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工业革命与世界工业化回眸（十三）

　　1966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7周年纪念日。这一天晴空万里，阳光明媚，来自全国各地的150万革命群众，聚集北京天安门广场，接受毛主席和中央领导检阅。上午10 时，《东方红》乐曲响彻广场上空，毛泽东主席和其他中央领导人、民主人士李宗仁、张治中等，登上天安门城楼，挥着手向站在天安门城楼上的观礼代表们走来。这是毛主席第四次检阅红卫兵。孟昭瑞拍摄。　　

　　1966年10月1日，北京天安门城楼，美国作家、黑人民权领袖罗伯特·威廉姆斯(Robert F. Williams)，拿出英文版《毛主席语录》，请毛泽东主席签名留念。孟昭瑞拍摄。1925年，罗伯特·威廉姆斯生于北卡罗来纳州，他的奶奶曾经是黑奴。幼年时目睹黑人遭到3K党威胁，白人警察殴打黑人妇女的经历，促使他走上政治道路。与马丁·路德·金主张非暴力运动不同，威廉姆斯主张黑人拿起武器，维护自身权益。他因此遭到美国FBI罗织罪名进行通缉，被迫逃亡古巴，后转往中国。1968年马丁·路德·金被暗杀身亡后，美国黑人民权运动陷入低潮。1969年罗伯特·威廉姆斯回到美国，立即遭到警察逮捕。1960-70年代，毛泽东革命思想对美国黑人反抗白人专制暴政，起到了巨大的鼓舞作用。1996年，威廉姆斯因病去世。　　

　　1966年10月1日，北京天安门城楼正厅，毛泽东主席与农民代表顾阿桃交谈。两侧是林彪夫人叶群与女儿林豆豆。顾阿桃生于1917年(与叶群同岁)，江苏太仓人，文盲，8岁时在太仓沙溪镇利泰纱厂当过童工，后嫁给一位贫困农民，育有四儿一女。1965年叶群到太仓县参加四清工作队时，认识了顾阿桃。她虽然没读过书，但是头脑灵活，记性很好。顾阿桃常说，旧社会我伲穷人像一棵草，新社会毛主席把我当成了宝。因为记性好，能够熟记毛主席著作，顾阿桃因此被评为“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标兵”，并请来参加国庆庆典。此后，她被选为太仓县革委会副主任，苏州地区革委会副主任，江苏省革委会常委(即省委常委)，196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69年成为中共九大代表、全国人大代表、进入大会主席团。虽然有了显赫的政治身份，顾阿桃还是在农村下田种地，只是能领取误工补贴。女儿出嫁的嫁妆，只有一床被子。因为家境贫寒，还要为两个儿子的婚事犯愁。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顾阿桃受到一些牵连。但是受冲击最大的是在1976年毛泽东主席逝世后，随着粉碎四人帮（军事政变）后进行的政治大清洗，顾阿桃被免去一切职务，重新成为普通农民。1982年江苏太仓废除农村集体经济，推行分田到户，顾阿桃家分到了三亩责任田，家里养了一头猪，根本不够两位老人的生活开支。1986年，年近70岁的顾阿桃开始当小贩，上街摆起了冰棍摊，那时卖一支棒冰最多赚一分钱。到1989年，镇里决定对老党员发生活补助，顾阿桃领到了每月36元的补贴，才不再去卖棒冰。1994年1月，顾阿桃因病去世，终年77岁。

　　改开后，社会精英阶层对顾阿桃的经历冷嘲热讽，看不懂为什么一个农村文盲老太太，能在毛泽东时代获得那么高的政治地位。他们也不懂毛泽东时代，为什么农民能做国务院副总理、纺织女工能做中央委员、工人能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副主席。但是等到1976年之后，乾坤易色。全国各级政府每年公款吃喝超过200亿元，花费数十亿美元进口了60万辆小轿车给官员乘坐。随着国有企业大规模破产倒闭，全国出现了4000万下岗失业工人、超过2亿农民工、超过5800万农村留守儿童。而那些身价亿万的企业主成了人民代表，资本家成了中国共产党员。毛泽东则成了罪无可恕的历史罪人。　　

　　1966年10月1日，国庆节，毛泽东主席邀请正在解放军三o一医院治病的原国民党政府代总统李宗仁，一起参加国庆庆典。随后，两人走进天安门城楼正厅休息室，毛泽东请李宗仁坐上首，李宗仁不肯，毛泽东说：“你年长，你应该坐上首。”。两人坐定后，就谈起了正在进行的文化大革命。毛泽东指指外面说：看来群众是真的发动起来了，群众一起来，就不能按自己的想法去做了。李宗仁点点头，他对此也颇有同感。毛泽东又说：这把火是我点起来的，看来这把火还要烧一个时期，但点火容易灭火难。他想听听李宗仁的看法。李宗仁比较婉转地说出了对“乱”要有一定控制的意思。李宗仁说：当年在武汉我见到了苏联顾问鲍罗廷，和他谈到革命队伍严重分裂的问题。鲍罗廷说：革命和妇女生孩子一样，为了生儿育女，难免受这一时之苦，受了这个痛苦，就能换来将来有子女的幸福。我说：痛苦对产妇来说，是不可避免的。但对于助产的来说，就要尽可能减少她的痛苦。毛泽东说他正在做治乱的工作，要一件一件地解决。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和李宗仁交谈，自然引起了一些新闻记者的注意，他们围住李宗仁，问毛主席讲了些什么，李宗仁当时说，只是家常生活，没有谈别的。　

　　1966年10月1日，北京天安门，首都各界百万军民举行国庆游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17周年。然而，在这个新生国家的统治阶层中，已经出现了官僚集团权贵化、世袭化、垄断化的势头。部分党员干部以权谋私、胡作非为、欺压群众。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打击官僚权贵集团，遭到了官僚精英阶层强烈反抗。他们自己不方便出头，就让未成年的高干子弟出面，大肆宣传血统论，打砸抢烧甚至杀人害命。他们要将烧向官僚集团的革命烈火，引向社会底层群众。　　

1966年10月1日，北京天安门广场，国庆游行。摄影翁乃强　　

　　1966年10月1日下午，国庆游行，毛泽东主席走下天安门城楼，来到人民群众中，向大家招手致意。当天，周恩来又安排刘少奇站到天安门城楼上。这个安排让毛泽东十分生气。在毛泽东看来，他明明已经向周恩来“交底”，声明他与刘少奇已经决裂了。可是周恩来偏偏要安排毛泽东这个“红司令”，与刘少奇这个“黑司令”一起出现在天安门城楼上，一起检阅红卫兵，这简直就是对毛泽东《炮打司令部》的一种讽刺。

　　下午2点多，当游行结束后，周恩来忙于布置晚上的庆祝活动，毛泽东没打招呼就走下了天安门城楼。等周恩来发现时，立即指示警卫部队筑起人墙。然后周恩来领着江青从后面追赶，在金水桥赶上了毛主席。周恩来伸手去搀扶他，却被毛泽东的大手甩开。毛泽东搞文革，总是受到周恩来的种种阻挠和抵制。周恩来却总是用对毛泽东恭顺的态度，在公众面前表现自己对毛的忠诚。1967年1月，毛泽东发起了打倒周恩来的战役，引发了二月逆流事件，在老干部集团强烈抵抗下，最终只得草草收场。　　

　　1966年10月，北京天安门广场，来自全国各地，等待毛主席接见的红卫兵。这批红卫兵中，主要是各级政府机关组织派送的“官办红卫兵(保皇派)”。文革初期，各地迅速出现了学生群众组织的造反派红卫兵，要打倒各单位当权派。当权派为保护自己，便出面组织官办红卫兵，打击取缔私自组织的造反派红卫兵。造反派的生存环境很恶劣。十月之后，随着文革大串联，各省造反派红卫兵坐火车，甚至徒步上千公里赶往北京，就想见毛主席一眼。　　

　　1966年10月，国庆节，北京街头的女青年，法国驻中国大使馆秘书Solange Brand女士拍摄。清末以来，随着日本、欧美机制纺织品倾销，中国老百姓穿衣服主要是进口洋布或者国产粗布面料。1949年建国后，随着中国纺织工业的发展，建设了北京、石家庄、邯郸、郑州、西安、天津、青岛、上海等纺织工业基地。1949年中国布类产量仅有18.9亿米，1966年增长至156.5米亿米，暴增了8.3倍。但同时期中国进入了人口快速增长期。新增产能被人口增量所稀释。因此中国长期采取了纺织品定量供应制，即发放棉布票，以防止高收入阶层抢购物资。直至1983年12月，中国布类产量达到327亿米，随着纺织企业库存积压，中央决定取消布票。同时期，中国从人口出生高峰期逐年下滑。纺织业开始大量转向出口，成为中国赚取巨额外汇的第一大来源，年利润超过千亿美元。

　　1966年10月，北京东郊，老百姓在看热闹，法国驻华大使馆Solange Brand拍摄。中国长期以来是以宗亲关系维系的宗族私民社会。由于80%以上的人口为文盲，老百姓对政治概念一窍不通，缺乏国家认同意识，政治参与意愿不高。权贵阶层因此可以为所欲为。鲁迅曾经评价中国人，充满奴性、冷漠、自私，苟活于专制主义等级特权的社会结构之中。如：阿Q看到审讯他的人穿着长衫，便知道这人有来历，膝关节立刻自然而然的宽松，立即跪了下来。再如：在中国，尤其是在都市里，倘使路上有暴病倒地，或翻车摔伤的人，路人围观或甚至于高兴的人尽有，肯伸手来扶助一下的人却是极少的。事不关己、高高挂起，便是中国老百姓的生活态度。然而当个人利益遭到侵害时，也便无人相助。

