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工程一览：民国范儿——姜文这番话，为何让公知张鸣勃然大怒？

 

　　1911年12月，辛亥革命后的上海南京路，沿街飘扬着硕大的五色旗。正统中华民国国旗为五色旗，首都在北京。1927年国民党反动集团篡夺中华民国国号后，改用青天白日满地红为国旗，1928年改北京为北平。窃国篡权在中国历史上是常有的事。篡党窃国之后还占着前朝国号，近百年来倒是屡见不鲜。 

　　最近姜文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民国是乱世，他愿意选择生活在和平时期而不是乱世：“我觉得还是和平点儿好，过日子嘛，上街安全点好。”“别折腾了，折腾了又能怎么样?上有老人，下有孩子，就别折腾了。”“要说打仗就干脆单挑一个儿”、“别在有人想过日子的地儿打。”“民国其实没那么了不起。不过是一个半脏、半臭、半殖民地的社会”，“我真想不通哪里有任何理由让我们对那个社会保持着一丝留恋。”

　　姜文的这番话让人大张鸣勃然大怒，马上跳了出来：“的确，民国没什么了不起，国家穷，政府乱，还受外国人的欺负。但是，民国有自由，知识人，尤其是姜文这样的电影人，可以按自己的意思搞创作，电影拍出来，只要不是诲淫诲盗，不用担心审查通不过。”

　　(2014.12.16.http://t.qq.com/p/t/462332069039639) 姜文的取舍很清楚：尽管自己吃的电影饭，尽管拍乱世容易出看点——“乱世容易出故事”、“故事就容易出看点”，但拍戏归拍戏，过日子归过日子，平平安安过日子最重要——“过日子嘛，上街安全点好”、“别折腾了”、“别在有人想过日子的地儿打(仗)”。总而言之一句话：老百姓的命最要紧。

　　人大张鸣的取舍同样很清楚：国家穷不要紧，政府乱不要紧，受外国人欺负不要紧，“知识人”的自由才要紧;只要“公知”有自由，民国就不能否定，就该“民国范儿”，国家穷就穷，政府乱就乱，军阀混战就混战，天下大乱就大乱，外国人欺负就欺负，所有这些都可以容忍，唯独文人“公知”自由受制约不可容忍。为了“公知”的自由就应该牺牲“过日子嘛，上街安全点好”、“别折腾了”、“别在有人想过日子的地儿打(仗)”。为了“可以按自己的意思搞创作”、“不用担心审查通不过”，“电影人”应该跟“公知”穿一条裤子——总而言之也是一句话：“公知”的自由比老百姓的命要紧。

　　人大张鸣其实是代表文人“公知”向全国老百姓划下了道儿：只要“公知”的自由，不要老百姓的命;为了“公知”的自由，必须牺牲老百姓的命——以前还真没见过哪个文人“公知”把话说得如此明白露骨赤裸裸呢。

　　人大张鸣用自己的现身说法告诉中国人(尤其是年轻人)什么叫“存在决定意识、利益决定立场、屁股决定脑袋”——对同一个军阀混战、天下大乱、外侮不断的民国，文人“公知”的利益需要决定张鸣们的评价是“人文精神上的蓬勃盛世”、“色彩斑斓的时代”、“民主受尊重的时代”、“有故事，有个性的时代”、“不仅让文化人得意，其他三教九流，各色人等，都活泛起来”、“军阀、流氓、土匪、商人、掮客、买办，无论人坏人好，都很有性格”、“活得人模人样的”……

　　但绝大多数老百姓在民国的日子如何呢?对不起，只字不提——人大张鸣们的眼睛里只有“文化人得意，其他三教九流”——“军阀、流氓、土匪、商人、掮客、买办”都“活得人模人样的”。要知道老百姓在民国的日子，得自己从其他方面查资料：

　　——草菅人命：“土豪劣绅势盛时，杀农民真是杀人不眨眼。长沙新康镇团防局长何迈泉，办团十年，在他手里杀死的贫苦农民将近一千人，美其名曰‘杀匪’。我的家乡湘潭县银田镇团防局长汤峻岩、罗叔林二人，民国二年以来十四年间，杀人五十多，活埋四人。被杀的五十多人中，最先被杀的两人是完全无罪的乞丐。汤峻岩说：‘杀两个叫化子开张!’这两个叫化子就是这样一命呜呼了。”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九二七年三月)

　　——土匪横行：“九月二十日的《申报》上，有一则嘉善地方的新闻，摘录起来，就是——本县大窑乡沈和声与子林生，被著匪石塘小弟绑架而去，勒索三万元。沈姓家以中人之产，迁延未决。讵料该帮股匪乃将沈和声父子及苏境方面绑来肉票，在丁棚北，北荡滩地方，大施酷刑。法以布条遍贴背上，另用生漆涂敷，俟其稍干，将布之一端，连皮揭起，则痛彻心肺，哀号呼救，惨不忍闻。时为该处居民目睹，恻然心伤，尽将惨状报告沈姓，速即往赎，否则恐无生还。帮匪手段之酷，洵属骇闻。”(鲁迅：“偶成”一九三三年十月十五日)

