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旭：抗战功劳谁与评说

---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回顾抗日统一战线的艰难形成过程

　　七十年前，1945年世界人类历史上的一场大厮杀结束了，中国大地上一场抵抗外敌入侵的拼命抗争胜利了!这是一场血与火的较量，这是一场正义与邪恶的较量，也是一场人类生与死的抗争，终于以正义战胜邪恶结局，这是人类历史的庆幸!中国人民战胜了日本军国主义，世界以美、英、俄、中为首的正义力量战胜了德、意、日等反动势力，取得了世界反法西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这是永远值得人类大庆特庆的!这些历史功劳属于谁?谁人予以评说?让历史见证，让人民评说!

　　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值得人们大书特书的，也值得世界人民永远怀念的!今天回忆起来，国共两党谁在这次抗战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有人说：中国共产党在抗战中起了中流砥柱的作用!中国共产党在华北、华中建立了辽阔的抗日民主根据地;在东北、华南，一直到海南岛，建立了广阔的抗日游击根据地。领导抗日军民对敌作战12.5万次，消灭日伪军171.4万人，其中日军52.7万人，缴获各种枪支69.4万余支，各种炮1800余门。阵亡军官158名(其中八路军114名、1名被国民党杀害，新四军44名、9名被国民党杀害)，其中包括时任八路军副总参谋长左权将军及彭雪枫将军【1】。也有人说：如果没有国军的正面抵抗、浴血奋战，中国人民早就当了亡国奴!据有关资料显示抗战期间，国民党军除1932年12.8淞沪抗战和1933年长城抗战 —— 即榆关、热河、长城三大战役外，自1937年7月至1945年8月之8年间，国民政府领导的正面战场作战共发动大型会战22次，重要战斗1117次，大小战斗38931次，伤亡官兵300余万(含投降人员在内)，校尉级以上军官阵亡17000余名，其中包括152将军(团级以下追晋少将军衔者未统计在内)其中包括8名上将，41名中将，71名少将。空军有6164名飞行员血洒长空，2468架战机被击落【2】。海军全军覆没，所有舰艇全部打光。国共两党抗战成绩的比较是：共产党抗击了全部侵华敌军共36个师团60万人的58%(35万人)，国民党仅仅抗击42%(25万人)。共产党又抗击了全部伪军62万人的90%以上(56万人)，国民党仅仅牵制伪军不足10%。就1943年6月份材料，日寇侵华全部兵力，共计27个半师团，15个独立旅团，两个独立骑兵旅团。如以两个旅团折合一个师团计算，共为36个师团兵力。其中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即八路军、新四军所抗击者为21个师团，占总兵力58%。国民党军队所抗击者为15个师团，占总兵力42%。此种比例，仅就分布状况计算：如按作战实情计算，则共产党军队所抗击者较上述数目还多些。至于海南岛、广九路区域共产党游击部队所抗击的敌军，尚未计算在内。这些功绩是历史事实，是谁也抹杀不了的!但有人泄私愤歪曲历史事实，把抗日功劳全部归功于国民党，全归功于蒋先生。说他是抗日“民族英雄”，而对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对共产党使尽歪曲污蔑之能事，真让人气愤至极!

　　蒋介石抗日，这一结论从来都是肯定的。但抗日是抗了，可还有一个抗得如何呢?是什么情况下才开始抗日呢?当日军鲸吞东北，蒋介石奉行“攘外必先安内”政策，作为一国领袖，作壁上观，直至东北全境沦陷。(有人说是“用空间换时间”，有这种换法吗?)。日军侵略华北，蒋却亲赴西安，督促张学良、杨虎城围剿积极抗日的红军，最终导致以“逼蒋抗日”为目的的“西安事变”爆发。这些史实说明蒋介石在抗战之初，首先选择的是剿共安内，事实上姑息了日本的侵略行径。如果没有后来的国共合作，没有全民抗战那将会是什么情况呢?所以，我们说：如果没有国共抗日统一战线团结全国人民的顽强抵抗是不可能取得八年抗战胜利的!如果没有中国人民东方战场的顽强抵抗第二次世界大战又将是另一番模样!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说：“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动力。”下面让我们来重点回顾一下中华民族抗日统一战线是如何形成的详细过程;

　　1919年，当积贫积弱的中国尚处于任人宰割的时候是中国人民自发地奋起反抗，暴发了轰轰烈烈的五四青年运动，是工人、市民，社会各阶层爱国人民积极支援学生运动才取得了这场斗争的胜利，那是自发的群众反帝爱国运动。