　　毛泽东曾经说：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这种站起来，不单是国家独立，还要让深深压抑在封建等级社会中的个人，在精神上站起来。因此从建国起，全国就大力推行妇女解放、婚姻改革、扫除文盲、宣传人人平等、学做好人好事。但共产党官僚集团，在执政过程中，又用新的制度枷锁套在群众头上。权贵特权阶层的产生，仅仅只用了一代人时间。因此毛泽东在文革中向群众号召“革命无罪，造反有理”，试图唤醒群众的反抗意识，反抗社会不公，防止共产党修正主义集团篡党夺权，将新中国复辟为封建王朝。　　

　　1966年10月，北京东郊，看热闹的小孩，好奇地看着拿照相机的外国女人。法国驻华大使馆秘书Solange Brand女士拍摄。在1949年解放前，社会底层的小孩，是没有什么机会去读书识字的。读书是地主、富商、官僚阶级才有资格享用的特权。1949年中国儿童小学入学率仅有20%，中学入学率不到6%，能上大学的凤毛麟角。教育不公平，导致阶级固化难以改变，社会底层缺乏向上流动的通道。哪怕是几代人后，富人还是富人，穷人还是穷人。这种情况在1949年后依然延续着。

　　当时学校的教师多数是留用国民党时期的教师。学生则以旧社会有产阶级和新生的共产党官僚干部子女为主。普通工农群众子弟，上学的经济压力较大。这就导致教育资源争夺上的阶级矛盾。而教育部及下属各省学校，拥有上百万人，形成了庞大的利益集团。且不说老百姓没有发言权，连毛泽东屡次提出教育要改革，也变成耳旁风。毛泽东批判旧教育体制束缚学生个性，要激发学生独立思考，教师要为学生服务，教育要面向底层工农群众。而各学校从领导到教师，明显偏袒干部子弟。这种阶级矛盾，最终在1966年6月起的文革中全面爆发。校内矛盾演变为激烈的政治对决。学生也分裂为干部子弟组成的保皇派，和平民子弟为主的造反派。经过文革斗争后，中国的教育公平大为改观，到1972年，中国小学入学数量达到3603万人，是中国历史上的最高峰，此后逐年下滑。到改开后，中国教育公平再次失衡。家庭资产成为决定学生命运的首要条件。

　　2015年11月，香港科技大学教授李中清(李政道之子)，与南京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梁晨领导的研究团队发现：在过去的150年中，只有毛泽东时期，中国发生了教育革命，打破了以往教育资源被社会上层子女所垄断的状况。1953—1993年，中国约超过40%的教育精英，是来自全国的无产阶级工人子弟。而1994—2014年，中国超过50%的教育精英，来自各地区的资产阶级家庭与特定的重点高中。　　

　　1966年10月1日傍晚，北京天安门城楼，毛泽东倚靠在栏杆上，望着下面的群众。他一脸严肃，人们不知道他在想什么。摄影孟昭瑞。　　

　　1966年10月1日晚，北京天安门城楼，毛泽东主席接见美国女记者安娜-斯特朗，并为其签名留念。斯特朗的左臂上，也戴着“红卫兵”臂章。摄影钱嗣杰。1946年8月，斯特朗在延安杨家岭采访毛泽东。毛泽东提出了著名的“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论断。人民解放军在三年内横扫国民党反动派。二十年后，当中国共产党内出现了背叛革命的资产阶级反动派时，毛泽东选择了发动人民，打倒共产党中的反动派。

　　毛泽东主席指着广场上的学生，对他身边的澳大利亚共产党领导人希尔说：“帝国主义和修正主义就是怕这些学生，我们有些干部也是怕他们。你不要以为我们的环境那么好。我们有些干部不想革命了，中央委员也有，政治局委员也有，省委书记、地委书记、县委书记都有。他们就是怕。他们要调动军队来对付这些学生。解放军他们是调动不了的，他们就调动工人、农民来跟学生做对。”。——在党内高层，毛泽东没有可以信任、可以依靠的力量。　　

1966年10月1日晚9时许，北京天安门举行国庆焰火晚会。毛泽东一个走下天安门城楼，在金水桥上席地而坐。周恩来看到后赶紧布置警戒，带着人跟了下来。群众看到毛主席、周总理都激动万分。　　

1966年10月1日晚，北京天安门广场，国庆焰火晚会，广场上挤满了人。摄影孟昭瑞。　　

　　1966年10月1日，北京天安门广场，法国驻中国大使馆秘书Solange Brand女士拍摄。当天晚上，天安门广场焰火晚会散场后，陶铸、陈伯达、康生都走了，只剩下毛泽东、周恩来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们，有江青、张春桥、王力、关锋、戚本禹、穆欣、姚文元。据王力会议称，毛泽东对大家说了很多话，如：”形势很好，阻力很大。现在还看不清楚反对搞文化大革命的人，力量究竟有多大。一定要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要枪毙，我和你们一起枪毙。”。毛泽东的话，使大家吃了一惊。这句话实际是说给周恩来听的。毛泽东要向周恩来表明态度，即使是粉身碎骨，冒着枪毙的风险，他也要将文革进行下去。10月2日，《人民日报》转发了《红旗》杂志1966年第13期社论。社论中写道：“两条路线的斗争并未就此结束。有些地方，有些单位，两条路线的斗争还是很尖锐，很复杂的。有极少数人采取新的形式欺骗群众，对抗十六条，顽固地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极力采取挑动群众斗群众的形式，去达到他们的目的。”　　

　　1966年10月1日，就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国庆庆典的同时。在中国的政治中枢——中南海怀仁堂，一群高级干部子弟组成的保皇派红卫兵，在此召开会议，筹备成立“联动”组织，这个组织的全称大得吓人“中共中央、国务院、人大常委，人民解放军各军种、中央军委、国防部革命干部子弟联合行动委员会”，简称联动。该组织成员以西纠、东纠、海纠等保皇派高干子弟组成。如陈小鲁(陈毅之子)、贺鹏飞(贺龙之子)、董良翮(董必武之子)、孔丹(孔原之子)、薄熙成(薄一波之子)，陈人康(陈士榘之子)，其他成员如马晓军、贺邯生、于增寿、任志刚(商业部副部长任泉生之子，任志强的哥哥)，均是高级干部子弟。

　　联动的核心任务是抵抗造反派红卫兵对权贵爹妈的冲击，要镇压造反派红卫兵。联动的组织路线，一是吸收北京中央机关的高级干部子弟，二是吸收各省市的高级干部子弟，三是从基层组织吸收成员，实现各省市干部子弟大联合。“联动”继承了“西纠”的打砸抢抄斗传统，以谭力夫“血统论”为理论，对“七类分子”进行了更加残酷的迫害。他们甚至私设牢狱、拘禁凌辱、致人死亡。 

　　联动成员以未成年的高中生为主，谭力夫等大学生在里面起到理论煽动作用。青春期燥动的少年更可怕，高干子弟冲向社会，犯下了众多惨无人道的罪行。如抄家活动，是有严格组织程序的，一般说只抄书籍日记等文字性东西，而且还要打借条。联动分子则成了赤裸裸的抢劫犯，尽一切可能搜集自已需要的东西。谭力夫的煽动活动引起中央高层密切关注。10月16日，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发表长篇讲话，对谭力夫的血统论大加挞伐。10月24日，毛泽东亲自出面反驳血统论。11月，中央文革小组的关锋、戚本禹打电话到谭力夫家，约他中南海谈一谈。戚本禹厉声喝问他同刘少奇、邓小平、贺龙的子女有无瓜葛，关锋则在一旁敲边鼓，不断地追问他们家同林枫、李雪峰的关系。事隔不久，谭力夫被逮捕投入监狱，中央文革成立了”谭力夫专案小组“，不断追问谭力夫的后台是谁。谭力夫咬牙硬挺，还在狱中写下了一首《铁窗歌》：“铁窗孤影对，深夜寒风吹。生当共产党，死作革命鬼。纵死亦含笑，问心无大愧。敬爱毛主席，万岁万万岁!”。

　　谭力夫被逮捕后，联动更加疯狂。11月27日起，他们就在北大附中教学楼的一间会议室秘密集会，商讨对付“红三司”的办法。12月5日发表宣言，在保卫“十六条”、保卫毛主席的口号下号召“拉起队伍自已干!”干什么呢?当天夜里，“联动”成员倾巢出动，四处张贴标语和《“联动”宣言》。北京工业大学附中邹建平等人竟爬上了几十米高的西直门城楼，用几十张大字报纸刷成了一条巨幅标语：“中央文革把我们逼上梁山，我们不得不反!”，发出了向中央文革进攻的信号弹。12月6日，牛皖平带领联动成员到红三司司令部挑战，结果落荒而逃。12月7日，联动调集大批成员到红三司进行挑衅，结果被团团围住，最后是周恩来派国务院秘书长周荣鑫来解围才把他们救走。12月16日，中央文革小组召开“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誓师大会”，对联动的血统论展开严厉批判，并决定解散各种红卫兵纠察队。12月26日，“联动”在北京展览馆召开“破私立公誓师大会”。他们高呼“打倒‘红三司’、“反对乱揪老前辈”等口号，还有人喊出“中央文革某些人不要太狂了”。由于有联动分子偷窃自行车，被公安部门逮捕。12月28日起，联动调集数百人，冲击公安部大楼，打伤公安人员。1967年1月1日，联动发出通告，要坚决粉碎中共中央两位副主席(时任副主席有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几个委员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1月17日，公安部长谢富治下令抓捕联动分子，逮捕139人，关在半步桥看守所、炮局胡同拘留所。　　

