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联的遗产与鲁迅的警钟——纪念左联解散九十周年
一九三〇年三月二日,上海窦乐安路中华艺术大学底楼,五十余位左翼文化人挤在一间不大的教室里。窗外是国民党白色恐怖的阴云,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在这一天宣告成立。鲁迅到会并发表了那篇后来被反复咀嚼的讲话——《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
从一九三〇年成立到一九三六年春解散,左联只存在了短短六年。今天,左联解散已经九十周年,鲁迅在那间教室里的声音依然清晰。左联的兴与散,留给后世的不仅是一份光荣的遗产,更是一面必须时时端详的镜子。
一、在血泊中举起旗帜
左联的成立,是对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后白色恐怖的反击。那一年,国民党发动“四一二”政变,大批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倒在血泊中。进步书店被查封,左翼刊物被禁毁,进步作家随时面临逮捕、监禁乃至处决。
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成立一个公开的文学组织?因为单打独斗已经无法应对共同的敌人。此前,创造社、太阳社等左翼团体之间发生过激烈的论争,互相指责,浪费了大量精力。一九二九年冬,中共党组织出面协调,决定停止内部争论,联合成立统一的左翼文学组织。一九三〇年三月二日,左联在上海正式成立,鲁迅、茅盾、田汉、郁达夫、夏衍、冯乃超、阳翰笙等五十余人出席。大会通过了左联的理论纲领和行动纲领,选举鲁迅、夏衍、冯乃超、田汉、钱杏邨等七人为常务委员。
鲁迅在成立大会上发表了《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这不是一篇热情洋溢的祝词,而是一剂苦口良药。他没有简单地欢呼“我们胜利了”,而是劈头指出左翼作家面临的几个危险。他说,倘若不明白革命是实际的、艰苦的,倘若以为诗人可以高居于阶级斗争之上,倘若忽略现实斗争的残酷性,那么“单关在玻璃窗内做文章,打打电话,看些刊物,便会忘记自己是战斗的一员”,“以为自己是大将,是前驱,实际上却是落伍者”。
这些话是刺,是针,是一盆冷水。但正是这种冷,才能让热血不至于沸腾到迷失方向。
左联成立不到一年,最残酷的印证来了。一九三一年二月七日,柔石、殷夫、胡也频、冯铿、李伟森五位左联青年作家在上海龙华被秘密枪杀。殷夫牺牲时年仅二十一岁,他的诗《别了,哥哥》至今读来令人动容。柔石的小说《为奴隶的母亲》写尽了旧时代底层妇女的苦难。鲁迅在《为了忘却的记念》中悲愤地写道:“原来如此!……”那省略号里,是说不尽的痛楚和愤怒。他们没有等到革命胜利的那一天,甚至没有等到左联解散的那一天。他们把生命留在了左联的旗帜下。
二、团结的基础:目的都在工农大众
鲁迅在那篇讲话中最核心的论点,是关于团结的。他敏锐地观察到一种现象:敌人那边似乎比我们更团结。他说:
“反动派且已经有联合战线了,而我们还没有团结起来!其实他们也并未有有意的联合战线,只因为他们的目的相同,所以行动就一致,在我们看来就好像联合战线。而我们战线不能统一,就证明我们的目的不能一致,或者只为了小团体,或者还其实只为了个人,如果目的都在工农大众,那当然战线也就统一了。”
这段话,是理解左联团结基础的钥匙。
鲁迅的意思是:敌人不需要签署任何协议,不需要召开任何联席会议,甚至不需要彼此喜欢。他们各干各的,有的抓人,有的写文章,有的开工厂压榨工人,但只要他们的共同目标是维护旧秩序、压迫工农大众,他们的行动自然就会形成一股合力。在我们看来,他们就像是有组织地联合在一起。
