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长明 | 墨学中的人文思想与科技成就

　　摘要：

　　墨家学说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包括兼爱、非攻、尚贤、尚同、节用、节葬、非乐、天志、明鬼、非命在内的人文思想富有很强的人民性,是当时的“显学”,并成为此后中华民族博爱众生、扶危救困、扶弱制暴、道德重建的重要力量。同时,与先秦诸子普遍轻视底层劳动者不同,墨子始终不脱离生产劳动和科学实验,这使得墨子不仅在人文思想领域造诣非凡,而且在自然科学研究中也领先于世界,特别是在诸如数学、几何学、力学、光学等方面的成就,皆令诸子百家和同时代的古希腊自然哲学家望尘莫及。墨子是一个集思想家、科学家和劳动者于一体的圣哲。

　　正文：

　　在战国百家争鸣中,墨家以其平民性而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墨学很快成为当时的“显学”,影响深远,成为此后中华民族博爱众生、扶危救困、扶弱制暴、道德重建的重要力量。在实践中,墨子积累了丰富的科学知识,是世界科学史上第一位在力的作用、 杠杆原理、光线直射、光影关系、小孔成像、点线面体圆概念等众多领域都有精深造诣的人。墨子是一个集思想家、科学家和劳动者于一 体的全能 型人才。 像墨子那样拥有如此深邃的思想、科学的素养、专业的团队和熟练手工技艺的人,几乎是绝 无仅有的。 在人类文明史上,墨学的人文关怀代表了时代的温度,墨学的科学成就则代表了一个时代的高度,无愧于“全能冠军”的称号。正因为墨学不是赤裸裸地为统治者辩护的学说,长期遭到儒家与历代家天下专制统治者的联手封杀,汉代以后,墨学几成绝学。让我们拨开重重的历史迷雾,领略墨学那光彩熠熠的思想理论、科学成就和劳动本色。

　　一

　　人文思想:言盈天下成显学

　　墨子在反思儒术的基础上推陈出新,另立新说, 聚徒讲学,宣扬兼爱、非攻、尚贤、尚同、节用、节葬、 非乐、天志、明鬼、非命,言盈天下,成为当时最流行的“显学”。针对墨家的异军突起,孟轲愤愤言:“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吕氏春秋·当染篇》述及墨学兴盛情况时也称:“从属弥众,弟子弥丰,充满天下,王公大人从而显之。有爱子弟者随而学焉。”

　　(一)兼爱非攻,相爱相利,爱人之身若己身

　　“兼爱”是墨子思想理论的核心。墨子认为,春秋战国时期的强执弱、富侮贫、贵傲贱现象,皆因天下人不相爱所致:“今诸侯独知爱其国,不爱人之国, 是以不惮举其国以攻人之国;今家主独知爱其家,而不爱人之家,是以不惮举其家以篡人之家;今人独知爱其身,而不爱人之身,是以不惮举其身,以贼人之身。”(《兼爱中》)墨子对症下药,主张 “兼相爱,交相利”,君臣、父子、兄弟都要在平等的 基础上相 互友爱,“爱人若爱其身”,无差别地爱一切人,提倡“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视其身”,“是故诸侯相爱,则不野战;家主相爱,则不相篡;人与人相爱,则不相贼;君臣相爱,则惠忠;父子相爱,则慈孝;兄弟相爱,则和调”(《兼爱中》)。 可见,墨子把“兼爱”看作社会由乱而治的救世良方。

　　墨家“兼爱”所追求的是交相利。这位兼爱天下的圣哲认为,只有“兼相爱”,“有力者疾以助人,有财者勉以分人,有道者劝以教人”(《尚贤下》),才能“交相利”,使“饥者得食,寒者得衣,劳者得息,乱者得治”,“老而无妻子者有所侍养,以终其寿;幼弱孤童之无父母者有所放依,以长其身”(《兼爱下》)。“兼相爱”、“交相利”是相辅相成的,爱人利人,人亦爱利之:“爱人者,人必从而 爱之;利人者,人必从而 利之。”(《兼爱中》)所以,爱人与爱己并不矛盾,而是一致的。在兼爱的互惠与循环中,你投之以桃,我报之以李,相亲相爱,大家共享爱之利,这就是墨者们绘制的“兼爱”互利的理 想国蓝图。和杨朱之 “利”不同,墨子之利,不是利己,而是普利天下。墨子义利并举,把义与利在 “兼爱”的旗帜下统一起来——— “义,利也”,从这种认识出发,墨子把“兴天下之利, 除天下之害”看作是道德的出发点,“国家百姓人民之利,乃墨子估定一切价值之标准”。

