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丹阳：参观“抗战胜利七十周年”纪念展：缅怀先烈、牢记使命！

　　华夏网讯(赵丹阳)为进一步弘扬抗战精神，加强革命传统教育，努力奋斗实现伟大的民族复兴。2015年8月30日，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日到来之际，华夏网组织工作人员来到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参观“伟大胜利 历史贡献——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主题展览”。　　

　　展览以“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为主题，全面再现了中国人民14年浴血抗战的不朽史诗。通过1170幅照片、2834件文物和大量视频影像，全景式展现了中华儿女冒着敌人炮火共赴国难，英勇抵抗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的光辉形象。一幅幅图片、一张张图表、一件件实物、一段段视频，吸引了大家的目光。大家时而驻足，掩面长叹;时而凝视，若有所思。并认真听取工作人员讲解，询问有关情况。

　　展览共分八个主题：“揭开世界反法西斯序幕”、“开辟世界第一个大规模反法西斯战场”、“中国共产党坚持正确抗战指导及敌后抗战”、“现代文明史上最黑暗的一页”、“彪炳史册的历史贡献”、“国际社会积极支援中国人民的正义战争”、“日本法西斯侵略者遭到彻底失败”、“携手世界各国共建持久和平”。各展区细致而又生动的描绘了从1931年9月18日夜，日本制造九一八事变，进攻东北军驻地北大营，炮轰沈阳城直到日军向八路军缴械投降的这段峥嵘岁月，令大家由衷赞叹，真切的感受到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取得伟大胜利的历史意义、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重要地位。震撼心灵、催人奋进。　　

 

　　“忠肝不洒中原泪, 壮志坚持北伐心。 百战新师惊贼胆, 三年苦斗献吾身。”

　　这首朱德司令的诗词，以跌宕昭彰的表述，书写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战中毁家纾难、舍生忘死的英雄情怀，更从侧面揭示出一个不容置喙的事实：在艰苦卓绝的中华民族抗战中——中国共产党无愧中流砥柱。

　　然而，近年来国内有些人在纪念抗战时却出现了一种奇怪现象，即极力拔高国民党正面战场的地位，渲染国民党抗战将领的作用，贬低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的重要性，大搞历史虚无主义。

　　对于这些别有用心奇谈怪论的影响绝不能小觑，必须坚决抵制。抵制的最好办法，莫过于理直气壮地如实说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战业绩，以科学的态度阐明中国共产党起到的伟大作用。

　　在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共产党人最早提出反法西斯的主张，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当局却同纳粹德国结成非常密切的关系。众所周知，1931年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侵占东北时，国民党政府采取“不抵抗”政策，中国共产党最早提出展开对日抗战。中共满洲省委在九一八事变第二天就号召武装抵抗，中共中央随即又发出武装抗日的宣言，并派干部在东北发动群众建立抗日游击队。1932年，以毛泽东为主席的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在江西瑞金正式对日本宣战，还宣布愿意同一切抗日的军队停止战斗一致对外，接着同冯玉祥领导的察绥抗日同盟军、福建人民政府建立过合作关系。这对促成全国抗日高潮形成起到了重要作用。

　　相反，国民党却对日本的侵略暴行“半推半就”，妥协退让，直接导致日本侵略者得寸进尺。他们侵占东北后又在1932年发动进攻上海的一二八事变，1933年大举进攻长城一线又兵临北平、天津城下，1935年又制造了想炮制“第二满洲国”的华北事变。当时中国面临着严重的劫难，恰如历代史书中所述的亡国景象一般——“天下有倒悬之急，生灵有累卵之危”!

　　自1935年共产国际七大确定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政策后，中共中央长征到达陕北即决定实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政策，随后将“反蒋抗日”的口号改为“逼蒋抗日”。1936年12月，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力劝下，张学良、杨虎城在西安对蒋介石实行“兵谏”。经过中共方面的大力斡旋，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国共双方达成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共识。试想，若无中共方面这些贡献，南京政府还坚持“先安内后攘外”而内战不息，哪里会有“兄弟阋于墙，而外御其侮”的局面?

　　1937年7月全面抗战开始后，国民党政府虽然进行抵抗，但在随后的几年内却经常出现动摇。除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率20多名中央委员、50多名将军以及数十万军队降日充当汉奸外，退到重庆的国民党中央也一再派代表同日本秘密议和，为此直至1941年12月都没有向日本宣战。

　　即令在宣战之后，国军的战绩也并不光彩!其在正面战场组织的22次会战，大多数都以失败告终。全面抗战之初，国民党政权拥有200多万正规军以及差不多相同数量的非正规军。面对几十万日军进攻，除了台儿庄一仗外，竟接连被人攻城拔寨，经过一年多的战略退却丧失了半壁江山。

