快去背门板开店门。现在的豪富肯这样做吗?

　　王鸣一用人都是肯吃苦耐劳，认真学习的，当然也要老实本分的。一般来说，虽然资本家算得很精、收入很低，只要老老实实地干活，也不会轻易辞退。俗话说：“强将手下无弱兵”，王鸣一手下人，技术一般也相当高，他不会轻易辞退另用新手。社会主义改造后，几十个小厂合并，原来在他手下干的许多人得到了重用，成了社会主义工厂里的技术骨干。父亲也学到了很多技术。加上读过书，会记账，所以在五金分店“祥丰”里干，既记账，又干粗活。也正如此，父亲在给自己填的表里自己的成分是店员，特长是从事“会计及钢品、五金等业务，共担任十五年。”

　　大概也是1937年抗战前夕——这时间我是根据各种情况推测的，父亲从来没有说过，我知道也不到十年。父亲的小学老师，那个地下党员受到国民党的抓捕。国民党只知道他思想左倾，还没有抓到真凭实据。后来又到他家里抄了家，什么都没有抄出来。原来他的东西已经转移了，就是转移到了我们家，一直保存在我父亲那儿。

　　我是怎么判断时间的呢?这是根据下列情况。我父亲保存的材料里有一份《西行漫记》，该书出版应该是1937年，所以不会在这个时间以前。另一方面，也不会再以后。抗战开始国共合作，蒋介石一度对于共产党尚且不好捉拿，何况一个证据不足的左倾分子呢!所以又应该在抗战开始以前，也就是七七以前。就算七七以后吧，那不但说明蒋介石不顾民族危亡，证据不足的左倾分子尚且要继续镇压，而且八·一三抗战，国民党兵败如山倒，很快丢了上海，日本鬼子制造了南京大屠杀。所以这事情除了1937年以外不会在其他时间里，一般也不会在七七以后。

　　父亲从来不对我说地下党的事。我第一次听说地下党曾经住到我们家里是在1955年，母亲说的，也不是说话的主题，而是在说房子时不能不提到的。

　　解放前我家居住非常差。一般来说上海以石库门房子的亭子间为典型，我们比亭子间还要差。我们住的是上海市康定路(解放以前是以一个外国帝国主义分子的名字为路名，解放后改的名)39弄三德坊22号三楼。那是亭子间上面的晒台盖个屋顶搭的房间，不但小，而且外面下大雨，里面下小雨，天花板上的泥土石灰还一块块往下掉。但这不是我家住得最差的时候。父母刚结婚时，房子还要小许多。总的来说，解放前在上海我家也就是个一般的工人家庭。住得很差，在工人中也不算最差。大家看过七十二家房客吧!在总共100多平方的石库门房子里拥挤着七十二家。我们还没有到那个地步，更没有钻滚地龙。　　

　　1937年10月26日夜，国民党军88师从闸北撤离，在撤离过程中，他们纵火焚烧了所有能烧的东西。随后，没有烧尽的由日本人焚烧。10月27日，茂海路(现海门路)对面，燃烧的火龙长达9公里。瑞士人卡尔•肯基尔贝彻(Karl Kengelbacher，1895-1981)拍摄。

　　刚解放我们当然还是住在那儿。但因为解放父亲收入一下子就提高了，生活也就好了起来。既然如此，对于原来的居住自然感到不足了。经过几年积蓄，1955年我们搬了家，到了徐汇区复兴西路三十弄十二号四十六室，后来的澳大利亚领事馆对面。搬家时，一些参加搬家的工人说：“这家人家发了”。其实我父亲仍是个工人，不是豪富。如果说我家发了，那么全国大多数的工农解放后都发了，程度和情况各有不同罢了，苏州河边的滚地龙是在1956年最后消灭的。两处的房子天差地别——尽管现在看起来也不过如此，26平方加一个洗澡间，但这房子解放前哪是工人居住的?也正如此，解放十七年，直到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我们这座房子的居民仍然劳动阶级的不多，资本家和反革命倒不少，解放前只有一个医生可以算劳动者，医生是劳动者的上层。

　　搬家后，母亲在把两处房子作比较时说，三德坊的房子不但差，而且又小又拥挤，除了我们家曾有五个人外，以前还有一些亲戚来住过，祖母、两个姑妈、姑姑、叔叔，另外还有叔父带来的地下党员也来住过。

　　母亲不过说房子拥挤，不是专门讲地下党。我听了就听了，地下党就是地下党，没留下很大的印象，没有思考更没有追根溯底。母亲也就只说过这么一次。至于叔叔是地下党员，我后来听到过好几次，也很简单，无非是说他的党籍还没有恢复，这下面要说。

　　一直到八十年代父亲才在不经意之中说过一次。大概1981年吧，不然就是1983年回上海，我正在看《红星照耀着中国》。父亲也拿去看了起来说：“这不就是《西行漫记》吗?”我知道这是解放前的名字，立即大感兴趣，问父亲：“你看过《西行漫记》?”父亲回答是。我又追问父亲是在什么时候看的。父亲回答说：“那是你阿叔的地下党。”半句话，再也没有下文了!我还以为是地下党住在我家时给我父亲看的。父亲去世很久后才知道，不是。

　　我才知道——那是叔父的老师，也就是父亲的老师，发现蒋介石要抓他，就把材料转移到我们家中来了。他在宁波，材料究竟是怎么转移到上海的?是叔父拿到上海的?或者1937年正好父亲在宁波养病，把它们转移到上海来了?我至今不能确定，只知道后来长期由父亲保管。最近看了表格，得知父亲1936年5月因肺病失业在家，于1937年5月又到上海一个瓜子厂工作，从时间上看正好相合。

　　九十年代，据叔叔对我大哥说，那个地下党在材料转移以后，蒋介石没有抄出什么来，没有证据也不好治罪，只好把他撵出宁波，不许他在宁波，也不许他再教书。他失去了生活来源，据了解后来他是活活饿死的。父亲和叔父的帮忙使得他多活了一些时间，但也仅如此，最后他还是被老蒋害死了。毛主席对罪大恶极的反革命还给一条生活出路，蒋介石可没有那么宽容。本文贴到网上后，有个反共分子针对1961年大规模弃农经商使得田地大批荒芜或种应付地，说什么“自由选择职业是基本人权，他人不得干涉”，可他为什么不谴责蒋介石不许一个教师教书，致使他饿死，难道这就是“基本人权”吗?