　　墨家“兼爱”,境界远远高于儒术的“仁爱”:既然是“兼爱”,就应当不分贵贱地爱所有人,即“兼爱天下之人”(《天志下》),特别是“兼爱天下百姓”(《法仪》);儒术的“泛爱众”和“爱人”,爱的是上流社会的人,至于底层劳动者,不在其爱的视野之内。《论语》 中有24处谈到“小人”,矛头所向,直指劳力者,在儒者眼里,作为劳动者的“小人”没有爱与被爱的资质。

　　从兼爱的观点出发,墨子又提出“非攻”的主张, 反对以大欺小、以强凌弱的非正义战争。墨子到处游走,上下说教,劝说诸侯阻止战争。墨子不仅致力于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而且还不遗余力地将其付诸实际。为此,他组织起能征惯战的“墨家军”,专为弱国守城,身体力行地践行其“非攻”思想主张。墨子最后一次活动是阻止鲁阳文君攻郑,那时墨子已经80多岁。《墨子·鲁问》记载:“鲁阳文公将攻宋, 子墨子闻而止之。”

　　墨子由“兼”而“爱”,表现为爱一切人的“平等” 的“博爱”。墨子的 “兼爱”思想早于基督教4个世纪。我们有理由认为,西方的基督就是中国的墨子。 “自由、平等、博爱”非西方所有,亦非资产阶级独有, 它是墨子率先提出的人类共有的理想,墨子是当之无愧的博爱宗师。必须指出,墨家的“兼爱”思想值得肯定,但抹煞了阶级对立的事实,在人剥削人、 人压迫人的阶级社会里是无法实现的。至于“非攻” 思想,虽用心良苦,但不符合战国时 期大一统 的趋势,故不可能被那些实力强大的诸侯国接受。在当时的条件下,不通过战争不可能真正结束分裂。须知,战争有时也是和平的一种手段。

　　(二)尚贤尚同,政事之本,唯才是举等贵贱

　　尚贤尚同是墨家的基本政治纲领———这一纲领体现了墨家的贤人政治和社会组织理想。

　　“尚贤”就是指为政者必须任人唯贤,尊重、任用贤能的人。宗法世袭制度下,常常出现“不能治百人者,使处于千人之官;不能治千人者,使处乎万人之官”的弊端。墨子叩问:“今者王公大人为政于国家者,皆欲国家之富,人民之众,刑政之治,然而不得富而得贫,不得众而得寡,不得治而乱,则是本失其所欲,得其所恶,是其何也?”其症结所在是“不能以尚贤事能为政也”,故此,“国家之乱,即可得而知”。因而提出,“夫尚贤者,政之本也”。“贤”者乃“国家之珍”、“社稷之佑”。墨子说:“国有贤良之士众,则国家之治厚;贤良之士寡,则国家之治薄。”为此,墨子提出“选天下之贤可者,立为天子”;继而要求天子尚贤使能,人人平等,勿用骨肉之亲,对于贤者应不拘出身,大胆任用贤者而废抑不肖者。他说:“官无常贵,而民无终贱,有能则举之,无能则下之”,“虽在农与工肆之人,有能则举之”(《尚贤上》)。 墨子主张, 对“贤”者也要量才使用,“可使治国者,使治国;可使长官者,使长官;可使治邑者,使治邑”。墨子的这种贤人政治构想矛头直指宗法世袭制,极其大胆而且富有革命精神,在当时的思想界可谓绝无仅有。孔子也主张举贤,但是孔子的举贤是以“亲亲”为基础, 仅限于贵族范围,至于“劳力者”,则无贤可举。

　　“尚同”则是在“尚贤”的基础上,要求百姓与天子皆上同于天志,选举贤能的士、卿、大夫、天子来一同天下,为万民兴利除害,上下一心,实行义政。在贤人治政的基础上,墨子主张全民实行自上而下的思想统一,以便消除 “一人一义,十人十义,百人百义”的纷乱局面,以达到“一同天下之义”(《尚同中》) 的理想治世。“同”的具体路径是逐级向上传递,即: 百姓上同其邑长,邑长上同乡长,乡长上同国君,国君上同天子,天子则上同于“天”。可见,“尚同”的思想实质,就是主张在贤人治政的基础上,建立起一个自上而下从思想到行动都高度集中统一的社会组织体系。墨家学派自身的组织架构,可以看做 是 “尚同”社会理想的具体体现。