　　——堂堂“国军”连长大白天在西湖持枪杀人抢劫：“一九三三年四月二十四日《申报》载新闻《西湖有盗》：‘二十三日下午二时，西湖三潭印月有沪来游客骆王氏遇匪谭景轩，出手枪劫其金镯，女呼救，匪开枪，将事主击毙，得赃而逸。旋在苏堤为警捕获，讯供不讳，当晚押赴湖滨运动场斩决，观者万人。匪曾任四四军连长。’”

　　——军警开枪杀人是家常便饭：“去年十月三十一日《大晚报》的记载“江都清赋风潮”，在《乡民二度兴波作浪》这一个巧妙的题目之下，述陈友亮之死云：‘陈友亮见官方军警中，有携手枪之刘金发，竟欲夺刘之手枪，当被子弹出膛，饮弹而毙，警察队亦开空枪一排，乡民始后退。……’‘军警’上面不必加上‘官方’二字之类的费话，这里也且不说。最古怪的是子弹竟被写得好像活物，会自己飞出膛来似的。但因此而累得下文的‘亦’字不通了。必须将上文改作‘当被击毙’，才妥。倘要保存上文，则将末两句改为‘警察队空枪亦一齐发声，乡民始后退’，这才铢两悉称，和军警都毫无关系。——虽然文理总未免有点希奇。”(鲁迅：“不通两种”一九三三年二月十一日)

　　——对外如羊，对内如狼：“首都《救国日报》上有句名言：‘浸使为战略关系，须暂时放弃北平，以便引敌深入……应严厉责成张学良，以武力制止反对运动，虽流血亦所不辞。’(见《上海日报》二月九日转载。)虽流血亦所不辞!勇敢哉战略大家也!”(鲁迅：“战略关系”一九三三年二月十三日)

　　——阔人一怒就能杀穷人：“两三月前，报上好像登过一条新闻，说有一个卖报的孩子，踏上电车的踏脚去取报钱，误踹住了一个下来的客人的衣角，那人大怒，用力一推，孩子跌入车下，电车又刚刚走动，一时停不住，把孩子碾死了。推倒孩子的人，却早已不知所往。但衣角会被踹住，可见穿的是长衫，即使不是‘高等华人’，总该是属于上等的。”(鲁迅：“推”一九三三年六月十一日) 　——中国人被洋人打死还得忍气吞声：“我们的市民被上海租界的英国巡捕击杀了，我们并不还击，却先来赶紧洗刷牺牲者的罪名。说道我们并非‘赤化’，因为没有受别国的煽动;说道我们并非‘暴徒’，因为都是空手，没有兵器的。我不解为什么中国人如果真使中国赤化，真在中国暴动，就得听英捕来处死刑?记得新希腊人也曾用兵器对付过国内的土耳其人，却并不被称为暴徒;俄国确已赤化多年了，也没有得到别国开枪的惩罚。而独有中国人，则市民被杀之后，还要皇皇然辩诬，张着含冤的眼睛，向世界搜求公道。”(鲁迅：“忽然想到十至十一”，一九二五年六月十六日) 　　——中国人被洋人欺负无理可讲：

　　香港总是一个畏途。这用小事情便可以证明。即如今天的香港《循环日报》上，有这样两条琐事：陈国被控窃去芜湖街一百五十七号地下布裤一条，昨由史司判笞十二藤云。昨晚夜深，石塘嘴有两西装男子，……遇一英警上前执行搜身。该西装男子用英语对之。该英警不理会，且警以bbb。于是双方缠上警署。……

　　第一条我们一目了然，知道中国人还在那里被抽藤条。第二条是“搜身”的纠葛，在香港屡见不鲜。但三个方围不知道是甚么。何以要避忌?恐怕不是好的事情。这bbb似乎是因为西装和英语而得的;英警嫌恶这两件：这是主人的言语和服装。颜之推以为学鲜卑语，弹琵琶便可以生存的时代，早已过去了。

　　在香港时遇见一位某君，是受了高等教育的人。他自述曾因受屈，向英官申辩，英官无话可说了，但他还是输。那最末是得到严厉的训斥，道：“总之是你错的：因为我说你错!”(鲁迅：“略谈香港”一九二七年八月十三日)

　　——中国人在中国土地上无缘无故被外国人“抄靶子”：“假如你常在租界的路上走，有时总会遇见几个穿制服的同胞和一位异胞(也往往没有这一位)，用手枪指住你，搜查全身和所拿的物件。倘是白种，是不会指住的;黄种呢，如果被指的说是日本人，就放下手枪，请他走过去;独有文明最古的黄帝子孙，可就‘则不得免焉’了。这在香港，叫作‘搜身’，倒也还不算很失了体统，然而上海则竟谓之‘抄靶子’。抄者，搜也，靶子是该用枪打的东西，我从前年九月以来，才知道这名目的的确。四万万靶子，都排在文明最古的地方，私心在侥幸的只是还没有被打着。洋大人的下属，实在给他的同胞们定了绝好的名称了。”(鲁迅：“抄靶子”一九三三年六月二十日)

