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金靴:透视医疗私有制

　　近日，湖北多家精神病医院被曝虚构诊疗项目、套取医保资金，引发舆论广泛关注。

　　涉事医院包括襄阳融诚医院、襄阳宏安医院、襄阳恒泰康医院、宜昌夷陵康宁精神病医院等。

　　而被报道点名的襄阳恒泰康医院在股权穿透后，实际控制人竟是A股上市公司爱尔眼科实际控制人，陈邦。

　　襄阳恒泰康医院有限公司由湖南恒泰康康复医疗产业发展有限公司100%持股，湖南恒泰康康复医疗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又由湖南爱尔健康产业发展有限公司81.9978%持股。

　　很多人对此或许震惊，但如果你对爱尔眼科稍有了解，就不会对这家医疗财阀的所作所为有任何意外。

　　1

　　先将时间推回到近六年前。

　　2020年5月，武汉市中心医院(公立医院)急诊科主任艾芬，发现自己视力下降，有白内障现象，于是开始寻求就医。

　　当时她自己所在市中心医院的眼科还未恢复工作，所以经过行业内介绍，经“一个公立三甲医院退休的眼科主任”的推荐，艾芬医生选择去了爱尔眼科——全称“武汉大学附属爱尔眼科医院”，换晶体。

　　一家私立医院，竟然挂着武汉大学的名，这非常有意思，后文慢慢说。

　　爱尔的副院长王勇亲自操刀为艾芬换上了高档晶体，但是不到两个月，艾芬视力还是发生了急剧下降，继而在2020年10月发生了严重右眼视网膜脱落。

　　此后，双方各执一词，展开论战。

　　事情发展到这一步，倒是出现了一个很耐人寻味的画面：在此前的抗疫事业中，艾芬医生一度因为南方系媒体的一篇《发哨子的人》成为南方派系舆论集团的宣传红人——然而，在那次“艾爱大战”中，向来热爱标榜“为弱体发声”的南方系媒体，竟然统统装死，全数失了声。

　　原因很简单：他们面对的爱尔眼科，是私立医院，而不是公家单位。

　　看吧，南方系那帮笔杆子，屁股坐得多正。

　　显而易见的，如若一个患者是被公立医院毁掉了眼睛，莫言TA是不是艾芬那样曾被塑造为“反压迫斗士”形象的精英患者，南方系群雄也定会揭竿而起、用笔墨和唾沫淹没医院一方。

　　舆论，其实就是政治。

　　爱尔眼科早些年曾被曝光是莆田系一员，但后来经过调查，发现是一场乌龙。

　　尽管在实际控制上，爱尔眼科非莆田系，但这家“医疗财阀”及其创始人陈邦/李力崛起的方式却非常莆田：

　　① 以电线杆和公共厕所为阵地，到处张贴牛皮癣;

　　② 开展“院中院”的扩张。

　　何为“院中院”?

　　即：在公立非营利性医疗机构中设立营利性医疗实体，或者承包医院科室并自负盈亏的经营模式。

　　简单而视，你可以把它理解为医疗领域的“家庭年产承包责任制”，即农业领域的私有化之风在医疗行业的大刮特刮。

　　莆田系正是凭借“院中院”模式发家，爱尔眼科同样如此。

　　从八十年代开始，伴随着“改革”的春风，公立医院开始流行“承包经营责任制”。

　　说白了就是向市场开小灶，其实质为大门洞开、欢迎资本进入医院鲸吞那些油水大的科室。

　　这其中，自然免不了医院内部的权力寻租。

　　约在1994年前后，莆田系人马已经不再靠着贴牛皮癣挣小钱，而是逐步转型、搭上了“医院承包经营”的顺风车，谋求挣大钱，大举入侵公立医院、一步步承包利润丰厚的科室。

　　陈邦和李力也是相同路径的捞钱，只不过他们剑走偏锋、盯上的是眼科。

　　1996年，有人在东边的上海滩承包了上海第六医院的眼科赚到大钱，这给了远在湖南的二人深深震撼与启迪。

　　收获启迪之后，就是寻找下手目标。

　　长沙市第三人民医院，彼时成为了陈李两位老板向公立医院进攻、开启“科室承包”生涯的发端。

　　从此一发不可收拾，直至成为湖南首富。

　　但是正在两人的院中院模式捞得盆满钵满之际，2000年左右，原国家卫生部突然陆续下发一系列整治院中院现象的通告，陈李二人和莆田系均受到重创。

　　从那时开始，陈邦在事实上不放弃院中院(开始转为偷偷摸摸的地下行为)的同时，也正式筹建起了自己的自有医院。

　　在当时眼科专属医院的市场尚不蓬勃的阶段，陈邦大肆攻城略地：2001年，陈邦收购了长沙钢厂职工医院——这原是一家实打实的公立医院。

　　随后，他又第一时间在东北的沈阳继续开院，一口气开张两家，爱尔眼科正式诞生。

　　随后之随后，长沙、武汉、沈阳、成都等地纷纷拔地而起一座座爱尔眼科，彻底实现了其财阀规模的塑成。

　　从2010年至2019年，爱尔年收入由8.7亿飙升到99.9亿，净利润由1.2亿上升到13.8亿，年均增速达30%，是医疗行业内巨头中的巨头。

　　然而在疯狂扩张以及早已成为爱尔集团标志的“全天候广告营销轰炸”的喧闹背后，是这二十余年来从来就没有消停过的爱尔医疗事故，以及不断被侵占眼科市场份额的公立医院惨状。

