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宏良：同时挂在天上的太阳和月亮

 

 

 

 

　　冰炭不同器，寒暑不同时，水火不相容，日月不并举。这是颠簸不破的宇宙真理。可是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却把太阳和月亮同时挂在了天上，让一个人同时站在了南极北极两个地方。

　　中国左翼对《决定》普遍的反映比较满意，包括那些专门迎合极端情绪的左翼写手都表示满意，虽然在满意后面不忘记加上一个“但是”，以便能够继续获得极端情绪的认可;中国右翼对《决定》更是喜上眉梢，一些著名的反共大佬不断发文高调赞扬《决定》，赞美《决定》足可以载入中华辉煌史册。西方媒体对《决定》的反映更加欢欣鼓舞，美国《华尔街日报》和英国《金融时报》等西方媒体一致认为，三中全会公报让人失望，而三中全会《决定》则把三中全会公报的雾霾一扫而光，英国《金融时报》还专门强调，整个西方舆论对中共三中全会《决定》是众口一词地称赞，而不是部分媒体也不是绝大部分媒体称赞。中共中央决定能够得到国内外各种政治力量的普遍认可，这是多年来绝无仅有的罕见现象，尤其是在当今中国社会极端撕裂的情况下，能够获得各方认可更是极其难得。许多人把这种现象称之为是《决定》能够求取左右最大公约数的结果，反映了当今中国领导人极高的政治智慧。

　　倘若真的如此，的确是中华民族一大幸事，中华民族只有克服了内部撕裂，才有可能实现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否则，如同现在这样继续扩大两极分化，继续撕裂整个社会，中华民族的复兴梦就只能成为黄粱美梦。所以，我们的确希望这是求取最大公约数的结果，可是仔细观察就会发现，《决定》能够获得各种政治力量认可，并非是形成了左右之间最大的政治公约数，而只是不可调和矛盾的暂时平衡。这种不可调和矛盾的暂时平衡，一方面，是因为长期以来中国左翼与国内外颠覆势力的殊死搏杀，不仅保住了共和国免遭苏联东欧和中东北非的悲惨命运，越来越多地唤醒了中国人民，同时也在逐步唤醒党内体制内的健康力量，致使中国极右势力已经无法像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那样，在一夜之间将左翼力量一网打尽;另一方面，也是更主要的原因，就是中国左右等各种政治力量的兴奋点并不在同一个层面上，左翼和右翼对《决定》的认可，并非是看到了自己的政治殿堂，而是看到了对方的历史坟墓。

　　首先，就党政关系和政府与市场关系这两个改革根本点来说，左翼赢得了党政关系，右翼赢得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无论对于左翼还是右翼来说，都是前所未有的历史性胜利。

　　对左翼来说，最重大的政治胜利，就是强调30多年的党政分开被加强党对改革的领导所取代。这是十八届三中全会最不为人注意而又是最石破天惊的地方。党政分开是邓小平为防止改革逆转最重要的制度安排，无论这个制度安排是来自于邓小平的本意还是被利用，都是堪称绝杀的精妙招数。在市场经济道路和市场化改革方向已经确定的情况下，实行党政分开只能让拥有全部国家资源和财富的中国政府，沿着西方设定的市场化道路奔跑。特别是为中国改革出谋划策的政治、经济、法律等各方面精英全都来自于西方培养的情况下，能够填补党政分开缺口，对中国改革起领导作用的，只能是美国等西方垄断资本集团。

　　最重要的还不仅这些，而在于一旦中国落入灾难陷阱，有能力带领中国人民重返社会主义道路的政治力量，只有中国共产党。只有把中国共产党与政府分开，把中国共产党变成欧洲中世纪封建集团那样“多余的政治集团”，彻底丧失历史合法性，才有希望动员整个社会力量，终结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一旦结束了中国共产党的统一领导，解体中国将易如反掌;只要中国解体，所有贪官污吏和强盗富豪攫取的天文数字的巨额资产，将永远成为子孙后代的合法资产。虽然中国人民还没有看到最终的悲惨结局，但是从中国生产、美国消费的“中美国”殖民经济共同体中，从中国断绝子孙后代生存基础、变现全部资源而将财富送往西方的财富大转移中，却已经实实在在地看到了党政分开的必死方向。