　　——中国人在中国土地上无缘无故挨外国人的踢：“‘推’还要抬一抬手，对付下等人是犯不着如此费事的，于是乎有‘踢’。而上海也真有‘踢’的专家，有印度巡捕，有安南巡捕，现在还添了白俄巡捕，他们将沙皇时代对犹太人的手段，到我们这里来施展了。我们也真是善于‘忍辱负重’的人民，只要不‘落浦’，就大抵用一句滑稽化的话道：‘吃了一只外国火腿’，一笑了之。”(鲁迅：“踢”一九三三年八月十三日) 　　至于民国灾害不断、饿死人不断的记载则源源不绝：

　　——“每天有天灾人祸的消息传来，这要是在大多数国家就会被认为是不得了，但是在中国已多少成了司空见惯的常事。举例说，甚至当我执笔在写本章的时候，报上就载着从华中、华西发来的这样骇人听闻的消息：豫、皖、陕、甘、川、黔各省灾情，续有所闻。全国显已遭多年来最严重的灾馑，已有千万人死亡。据最近川灾救济委员会调查，该省灾区人口三千万人，已有好几万人食树皮和观音土充饥。据传陕西现有灾民四十余万人，甘肃百余万人，河南约七百万人，贵州约三百万人。贵州灾区遍及六十县，官方的中央社承认是百年来最严重的一次灾荒。”

　　——“在许多省份中，赋税往往已预征到六十年或六十年以上，农民因无力缴付地租和高利贷的利息，好几千英亩的土地都任其荒芜着。四川就是其中的一省。在我六年以来所搜集的材料中，有的材料说明许多别的省份也有同样的情形。但是很少迹象表明，发生这种灾荒的周期律有减缓的趋向。”

　　——“一九二九年夏天，堪萨斯城的一位年轻人，埃德加•斯诺来到了黄河河套以南的黄土高原上。斯诺当时二十四岁，是来调查关于饥荒并进行报道的。在那次旅途中.斯诺结识了另一位西方的年轻人，他就是新西兰人路易•艾黎。他们一起在中国目睹了人民饿死的惨景。在赤日炎炎下，久旱无雨的黄土高原一片死寂，没有绿色，树木光秃秃的，树叶被摘光了，树皮也被剥净了。路边横着骷髅似的死尸，没有肌肉，骨头脆如蛋壳。饱受饥荒缺衣无食的少女，半裸着身子被装上运牲口的货车运往上海的妓院。路边的尸体都是骨瘦如柴，稍有一点肉的立即被吞噬掉了。这是一九二九年至一九三零年的大饥荒的一角。中国有六百万人死于这次饥荒。当时，对这一事件的报道在《纽约时报》的内版占了半个专栏。” (摘自哈里森•索尔兹伯里《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

　　——“二十年代末连续三年大饥荒，使陕北赤地千里饿殍遍布。那个后来名声大噪的二十三岁的美国记者斯诺，本来打算在这里找到东方的魅力，但是，他在这里有生以来第一次看到了人因为没有吃的而活活饿死，那是一段恶梦般的时间，眼前尽是些已经不能称之为人的活尸首：挂在他身上快要死去的皮肉打着皱折：你可以一清二楚地看到他身上每一根骨头：他的眼光茫然无神;他把什么都卖了--房上的梁，身上的衣服，有时甚至卖了最后一块遮羞布，他在烈日下摇摇晃晃，睾丸软软地挂在那里象干瘪的橄榄核儿--这时最后一个严峻的嘲弄，提醒你他原来曾经是一个人。” 　　——“儿童们甚至更加可怜，他们的小骷髅弯曲变形，关节突出，骨瘦如柴，鼓鼓的肚皮由于塞满了树皮锯末象生了肿瘤一样。女人们躺在角落里等死，屁股上没有肉，瘦骨嶙峋，乳房干瘪下垂，象空麻袋一样。”

　　——“饥饿的人们无力走出纵横千里的饥饿圈，只好卖儿女卖婆姨卖自己。佳县黄河岸边渡口是卖人的市场，陕北人向山西人卖自己的亲骨肉。骨瘦如柴的男女老少黑压压一片，没有哭泣，没有离愁，只有刻骨剜心的饥饿，阴森的死亡之气把他们吓住了，都盼望快有人来把自己领走。卖不出去的人就地饿死在那里，最后连人贩子也饿死了。而后来者又黑压压地来到尸体边继续等死。”

　　——有首歌子叫《卖娃娃》： 　　民国十三年， 　　遭了大年成， 　　高梁面刷糊糊， 　　三天喝两碗。 　　可怜实可怜，　　可怜实可怜， 　　大的五六岁， 　　小的两三岁， 　　奶头上一个怀抱抱， 　　谁要卖给谁呀么哎嗨哎。　　活着就是一切。