　　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12月25日中共湖南支部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太平洋会议(即华盛顿会议)宣传文件的精神，组织了长沙工人及各界群众近万人，举行游行，反对美、英、法、日等帝国主义召开损害中国主权的太平洋会议。

　　1922年6月便发表了《中共中央第一次对于时局的主张》，明确提出了建立各民主阶级联合战线的主张。7月，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制定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讨论了同国民党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问题，正式确立了建立民主联合战线的方针。【3】

　　1922年8月，中共中央召开西湖特别会议，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经过充分讨论决定，在孙中山改组国民党，使国民党成为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民主革命统一战线的条件下，共产党员可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实现两党的合作。

　　1923年3月29日中共湘区委领导省工团联合会、省学生联合会等团体，发起回收旅大运动，五六万人举行反日大游行，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否认二十一条”、“收回旅大”等口号，并向日本领事递交致日本政府警告书。

　　1923年6月，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接受共产国际执委会《关于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关系的决议》，决定全体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以建立各民主阶级的统一战线。孙中山接受了中共代表和共产国际代表的建议，同意国共合作，欢迎共产党员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员以个人身份参加国民党，决定联俄、联共，对国民党进行改组。

　　1923年8月29日毛泽东同志在《向导》周报第三十八期发表《英国人与梁如浩》一文，揭露北京政府督办梁如浩丧权辱国同英国人签订“续租”、“永租”威海卫草约行径。

　　1924年1月，在广州召开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宣言重新阐释了三民主义，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标志着国共第一次合作正式形成。这次国共合作促进了民主革命的发展，广泛地动员了工农群众，开创了民主革命的新局面，促进了北伐战争的顺利进军。

　　1924年至1927年大革命时期，是广大劳动人民涌跃支持第二次北伐战争才取得了胜利。中国共产党积极促成同中国国民党合作结成的革命统一战线。

　　1924年4月19日，中共中央局委员长陈独秀、秘书毛泽东联名发出中共中央第十三号通告，要求各地党和团的组织开展“五一”、“五四”、“五五”、“五七”纪念和宣传活动。喊出的口号是：否认“二十一条”，取消租界，废弃不平等条约等。后来便进入了第一次国共合作阶段。

　　1927年国民党右派发动的“四•一二”和“七•一五”反革命政变，标志着国民党右翼势力彻底背叛革命和第一次国共合作的破裂。

　　1931年9.18事变爆发时，张学良统帅30万奉系大军，加上蒋先生的直系部队20万共50万大军，张又拥有海军与飞机等装备，却不放一枪一炮，将东北大片国土躬手让给日本侵略者，促使日本军国主义将东北打造成侵略中国的军事基地。这难道说蒋先生作为总统没有任何责任吗?是张学良先生一人之责吗?看看蒋介石先生在日记中是怎么写的就略知一二：“日寇野心既一爆发，必难再收，东亚从此将无宁日矣。天灾频仍，匪祸纠缠，国家元气衰敝已极，虽欲强起御侮，其如力不足何!”这就是抗日英雄之言行?九一八事变日本侵占中国东北后，而中国共产党为建立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却进行了长期不懈的努力。

　　1932年4月14日中共临时中央发出《为反对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瓜分中国给各苏区党部的信》和4月15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发表《对日战争宣言》“正式宣布对日战争”，“以民族革命战争，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反对一切帝国主义瓜分中国，……”

　　1932年5月9日，毛泽东与项英等发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反对国民党出卖淞沪协定通电》，痛斥国民党的卖国行径，号召全国劳苦群众坚决起来进行民族战争，反对日本帝国主义……

　　而蒋先生1932年12月9日仍然在日记中写道：“剿除长江流域之赤匪，整理政治，为余之工作中心;如至不得已时，亦必先肃清赣匪以后，乃得牺牲个人以解决东北--此余深思熟虑经千百回而决定之方针也，国人知我心否?吾亦不暇计焉!”这难道是抗日英雄所为吗?