　　所以，如同当初通过法国大革命推翻了皇帝的法国人民又把皇帝桂冠重新戴在拿破仑头上一样，作为中国人民根本利益代表的中国左翼力量，同样呼吁必须恢复和加强党对改革的统一领导，把改革纳入社会主义轨道，实现国家的独立自主和和人民的共同富裕。在这样的政治背景下，三中全会放弃党政分开这个历届党代会的一贯口号，首次提出要加强党对改革的统一领导，不仅是要加强党中央对改革的统一领导，还要加强各级党委对本单位改革的统一领导，就绝非是一般改革路线的转变，而是会最终扭转和否定市场化改革的根本方向。这是由共产党统一领导的内在逻辑决定的。

　　无论当今中国共产党是否已自觉意识到加强党对改革的领导意味着什么，但是只要沿着这条道路走下去，历史发展的客观逻辑就一定会否定市场化改革方向。道理很简单，市场竞争的本质就是弱肉强食、优胜劣汰，扩大两极分化，把整个社会撕成碎片，莫说是民族复兴没有希望，就是中华民族的存续都会成为问题。所以，只要坚持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改革道路，最终肯定会否定弱肉强食的市场经济。这就是中国左翼感到自信和满意的地方。

　　一般太阳升起的地方不可能同时看到月亮。然而三中全会却把太阳和月亮同时挂在了天上。中国左翼感到满意，与左翼不共戴天的极端右翼同样满意，并且满意的逻辑与左翼完全相同。右翼同样认为，只要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什么社会主义共同富裕、坚持共产党的领导等等，就统统都会风流云散。右翼抓住了三中全会另一个核心表述，在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上，让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这是比放弃党政分开原则更加石破天惊的地方，也是国内外右翼势力对三中全会《决定》一片欢呼的地方。由此他们看到了中国左翼、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历史坟墓。

　　其一，所谓政府和市场的关系，说穿了就是政府和资本的关系，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也就是发挥资本的决定性作用，在基本经济制度上与西方并轨，形成堂而皇之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其二，也是更为重要的是，如同前面所言，市场竞争的本质就是弱肉强食、优胜劣汰，结果必然是越来越两极分化，把整个社会推入动荡深渊。其三，市场经济和宪政制度，是同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如同一枚硬币的两面那样不可分割。宪政制度是适应市场经济逐步形成的政治制度，是市场经济内生的政治制度，搞市场经济就不可能拒绝宪政制度，否则不仅市场经济一片混乱，拒绝者在客观上也会成为反动派。这就是中国执政集团在道义上总是输给资本家和西方国家的根本原因。虽然中国共产党意识到了采用西方政治制度是一条亡党亡国的历史邪路，却没有意识到采用西方经济制度同样是一条亡党亡国的历史邪路，并且两者完全是同一条道路。

　　可见，在政府和市场关系这个问题上，中国极右势力与中国左翼力量看得同样深刻，糊涂者只是中国共产党。只有中国共产党才会天真地以为，娶媳妇可以只娶前脸而放弃后背，只把媳妇的前脸迎进洞房而把后背关在洞房外面。历史已经证明，全盘采用西方市场经济制度而拒绝西方政治制度是根本不可能的。市场经济绝不仅仅是一种经济制度，同时也是一种生活方式特别是一种价值观，按照市场经济的价值观来衡量和改革社会主义和中华民族，社会主义和中华民族就肯定是一无是处，除了全盘自我否定之外没有任何活路。这就是国内外右翼势力越看《决定》越高兴的地方，《决定》的改革细节几乎处处透露着市场经济的价值观标准。