　　——根据部分已有资料统计民国时期的大饥荒主要有：

　　1920-1921年华北四省区大饥荒：死1000多万人，灾民3000万(一说5000万)。

　　1925年川黔湘鄂赣五省大饥荒，死人数不详。

　　1928-1930年北方八省大饥荒：死1300多万人。这是一次以旱为主，蝗、风、雪、雹、水、疫并发的巨灾，以陕西、甘肃为中心，遍及山西、绥远、河北、察哈尔、热河、河南八省，并波及鲁、苏、皖、鄂、湘、川、桂等省的一部或大部，灾情从1928年延续到1930年，造成的逃荒人流无法数计，倒毙在荒原上的饿殍大约1000万。陕西原有人口1300万，在三年大荒中，沦为饿殍、死于疫病的300多万人，流离失所者600多万，两者合计占全省人口的70%。难民估计达五千万左右。

　　1931年饥荒：长江1931-1949年发生水灾11次，其中1931年、1937年两次水灾死人都超过14万人，1931年灾民1亿人，水灾后因饥饿、瘟疫而死亡的人数达300万人;

　　1934年全国大旱灾，导致饥荒，饿死过600万人。

　　1936年-1937年川甘大饥荒：成都盆地各县外都是灾区，受灾大约3700余万人，死亡人数不详。

　　1936年至1937年四川大灾中饿死的人数，没有精确统计的数字，只能从当时的报纸上略知一二：四川万源县人口骤减三分之一。甘肃死人数目亦不详。

　　1941年广东大饥荒，死人数不详。

　　1942年中原大饥荒：仅河南一省就饿死300万人。

　　1942年，“水旱蝗汤”四大灾害轮番袭击中原地区的110个县，1000万众的河南省，有300万人饿死，另有300万人西出潼关做流民，沿途饿死、病死、扒火车挤踩摔(天冷手僵从车顶上摔下来)轧而死者无数。妇女售价累跌至平时的十分之一，壮丁售价只及过去的三分之一。

　　1943年广东大饥荒，300万人冻饿而亡。

　　1945年东北及湖南﹑河南﹑江西﹑山东﹑浙江﹑福建﹑山西﹑广东﹑安徽﹑广西等省灾民达一千九百万人。死亡人数不详。

　　1946和1947南方大饥荒：两年间仅粤桂湘三省就饿死了1750万人。在湖南，1946年4-7月，饥荒遍及全省。饥民们始则挖草根、剥树皮为食，继以“观音土”充饥。截至8月，湖南饥荒祸及400万人，仅衡阳地区就饿死9万余人。

　　以下摘自埃德加.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中国农村》

　　1929年的大旱

　　我来到了戈壁大沙漠以南炙热的城市萨拉齐(译注：现内蒙古自治区土默特右镇)。在这里，在中国西北，我目击数以千计的儿童死于饥荒。这场饥荒最终夺去五百多万人的生命。这在我一生是一个觉醒点。我在中国西北所见到的惨状是我亲身经历的战争、贫困、暴力和革命事件中最可怕的景象，直到15年以后，我看到了纳粹的焚化炉和煤气室。德国纳粹没有耐心花时间等待人们饿死，就用这种设备消灭了六、七百万人。

　　萨拉齐是内蒙古最富饶的贸易中心之一。但是从1924年起，久旱无雨。今天，饥荒的魔影实际上威胁着辽阔的中国的四分之一的土地。这是一幅令人毛骨悚然的图景，一切生长中的东西，仿佛都被新近爆发的火山灰烬一扫而光。树皮剥落殆尽，树木正在枯死。村子里，大多数泥砖房屋已经倒塌。人们把房上的不多的几根木料拆下来，胡乱的卖几个钱。

　　垂死的人奄奄一息的坐在或躺在自己家门口的石阶上。我看见一个全身赤裸，胳膊细得像树枝一样的儿童，由于以树叶和木屑充饥，他的肚皮鼓胀的像一个气球。这个孩子正在那里摇晃着他那倒闭在路上、赤身裸体的父亲。我们遇见两个年轻的妇女，她们瘦的像中国肉食店里悬挂着的腊鸭。她们的肤色一个样，没有衣服可穿。她们的乳房干瘪瘪的，像抽出了东西的纸袋一样垂在胸前。她们昏倒在村里的街道上已经有一些时候了。街上的行人托着沉重的脚步走过，并没有注意她们。街道上许多排房屋里住着的男人、女人和儿童都已经快要饿死了。他们手里拿着小小的木饭碗或是破茶壶罐子。他们正在等待着救世军的施粥站开门。很难理解为什么他们能够那么安静的坐着等待，也许这是几个星期以来他们能尝到的第一碗像样的食物。几乎无法相信，饿得像这样只剩皮包骨头的人还能活下去。许多长期以野草充饥的儿童都显露出饥饿的烙印。他们的面孔浮肿，一双双失去中国儿童向来具有的机灵好奇特点的眼睛，眼泪汪汪。

　　躺在路边的一具剥光了衣服的尸体。斯诺写道，“尸体被埋葬以前往往不翼而飞。有些村里公开出售人肉”。

　　几乎在任何一个城镇里都可以看见这种典型的街道。 饥荒的受害者：一个儿童乞丐。

　　1939年的水灾

　　居住在中国中部变化莫测的河流流域的中国人，大约有九十万人死于水灾惨祸。一千二百万户家庭被毁灭，五千五百万人受灾。就在这个打击以前，干旱使一些省份赤地千里，饥荒使曾经是富裕之乡的西北大伤元气，蝗灾接踵而至，十四次内战使国家的经济结构遭受破坏，盗窃、抢劫、匪患横行，为扑灭共产党人革命进行的斗争已经历时两年，军阀统治下一片恐怖，那种麻木不仁、暴虐和后果严重的无能，是本世纪任何其他地方所不及的。