　　叔父1937年已经参加了共产党，不然那位革命的引路人被赶走后叔父将失去组织上的联系，但叔父的组织关系显然还保留着，他属鸡大概也只是虚岁十七。抗战时，叔叔带了一批人去参加新四军。连他自己一共七个，所带的人个个满怀豪情，自信不是孬种，敢于为国效劳，愿意在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牺牲自己。但是到了新四军，当天就要打仗。大家都没有受过任何训练，连枪都从未摸过。据说新兵上阵往往要害怕的，何况他们刚才还不是兵呢?当天就牺牲了两个。他们害怕极了，有的人还想逃走。从这儿也可以看到战斗之激烈。可是现在一些反共分子、蒋匪残余居然造谣说，共产党根本不抗日，只是扩大自己实力。而邓小平当局居然放纵这些谎言到处流窜，谁要反驳反说谁“极端”。他们还是共产党吗?“极端”是最最廉价、在最最没有证据和罪名时、最最方便使用的罪名了。

　　——要说扩大实力不假，抗日的力量怎么能够不扩大呢?我叔叔连他自己就帮新四军扩大了七个人，当初都是出于爱国的热情自愿参加的。为什么这些自愿为抗日而献身的民众不愿参加蒋介石的军队而参加共产党的新四军呢?我祖父就是在1940年去世的，也是在那时留下遗言三个儿子一个都不要来看他，我哥看到过这封信，如果叔父确实像我哥说的那样在1938年带人去当新四军，那么祖父去世时他已经当兵了，下面还要说父亲和大伯父冒着风险去找地下党。但这次蒋介石拉壮丁已经不是打内战了，仍然没有谁心甘情愿地去的，反而要竭力逃避。在江浙一带就有个说法：“当兵要当新四军”，宁波附近的新四军是四明山上的三五支队，我不知道叔父是不是上四明山。为什么蒋介石扩军要靠拉壮丁呢?为什么拉来的壮丁绳捆索绑如同囚犯呢?不就是新四军一直在真心抗日，战斗激烈。蒋介石拉的壮丁，在押送到抗日战场时，路上就死了一大堆，现在有人统计说总共死了1700万人，那真是人间惨剧，那些死难者和我叔叔带去当天就牺牲的两个人比，那个值得?蒋介石军队真正死于抗日战场的也“不过”300万人，还不包括受伤。由于腐败、指挥不当和不依靠群众抗日，大多是不应该死的，每消灭一个日本兵就要死掉五、六人。据统计，国民党军队包括毙伤俘总共不过消灭日军五十万。付出的代价实在太大了，怪不得“一寸山河和一寸血，血流成河山河失”。　　

1941年，重庆，被用锁链锁着的国军新丁。美国记者卡尔·曼德斯拍摄。(超级工程一览配图)

　　有人说共产党扩大自己的实力也是强迫征兵的。我不知道我叔父带的人如何强迫他们去当兵的?总不是我叔父把另外六个也绳捆索绑，他一个人拿着枪逼着去的。我叔父也没有拿过枪。如果另外六个人不是自愿的，谁也没法逼他们去，就是逼着去也不是叔父一个人控制得住的，早就逃走完了。

　　我不知道叔父自己第一次上战场有没有害怕，就是害怕也很正常，但他已经是老党员了，出生入死不是第一次。反正他在新四军里连续干了两年。后来身体不好得了肺结核，不能胜任战场，部队让他离队到上海接头继续当个地下党员。

　　叔父来上海一路上吃了不少苦。他失去生活来源靠讨饭才到了祥丰。父亲看到外面一个瘪三(叫花子)进来，全身衣服褴褛，饿得极瘦，满身虱子，直到喊出一声“阿哥”才认出是自己的亲弟弟。于是拿出自己的旧衣服让他到洗澡堂里去洗澡，至于他身上穿的衣服——尽管解放前一块指甲大的碎布也不会随便扔掉——实在不能再利用了。“衣裳嘸做(宁波话，指极度褴褛、肮脏)勒(了)。全是虱子，淬火间烧脱勒”1987年父亲去世前，在我问到叔父时跟我说的。所谓淬火间，不过店堂后面几个平方大的房间，年轻人不要误以为是现在的热处理车间，很大的厂房。淬火工作技术性很强，历来王鸣一亲自动手，父亲和其他工人也参加。

　　尽管1987年去世前夕，叔父到上海来看他，我问了父亲这事，父亲回答得也极简单，连明确年份也没说。我一直认为是父亲成家并于1943年搬到康定路三德坊以后的事。但大哥说叔父参加新四军是1938年。如果他没有搞错，那么离开新四军回上海应该是1940年，父母还没有结婚。但我母亲既然说叔父曾经把地下党带到三德坊来，又应该在1943年以后，我家就是1943年搬到三德坊的。——或者那以后他和地下党还曾经有过联系?