　　总之，左翼力量的自信来自于《决定》中党对改革的领导，右翼势力的自信来自于《决定》中市场的决定性作用;他们分别从各自的客观逻辑中看到了对手的政治坟墓。

　　在此，我们需要特别强调指出的是，随着虚拟经济的发展，以证券市场为核心的现代市场体系，正在客观上形成一套兼具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双方优点的完美调节体系，能够自动地实现经济均衡发展和产业自动升级，特别是预期决定价格的变化，能够自发地调节未来供求关系相适应，并且是无成本调节，克服了以往危机调节的巨大资源和财富的浪费，市场的确具有不用质疑的决定性作用。但是，虚拟经济的市场调节体系与虚拟经济的另一产物社会占有制是联系在一起的，并且仅仅限于资源配置领域而不是财富分配领域，与资本主义实体经济中的的所谓“市场”，完全是不同性质的两个概念。虚拟经济时代完美的市场调节体系，是与与精英经济相对立的大众经济制度的根本标志，是人类文明由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飞跃的伟大进步。也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向整个世界贡献的伟大政治文明之一。但是，这与眼下右翼欢呼的市场决定性作用完全风马牛不相及，完全不是同一个事物。

　　其次，在国家安全和改革开放的问题上，左翼赢得了党和人民对国家安全的高度重视，右翼赢得了更大规模改革开放的历史权力。当今中国的国家安全与西方主导的改革开放，本来是互不相容的对立事物，国家安全问题的日趋严重，本身就是西方主导的改革开放的结果，可是这两个彼此对立的事物却同时出现在《决定》之中，这种日月同时挂在天上的矛盾现象，反映了处于崛起或毁灭十字路口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华民族的犹豫和彷徨，反映了社会上日益激烈的爱国主义和卖国主义的斗争，已经反映在党内并已接近最后抉择的白热化程度。

　　在分析这个问题之前需要首先说明的是，中国政治生活一大特点，就是每一个重大政治词汇都具有词典和现实政治的双重含义，这双重含义之间不仅互不搭界，甚至完全相反。改革开放含义的演变就是典型。最初改革开放意味着对过去的否定和对未来的憧憬，后来则被右翼势力赋予了特定含义，改革变成抢劫代名词，开放变成卖国同义语。改革开放的标准完全是西方国家的固有规则，这种按照西方规则进行的改革开放，我们就称之为是西化式改革或者西方主导的改革开放。由于西方主导的改革开放从内外两个方面越来越严重地威胁到国家安全，所以国家安全逐渐变成了对改革开放进行纠偏的特殊警示。这就是左翼呼吁关注国家安全而右翼不承认国家安全有问题的原因。

　　十八届三中全会之所以要成立国家安全委员会，强调国家安全战略，是因为当今国家安全问题已经从诸多方面日益严重地暴露出来——美国已完成了对中国的军事包围，控制了中国能源和贸易的所有海上通道，百分之六十的军事力量在向中国周边集中，东海南海等周边矛盾越来越尖锐复杂，有史以来中华民族第一次遭受到亚洲诸弱的蚕食;中国富豪和国际垄断资本持续30多年的掠夺性开发，已经掏空了中国未来发展资源，未来发展资源枯竭，环境濒临崩溃，将断绝子孙后代的发展基础，不仅自然资源濒临崩溃，构成人类社会发展的三大资源——自然资源、道德资源、组织资源——全都濒临崩溃，中国抗拒外来冲击的基础和能力空前脆弱;八十年代为讨好美国等西方国家自我摧毁的国防工业至今没有完全恢复起来，重刑武器和战略武器仍然停留在七十年代那个水平;国内达到极端的两极分化，以及数千万工人下岗，数百万妇女被逼良为娼，废除教育、医疗、住房、养老等社会福利和保障制度，股市大规模制度性政策性抢劫，遍及全国的暴力强拆等等，这一次又一次超越英国“羊吃人”时代的残酷掠夺，已经把整个中国变成了一座会随时喷发的巨大火山，迫使中国不得不把维稳变成压倒一切的头等任务;特别是中国内部出现了誓死要把中国毁灭的强大力量——文化精英为主体的汉奸势力、政治精英衍生出的贪腐势力、经济领域形成的买办势力，这三大势力的家族利益已经与国家民族利益不共戴天，只有推翻共和国解体中华民族，他们的子孙后代才能安享天文数字的巨额资产，而这三股势力目前又处于中国主流地位，把人民大众越来越强烈的爱国主义踩在脚下，随时会把中国变成目前仍然动荡血腥的中东北非，看一下互联网各大门户网站就会发现，卖国主义对爱国主义的极端专政，已经成为当今中国的舆论常态……总之，如果中国再不重视国家安全问题，必然会重蹈第一次改革开放洋务运动的覆辙——为他人做嫁衣裳，把整个中国变成美国等西方国家的肥大猪羊。