　　这里揭露几起联动的暴行。资料为1967年7月，首都大专院校红代会《摧毁反革命组织”联动“展览会编》(内部资料)。1966年10月4日，北京六中86岁的老工友徐沛田，被西纠成员活活折磨死。徐沛田的父亲是洋车厂主，本人做过茶房等工作，1956年退休后，孤身一人在北京六中做后勤工作，工作一直勤勤恳恳。1966年9月3日，北京六中干部子弟以“老吸血鬼”的罪名，将其赶出学校流浪街头，造成极坏社会影响，后由派出所送回。回校后，以西纠队员朱支前(其父是华北局书记处书记朱理治)为首的暴徒，把老人推进小便池，向他身上尿尿。10月3日下午，西纠队员王冒明(其父是全国总工会办公厅主任王家锡)、陈晓伦等人用开水浇到老人头部，逼其唱歌跳舞，然后将老人拖到后院厕所逼其上吊。老人死后尸体放在后院，暴尸三日。10月7日，六中俄语青年教师王明湖遭到长期折磨，王明湖的父亲曾当过伪县长。

　　11月18日，北京市委发出重要通告，即“任何单位不许私自扣押、打人”。11月19日晚，陈伯达、关锋、王力、戚本禹等人来到六中，直奔“劳改所”。陈伯达十分愤慨地说：“这是非常残酷的!不管对什么人，这样搞都不行!要摆事实讲道理，这样文化大革命才能搞下去。吵架也可以，但不要动手、武斗。家庭也可以吵架嘛。可不是这样搞法，这是与文化大革命的方针背道而驰的!”。陈伯达责问同去的北京市公安局局长，问他为什么不制止?11月21日晚19时许，陈伯达、吴德等人再次来到六中 “劳改所”。公安人员在“劳改所”里拍了照，带走了两大捆匕首以及其他凶器，拆掉了岗楼。六中“劳改所”就这样跨台了!六中负责人是董必武的儿子董良翮。　　

1966年10月，北京工业大学《东方红公社》成都联络站编印，《批判谭力夫《讲话》专辑》。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北京火车站贴上了毛主席画像。　　

　　1966年，陕西省咸阳市，西北国棉一厂细纱车间赵梦桃小组的党小组长吴桂贤，从纺织女工到中国国务院第一位女性副总理的传奇人物。1938年，吴桂贤生于河南巩义县一个贫农家庭，兄妹九人，生活贫困。1942年，吴桂贤全家逃荒到陕西咸阳，父亲打零工，母亲带着孩子们在火车站捡煤渣。7岁时她就要出去工作，减轻家庭负担。1951年，年仅13岁的吴桂贤，隐瞒年龄参加了刚成立的西北国棉一厂招工，成为第一批工人，分配到细纱车间当挡车工，操作织机。由于小时候没有上学，她进厂后上了夜校。语文老师教的第一课是两个字：工人；第二课是《为人民服务》；第三课是《纪念白求恩》；第四课是《愚公移山》。1958年，吴桂贤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在职工业余学校里完成初中学业。1959年她调入闻名全国的“赵梦桃小组”，担任党小组组长。

　　赵梦桃比吴桂贤大3岁，也是西北国棉一厂细纱挡车工，是1956年和1959年的全国劳动模范，可惜的是，1963年，年仅28岁的赵梦桃因肺病去世。吴桂贤将赵梦桃作为榜样，带领工人学习先进。1963年，吴桂贤被选为陕西省人大代表。不久被推举为西北国棉一厂副厂长，并送至西北大学学习，1968年毕业。后担任厂革委会主任、陕西省革委会常委。1969年出席中共九大、被选为中央委员，后任中共陕西省委副书记。1975年，年仅37岁的吴桂贤当选国务院副总理，分管纺织部和卫生部，是新中国历史上最年轻的副总理。她还是拿每月76元的工人工资。同时当选副总理的，还有山西大寨村支部书记陈永贵、天津内燃机厂工人孙健。1976年10月6日，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发动军事政变。1977年9月，吴桂贤申请辞去副总理职务，回到陕西咸阳西北国棉一厂工作。1978年任西北国棉一厂党委副书记。

　　1985年1月1日，西北国棉一厂开始实施“厂长负责制”，厂党委被踢开。白希孟担任厂长，工厂的衰败就此开始。白希孟首先败坏的就是领导干部的作风。吃喝玩乐成为白希孟炫耀的资本。当时厂里流传一句顺口溜：“白厂长不白活，吃喝玩乐样样精”。吴桂贤就此遭到排挤，离开了工厂。到1989年，该厂盲目扩大生产，在已有化纤车间的情况下，还要投资亿元另建一个年产2万吨粘胶纤维分厂。1989年，西北国棉一厂产值1.225亿元，利润2852万元，利税3703万元，是陕西省效益最好的纺织企业。但是为了建设新厂，该厂除了自筹1000万元外，其余均为贷款和临时高息借款，还包括向社会发债券本息4700万元。化纤分厂试生产后，因流动资金严重不足，无力采购原材料，整个生产处于断断续续的半停顿状态。最终产能规模只有5000吨，项目总投资却达到2.36亿元。由于固定资产折旧负担沉重，再加上市场发生变化，产品大幅跌价，化纤分厂亏损严重。

　　化纤项目总债务近5亿多元，先后由西北国棉一厂垫付了3.5亿元，但仍背负着2.38亿元的债务。当时，西北国棉一厂平均每个月需要为化纤分厂承担的利息达到200多万元。1996年西北国棉一厂亏损达3800万元，更加雪上加霜。白希孟后来竟然升任陕西省纺织工业总公司总经理、党委书记。1998年1月24日，西北国棉一厂在债主排队上门，法院传票频飞的情况下，改制为陕西风轮纺织股份有限公司，张登社(原厂长)为董事长，李树生为总经理。从职工手里集资了2000万元，重新组织生产，后屡经改制重组，彻底变为私营企业，现有资产4.15亿元。而老的西北国棉一厂，在厂区土地、设备资产被风轮纺织公司掏空的情况下，于2008年10月宣告破产。资产负债率达346.54%。

　　西北国棉一厂十多万名职工，几十年为国家积累的亿万财富，就此落入私人资本家口袋。厂领导却升官的升官，发财的发财，有几人为此承担行政、刑事罪责?吴桂贤在1988年离开工厂后，南下深圳，去了中港合资的鸿华印染厂任副总经理，半年后又升任董事长兼副总经理，1998年退休。　　

　　1966年，武汉第二棉纺厂细纱车间。武汉国棉二厂始建于1958年，位于和平大道杨园至余家头段，曾经是湖北省纺织行业龙头企业。1965年新建成细纱车间。一直到80年代该厂经济效益都很好。但是到1990年代该厂陷入长期亏损，大批员工下岗失业。2003年，武汉市第二棉纺厂和第五棉纺厂合并，成立武汉市江南集团实业公司，是武汉最大的棉纺织企业。该厂现已搬迁至阳逻开发区。2007年4月，武汉国棉二厂厂区土地挂牌拍卖，华润置地以16.21亿元的价格，拿下19万平米土地，开发湖畔豪宅——华润橡树湾。2009年江南集团进行改制，现有资产8.69亿元，年销售收入5亿元。【2000年至今，武汉国棉一厂、国棉三厂、国棉五厂、国棉六厂已全部破产改制，变成私营企业的资产。十几万工人奋斗半个世纪积累的产业，就此瓜分殆尽。】　　

　　1966年，湖北省，襄樊棉纺厂。该厂历史信息待查。　　

　　1966年，上海机床厂研制的高密度半自动万能外圆磨床，能做镜面切削，达到当时世界先进水平。毛泽东时期，上海机床厂的工人队伍里有很多技术能人，如劳动模范盛利、李永顺（盛利的师傅）、朱大仙、周勤之。车工朱大仙被誉为上海机床厂的“刀具大王”，曾创造全国切削速度最高纪录。研磨工周勤之后来做到上海机床厂副总工程师，1995年被评为中国工程院院士。1996年，上海机床厂改制为上海机床厂有限公司，注册资本近7亿元。　　

　　1966年，上海延安西路展览馆，举办工业展览会，参加新兴力量举重邀请赛的锡兰（斯里兰卡）代表团，观看“上海”牌轿车，后面是江南造船厂研制的万吨自由锻水压机模型。改革开放后，随着政府大批量进口轿车，中国国产轿车工业走向破产衰亡，上海牌轿车就此销声匿迹。　　

　　1966年，上海，展览会上展示中国国产人造球型心脏二尖瓣膜，这是当时世界最先进的医疗技术。1965年6月12日，上海第二军医大学附属长海医院蔡用之教授，为严重心脏病患者许淑宝，进行了世界第二例心脏瓣膜置换手术，安装了中国国产的人造心脏硅橡胶球形二尖瓣膜。病人迅速康复，并存活了28年，后因癌症去世。这款产品是长海医院、上海医疗器械研究所、上海橡胶制品研究所等单位合作研制的，研究成员有邵本延等人。1974年10月，长海医院、上海医疗器械研究所、兰州碳素厂等单位，合作研制各向同性碳侧倾碟型二尖瓣膜，1978年研制成功心脏动脉侧倾碟型瓣膜，达到当时国际先进水平。1965年至今，中国累计进行心脏瓣膜置换手术超过10万例。仅上海长海医院就超过6500例，手术死亡率仅有3.5%，在世界上居领先地位。但是国产瓣膜由于改革开放后，国企破产改制等因素发展迟缓。国内假冒伪劣产品横行，导致患者对国产货失去信任。目前中国心脏瓣膜手术50%使用进口瓣膜，单瓣价格超过4.5万元人民币。　　

　　1966年，上海市游泳体格检查证，持有人是上海拖拉机厂的黄法鹏。1958年，上海汽车装修厂和上海农业机械厂(上海拖拉机厂前身)，试制成功红旗-27型拖拉机，和工农-7型手扶拖拉机。1968年，年仅17岁的胡茂元进入上海拖拉机厂做学徒工，每月津贴17.84元，还要挤出2元钱去上海交通大学自修高等学位，而后提拔为装配车间副主任。1983年，年仅32岁的胡茂元成为有着3000名工人的上海拖拉机厂厂长。1995年胡茂元升任上海汽车集团董事长。九十年代上海年产50型拖拉机2万台，后走向衰败。　　

