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金靴：伊朗属于谁

　　2月底，伊朗战火终燃。

　　关于地缘政治层面的分析许多媒体(尤其是官媒)已经在进行他们的工作，我就不越俎代庖了。

　　信息纷飞的新闻狂欢中，倒是有几条引起了我的注意：

　　即使考虑到这是“敌对媒体”的舆论攻势，但事实是，这样的画面在伊朗早就不鲜见了。

　　比如，2025年德黑兰四所大学大学生的抗议游行;

　　比如，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上的伊朗国家队;

　　再比如《Visualer Widerstand: Instagram und die Zirkulation von Protestkunst in Iran 2022/23》提到的2022年伊朗人在Instagram上的“抗议艺术”……

　　很难去量化这其中有多少“西方境外势力”的洗脑作用，也很难去评判伊朗民众愈发频繁的抗议动作中有多少表演成分——但有一点是肯定的：这一轮明确美帝国主义为了扶植以色列中东霸权(限制伊朗实现地区核平衡)为目的的战争到来之际，为什么仍有许多伊朗人在家国乡土饱受空袭的背景下呼吁“社会变革”?

　　站在区域战火即将点燃、地区战争即将全面爆发的历史性十字路口，有一个词显然足以成为一个引子，作为剖析伊朗社会深层次、结构性困境的透视锚点：

　　feshar-e zendegi(فشار زندگی)。

　　在当代伊朗社会的日常对话中，这个词语频繁地出现在人们的口中。

　　波斯语短语它被直译为“生活压力”，但实际上它所承载的含义远远超越字面翻译。

　　在伊朗人、特别是伊朗年轻一辈群体的语境中，这个词已成为一种时代的隐喻，一个社会集体心理状态的精确概括。

　　1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推算，去年伊朗的实际通货膨胀率约为42.4%，里亚尔兑美元汇率已跌破历史记录：1美元兑换超过140万里亚尔。

　　在这种宏观经济背景下，伊朗社会的贫富分化发展到了令人咋舌的程度。

　　根据去年发布的《世界不平等报告》，伊朗最富有的10%的人口获得约56%的总收入，最贫困的50%仅获得18%。

　　而财富不平等更为极端，最富有的10%拥有近63%的财富，最富有的1%拥有约29%的财富。

　　在德黑兰有这样一句戏谑之语：

　　如果你想见识富庶的伊朗，那就去北德黑兰;如果你想见识贫穷的伊朗，那就去南德黑兰。

　　北德黑兰被认为是伊朗最富裕的顶奢区域，拥有昂贵的公寓和特权阶层独享的顶级住宅。

　　那里坐落着别墅、大使馆、外国企业办公区、国际学校和外籍人士特供住房以及专属的畜牧/蔬菜种植基地。

　　该地区的平均家庭支出是南部地区的三倍，居住空间也更大，拥有数百家大型电子购物中心、时尚咖啡馆、著名意大利餐厅和外国品牌旗舰店，展现出一个完全不同于伊朗其他地区的消费世界。

　　北德黑兰的房价也极为惊人，比如埃拉希耶和扎法拉尼耶等豪华公寓和别墅面积在150至300平方米之间，价格在3500亿至9000亿里亚尔(约28万美元至72万美元)之间——截至去年6月，德黑兰黄金地段的平均价格约为每平方米8000万里亚尔。

　　这些价格与普通伊朗人的收入形成了鲜明对比。

　　拿去年数据来说，伊朗最低月工资标准约为1.044亿里亚尔(约63美元)——这意味着，即使一个普通工人不吃不喝，也需要数百甚至数千年的工资才能在北德黑兰购买一套房产。