　　大哥说的也不一定能够作数，从父亲的表格看，他1940年2月才进祥丰，如果叔父1940年离开新四军回上海，那么2月以前他决不可能到祥丰，父亲还不在那儿工作。就是2月以后也不大可能，父亲进祥丰才几个月。叔父在新四军两年，怎么知道父亲在那儿工作?又怎么会去找他?他能到祥丰找他，父亲应该在祥丰有了一定的工龄，不像一个才进来的新手。很可能叔父去新四军以前已经知道父亲在祥丰干了。也就是最早在1940年以后才去的新四军，到过祥丰，回上海最早1942年。很可能父亲已经结婚，多半还要晚些，是1943年或更晚的事。因为叔父回上海当然先要找落脚点，到父亲那儿就是找个落脚点，我家已经搬到了康定路，总是想在康定路住下，不然就去新疆路大伯父那儿了。

　　如果父亲还没有结婚，那么不知道叔父住在那儿?反正当时他身体极度虚弱，满身的病，奄奄一息，几乎什么都不能干了，只好暂时住下养病，不能和组织联系。他对父亲和大伯父说，他到上海是来找朋友联系的。父亲和大伯父明明知他是什么朋友，也明明知道风险，明明知道“到了梵航渡路即使活着出来也只剩半条命了”，也愿意先代他去找。——梵航渡路是日伪的武装警察、盖世太保，老上海人人知道。六十年代我去参观过，亲眼看到各种刑具以及晒人干的天棚。——那一天，父亲和大伯父兴冲冲地到了那儿，对地下党员说了叔父的情况，说明他生病不能来，希望地下党能够来看他等等。那个地下党员对父亲和大伯父非常客气，满口答应，但没有来。叔父身体稍好再去时，他已经不在了。据猜测也许是看到来了两个不速之客心生疑虑逃走的。叔父后来再去找新四军，新四军也已经开走了。从此和组织失去了联系。其实如果那个地下党员了解真情，也许共产党会增加两个新党员。大伯父还是个小业主，但当初对于新四军抗日都是有好感的。我们宁波人尤其对于在四明山抗日的新四军三五支队印象特别好。1945年抗战胜利，三五支队占领了宁波，国共谈判撤出了浙江，宁波的老百姓说：“唔没用场呃，还会进来呃。”大伯父就给自己的新生儿子起名“为进”(在上海和宁波，“为”与“会”同音)。1949年上海解放，他又给新生的孩子起名“为放”。拙作《背米》里说到，九十年代上海有个流言，有人造谣说“‘华人与狗，不得入内’是共产党宣传，牌子是共产党伪造的。”“我第一次庆幸父亲中寿，没有听到这话。我大伯伯不幸高寿被污了耳朵，气得不得了。他说他亲眼看到这牌子。我大伯伯不是共产党，是小业主。”——这是真实的。

　　从地下工作的原则看，叔父犯了个错误，按理这种事情是不能让别人代替的，即使自己的亲人。但也许是我父亲和大伯父太热心吧，他们对于地下工作原则可谓一窍不通。也许是他们看到叔父身体不好，奄奄一息，阻止他自告奋勇去的。但这种热心实在过了头，就是要去也只去一个人就行了，他们又不是不知道这是杀头的事，一旦不测全家三弟兄被一网打尽。如果只去一个人，那么显然非我父亲莫属。大伯父不但结婚还有几个孩子，祖母要他供养，他下面还有三个妹妹，其中两个是我的姑妈均守寡有孩子。如果他死了，这一大家不是全完了吗?我父亲就算已经结婚最多留下我的妈，或者还有姐姐。对祖母他没有能力供养，更没法照顾三个姐妹。可是他们居然两个都去了!!!

　　即使如此，地下党以后确实还到我家来过。详细情况我更不知道了。大哥解释说：叔父脱党后还是遇到过地下党员，并为地下党做过事情。但我知道，1945年抗战胜利，地下党最后一次到我家来，这次绝对肯定是他们自己来的，不是叔父带来的。这说明他们熟悉我家，知道在康定路三德坊有那么一家掩护过共产党，1943年以后他们应该至少有一人曾经在我们家住过。他们是受中国共产党的委派送几个美国飞行员到上海来的(一说两个，据哥说六个，但在上海话里“两”有时是“几”的意思)。这些美国飞行员，飞机被日本鬼子击落空降后，被共产党救起，抗战胜利就派人送他们到上海。可蒋介石已经攫取了胜利果实，劫收大员已经劫收了上海，汪精卫伪军摇身一变已经成了国军，反共还是老样子。所以这两个地下党员，把美国飞行员送到上海后，自己立即逃掉，住到了我家来。

　　父亲保管的共产党老师的材料还在，他也不知该怎么处置，就问这两个共产党员，他们看了后说“烧脱”。这样，这些材料也进了淬火间。——这不奇怪，据我猜测大概都是宣传资料，不会是机密档案。机密档案是宁可烧掉也不会保存在父亲那样一个非党员手里的——尽管是个可靠的非党员，在他手里好好度过了八年抗战。

　　“烧脱”是父亲1987年去世前的原话，当时只指《西行漫记》。我想通过《西行漫记》的下落，询问父亲地下党的情况。父亲只是很简单地回答说：“烧脱了，地下党讲的。”连时间地点也没有说，如不是后来大哥对我说是在1945年抗战胜利时烧的，我还以为早就烧了。也是大哥说在淬火间烧的，但他不知道《西行漫记》也是地下党给的，只知道《西行漫记》和其他材料一起烧掉。父亲从来没有正面对我们讲过这些事，所以我只好处处考证。1945年那次地下党住到我家中来，只是数次中的一次，但我母亲明确地说地下党是叔父带来的，哪是什么时候?哪一次或者不止一次?我就不知道了。小时候母亲还说到过叔父住在我们家里时的一些趣事。比如有一次他坐在马桶上看报纸，突然把报纸撕了当手纸。她是当作趣事说给我们听的，并且说：“又不是没有草纸，草纸就在旁边。”那时我们也只是感到好笑。后来我明白了，一定是叔父对于蒋介石或汪精卫的谎言报纸不满意。母亲大概至死没有想到这一层。

　　我并不认为父亲掩护过地下党就好了不起，他不过是千千万万对共产党稍微了解一些的普通而又普通的工农群众中的一个。父亲是田慧莲，不是李玉和，也不是李铁梅;是沙奶奶不是郭建光，也不是阿庆嫂。父亲自己就从来不想说。在毛泽东时代我从来没有想到要说这一些，甚至从来没有想到要去了解这一些。但现在中国既然已经资本主义复辟，反共分子、右派分子、邓修分子猖獗，我就要说。如果他们一定要给我加个罪名，说我在吹嘘，我也只能嗤之以鼻。他们不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就是实在没有罪名好加了。我现在要说的目的，第一：是为了说明解放以前共产党是如何受到千千万万工农群众拥护的，第二：是为了说明解放前普通工农群众在对共产党有一些了解后又是如何拥护共产党的。第三：下面再说。

