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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向何处去——砸烂旧中国,建设新中国

作者:超级工程一览 发布时间:2016-01-17 09:48:34 来源:民族复兴网 字体: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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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文写于一百年前。1917年8月23日,时年24岁的毛泽东,给老师黎锦熙写的信。当时毛泽东正在湖南(长沙)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第八班,读本科三年级。黎锦熙是历史老师,两人是湘潭同乡,毛泽东只比黎锦熙小三岁,历史又是毛泽东最感兴趣的课程,所以两人亦师亦友,兄弟相称,关系十分亲密。

  黎锦熙出身湖南湘潭望族,其父黎培銮是清朝举人,一生不仕,与齐白石为友。其育有11名子女,其中兄弟八人各有专才,人称黎氏八骏。1905年黎锦熙考中秀才,年仅16岁。1906年黎锦熙只身来到长沙,组织德育会,触犯官府禁令,被迫逃匿回乡继续求学。1912年辛亥革命后,黎锦熙被新任湖南督军谭延闿聘为秘书,但其厌恶官场,于是改办《长沙日报》任总编。报社改组后又创办《湖南公报》,写社论、时评,博得热血青年一致好评。《湖南公报》强调全国和平统一,力主“民治”,遭到官府查禁,乃改《湖南大公报》。由于黎锦熙的这段传奇式经历,在许多年轻的读书人眼里,成了反帝制、反复辟的大英雄。1914年,黎锦熙与杨昌济、徐特立、方维夏等组织“宏文图书编译社”,发表正义舆论,抨击教育弊政,极力鼓吹新学,组织哲学研究小组。毛泽东、蔡和森、陈昌等学生加入,参加学术讨论。1915年,年仅26岁的黎锦熙,应国民政府教育部之聘,到北京担任教科书特约编审员。此后,毛泽东便以通信的方式与黎联系。从1915年冬到1920年间,毛泽东给黎锦熙写过六封信。信中讨论的问题相当广泛,从国家大事,哲学思潮,到人生观,世界观;从求学方法,到锻炼身体,等等,无所不及。从这六封信中,便可知当年毛泽东同黎锦熙绝非一般的师生、朋友关系,而是“可与商量学问,言天下国家大计”的挚友。至1976年毛泽东逝世,两人的情谊维持了半个世纪之久。而当初的同学,蔡和森、陈昌,早已牺牲于革命之中。1978年黎锦熙去世。他还是中国汉语拼音的奠基人之一。

  毛泽东出身湖南湘潭农村地主家庭,自幼即对封建专制统治深有体会。1911年春,毛泽东考入位于长沙的湘乡驻省中学。期间读到同盟会创办的《民立报》,受其革命思想影响。1911年10月,辛亥革命爆发,毛泽东弃笔从戎,参加了长沙新军。辛亥革命后退伍重新求学。1914年秋,毛泽东编入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时逢清朝灭亡,北洋政府军阀割据,外国殖民势力入侵中国的动荡时期。在校期间,毛泽东阅读到陈独秀、李大钊、鲁迅、钱玄同、胡适等人主编的《新青年》杂志,受到社会主义思想启蒙。1917年暑假,毛泽东与同学萧子升进行农村社会调查,不带分文,一路行乞,徒步漫游了长沙、宁乡、安化、益阳、沅江5个县,历时1个月,行程900余里。农村佃户遭到地主残酷剥削的现实,对毛泽东的触动很大,随后即给黎锦熙写信,抒发改造中国之志愿及方法。1917年中秋节,毛泽东与蔡和森、张昆弟一起讨论,是政治还是教育才是救国良方,毛坚持必须战斗。毛泽东此时雄心勃勃,要改造中国,要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创造一个新社会,他的朋友说他“身无半文,心忧天下”。然而中国的形势正在日益恶化,军阀混战持续不断。长沙的湘江里,游弋的是殖民列强的战舰,河岸上则是日清、太古、怡和等外国洋行的天下。

  1918年4月14日,毛泽东、蔡和森、萧子升、陈昌等学生,在长沙组织新民学会,宗旨是“改造中国与世界”。毛泽东提议会友应有计划地去俄国或法国留学,以研究当时世界最进步的学说,了解各国实情,为中国所用。新民学会因此组织留法勤工俭学。1920年12月,毛泽东成为湖南共产主义小组的发起人。1921年元旦,新民学会召开新年大会,毛泽东在会上对改良主义、无政府主义、行会主义做了批判。重申学会的目的应为"改造中国与世界",指出应采用"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去达成这个目的,还主张建立一个布尔什维克式的党。1921年7月,毛泽东赴上海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从此走上革命道路。