　　如果不是那次艾芬医生因为严重受伤而发声，会有人注意到这些爱尔的侧面吗?

　　并且，纵观整个医疗行业的格局，爱尔之于眼科领域完全可以作为一个以小见大的讨论抓手。

　　2

　　同在2020年5月，刚刚从疫情战斗中些许恢复下来的中国医疗业，被爆出一件轰动性的群体事件：徐州市第三人民医院的众多医护人员聚集在该院病房大楼前，齐声高唱《国际歌》，场面蔚为壮观。

　　同时，这些医护人员还打出了巨幅标语：

　　强烈要求纪检部门进驻徐州三院!

　　强烈要求严惩贪污腐败行为!

　　坚决抵制三胞集团侵吞国有资产的恶劣行径!

　　徐州三院的肿瘤专业是徐州市医学重点学科，拥有过徐州市第一家具有现代化规模的放疗中心，是淮海经济区三级甲等肿瘤专科医院。

　　更重要的是，它曾经是一家在业内地位雄重的公立医院……

　　十多年前，这所公立医院被彻底改制为一家营利性的股份制医院，还被徐州市委市政府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会议确定引入民营资本——也就是2020年5月被该院医护人员指控为“侵吞国有资产”而受到抵制的三胞集团，其占股比例徐州三院达到80%。

　　无独有偶，同样是在2020年，同样是于前文艾芬医生病痛所在的眼科行业，著名的厦门华厦眼科医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厦眼科”)在谋求上市时，被深交所质疑，其十七年前的“公改私”涉嫌重大国有资产流失。

　　2003年，苏庆灿通过融资买下了厦门眼科中心——当时是厦门市效益最好的公立医院。

　　之后，便以厦门眼科中心为资源核心，使华厦眼科逐渐扩张，后成为一个由五十一家医院组成的规模庞大的民营医院连锁集团。

　　但其实公司成立以来，作为龙头的厦门眼科中心一直都是华厦眼科内部最主要的收入和利润来源。

　　随着华厦眼科谋求上市，厦门眼科中心当年改制时的转让价格也被迫首次对外公开：含一切无形资产在内，共计仅仅1708万余元!

　　要知道，厦门眼科中心当年改制前光是一年的收入就已达三千多万元，而眼科在医疗界素以高利润闻名，业内有“金眼科，银外科”之说。

　　这里的问题，必然是出在改制时的具体操作上了。

　　相关文件显示，主导当年改制工作的原厦门开元区区委区政府，曾于2002年4月25日开会研究讨论过厦门眼科中心转让的招投标问题，并让财政部门制定方案。

　　然而文件表明，后来的操作却是通过“洽谈”和“比选”选择合作对象，压根没有进行公开的招投标。

　　与之形成对比的是，当年对厦门眼科中心进行资产评估的两家公司是通过公开招标确定的，中标价分别是2万元和1.2万元……

　　荒唐至极。

　　对标的额仅一两万元的资产评估公司进行公开招标，而对标的额数千万元的大型公立医院转让，走的却是“内部决策程序”!