反观左翼作家这边,口号喊得震天响,组织成立了一个又一个,为什么战线反而统一不起来?鲁迅给出了一个冷酷的诊断:因为“目的不能一致”。有的人嘴上说革命,心里想的是小团体的利益;有的人标榜左翼,骨子里只关心个人的名声;有的人高喊工农,却连工厂的门朝哪开都不知道。
鲁迅的结论是,团结的基础不是组织、不是宣言、不是头衔,而是目的。所有人的目的都落在同一个点上——工农大众,战线就会自行统一。反之,如果目的不一致,再多的会议、再严密的组织,也只是表面功夫,风吹即散。
这就是左联团结的唯一的、不可替代的基础。不是理论上的完全一致——鲁迅从不要求所有人都跟他想得一模一样;不是组织上的绝对服从——鲁迅自己就多次对左联的某些做法提出批评。而是共同的敌人、共同的方向、共同的服务对象。这个道理,左联成立时鲁迅讲清楚了,左联解散时却被遗忘了。
左联那些为革命牺牲和已故的作家们,永远是我们后辈学习的榜样。他们的精神总是鼓舞着后辈们踏着他们的足迹前进。
三、解散:一个沉重的句号
左联在这个基础上成立,却在这个基础被模糊的时候走向了终结。
一九三六年春,左联在上海自行解散。
解散的直接原因,来自外部。一九三五年七八月间,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提出建立广泛的反法西斯统一战线,要求各国共产党调整组织形式。当时负责中国文艺界工作的萧三从莫斯科写信回国,指示左联解散,以便成立一个更广泛、更具包容性的文艺界抗日统一战线组织。
这一指示有其历史背景。随着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侵略华北,“抗日救亡”成为最紧迫的政治任务。左联那面鲜明的无产阶级革命旗帜,被认为不利于团结更广泛的中间派作家。解散左联、成立“中国文艺家协会”之类的团体,似乎是一种顺应时势的选择。
然而,解散的过程充满了仓促与遗憾。据当事人回忆,关于解散左联的决定,并未在左联内部进行充分讨论。鲁迅持保留态度,他认为即便要建立统一战线,也应当保留左联作为核心组织,而不是彻底解散。他担心解散之后左翼力量会陷入松散和混乱。但最终,在已经形成的意见和复杂的局面下,左联还是解散了。
更深层的原因,藏在左联六年的运作过程之中。左联后期,内部逐渐出现了偏离鲁迅所指方向的现象。一是宗派主义抬头。围绕“国防文学”与“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两个口号的争论,演变成了人事攻击,消耗了大量精力。二是创作脱离群众。一些作品热衷于喊口号、贴标签,缺乏真实的生活体验和艺术感染力。鲁迅批评某些人“以为凡有群众,都是愚昧的,只要喊几句口号,就能将他们震慑”,这种倾向恰恰背离了“目的在工农大众”的初衷。三是组织运作中出现了脱离文艺规律的倾向。鲁迅曾委婉地表达过这种忧虑,他认为作家首先要用作品说话,而不是靠组织身份来证明自己的革命性。
当“目的在工农大众”这个根基在实践中被模糊、被稀释时,组织的生命力就开始流失。解散,成了一个形式上不可避免的结果。鲁迅在成立大会上敲响的警钟,左联自己却没有听进去。
一九三六年春,左联正式解散。鲁迅在去世前不到半年的时间里,目睹了这个他参与创建的组织走向终结。他没有公开反对,但内心的复杂与遗憾,是可以想见的。
四、镜与鉴
九十年的时间,足以让硝烟散尽,让当事人一一离世,让当年的争论变得遥远。但有些东西不会随时间消逝——比如教训,比如警钟,比如那条用生命铺就的道路。察史不是为了翻旧账,而是为了不让同一块石头绊倒两次。
左联用六年的生命,换来了几面镜子。