　　这些年以来，在大地上出现了掠夺成性的野兽。官吏们把骇人听闻的敲诈勒索合法化、称之为“捐税”。兵士们也抢劫分赃。盗贼横行，粮仓空空如也。除了地主和放高利贷的人以外，谁也没有什么银子，而地主和放高利贷的人的银子也是深藏不露的。

　　今年夏天，还会有数以千计的人死去。就在我写这篇报导的时候，成百的人断了气。有些人被困在水中等待着救援。还有些人俄着肚子等了几天、几个星期，但是除了只有黄色的洪水可喝以外，没有什么可以充饥。死亡的可怕的拥抱正在从四面八方向他们逼近。

　　“他们为什么不反抗?”

　　税吏拥有警察权力，能够逮捕任何欠租欠税的农民。不愿意被关进监狱的佃户不得不从放高利贷的人那里借钱，而且地主本人往往就是税吏。半年到期的借款，本息合并计算高达原来借款数目的400%，一年到期的借款则为700%。土地税有时预征60年。

　　农民的耕地平均每户大约不足两英亩。每户年收入平均不足中国法币240元、约相当于60美元。农民的平均收入并不比中国的雇工多。雇工的收入充其量每天不足中国法币两角钱，约合美元四分。

　　我向自己问道，“他们为什么不反抗?”“他们为什么不组成一直浩浩荡荡的大军、向那些只知道向他们征收苛捐杂税而不让他们吃饱、只知道夺取他们的土地而不会修复灌溉水渠的恶棍们发起进攻呢?他们为什么不冲进大城市去抢那些买了他们妻儿、那些当正直的人忍饥挨饿而他们却继续狼吞虎咽地饱餐三十六道菜的筵席的人呢?”我对他们的消极态度迷惑不解。有一个时期，我以为没有什么事情可以促使一个中国人起来斗争。

　　我错了。中国农民并不消极，他不是一个懦夫。如果有方法、有组织、有领导、有可行的计划、有希望——而且有武器，他们是会起来战斗的。

　　(注：张鸣说“过去说北洋军阀，多少带有污名化的意味”、“北洋军人，曾经是中国的精英”、“在各地的统治中，做了很多的事情”、“都有很多贡献，很多建设”、“大多数军阀都还可以，至少对当地老百姓，他们没有我们想象得那么糟”。而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对军阀的评价是“军阀统治下一片恐怖，那种麻木不仁、暴虐和后果严重的无能，是本世纪任何其他地方所不及的”——谁的话可信?)

　　为什么张鸣这些文人“公知”如此喜欢天下大乱、军阀混战、“公知”的天堂、老百姓的地狱的“民国”?道理很简单：“存在决定意识”。文人“公知”的利益跟国家统一安定完全矛盾——“三顾茅庐”发生在什么时候?天下大乱的时候。天下越大乱、军阀越混战，文人“公知”身价越高：各路军阀为争天下纷纷竞相“礼贤下士”、“招揽人才”，至少整体上不敢得罪这帮善于呼风唤雨制造舆论的大爷。难怪文人“公知”从来不喜欢中国统一而欢迎中国四分五裂。难怪他们大骂秦始皇统一中国、大骂毛泽东统一中国、大赞春秋战国的互相征战杀戮导致了百家争鸣。天下大乱、军阀混战倒霉的是老百姓，得意的是文人“公知”。只有天下大乱、军阀混战，才有“三顾茅庐”的需要，才有“礼贤下士”的需要，才有靠文人“公知”造舆论收人心的需要，才有文人“公知”的利益最大化，才有“对知识分子倒是十分的客气。哪怕在财政上捉襟见肘，也从来不曾亏欠这些专家学者们的薪水”、“人文精神上的蓬勃盛世”、“色彩斑斓的时代”、“民主受尊重的时代”、“读书人精神和肉体，无比舒泰”、“活得人模人样的”、“给了他们创造的空间，也给了他们批评的空间、“没这个胆量，去给文人们的嘴上贴封条”、“一篇社论就是能左右国内舆论”……如果天下不乱、国家发展，则需要的是“改变世界”的人才，而不是文人“公知”这些专门制造废纸、废话、废料的“三废专业户”。天下大乱军阀混战死的是普通老百姓，文人“公知”却能享受特权。这样利益关系决定文人“公知”惟恐天下不乱，对中国分裂崩溃天下大乱军阀混战举双手欢迎，所以才会大加美化——民国时期好不好只能以文人“公知”的好坏标准为标准。既然民国时期文人“公知” 们“活得人模人样的”，那民国就得好，不好也必须说好。至于绝大多数老百姓在民国的死活则算个屁——“屁民”、“愚民”、“垃圾人口”、“你就不配活着!”……这一举就把文人“公知”的自私自利、冷酷无情、卑鄙无耻、阴险毒辣等特性表现得淋漓尽致。