　　这就成为了厦门眼科中心当年改制的最大疑点。

　　原厦门眼科中心某核心部门员工李新(化名)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

　　当年改制的背景是以江苏宿迁为代表，全国医疗卫生领域刮起一股公立医院改制风，一些地方公立医院纷纷以低价贱卖到私人手里。

　　但是李新也直言：

　　其他地方被政府卖掉的公立医院多是亏本的，而厦门眼科中心作为公立单位一直非常赚钱，却还要去改制，等于把金饭碗当瓷饭碗扔掉，很多员工当年对此不理解。

　　同时，2003年在厦门眼科中心的改制中，“职工持股”曾是彼时政府和苏庆灿鼓吹宣传的一大亮点，声称职工持股比例是30%。

　　不过，根据工商注册资料表示，真实的职工持股比例仅为13%。

　　最让人无语的是直到今天，厦门很多市民仍然以为华厦眼科是一家“公家医院”……

　　3

　　在公共医疗这个极为特殊的领域，挂着公家的名头行市场之实、谋私人之利的现象，华厦眼科远不是个例。

　　比如在许昌，包括许昌市第五人民医院在内的多家所谓“人民医院 ”，事实上是实打实的私立医院，却在名头和门头上竖起了计划经济时代塑造的“人民”二字。

　　根据许昌市卫健委相关工作人员的对外答疑，许昌市第五人民医院确是非公立性质，当年改制后没有修改单位名称，属于历史遗留问题。

　　关于“人民”二字能不能加在私立医院名称上的讨论，当地媒体还深挖出：许昌市第二人民医院、许昌市第三人民医院皆为私立医院……

　　可以说，挂羊头卖狗肉成了一种约定俗成的行业玩法。

　　除了河南许昌，陕西省宝鸡市和四川省巴中市同样存在此类诡异现象。

　　如宝鸡市高新人民医院，是陕西汉唐医疗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投资8.5亿元按照三级综合医院标准建设的一所民营医院;

　　再如巴中市恩阳区第一人民医院，同样是一家私企。

　　但是它们都曾明晃晃戴着一顶华丽丽的“人民”大帽。

　　公改私，私却又不舍公，这种局面的形成归根结底还是因为一个“利”字。

　　带着“人民”二字的人民医院在百姓心中的权威性和信任感，是私立医疗机构根本无法比拟的，因而促使了一帮资本家“难舍人民”。

　　了解了这些，或许也就能够明白陈邦、李力两人麾下的爱尔眼科，为何会“蹭”上一个武汉大学的前缀。

　　2019年12月末，爱尔宣布与武汉大学签署共建协议。

　　签议之后，武汉大学官方授权爱尔眼科医院加挂“武汉大学附属爱尔眼科医院”、“武汉大学爱尔眼科临床学院”、“武汉大学爱尔眼科研究院”等三块院牌。

　　这让身为民企资本的爱尔顿时“高大上”了起来。

　　不知道的，还以为爱尔眼科是一家体制内的皇粮公家医院，特别是还沾上了学术味儿。

　　如此操作后，“武汉大学爱尔眼科医院”的招牌对于公众的诱惑力加成、信任赚取度，自然上升数个台阶。

　　4

　　引入私有资本进驻医疗产业、压缩公有制体量，这从来就不是地下工程，而是早已付诸台面之上的行动。

　　前文说起疫情，不由想起抗疫期间，某位沪上网红医生在2022年4月的一番表态：

　　不禁想问：从2020年的武汉到2021年末的西安，再到四年前那轮的上海，两年多的时间里到底是民营医院为抗疫主力、还是公立力量为人民真正依靠，很多人恐怕依然是拎不清。

　　在那之前的西安疫情中，造成那位孕妇妈妈悲惨流产的西安高新医院，为A股上市公司“国际医学”的全资子公司——私立医院。

　　巧合的是，造成那位父亲心脏病复发死亡的西安国际医学中心，同样是这个“国际医学”的下游公司。

　　西安高新医院，原本独立成立于2002年6月9日，是一所所谓“集医疗、教学、科研、预防、保健为一体”的股份制综合医院，2009年8月通过原陕西省卫生厅三级甲等综合医院评审。

　　但根据西安卫健委官网的信息，在十年前，西安高新医院经营性质已经由非营利性变更为营利性，主导机构为西安开元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这家公司从从申华控股和银凯医疗(实控人为同一人)手中买下了高新医院的全部股权。

　　所以可以说，这家医院已经被私有化了整整十年。

　　当公益性、社会性被抹去，救死扶伤的医院也就变成了彻底的商业组织，在大灾大难中，完全不可能给予手无重金又手无寸铁的老百姓一份怜悯。

　　这就是资本主义。

　　1979年，时任卫生部部长第一次提出了“要运用经济手段管理卫生事业”的论断;六年后，国务院批转卫生部《关于卫生工作改革若干政策问题的报告》，报告中指出：

　　必须进行改革，放宽政策，简政放权，多方集资，开阔发展卫生事业的路子，把卫生工作搞活。

　　那一年也被称为“中国医改元年”。

　　再七年后，伴随着南巡的春风，1992年9月，国务院正式下发《关于深化卫生医疗体制改革的几点意见》，卫生部贯彻文件时又提出：

　　建设靠国家，吃饭靠自己。

　　此后，让公立医院“自负盈亏”的观点逐步在国内盛行，而自负盈亏唯一的招数就是从患者身上多收费，别无他途。

　　中国的卫生总费用从2009年的1.7万亿增长到2015年的4.1万亿，六年时间增长两倍多，医药板块市盈率35倍(远高于A股平均水平)……

　　这背后是多少百姓的家破人亡换来了医药财阀巨头的盆满钵满?

　　美国高盛集团曾在一项生物技术研究报告中欣欣然问道：

　　治愈患者是一种可持续的商业模式吗?