　　墨子的尚贤尚同,成为“大同思想”的渊源。成书于西汉的《礼记·礼运》对大同世界的描绘,明显出自墨学。《礼记 · 大同》篇所展现的 “大同”图景是:“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墨子所展现的图景则是:“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视其身”(《兼爱中》),“强者不劫弱,贵者不傲贱,诈者不欺愚”(《天志上》),“老而无妻子者有所侍养,以终其寿;幼弱孤童之无父母者有所放依,以长其身”(《兼爱下》),两幅图景之间惊人相似!可以说,兼爱、尚贤尚同是大同思想的早期形式,也是共产主义的初级表达,激励着不懈追求理想社会的人们,如同夸父之追日。

　　(三)节用节葬,强本固基,俭节则昌淫佚亡

　　墨子生活的年代,王公贵族过着厚敛民财、奢侈淫逸的生活,而底层劳动人民的 生活则非 常困苦。 为解民倒悬,墨子力倡节用节葬,一切从简。

　　中华文化的源头活水《周易》专设《节》卦,其核心思想就是节俭。节俭本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然而,这一传统美德却遭到儒术的扭曲。儒术为了恢复周礼,维护宗法等级,把奢靡浪费、排场铺张的繁琐礼仪夸为治国之道。墨子高举节用的大旗,继承尚节美德,反对儒家以礼乐为政的主张。墨子以 “禹七年水”、“汤五年旱”却没有出现“冻饿之民”,直接得益于“其生财密,其用之节也”的史实为依据,将尚节思想由生活日用之节延伸到为政治国的高度。 在《节用》篇中,墨子对“古之圣王”的简单化生活描述为:“天下百工”,“凡足以奉给民用则止”;饮食“足以充虚继气,强股肱,耳目聪明,则止”;衣服则“冬服绀緅之衣轻且暖,夏服絺绤之衣轻且清,则止”;车船 “利以速至”,“足以将之,则止”;宫室 “旁可以圉 风寒”、“上可以圉雪霜雨露”、“可以祭祀”、“宫墙足以为别男女之礼”即可。墨子以史为鉴,通过宫室、衣服、饮食、舟车、蓄私的古今对照,批判当时统治者的奢侈生活,进而把节用视作能给天下带来“大利”的 “圣王之道”:“为政一国,一国可倍也”,“为政天下, 天下可倍也”(《节用上》)。墨子把浪费财物作为国家七患之一,告诫统治者:“凡费财劳力,不加利者, 不为也。…… 圣人之所 俭节也,小人之所 淫佚也。俭节则昌,淫佚则亡。”(《辞过》)

　　非乐是节用思想的自然延伸。古代音乐费时耗事,花费甚大,所以墨子建议废除繁琐奢靡的编钟制造和演奏。墨子痛心于王公大人“亏夺民衣食之财” 大兴乐舞的现状,认为对音乐的过度喜好妨碍人们的政事和劳作,“与君子听之,废君子听治;与贱人听之,废贱人之从事”。墨子痛切地看到:“今大钟、鸣鼓、琴瑟、竽笙之声既已具矣,大人锈然奏而独听之, 将何乐得焉哉?”墨子以齐康公喜好“万”舞而耗费大量人力、物力、财力为例,揭露了迷 于乐舞的 危害。 由此可见,墨子不是简单地反对礼乐,而是反对建立在劳动人民痛苦基础上的礼乐。

　　节葬也是节用主张的逻辑推演。对当时儒家掀起的厚葬久丧之风,墨子迎头痛击。墨子认为,重葬浪费人力、物力、财力,无利于天下,三年之丧的厚葬久丧陋习使人长期悲哀,身心憔悴。如果“以厚葬久丧者为政”,则“国家必贫,人民必寡,刑政必乱”,势必导致生者之利尽失,国家贫弱,丧失天下。故而, “厚葬久丧”非“仁者之为”,“非孝子之事”。为此,墨子大声疾呼“棺三寸,足以朽骨;衣三领,足以朽肉”, 何必厚葬!