　　从人大张鸣的这番表演可以知道文人“公知”的规律：第一从来不说天下大乱、国家分裂、内战动荡有多坏，从来都说这不但没什么可怕，而且很美好;第二从来都说为了一个“崇高的目标”如“民主”，分裂就分裂，大乱就大乱;第三从来都是说分裂动乱将会是暂时的，好象“国家安定统一”就在文人“公知”兜里装着，想拿出来随时可以拿出来，而决不告诉老百姓：前阿拉伯世界、奥匈帝国、利比亚、伊拉克、叙利亚、前苏联等国的历史证明，国家分裂容易统一难;动乱容易安定难。在当今世界环境下，大国一旦陷入分裂动乱，想恢复统一安定不是几乎不可能，就是不知道要死多少人——归根到底，要“公知”的自由，不要老百姓的命。　如果你是普通老百姓，你的选择是什么?“公知”的自由，还是老百姓的命?

　　作者：黎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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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07年，徐特立先生的血书“请开国会，断指送行”，题记为“善化徐懋生名特立十月二十六日九时在湖南修业学校断指瀝书此八字为请愿人送行”。这一“抽刀断指”的举动，顿时蜚声全省。

　　

　　1912年，甘肃乾州城(现张掖市)，甘军诈降攻城。照片的题词中称“此系甘军中管带罗开福诈降之相，正跪降间发炮一排，被我军还击打死无数”。当时守城的是起义军张云山部队。

　　

 

　　1912年春(民国元年)，辛亥革命结束后，19岁的毛泽东脱离军队，决定去念书。他参加了刚建校的湖南省立一中招生考试，题目是《民国成立，百端待理，教育与实业，应以何者为重要策》。在两千余考生中，毛泽东名列第一，编入普通科一班，学习英文。柳潜任毛泽东的国文教师兼班主任。6月间学校举行一次作文比赛，毛泽东撰写的《商鞅徙木立信论》名列第一。柳潜在文题上方写下“传观”两字，并破例给该文记了100分。称此文“实切社会立论，目光如炬，落墨大方……”说作者“有法律知识，具哲理思想，借题发挥，纯以唱叹之笔出之，是为压题法，至推论商君之法为从来未有之大政策，言之凿凿，绝无浮烟涨墨绕其笔端，是有功于社会文字”。“历观生作，练成一色文字，自是伟大之器，再加功候，吾不知其所至!”。7月，毛泽东由于不喜欢学校规则繁琐的教学方式，离开了长沙一中。他混迹长沙街市，花了半年时间泡在湖南省立图书馆里自学，遍阅中西方书籍。1913年春，毛泽东入湖南省立第四师范学校预科读书。

　　

　　1917年7月12日，段祺瑞率领军队包围了在故宫里的5000名“辫子军”。

　　

　　1919年6月4日，被拘捕的北大学生。从1918年11月的“公理战胜强权”庆典，到次年1月的巴黎会议，短短两个月时间，当时的中国充分诠释了“自古弱国无外交”的定律，所谓的“公理战胜强权”不过是一个美丽的童话。面对这样屈辱的局面，从5月1日开始，北京的学生纷纷罢课，组织演讲、宣传，随后天津、上海、广州，南京，杭州，武汉，济南的学生、工人也给予支持。

　　

　　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争，从乡下逃到天津城里的难民。

　　

　　1925年，南京路上的五卅抗议活动被镇压后，租界救火队正在清场。地上是抗议群众扔的石块。

　　

　　1925年，上海租界区，街头的美军骑兵巡逻队。

　　

　　1926年，北伐战争伤员。

　　

　　1926年4月17日，奉系军队进入北京，北京街头商店全部关门。

　　

　　1926年，国共两党领导的北京三·一八反帝示威事件现场照片。军警开枪，死47人，伤200余人。事后奉军在张作霖带领下进入华北、北京和天津等地，包括李大钊在内的国共两党二十余名领导人被张作霖逮捕并处死。

　　

　　1926年，湖北汉口英租界的的英国驻军。1926年春天，广东及邻近省份，广西及贵州等省承认广州的国民党政府。他们的部队开始北伐，与广东相邻的湖南省是由亲英国的吴佩孚控制。北伐军进攻湖南消灭了吴佩孚军队，然后，北上湖北攻入武汉三镇。

　　

　　1926年，北伐战争中遭到摧毁的街市。

 

　　

　　1927年， 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时被射杀者。

　　

　　1927年，手持警棍的美国海军士兵，在上海租界区巡逻。

　　

　　1927年，南京事件前后，来自苏门答腊的荷兰海军到达上海西藏路。

　　

　　1927年，一三惨案后，汉口英租界曾被汉口人民占领。该照片反映了英租界围栏及广告牌，已被愤怒的群众推倒，北伐军已进入租界，在围栏边维持次序。

　　

　　1927年12月11日，共产党人在广州发动广州起义，成立广州公社。这是继南昌起义后共产党人发动的第二场武装起义。12月13日清晨4点，国民党军队重新控制全城。战斗中广州部分街区被毁，据报道损失达两百万英镑。苏联驻广州领事馆的五名官员以及七名中国馆员被杀。照片为广州起义时的广州街头，许多共产党人及市民被杀害。