　　北部的房屋售价对大多数伊朗人来说无异于天价，甚至一顿在北德黑兰高档餐厅的餐费可能都相当于普通伊朗人几个月的收入。

　　根据伊朗统计中心的数据，伊朗1989-2022年的平均基尼系数为0.412，其中2019年基尼系数上升至约0.409，清晰反映了伊朗社会收入差距极大的现状。

　　基尼系数或许只是抽象的数字，在伊朗国内伴随着阶段性断网、舆论管控等政策手段也一度“禁谈基尼系数”，但是收入分配的具体数据则能够更加直观地揭示贫富差距的严重性。

　　由上文提到的《世界不平等报告》的数据可察，伊朗最富10%的人口与最穷10%的人口之间的收入差距高达11:1。

　　特别是在消费支出方面这种差距更为明显：最富与最穷十分位之间的消费支出差距在健康领域为23倍，教育领域为57倍。

　　另在食品、健康和教育方面，差距同样触目惊心：食品支出差距为5:1，健康差距为2:1，教育差距高达60:1。

　　这揭示了一个残酷的现实：伊朗的贫富差距不仅仅体现在收入数字上，更体现在基本生活物资供应与「人生提升机会」的分配上。

　　尤其教育领域支出57倍的差距，毫无保留的显示了血淋淋的阶层分化：贫困家庭的子女几乎无法获得优质教育资源，这进一步固化了阶级的划分，形成了贫困的代际传递。

　　2

　　财富不平等与收入不平等之间的差异具有重要参考意义，因为财富是收入的累积，它代表了一个国家某种长期的经济发展态势。

　　财富可以产生被动收入(如投资回报、租金等)，使得富人即使不工作也能维持甚至增加其财富。

　　与此同时，财富本身还具备抵御风险的属性，面对经济危机、健康问题或其他意外时，富人有足够的资产可以变现，而贫困者则可能一贫如洗。

　　伊朗财富分配的极端不平等与其经济结构密切相关，大量财富集中在少数与政治权力有密切关联的精英集团手中，他们通过垄断、寻租和特权经营积累了巨额财富。

　　这种财富分配格局进一步加剧了收入分配的不平等，形成了恶性循环和寡头垄断。

　　我查阅了大量资料，除了伊朗本国的媒体与学术报告，大多数国际性研究给出的调研数据大差不差，均显示超过半数的伊朗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更有约3000万人处于绝对贫困。

　　同时，贫困在伊朗的分布并不均匀，农村地区更为明显，主要集中在伊朗东南和西北地区更高。

　　比如锡斯坦-俾路支斯坦省等东南部地区，多年来始终面临着最严峻的贫困问题。

　　这些地区不仅收入低，且面临着严重的水资源短缺问题，约三分之二的省份缺乏清洁水。

　　事实上，城市中心(包括德黑兰)的贫困问题同样严重。

　　伊朗城市人口中有44.5%至55%生活在贫困线以下，更有约1900万伊朗人无法维持生计，其中许多居住在“城市贫民窟”中。

　　伊朗经济近年来的一个显著特征是极高的通货膨胀率和货币大幅贬值，这两者对贫困人口的影响尤为严重。

　　别忘了，此时此刻战争已经开始，这或许是进一步助推伊朗国内通胀率并摧毁经济的最后一根稻草。

　　对于普通伊朗人来说，通货膨胀和货币贬值意味着购买力的急剧下降。

　　贫困群体面临食品价格上涨和可负担性问题，尤其是在通货膨胀加剧的背景下，基本食品(如面包)价格大幅上涨，使低收入家庭难以负担。

　　食品支出占贫困家庭收入的比例极高，影响了其他基本开支——已有研究指出，伊朗低收入家庭中约有44.4%的月收入用于食品支出，这样的生活支出结构在战争阴影和经济危机面前简直不堪一击。

　　然而，在前文介绍的北德黑兰的街头却总是另一番风景，堪称“另一个伊朗”：保时捷、法拉利、玛莎拉蒂、兰博基尼、阿斯顿马丁、奥迪和奔驰等豪华汽车呼啸而过，这些被称为“西方腐朽象征物”的顶级豪车，与伊朗官方的反西方宣传形成了刺眼的对比。

　　之前Instagram有个“大名鼎鼎”的账号“Rich Kids Of Tehran”，展示了德黑兰权贵子弟的奢侈生活，包括豪华汽车、顶级别墅、进口海鲜、东南亚的空运水果……

　　需注意：伊朗的富裕阶层不仅在国内享受奢侈生活，还将触角延伸到海外。

　　彭博社调查指出，哈梅内伊的儿子穆杰塔巴·哈梅内伊、莫伊塔巴·哈梅内伊通过多层空壳公司控制着横跨伦敦、迪拜、法兰克福等地的庞大海外资产，包括数亿美元的房产(如伦敦豪宅、迪拜别墅、法兰克福酒店和马略卡岛度假屋)。