　　1966年，英国斯托克波特(西北部港口城市)，纺织业大罢工。斯托克波特曾是英国棉纺织业中心，但是到二战后受到美国、日本同业竞争的冲击。这次罢工起因是美国独资的Roberts-Arundel纺织厂，投产新型纺织机，要解雇140名工人，以压低成本。罢工持续了六周时间。工会将工人组织起来，赢得了胜利。　　

　　1966年，江苏苏州的河道，法国驻中国大使馆秘书Solange Brand女士拍摄。苏州为千年古城，农耕蚕桑业非常发达，自古即为朝廷税赋核心区。但近代以来，受太平天国运动、上海殖民经济辐射、抗日战争战火的影响，苏州传统农耕蚕桑经济遭到严重破坏。清末以来发展的民族工业萎靡不振。而且由于地主势力庞大，严重阻碍了苏州向工业化城市转型。到1949年，苏州全市仅有307家工厂，且多数停产。农业方面水稻亩产仅有360斤，油菜籽亩产仅有60-70斤。苏州经济甚至要落后于无锡。1949年苏州解放时，地主私有土地占全市耕地的48.7%，贫雇农私有土地仅占24.45%。经过土改运动，恢复生产，到1952年苏州工业产值达1.71亿元，仍然落后于无锡(无锡纺织业发达)。1953-1957年，苏州新建企业646家，形成了由电力、建材、机械、化工、轻工、纺织(含丝绸)和食品等门类组成的新格局。到1965年，苏州全市工农业总产值达到25.7亿元。文革期间，在抓革命、促生产政策下，苏州工农业生产总体稳定。到1975年苏州工农业总产值达到47.48亿元，其中工业占33.33亿元。苏州由此完成了从千年农业城市向现代工业化城市转型的关键一跃。1978年改开后，大量集体国有性质的社队企业，交给私人承包经营，使得苏州小型乡镇企业迅速膨胀。到1985年苏州乡村工业企业13208家。苏州经济规模一度仅次于京、津、沪三个直辖市。但此后随着大量引进外资，苏州逐渐向出口加工区转变，在经济规模上超过无锡，仅昆山就有6000多家台资工厂。无锡人因此瞧不起苏州，视其为外资的奴隶。　　

　　1966年，江苏省苏州专区太仓县沙溪公社洪泾大队，红小兵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在田头、场头作宣传。晓庄拍摄。1965年，林彪夫人叶群到沙溪公社蹲点，进行四清工作，对群众宣讲毛主席思想。1966年文革爆发后，林彪从政治利益考虑，开始大肆公开吹捧毛泽东，以提高自己的副统帅地位，保障自身政治安全。毛泽东曾对此作出批评，但无法阻止林彪在军队内部及社会上进行造神宣传。1970年12月18日，毛泽东与斯诺谈话的时候说，“比如什么‘四个伟大’，讨嫌!总有一天要统统去掉，只剩下一个Teacher，就是教员。因为我历来是当教员的，现在还是当教员。其他的一概辞去。1976年毛主席逝世时，追悼大会上的称呼是伟大领袖和导师。　　

　　1966年10月11日，广州黄埔港，1006名印度尼西亚难侨，乘坐光华轮回到祖国怀抱。1965年印尼930军事政变后，爆发大规模排华骚乱。中国政府派出光华轮至印尼撤侨。到1967年10月30日，中国同印尼断绝外交关系为止，我国共接侨9万多人。归国侨民安置在广东、云南、海南、广西各地的国营华侨农场。　　

　　1966年10月，火车上进行革命大串联的群众，高唱革命歌曲。由于红卫兵串联可以免费乘火车，当时有不少年轻人借机到全国去旅行开眼界。到11月28日毛泽东最后一次接见红卫兵后，为了阻止红卫兵涌入北京，停止了乘车免费政策。　　

　　1966年10月23日，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检讨。邓小平在检讨信中承认：1966年6月至8月间，刘少奇和邓小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派出工作组镇压学生运动，打击左派，挑动群众斗群众。“这次犯路线错误，是一次自我大暴露，证明我是一个没有改造好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是一个资产阶级世界观没有得到根本改造的人，是一个没有过好社会主义关的人。现在初步用镜子照照自己，真是不寒而栗。”　　

　　1966年10月23日，刘少奇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检讨。刘少奇在检讨中一反往常的强硬反抗态度，把毛泽东在《炮打司令部》大字报中对他的指责，全盘接受下来，承认自己犯了严重的路线错误。刘少奇还承认毛泽东对他的批评和处分，是完全正确的。刘少奇给毛泽东送上《检讨书》时，还特别写了一封信，声称他自愿把自己错误公开出去。刘少奇的这个《检讨书》，事实上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无条件投降书”。因为通常，毛泽东对于政治投降者并不会赶尽杀绝，刘少奇希望通过服软投降，尽快过关，恢复领导岗位。当时刘少奇仍然是国家主席、政治局常委。在此之前，刘少奇的错误只是党内处理，并没有向社会公开。11月9日，中央会议决定将刘少奇的检讨信印发至县、团级，实现了毛泽东公开刘少奇错误的目标。对刘少奇的批判自然也就骤然升级了。1966年12月初，北京纷纷出现“打倒刘少奇”、“刘少奇是党内最大的资产阶级当权派，是中国现代修正主义的祖师爷，资产阶级司令部的黑司令”等大幅标语，刘少奇成了文革头号靶子。邓小平则是第二号走资本主义当权派。到1967年二月逆流事件爆发，刘少奇见毛泽东势单力薄，重新恢复了强硬抵抗态度。　　

　　1966年10月，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都在天安门城楼中央大厅外就座。吕相友摄。此时此刻，三个人的笑容给人的感觉意味深长。周恩来是留苏派出身，与苏联、国民党有着很深的瓜葛。从1942年延安整风运动起，周恩来就是受到重点批判的经验宗派主义代表，甚至被人称为党内最危险的人物。周恩来因此受到长期压制。1949年建国后，起总理职务不断被高岗、陈云、邓小平等人架空。到1958年其主动提出辞去总理职务，但被中央否决。直至1966年文革爆发，形势骤然逆转。周实际成为党内最大的实权派人物，其权谋之老练，连毛泽东都无可奈何。　　

　　1966年，北京，批斗中央党校校长林枫(曾任刘少奇秘书)。1966年6月5日，中央党校青训班学员武葆华、智纯等人贴出大字报，炮轰林枫为首的校党委。刘少奇向中央党校派出工作组后，武葆华、智纯等人遭到工作组的打击迫害。毛泽东宣布撤销工作组后，8月20日，在中央党校全校大会上，造反派把校党委领导轰下主席台，并给林枫、郭明秋等六人戴高帽子游斗。林枫由此受到长期批斗。1968年至1972年入狱监禁，后保外就医，1977年病死。【林枫年轻时以学生运动参加革命，掌权后反过来迫害学生，然后又被毛主席支持的学生造反派打倒。林枫这样的人被打倒，该怨谁呢?】　　

　　1966年10月，北京，湖北大学红卫兵长征队离京前在天安门前宣誓。蒋铎拍摄。　　

　　1966年10月起，北京红卫兵纷纷组成“红卫兵长征宣传队”，到延安、井冈山、瑞金、遵义等革命老区去“点火”，开展文化大革命。北京外交学院红卫兵一行17人组成的“北京-延安长征队”，唱着《大海航行靠舵手》的革命歌曲，从天安门广场出发。《人民日报》摄影记者许林拍摄。　　

　　1966年10月21日，英国，南威尔士的Aberfan村，一座煤矿的废渣堆场突然坍塌，四万立方米的碎渣瞬间掩埋了一座小学，导致116名儿童和28名成人遇难。救援人员赶到现场也是无能为力。官方调查指责国家煤炭管理局玩忽职守。事发后，煤炭管理局非法挪用公共赈灾资金，来清理艾伯凡村的废渣堆场，使得情况变得更糟糕。　　

　　1966年10月27日，山西省文水县云周西村，刘胡兰烈士陵园外，红卫兵串联时与刘胡兰烈士的母亲胡文秀合影。　　

　　1966年10月30日，北京政法学院学生张中路(20岁)的红卫兵证，盖有公章。张中路出身革命干部家庭，政治面貌为共青团员，联系电话666731。　　

　　1966年10月前后，江西省井冈山黄洋界，红卫兵大串联，抵达井冈山重温革命历史，诵读《毛主席语录》。翁乃强拍摄。由于抵达井冈山的红卫兵太多了，周恩来总理调派直升机运送粮食和药品。　　

　　1966年10月，北京，国庆节期间，在路边集合，等待接受毛主席检阅的军民。法国驻中国大使馆秘书Solange Brand女士拍摄。到10月底，在北京的外地红卫兵越来越多，都要求毛泽东接见，不接见，他们就不走。11月3日，毛泽东只好再次接见红卫兵。这是毛泽东第六次接见红卫兵。这次接见的红卫兵有200万人。　　

　　1966年10月，北京，国庆节期间，大栅栏商业街。法国驻中国大使馆秘书Solange Brand女士拍摄。　　

　　1966年，山西省太原工学院十三名革命小将徒步进京串联，他们从太原出发，经过十四天的徒步行军，于11月8日到达北京天安门广场。他们的步行距离估计有600公里。　　

　　1966年，广东省，革命群众敲锣打鼓进行游行，支持中央文革十六条文件。　　

　　1966年，北京医学院的四名女学生，与武汉师范学院“向红迈”远征队相遇，结伴远征。唐大柏拍摄。　　

　　1966年10月10日，文革时期，江青关于划分右派、反革命份子的批示。要求实事求是，按照法律手续处理，不能关押、不要斗争、工资照发。文革后江青遭到非法逮捕审判，狱中遭到女狱警掌掴羞辱。这份材料是作为江青在文革中“害人”的罪证。1991年月5月14日凌晨，江青在被关入秦城监狱15年后，非正常死亡。

 