　　今时今日，中国的东莞康华医院已经给出了答案：

　　像东莞康华医院这样赤裸裸地、不加掩饰地将“医者仁心”的行业准则抛之脑后而让位于资本收益甚至效益增值的案例事件，我已经不是第一次看到了：

　　东莞康华医院后来对外声明：“护士干的，雨我无瓜…”

　　我很希望这是那位可怜的护士为医院背了锅。

　　如果不是，即真的是身为打工人的护士小姐堂而皇之地为资本方摇旗呐喊、以茹毛嗜血的姿态为资本家的收成欢呼雀跃，那可真应了列宁同志的另一句话：

　　有些人像小私有者一样看待对资本家的胜利，他们说：资本家已经捞了一把，现在该轮到我了。

　　国企改革、私有化扛旗人物的柳传志先生对于医疗改制曾有这样的论点：

　　民营进入后，就想怎么改就怎么改!民营资本进入医院以后，我相信，所有的什么医患这些问题逐渐全会解决!

　　但是事实是不容辩解的。

　　作为典型民营资本控股的东莞康华医院，曾因“未按照规定书写病历案”被东莞市卫生健康局警告并罚款一万元;还曾发生一起医疗事故，也是医方承担主要责任，原东莞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局因此在2018年对该院进行警告。

　　此外，这家医院还涉及司法案件88件，案由多为医疗服务合同纠纷、医疗损害责任纠纷等。

　　康华医院，背靠上市公司康华医疗，而位于东莞的这家康华医院法定代表人为陈旺枝，注册资本为35000万元人民币，上市公司康华医疗对其100%持股，是不折不扣的私营医疗组织。

　　还是说柳传志，这位私有化教父对于中国医疗改革还有过一句名言：

　　医疗服务是公共事业，但不完全是公益事业。实质上是国家投入一部分、企业负责一部分、民众自筹一部分。

　　“民众自筹”，柳教父多么轻飘飘的一句话，却是多少中国家庭灰飞烟灭、不堪重负的压迫。

　　哀民生之多艰，房产与医药为先。

　　更不要提，像柳传志这样的吸血者，根本又在做些什么，又在实施着什么……

　　5

　　私营医疗，真的靠得住吗?

　　还是说疫情。

　　自武汉疫情一路走来，私营资本在抗疫大业中的表现实在难以恭维：2020年上半年那场惊心动魄的全国保卫战，私立医院仅治愈了1400余人，占治愈病人2%，其余98%病人皆为公立医院救治。

　　以湖北省的暴风眼武汉市为例，疫情爆发的2019年末，武汉当地私立医院占比达到恐怖的72%——公立医院过少，是造成武汉在疫情初期严重泛滥的三大重要因素之一(另两大因素是当地主管部门在抗疫初期官僚主义作祟，以及南方系媒体的夸张报道造成武汉民众恐慌而挤瘫了医院承载)。

　　根据中国非公立医疗机构协会的不完全统计，截至2020年3月10日，全国共有643家非公医院参与了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一线工作，累计收治确诊病例3419人、疑似病例1627人、治愈出院1484人。

　　然而截止当日，我国彼时已治愈61567人——也就是说，私立医院治愈病人仅占2.1%。

　　两天后，法国总统马克龙发表电视讲话：

　　此次疫情启发了我们，必须将某些商品和服务置于市场规则之外，将食物、防护、医疗和生活环境托付给别人是一件疯狂的事情。我们必须重新夺回控制权，建立一个比现在更独立自主的法国和欧洲，一个牢固掌握自己命运的法国和欧洲。

　　再两天后，西班牙卫生部长萨尔瓦多·伊拉与西班牙国防、交通和内政三部门的部长召开联合发布会，宣布西班牙的医疗体系将“国有化”，所有私营医疗配置将置于西班牙国家卫生系统的管理之下。

　　中国在1949年成立后于毛主席亲自领导下、由亿万工农阶级用汗水打造出的举国性的公有制，在2020年那个被疫情定义的“大变局之年”，成为了世界的灯塔。

　　作为反例，除了武汉，同样的问题在2021年末的西安疫情也有体现：

　　根据中国非公立医疗机构协会的不完全统计，截至2020年3月10日，全国共有643家非公医院参与了湖北省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一线工作，累计收治确诊病例3419人、疑似病例1627人、治愈出院1484人。

　　就在该协会统计截止当日，我国彼时已治愈61567人——也就是说，私立医院治愈病人仅占2.1%。

　　中国健康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李玲曾在2020年下半年湖北疫情被成功控制后，公开直陈：

　　全国民营医院所占比例已近64%，但它只是数量很多，在床位、能力等其他方面，与公立医院比还是有很大距离的。武汉此次医疗服务整体力量严重不足，其中原因之一是武汉公立医院占比显著低于全国，2017年武汉市有公立医院96家，民营医院258家，民营医院占比72.9%，显著高于全国民营医院占比64%。