　　这些资产的资金来源主要为伊朗的核心经济支柱——石油收入。

　　哈梅内伊家族经由阿联酋、瑞士等国家银行渠道转移洗白，将国家财富聚入私人钱包……

　　说到瑞士，由于其银行保密传统，早已成为伊朗权贵存放资金的传统目的地，瑞士诸银行甚至曾因处理伊朗领导人的个人和公司账户受到美国警告和呼吁“冻结伊朗权势人物资金”……

　　3

　　谈及顶层的权贵家族，就不得不提伊朗这个国家「真正的主人」。

　　政治派系的划分通常复杂且呈“阶段性”特征(非一成不变，不具备永恒性)，但伊朗似乎是一个特例，其头部掌握政治权力主脉与经济商业资源的族群较为稳固(这里面也有伊朗生产力发展模式较为传统、经济业态并不丰富的缘由)。

　　粗略而言，控制伊朗的真正权贵势力大致为“四大家族”：

　　哈梅内伊家族(及背后的阿塞拜疆族裔)

　　拉夫桑贾尼家族

　　拉里贾尼家族

　　霍梅尼-苏莱曼尼军工复合体。

　　纵观整个伊朗社会的运转，从石油到矿产，从电信到贸易，从军工到水资源，没有任何一个领域可以绕开这四大家族。

　　伊朗政坛的派系划分并非基于西方传统概念里的意识形态左右，而是围绕对伊斯兰共和制原则的诠释、社会控制程度、对外政策取向以及经济利益分配而形成。

　　因而，多年来始终比较稳固——不论社会基层、底层、地下的反对声浪多么剧烈。

　　在四大家族之下的行政版图中，又以保守派力量最为突出，即2024年议会选举后仍保持优势的派别，其内部又分化出 “强硬派统一原则阵线”(UPF) 与 “综合原则派阵线”(CPF) 等亚集团。

　　保守派强调对伊斯兰革命原则与宗教统治主义叙事的忠诚，支持最高领袖的绝对权威，在社会文化政策上持严格保守立场，在外交与经济上则倾向于“抵抗经济”和自给自足模式。

　　其核心理念包括：强调伊斯兰教法的绝对权威、维护革命传统和伊斯兰国家体制、反对西方文化和价值观、主张经济自给自足。

　　这一派系支持者主要包括传统神职人员、巴扎商人阶层和部分农村保守民众。

　　传统保守派在政治体制中占据关键机构，包括司法系统、宪法监护委员会、确定国家利益委员会等。

　　他们通过这些机构对政治进程实施有力控制，特别是在候选人资格审查方面发挥决定性作用。

　　该派系与伊斯兰革命卫队、司法系统关系最为密切，并得到哈梅内伊的直接支持，拥有参与社会分配的绝对权力。

　　正是这部分力量的存在，使得“四大家族”中的“大脑”——哈梅内伊仍然拥有国家事务的最终决定权，其权力通过宪法监护委员会(有权否决议会决议)、司法系统、武装力量(尤其是革命卫队)以及直接控制的庞大经济实体得以贯彻，使伊朗成为“半君主制”共和国。

　　经济层面，四大家族“各居其位”，严丝合缝的经略并垄断着伊朗的国计民生。

　　众神之首自然就是哈梅内伊家族，这是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时期最具影响力的家族，自1989年以来一直掌握最高领袖职位。

　　该家族通过宗教基金会、军事、建筑企业以及与革命卫队的关系，积累了巨大财富和权力，家族成员遍布高层，通过联姻和家族成员掌握关键职位，形成权力网络。

　　经济方面，哈梅内伊家族通过Setad基金会(执行伊玛目命令总部)这一庞大的政商帝国，表面上业务范围垄断石油出口、电信及金融业等核心产业，实质早已实现对国家各领域经济运转的顶层操控，是诸系统的中枢。

　　Setad是伊朗最具权势也最为神秘的宗教基金会之一，该机构成立于1989年，最初目的是管理和处置前伊朗国王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及其亲信被没收的财产。