第一面镜子:团结的基础只能是“目的都在工农大众”。敌人不需要开会就能统一行动,因为他们目的相同;我们开了一堆会、成立了一堆组织,却统一不起来,因为目的各不一致。这不是组织能力的问题,是方向的问题。方向不一致,再强的组织也没用;方向一致,不需要组织也能形成合力。这是左联留给后世最核心的遗产。
第二面镜子:宗派主义是团结的最大敌人。左联后期围绕两个口号的争论,从理论分歧演变成人事攻击,消耗了大量精力。争论不是不可以有,但当争论变成站队、变成互相扣帽子、变成谁也不能说服谁的死结,真正的工作就被搁置了。鲁迅一生都在论战,但他的论战是冲敌人去的,有时候又不得不侧身战斗,但他不是冲着真正的同志来的。这个分寸,左联后期没有守住。
第三面镜子:文艺不能脱离群众。左联的一些作品被批评为“标语口号文学”,不是没有道理。有些作家以为只要喊几句革命口号,就算是无产阶级文学了。鲁迅早就警告过:不了解实际斗争,单关在屋子里写,写出来的东西工农不看、敌人不怕。文艺的力量在于真实,在于能够打动人心,不在于嗓门大。
第四面镜子:组织的生命力在于目的的一致,不在于形式的严密。左联有章程、有纲领、有常务委员会,形式上很完整。但当形式大于目的,当开会、表态、站队变成了主要工作,写作品反而成了次要的,这个组织就已经在空转了。左联解散前,鲁迅已经感到了这种危机。他担心的不是解散本身,而是解散之后左翼力量会不会散掉。如果凝聚大家的只是组织形式,而不是共同的目的,那么组织形式一旦消失,人也就散了。
这四面镜子,照见的不仅是左联,也是每一个时代的左翼人士。
今天的左翼文艺面临着新的挑战。铺天盖地的消费文化、享乐文化、精致的利己主义叙事,构成了另一种形式的“软性压迫”。在这种环境下,保持“目的在工农大众”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困难——不是因为有人会抓你关你,而是因为有太多的诱惑让你忘记自己为什么出发。
五、接过旗帜
今天的左翼需要做什么?
第一,回到鲁迅指出的那个唯一的团结基础:目的都在工农大众。不是标榜姿态,不是圈地自盟,不是用激进的语言来掩饰空洞的内容。团结的前提是每个人在自己的岗位上、在自己的写作中,实实在在地为劳动者发声、为底层书写。当足够多的人这样做的时候,战线自然会统一。
第二,警惕左联曾经犯过的错误。防止宗派主义,不要把有限的精力消耗在无谓的内部争论上;防止教条主义,不要以为喊几句口号就是革命文学;防止脱离群众,不要把自己关在书斋里凭空想象工农的生活;防止组织异化,不要让组织的形式大于组织的目的。这一切,都是左联用鲜血换来的。
第三,把“为无产阶级文艺服务”从口号变成每一天的实践,用作品说话。鲁迅之所以是旗手,不是因为他的头衔,而是因为他的杂文像匕首一样插进敌人的心脏,因为他的小说让无数读者看见了阿Q、祥林嫂身上的自己。没有作品,一切都不用谈。
列宁说:“忘记过去,就是背叛。”
让背叛的人去背叛吧,让那些忘记了龙华血夜的人继续他们的遗忘,让那些把左联精神当作历史标本封存起来的人继续他们的冷漠,让那些在消费文化的浪潮中随波逐流的人继续他们的漂流。
鲁迅那句话,应该刻在每一个自认为左翼的人心里:“如果目的都在工农大众,那当然战线也就统一了。”它不是一条组织纪律,不是一句政治口号,而是一种检验自己的方法:当你不知道该做什么的时候,问一问自己——我的目的,是在工农大众吗?当你看不清方向的时候,用这个标准去衡量——这件事,是为了工农大众吗?
左联从未真正解散。只要还有人的“目的在工农大众”,只要还有人愿意用笔为沉默者发声,只要还有人敢于写出扎进泥土里的文字,左联的精神就在。
让我们接过这面旗帜,踏着烈士的血迹,为无产阶级文艺的复兴而战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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