  以下为信件全文,收录于《毛泽东早期文稿》,黎锦熙字邵西,写于1917年8月23日,开学之时。

  邵西先生阁下:

 

  省城一面,几回欲通音问,懒惰未果。近日以来,颇多杂思,四无亲人,莫可与语。弟自得阁下,如婴儿之得慈母。盖举世昏昏,皆是斫我心灵,丧我志气,无一可与商量学问,言天下国家之大计,成全道德,适当于立身处世之道。自恸幼年失学,而又日愁父师。人谁不思上进?当其求涂不得歧路彷徨,其苦有不可胜言者,盖人当幼少全苦境也。今年暑假回家一省,来城略住,漫游宁乡、安化、益阳、沅江诸县,稍为变动空气,锻炼筋骨。昨十六日回省,二十日入校,二十二日开学,明日开讲。乘暇作此信,将胸中所见,陈求指答,幸垂察焉。

 

  今之天下纷纷,就一面言,本为变革应有事情;就他而言,今之纷纷,毋亦诸人本身本领之不足,无术以救天下之难,徒以肤末之见治其偏而不足者,猥曰吾有以治天下之全邪!此无他,无内省之明,无外观之识而已矣。己之本领何在,此应自知也。以欂栌之材,欲为栋梁之任,其胸中茫然无有,徒欲学古代奸雄意气之为,以手腕智计为牢笼一世之具,此如秋潦无源,浮萍无根,如何能久?

 

  今之论人者,称袁世凯、孙文、康有为而叁。孙、袁吾不论,独康似略有本源矣。然细观之,其本源究不能指其实在何处,徒为毕言炫听,并无一干竖立、枝叶扶疏之妙。愚意所谓本源者,倡学而已矣。惟学如基础,今人无学,故基础不厚,时惧倾圮。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观其收拾洪杨一役,完满无缺。使以今人易其位,其能如处之完满乎?天下亦大矣,社会之组织极复杂,而又有数千年之历史,民智污塞,开通为难。欲动天下者,当动天下之心,而不徒在显见之迹。

 

  动其心者,当具有大本之源。今日变法,俱从枝节入手,如议会、宪法、总统、内阁、军事、实业、教育,一切皆枝节也。枝节亦不可少,惟此等枝节,必有本源。本源未得,则此等枝节为赘疣,为不贯气,为支离灭裂,幸则与本源略近,不幸则背道而驰。夫以与本源背道而驰者而以之为临民制治之具,几何不谬种流传,陷一世一国于败亡哉?而岂有毫末之富强幸福可言哉?夫本源者,宇宙之真理。天下之生民,各为宇宙之一体,即宇宙之真理,各具于人人之心中,虽有偏全之不同,而总有几分之存在。今吾以大本大源为号召,天下之心其有不动者乎?天下之心皆动,天下之事有不能为者乎?天下之事可为,国家有不富强幸福者乎?然今之天下则纷纷矣!推其原因,一在如前之所云,无内省之明;一则不知天下应以何道而后能动,乃无外观之识也。故愚以为,当今之世,宜有大气量人,从哲学、伦理学入手,改造哲学,改造伦理学,根本上变换全国之思想。此如大纛一张,万夫走集;雷电一震,阴曀皆开,则沛乎不可御矣!阅书报,将中外事态略为比较,觉吾国人积弊甚深,思想太旧,道德太坏。夫思想主人之心,道德范人之行,二者不洁,遍地皆污。盖二者之势力,无在不为所弥漫也。思想道德必真必实。吾国思想与道德,可以伪而不真、虚而不实之两言括之,五千年流传到今,种根甚深,结蒂甚固,非有大力不易摧陷廓清。怀中先生言,日本某君以东方思想均不切于实际生活。诚哉其言!吾意即西方思想亦未必尽是,几多之部分,亦应与东方思想同时改造也。

 