　　国家调集全国各地医务人员奔赴武汉抗击新冠疫情。面对新型冠状病毒的致命威胁，公立医院的医护人员纷纷请缨出征，奔赴武汉前线，支撑起抗疫防疫的大局，他们是新时代最可爱的人。相比之下，私立医院的医护人员，龟头缩脑，应者寥寥，有的私立医院干脆关门停诊，以逃避责任。有的私立医院在不承担患者救治任务的情况下，居然和公立医院争抢医疗物资。

　　自营医疗多为西式“现代医学”，但就以抗疫而言，只有社会主义、只有公有制、只有中医药才能救中国，这在2021年年末危急万分的西安疫情中就有体现。

　　在西安疫情防控形势最严峻的阶段，由陕西省中医医院、陕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第二附属医院、西安市中医医院、陕西省中西医结合医院(西安市第五医院)组成的五支中医医疗队全部进驻新冠肺炎救治定点医院，实现了定点医院中医药救治全覆盖。

　　清一色的公立医院。

　　事实胜于雄辩：公有制与中医药在西安疫情中居功至伟，特别是在重症患者“截断扭转”及“核酸转阴”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截至2022年1月20日24时，陕西全省累计报告本土确诊病例2080例(西安市2053例)，其中治愈出院1317例、在院763例。除少数儿童、孕产妇及过敏体质患者外，其他患者全部使用中医药治疗，中医药使用率达98%以上。

　　其中，轻型患者中药使用率94.8%，普通型患者98.8%，重症患者全部使用中药治疗。

　　6

　　但是，形势的演进却又是另一番景象。

　　曾任中国第一家中外合资医院——和睦家医院院长的刘常平有过公开发声，认为中国在推行医院私营化上的进展上“太缓慢了”。

　　他还点出：

　　2001年的“入世”将使医院私营化的步伐大大加强。

　　此言确实不虚，2001年“入世”，我国政府承诺的“五大领域开放”，其第五个就是在“2003年开放医疗服务业”。

　　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国内和境外投资集团二十年前纷纷瞄准时机，抢占中国庞大的医疗市场。

　　著名的如上市公司万杰科技、双环科技、望春花、浙江广厦、三九药业等，都有意介入医院的经营和“收购公立医院”。

　　台塑董事长王永庆当年有称，要斥巨资在大陆打造医院“航母”;新加坡某财团更是预备投资6000万美元在华合作开设豪华特需医院;澳大利亚的资本也在2001年后将在中国开设高档体检中心放到了议事日程上……

　　从2001年开始，民间资本进军医疗市场的鼓点已经打响。

　　根据国家卫计委的数据，至2013年9月末，全国民营医院已经突破一万所;至2015年9月，全国民营医院数量达到13600家，首次超过了公立医院数量，当时在国内医院总数的占比达到50.55%。

　　改革开放多年来的“利好政策”让社会资本在医疗领域非常活跃，客观上加快了新建、收购、托管医院的步伐，这其中私有化和外资入侵的现象十分严重，比如本次拔出萝卜带出泥的万达集团匹兹堡大学项目。

　　在买办资本云集的上海地区，民营医院的发展趋势更是有增无减。

　　据不完全统计，像博爱、仁爱、康新、新虹桥等有一定规模的“集团化医疗”已达十余家，加上其他门诊部和私人诊所等民办医疗机构，总数早已超过一千家。

　　上海地区的民营医院其起步当然不是以直接投资的身份出现的，这背后依然是那个回避不掉的历史旧题：国资私有化、国资流失。

　　比如上海第一家民营医院博爱医院，其前身为轻工医院，原属上海市轻工集团，经过几番周折，最后将医院转换体制办成一家民营医院。

　　这其中，通过资产评估部门对医院剩余资产进行估值、再通过产权交易所进行产权交易，在当年是“吃螃蟹”式的“创新动作”。

　　这家上海市国有医院的私有化，筹划于那个响亮亮的年份：1998年。

　　后来直到1999年9月才完成产权转让，2000年6月拿到市卫生局的《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其内部斗争激烈可见一斑。

　　该院的投资方——深圳天下行医疗集团的副总经理刘江宁，曾颇为志得意满地说：

　　环境在一步步放开，没有不能想象的事。就像以前人们不敢想象，民营医院也能抢夺市场!