　　这就是十八届三中全会强调国家安全的背景和意义。这就是中国左翼为国家为人民些许感到安慰的地方。

　　中国左翼看到的东西，中国极右势力同样看到了。既然国家安全问题是改革开放的道路选择失误造成的，那么只要继续扩大这种失误，让改革开放继续沿着错误道路走下去，改朝换代和解体中国的战略目标就一定能够实现。所谓改革不彻底，就是这种战略的经典表达。本来，当今中国国家安全、社会矛盾以及各方面种种危机，主要是改革开放的选择失误造成的，如地方保护主义、利益集团、两极分化等问题，完全是放权让利改革和纵容资本的结果，根本不是什么原有体制改革不彻底遗留下来的问题，只要正视和承认这些问题是改革本身失误造成的，及时纠正这些改革失误，解决起来并不十分困难。可是，中国极右势力却把改革本身造成的诸多问题，统统说成是原有体制改革不彻底造成的，而所谓原有体制改革不彻底，已经成为改变社会主义根本制度和放弃共产党领导的代名词。正是因为极右势力把改革开放赋予了特定含义，把它与国家独立自主、社会主义共同富裕和共产党统一领导对立起来，与中国共产党倡导的改革开放和一般词典上的改革开放，已经完全风马牛不相及，所以“改革开放”才成为海内外所有反共反华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政治力量的统一旗帜，一听到“改革开放”便雀跃欢呼，把反共反华反社会主义的希望，全部寄托在了“改革开放”身上。

　　这就是极右势力对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三中全会《决定》热烈欢呼的原因。虽然十八届三中全会如同十八大一样，为改革开放加上了社会主义的前缀和限制词，但是右翼势力十分清楚，在没有找到取代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模版之前，任何限制词都没有实际作用，市场化改革有其自身逻辑，市场化改革的轨道和方向，是几百年来西方发达国家早就铺设好了的，不是增加几个限制词就能够改变的。所以，国内外极右势力的兴奋是十分清醒和有充分根据的。多年来极右势力通过挂羊头卖狗肉，赋予改革开放以特定的政治自杀含义，成功绑架了被中国共产党视为“决定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又一场深刻革命”的改革开放，把中国推上了内忧外患的危险道路。此前中国共产党也曾意识到这个问题，江泽民在位时曾经多次强调必须区分两种截然不同性质的改革，防止改革开放变成彻底否定社会主义和彻底否定共产党领导的口号。但是，由于没有获得人民群众的有效支持，没有找到替代市场化改革的正确方向，江泽民的警告和呼吁没有引起任何反响，中国改革开放依然沿着国内外极右势力事先铺设的轨道向前滑行，越来越接近动荡深渊。如果中国共产党仍然不能对改革开放做出有利于民族复兴的全新解释，或者说中国左翼仍然不能帮助共产党做出这种全新解释，那么中华民族的解体悲剧将不可避免。

　　由此可见，中国左翼和右翼从不同方面分别抓住了问题的实质。左翼抓住了国家安全问题，只要抓住不放，就一定会彻底粉碎极右势力，回归社会主义，复兴中华民族;同样，右翼只要抓住改革开放的固有逻辑不放，就一定能够终结共产党领导，推翻共和国制度，解体中华民族。最有意思的是，最清醒坚定的那些左翼人士和最清醒坚定的那些右翼人士，全都坚信三中全会肯定会沿着自己的判断向前发展，全都坚信对手将会由此走进坟墓。

　　虽然单纯从逻辑上来讲的确如此，但是中国右翼忽略了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改革开放的人心基础已经完全改变了，改革开放不再是八十年代初期那样鼓舞人心的美好向往，而已成为老百姓最恐惧的概念。对众多老百姓而言，改革就是涨价，改革就是下岗，改革就是强拆，改革就是股市掠夺，改革就是失去教育、医疗、住房、养老等原来免费的福利保障，改革就是老板成为随意处置员工的老天爷，领导成为决定下属命运的万能上帝……无论怎么改来改去，改革对象却始终没有离开老百姓，每一轮改革都变成了极少数富豪对老百姓的掠夺。中国老百姓对改革的恐惧已经超过了对任何事物的恐惧，老百姓最大的愿望，就是对目前这种专门改革老百姓的改革，进行彻底改革。这种民意基础的改变，必将迫使执政党摆脱极右势力在改革开放问题上的长期绑架，除非是共产党想要重蹈国民党的老路，否则必然会结束这种政治绑架。