　　此时，正是靠中共领导的军队深入敌后战场，以游击战拖住了侵华日军的后腿，才使其在1938年秋季以后在华停止了战略进攻。共产党在敌后进行的虽然是分散的游击战，总共作战却多达12万次!历史已经证明，这种积小胜为大胜的战法，正是对付日本侵略者的有效战法。

　　这种不拘一格、变化万端的战略战术，来自于毛泽东同志撰写的《论持久战》。在《论持久战》中，毛泽东还强调了“兵民是胜利之本”，主张革命将士和工农群众广泛践行“以正合，以奇胜”、“避实击虚”等军事奇谋，使得被日军侵占的人口达2亿的广大沦陷区，有1亿人口的地区被八路军、新四军解放。这是世界战争史上的奇特现象：侵略者的后方变成了另一个前线!若没有共产党建立的抗日根据地，正面战场怎么能继续坚持?

　　正如国防大学教授徐焰所说：“国民党当局当年污蔑共产党军队在敌后‘游而不击’和‘坐大’，此说根本违背了战争基本规则，即只有消灭敌人才能保存自己。八路军、新四军开创根据地后，日军自然感到后方受威胁，自1938年10月攻占武汉、广州后对正面战场只实施规模不大的‘压制战’，长期以在关内的约半数兵力进行‘治安战’，并以其特有毒辣实行了‘铁壁合围，纵横扫荡’等战术和杀光、烧光、抢光的‘三光政策’。敌后解放区通过粉碎一次次‘扫荡’，才能形成发展——缩小——再壮大的局面。上世纪90年代我在日本查过旧陆海军档案和战史丛书，里面有众多‘治安战’的记载并深感对中共游击战无奈的感叹。事实证明，八路军、新四军只有‘抗’方能‘大’，光‘坐’岂能变‘大’”?

　　1941年之后的两年间，敌后抗日根据地进入最困难的时期。八路军、新四军又实行军民一体打游击，华北敌后200余县提出的任务是一个县一天打死一个鬼子，每月便能毙日军6000人。解放区战场越战越强，发展为北起长城边、南至海南岛的全国19块地区。

　　据战后日本解密的档案和上世纪70年代蒋纬国主编的《抗战御侮》丛书记载，国共双方的战果几乎不相伯仲。此外，中共军队还担负了几乎对伪军作战的全部任务，这是因为日军将伪军基本都用于后方作战。　　

　　不过我们要知道，国民党政府抗战时长期保持着400万人的军队，掌握国内主要资源，并垄断国外20亿美元以上的援助，战争后期在武器装备上也不逊于日军。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至抗战胜利前夕的1945年夏天也才刚刚超过100万人，装备又非常简陋。如此看来，共产党领导的军队的作战效能要高得多。

　　况且，抗战的目的绝不单单是指抗击日本!若单以损敌数量来理解便太过狭隘。自古得民心者得天下，为政者又岂能单以“武略”夸耀于世?!还得看谁为治下的百姓带来了利益和福祉，谁更令万千生灵心悦诚服!　　

　　旧中国最严重的社会问题是农民的土地问题。全面抗战开始后，中共方面为团结国内各阶层包括开明士绅一同抗日，停止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实行孙中山提出、国民党却不能实行的政策──减租减息。抗战时期，八路军、新四军建立根据地的前提，便是发动农民向地主要求实行“二五减租”。广大人民群众目见此举雨露恩深、惠远泽长，才发自肺腑、全心全意的拥护共产党。甚至连华侨领袖陈嘉庚和美军驻延安观察组的许多人都公开表示“中国的希望在延安”。

　　可是国民党在敌后根据地却根本站不住脚，原因就在于他们贪婪狼戾、残暴不仁、竭泽而渔，对于各个阶层“饥则食，饱则弃”，简直如同饿虎，丝毫没有“务实为政，造福于民”的长久之计!　　

 

　　国民党当局在卢沟桥事变后虽改变政策实行了抗战，却仍是一个腐败和黑暗的政权，尤其是一直拒不进行社会改革，不改善民生，当权者还大发国难财。四大家族以特权暴富，卖官鬻爵。著名经济学者马寅初公开谴责蒋介石“不是民族英雄，而是家族英雄”，结果被关进上饶集中营。1942年，美国批准了2.5亿美元对华贷款，马上有0.8亿美元转存到孔氏家族在美国的私人账号上。国统区民众怨声载道，军心士气日益低落。在抗战胜利前夕的1944年至1945年初，国民党正面战场面对已是强弩之末的日军进攻，还出现了豫湘桂大溃败，丢失数省广大国土!这样的政权在战后很快被中国人民唾弃和推翻，也是历史的必然。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经过几十年的努力，将国民党留下的“一穷二白”的烂摊子变为一个“天翻地覆慨而慷”的繁荣国家。如今，中国生产总值已仅次于美国居世界第二位。这一辉煌业绩的奠基，离不开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文武兼济”的重要作用。

　　毋庸多说!当年中国人民的政治选择是对抗日战争史的最好诠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