　　Setad的法律地位十分特殊，被定义为“非政府公共机构”，理论上独立于政府预算体系，直接向最高领袖负责。

　　这一法律安排赋予Setad极大的自主权：它不受议会监督、不受国家审计机构审查、无需公开财务报表。

　　如此高度不透明的运作环境，为财富的隐秘积累创造了理想条件。

　　Setad的权力基础来源于最高领袖的直接授权，哈梅内伊任命Setad的最高领导层，决定其战略方向，并保护其免受外部监督——作为回报，Setad为最高领袖提供了独立于国家预算的财务资源，使其能够在不受议会制约的情况下实施政策、资助盟友、巩固权力基础

　　路透社2013年的调查曾估计，Setad控制着约950亿美元的资产，其规模超过伊朗年度石油出口额的40% 。

　　另彭博社、英国《每日邮报》等多家媒体调查则确认，哈梅内伊儿子穆吉塔巴·哈梅内伊在伦敦北部汉普斯特德地区的“主教大道”(俗称“亿万富翁街”)截至目前仍拥有十一座豪华宅邸。

　　这一街道是伦敦最昂贵的住宅街区之一，以其聚集的全球超级富豪居民而闻名。

　　这十一处房产的总价值超过一亿英镑，最早于2013年以约7300万英镑购入。

　　考虑到伦敦高端地产市场的价格涨幅，这些资产的当前市场价值可能已大幅超过原始购买价格。

　　汉普斯特德地区以其知识分子、艺术家和文学家聚居的传统而著称，同时也是伦敦百万富翁密度最高的区域之一。穆吉塔巴选择这一地段进行大规模房产投资，既反映了其追求资产保值增值的财务策略，也暗示了伊朗权贵阶层与西方精英生活方式之间的微妙联系——尽管官方意识形态严厉谴责西方物质主义，但其精英成员却积极投身于西方高端房地产市场。

　　这些伦敦房产并非直接登记在穆吉塔巴本人名下。调查发现，它们通过复杂的空壳公司网络进行控制，其中至少有一家公司注册在避税天堂马恩岛。

　　再说拉夫桑贾尼家族。

　　尽管阿克巴尔·哈什米·拉夫桑贾尼本人已于2017年去世，且遭到内贾德政府的“反腐”，但家族深厚商业网络依然存在，被视为政商两界的“教父级”力量，涉足航空、汽车制造(克尔曼汽车)、房地产、石油工程、石化及媒体等多个行业，该家族曾控制马汉航空和伊朗最大的石油工程公司之一，年净利润超过十亿美元 。

　　再说拉里贾尼家族。

　　这更是一个横跨司法、议会、外交领域的显赫家族，三兄弟——萨迪克·拉里贾尼(前司法总监、确定国家利益委员会主席，被视为哈梅内伊潜在接班人)、阿里·拉里贾尼(前议长、核谈判代表)、穆罕默德·贾瓦德·拉里贾尼(前副外长、司法副总监)——分别在不同权力要害部门担任要职，形成对伊朗国家司法与外交系统的关键影响力。更重要的是，该家族与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关系密切，被视为核心权力圈层成员，同时家族财富庞大，涉足教育、媒体等领域。

　　最后则是军工复合体体系，又称“霍梅尼-苏莱曼尼军工复合体势力”。

　　这是一个以意识形态象征(霍梅尼)和军事经济力量(以已故圣城旅指挥官卡西姆·苏莱曼尼及其网络为代表)结合的集团。

　　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IRGC)、特别是其“圣城旅”和 “霍塔姆·安比雅”建设总部为代表的军工-建筑复合体，构成了一个独立且庞大的经济-军事帝国。

　　近三十年来，伊斯兰革命卫队已从“政权保卫者”演变为掌控伊朗30%-50%GDP、57%进口、30%出口、60%基建项目的超级商业复合体，其经商行为由战后重建的权宜之计转化为法基赫体制下的核心利益支柱，军队的腐败更是呈现制度化寻租、垄断性套利、系统性走私等特征，形成“免税特权-无标承包-影子金融-海外洗钱的闭环。