　　墨子节用、节葬、非乐等尚节思想有很强的针对性,是面对“富贵者奢侈,孤寡者冻馁”的社会现实所发出的呐喊。这样的人文关怀,“此墨子之所长,虽百家弗能废也”。汉初道家无疑汲取了墨学的积极成分,与民休息时,汉文帝所主张的全国大节俭,显然来自墨学。

　　(四)天志明鬼,赏善罚暴,顺天则昌逆天亡

　　宣扬天志鬼神是墨学的一大特点。墨子信奉天命观,认为天有志,鬼能明,要求人们顺应天志,尊天事鬼。

　　墨子相信意志之“天”的存在,认为高高在上的 “天”是宇宙间的最高权威,社会和自然的最高主宰。 墨子将“天”人格化,认为 “天”有意志,“行广而无 私”,“施厚而不德”,“明久而不 衰”,兼爱天下 之百姓,“人不分幼长贵贱,皆天之臣也”。在墨子看来, 天的意志就是人类社会的是非标准和行为准则。因此,“天之意,不可不顺也”(《天志中》),人们的行为 “莫若法天”。墨子之所以高调颂扬天志,目的在于以此规范世人的言行,警示世人:“顺天意者,兼相爱,交相利,必得赏;反天意者,别相恶,交相贼,必得罚。”(《天志上》)特别是君主,若违天意就要受天之罚;反之,则会得天之赏。他说:“天子为善,天能赏之;天子为暴,天能罚之”,“爱人利人者,天必福之; 恶人贼人者,天必祸之”(《法仪》)。可见,墨子宣扬天志,只不过是借“天意”来宣扬自己的政治主张和社会理想。

　　墨子还相信鬼 神的存在,且能赏善 罚暴。《明鬼》篇就是利用原始宗教崇尚神灵的思想,来宣传弃恶扬善观念,奉劝当政者,“利于天鬼者为之”。他以周宣王被其臣子杜伯之鬼射杀、燕简公被其臣子庄子仪之鬼杖毙的事例,来说明滥杀无辜要遭鬼神惩罚,并以此告诫人们鬼神无所不在。所以,墨子极力强调天命鬼神的存在及其赏贤罚暴的威力。墨子宣扬“鬼神”的目的,为的是 “劝善”,是要人们弃恶从善。虽借助宗教迷信,但在当时崇尚神灵氛围下大大提升了其理论说服力。

　　墨子一方面强调天志、明鬼,另一方面主张 非命,这其实并不矛盾。在《非命》篇中,墨子强烈反对 “命由天定”观点,剖析了“寿夭贫富,安危治乱,固有天命不可损益”的儒术天命观的危害,认为儒术的天命之说实“是贼天下之人者也”,其本质在于否定了人的力量。在他看来,假如人们都相信生死吉凶由命注定,便会失去进取的动力,进而给社会和百姓带来无穷的灾难:“农夫不勤而俟命,则国必贫、身必饥;妇女不勤而俟命,则国必贫、身必寒。”实际上,福祸由己,“贪于饮食,惰于从事,是以衣食之财不足, 而饥寒冻馁之忧至”,这就是 “贪”与“惰”造成的结果;“上不听治,则刑政乱;下不从事,则财用不足”, 是不作为的结果。墨子对“命由天定”的批驳,反映出浓厚的唯物主义情结。墨子宣扬天志明鬼,是为了增强理论说服力,争夺话语权;宣扬非命,则是为了唤醒底层劳动者的主观能动性。二者殊途同归。

　　(五)教无差等,因材施教,知行合一教育观

　　为了宣传自己的主张,救世济民,墨子大办 教育,是一个毕生献身教育事业的伟大教育家,其教育思想可谓独树一帜。墨子见染丝者而叹曰:“染于苍则苍,染于黄则黄。所入者变,其色亦变。五入必, 而已则为五色矣。故染不可 不慎也。非独染丝 然也,国亦有染。…… 非独国有染也,士亦有染。” (《所染》)墨子认为,教育也同此理:人的品性可以因后天的习染而改变,所以后天的学习非常重要。