　　1966年，湖北省武汉师范学院“向红迈”远征队的红卫兵，在步行去湖南韶山毛主席故居的途中，与长沙县洞井公社洞井大队的社员，一起抢收晚稻。唐大柏拍摄。当时红卫兵远行要解决食宿问题。学生们口袋里没什么钱，便帮助老乡干活，晚上住在老乡家里。　　

　　1966年，美国俄勒冈州第二大城市尤金市，穿着迷你裙(超短裙)和黑丝袜的年轻女子，展现着60年代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女子性开放的潮流。迷你裙是1965年由英国服装设计师M. 奎特推出，指裙摆在膝盖以上的短裙。1968年随着西方青年反社会潮流影响，迷你裙达到流行鼎盛期，并且越来越短。　　

　　1966年10月，美国洛斯阿拉莫斯实验室研制的B61战术核弹，确立战争储备性能，1967年1月开始批量生产，总产量约3350枚，产量排名第三，一直服役至今。该核弹的6000个零件，由570家厂商和9个主要承包商制造，耗资数十亿美元。该弹重320公斤，长3.56米，爆炸威力300吨至34万吨。B61是美国最危险的核武器型号，由飞机投掷使用，极大降低了核战争的门槛，单颗即可摧毁百万人口级城市。冷战时期，美军在欧洲部署了大量核武器。冷战结束后，仍有约200枚B61战术核弹，部署在德国、比利时、意大利、荷兰、土耳其的六个空军基地。2014年1月，美国国家核军工管理局(NNSA)，计划拨款100亿美元，对400枚B61战术核弹进行升级延寿，以装备F-35战斗机。　　

　　1966年10月，越南北部湾，美国海军罗斯福号航母巡航，参与越战战事。当时美国在越战的行动逐步升级，但航空力量却不敷应用。因此海军多次抽调大西洋舰队的航空母舰到太平洋助战。罗斯福号此行主要参与滚雷行动的轰炸任务，在1967年后恢复平常的地中海执勤。　　

　　1966年10月6日，越南，美军第一骑兵师士兵，在归仁北部25英里搜索村庄。该师是美军王牌部队，抗美援朝战争期间，与中国人民志愿军交过手。　　

　　1966年10月，越南，韩国陆军第9步兵师(白马师)，响应美国要求，开赴越南战场，进驻庆和省境内的宁和。照片为9师第2营营部连(2대본중)。驻越韩军数量达到4.56万人。韩国军队在越南制造了大量屠杀事件。包括太平村屠杀、丰一与丰二屠杀、河美屠杀、长丘屠杀、延年-福平屠杀、平和屠杀、平泰屠杀、西荣屠杀等。　　

　　1966年10月24日，菲律宾首都马尼拉，《东南亚条约组织》领导人合影。左起，南越总理阮高祺，澳大利亚总理哈罗德·霍尔特，韩国总统朴正熙，菲律宾总统马科斯，新西兰总理基思·霍利约克，南越国家元首阮文绍，泰国军政府总理他侬·吉滴卡宗，美国总统约翰逊。　　

　　1966年10月26日，越南金兰湾基地，美国总统林登·B·约翰逊，在访问菲律宾期间，特地飞抵越南，检阅美军，为参战军队打气。他的做法进一步扩大了越南战争。到1968年，侵略越南的美军已达到53.1万人，越南战争由南越军队为主的代理人战争，演变为以美军为越南战争主力。　　

　　1966年10月，南越富吉，一名受伤的美军士兵，躺在河边的担架上，接受战友救治。旁边的美军士兵一脸木然。　　

　　1966年，美国堪萨斯的肉鸡屠宰厂，食品工业的快速发展，解决了二战后人口快速增长的需求。　　

　　1966年，美国南达科他州，霍姆斯特克金矿(Homestake mine)，进行观察太阳中微子的实验。为了验证星球核反应理论，物理学家雷蒙德·戴维斯领导的研究小组，在金矿1500米深处，搭建了一个注满了615吨四氯乙烯液体的巨大探测器。1968年捕捉到太阳中微子。2002年戴维斯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世界第一个中微子探测实验计划，是1942年，由浙江大学物理系主任王淦昌教授提出的K层电子俘获实验，但因抗战未能实施。】　　

　　1966年，美国DEC公司(即美国数字设备公司)，推出世界第一款批量上市的PDP-8型商用小型计算机，可以放在办公桌上，价格为18000美元，远远低于IBM和其他计算机公司产品的价格。1967年该公司销售额达到3900万美元。到1970年，美国约有70家公司生产小型计算机，DEC占据了绝对优势。1975年，DEC销售额达到5.33亿美元，跻身美国500强企业行列。IBM公司看到小型机市场的迅速发展，开始向DEC发起进攻，推出Seriesl系列小型机，双方展开长期竞争。到1989年，DEC拥有13万名员工，市值超过140亿美元，是仅次于IBM的计算机巨头。1998年DEC因财政危机被康柏(Compaq)电脑以96亿美元收购。【1974年，天津电子计算机研究所，研制成功DJS130小型计算机，在全国10家工厂批量投产，售价15-19万元人民币，使用rtos rdos操作系统，最多能挂接62种外部设备，总产量超过1000台。当时世界上能研制计算机的国家屈指可数。】

 

　　1966年10月，苏联高尔基市的阿列克谢耶夫中央水翼艇设计局(СКБ)，秘密建成大型地效飞行器“КМ”，运至里海基地做飞行试验。该机长106米，翼展40米，起飞重量大于495吨，机头两侧安装8台VD-7涡喷发动机(单台重3.65吨，加力推力15.7吨)，用于形成“气流引射”，时速800公里，航程7500公。1969年坠毁。1980年第二架原型机坠毁。日本在1980年代末研制出“天空-1”号地效翼艇。中国于90年代研制成功“信天翁1”号小型客运地效翼艇。　　

　　1966年，瑞士日内瓦车展，意大利兰博基尼展出的P400原型车跑车，引起巨大轰动。该车量产后命名为Miura。后来为人所熟识的Gallardo即是其血脉下的一个品种。P400最大的特色是采用中置引擎布局，而当时流行的还是前置后驱布局。该车长4.36米，搭载5速手动变速箱，4升V12发动机，最大功率350马力，最高时速277功率，百公里加速6.7秒。　　

　　1966年10月17日，《体育报》，世界第一座合成苯车间，在上海建成投产。　　

　　1966年10月27日，甘肃酒泉，导弹核武器试验发射时，观测部队采用光学电影经纬仪，跟踪拍摄弹道导弹。中国从1958年引进苏联的KΦT-10/20电影经纬仪、KT-50电影经纬仪。1961年开始研制国产光电经纬仪，1966年装备导弹靶场。到1980年代，共装备160、G179、718、112、331、662、778等二十余种型号的国产光电经纬仪近200台套，建立起完整的导弹航天光电测量系统。　　

　　1966年10月27日，甘肃酒泉东风基地，东风三型中程弹道导弹试射前，聂荣臻元帅与钱学森等人合影。东风三型弹体采用高强度、抗腐蚀性的可焊铝合金材料拼焊大直径储箱箱底，采用化学铣切的密肋网状加筋结构的储箱，采用钻合金的高压容器等。这些新材料、新工艺的应用，使弹体结构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211厂在1961-1963年间，花了很大气力整顿工艺技术管理，建立一系列的管理制度。　　

　　1966年10月，甘肃酒泉，东风试验场，聂荣臻元帅与钱学森等人在两弹结合试验现场，该次试验风险极大，既要确保导弹成功发射，又要保证核弹头在预定落点准确爆炸。　　

　　东风三、东风四型弹道导弹两用核弹头。东风三是我国第一种中程弹道导弹，于1966年试射，1971年服役，可携带一颗200万吨当量热核弹头，全长24米，惯性陀螺仪制导，射程2800公里；东风四于1980年服役，全长28米，射程4000公里，可携带2200公斤重的热核弹头。　　

　　1966年10月28日，《解放日报》号外，我国发射导弹核武器试验成功。该次试验标志着中国具备了导弹核反击能力，确立了中国核大国地位。　　

　　1966年，新疆，克拉玛依石油工人在油田新开发区，欢庆又一口油井喷出原油。1967年，生产原油112.67万吨，克拉玛依油田二东区、七东区正式投入开发，独山子炼油厂延迟焦化装置建成投产，年加工能力20万吨。　　

　　1966年，辽宁省，抚顺石油二厂年产10万吨“铂重整—芳烃”抽提联合装置建成投产。1963年起，石油工业部组织大会战，抚顺炼建公司、包头钢铁公司、东北火电公司等各路建设大军，陆续云集在抚顺石油二厂，相继建成了南蒸馏常减压、热裂化、延迟焦化、催化裂化、铂重整以及石蜡等11套炼油化工生产装置。得到全国150多个单位的大力支持。其中1965年5月5日投产的中国第一套年产60万吨流化床催化裂化装置，是亚洲唯一一套装置，具有世界先进水平。这套新型催化裂化装置，结束了中国需要进口80号高辛烷值汽油的历史。1975年，该装置改造为分子筛提升管新工艺，使年处理能力达到了90万吨。经过深度裂化生产84号高辛烷值汽油。改革开放后，该厂陷入经营困境。1995年到1998年，抚顺石化累计亏损十几亿元，其中1998年亏损达7.8亿元。同年并入中国石油集团。经过几年的微利阶段，抚顺石化再次陷入巨额亏损。2011年抚顺石化亏损62亿元，2012年亏损65亿元，2013年亏损60亿元。一个2.28万人的企业，管理人员居然达到5850人，腐败问题极为严重。　　

　　1966年，辽宁省，沈阳变压器厂生产的SFPSO-240000-220型三线圈自耦变压器(24万千伏安)，经国家一机部和水电部联合鉴定，达到国际水平，投入北京高井热电厂等单位运行。　　