　　伊朗军队的经商行为在短期内巩固了神权政权的物质基础与维稳能力，但长期引发经济扭曲、贫富分化、社会抗议、军政失衡，必然会成为伊朗政权合法性流失、治理能力弱化的核心症结。

　　1979年伊斯兰革命后，伊朗建立政教合一体制，革命卫队作为“教士亲兵”诞生，核心使命是保卫伊斯兰政权、制衡世俗国防军。

　　但两伊战争却成为伊朗军队经商的历史起点，战争导致国家财政崩溃、基础设施损毁、退伍军人安置压力激增，霍梅尼政权授权革命卫队参与战后重建，以“自力更生”弥补军费缺口与民生短板。

　　1995年成立“军事财富主权基金”和五年后成立“巴斯基合作基金会”以来，伊朗历经拉夫桑贾尼、哈塔米、内贾德、鲁哈尼、莱希五届政府，叠加美国长期制裁、私有化浪潮、地区地缘博弈三重变量，革命卫队的经济版图从基建工程扩张至能源、电信、金融、贸易、军工全领域，形成“国中之国”的巨型经济帝国。

　　这里面最关键的转折点就是2005年有革命卫队背景的艾哈迈迪·内贾德当选总统，这成为伊朗军队经商的“黄金关键点”。

　　内贾德政府推行“激进私有化”，修改宪法第44条，将80%的国有企业推向市场——名义上是激活市场，实则为革命卫队鲸吞国有资产大开绿灯。

　　这一阶段，革命卫队通过旗下基金会、空壳公司、关联企业，以“国家安全”为借口，低价收购核心国企：2009年，革命卫队旗下埃特玛德·莫宾集团仅用30分钟、以79亿美元(不足净资产1/3)收购伊朗电信公司(TCI)51%股权，垄断全国通讯市场;同期，接管伊朗国家石油公司下游产业、伊朗钢铁集团、伊朗航空、制药集团等战略资产。

　　据伊朗议会2012年报告，2006-2010年间伊朗700亿美元国有资产私有化中，仅13.5%流入私营部门，70%以上被革命卫队及其关联机构掌控。

　　同时，革命卫队利用制裁加剧的契机，构建影子贸易网络：控制伊朗57%的进口、30%的出口，通过“影子舰队”走私石油，年灰色收入达100-200亿美元。

　　彼时开始，革命卫队已从军事组织转型为经济寡头，经商行为完全制度化，腐败从个体行为演变为集团化寻租。

　　五年前，保守派的莱希当选总统，革命卫队彻底掌控伊朗政治、经济、安全大权，军队经商进入利益固化、无法撼动的阶段。

　　莱希政府全面废除鲁哈尼时期的改革措施，以“抵抗经济”“国家安全”为名义赋予革命卫队更多经济特权：豁免所有税收、免除项目招投标、独立于国家财政监管、掌控央行外汇分配权。

　　今天凌晨，伊朗正式关闭霍尔木兹海峡——由伊斯兰革命卫队宣布，而非伊朗政府或外交部，因为革命卫队海军专门负责波斯湾沿岸及霍尔木兹海峡巡防;同时，关闭海峡的最终决定权在最高领袖与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非政府或议会，革命卫队是唯一有能力执行该决策的军事执行力量。

　　截至2025年，革命卫队直接或间接控制600余家本土企业、500余家海外影子公司，覆盖能源、基建、电信、金融、军工、农业、零售全领域，经济规模占伊朗GDP的30%-50%，坐拥哈塔姆·安比亚建设总部、格尔博集团、赛帕工业集团等军工建筑巨头财阀，成为伊朗最大的经济实体。

　　革命卫队指挥官的家庭成员常被称为“a g hazadeh”，即“贵族子弟”，经常在欧洲过着奢华生活。

　　在近年来一轮又一轮民间抗议浪潮声中，针对伊斯兰革命卫队经商、腐败、与民争利的声音是仅次于反对宗教神权禁锢的民众之声。

　　但是时至今日，军队经商早已成为伊朗神权体制的核心支柱，腐败完全制度化，形成“权力-垄断-腐败-维稳”的闭环。

　　由此，任何改革呼声都会被视为“威胁政权安全”，任何要求废止军队经商、要求军队内部反腐的倡议都会被视为“动摇伊斯兰神权军政稳定”。

　　4

　　那么，如此以划分国家财富、分配权力资源、赏赐贵族地位的“帝王手腕”稳定朝政，是否就能真的稳固江山、就能够在面对外部侵略时保持朝纲一体、君臣一心?