　　1933年1月17日，毛泽东、朱德与项英等发表宣言，宣布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入侵华北，首次提出在三个条件下与任何武装部队订立停战协定，共同抗日。三个条件是：(一)立即停止进攻苏维埃区域;(二)立即保证民众的民主权利(集会、结社、言论、罢工、出版之自由等);(三)立即武装民众，创立武装的义勇军，以保卫中国及争取中国的独立统一与领土的完整。

　　1933年4月15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副主席项英、张国焘，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发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与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宣言》指出：“日本帝国主义的继续进攻，完全瓜分中国的危险之空前增长，与整个民族危机的深入，……再作一次宣言”“在承认三个条件的原则下，中国工农红军准备与任何武装队伍订立停战协定，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

　　1933年5月28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兼全国工农红军总司令朱德联名发表《告闽粤白军士兵书》英勇的工农红军北上抗日，消灭占领华北的日本帝国主义的一切军队……

　　1933年6月10日，毛泽东和项英等发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否认国民党签订卖国协定通电》，号召广大民众起来反对国民党与日本帝国主义签订的华北停战协定(即《塘沽协定》)。

　　1933年9月6日，毛泽东、朱德和项英等发出《告全世界劳苦民众宣言》再一次向全国军队宣告：不论什么军队，只要赞成我们一九三三年一月十七日提出的三个条件，就可以和我们签订战斗协约，以便共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及其他帝国主义，来保护我们的民族生存和争取我们的民族解放。

　　1933年11月11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发表《为“中日直接交涉”告全国民众》书，再一次向进攻苏区的武装队伍提议，在三个条件下订立反日反蒋的战斗协定。

　　1933年11月20日，国民党第十九路军将领蔡廷锴、陈铭枢、蒋光鼐和国民党内一部分反蒋势力李济深等，发动福建事变，成立抗日反蒋的“中华共和国人民政府”，公开宣布同蒋介石决裂。后来，遭到了蒋介石的国军镇压失败。

　　1934年1月22日，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主席毛泽东致电东北人民革命军及抗日义勇军：“大会向你们英勇抗日的战士致热烈的革命的敬礼!大会对你们坚持进行着的抗日民族革命战争，表示无限的同情”。并提议订立共同抗日作战协定。

　　1934年6月19日，毛泽东主席和项英等发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为国民党出卖华北宣言》完全拥护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所提出的反章纲领：(一)坚决反对国民党整个的投降出卖政策;(二)全中国民众必须起来为保卫中国领土与独立而作神圣的民族革命战争;(三)号召民众直接参加反日战争与游击战争;(四)没收日本帝国主义者及卖国贼汉奸的财产;(五)中国必须立即完全对日绝交，动员整个海、陆、空军对日作战，立即停止进攻苏区及军阀战争。宣言强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号召一切真正愿意反对帝国主义不甘做亡国奴的中国人，不分政治倾向，不分职业与性别都在中国共产党这一反帝纲领之下团结起来，只有执行这个纲领，中华民族才能得到彻底的解放。”

　　同月，毛泽东主席和朱德司令员发表“告白军官兵书”，向国民党军指出：“救国家，救家乡、救你们自己的父母妻子，到北方去打日本真是我们中华好男儿保国卫民、立功于国家的时候了”。号召国民党军“不要打红军”，“两边互派代表，订立停战抗日同盟，联合一起去抵抗日本”。然而，国民党却发动了第五次大围剿。

　　1934年7月15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和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等人发布《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宣言》，又提出了五项抗日主张：“(一)坚决反对国民党政府出卖领土主权，反对‘中日直接交涉’，反对承认伪满洲国;(二)立即宣布对日绝交，宣布一切中日秘密条约和协定无效，动员全中国海、陆、空军对日作战;(三)武装全国民众，组织义勇军和游击队，直接参与抗日战争，积极援助东北义勇军和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四)没收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卖国贼的一切财产，停止支付一切国债款本息;(五)普遍地组织民众的反日团体。”

　　1935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又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再次明确表示只要国民党军队停止进攻苏区，实行对日作战，红军愿立刻与之携手，共同救国。宣言建议一切愿意参加抗日救国事业的党派、团体、名流学者、政治家和地方军政机关进行谈判，共同筹组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并呼吁各党派和军队首先停止内战，以便集中一切国力去为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而奋斗。

　　1935年9月27日，毛泽东主席在到达通渭县榜罗镇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着重讲了五个问题：“(一)日本侵略北方的严重性;(二)陕北根据地和红军状况;(三)北方可成为抗日新阵地的经济、政治条件;(四)避免和国民党军作战，迅速到陕北集中;(五)严格整顿纪律，充分注意群众工作，宣传我军北上抗日的意义，注意扩充新战士。”把一切为了抗日列为了首要任务!