　　

　　1928年6月4日，军阀张作霖乘坐的列车，被炸皇姑屯。图中列车依然在燃烧中，许多消防队员死于救火过程中。

　　

　　1928年10月和11月，毛泽东在井冈山相继撰写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两篇著作，总结了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经验，阐明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发生、存在和发展的原因及条件，提出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指出中国革命的道路要从农村起步。

　　

　　1928年，国民党集团在南京掌权后，民国大学院审定，供初小学生使用的三民主义教育课本;中华民国大学院(院长蔡元培)颁布《中学暂行条例》和《小学暂行条例》，同年十月大学院改组为教育部，蒋梦麟任部长。

　　

　　1930年，湖南长沙，中原大战期间遭到抢劫的商店。

　　

　　1930年8月，毛泽东、朱德率红1军团与彭德怀率领的红3军团会合后，组成红一方面军。图为红一方面军成立旧址--湖南浏阳永和市与红一方面军军旗。

　　

　　1930年代，南京，日本领事馆大门前公然架着机枪。

　　

　　1930年代，上海肇家浜的棚户区聚居了上万难民。

　　

　　1931年8月，江淮大水后等待国际红十字会救济的难民。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奉天城门外的日军坦克

　　

　　1931年9月，九一八事变后，上海一家百货公司的橱窗，贴出“国难”二字。

　　

　　1931年9月4日，南京，前去参加谭延闿国葬的国民党政府高官。

　　

　　1932年1月3日，日本关东军在“九一八事变”后，全面占领中国东北，图为占领锦州城的日本关东军在摇旗欢呼。直至1945年8月日军战败投降，9月被中共军队接管，11月28日，国民党派出重兵攻陷锦州。锦州为进出东北的门户，战略位置极其重要。

　　

　　1932年，上海淞沪抗战时，大批难民从外滩十六铺码头乘船，企图逃亡浙江宁波、舟山等地避难。逃难的船上都要插上日本国旗，防止被日本海空军轰炸扫射。

　　

　　1932年，南京街头。

　　

　　1932年3月，清朝末代皇帝溥仪(中坐者)出席伪“满洲国”的执政就任仪式。关东军司令本庄繁站在溥仪右边。　　

　　1932年9月15日，关东军司令官兼日本首任驻伪满特命全权大使武藤信义与伪满洲国国务总理郑孝胥，在执政府勤民楼内签订公开的卖国条约《日满议定书》。　　

　　1932年，上海闸北，抗日志士，拍照之后随即遇害。　　

　　1933年3月2日，热河抗战时期，北京东北296公里，热河省会承德以东126公里，日军第八师团占领凌源县城。3月3日早晨，日军派出一个排的兵力，分乘两辆军用卡车，向凌源西南66公里的平泉县城进攻。这是承德东部唯一设防的城镇，由东北军重将、第四军团长兼53军军长万福麟驻守。万福麟麾下有6个师旅，直接掌握的军队过万人。半路上，日军的一辆卡车抛锚，只剩下17名日军乘坐一辆卡车进发。万福麟部不战而逃。(照片为后续日军)　　

　　1933年7月，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批准每年8月1日为红军纪念日(即后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节)。这是《红色中华》发表的毛泽东等签署的关于“八一”纪念日的决议。　　

　　1933年9月，蒋介石亲自坐镇江西南昌，调集100万军队、200架飞机，组织对红军的第五次围剿。这时的中央苏区，年仅24岁的博古成为中共临时中央的总负责人，直接领导中央苏区的各项工作。他不折不扣地执行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路线，全面推行所谓的“进攻路线”，积极开展反“罗明路线”斗争，打击执行毛泽东正确主张的干部。连毛泽东本人也被剥夺了红军的领导职务，只任中华苏维埃中央临时政府主席，专做地方工作。不懂军事的博古又把第五次反“围剿”的军事指挥权，交给了共产国际派驻中国的军事顾问、连中国话都不会讲的李德。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迫使红军进行艰苦卓绝的万里长征，毛泽东因此脱颖而出。　　

　　1934年，上海高层政商关系一览图，左起：流氓巨头杜月笙、外商鲍氏、蒋介石的私人代表蒋廷黻、上海市市长吴铁城、上海市保安局长杨虎。照片上这一群上海滩闻人大亨齐集一堂，气派十足。　　

　　1934年11月13日，上海报业大王，《申报》总经理史量才，遭到国民党特务赵理君、李阿大等人暗杀，身中三枪，死时年仅54岁。“国有国格，报有报格，人有人格”，是史量才的誓言。他认为“报纸是民众喉舌，除了特别势力的压迫以外，总要为人民说些话，才站得住脚”。“九·一八”事变发生的第二天(19日)，《申报》就以醒目标题刊出《日军大举侵略东三省》、《蔑视国际法，破坏东亚和平》等新闻，并以大量篇幅登载了八十七条战地消息，其中四十五条是《申报》记者第一手采访所得，同时还发表时评《国人疾速猛醒奋起》。1931年12月15日，内外交困的蒋介石暂时下野，《申报》竟发表时评《欢送》。蒋离开南京前(11月29日)悍然下令杀害了第三党领袖邓演达。12月19日，宋庆龄得知这一消息，在悲愤交加之中起草了《国民党不再是一个革命集团》宣言，指着鼻子大骂蒋介石。当晚，史量才在上海日报社说：“这是孙夫人亲自签名要求发表的，不是报纸造谣，我们没有不登的道理。”第二天，《申报》和上海各日报(除《民国日报》外)几乎都在显著位置刊登了这一宣言。蒋介石的恼怒可想而知，这又为史量才后来的死埋下了伏笔。　　