　　第三，左翼赢得了理论层面的期货胜利，右翼赢得了制度层面的现货胜利。细览三中全会公报和决定就会发现，在理论、纲领等决定未来中国命运的根本问题上，诸如坚持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文化领导地位，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坚持社会主义共同富裕道路，坚持维护国家安全和战略利益等方面，基本采用了中国左翼的政治主张;而在一些具体制度层面上，诸如劳教制度、户籍制度、审批制度等方面，则接受了右翼势力长期斗争的要求。

　　由于期货是虚的尚未兑现的东西，而现货则是实实在在触手可摸的，所以左翼右翼在这个问题上的反应，与前面两个问题上的反映有所不同。左翼内部许多群众被长期“打左灯向右拐”的理论骗局弄怕了，担心这一次的理论期货仍然不能兑现，对十八届三中全会的社会主义改革方向有些狐疑，采取了观望态度。而对于“有奶就是娘”的右翼来讲，已经到手的实实在在的现货，则更加刺激起了他们对未来的必胜信念。其实，稍加分析就会知晓，就社会发展规律来说，理论、纲领等战略因素，才是决定社会发展方向和道路的根本性因素;相反，各种具体制度等战术因素，是随时可以改变的，根本不能决定社会发展的方向和道路。况且仔细研究就会发现，一些具体制度的改变，只不过是资本集团对官僚集团的胜利，是官僚集团向资本集团的让步，并未涉及到老百姓的根本利益。如废除劳教制度，只不过是剥夺了地方官僚一大权力，为附属于资本集团的法律党增加了一个新的巨大业务群体，老百姓并没有损失什么。劳教制度本来就是文化大革命废除的制度，八十年代初才打着旗号恢复起来，现在废除恰恰证明文革的这些做法是正确的。

　　大家一定要记住，当今中国是双重矛盾，既有官僚集团与资本集团之间的矛盾，也有官僚集团和资本集团与人民大众之间的矛盾，也就是美国人民所讲的99%与1%之间的矛盾；后者是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无论是官僚集团对资本集团的胜利，还是资本集团对官僚集团的胜利，都不是人民大众的胜利;人民大众的胜利只有一条，就是大众民主和共同富裕——政治上的大众民主和经济上的共同富裕。具体到当今中国，要实现大众民主和共同富裕的一个根本保障，就是国家安全，否则“覆巢之下没有完卵”，没有了国家和民族利益，也就没有了人民利益。中国左翼把人民利益和民族利益一肩挑的特殊状况，决定了当今中国政治的极端复杂性，人民利益既与官僚集团和资本集团的利益根本对立，又在某种情况下与官僚集团和资本集团的利益相重叠，如果只看到对立而否认重叠或者只看到重叠而否认对立，都会走向错误极端，违背人民根本利益。

　　本届三中全会对官权的压缩就是典型。左右双方在不同层面上的各自胜利，并非是对彼此对手的胜利，而是左右双方分别对官权的胜利。在党政关系上加强党的领导，压缩的是官权；在政府和市场关系上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压缩的同样是官权。是改革开放以来左右双方第一次不约而同地共同挤压官权。中国改革从开始到三中全会之前，一直是放权让利的改革，这是导致地方官权泛滥的根本原因。官权泛滥既在一定程度上妨碍了民族资本的发展，又对人民大众造成愈来愈大的祸害，也是汉奸势力蓬勃发展的客观原因。早在多年之前我们就强烈呼吁，中国改革的正确逻辑应该是：发展大众民权，加强中央集权，限制外来洋权，打击地方官权。这个逻辑既是社会主义性质决定的，也是中华民族复兴的任务决定的，更是解决当今社会问题的关键环节。只是以往放权让利的改革，本质上是官权主导的改革，官权不仅不会受到打击，反倒越来越大，具体表现就是国务院和地方政府除了不能处置军队之外，几乎拥有了处置所有资源的权利，这是当今中国资源、环境、社会和国家安全失衡的一个重要原因。现在，官权遭到来自执政党和市场两个方面的挤压，很难说不是一件好事情。

