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民服务的基本内涵

　　——纪念毛泽东诞辰 132 周年(二)

　　内容摘要

　　为人民服务，是对为人民服务实践的经验总结;是对为人民服务普遍规律的概括和理论提升;是由原理、方法论和评价标准等三个有机联系的部分组成的理论体系。

　　本文把为人民服务理论体系放在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大背景下，论述其形成的背景、所包涵的三个系统的主要内容，及其对理论的贡献价值和对人民事业、人类社会走向大同的指导、引领意义等。

　　由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作用贯穿着为人民服务实践全过程的各个方面和各个环节，而学习和提升理论水平客观上又需要一个较长的时间过程，所以，要始终坚持不懈地不断提升党员和广大知识分子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要始终坚持不懈地在广大人民群众中普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不断提升整个中华民族的理性品格;要具备为人民服务素质和能力的人来为人民服务，这个原则如果把握不好，贪腐现象就会不断出现。

　　为人民服务，是人类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上个世纪出现了资本主义社会化的机器大生产后才具备了相应条件的、而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在我党领导人民求解放的相应实践基础上、经毛主席总结实践经验对相应规律要求进行概括和理论提升才得以在中国形成的、对于世界人民的解放和建设事业都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能够引领人类走向社会大同的、关于领导方面的系统的理论体系;是中华民族在二十世纪经由毛主席贡献于人类的、具有中国气派和中国风格的理性智慧;是毛泽东思想中关于领导理论方面的重要内容，是毛泽东思想的理论基石和重要组成部分。

　　尽管从时间上看，早在新中国成立之前的1944年，毛主席就总结形成了为人民服务思想的相应的理论体系，但由于它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密切联系中国实际，对相应的经验进行的正确总结，对有关普遍规律进行的概括和理论提升，综合反映了和反映着为人民服务所必须遵循的普遍规律的要求，所以，自它形成之日起，就具有能够正确指导领导人民实践的普遍适用性。其后的抗日战争的胜利、解放战争的胜利，以及新中国成立后全国及各条战线上所取得的辉煌成就等，都证明了这一点。

　　为人民服务，是对为人民服务实践的经验总结;是对为人民服务规律的概括和理论提升;是由原理、方法论和评价标准三个有机联系的系统组成的理论体系。本文试着论述的为人民服务，特指这个理论体系。

　　为人民服务理论体系形成的背景

　　只有放在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大背景下，我们才能客观、正确认识为人民服务。

　　为人民服务理论体系，是在人类社会的生产力发展到上个世纪才具备其被总结出来所需要的必要条件的，而在当时我党领导人民的相应实践过程中，经毛主席总结、提升而形成的。

　　1.人类社会历史发展到20世纪的大背景

　　千百年前我国古代的圣贤们，就对人类大同社会的愿景有过美好的展望和相应的描述。但由于受人类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以及人类理论发展程度的制约，客观上都不具备实现人类大同的条件。

　　随着人类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在出现了社会化的机器大生产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以及随其发展而诞生了代表人民利益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之后，实现我国古代圣贤所描绘的人类大同社会，才于客观方面和理论方面，在世界上一些国家如沙俄和当时的中国等国，具备了相应的前提条件，人民求解放这个远古已有的期盼才开始变为现实的实践运动。

　　2.当时中国社会发展的具体背景

　　人类社会进入到上个世纪初，中国的大批仁人志士，面对当时的民族灾难和人民苦难，勤奋修为、上下求索、多方实践，在处处碰壁的困境中，随着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光芒中，新成立的中国共产党开始了带领人民求解放的实践运动。这个实践过程就为为人民服务的形成，提供了必要条件。经由毛主席的总结和提升，为人民服务最终才得以在中国形成。

　　为人民服务原理系统

　　为人民服务理论原理，其内容体现着为人民服务实践所涉及到的必须遵循的系列规律性的东西，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人民立场，全心全意。

　　为人民服务，是共产党员革命的出发点和归宿。1943年10月，毛主席在《论合作社》一文中指出，为群众利益着想是“我们与国民党的根本区别，也是共产党员革命的出发点和归宿”。

　　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毛主席在七大的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中指出：“我们共产党人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又一个显著的标志，就是和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取得最密切的联系。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