　　墨家之学,教育对象主要是“农与工肆之人”,面向天下,在民间广泛招生,实行的是真正的名副其实的有教无类、教无差等。《公孟》篇里有一个人以“吾族人无学者”为理由而不入学,墨子听了力劝他改变错误的想法,要他努力去学习。似这样亲自动员劳动者子弟入学的事例,数不胜数。

　　墨子施教,德才兼具。按照墨子的主张,教育过程必须紧紧围绕“厚乎德行”(品德标准)、“辩乎言谈”、“博乎道术”(才智标准)来进行。在具体培养目标上,墨子力求使学生成为德才兼备、言行一致、义利并重、损己利人、艰苦奋斗的兼士,并具有赴刃蹈火、死不旋踵的无私奉献精神。

　　全员教育是墨家的一个重要特点。当是时,墨学形成了一个以宗师墨子为核心的庞大教育网络。 墨子除自己到各国游说之外,还派出许多弟子到各地分头讲学,宣传墨家主张,形成遍布各诸侯国的教育体系。这些不畏劳苦送教上门的师者,上说“王公大人”,下教“匹夫徒步之士”,几乎“遍从人而说之” (《公孟》),进行着世界上最早的“远程教育”。

　　墨家学校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设有文、理、军、 工等科的综合性平民学校。其教育内容非常广泛, 墨子的十项主张———兼爱、非攻、尚贤、尚同、节用、 节葬、非乐、天志、明鬼、非命,想必是这个学校的必修课。具体内容既有普通读书习字的文化学习,还包括各种实用技艺和军事知识,非常重视教授生产、 军事技能、自然科学知识和逻辑知识。

　　墨家之学,因材施教,具体生动。墨子认为,教育“譬若筑墙然,能筑者筑,能实壤者 实壤,能欣者欣,然后墙成也。为义犹是也,能谈辩者谈辩,能说书者说书,能从事者 从事,然后义事 成也”(《耕柱》)。由此可知,墨子贯彻因材施教的教育原则,做到能“成学”者成学,能“成射”者成射。

　　知行合一是墨家施教过程中秉承的一个重要原则。墨家是一个力行学派,特别重视力行教育,相信身教重于言教,以“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为教育目的,不奢空谈。墨子曰:“多言而缓 行,虽辩必不 听;多力而伐功,虽劳必不图。”(《修身》)品读墨子, 我们会感到墨子说话写作和他做人一样,教风与文风不二,朴实无华,本色天成。

　　二

　　科技成就:技压群芳成“科圣”

　　墨子好学、博学,不仅在人文思想领 域造诣非凡,而且在自然科学研究中也领先于世界。墨家的科学技术研究,为的是服务于其 经世致用 的目的。此诚如张岱年教授指出的:“墨家的自然科学研究从属于墨子的‘为天下兴利除害’的最高宗旨。”与先秦诸子普遍轻视底层体力劳动者不同,墨子始终不脱离生产劳动和科学实验,并在实践中生发出许多原创性发明,有“科圣”之称。

　　(一)科学大师,博学多才,“科圣”成就压群芳

　　墨家成员大都有手艺加工、机械制造的才能,这成为墨家丰富的自然科学知识的主要来源。《墨子》 代表着春秋战国时期中华乃至世界科学发展的最高峰,其在自然科学方 面的成就,如数学、几何学、力学、光学等领域,皆令诸子百家望尘莫及。

　　———在数学方面,墨子给出了一系列数学概念的命题和定义,具有高度的抽象性和概括性。关于 “倍”,墨子概括为:“倍,为二也。”(《经上》)简明扼要,易懂易记。墨子对十进位制的论述可谓精到:在不同位数上的数码,其数值不同。他的微分学原理, 远比西方早,因此被西方科学界称为东方的德谟克利特。

　　———在几何学方面,墨子给出了方、圆、直线等的基本定义 和作用。 方的定义 是:“方,柱隅四罐 也。”(《经上》)关于正方形,墨子定义为,四个角都为直角,四条边长度相等的四边形即为正方形,正方形可用直角曲尺“矩”来画图和检验,这与欧几里得几何学中的正方形定义一致。对圆的定义是:“圆, 一中同长也。”(《经上》)这与近代数学中圆的定义 “对中心一点等距离的点的轨迹”,完全一致。关于直线,墨子定义为三点共线即为直线。关于“平”的定义,墨子概括为:“平,同高也。”这与欧几里得几何学定理“平行线间的公垂线相等”大同小异。