　　事实恐怕并不乐观。

　　从理论看，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政治体制自其建立之初便内嵌着根本性的结构性张力。

　　1979年宪法(及其1989年修正案)确立了一种独特的“双重主权”架构：一方面承认人民主权，通过普选产生总统和议会;另一方面强调“法基赫监护”，将最高宗教权威置于民选机构之上。

　　这种设计从根源上便创造了制度化的权力冲突空间。

　　根据伊朗宪法，最高领袖是国家政治体系中的最高权力中心，拥有对军队、媒体、宗教机构等关键部门的直接控制权，负责制定国家大政方针，并监督伊斯兰共和国的所有政策。

　　同时，宪法设立了多层次的制衡机制：议会负责立法、预算审批、质询政府及监督政府机构;宪法监护委员会有权解释宪法、审查议会和总统候选人的合法性，并否决议会通过的法律;专家委员会负责选举最高领袖;国家利益委员会则负责调解议会与宪法监护委员会之间的分歧。

　　这种制度设计的核心悖论在于：民选机构的合法性来源于人民的直接授权，但其实际权力受到非民选机构(宪法监护委员会、专家委员会)的严格限制，而这些机构最终听命于最高领袖。

　　因此，伊朗政治体系存在的“双重性”——一方面强调人民主权，另一方面强调神权统治——从根本上决定了体制内部的持续张力，一种“冲突性”的张力。

　　理解伊朗政治体制的关键在于把握其“正式机构”与“非正式权力网络”的双重结构。

　　正式机构包括三权分立的行政机关、立法机关和司法机关，但其权力受到宪法监护委员会和最高领袖的制约。

　　与此同时，革命组织、基础组织、革命卫队等非正式权力网络又在政治生活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甚至根基命脉式的角色。

　　这种双重结构的运作机制可以概括为：正式机构提供合法性和程序框架，非正式权力网络则执行实质性的控制和资源分配。

　　例如，革命卫队不仅是军事组织，更是庞大的经济实体，其经济利益渗透到国民经济的各个层面。

　　这种制度安排的结果是：表面上遵循宪法程序的政治活动，实际上受到非正式权力网络的深刻影响和操控。

　　权力分配的复杂性还体现在不同权力中心之间的横向博弈。

　　虽然最高领袖处于权力顶端，其意志和解释在政治体系中具有决定性作用，但这一权威并非不受挑战……

　　比如，宗教机构内部存在对最高领袖权威的不同理解(典型如蒙塔泽里)，军队系统内部也存在革命卫队与正规军的竞争(财政拨算、武器采购、战时权力、指挥权限)，民选政府与革命机构之间存在职能重叠和权限争夺……

　　哈塔米时期(1997-2005)，总统与最高领袖在多项政策上存在分歧，导致政治僵局和改革受阻;

　　内贾德时期(2005-2013)，总统与最高领袖初期关系紧密，但后期出现裂痕，内贾德试图建立独立于宗教和情报机构的金融势力，引发争议并与哈梅内伊发生冲突;

　　鲁哈尼时期(2013-2021)，总统试图推动经济开放和国际和解，但受到强硬派的持续阻挠……

　　这些结构性矛盾构成了伊朗政治生态的基本特征，也是隐性对抗的根本源头。

　　这，是互联网上每每调侃的“伊朗内鬼重重”的真正制度性弊病。

　　“内鬼”问题在伊朗政治语境中并非偶然现象，而是体制结构性矛盾的必然产物。

　　伊朗政权多次遭遇的高级官员遇袭事件——如苏莱曼尼、法赫里扎德、纳斯鲁拉、哈尼亚等——均引发了对内部情报泄露的广泛猜测。

　　从制度分析角度看，“内鬼”问题的根源在于伊朗政治体制的结构性冲突，而与之相伴的，在一个高度集权、缺乏透明度的体制中，权贵内部的权力竞争又无法通过制度化的方式表达、解决、释压，只能以隐蔽、扭曲的方式存在。