　　1966年，中国开始修建喀喇昆仑公路(新疆-巴基斯坦)，1978年建成通车。该公路北起新疆喀什，南到巴基斯坦北部城市阿伯塔巴德，全长约1200公里，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国际公路，因为穿越喜马拉雅山和喀喇昆仑山，修建过程异常艰难，巴基斯坦人称之为“世界第八大奇迹”。上千名中国工程人员为此牺牲。　　

　　1966年，西藏日喀则岗巴，空气稀薄的雪山高原上，查果拉边防队的乒乓球爱好者在进行比赛。查果拉是著名的边境哨所，海拔5370米，是全军最高的哨所。1965年10月，查果拉哨所被国防部命名为“高原红色边防队”。新华社记者马竞秋摄　　

 

　　1966年11月3日，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第六次接见红卫兵，规模达到200万人。由于数量太多，采取红卫兵乘坐汽车通过天安门的方式。当时驻京部队的卡车为数不多，连夜从沈阳、北京、济南等军区和军兵种抽调卡车，火速运集北京，由北京卫戍区统一指挥编队。　　

　　1966年11月8日，北京大学，聂元梓等10人在贴出大字报，“邓小平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所列罪名，有公开“鼓吹”在农村恢复单干，反对“文化大革命”，是彭真的后台之一，等等。　　

　　1966年11月6日，上海一些工厂企业的造反派召开会议，准备成立全市的统一组织——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简称工总司)。参与者有上海国棉十七厂保卫科干事王洪文、上海玻璃机械厂工人潘国平、上海良工阀门厂钳工陈阿大、上海国棉三十厂技术员王秀珍、上海合成纤维研究所化验工叶昌明、上海第三十一棉纺厂车工黄金海等人。11月9日，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召开成立大会。这是全国第一个工人造反派组织，而且在全国造反派组织中规模最大、影响最大和持续时间最长。它控制上海局面达10年之久，推举的领袖人物王洪文，曾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并一度被毛泽东确定为继林彪之后的接班人。但是工总司成立之初，并未得到上海市政府承认。　　

　　1966年11月，纪念安亭事件的搪瓷茶缸。上海工总司成立后，上海市政府并不承认其组织合法性。11月10日，工总司由潘国平率一千人登上前往北京的特快列车赴京告状。王洪文率一千人登上驶往郑州的69次特快随后跟进。但在上海市政府阻挠下，两列火车分别被困于南京和安亭。工人因此在安亭站卧轨拦车，阻断京沪铁路大动脉，扩大事态，迫使中央解决问题。事发后引起中央高度重视。11月11日深夜，张春桥乘专机抵达上海，允诺解决工总司提出的要求，事态得到缓解。但是上海市委仍然不承认其合法性。11月16日，毛泽东出面支持张春桥。安亭事件使得工人组织造反派成为合法行为。1967年1月，工总司发动一月革命，炮打上海市委，全面夺权上海政权。原上海市委书记陈丕显、曹荻秋、魏文伯、常溪萍等被打倒。　　

　　1966年11月8日，上海市南市区十所中学的20名红卫兵学生，组成“跟随毛主席长征代表团”，步行上千公里，前往北京进行革命串联。他们在路上边学习毛主席著作，边宣传毛泽东思想，做群众工作。这是红卫兵在帮助农村社员采摘棉花。新华社记者摄。　　

　　1966年，山东某地，来自江苏常州的红卫兵在王杰烈士墓前合影。　　

　　1966年11月7日，英国贝尔法斯特，哈兰德与沃尔夫造船厂(Harland and Wolff yard)，为英国石油公司(BP)建造的海上石油钻井平台。　　

　　1966年11月9日，山东曲阜孔庙，北京师范大学200余名造反派红卫兵，在谭厚兰率领下“造孔家店的反”。他们联合曲阜师范学院红卫兵，发动贫下中农声讨孔教宣传的封建等级专制，砸烂历代封建帝王给孔家歌功颂德的庙碑，捣毁孔府“大成门”匾额，焚毁“万世师表”牌匾。千年以来，儒学被历代统治阶层不断篡改，演变为奴化国民、驯服大众的精神枷锁。在旧社会，文人阶层天然是官僚体系接班人，因此对孔教极尽维护本能。批孔者都被文人阶层群起攻之，留下千古骂名。文化大革命砸烂孔府，自然也成了一桩极大的罪恶。　　

　　1966年11月12日，美国宇航员巴兹•奥尔德林，执行双子座12号，在太空船外工作。1969年，奥尔德林与阿姆斯特朗，一起登上了月球。　　

　　1966年11月13日，北京工人体育场，解放军总政治部举行全军院校十万来京师生大会。周恩来、陶铸、陈毅、贺龙、徐向前、叶剑英到会。会议由总政治部主任肖华上将主持，陈毅、贺龙、徐向前、叶剑英四位元帅讲话。坐在主席台上的还有：肖劲光大将、许光达大将，杨成武上将、杨勇上将，邱会作中将，吴法宪中将等，几乎在京的军队高级领导人都到场。会议强调军队不能乱，要求军队院校师生离京回校复课闹革命。周恩来在开会时借故走开，没有发言。他知道这次会议没有邀请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来参加，更没有请示毛泽东。因为这次会议是周恩来与林彪策划的，就是要给文革泼冷水，劝那些到北京来造反的军队院校学员服从命令，离开北京，停止造反。四位元帅的讲话传单，很快传播到全国，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这是文革以来，中共高官第一次集体的、公开的对文革泼冷水。之后，江青和文革小组的人，马上批判四位元帅的讲话是“镇压群众”，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猖狂反攻”。批判陈毅和叶剑英讲话的大标语，随即出现在北京街头。　　

　　1966年11月15日，澳门，因澳门氹仔兴建坊众小学时，遭到警察勒索茶钱，引发左派组织抗议，葡澳政府出动警察镇压，打伤24人，导致事态迅速激化。11月25日澳门新任总督嘉乐庇到任，大量群众聚集总督府抗议。12月3日，警察开枪驱散抗议人群，打死8人，打伤212人。事发后，几万红卫兵拥到拱北声援，声称要“解放澳门”。葡澳政府惊慌失措，被迫做出让步，全面清除澳门的国民党势力，对澳门全体中国居民赔礼道歉，对受害者进行抚恤。中国政府由此开始掌控澳门局势。　　

　　1966年11月25日，毛泽东等领导人在天安门城楼上第八次接见红卫兵，数量达150万人。由于北京进入冬季，气温迅速下降，大量外地红卫兵聚集北京，给城市供给造成很大困难，因此中央不再鼓励红卫兵进京。　　

　　1966年11月26日上午，毛泽东在叶剑英等陪同下在天安门广场第八次接见红卫兵。孟昭瑞拍摄。叶剑英在十大元帅中排名最后，长期赋闲。1966年3月，叶剑英主持对总参谋长罗瑞卿的揭发批判。罗倒台后，形成了由叶剑英、杨成武、肖华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叶剑英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军委秘书长、中央书记处书记，后补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倒台后，叶剑英负责北京市的治安保卫工作。　　

　　1966年11月26日，北京，等待接受毛主席接见的外国专家代表，右手举《毛主席语录》，左手举毛主席画像。孟昭瑞拍摄。中国文化大革命，通过留驻北京的外国记者、专家、留学生，传至世界各地。推动了60年代世界左翼运动发展。毛泽东革命思想席卷全球，在日本、西欧、美国、拉美、非洲产生了巨大影响。　　

　　1966年，哈尔滨建筑工程学院串联会的红卫兵，写大字报批判刘少奇，要打倒中国的赫鲁晓夫。　　

　　1966年，打倒北京黑市委。被群众批斗的有许立群(中宣部副部长)、XX、宋硕、陆平、彭佩云。许立群是南京人，1936年在北京清华大学读书时参加学生运动，由此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文宣系统领导。1964年夏，中宣部副部长张磐石为首的社教工作队进驻北京大学。对于北大党委书记兼校长陆平，学校有支持和反对两派。张磐石支持反对派，陆平遭到批判。但是北京市委书记彭真要维护北大校党委权威。张磐石受到批评而离开北大，由许立群取而代之。其后，包括聂元梓在内的一批反对派，因此受到许立群打压迫害。这一情形一直延续到66年5月。1966年1月，中宣部副部长周扬患重病住院，许立群接替主管学术批判工作。2月彭真主持的《二月提纲》，正是由许立群、姚溱起草并提交。1966年6月17月，聂元梓到中宣部贴大字报，揭发中宣部副部长许立群在北京大学的滔天罪行，受到张磐石、阮铭等人的热烈欢迎。许立群由此被打倒批判，关押了八年。后出任社科院哲学研究所所长。2000年去世，年83岁。彭佩云在改开后主持全国计划生育工作，在全国推行汉族强制计划生育。计生系统号称让中国少生了四亿人。　　