　　1935年11月13日，中共中央发表了《为日本帝国主义并吞华北及蒋介石出卖华北出卖中国宣言》。宣言指出：中国工农红军到达陕北，“将开始以中国工农红军为主力的民族革命战争的新历央阶段”。“一切抗日反蒋的中国人民与武装队伍，不论他们的党派、信仰、性别、职业、年龄有如何的不同，都应该联合起来，为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与蒋介石国民党而血战”。

　　1935年11月25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对《红色中华》报记者发表谈话说：“我们中国人有力量来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强暴侵略与并吞”。“ 苏维埃中央政府领导全国唯一反帝的主力工农红军，并号召全国民众总动员起来，武装起来，抗日反蒋”。

　　1935年11月28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发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抗日救国宣言》。宣言指出：“在亡国灭种的前面，中国人民决不能束手待毙。”“现在正是要求我们全国人民有力出力，有钱出钱，有枪出枪，有知识出知识，大家团结，大家奋斗，以誓死的决心以对付中国人民公敌的时候。”宣言指出：“不论任何政治派别，任何武装队伍，任何社会团体，任何个人类别，只要他们愿意抗日反蒋，我们不但愿意同他们订立抗日反蒋的作战协定，而且愿意更进一步地同他们组织抗日联军与国防政府。”并提出了十大纲领。

　　1935年11月，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司令员彭德怀、政治委员毛泽东、政治部主任王稼祥等九人联名发表《告围攻陕甘苏区的各部队官长与士兵书》，提出：“只要你们不打红军和陕甘苏区，我们愿意和你们互派代表，订立抗日作战协定，并组成抗日联军与国防政府，联合起来，打日本救中国。不论是哪一派的军队，不论是一军一师或者一连一排，不论从前有没有打过红军或苏维埃区域，我们为着贯四年来的抗日救国的主张，都一律欢迎同我们联合起来抗日。”

　　1935年12月5日，毛泽东与彭德怀致信杨虎城说：“盖日本帝国主义实我民族国家之世仇，而蒋介石则通国人民之公敌。”“是以抗日反蒋，势无偏废。建义旗于国中，申天讨于禹域，驱除强寇，四万万具有同心，诛戮神奸，千百年同兹快举。鄙人等卫国有心，剑履俱奋，行程二万，所为何来，既达三秦，愿求同志。倘得阁下一军，联镳并进，则河山有幸，气势更雄，减少后顾之忧，增加前军之力。等”

　　1935年12月10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发表《对内蒙古人民的宣言》，号召内蒙古人民起来抗日反蒋，……

　　1935年12月，中共中央在瓦窑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从理论和政策上正式确立了中国共产党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的总路线，提出“党的任务就是把红军的活动和全国的工人、农民、学生、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的一切活动汇合起来，成为一个统一的民族革命战线”。瓦窑堡会议后，共产党一方面积极促进一二九学生运动后全国人民中日益高涨的抗日救亡运动的浪潮，另一方面尽可能地向国民党上层领导人和军队将领宣传共产党的抗日主张。

　　1935年12月27日，毛泽东在瓦窑堡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进一步阐明中央政治局瓦窑堡会议精神，关于建立广泛的民族革命统一战线问题。

　　1936年1月1日，毛泽东与周恩来复电彭德怀，就组织抗日联合力量问题强调：“要处处表示我们诚意。只要其加入抗日，一切条件无不可以磋商。”

　　1936年1月19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告以国民党军第84师师长高桂滋谈判合作抗日问题，信中说：“居今日而言，抗日讨卖国贼，非有广大之联合战线不为功，此不但在国内者为然，即在国际者亦然。”“嘤其鸣矣，求其友声，暴虎入门，懦夫奋臂，谁谓秦无人而曰甘受亡国奴之辱乎?寇深情急，竭意进言，惟阁下熟思而审图之。”

　　1936年1月20日，毛泽东关于同东北军谈判问题致电彭德怀即转李克农，提出：“向彼方表示在抗日反蒋基础上我方愿与东北军联合之诚意，务使进行之交涉克抵于成。”

　　1936年1月25日，毛泽东和周恩来、彭德怀等二十位红军将领联名发出《为红军愿意同东北军联合抗日致东北军全体将士书》，指出：“中国苏维埃政府与工农红军是愿意与任何抗日的武装队伍联合起来，组织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去同日本帝国主义直接作战的。我们愿意首先同东北军来共同实现这一主张，为全中国人民抗日的先锋。”并提出关于组织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的具体办法，建议互派代表共同协商。