　　父亲是在1942年和母亲结的婚。

　　外公姓王，是个资本家，开的棉毛衫厂，全家只有他一个人属狗，所以生产的棉毛衫为单狗牌，资金不多，社会主义改造时才四万元，解放前也算是个中等资本家了。人员最多时达到六桌——这是解放前上海计算一个企业规模的单位，一桌八个人，六桌就是四十几人。

　　外公也是宁波人，宁波人互相通婚是常事。他原来出身也很苦，虚岁十三到上海学生意，跟一个饭师傅当徒弟，很肯学习，所以外公烧的一手好菜。满师后给一个外国人当厨师，那个外国人很喜欢他煮的饭菜。后来外国人回国，要带外公走，外公不愿去异乡客地。外国人就给了他一些解散费。那年他也才十九岁。他就以此起家开始了他的生意。——如果他跟外国人走的话，不但不会有我们，连我们的母亲也不会有。

　　外公其实并不擅长办厂。但他是一个能干的推销员，解放以前称之为跑街先生。通过推销赚了一些钱，就办起工厂来了。但外公的企业很不顺利——解放前办厂的都不是一帆风顺，比邓小平复辟以后不知要困难到什么地步。几次失败，企业曾经倒闭，外婆把自己的嫁妆都拿了出来让外公去做本，后来又找了姓张的两弟兄做经理，工厂才有了起色。抗战爆发后工厂被日本鬼子炸了，不过外公已经把财产大多转移到了租界，并在租界另行开张。原来外国货充斥上海的市场，中国的民族资本受到了很大的压抑。由于日本鬼子的侵略和占领，上海的租界隔绝了外国货，成了孤岛，民族资本反而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就是在这个时候，外公的厂也兴旺起来发展到了六桌。——解放以前的上海，也就只有第一次世界大战和此时，民族资本才得到过很大发展。所谓三十年代的黄金时代完全是谎言。　　

1941年，美国海军陆战队士兵，开着军车，架着机枪，在上海租界区巡逻。珍珠港事件后，美国人也撤了。(超级工程一览配图)

　　后来珍珠港事件爆发，租界也被日本鬼子占领，就没有这样的好运了，大批工人失业，不过外公已经发展起来了。

　　外婆生了十个子女，成活六个，就只有大舅舅是儿子，是老大，其他都是女儿。我母亲排第二，是大姐。下面是四个阿姨，但外婆在我母亲虚岁12时因为生孩子而去世了。解放前，即使资本家的儿女也大批地夭折，产妇也大批死亡，做了老板娘也不例外。母亲小学毕业就辍学了，她成绩很好，在学校是第一名，学校曾经奖给她一个银盾。她说，她非常想再读书能够上初中，但外公说：“女孩子读到小学毕业够了”就没有让她再读下去。她说，如果外婆不是死了的话，大概是可以升学读初中的。

　　外公思想很封建，对子女要求很严。但母亲从小就有一点造反精神。外公从来不允许女儿做扫地、洗手帕那样的粗活。甚至连母亲到楼下的车间里去学缝纫机，被他看到了都要被他训——照例来说这是女红应该允许女儿做的。但母亲不但经常偷着去学，并就此学会了缝纫机，而且许多事情都要试一试手。有一次一个木匠在推刨子，母亲居然也去推，结果推不动。此事如果被外公知道了，真不知又将受到什么样的训斥了。

　　文革中保守派以我母亲的家庭出身来做文章，质问我，父亲既然是劳动人民为什么会和资本家的女儿结婚。——这事情如果被现在为谎言受蒙蔽的年轻人知道了，一定会以为又是造反派干的。可是恰恰相反，走资派、保守派正因为无罪好加，才到处拿着放大镜找茬。查几代就是他们干的。自古皇帝也有几个穷亲戚，人活在世上哪会没有一点社会关系，要查几代总找得到岔子的。他们从来就是光找别人的岔子，反正不会查自己。不知道他们自己经不经得起查?——其实不光我母亲，外公的女儿没有一个是跟资本家或者其他有钱有势的人结的婚。由于外公自己出身也很苦，所以从来不讲这些。他的女儿有一个送给农民，后来就和农民结的婚，有一个送到乡下让农民来养，虽然回过上海，从各方面看都是标准的农村女孩子模样，结婚后几经周折还是成了农民。外公选女婿的标准是人品要好，而孝道又是第一。祖父在宁波是个出了名的大孝子，又是出了名的好兄长，于是外公认为他的儿子也不会错。经过相亲认为父亲老实，就答应了这桩婚事。

　　母亲和父亲结婚后，什么都要做了。据母亲说，她第一次剖鱼时，还割破了手，鲜血直流。但母亲很要强，经过一段时间，她就什么都会做了，也从一个连手帕也不会洗的资本家的女儿，变成一个工人的妻子了。文化革命中造反派翻身后，我对她说我校走资派、保守派拿她的出身对我攻击，她笑着说，如果外婆还在或许会反对外公的主张，那现在或许真的要成为资本家的家属了。当然也不会有我们这些人了。