　　我们专门强调这个问题是想告诫人们，三中全会资本集团从官僚集团手里剥夺的那些东西，并非是什么“政左经右”，更不是什么“打左灯向右拐”，而公有制、共同富裕、国家安全——还有下一步我们要努力争取的大众民主——才是社会主义的根本因素，才是人民大众的根本利益。至于一些人担心三中全会的理论期货能不能变现，其实这个问题并不仅仅取决于共产党，取决于党中央，取决于习近平主席，而是取决于全体中国人民，取决于代表中国人民根本利益的左翼力量。中国是13亿人民的中国，未来发展取决于13亿人民的共同努力，每一个人都不应成为旁观者，中国左翼更不应该成为旁观者。好在目前体制内外左翼的基本力量对此有着清醒认识，凭借这种清醒认识，三中全会所反映出的这种左右之间的制衡状况，就一定会被逐步打破，朝着有利于人民的方向转变。

　　我们说三中全会之后左右之间的破局会朝着有利于国家和人民的方向发展，还有一个因素，就是不仅老百姓对右翼特定的改革开放做出了否定，包括历史也对右翼特定的改革开放模式——广东模式——做出了否定。近些年中国改革形成两大模式：一个是杀开一条血路的广东模式，一个是唱红打黑的重庆模式。两大模式对立的焦点，就是分蛋糕和做蛋糕的关系问题。广东模式的特点是只做蛋糕不分蛋糕，老百姓对此不满意，所以需要“杀开一条血路”才能贯彻执行;重庆模式的特点则是用多分蛋糕的方法促进老百姓做更大蛋糕，2011年重庆四个第一(GDP总量增幅全国第一，国有经济增幅全国第一，民营经济增幅全国第一，外资经济增幅全国第一)表明重在分蛋糕才是改革发展的正确道路。虽然三中全会后，人民日报用大字标题重复广东模式的口号——《除了杀开一条血路，没有其它选择》，但是今年以来广东风起云涌的工潮和接连不断的群体事件，用事实证明了“杀开一条血路”的广东模式，完全是一条走向动荡和危机的死路。即使单纯站在维稳立场上来评判，广东模式也是一条不折不扣的亡党亡国之路。凡是不想让共产党垮台和共和国解体的人，哪怕是官僚、富豪和右派，也不可能不对广东模式的改革进行重新思考。这是极右势力没有想到或者想到也不愿承认的一大死穴，这个死穴将会继续改变党内外体制内外政治力量的对比。对于党内体制内的爱国力量和大量中间力量来讲，政治立场的转变往往不是人民利益促成的结果，而是原有道路走不通，已面临深渊的结果。

　　总之，十八届三中全会在思想理论和政治路线上出现的左右政治均衡现象，是30多年来的第一次，这种政治均衡现象与当年邓小平提出“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具有不同性质。邓小平的四项基本原则除了坚持党的领导之外，其它全是空的，是为了消除改革开放的阻力而提出的，因为当时党内体制内的社会主义力量还相当强大，不提四项基本原则就会天下大乱，八十年代末的政治风波就是典型。正是由于抛弃了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把四个坚持变成了一个坚持，只坚持共产党的领导，致使共产党领导在道义上失去了合法性，只能单纯依靠军警来维持，最终把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共和国放在了世界人权法庭的道义被告席上。而这次三中全会的政治均衡，则是在右翼势力长期占绝对优势的情况下，党内外体制内外的社会主义力量绝对反击的结果，并且反击的领域恰恰是放弃30多年的意识形态领域，是一种典型的“浪子回头”。如果说八十年代提出的四项基本原则是一种虚张声势的政治防守，那么这一次则是实实在在的政治反击。只是这种政治反击形成的政治均衡极其脆弱短暂，不可能持续很长时间，很快就会被打破，至于朝着哪个方向打破，则取决于党内外体制内外政治力量的对比，特别是取决于人民大众的觉醒和成熟的程度。而这，就是中国左翼所要担负的历史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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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1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