　　1966年12月4日凌晨，两辆载满红卫兵的汽车，停在北京崇文区台基厂7号，原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兼市长彭真的住宅门前。他们把一封信交给了门卫。趁门卫进屋看信之机，红卫兵强行冲进大门，把彭真从被窝里抢走，并摆脱了追来的警卫人员，关到中央乐团的音乐大厅，后转移至西山山沟里。这件事马上惊动了周恩来总理。他打电话问戚本禹是谁抢走的。戚本禹说“可能是叶向真，我们打听打听”。不到五分钟，确认是叶向真。25岁的叶向真，是叶剑英元帅的二女儿，当时担任中央戏剧学院学生会主席，也是红卫兵首脑。彭真原名傅懋恭，1902年生于山西曲沃县一个农民家庭，1923年入党，长期在白区进行地下工作，是刘少奇的亲信。1948年出任中央组织部长兼北平市委书记。1951年兼任北京市长，1956年9月当选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1966年3月，毛泽东指责“北京市委针插不进、水泼不进，是独立王国”。5月定性为“彭罗陆杨阴谋反党集团”，彭真被撤销一切职务，在家反省。11月28日，首都召开文艺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会，周恩来、陈伯达、江青、吴德到会发言。周恩来称：彭真、陆定一、周扬、林默涵、夏衍、田汉等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要求把他们斗倒、斗臭、斗垮!叶向真在大会上发言。11月29日，参加大会的叶向真、中央音乐学院刘诗昆(叶向真的丈夫)、北京电影学院彭宁(彭加伦之子)、北京地质学院朱成昭等人，到叶楚梅(叶剑英长女)家开会，研究斗争陆定一的问题时，顺带跳到彭真的问题上。彭真当时在家隔离反省，警卫严密。他们进行了周密策划，确定12月1日的行动由中央戏剧学院、北京电影学院、中央音乐学院和中央乐团四个单位参与。12月3日晚，叶向真主持抓捕布置会，并说已经与戚本禹通过电话。彭真被抓获后，周恩来接见叶向真、彭宁等红卫兵，说“仅五分钟就解决问题了，干得漂亮。你们把警备司令部都给瞒过了。”周恩来通过北京卫戍区司令傅崇碧，派兵把彭真从西山捞了回来。12月4日下午，周恩来接见红卫兵，对他们要将黑帮游街示众的行动提出建议，说你们不是还少一个杨尚昆么，开会的时候我保证把四个人都送过来。从而帮助红卫兵将游街示众转变为“斗争彭罗陆杨大会”。

　　1966年12月12日，北京工人体育场，12万人参加“斗争彭罗陆杨誓师大会”，吴德代表北京新市委讲话。这是全国首次公开揪斗中央一级的“黑帮”，轰动一时。开创了在社会上揪斗老干部的先例。1967年2月，二月逆流事件爆发后，叶剑英失势。7月，叶向真、朱成昭都遭到打击，两人离开北京，前往广州。周恩来亲自派公安部副部长于桑，将两人抓回北京，受株连者甚多。8月20日正式逮捕，关入监狱。1970年1月24日，周恩来在长篇讲话中，称戚本禹是个野心家，是戚与叶向真合谋绑架彭真。此时戚本禹、叶向真早已被关入监狱，叶剑英还在靠边站。1971年林彪事件后，军队重新洗牌，叶剑英重新主管军委工作。周恩来又建议将叶向真放出来。　　

 　　1966年底，文革批斗的部分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彭真，中央宣传部长陆定一，副总理罗瑞卿，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刘仁，北京市委书记万里，北京市委书记郑天翔，戏剧家协会主席田汉。　　

　　1966年底，文革批斗的部分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刘仁，北京市委书记、副市长万里。1909年刘仁(原名段永鹬)出生于四川酉阳龙潭镇(现属重庆市)。他的舅父是中国共产党早期创始人赵世炎。刘仁父亲是本地大户。赵家在龙潭当地也是数一数二的大户，经营桐油生意。1924年刘仁至北京师范大学附中读书时，住在赵世炎家，由此参加学生运动，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0年在天津被捕入狱，1932年释放。1935年至1937年被派往苏联学习。1937年回到延安，担任中央党校秘书长。1938年进入晋察冀根据地，进行地下情报工作。刘仁通过情报工作，在平津地区组织了巨大的情报网络。1946年初，经中共北平市委书记刘仁指示，将25岁的王光美调入北平军调部担任英语翻译。时任军调部中共负责人叶剑英，对年轻漂亮的王光美展开追求，但遭到拒绝。1946年8月军调失败后，王光美经叶剑英介绍赴延安。1948年8月，50岁的刘少奇与27岁的王光美结婚，成为刘的第六任老婆。1948年底，叶剑英匆忙地娶了军大学员李刚(第六任老婆，1955年离婚)。建国后，刘仁出任北京市委领导，与刘少奇、彭真贴得很紧。刘仁被打倒后，1968年起关入秦城监狱接受审查。1973年10月，刘仁因肝病、肺结核等疾病，病死于北京市第六医院监护病房。

　　万里原名万明礼，1916年出生于山东泰安东平县城一个下层家庭。其两岁时，父亲万金山赴山西参加阎锡山军队，后升至连长，抗战时期战死在临汾。万里幼年受过良好教育。1933年考入山东曲阜省立第二师范，并参加学生运动。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其后长期在冀鲁豫根据地工作。1949年建国后，万里随邓小平到西南局工作。1952年出任建筑工程部副部长，1955年出任城市建设总局局长。1958年出任北京市委书记兼副市长。文革爆发后，万里作为“刘邓司令部的黑干将”被打倒，关入秦城监狱。林彪事件后，1972年中央将万里定性为“内部问题”，因此解放。1973年，万里再度出任北京市委书记、革委会副主任，后调任铁道部部长。1975年万里随着邓小平再次被打倒。1978年改革开放后，万里出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大力鼓吹“包产到户”，并扶植出了安徽小岗村这个农村改革虚假典型。官僚集团在农村强力推行包产到户，最终导致的结果是中国农村集体经济全面崩溃，大量农村集体资产遭到侵吞瓜分，农村基层组织迅速被摧毁，农民彻底失去反抗官僚集团的组织力量。到1990年代之后，随着农村苛捐杂税的残酷剥削，大批农民干脆抛弃耕地，背井离乡到沿海城市打工，接受私人企业主的血腥压榨。万里家族则成了“红色贵族”，其子女是什么做派，大家都看得见。　　

　　1966年12月24日，北京工人体育场，三万六千人参加“斗争彭、罗、陆、杨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大会”。罗瑞卿因3月18日从关押处跳楼，左脚跟粉碎性骨折未愈，缠着纱布，被用箩筐抬到大会现场批斗，罗当时面色惨白，痛苦不堪。杨尚昆担任中央办公厅主任期间，多次安排在毛泽东住处、火车上安装窃听器材，私录毛主席和常委同志的谈话，毛泽东对此非常震怒。毛主席因此连住了16年的菊香书屋都不敢继续待下去，66年8月搬到了中南海游泳池搭建的房屋里居住。文革中杨尚昆沦为阶下囚，改开后成为中国国家主席。　　

　　1966年12月17日，吉林省某师范学校的红卫兵，历时一个月时间，从吉林长春步行1000公里至北京。　　

　　1966年12月25日，蒯大富率清华5000多红卫兵到天安门广场游行，在全国率先喊出“打倒刘少奇”“打倒邓小平”的口号。1967年1月，刘涛和弟弟刘允真(后改名刘丁)，写下了轰动全国的揭发刘少奇的大字报。这张大字报对刘少奇的杀伤力，不亚于毛泽东那份《我的一张大字报》。　　

　　1966年，台湾省，美蒋联合使用的台中清泉岗空军基地(CCK)，从一架C-130运输机驾驶舱拍摄的美制SR-71高空侦察机。该机1966年1月才正式服役，在亚洲的主要基地是琉球(冲绳)嘉手纳，偶尔转场至韩国、菲律宾和台湾。越战后期SR-71曾多次短期秘密进驻清泉岗，监视中南半岛局势。1967年美军使用SR-71对中国内陆进行深入侦查，迫使中国加速研制红旗三号高空远程防空导弹。SR-71的使用费用极其昂贵，每月超过3900万美元。　　

　　1966年，台湾省，台中清泉岗空军基地驻扎的美军部队。　　

　　1966年，台湾省，台中清泉岗空军基地附近，专做美军生意的店家。　　

　　1966年，台湾省，台南，海安路市场。　　

　　1966年12月，台湾省高雄市前镇区，成立了台湾第一个出口加工区，面积68.36万平米，初期以成衣、皮革、工艺品等劳动力密集型产业为主。1966年美国通用仪器公司(GI)在台湾高雄设厂，从事晶体管装配业务，开始了美国向台湾转移电子代工产业的序幕。1967-1970年间，美国德州仪器、荷兰飞利浦建元电子等在台设厂。这一时期台湾的半导体工业全都停留在后工序的封装阶段。台湾一些私营工厂开始来料加工，生产电容、电阻、电路板等元器件。1973年，台湾省为发展新兴工业技术，设立了工业技术研究院，简称“工研院”。1974年设立了台湾电子工业研究中心(工研院电子工业研究所前身)，开始接受伪经济部委托，执行“设置IC示范工厂计划”。电子所派人赴美国RCA(美国无线电公司，曾经是世界最大的电子企业)，引进7.0微米CMOS制造技术，并与美国IMR(International Material Research)合作，引进掩膜制版技术，开启台湾IC代工的序幕。到1974年，台湾对美国出口额达到56.4亿美元。1976年，高雄出口加工区的劳动力已经增长至7.5万人，其中五分之四是女性。台湾经济在这些廉价劳动力的推动下开始高速增长。

　　直至1980年以前，台湾的电子产业层级仍然落后于中国大陆。但是80年代中国经济陷入混乱，大量走私电子元器件，冲击中国市场。加上政府错误的经济政策，导致中国电子产业全面崩溃，电子工业部下属大量企业亏损停产。就在此时，1987年，台湾工研院院长张忠谋，创办了台湾第二个集成电路公司——台积电，从美国引进六英寸晶圆生产线;由此台湾集成电路产业开始全面超越中国大陆。到1995年，中国集成电路产业已经严重落后于国外。1996年上海市政府与电子工业部合作，投资40亿元启动了“909工程”。但其后砸下的上百亿元资金，都未能将电子工业发展起来。1998年撤销电子工业部。2014年中国集成电路贸易逆差超过1500亿美元!一着走错，遗恨三十年，损失产业经济利益至少在10万亿元人民币以上!　　