　　1962年困难时期，我们楼下有个资本家的小老婆，对母亲和其他人绘声绘色地讲：“最恨做”，足足讲了二个多小时。母亲感到很好笑，回到家里对父亲说，不过她只能复述出二十多分钟，也已经够生动的了。至于我，当时虽然听到，现在却连两句都复述不出了，也不知道那个资本家的小老婆，怎么会有那么多话来描绘“做”的罪行，也亏她有这么敏感的观察力和描述能力，如果让她写成文章相必可以得诺贝尔文学奖了。其实她说的“做”既不是到田头去种地，也不是到车间里去生产，仅仅是煮饭烧菜等等。解放前和解放初她一直有佣人服侍，大概没了佣人，没法饭来张口、衣来伸手了，经过几年就会有如此深刻的体会。她还大言不惭地说：“如果谁煮好了，请我吃，我倒很喜欢吃。”母亲也是当作为一个笑话转述给父亲听的。像这样的人在这个疯狂的复辟时期确实可以大大地诉一下苦了。我在网上发表了《王立群不老实》后，有人指出他曾经大诉毛泽东时代的苦，其实不过偶尔参加过一些体力劳动，曾经用小车推过一些砖头。这种人我确实看得不少了。刚复辟时有的人说起毛泽东时代就咬牙切齿，好像曾经蹲过监狱、陪过法场似的，或者至少蹲过牛棚。但实际上由于会钻营，在毛泽东时代中他们得的好处仍比哪一个都多。他们长期不参加生产性劳动，有的人不过在提倡干部或知识分子参加生产劳动时在车间干过二个月，更有人甚至不过在车间劳动过两天，自此就留下了一辈子的话柄。网上有个年轻人说：“我以前不知道什么是‘五七’干校。我还以为是坐老虎凳，灌辣椒水。后来才知道原来不过参加一段时间农业劳动，让你们体验一下生活，几百元的工资照拿。如果这叫做苦，农民天天都在田里劳动又该如何说?如果要说苦，我比你们苦得多。我年纪轻轻就让我‘买断工龄’，从此工资就没了。如果现在有‘五七’干校，我也能保留工资，我第一个报名去。”这个青年明白他们为什么叫苦，因为他们历来认为自己是上等人，只能享受不能劳动，最好还有人来服侍他们，所以仅仅让他们动一下手，就是不可容忍的迫害了。就以那个资本家的小老婆来说，如果让她到车间里去，即使仅仅做一些轻体力劳动，那就更要诉苦了。大跃进时解放妇女劳动力，办生产组和街道工厂，我们这儿有不少剥削阶级家庭的就没有参加，人们一般也不会去动员她们参加。

　　复辟以后，邓小平之流大肆攻击社会主义是什么“大锅饭养懒人”，如果说毛泽东时代有什么懒人，那就是他们。复辟后我们很快就看到做事的是做事的，捞好处得享受的则是另一些人。才复辟，各单位包括工厂里就出了不少什么事情都不做的闲人，让工人们来养活他们。农村也差不多。八十年代已经出现了所谓的有闲阶级。到现在甚至还出现了不少这样的人，自己不会做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别人会做反被他们看不起，连在家里安一个电源插座，钉一个钉子也不做，让别人做。“某某人居然自己在做”好像会做的都是下等人，他们上等人是天然享受受人服侍的。也无怪乎他们对于批林批孔为什么恨之入骨，百般加罪了。孔老二就是一个“最恨做”的人，樊迟问他种粮和种菜，他当面说自己不如农民，樊迟一走就骂樊迟小人，说什么：“上等的贵族只要能够统治下等的人民，下等的人民自然就会把生活资料贡献给自己享受了。”他自己就是一个最最会享受“食不厌精，脍不厌细，唯酒无量”的“大圣人”。也就是说“如果谁煮好了，请我吃，我倒很喜欢吃。”真不知道下一次革命推翻了目前这个疯狂的复辟时期，这些人将怎么办?——他们也许还是有办法的。可是偏偏就是他们在复辟时却硬说什么社会主义是“大锅饭养懒人”。现在才养了大批的懒人，压在占人口大多数的工人农民头上。

　　我母亲在外公家时，虽然外公不允许她扫地、洗手帕、学缝纫机，还不能什么事都不做。针线等女工还是要做的，又如我二舅舅出生后就是她抱的，一直抱到三岁(虚岁)自己结婚以后。相亲时外公跟大伯父和媒人说，我家的女儿连手帕也不洗的，但他又说结婚后可以慢慢学。我不明白，既然如此外公为什么不让母亲结婚前就学起来呢?为什么偏要让她婚后才去锻炼呢?一般来说，外公的几个女儿都很勤劳，也比较能干。他有两个女儿最最苦，从小在农村连农活也要做。

　　据母亲说，和我父亲结婚时什么都没有，家具是借来的，房子只借了一个月。我在八十年代问到父亲，父亲说，这房子也住不起，工资(不包括吃饭，那时在资本家那里做事，一般是吃饭加工资)不过六十元(伪币，等于多少下面算)，只够勉强再供养一个人，房租倒要一百一十元。结婚不久，热闹过后家具就运走了，满了一个月又必须从借的房子里搬出来。所以母亲说刚结婚时父亲连铺板也没有一块。

　　不过九十年代我哥到宁波去后，叔父对他说，我父亲结婚时房子、家具都还是有的，都在宁波，是祖父留下的房子以及用祖父留下的木料打造的家具，解放前木料很便宜，不算什么。七十年代堂弟(叔父的儿子)的结婚家具也还是祖上留下来的木料做的。父母的婚事都是家长一手包办的，那边是外公，这边是大伯父。大伯父认为父亲结婚后，母亲应该到宁波去照顾我的祖母。跟外公说，外公几乎没有思考就脱口而出：“嫁鸡随鸡、嫁狗随狗，那还用说?”我父亲和母亲都蒙在鼓里就这样被撮合在一起。但母亲结婚后，听说要她去宁波，她的造反精神又来了，坚决不去。一个月后在快一无所有时，到了外公家，我的父亲不好说什么，但外公要她去宁波，不管怎么说她也不肯去。到最后外公没有办法了，只好给了母亲三样家具，一张铁床、一张桌子、一只面汤台(洗脸用，下面是柜子)。父亲就在上海的天潼路安了家。据叔父说，因为母亲没有去宁波，给父亲准备的家具后来他结婚时用了。但父亲还是拿到了三样东西从小就伴着我们。搬到三德坊后除了自己买了一个旧木床外，在宁波拿了一张桌子、一只被柜，还有一只木盘。上面都有“心德堂曹”四个字。父亲去世我们三弟兄一个人得到一个。我拿到那个木盘，现在成了家庭文物，女儿结婚，木盘代表祖先放在花烛前，小夫妻面对着行礼。(见照片)弟得了被柜。哥得了桌子，已经坏了， 2004年我回上海探亲，和他一起把桌子拆了，留下有“心德堂曹”字样的横木作为纪念，其余扔了。