　　比如，情报泄露、内部告密、派系揭发……

　　典型的有伊斯梅尔·加尼失联事件、阿里-礼萨·阿克巴里案件等等等等。

　　以上是内理，而朝政之表象同样面临挑战。

　　哈梅内伊统治的伊朗上层之所以多年不乱，最重要的权术手法就是释放政治与经济权益。

　　然而，任何地方，只要有分配，就会有矛盾。

　　而只要有矛盾，就会给外部势力留下可钻之缝。

　　进而，又只能继续给予更多的利益以“安抚式抵抗”……

　　最终，陷入恶性循环。

　　上层需要的和侵占的日复一日增多，国内阶层差距愈拉愈大，顶层权贵无论给多少都无法满足胃口，下层的贫民无论如何呐喊都求不得一碗粮食，民众的怒火将终成为最后一颗子弹。

　　跋

　　一切问题的关键在政治，一切政治的关键在民众，不解决要不要民众的问题，什么都无从谈起。

　　这是1944年毛主席在审阅《解放日报》社论稿《衡阳失守后国民党将如何?》时提出的重要论断。

　　相信帝国主义会为第三世界的民众带来“民主”、“自由”、“富饶”这显然是不谙世事的小孩子才会愿意相信的——但同时，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的：

　　一切历史冲突都根源于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

　　深挖剖析伊朗国内深埋在泥土里的“地震引线”，这或许更接近触摸这个依靠宗教神权、政治强权和能源收入(石油及相关产业经济占比近半)苦苦维系统治的国家的真相，而非仅仅将注意力集火于穷凶极恶的美以法西斯联军。

　　也就是毛主席在《矛盾论》中认为的：

　　在复杂的矛盾中，必有一种是主要的矛盾，由于它的存在和发展规定或影响着其他矛盾的存在和发展。

　　回望1979年，伊斯兰革命的最初承诺之一，就是实现社会正义和财富再分配。

　　然而，四十多年过去了，这一承诺远未实现。

　　革命前的伊朗，在巴列维王朝的统治下经历了快速的现代化和经济转型，特别是石油收入带来了快速的GDP增长，但是财富高度集中在与王室关系密切的少数精英手中，同时城市化进程催生了崭新的工人阶级，可是他们却面临着低工资、恶劣工作条件和缺乏社会保障的问题。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伊朗人民呼唤来了伊斯兰革命。

　　革命者承诺“公平分配财富”，建立“社会正义”。

　　但革命的发展却走向了不同的方向。

　　1989年后，伊朗开始实施经济改革和自由化政策(拉夫桑贾尼政府时期)，这些政策被证明打开了“不平等”的魔盒——包括私有化、放松管制、吸引外资等内容。

　　理论上，这些政策应该促进经济增长。然而在伊朗的具体操作场景下，私有化往往变成了"权贵私有化"——国有企业的股份被以低价出售给与政治精英有密切关联的个人和机构，这创造了新的财富精英阶层，他们通过政治关系而非市场竞争获得了财富。

　　时至今日，当年收入五十万美金的伊朗上流阶层在北德黑兰的豪华公寓中醒来，享用着进口咖啡和西式早餐，然后驾驶保时捷前往私人公司或家族企业，中午再在国际学校接孩子，下午则前往高档咖啡馆会友，晚上于意大利餐厅用餐，周末可能会飞往迪拜或伊斯坦布尔购物——与之处在同一时空的伊朗，却很可能也有人正从卡垃季拥挤的公寓或锡斯坦-俾路支斯坦的泥砖房中醒来，而他们醒来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思考为如何用微薄的收入购买足够的面包或大饼，甚至要思考去如何保住这份能够挣得“微薄收入”的工作……

　　这正是数千万伊朗人每天面对的现实。

　　在通货膨胀超过40%的环境中，富者的资产在持续增值，贫者的工资则在消耗贬损。

　　在货币贬值84%的一年中，富者可以将资产转移到海外或购买硬通货，而贫者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劳苦积累的储蓄一夜之间化为乌有。

　　试问：这到底是谁的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