　　1936年2月24日，毛泽东和彭德怀向各军团、各师、各团首长发出为粉碎晋绥军进攻及争取在山西发展抗日根据地的训令。

　　1936年3月1日，总司令彭德怀、总政治委员毛泽东发出：《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布告》提出：“一切爱国人士，革命仁人，不分新旧，不分派别，不分出身，凡属同情于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者，本均与之联合，共同进行民族革命之伟大事业。”“本军主张停止一切内战，红军、白军联合起来，一致对日，”“以一当十，是我精神;以十当一不，是我实力。”

　　1936年3月4日，毛泽东、彭德怀致电秦邦宪提出与南京当局谈判的意见转达张学良：“一、停止一切内战，全国武装不分红白，一致抗日;二、组织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三、容许全国主力红军迅速集中河北，首先抵御日寇迈进;释放政治犯，容许人民政治自由;五、内政与经济上实行初步与必要的改革。”

　　1936年3月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在石口继续举行，毛泽东发言指出：中央提出的：“国内革命战争与民族战争联系起来”。“ 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红军集中河北”，“争取迅速直接对日作战”，这些口号是正确的。

　　1936年3月29日，毛泽东、彭德怀、周恩来发布《中国人民抗日红军西北军事委员会为一致抗日告全国民众书》，“要求停止一切内战，不分红军、白军，共同一致，联合抗日。”

　　1936年4月1日，为贯彻中共中央政治局晋西会议精神，为执行党中央争取迅速对日作战的决定，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和副主席周恩来、彭德怀发布关于红军改编训令：“将第一方面军全部改为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第一军团改为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第一路军，第十五军团改为第二路军”。

　　1936年4月5日，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中国抗日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发表《为反对卖国贼蒋介石阎锡山拦阻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东下抗日捣乱抗日后方宣言》

　　1936年4月9日毛泽东和彭德怀致电张闻天，指出：“无疑的，日本正企图用反共统一战线来击破我们的反日统一战线。此时，我们应紧握反日统一战线去击破日本反共的统一战线。因此，我们的基本口电不是讨蒋令，而是抗日令。”

　　1936年4月11日，毛泽东和彭德怀通报了周恩来同张学良会谈结果，达成了一致抗日的八条意见。

　　1936年5月5日，中国共产党向国民党政府发出《停战议和一致抗日》的通电，将“抗日反蒋”政策转变为“逼蒋抗日”政策。8月25日，中共中央公开发表《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信中再次呼吁停止内战，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1936年6月1日，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中国抗日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发出布告，向全国人民、党派团体、军队提出救国救民二十条，其中包括：“全国工农商学兵团结起来抗日救国;停止内战，不分红军、白军，一致抗日;全国各党各派各团体创立抗日人民联合战线;召集全国抗日救国代表大会，成立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联俄联共，一致抗日，取得中华民族的解放和独立……全国人民武装起来一致对日作战等。”

　　1936年6月12日，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中国人民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发表《为两广出师北上抗日宣言》对两广事变表示支持，再次提出要立刻召集全国抗日代表大会，实现八条抗日纲领。

　　1936年6月20日，中共中央发出致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书，再次提议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指出：“只要你们立即停止进攻红军和苏区，立即动员全国对日抗战，并实现民主自由与制裁汉奸，我们和红军不独不妨害你们抗日，而且用一切力量援助你们，并愿和你们密切合作”等。

　　1936年7月16日，毛泽东同美国记者斯诺谈话时说：“中国战胜日本帝国主义，要有三个条件：第一是中国抗日统一战线的完成; 第二是国际抗日统一战线的完成;第三是日本国内人民和日本殖民地人民的革命运动的兴起。这三个条件中，中国人民的大联合是主要的。”

　　1936年8月10日，毛泽东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作国共两党关系和统一战线等问题的报告时指出：“民众抗日已经冲破蒋介石的压迫，但是还没有冲破蒋介石的最高界限，即还没有实现民主。蒋介石总是说先统一，我们则要求他先给抗日的民主。‘抗日必须反蒋’的口号，现在已不适合，要在统一战线下反对卖国贼。”

　　1936年8月25日，《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呼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实现国共两党重新合作。“我们赞助建立全国统一的民主共和国”

　　1936年9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逼蒋抗日的指示》，指出：“目前中国的主要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把日本帝国主义与蒋介石同等看待是错误的，‘抗日反蒋’的口号也是不适当的。”“我们的总方针应是‘逼蒋抗日’。在逼蒋抗日的方针下，并不放弃同各派反蒋军阀进行抗日的联合。”