　　民营医院应运而生，意味着民间资本可以大摇大摆地介入医疗市场，原本固有的“一统天下”之门被彻底打开。

　　2009年3月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出台，标志着我国新一轮医改的开始，意见中明确指出要：

　　进一步完善医疗服务体系。

　　一年后，2010年11月，国务院发布《关于进一步鼓励和引导社会资本举办医疗机构的意见》，指出：

　　完善和落实优惠政策，消除阻碍非公立医疗机构发展的政策障碍，确保非公立医疗机构在准入、执业等方面与公立医疗机构享受同等待遇。

　　这直接推动了自营医院的数量飙升。

　　截至2021年3月末，我国医院总量为3.55万家，其中公立医院1.18万家，民营医院2.37万家，民营医院占比66.7%，数量是公立医院的两倍，且民营医院近十年年均增长率超过12%，行业保持着持续快速的发展趋势。

　　从住院费用看，民营医院的平均住院费用显著高于公立二级以上医院，且理赔金额也呈现快速上升趋势。

　　从2014年至2019年5月，民营医院骗取医保基金的案件，已公布裁判文书为93例——“医疗保险定点民营医院”早已成为欺诈骗保的重灾区，超量售药、串换药品、虚假售药、虚记多记费用、挂床住院等问题严重。

　　如果保险公司将民营医院纳入医院范围，理赔端将承担更多压力，增加运营成本和理赔风险——而这正是国内公知、南方系媒体多年来一直在呼吁的。

　　四年前上海疫情中“声名鹊起”的邬惊雷，早在十年前的“2016第十二届中国健康产业高峰论坛”上，当时作为上海市卫计委主任的他就表示：

　　目前上海公立医院与私立医院发展并不平衡，上海的民营医疗机构床位数和服务数是远远不够的。

　　那年8月上海市发布的上海市卫生计生改革和发展“十三五”规划也称：

　　要鼓励发展社会办医。

　　根据上海市卫生监督所统计数据显示，2001年至2014年，上海社会办医疗机构从223家上升为1695家，增长7.5倍;社会办医床位数从1236张增长到10521张，增长8.5倍。

　　就这，邬惊雷竟然还嫌不够呐～

　　那场论坛上，邬惊雷还说：

　　我想上海不一定具体说要用哪一种方式，但是我们可以进行探路，探索不同的模式，最终的目的希望在整个上海的医疗市场的培育、发展更加的完善、形成一个更加好的良性互动和竞争。

　　又是“探路”，上海这座城市确实爱“探路”……

　　有现成的社会主义桥梁不走，非要摸着资本主义的石头过河，美其名曰“探路”……

　　沪上疫情的前一年即2021年，上海市每千人卫生机构床位数仅为6.49，排在全国第13位，已经是低于全国平均水平(6.77);每千人卫生技术人员数仅为9.62，排在第7位，略高于全国平均水平(7.95);每千人执业(助理)医师数仅为3.34，排在第14位，略高于全国平均水平(3.02)。

　　魔都，还不警醒吗?

　　7

　　集体制度瓦解，私有制接棒，凡事都是有因有果的。

　　由地方看向全国，在市场化改革中，仅十年时间，有合作医疗的村庄比例从1976年的远超90%直接减少到1986年的4.8%。

　　90年代，即使有地方政府的支持和中央阶段性的鼓励，该比例在1997年也只增长到7%。

　　随着合作医疗的瓦解，多数村庄根本付不起农村医疗工作者的工资，当年风尘仆仆的赤脚医生们只好被迫改行。

　　回想1952年底全国90%的地区建立了县级卫生机构、1965年农村医疗卫生保健网基本建成(卫生技术人员达88万人)的盛景，完全不再。

　　从顶层层面看，市场经济思维被奉为正道之后，国家对防疫机构的经费拨补也从80年代初期占财政支出的1.06%，一路下降到80年代末的0.58%，

　　尽管拨款的绝对数有所增长，但远不及人员经费的增长需求，终于是出现了“吃饭靠国家、发展靠自己”的诡异局面。

　　这也就是为什么前两年网上会出现“我对国家前途有信心、却对个人发展没信心”的苏修式拷问。

　　根据《新中国统计五十年资料汇编》的数据(这是目前学界公认最权威的官方数据)：从1961到1989 年，中国每年卫生预算支出占财政总预算支出的比例平均为 3.61%，最高为 6.62%，最低为 2.11%;从1990到1999 年，每年卫生预算支出占财政总预算支出的比例平均为 1.40%，最高为 2.66%，最低为 0.41%。

　　在毛主席时代，尤其是五六十年代高积累的二十年间，曾有过三次大幅度的降低医疗价格：

　　第一次是1956年，药品加成费减少30%，手术费减少60%，接生费减少50%，普通挂号费减少30%;第二次和第三次为1958年和1966年，医疗价格进一步降低，而政府投入则逐年增加，减轻基层医疗合作社与病人的压力。

　　到1978年改革开放前夕，国家层面每年投入卫生事业费从建国初的1.9亿元已经猛增到22.4亿元，卫生基本建设费由建国初的1.3亿元增加到3.2亿元。

　　在毛主席的领导下，我国逐步实施了对脊髓灰质炎、麻疹、乙脑、白喉、破伤风、百日咳和结核等七种传染病的常规免费接种，对血吸虫病、麻风病、疟疾、地方性甲状腺肿以及子宫脱垂等妇女病，国家亦是免费普查普治。