　　天潼路房子只有四、五个平方。比后来的三德坊还要小得多。听说那个地方住的都是劳动人民家庭，处于弄堂深处，那个时候上海所有的弄堂都只允许有一个出口，所以从正门出去要走很长的路。居民在后门上弄了一个洞钻进钻出。刚开始，不但我母亲拿不下架子，父亲也拿不下这个架子，第一次出去打酱油走正门，走了很长时间。到后来也和大家一样钻进钻出了——走这条路到底要方便得多。我的阿姨们到我家来，也钻进钻出还感到很好玩。后来太娘(外曾祖母，母亲的祖母)来，三阿姨带的路也走这儿，并把太娘硬往这个洞里塞。

　　父亲的婚事是大伯父一手操办的，大伯父也花了一些钱。据四姨父1955年到图书馆找资料帮父亲算，大约相当于当时的新人民币100多元，1942年对于我们这样的家庭，不算很多也不算很少了。依此比例推算，父亲的工资伪币60元大概是1955年的人民币5元多，或旧人民币5万多。父亲跟我们说过，那时他的工资(不包括吃饭)是三斗米(45市斤)，正好相吻合。解放前大多数工人就是这样的收入。

　　应该承认，大伯父为家里做了很大的贡献。祖父得病后，他很早就工作，并且给家里负了一定的经济担子。后来对两个弟弟和三个妹妹都出过力、帮过忙，不但操办了我父亲的婚事，工作也是他帮忙找的。

　　不过在那个时候我们也不能要求人们帮忙没有一点私心，那时没有雷锋。大伯父帮忙也确实想要一点代价的。他在撮合了父母的婚事后，就要求父亲跟外公开口借钱，他好把生意做大。父亲感到很为难，不能开口，但也不能不开口。最后还是跟外公说了，受到了外公的拒绝，借口是父亲和伯父还没有分家。——自然一个资本家有钱为什么不自己做生意呢?为什么要给别人做呢?父亲也就没有再提起。　　

1942年，上海街头的饥民，此时上海已被日军和汪精卫伪政权控制。(超级工程一览配图)

　　父亲的收入很少，除了自己在资本家店里吃饭外，所发的工资只能勉强供养一个人，即使如此也很紧张。所以有相当一段时间，母亲一天只吃两顿。现在有的下岗工人家庭每天接近中午才起床，吃上一顿饭，然后考虑如何再弄一顿晚饭吃吃，弄不到这天就只吃一顿。母亲那个时候大致就是这个样子，不过由于父亲没有下岗，所以晚饭还是有的，比现在有的下岗工人要好一些，不过当时也有大量的失业工人，他们和现在的下岗工人比如何我就不知道了。解放后父亲在填表时说，自己在解放前受人剥削，生活无保障，处于半饥饿状态(见表)，这是真的!解放前上海人民的生活水平下面还要讲。母亲就从来反对任何浪费粮食的行为。到了七十年代，我家存有几百斤余粮，即使如此，母亲还是决不允许有任何剩饭不吃尽。文化革命时期父母把一个表妹养在我们家，偶然剩饭，是母亲把它吃完的。她有一句口头禅：“为来为去为了吃”，尽管那个时候我家根本就没有必要去吃这样的剩饭了，她还是这样做，这样说。这决不是说她在粮票上非常吝惜，她可以大方地把粮票送给别人。1975年我结婚回上海，她就硬要把200斤粮票给我们，理由就是我原来在铸工车间定量45斤，现在到了化验室减到了27斤会不够吃，我们结婚后可能会有孩子需要粮票。我再三告诉她，我在铸工车间时45斤根本吃不完，现在还存了不少，目前在化验室胃口也减小了，她还是坚持给我，我只好收下。

　　母亲很快有了孩子，生下我的姐姐。父亲手头更拮据了。尽管他一贯本分，从来没有贪污过资本家一分钱，不得已时挪用还是有的。每次急需钱时，从掌管的帐上拿一些，发了工资，再填补上去。有一次资本家说要查账，正好父亲又挪用了，迫不得已只好跟母亲说，请她到外公那儿去借一些，说定发了工资马上还。鉴于上次借钱的经验，母亲就不直接跟外公说，而是请太娘帮忙，太娘同意跟外公说。但跟外公一提起，就被外公当场顶了回来，还对着自己的亲生母亲说：“你女人，不要管这种事。”太娘也就只好不提。正因为如此，父亲对外公非常生气，一度不去外公家，连过年过节也不去。对母亲来说毕竟是自己的父亲，还是不能不去。外公也并没有改变自己的态度。

　　大伯父听说父亲问外公借钱后把父亲训了一顿，说：“没志气，坍我台，要借钱为什么不到我这儿来借。”

　　尽管如此，在那个资本家的家族里，却总有人认为我们曹家揩了他们好多的油。总好像拿了外公好多的钱和东西。那三件家具就成了唯一的证据。尽管那三件家具并不是我父母造成的，外公既然不和女儿作任何商量一手包办了婚事，当违背女儿意志制造的既成事实受到抵制时，怎么能够不负责任呢?父亲什么都没有问他要过，除此以外，也什么都没有拿过。但解放以前，我父亲还是这样在一个资本家家族的流言和阴影之下生活。这不算奇怪，解放以前工人和农民都是在地主、资本家的阴影之下生活的。邓小平复辟，工人农民又在豪富、权贵、资本家、地主的阴影底下生活了。我家就是如此，下面我就要说到。