　　———在力学方面,墨子提出了机械运动的定义: “动,域徙也。”就是说,机械运动的本质是物体位置的移动,这与现代机械运动的定义完全一致。墨子给力的定义是:“力,刑(形)之所以奋也。”(《经上》) 也就是说,力是使物体运动的原因,即使物体运动的作用叫做力。关于杠杆定理,墨子指出,称重物时秤杆之所以会平衡,原因是“本”短“标”长。“本”即为重臂,“标”即为力臂,由此推演出的力学公式是:力 ×力臂(“标”)=重×重臂(“本”)。墨氏杠杆定理比阿基米德早了整整两个世纪,所以,理应把杠杆定理称为墨氏定理。墨子在对斜面、重心、滚动摩擦等力学问题的研究也独具慧眼。

　　———关于时间,墨子解释 道:“久,弥异时也”, “久,古今旦暮”(《经上》)。

　　———在光学方面,《墨经》记载了墨子及其弟子做的世界上最早的“小孔成像”实验,最早阐述了投影和针孔成像:“景不徙,说在改为”,“景到,在午有端与景长,说在端。”这是对光沿直线传播的第一次科学解释。就光影成像问题,他说:“景:光之入照若射,下者之入也高,高者之入也下。足蔽下光,帮成景于上。首蔽上光,帮成景于下。在远近有端与于光,故景库内也。”(《经下》)短短几句话,把针孔成像这个光学上最著名的现象解释得透彻明了。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物理卷中肯地说:“墨家光学研究的开始,比我们所知的希腊的为早。”

　　(二)墨者大巧,勤于动手,百工之业样样通

　　墨子重视被儒家 鄙视为小人之学的稼圃类知 识,将百姓的耳闻目睹作为认识的出发点,以农、工、 生产、生活实践作为获取知识的源泉,每每以耕织工匠之事作比喻,佐证自己的各种观点。如《法仪》篇举百工之法为例,说明国家法仪的重要性:“天下从事者不可以无法仪,无法仪而其事 能成者无 有也。 虽至士之为将相者,皆有法,虽至百工从事者,亦皆有法。百工为方以矩,为圆以规,直以绳,正以县,无巧工,不巧工,皆以此五 者为法;巧者能中 之,不巧者,虽不中,仿依以从事,犹逾已。故百工从事,皆有法所度。今大者治天下,其次治大国,而无法所度, 此不若百工,辩也。”墨子对手工匠技艺的熟悉程度, 可见一斑。墨子大巧,擅长工匠和制作,几乎熟谙当时各种兵器、机械和工程建筑的制造技术,平常言谈总不离百工之业、耕织之事。墨子天资聪慧,在止楚攻宋时与公输般进行的攻防对决演练中,显示了其高超的才能 和造诣;见天上鹰 飞鸟翔,便制成 “木鸢”,三日飞翔 而不下;可以在一 天之内造 出载重600斤的车子,车速快且省力,经久耐用;利用杠杆原理研制成桔槔,用于提水;看到野果壳在雨水浸泡之后流出色液,便发明坑布之法引导山民坑染布料, 并把对染布技术的感悟上升到哲学高度,写成名篇 《所染》;还制造了辘轳、滑车、云梯等,用于生产和军事。墨子长于守城技术,其后学总结 其经验为 《城守》21篇。

　　墨子既拥有丰厚的人文学科知识,又在自然科学方面远远高于其他诸子。正因为这样,非墨之人都未涉及科学问题。这一方面说明时人没有认识到科学知识的价值,另一方面也表明了墨子对科技的造诣遥遥领先。遗憾的是,墨子的人文思想与科学思想一同遭到封建统治者的封杀,其科学传统没有得到有效传承,这不能不说是中国科学史的不幸。

　　三

　　厚德敏行:苦行救世墨家军

　　墨子是一位伟大的平民思想家,一位敏行的实践者,其所创墨家学派不但是一个宣扬理论构想的学术派别,而且是一个为实现自己的政治主张而奋斗的政治组织,拥有一支独立于 官府的作 战队伍。作为第一任巨子,墨子毕生为开创的墨学身体力行, 言传身教,为墨家学说的发扬光大和救民济世而奔走呼号。其后的墨家巨子禽滑厘、孟胜、田襄子皆是有见识、有胆色、有担当、有本领的天地大丈夫、中华好男儿。这位平民圣人始终保持着劳动者的本色, 同情“农与工肆之人”,是第一位站在最底层劳动者和社会弱者立场上说话的人。墨子甘于清贫,乐于奉献,不辞劳苦,热心救世,提出了一系列具有鲜明阶级立场的思想学说。在墨子身上,我们看不到传统知识分子身上常见的酸气、迂气、呆气和狂气。