　　1936年9月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中央关于抗日救亡运动的新形势与民主共和国的决议》，指出：“中央认为，在目前形势之下，有提出建立民主共和国口号的必要”，这是团结一切抗日力量的最好方法，也是从广大人民的民主要求产生出的最适当的统一战线的口号。

　　1936年10月15日，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苏维埃主席毛泽东向苏维埃新闻社发表谈话，指出：“苏维埃中央政府与人民红军军事委员会现已发布命令：(一)一切红军部队停止对国民革命军之任何攻击行动;(二)仅在被攻击时，允许采取必需之自卫手段;(三)凡属国民革命军，因其向我进攻而被我缴获之人员、武器，在该军抗日时一律送还，其愿当红军者欢迎;(四)如国民革命军向抗日阵地转移时，制止任何妨碍举动，并须给以一切可能之援助。”

　　1936年10月26日，毛泽东和朱德等四十六人联名发出《红军将领给蒋总司令及国民革命军西北各将领书》，要求“立即停止进攻红军并与红军携手共赴国防前线，努力杀贼，保卫国土，驱逐日寇，收复失地。”并要求开展国共谈判抗日事宜。

　　1936年11月28日蒋介石先生仍然在日记中写道：“张学良要求带兵抗日，而不愿剿共，此其做事无最后五分钟之坚定也。”仍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顽固立场!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被逼无奈发动了轰动中外的西安事变，中国共产党迅速确定了和平解决的方针，并应张学良、杨虎城的邀请，派周恩来、叶剑英等人赴西安谈判，迫使蒋介石接受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等6项条件，促进了国共两党合作的实现。

　　1937年2月10日中共中央又致电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提出五项要求：停止内战，一致对外;保障言论、集会、结社之自由，释放一切政治犯;召开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代表会议，集中全国人才，共同救国;迅速完成对日作战之一切准备工作;改善人民生活。同时提出四项保证：如果国民党将上述五项要求定为国策，共产党愿保证停止武力推翻国民党政府的方针;工农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特区实行彻底的民主制度;停止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

　　1937年2月中旬至7月中旬，中国共产党代表周恩来、秦邦宪(博古)、叶剑英、林伯渠等与国民党代表蒋介石、宋子文、顾祝同等，先后在西安、杭州、庐山进行了多次关于国共两党合作抗日的谈判。但因国民党方面坚持取消共产党组织上的独立性，取消红军，取消革命根据地的主张，双方没有达成协议。

　　1937年7月7日，日本侵略军向北平西南的卢沟桥发动进攻，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七七事变。七七事变的第二天，中共中央发布通电号召全中国军民团结起来，抵抗日本的侵略。7月15日，中共中央将《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送交蒋介石。《宣言》提出发动全民族抗战、实行民主政治和改善人民生活等三项基本要求，重申中共为实现国共合作的四项保证。17日，中共代表周恩来等在庐山与蒋介石继续谈判。同一天，蒋介石发表了准备抗战的谈话。

　　1937年8月13日，日军大举进攻上海(八一三事变)，扬言3个月灭亡中国。由于国民党统治的中心地直接受到威胁，8月14日国民政府发表《自卫抗战声明书》。8月中旬，中共代表周恩来、朱德、叶剑英同蒋介石等就发表中共宣言和改编红军问题，在南京举行第五次谈判，蒋介石被迫同意将在陕北的中央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简称八路军)。

　　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同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建立的合作，即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从1937年8月，中共中央在陕北洛川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提出了争取抗战胜利的全面抗战路线。8月25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布命令，中央红军改编为八路军，任命朱德、彭德怀为正、副总指挥，开赴华北抗日前线。10月间，又将在南方十三个地区的红军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简称新四军)，任命叶挺为军长，项英为副军长，张云逸为参谋长，开赴华中抗日前线。在共产党的催促下，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23日，蒋介石发表谈话，实际上承认了共产党的合法地位。至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第二次国共合作开始，即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成立。国民党军队开始了真正的正面战场上的浴血抗日战争; 接受改编后的中共八路军、新四军则深入敌占区开展了深入持久的、残酷的抗日战争。 如果没有国共合作抗日统一战线，中国的抗日战争是不可能在八年时间内取得抗战胜利的!

　　注释：【1】数字引自网上有关抗日文章

　　【2】数字引自网上有关抗日文章

　　【3】以下有关资料引自《毛泽东年谱》

　　作 者：中华圆梦公益网评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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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6.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