　　社会主义中国的医疗体制与成效，在世界范围内都是奇迹，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不可比拟的优越性，尤其在今天更加让人敞怀。

　　1964年6月，毛主席在接见越南外宾时，曾批评了北京医院高级干部保健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助长生活特殊化的现象。

　　当年8月10日，他又在卫生部党组《关于改进高级干部保健工作报告》的批语中写道：

　　北京医院医生多，病人少，是个老爷医院，应当开放。卫生部的工作只给全国人口的 15% 工作，而且这 15%中主要是老爷，广大农民得不到医疗，一无医，二无药。卫生部不是人民的卫生部，改成城市卫生部或老爷卫生部，或城市老爷卫生部好了!

　　在主席的督促下，中央随即决定在全国范围内撤销专为高级干部设立的保健机构，取消专职保健医生、保健护士的制度，并向群众开放专为高级干部看病的医院。

　　当时(60年代中期)，我国卫生事业的人力、物力、财力已集中于城市，农村缺医少药的局面愈发危急。

　　1964年，高级卫生技术人员中有69%在城市，县以下的只占10%;中级卫生技术人员城市占57%，县以下的占27%。

　　那一年全年卫生事业费9.3亿元，其中用于公费医疗的为2.8亿元，占30%;用于农村的2.5亿元，占27%，其中用于县以下的占16%——也就是说，用于830万享受公费医疗人员的“公家经费”，比用于五亿人口的农民群众的还多。

　　一年后的6月26日，主席终于雷霆发声、大胆地解决了这个问题，而这份勇气直到今天都仍具启发性。

　　那天，主席在同他的保健医生谈话时，针对农村医疗卫生的落后面貌指示卫生部：

　　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为广大农民服务，解决长期以来农村一无医二无药的困境，保证人民群众的健康。

　　因为这一指示是6月26日发出的，因此又被称为“六二六指示”。

　　“六二六指示”源自毛主席对广大人民群众健康的关心，对官僚主义作风和贪污腐败的深恶痛绝，以及对当时战备形势的担忧。

　　他之所以批评卫生部是“城市卫生老爷部”，就是因为他们忽视了对农村群众医疗卫生的关心：

　　留在城市里，坐在医院中，戴起大口罩，隔断了与基层群众的联系，冷落了人民群众的感情。

　　“六二六指示”发出后，一方面促使卫生部逐步将人力、物力和财力的重点放到农村;另一方面指示极大鼓舞了广大医务工作者投身农村建设的热情，激发了农村群众彻底改变疾病丛生的落后面貌的决心。

　　在当时，主席明确表达了他对农村卫生工作的看法：

　　没有必要读这么多书来改革医学教育，主要是在实践中学习和提高。

　　主席的一贯思想就是“劳动出真知”，在分析问题时要分析主要矛盾、解决次要矛盾，而当时新中国的主要矛盾是农村医生的缺乏，等待和培训足够的医生是不可能的——那么，经过几年的学习、直接去农村里，不仅可以解决问题，还可以培养基层医学人才、更广泛地控制外敌的“投毒行径”。

　　1968年9月，当时中国最具有政治影响力的《红旗》杂志发表了一篇题为《从“赤脚医生”的成长看医学教育革命的方向》的文章，9月14日被《人民日报》刊载。

　　随后，《文汇报》等各大报刊纷纷转载，“赤脚医生”的名称走向了全国(赤脚医生的叫法首次出现是在上海市川沙县江镇公社出现的，该公社于 1965 年夏开始办医学速成培训班)。

　　当时，毛主席看到这篇文章后，在文章的眉头上批示：

　　赤脚医生就是好。

　　这个批示经报刊公开发表之后，当年的中国大地上立即掀起了一股学习赤脚医生的热潮。

　　“赤脚医生”是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产物，也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最标志性的时代元素之一，闪耀着毛泽东思想的光芒。

　　赤脚医生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医学世家，二是中学毕业生中略懂医术病理者，其中有一些是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

　　他们被挑选出来后，会到县一级的卫生学校接受短期培训，结业后即成为赤脚医生，但没固定薪金，许多人要赤着脚，荷锄扶犁耕地种田，“赤脚医生”名称由此而来。

　　毛主席的态度是极为明确且指向性精准的：

　　脱离群众，工作把大量人力、物力放在研究高、深、难的疾病上，所谓尖端，对于一些常见病，多发病，普遍存在的病，怎样预防，怎样改进治疗，不管或放的力量很少。尖端的问题不是不要，只是应该放少量的人力、物力，大量的人力、物力应该放在群众最需要的问题上去。