　　(一)其言必信,其行必果,一诺千金有墨者

　　墨子注重品性的完善,认为君子必须意志坚定, “言必信,行必果”,言行如一,表里一致。《墨子·公孟》载:“告子谓子墨子曰:‘我能治国为政。’子墨子曰:‘政者,口言之,身必行之。今子口言之,而身不行,是子之身乱也。子不能治子之身,焉能治国政? 子姑无,子之身乱之矣!’”“言必信,行必果,使言行之合,犹合符节也,无言而不行也”(《兼爱下》)的墨家守则,广为传颂。正因如此,司马迁在《史记·游侠列传》中给具有墨家学派色彩的游侠写传,称赞朱家、郭解等侠客:“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 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焉。”具有这种精神的绿林好汉、江湖英雄身上所体现出来的一诺千金、替天行道、劫富济贫、除暴安良等良好品行,都可以看到墨家精神的影子。

　　(二)义字当头,扶危济困,仗义执言走天下

　　墨子主张 “背禄而向义”,反对 “背义而向禄”。墨家弟子从政是为了兴利除害,而不是为了功名利禄。墨子推荐弟子到各国从政,宣扬墨学,若诸侯不用,墨子宁愿让学生辞官。墨者以天下为己任,专为弱国守城,为的是践履担当天下的 义务,功成不受赏,施恩不图报。

　　《墨子·公输》中为大家所熟知的“止楚攻宋”的故事,说的就是墨子以高超的智慧,制止了一场一触即发的楚国入侵宋国的战争。当墨子闻 知公输盘 (鲁班)已为楚惠王制造了攻城的云梯准备攻打宋国时,就马上从千里之外日夜兼程赶往楚国,劝其罢手言和:“公输盘为楚造云梯之械,成,将以攻宋。子墨子闻之,起于鲁,行十日十夜,而至于郢,见公输盘。 公输盘曰:‘夫子何命焉为?’子墨子曰;‘北方有侮臣者,愿借子杀之。’公输盘不说。子墨子曰:‘请献十金。’公输盘曰:‘吾义固不杀人。’子墨子起,再拜, 曰:‘请说之。吾从北方闻子为梯,将以攻宋。宋何罪之有?荆国有余于地而不足于民,杀所不足而争所有余,不可谓智;宋无罪而攻之,不可谓仁;知而不争,不可谓忠;争而不得,不可谓强;义不杀少 而杀众,不可谓知类。’公输盘服。”墨子复见楚王,曰:“今有人于此,舍其文轩,邻有敝舆,而欲窃之;舍其锦绣,邻有短褐,而欲窃之;舍其粱肉,邻有糠糟,而欲窃之。此为何若人?”王曰:“必为窃疾 矣。”子墨子曰:“荆之地,方五千里,宋之地,方五百里,此犹文轩之与敝舆也;荆有云梦,犀兕麋鹿满之,江汉之鱼鳖鼋鼍为天下富,宋所为无雉兔狐狸者也,此犹粱肉之与糠糟也;荆有长松、文梓、楩、枬、楠、豫章,宋无长木,此犹锦绣之与短褐也。臣以三事之攻宋也,为与此同类。”楚王乃止,曰:“善哉,吾请无攻宋矣。”墨子将一场一触即发的战争化为无形,其智勇双全的形象跃然纸上。其间墨子的口才固然了得,但是起决定性作用的,还是他领先的防御器械,以及让弟子禽滑厘等三百人助守宋城的后手。当年,墨子星夜赶往楚国的艰辛,智败公输的韬略,救百姓性命于火水的功业,至今读来仍令人荡气回肠!