  今人动教子弟宜立志,又曰某君有志,愚意此最不通。志者,吾有见夫宇宙之真理,照此以定吾人心之所之谓也。今人所谓立志,如有志为军事家,有志为教育家,乃见前辈之行事及近人之施也,羡其成功,盲从以为己志,乃出于一种模仿性。真欲立志,不能如是容易,必先研究哲学、伦理学,以其所得道理,奉以为己身言动之准,立之为前途之鹄,再择其合于此鹄之事,尽力为之,以为达到之方,始谓之有志也。如此之志,方为真志,而非盲从之志。其始所谓立志,只可谓之有求善之倾向,或求真求美之倾向,不过一种之冲动耳,非真正之志也。虽然,此志也容易立哉?十年未得真理,即十年无志;终身未得,即终身无志。此又学之所以贵乎幼也。今人学为文,即好议论,能推断是非,下笔千言,世即誉之为有才,不知此亦妄也。彼其有所议论,皆其心中之臆见,未尝有当于宇宙事理之真。彼既未曾略用研究工夫,真理从何而来?故某公常自谓:“今日之我与昨日之我挑战”,来日之我与今日之我挑战与否,亦未可知。盖研究日进,前之臆见自见其妄也。顾既腾之以为口说,世方以为贤者之言,奉而行矣,今乃知其为妄,宁不误尽天下!弟亦颇有蹈此弊倾向,今后宜戒,只将全幅工夫,向大本大源处探讨。探讨既得,自然足以解释一切,而枝叶扶疏,不宜妄论短长,占去日力。阁下以为何如?

 

  圣人,既得大本者也;贤人,略得大本者也;愚人,不得大本者也。圣人通达天地,明贯过去现在未来,洞悉叁界现象,如孔子之“百世可知”,孟子之“圣人复起,不易吾言”。孔孟对答弟子之问,曾不能难,愚者或震之为神奇,不知并无谬巧,惟在得一大本而已。执此以对付百纷,驾驭动静,举不能逃,而何谬巧哉?(惟宗教家见众人以为神奇,则自神奇之,如耶苏、摩哈默德、释迦牟尼。)

 

  欲人人依自己真正主张以行,不盲从他人是非,非普及哲学不可。吾见今之人,为强有力者所利用,滔滔皆是,全失却其主观性灵,颠倒之,播弄之,如商货,如土木,大亦不可哀哉!人人有哲学见解,自然人己平,争端息,真理流行,群妄退匿。

 

  某君语弟:人何以愚者多而智者少哉?老朽者聪明已蔽,语之以真理而不能听,促之而能动,是亦固然不足怪。惟少年亦多不顾道理之人,只欲冥行,即如上哲学讲堂,只昏昏欲睡,不能入耳。死生亦大矣,此问题都不求解释,只顾目前□米尘埃之争,则甚矣人之不智!弟谓此种人,大都可悯。彼其不顾道理者,千百年恶社会所陶铸而然,非彼所能自主也,且亦大可怜矣。终日在彼等心中作战者,有数事焉:生死一也,义利一也,毁誉又一也。愚者当前,则只曰于彼乎,于此乎?歧路徘徊,而无一确实之标准,以为判断之主。此如墙上草,风来两边倒,其倒于恶,固偶然之事;倒于善,亦偶然之事。一种笼统之社会制裁,则对于善者鼓吹之,对于恶者裁抑之。一切之人,被驱于此制裁之下,则相率为善不为恶,如今之守节、育婴、修桥、补路,乃至孝、友、睦、雍、任、恤种种之德,无非盲目的动作。此种事实固佳,而要其制裁与被制裁两面之心理,则固尽为盲目的也,不知有宇宙之大本大源也。吾人欲使此愚人而归于智,非普及哲学不可。

 

  小人累君子,君子当存慈悲之心以救小人。政治、法律、宗教、礼仪制度,及多余之农、工、商业,终日经营忙碌,非为君子设也,为小人设也。君子已有高尚之智德,如世但有君子,则政治、法律、礼仪制度,及多余之农、工、商业,皆可废而不用。无知小人太多,世上经营,遂以多数为标准,而牺牲君子一部分以从之,此小人累君子也。然小人者,可悯者也,君子如但顾自己,则可离群索居,古之人有行之者,巢、许是也。若以慈悲为心,则此小人者,吾同胞也,吾宇宙之一体也。吾等独去,则彼将益即于沉沦,自宜为一援手,开其智而蓄其德,与之共跻于圣域。彼时天下皆为圣贤,而无凡愚,可尽毁一切世法,呼太和之气而吸清海之波。孔子知此义,故立太平世为鹄,而不废据乱、升平二世。大同者,吾人之鹄也。立德、立功、立言以尽力于斯世者,吾人存慈悲之心以救小人也。

 