　　为人民服务，一定要全心全意。1944年10月4日，毛主席在向《解放日报》和新华社工作人员发表讲话中指出：“为人民服务，不能是半心半意，不能是三心二意，一定要全心全意。”

　　知识分子应该为人民服务。1939年12月，毛主席在《大量吸收知识分子》一文中指出，知识分子应该为工农服务、为群众服务，并以此作为区分知识分子的标准。 在1942年5月的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毛主席又为作家等广大文艺工作者指明了要“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服务”的方向。

　　为人民服务，要有不怕牺牲的精神。“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1944年9月8日在中央警备团战士张思德追悼会上作《为人民服务》演讲时，毛主席说：“中国古时候有个文学家叫做司马迁的说过：‘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替法西斯卖力，替剥削人民和压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鸿毛还轻。”

　　2.马列挂帅，统筹兼顾。

　　马克思主义是基于人民立场、正确和先进的理论。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作用，贯穿于为人民服务实践的全过程。

　　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确立的;指导人民实践的为人民服务的理论体系，也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才得以形成的;为人民服务的具体政策的制定，也离不开马克思主义的指导;统一党员干部、知识分子和广大人民群众思想于相应的政策精神的过程，以及总结人民实践经验教训的过程，也都离不不开马克思主义的应用和指导。

　　离开了马克思主义正确理论的指导，偏离了为人民服务理论体系的要求，领导实践就会变成盲目的行动。

　　所以，马克思主义理论挂帅，是为人民服务的前提性的基本要求。

　　1955年3月，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毛主席提出，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干部同志，“都要奋发努力，在提高马克思列宁主义水平的基础上，使自己成为精通政治工作和经济工作的专家。一方面要搞好政治思想工作，一方面要搞好经济建设”。

　　人民事业的内容涉及方方面面，要实现好人民利益、发展好人民事业，就要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站在单位、部门、行业甚至全国的全局高度，时刻把握人民事业方方面面的总体情况，做到和做好相应的统筹兼顾。

　　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毛主席指出：“这里所说的统筹兼顾，是指对于六亿人口的统筹兼顾。我们作计划、办事、想问题，都要从我国有六亿人口这一点出发，千万不要忘记这一点。为什么要提出这样一个问题，难道还有人不知道我国有六亿人口吗?知道是知道的，不过办起事来有些人就忘记了，似乎人越少越好，圈子紧缩得越小越好。抱有这种小圈子主义的人们，对于这样一种思想是抵触的：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人，并且尽可能地将消极因素转变为积极因素，为建设社会主义社会这个伟大的事业服务。我希望这些人扩大眼界，真正承认我国有六亿人口，承认这是一个客观存在，这是我们的本钱。我国人多，是好事，当然也有困难。我们各方面的建设事业都在蓬勃地发展着，成绩很大，但是，在目前社会大变动的过渡时期，困难问题还是很多的。又发展又困难，这就是矛盾。任何矛盾不但应当解决，也是完全可以解决的。我们的方针是统筹兼顾、适当安排。无论粮食问题，灾荒问题，就业问题，教育问题，知识分子问题，各种爱国力量的统一战线问题，少数民族问题，以及其它各项问题，都要从对全体人民的统筹兼顾这个观点出发，就当时当地的实际可能条件，同各方面的人协商，作出各种适当的安排。”

　　3.正确预见，方向明确。

　　正确的理论，都具有预见性的功能特征。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进行相应的正确预见，是对人民事业责任的客观要求。没有正确的预见，实践就会走偏甚至走错方向。

　　“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提出，和井冈山前三次反围剿的胜利，与同时期的多次举行城市工人武装起义而都相继失败的事实，就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为中国红色革命根据地的存在和发展指明了方向;《抗日救国十大纲领》《论持久战》等，又为中国战胜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指明了方向。

　　早在1937年，毛主席就对我国农业机械化有过预见。在《矛盾论》中毛主席指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的矛盾，用农业集体化和农业机械化的方法去解决。”

　　4.调查研究，发现规律。

　　规律是客观存在的，为人民服务的实践,以及在正确的政策指导下的广大人民群众的实践,都要遵循相应规律的客观要求。要认识规律，就需要进行相应的调查研究。

　　毛主席当年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为我党明确了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