　　有人可能会说：不管你外公出于什么动机，给了三样家具总是对你们好的。——是的!父亲本来也是感激的，但既然有人要认为我家受了他们的多大好处就不能不说清根源了。另一方面外公确实有些做法很不合适，也使我不能不说一下。尽管外公在个人为人上几乎没有什么可挑剔的，但作为资本家，他的灵魂就不能不是资本家的。按照解放前的规矩，婚礼男方管男方办，照例不请女方，女方如要办酒，叫做“开脸酒”，女方自己办，也是不管男方的。据大伯父和叔父说：父母婚礼破了例，男女双方亲戚都参加，到场二百余人。结帐时外公抢先去付钱，大伯父看到了就赶紧上去，两人当着这二百号人的面争了起来，店家收了外公的钱。大伯父倒感到外公大方很欠女方的。但事后外公派人到大伯父那儿说：这次婚礼，女方到了一百多人，男方六十二人，两个人就算了，要大伯父支付六十个人的酒钱。大伯父听了，二话不说，立即给了六十二个人的酒钱，一个也不愿少。叔父还说：外公的嫁妆是丰厚的，要价也是高的。三姨夫听到此说立即表示同意，他的经历也是如此。　　

　　1944年8-10月，美国著名记者哈里森·福尔曼，和《时代》周刊记者爱泼斯坦、路透社记者武道一行，前往晋绥边区实地采访。8月13日抵达晋绥军区司令部，受到热情欢迎。10月2日前往陕西延安。照片为八路军战士，和老乡分享缴获的战利品，一瓶天津产清酒。福尔曼在抗日根据地，拍摄了数百幅八路军抗日的照片，在美国公开发表后，引起了巨大影响。(超级工程一览配图)

　　两次借钱的事父亲从来没有说过，都是母亲说的。五十年代她说过，六十年代她说过，七十年代她也说过。

　　大概1943年父母搬到了三德坊。房子比原来要大得多了。最大的好处离家近，和父亲工作的祥丰五金店就在一个弄堂。祥丰是55号，三德坊39弄。父亲如从后门出来到家只要三分钟。房租虽然贵多了(1955年人民币二元多)，上班的车钱可以省下了。

　　1945年抗战胜利前夕大哥出世了，父亲的负担又加重了。不知道是怎么过的。就好像现在我自己曾经内退，妻子下岗收入更低，人家不知道我们是如何过的日子，我们也不知道下岗工人家庭是如何过的那样。八十年代我问父亲，父亲说他也不知道是怎么过来的。如果仅仅依靠工资是绝对不够的，尽管好早就上班，好晚才下班外，父亲还得挣一些外快补贴家用。

　　抗战结束，蒋介石挑起内战，第三次大内战又开始。父亲和十几个相邻的商店、工厂的工人、店员和小业主在一起谈论这场战争谁会赢，只有一个人说蒋介石会赢，——此人此时已经参加蒋军当了一个小头目，其他人都说蒋介石要输。争论双方的理由是一样的，就是共产党得民心，蒋介石只为豪富谋利益。那个人认为，下层百姓的拥护是无足轻重的，豪富权贵们的拥护才是关键，当然蒋介石还有美国支持，武器好，又拥有几乎全国的资源等。而其他人都说，现在政府腐败，失民心者失天下。在现在这两种意见也还是存在。总有人认为当局只要把豪富权贵讨好了，就不怕小百姓翻天。

　　事实证明大多数人都是对的，尽管他们之中了解共产党的并不多，但蒋家皇朝腐败必然要失败，这是大家看得清清楚楚的。就好像现在比解放前还腐败，大多数人都明白——看你还能横行到何时?

　　大内战开始不久，我出世了。现在父亲要负担一家五口人了。他实在挑不动这副担子了。我还在吃奶，母亲就到王鸣一的店里去煮饭，没有工资，只是让母亲和姐姐吃口饭。那时父亲的工资只能供大哥一个人买廉价的美国奶粉吃。解放前饭师傅的地位最低，上海称之为饭乌龟，总之任何人都可以训，受到训斥时只好像乌龟那样把头一缩。而母亲还不是正式的饭师傅，我姐姐年龄很小吃得了多少饭可以抵工资?所以我母亲也是受过直接剥削的。还好店里的职工对父亲和我家都很好，没有受到刁难。

　　在娘家时，外公原本不许母亲动一下扫帚，甚至不许学缝纫机，认为扫了他的面子。但现在母亲的地位如此低下，他却无动于衷。因为那不是他做父亲的不能干，而是女婿做丈夫的不能干。其实即使他不让母亲在自己的厂里工作，也至少可以让母亲到其他资本家的企业里干。母亲有一点文化，让她做点账之类总还是可以的，当时(现在也是，或许更是)这算比较体面的工作。如果让母亲读初中、升高中，或许还可以做更加体面的工作。但现在女儿嫁出去了，他就一概不干涉了。　　

　　1948年3月，上海外滩满载美国棉花的驳船在卸货，外滩的便衣警察在拿棍棒殴打偷拿棉花的妇人。当年美国出资2000万美元，向中国提供棉花来救助内地战争难民。美国摄影师Jack Birns记录了这一事件。他说最后只有小部分棉花到了难民手里，大部分都被各级官员贪污掉了。这些照片最后没有在美国LIFE杂志上发表，因为杂志出版商Henry Luce认为，这些照片会成为农民和穷人接受共产主义赤化的依据。(超级工程一览配图)

　　1948年姐姐死于贫病交加。她才虚岁六岁呢!(见照片)姐姐年龄虽然小，却很想读书。她经常对人们说：“阿拉爹爹就是没有钞票呀，如果有老早就读书去了。”那个时候学费很贵，父亲连起码的生活都难以为继，要让子女上学自然是困难的。很难想象，如果不是解放，我们究竟能不能上学，有没有学文化的条件?即使能够上学也充其量和父亲一样读上几年。姐姐非常想认字，父亲就买了一些书来，自己教她认字和数学。姐姐去世前，这些书她都已经学了。认了不少的字也学了数字。后来在我们上小学前，父亲又教了我们这些书。至今我还背得到一些。语文第一课是：“小明去上学，小明每天去上学。”第二课：“看到老师说，老师早，看到小朋友说，小朋友早。”数学书第一课是：“一、一、一，一只老狐狸，啣着一只鸡。”第二课是：“二、二、二、两只小鸟儿，树上做窝儿。”父亲做梦也想不到，三年以后，1951年，我也虚岁六岁，和哥哥两人同时进了小学，尽管学费还很贵，但是解放了……