　　1966年12月，钱学森(前排左二)陪同聂荣臻(前排左三)到导弹试验基地主持第一枚中程地地导弹“东风三号”试验。1966年12月26日，第一枚遥测弹进行首次飞行试验。从飞行试验的情况来看，在111.2秒以前，各系统的工作是协调的，各种参数也是正常的。111.2秒以后，由于发动机组Ⅱ分机发生故障，推力突然大幅度下降。124秒导弹空中自毁，弹头未能击中和田着弹区。1967年1月12日，第二枚遥测弹再次发射。当导弹飞行到临近发动机关机时(129.2秒)，发动机组Ⅱ分机又出现推力大幅度下降。两次方案考核飞行试验证明：除发动机外各系统工作稳定，导弹总体设计方案合理可行。1967年5月26日第三次发射，导弹完全按预定程序飞行，各系统工作正常、协调，弹头命中1726.2千米外的目标区，落点偏差小于规定值，试验获得了圆满成功。　　

　　1966年冬，广东省江门市鹤山县龙口镇，开工修建南北渠，至1980年完成，历时14年。由南渠和北渠构成，从四堡水库引水，总长37公里，其中渡槽9公里，灌溉面积3万多亩，被誉为广东奇观，至今仍恩泽一方。照片为南渠末段架空渡槽，高达14米。　　

　　1966年12月，楚雄一中师生在“长征”途中的大渡河铁索桥上。　　

　　1966年12月8日，美国KH-7照相侦察间谍卫星，拍摄中国新疆罗布泊核试验场的铁塔。12月28日，中国进行氢弹原理试验，采用地面102米塔爆，爆炸当量12-50万吨，白圈为水泥塔基。为了尽量减轻放射性沉降，对核试验场区内及场区外下风地区的影响，经程开甲等科学家反复论证，确定对铁塔塔基周围半径230米内的地面，用石块和水泥做加固处理，以减少地面松土卷入核爆烟云中。为了进一步研究各种毁伤破坏因素对工程建筑、武器装备、生物等效应物的毁伤和破坏效能，国防科委组织军内外16个单位安排了效应试验课题81个，效应物158 种，1377件。主要试验物品有导弹发射竖井、快艇掩蔽部、飞机洞库、地下铁道、模拟水坝、坑道、土木工事、动物及各种武器装备等。　　

　　1966年前后，新疆，核试验部队搭建帐篷。试验时间正值严冬，核试验场区的气温在零下22℃左右。核试验基地预先做了人员和设备的防寒准备。在核试验场区内架设1300余顶帐篷，解决取暖炉具1750余套，从700公里以外运进烤火煤2300余吨，组织了68个伙食单位，统由核试验基地直接供应，储存菜蔬十余万公斤。生活用水由一个有50台拉水车的供水连负责保障。核试验场区还设有30张床位的野战医院，并组织了一个32人的医务救护队。　　

　　1966年前后，新疆罗布泊核试验场，参加核试验的部队，用枯树枝烤红薯吃。国防科委第21基地研究所的曾德汲，回忆当年罗布泊的生活艰苦而有趣。有的地质人员抓到小蜥蜴养着玩。黑熊在场区搞破坏，咬坏探头。野外没有什么文娱活动，周末放映队来放映一场电影，大家在零下20多度严寒中，坐在露天看电影。即使双脚冻得生疼，依然看得津津有味。　　

　　1966年12月25日前后，圣诞节，南越西贡铜池附近，韩国女子演唱组“Korean Kittens”，为美军第25步兵师进行劳军演出。

　　1966年12月26日，是毛泽东73周岁生日。这天晚上，毛泽东把江青、陈伯达、张春桥、王力、关锋、戚本禹、姚文元约到中南海游泳池谈话。毛泽东说：“社会主义革命发展到新的阶段，苏联复辟了，十月革命的策源地不行了。苏联的教训说明，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能不能保持住政权，能不能防止资本主义复辟，这是新的中心课题。问题出在党内，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阶级斗争没有完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同资产阶级、特别是小资产阶级在党内代理人的全面较量。这种较量从夺取政权开始就存在。”。

　　“最近时期出现的新局面，广大工农兵起来了，冲破了各种阻力，建立了自己的革命组织，投入了文化大革命。另外，革命学生起了变化，发展壮大了，提高了。革命学生到工人农民中去，同工农相结合。还有一个特点，党和国家机关的革命干部起来造反了。主力是工人，没有学生和工人的结合也不行，没有机关干部也不行。中国现代史上的革命运动都是从学生开始，发展到与工人、农民、革命知识分子相结合，才有结果。这是客观规律。五四运动是这样，文化大革命也是这样。”。谈话结束后，毛泽东与众人共进晚餐，按照惯例是4菜一汤，还有烤白薯、煮玉米。唯一破例的是每人面前又上了一小碗面条。毛泽东见饭菜上齐了，就举起酒杯，对大家说：“祝全国的全面的阶级斗争取得胜利!”。　　

　　1966年12月30日，上海市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主办《革命造反报》第2期头版，我国又成功地进行了一次新的核爆炸。12月28日试爆629-1氢弹原理测试弹。这次核试验的主要目的是检验用“扳机”引爆“被扳机”的两级氢弹原理是否正确。参加这次“扳机”核试验的军内外单位共28个，技术和保障人员6408人。共有大小试验工程113项，仅用5个月就全部完工。其它主要工程有钢筋混凝土工事32个，敷设电缆1400余线公里。这次核试验共安排了47个测量项目，使用各种测量仪器设备1014台(套)。二机部九院、中国科学院的原子能研究所、物理研究所、上海光机所、西安光机所、长春光机所及浙江大学等单位分工合作共同完成了高速摄影机、高速单片相机等设备的研制任务。

　　12月28日晚，新华社对外公布中国核试验报道。国外报刊认为这是一场20-30万吨当量的减当量氢弹试验。实际上, 这是中国首次氢弹原理试验, 也就是一次成功的氢弹试验。由于有意识地限制了它的爆炸威力，所以也可以称作减当量的氢弹试验。因此，1966年12月28日实际上就是中国氢弹试验成功的日子。它距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仅相隔2年2个月。这次试验的圆满成功，表明中国已掌握了氢弹原理。它是中国核武器发展史上的第二个里程碑。　　

　　1966年12月31日，刘涛(刘少奇女儿)，我的初步检查。清华大学井冈山报编辑部专刊。　　

　　1966年，中国人民银行贰拾圆券彩色手绘设计原稿，为第三套人民币重新设计稿，图案正面是农民喜迎丰收，背面是工厂建设场景，色彩鲜艳，绘制精细。疑因1966年文革爆发而未付诸发行，此件经过文革后流入民间。　　

　　1966年，中国人民银行壹佰圆设计原稿，为第三套人民币重新设计稿，图案正面是三面红旗、工农兵，背面是人民大会堂正门主景。此件样稿孤品，是最早设计的100元券。它除了在人民币发展史上的身份显赫重要外，更是第四版、第五版面额一百元券的摇篮本。毛泽东时期，虽然中国工业产能迅速增长，但是并没有采取货币化经济政策，通过大规模增发钞票来刺激经济运行。既无内债，也无外债，被视为毛泽东时代的经济成就。1978年改开后，随着官僚集团大肆挥霍财政和外汇收入，国库空虚即开始大规模增发钞票。用印钱放水来解决经济困境。　　

　　1966年12月，日本广岛，石川岛播磨重工吴船厂，建成世界第一艘20万吨级油轮——出光丸(Idemitsu Maru)。该船长344.28米，宽48.84米，最大吃水17.685米，总功率24618千瓦，载重209413载重吨，1978年拆解。日本是世界主要的油气资源进口国，因此在油气运输船舶领域倾注了大量资源。1967年苏伊士运河因第三次中东战争停航后，导致中东地区巨量的石油输出，必须绕道非洲南端的好望角，西方各国竞相建造巨型油船，试图降低运输成本。日本在这场竞赛中一直独占鳌头。据统计，在苏伊士运河停航期间，日本与西欧各国平均每年竣工59艘巨型油轮，其速度之快，创造了世界造船史上的纪录。

　　1966年中国原油产量突破1000万吨大关，达到1454万吨，因此对进口原油依赖度极低。当年进口原油仅有5万吨，出口原油37.3万吨。1967年中国进口原油仅有2万吨，降低到建国来最低点。1960年至1974年，中国共从伊朗、埃及等中东国家进口原油及成品油200万吨。极低的原油进出口贸易，使得中国在油气运输船舶方面发展缓慢。1973年中国原油产量突破5000万吨大关，1978年突破一亿吨大关，成为石油净出口国。1975年中国出口原油达到1057.9万吨，1985年出口原油达3630.4万吨。大量出口原油促进了中国巨型油轮的研制进程。1988年大连造船厂建成11.5万吨穿梭油轮。1995年大连造船厂建成30万吨级船坞。2002年建成第一艘30万吨级油轮。　　

　　1966年12月8日，英国中央电力局(CEGB)雷克利夫电厂(Ratcliffe)，订购的四台570兆伏安(MVA)变压器。底部是钢制基座，上部是铝制箱体。　　

 　　1966年12月30日，英国政府和美国签署协议，允许美国租借迭戈加西亚岛，做为印度洋军事基地，租期为50年(至2016年12月)，并可再延长20年。英国得到的回报是，在向美国购买北极星潜射弹道导弹时，少付了1500万美元。美国军队进驻后，岛上的原住民被强制迁往毛里求斯。半个世纪以来，迭戈加西亚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具战略价值的军事基地。这里可以监视控制印度洋运输航线，直接对中国、日本、印度，三个主要亚洲国家的经济命脉进行战略威慑。　　

　　1966年12月31日，美国联邦航空局宣布，波音公司的733-390方案，赢得了超音速客机研制计划合同，洛克希德公司被淘汰出局。但是到1971年，在美国社会各界反对下，美国国会终止了对超音速客机计划的拨款。当时波音公司为该项目投资已超过10亿美元，耗费850万个工时，光是采购钛合金材料就花掉了2.5亿美元。波音接到了25家航空公司的115架订单。该项目流产导致波音公司陷入绝境，被迫裁员6万人。照片里这架花费1100万美元建造的木质模型，最终以3.1万美元卖给了一家博物馆。

         编辑：墨家之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