  弟对于学校甚多不满之处,他日当为书与阁下详论之。现届毕业不远,毕业之后,自思读书为上,教书、办事为下。自揣固未尝立志,对于宇宙,对于人生,对于国家,对于教育,作何主张,均茫乎未定,如何教书、办事?强而为之,定惟徒费日力,抑且太觉糊涂。以糊涂为因,必得糊涂之果,为此而惧。弟久思组织私塾,采古讲学与今学校二者之长,暂只以叁年为期,课程则以略通国家大要为准。过此即须出洋求学,乃求西学大要,归仍返于私塾生活,以几其深。怀此理想者,四年于兹矣。今距一年之后,即须实行,而基础未立,所忧盖有叁事:一曰人,有师有友,方不孤陋寡闻;二曰地,须交通而避烦嚣;叁曰财,家薄必不能任,既不教书,阙少一分收入,又须费用,增加一分支出,叁者惟此为难。然拟学颜子之箪瓢与范公之画粥,冀可勉强支持也。阁下于此,不知赞否若何?又阁下于自己进修之筹画,愿示规模,作我楷法。

 

 

  润之 一九一七年八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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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2年2月12日,北京,清廷隆裕太后颁布懿旨,末代皇帝溥仪(宣统)退位。2月15号,南京,中华民国临时参议院选举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并通过建都南京的决议。3月10日,袁世凯在北京宣誓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3月11日宣布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并依《临时约法》第四十三条之规定,任命唐绍仪为国务总理,组织新内阁。照片为3月10日,袁世凯宣誓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后,与僚属在外交部迎宾馆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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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2年6月,毛泽东(时年19岁)在湖南省立高等中学读书期间,参加作文大赛,写的论文《商鞅徙木立信论》,夺得第一名,国文老师柳潜破例打了满分100分。全文开头为,我读史书读到商鞅搬移木杆树立诚信一事,不禁慨叹起我国国民愚昧,执政者煞费苦心,几千年来民众不觉悟、国家接近走向灭亡的悲惨命运来。认为我说的不可信,请允许我详尽地说出我的道理。毛泽东认为,只要法是"善"的,人民就唯恐其不颁布实施,唯恐其颁布后不能生效,必然会竭力去"保障之"、"维持之",使其完善起来。反之,如果法令不"善",就必然遭到人民的竭力的阻止。文中接着指出,商鞅之法是"利国富民"的"善"法,而百姓"惮而不信",他由此"而叹吾国国民之愚也,而叹执政者之煞费苦心也。"文章最后分析说,造成中国"数千年来民智不开,国几蹈于沦亡"的原因,是执政者制定的法律不能谋人民幸福,失信于民,所以"民是此民矣,法是彼法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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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9年5月28日,湖南省立第一师范湘潭学友会合影。二排左起第三人为毛泽东,时年26岁。当时正值五四青年运动爆发之际,毛泽东从上海回到长沙,发起成立湖南学生联合会,领导湖南学生反帝爱国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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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9年6月4日,北京街头,被拘捕的北京大学学生。从1918年11月的“公理战胜强权”庆典,到次年1月的巴黎会议,短短两个月时间,当时的中国充分诠释了“自古弱国无外交”的定律,所谓的“公理战胜强权”不过是一个美丽的童话。面对这样屈辱的局面,从5月1日开始,北京的学生纷纷罢课,组织演讲、宣传,随后天津、上海、广州,南京,杭州,武汉,济南的学生、工人也给予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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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0年前后,四川乐山,一名裹头的农村男子挑着鸭子去售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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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1年,北京街头的两具饿殍。据同年5月19日《申报》报道,今年春天以来,北方持续干旱,饥荒愈发严重。唐山、内任等五县饥荒尤为严重。记者所到之处,树皮被剥光吃净,沿途饿毙者无人掩埋。曝尸荒野。中华民国时期,中国的人口长期在4-5亿上下浮动。由于农业水平低下,长期是靠天吃饭的小农经济模式,一旦遇到水旱灾年,导致粮食减产,出现饿死百万人口级的大饥荒,是经常发生的事情。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估算,1949年以前,中国平均每年有300——700万人死于饥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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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6年,北京,英国教会组织救世军门口,挤满了等待分发食物的难民,军阀混战导致了大批的难民和乞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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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6年,上海租界区警察阅兵。由于中国局势不稳,法国殖民者将大批越南兵调来到上海为法国卖命。这些穿着军装戴着藤壳帽的安南(越南)巡捕,上海人称为“安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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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7年,上海租界区,北伐战争期间,手持警棍的美国海军士兵,在上海街头巡逻。为保护美国在华利益,原驻菲律宾的美国海军陆战队第4团奉命赶赴上海,“保护”那里的公共租界。第4团很会利用便宜的中国人力资源,每个排都会雇佣一个中国仆人打扫营房、洗衣服、擦鞋和跑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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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0年代,上海肇家浜和蕃瓜弄的棚户区居民。1931年江淮特大水灾后,数十万江淮难民逃亡上海,形成了大片的棚户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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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1年9月19日,辽宁沈阳,九一八事变后,被日军占领当天的街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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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后,侵华日军手持刀枪,破门闯入民居烧杀抢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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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7年,上海淞沪会战期间,日军轰炸上海陆家嘴,剩下一片残垣断壁,黄浦江对面是外滩建筑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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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7年,山西五台县,共产党组织人民自卫队,以抵抗侵略山西的日军部队和伪军部队。拍摄于五台山大白塔对面山下,沙飞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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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9年6月,江苏南京挹江门,持枪的日本兵搜检过往行人。南京原来是国民党政府的首都。1937年南京大屠杀前,国民党政权逃亡重庆。日本占领军在南京扶植伪政权进行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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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0年,河北唐县军城,八路军安葬抗日战争中牺牲的烈士。军民为烈士默哀鞠躬。沙飞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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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2年河南特大饥荒,饿死人口约300万人。大批难民沿着铁路线外出逃荒。1943年2月,时任英国《泰晤士报》摄影记者的哈里森• 福尔曼和美国《时代》周刊的记者白修德来到河南灾区,目睹了难民的惨状,并拍摄了灾区难民的画面。之后这批照片被捐赠给美国威斯康辛大学密尔沃基分校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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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四川重庆嘉陵江附近,棉花经水路运抵重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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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云南,修筑滇缅公路的中国劳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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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5年8月6日—10月5日,上海,艾伦•拉森随第35照相侦查中队从印度来到中国,这些照片是他和战友威廉·迪柏用柯达相机拍的。照片为上海苏州河边蜷缩在大楼门口的流浪儿童(威廉•迪柏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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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11月,上海。卖挂锁的中国小贩与卖旧衣物的犹太人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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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中国。鸦片馆里面的卧具、烟具,吸食者正在配制鸦片烟。当时中国吸食鸦片的人口超过2000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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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山东青岛,美国海军陆战队第6师,在青岛街头列队操练。Jack Wilkes拍摄。美军占领青岛期间,制造了大量刑事案件,引发全国反美抗议浪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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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和1947年,国民党统治时期,中国南方爆发特大饥荒,两年间仅粤桂湘三省就饿死了1750万人。睡觉,是灾民们能够“抵抗”饥饿的方式。睡着,也许再也醒不过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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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9年2月,江苏南京。劳工在火车站街边等候补发工资。当时中国国民经济已经陷入崩溃。随着国民党将大批黄金、外汇偷运至台湾,法币几乎等同与废纸。即使如此,工人们依然要准备着布口袋去领工资。