　　姐姐生病后，有一次母亲买了一点牛肉给她吃。不料被一个资本家看到了，竟然说我们家如何、如何地好，如何溺爱孩子买牛肉吃。这无非是说我们穷工人家庭理所当然不该吃肉。后来姐姐去世了，竟然说：“人长得奸，所以会死。”母亲气极了，就质问他：“我女儿才六岁，又如何地奸法?她那么小哪儿又得罪你了?你家的人就保证不会死了?”——实在是人性伤尽。

　　声明一下，这是另一个资本家，是一个邻居。外公决不至如此，也不是王鸣一。其实解放前的资本家生活也不怎么样。那个邻居只不过住一个石库门房子的客厅，大概二十平方吧!复辟以来，看到香港的影视和邓小平的影视觉得很好笑，他们都把解放前上海资本家的住宅，描写成一进去就是一个很大的客厅，中间一长桌，周围沙发围着。客厅又有梯子通向楼上的卧室。——解放前上海究竟有多少个资本家住得起这样的房子?大多数资本家连石库门房子也住不到一套。外公是石库门房子的二楼，下面要做工厂的车间。王鸣一也才一套石库门房子。大家看过《永不消逝的电波》吧!那个女地下党要去买菜，李侠说：“住这种房间的人，没有那么早就起来的。”那时他的身份是个白领吧，住的不过一间房间加上一个小阁楼。

　　父母都经常说，姐姐特别懂事。她生病时，带她去看病，她就说又要花爹爹的钞票了。我走过去，她就说她的病会传染人的，叫我不要走过来。我毫无记忆了。

　　姐姐的去世给父母带来了永久的伤痛，我们自小就经常听他们说到她，母亲生了我们四胎，只有姐姐是女儿。所以后来他们特别喜欢女孩，经常想有个女儿，也经常把别人家的女儿带到家里来，甚至当作女儿养着，上面说的表妹最长三年半。还认过过房女儿。不过这都是解放以后的事了，解放前是没有这个经济条件的，说难听点不就是花钱听一声喊“爹妈”么。我结婚后，妻子怀孕，父亲来信说，最好能生个女孩，并起了个名字叫冠男，意思就是女孩超过男孩。后来果然生了个女孩，也确实叫冠男。

　　父亲和外公结怨当然不会很久，一两年后又和好了。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劫收了上海，许多人本以为国家应该进入建设时期了，上海的企业，从而资本家的收入和工人的生活都可以改善了。但在蒋宋孔陈四大家族的统治下，生意越来越难做，外公也不例外。后来外公曾托父亲帮忙推销一些东西，大概是棉毛衫吧!但那时生意萧条，棉毛衫父亲只卖出过一包，卖出后把钱都交给了外公，没卖出的也把货退给了外公。另外那时物价日涨夜大，下午和上午就不一样，钞票放在家里就要吃亏，所以大家都尽量不在家里存放钱，而改为存放物资。外公虽然不作五金生意，也请父亲帮他购买一些五金、量刃具之类，当作硬通货存放。——这原本是父亲帮外公的忙，不料后来居然被资本家家族说成父亲揩了外公的油，说外公把一包包东西送了父亲。拿出去时都看到了，拿回来就看不到了。那时钱不值钱，所以也是一包包地用的。现在邓小平复辟，人们都说解放前有的现在都有了，解放前没有的现在也有了。在这个问题上当前还算例外，公平地说，尽管通货膨胀严重，还没到要普通百姓拿一包包的钱来买东西，不过也会来的。1979年我们厂有个劳改犯释放后成了复辟时代的“能人”，赚了不少的钱。有一次上厕所，没带手纸，就用几张“大团结”擦屁股。此事出来后，厂里舆论哗然。我却说：将来人人都可以拿十元钱当手纸，缺点就是有点硬不太舒服。许多人不以为然，好像我存心诬蔑人家。但现在就会有很多人赞成了，将来大家都会看到的，到那时也会体验一下十元钱擦屁股的滋味。

　　解放前的情况我没有记忆。我的记忆是从上海解放开始的。我只知道那一天母亲非常地着急，父亲不见了。后来知道他和一些人相约去看打仗了。还走了不少路，到好远去看。父亲回来后母亲大大地数落了他一顿，他什么都不说。我们一直以为他去看打仗去了。八十年代父亲说到解放时说：“那时候我们去看解放军，人人都说解放军好，连一个在场的资本家也说解放军好。”我才知道他们是去看解放军。父亲还说，那个时候看到的解放军穿的都是老百姓的衣服。三年前，父亲和他的伙伴们预言蒋家皇朝腐败、失了人心，必然要失败。才不到三年，解放军就打到了上海，父亲和他的伙伴们又冒着生命危险去迎解放了。

　　接着就是庆祝上海解放。非常热闹，到处是人，看扭秧歌，唱解放歌曲。文化大革命中许多红卫兵说，我们学会的第一句话就是“毛主席万岁!”，唱的第一支歌就是《东方红》，对我来说这话有些夸大。但在我记忆中的第一句口号确实就是“毛主席万岁!”唱的第一支歌也确实就是《东方红》，还有就是“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我们大家来欢迎，欢迎人民解放军……”，“你是灯塔!……”等。

　　接下去就是听父母亲说开会情况，请大家控诉旧社会。父母说有些人确实非常苦，我母亲历来很少落泪，说她听了后也流了眼泪。他们还说，有的人真坏，受惩罚“该死的”。现在许多反共分子都说共产党和毛主席来了后如何如何残暴，甚至连解放初土改、除霸、镇反的帐也要算。但我小时候听到的却是大人们都在议论：“共产党太宽大，一些人太坏了，许多该杀的没有杀，还有的人一枪毙了太便宜了他。”到处都有人这样说，父母历来很善良也这样说。甚至有些资本家也这样说。——说这中间有资本家，也是我在后来听父亲说的，当时当然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