　　1934年12月，长征红军血战湘江示意图。长征红军遭到30万反动军阀武装的围追堵截。短短两个月时间，从江西出发的八万多红军战士，锐减至三万余人。　　

　　1935年1月，中共中央在贵州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即遵义会议。会议批评了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在军事上的错误，确立了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从而在危急中挽救了党、红军和中国革命，成为中国革命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图为遵义会议旧址。　　

　　1935年，南京，蒋介石在军官学校进行演讲。(美国国会图书馆藏)　　

　　1936年，北平(北京)，大街上的日本华北驻屯军坦克。　　

　　1936年，从英国军舰上看上海外滩。　　

　　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民众抬着蒋介石的画像游行庆祝。　　

　　1937年6月，四川省因天旱不雨，粮食歉收，导致爆发严重饥荒，灾情蔓延川南十八县，饿殍遍地，怵目惊心。照片里是一群饥民，衣衫褴褛，瘦骨嶙峋。他们多为老弱妇孺，结伴进城乞讨。　　

　　1937年8月8日，日军举行占领北平的入城式，在太阳旗下，日本军队正通过正阳门(前门)。正阳门位于紫禁城(故宫)的正前方，是为“国门”象征。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被日军占领的中国村庄内，每家必须挂日本国旗。　　

　　1937年，抗日战争期间，日本兵端着刺刀，拿着洋镐，破门而入民居。　　

　　1937年，八路军攻夺河北省涞源城时的炮兵阵地，大炮是平型关战斗缴获的，沙飞摄。　　

　　1937年，南京评事街，被日军飞机轰炸之惨状。　　

　　1937年，日军轰炸上海火车站。　　

　　1937年10月14日，上海淞沪会战，茂海路(现海门路)居民区，一枚日军炮弹击中一辆无轨电车，车上乘客几乎全部遇难。瑞士人卡尔•肯基尔贝彻(Karl Kengelbacher，1895-1981)拍摄。　　

　　1937年11月12日，日军占领上海，瑞士人卡尔•肯基尔贝彻(Karl Kengelbacher，1895-1981)拍摄。　　

　　1937年11月，日军占领后的上海，日本宪兵在街头设卡盘查行人。　　

　　1937年，山西五台县人民自卫队，拍摄于五台山大白塔对面山下，沙飞摄。　　

　　1937年，上海，跟在背夫后面扫地上粮食的妇女，只是为了吃一口饱饭。　　

　　1937年11月18日晚，苏州城内外约4万国民党守军慌乱向无锡方向溃逃。19日黎明，日军先头部队进抵苏州城东郊，在平门桥东侧遇第88师之一部阻击，击毙日军五六十人。上午9时，日军第九师团一部由平门进城。侵占吴江之日军第十军一部也同时北上，合攻苏州，19日下午2时由娄门入城，国民党散兵约2000人成为日军俘虏。11月23日古城苏州陷入敌手。　　

　　1937年11月25日，日军占领无锡，其后对全城进行烧杀抢掠，图为当时日军纵火的照片，资料来自日本大阪每日-东京日日新闻出版的1937年第13辑《支那事变画报》。　　

　　1937年12月13日，侵华日军攻破南京城，入城日军对全城展开疯狂屠杀。　　

　　1937年12月13日，侵华日军攻入南京，照片为南京长干桥被炸的现场瞬间。　　

　　1937年12月17日，南京，侵华日军举行占领南京入城式。　　

　　1937年12月，日军攻陷南京城后，在南京国民党政府“总统府”门楼上，插上了硕大的日本国旗。国民党集团的高官显贵，早在半个月前就已经带着印信旗幡，逃到了千里之外的四川重庆。　　

 

　　1938年春，抗战期间，八路军战斗在河北涞源县浮图峪长城，战士手里端着从日军缴获的歪把子机枪(大正十一式轻机枪)。浮图峪是万里长城一隘口，位于河北省涞源、易县交界之处，相传为宋代杨家将练兵御番之地。当上百万国民党军队全面从华北、华东撤离后，共产党军队在华北、华东日军占领区坚持抗战长达八年，对敌作战近10万次，八路军牺牲超过34万人，新四军牺牲8万余人。1945年7-8月，日本投降前的最后一个月，国民党军队共向日军丢掉了18座县城，创下二战奇迹;共产党军队从日军手里收复县城16座，无一丢失。

　　当今中国，反革命分子为民国僵尸招魂，鼓吹其为盛世岁月，不知道你们全家愿不愿意回到1937年的南京城，那里有伪中华民国的自由空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