　　赤脚医生在封建愚昧的农村地带大力宣传卫生知识，鼓励群众移风易俗，发动群众起来同不良卫生习惯作斗争，开展以除害灭疫为中心的爱国卫生运动等，极大地改变了农村的卫生面貌。

　　在中央和地方、在广大农村医务工作者及人民群众的共同努力下，农村医疗卫生工作终于出现了飞跃发展。

　　以全国医疗卫生机构病床的分布为例，1965年农村只占40%，短短十年后，1975年这个比重已提高到60%，全国卫生经费65%以上用于农村，改变了农村的医疗卫生面貌奠定了基础。

　　联合国妇女儿童基金会曾经在《1980-1981年报》中指出：

　　中国的赤脚医生制度在落后的农村地区提供了初级护理，为不发达国家提高医疗卫生水平提供了样板。

　　在国际上，“Barefoot doctors”的名头也随着新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而享誉世界，为社会主义制度添光增彩。

　　今天，我们已没有办法去讨论为什么类似于赤脚医生这样划时代的社会主义民生项目会几近消亡——世界卫生组织认为80%的医疗需求可以在基层得到解决，而我国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诊疗量占总量比例自2009年的医改开始不断下降，从61.8%下降到五成左右。

　　以致于，在2022年下半年防疫进入瓶颈期时，「分级诊疗」又被不厌其烦地推上台面。

　　以分级诊疗来说，理论上都是完美的，但没有人能保证在当下的现实环境里分级诊疗不会演变成「分阶级诊疗」……

　　根子，还是在私有制。

　　跋

　　2021年5月12日，由贝登医疗、医械购主办的“沪上论道——2021中国非公医疗集团供应链数字化创新论坛”，在上海龙之梦万丽酒店隆重召开。

　　那场上海论坛汇聚了四十家非公医疗机构、近百名非公医疗机构投资人、管理人员和供应链采购专家。

　　同时，主办方还邀请了一位特别来宾，我们非常熟悉的李开复先生。

　　李开复那天为到场嘉宾阐述了“数字化供应链采购”对于非公医疗机构的重要性，他还说：

　　如今的非公医疗集团已经在各个专业领域呈现出百花齐放的发展态势，服务模式、医疗技术都有突破创新”、“技术可以驱动传统供应链的转型，期待非公医疗能够充分运用数据、网络等工具，全面推动医疗器械流通市场变革。

　　真的有意思，他们那帮人总能臭味相投。

　　列宁同志曾经在全俄国际主义教师代表大会上的演说中有言：

　　应该使生活和知识摆脱对资本的从属，摆脱资产阶级的束缚。

　　这句话应当成为21世纪的今天、一个不论于国内还是世界均来到一个节点的时代中，全球无产者牢记的信条。

　　最近几个月，“斩杀线”爆火舆论场，这里不妨给出一个视频：

　　该视频在2020年3月份曾火遍全球，视频中这名美国女议员对美国CDC的质问引发了全世界范围内关于医疗制度变革的深思，尤其是在经历过奥巴马医改失败(被利益集团掐灭)的美国。

　　当时，一个中文互联网上令人忍俊不禁的场面出现：上海媒体《澎湃新闻》也发了这个视频，然而原视频5分20秒，澎湃新闻却剪掉了其中一分钟。

　　它剪掉了什么内容呢?如下：

　　美国40%的人拿不出400刀;

　　33%美国人放弃治疗;

　　美国人检测一次新冠需要1331刀……

　　中央军委直属新媒体账号“钧正平”，2020年10月16日时曾发文《超级大国如今沦为超“疾”大国，罪魁祸首到底是谁?》

　　文中描写道：

　　随着疫情的扩散变化，数以千万的低收入群体和部分少数族裔正在疾病、贫困和漠视中艰难度日。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那些所谓的精英和富豪阶层却尤为得意。全美最富裕的50个人身家接近2万亿美元，较2020年初增加了3390亿美元。一场疫情，再次使资本主义社会的残酷与血腥暴露无遗。

　　政客们总是吹嘘，他们有完善的公共医疗保险、最优秀的医护人员和世界上最先进的医疗设备。

　　可悲的是，这样的医疗体系却是为精英而设计，高昂的费用往往令普通人望而生畏。

　　在美国，穷人往往要面临缺乏工作机会、负担不起房租等悲惨境遇，贫困因素导致他们在医疗待遇上根本无法与富人相争。正如《纽约时报》评论指出：‘在数百万人苦苦挣扎的时候，美国的医疗系统变成了社会不平等的发动机，从穷人和工薪阶层身上榨取价值，为已经盆满钵满的富人贡献更多财富。’

　　前车之鉴，后车之师。

　　批判美国、揭露美国背后的垄断资产阶级统治实质，于我们而言最重要的从来就不是隔岸观火地戏谑之图，而应是警醒自我、审视自我，切莫走上大洋彼岸我们所挞伐的那条道路。

　　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拯救黎民苍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