　　当时,替天行道的侠客大多出自墨家。与一般的武士不同,墨侠以“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为己任,开启了中国古时侠客之风。必须指出,以兴利除害为自任的墨侠拔刀相助,只是出于行义,并非为了自己的私欲而斗,因而没有违背墨家的非斗宗旨。

　　(三)绳墨自矫,严于律己,苦行救世墨家军

　　墨者多来自社会下层,平时一律短衣草鞋,参加劳动,“手足胼胝,面目黎黑”,以吃苦为 高尚的事。 墨家反对剥削,崇尚劳动,提出“赖其力者生,不赖其力者不生”,“不与劳动”的,就不能“获其实”。墨子是身体力行节用的榜样,一生过着简朴的生活,“量腹而食,度身而衣”,“其生也勤,其死也簿,以苦为极,备世之急”。止楚攻宋时,曾从鲁国出发,长途跋涉,“裂裳裹足,日夜不休,十日十夜而至于郢”,想必墨子这种苦行救世的精神深深打动了楚惠王。在墨子影响下,墨者葛衣短衫,过着 “堂高三尺,土阶三等,茅茨不翦,采椽不刮,食土簋,啜土刑,粝粮之食, 藜藿之羹,夏日葛衣,冬日鹿裘”的简朴生活,留下 “手足胼胝,面目黎黑,役身给使,不敢问欲”的苦修者形象。

　　墨家组织严密,纪律严明,这在诸子百家中是绝无仅有的。墨家领袖称为巨子,成员称为墨者,墨者必须服从巨子的领导。《吕氏春秋·去私》说:“墨者之法,杀人者死,伤人者刑”,绳墨自矫。《吕氏春秋》 记载,巨子腹醇的儿子在秦国 杀了人,被秦惠王 赦免,但腹醇认为“墨者之法”不能免,终于杀子偿命, 这足见墨家的纪律之严明。相传墨者 皆能赴火 蹈刀,吃苦耐劳,以自苦励志。墨者作战十分勇敢,即使是牺牲了个人性命也在所不惜,富有世所罕见的自我牺牲精神。《淮南子》载:“墨子服役者百八十人,皆可使赴火蹈刃,死不还踵。”意即至死也不转脚跟后退。在墨子的率先垂范下,“弟子虽饥,不忘天下”,能够做到“损己而益所为”。

　　墨者这种苦行救世的精神深深打动了世人,墨家之所以成为显学,与墨者的伟大人格精神是分不开的。《庄子·天下》篇曰:“虽然,墨子真天下之好也,将求之不得也,虽枯槁不舍也,才士也夫!”即便是非墨的孟轲,也承认“墨子兼爱,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韩非子·显学》篇赞曰:“墨子之葬也,冬日冬服,夏日夏服,桐棺三寸,服丧三月,世主以为俭而礼之。”《吕氏春秋》评论说:“墨,布衣之士也。万乘之主,千乘之君不能与之争士 也。”《淮南子 · 道应训》篇说:“墨翟,无地而为君,无官而为长,天下丈夫女子,莫不延颈举踵而愿安利之者。”墨学宝贵的精神财富始终滋养着国人,虽墨学中绝,崇俭戒奢、艰苦朴素、舍己为人的崇高精神却从没有游离于主流文化之外。

　　墨家学说的命运和他们所代表的阶层的命运一样,因不符合历代统治者的要求而命运多舛:秦统一六国后,墨学受到打压;崇尚黄老之学的汉初,墨学有所复苏;汉武帝时独尊儒术,墨学被视为异端而遭到封杀,致使墨学跌入低谷,终成“大音稀声”之学。 迫于“独尊”与“罢黜”的大势,司马迁顾虑重重,“不写墨者列传”。但是墨学由显而隐,归于沉寂,并不是所谓的终绝,墨学并没有被湮灭在历史长河中,墨家精神也没有失传,而是潜藏在历史长河的深处,在中国民间的社会底层流传着。墨家总是毫无保留地站在弱小者的一方,具有一定的人民性,所以,有人讥讽墨学为“贱人之言”。然而,是真金就能经得起时间的冶炼,正如毛泽东对墨子的高度评价: “墨子是比孔子高明的圣人。”有理由相信,墨子的平民大众情怀,墨子的节用倡导和率先垂范精神,墨子的兼爱非攻思想,墨子的自苦励志和言信行果做派, 墨子的技压群芳的自然科学成就,墨子的伟大人格, 必将在抚去厚厚的历史尘埃后,放射出耀眼光辉。

　　【原载于《齐鲁学刊》2015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