  毛泽东一生进行了三次伟大的革命。第一次是1921年至1949年,推翻了北洋军阀及国民党反动统治集团,彻底结束了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状态,有效收复了边疆控制权。第二次是1949年至1976年间,通过社会主义改造,建立起全民所有的国营工业体系,使得中国跟上了欧美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步伐。将中国由千年农业帝国转型为世界工业大国。这是千年未有的巨大变革。第三次革命是1966年至1976年间进行的文化大革命。毛泽东通过发动群众运动,打击共产党权贵官僚集团,防止修正主义者,将中国共产党变为欺压人民群众的反动统治集团。

  文化大革命,如同千年前的商鞅变法。商鞅因触犯贵族集团利益,在秦孝公死后受到车裂之刑,五马分尸而死。商君虽死,商君之法不灭。秦国由贫穷落后的西部蛮夷,蜕变为当时最强大的国家,进而统一中国。文化大革命,在1976年毛泽东逝世后遭到全面否定。文革时期打倒的官僚权贵集团,通过军事政变,重新掌握了中国最高政权。为了维持政权合法性,官僚集团全面篡改历史,对文革进行妖魔化宣传。殊不知,正是文化大革命,化解了中国内部因高速工业化,产生的阶级矛盾,遏制了官僚权贵集团,过度侵占社会资源的状况。使得中国共产党在1989年前后的苏东波大崩溃中躲过一劫。

  西方有学者评论,文化大革命使得中共的权贵化势头,至少推迟了二十年。否定文化大革命,进而否定革命,否定毛泽东,否定那些为革命献身的烈士,否定阶级斗争,否定罢工合法,否定一切危及统治集团地位的言行。这便形成了当今中国最为滑稽矛盾的政治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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