　　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毛主席从没有离开过调查研究。

　　“回顾毛泽东开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可以清晰地看到，调查研究始终伴随其中。毛泽东一生写了大量的调查报告，而关于农村农民的占了极大部分。收录《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中1926年至1941年9月的文章就有17篇之多。毛泽东在农村调查中提出的‘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一切结论产生于调查情况的末尾，而不是在它的先头’等重要论述，大大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进程。”(齐彪：《毛泽东留下农村农民问题丰厚遗产》,《学习时报》2023年12月14日。)

　　“十大关系”思想形成之前，毛主席进行了周密系统的调查研究：

　　“毛泽东对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探索，是从深入系统的调查研究入手的。他说：‘那个十大关系怎么出来的呢?我在北京经过一个半月，每天谈一个部，找了三十四个部的同志谈话，逐渐形成了那个十条。如果没有那些人谈话，那个十大关系怎么会形成呢?不可能形成。’毛泽东的这次调查研究，从1956年2月14日开始，到4月24日结束，实际听汇报的时间为43天，那是十分紧张疲劳的43个日日夜夜，用毛泽东的话说，几乎每天都是‘床上地下，地下床上’。早晨一起床，就开始听汇报，每次都是四五个小时。事先看书面材料，汇报过程中边听、边议，不断插话，提出问题，发表意见，进行评论。为了增加对工业建设的感性认识，从4月12日到17日这6天，毛泽东还参观了设在中南海的机械工业展览，看得十分认真，有时不满足讲解员的解说，还叫人找一些有关图书和资料做进一步研究。”(杨春贵：《独立探索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伟大开端——学习毛泽东<论十大关系>的战略思维》，《学习时报》2023年12月27日。)

　　调查研究，发现规律，就为制定指导人民群众实践的政策做了相应的必要准备。

　　新中国成立之初，农业基础薄弱，耕作工具简陋，大量土地贫瘠，作物良种匮乏，水旱灾害频发，病虫害等肆虐，农民靠天吃饭，粮食亩产又低。面对当时的农业状况，毛主席进行了深入的调查研究，提出了“农业八字宪法”——土(土壤改良)、肥(合理施肥)、水(兴修水利)、种(推广良种)、密(合理密植)、保(植物保护)、管(田间管理)、工(工具改革)。“八字宪法”代表了农业增产的八个关键环节。这八个环节，构成了顺应农业增产规律要求的、各环节相互联系和相互促进的一个整体。

　　“八字宪法”每个环节，又都在顺应着相应的客观规律的要求。以其中的“工具革新”为例：

　　工具革新，要靠农业科技的发展和应用。新中国刚成立时，我国农机工业底子很差，只有36家生产企业，约4000个职工，只能生产结构简单的农机具，产量还少得可怜。当时，我国农村连旧式农具都短缺，大部分农民通过合作互助、互借农具的形式，才能完成正常的农业种植生产。1950年至1952年间，国家发放了15.7亿元农业贷款，帮助农民解决生产中缺乏农具、种子、肥料、牲畜等困难，新增了大量旧式农具。在毛主席的指示下、周总理的领导下，国家安排部分机械厂定点生产农业机械，开始有计划地筹备发展农机工业。洛阳第一拖拉机制造厂的建设，毛主席亲自敲定厂址，周总理亲自任命一拖厂长。1957年10月，毛主席亲自审阅修改《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在草案中明确指出：“随着国家工业化的发展，有步骤地积极地实行农业机械化。从一九五六年起，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机械制造部门和农业部门应当经过广泛的试验研究工作，拟出一个适合我国条件的农业机械化方案，为推广农业机械化做好准备。”毛主席把实现农业机械化的任务，提到全党和全国人民的面前，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据统计，1953年，我国建立了11个农业拖拉机站，拥有拖拉机113台(主要靠进口)。到了1957年，全国农机生产企业到达276个，职工12.3万人，金属切削机床8000台，分别比1949年增长了6.7倍、30倍和15倍，农机工业累计投资3.14亿元，农机生产能力得到提升。(寒牛出栏：《1949-1979年，中国农业机械化奋发图强》，红色文化网(中国红色文化研究会主办)2025年5月18日。)

　　“1958年3月在成都会议上，毛泽东提醒要注意‘现代化机械与改良农具的对立统一’，指出改良农具是技术革命的萌芽，由此可进一步机械化。为更好的开展农具改良，毛泽东多次强调要加强研究工作，建议各省市自治区设立农具研究所，专门负责研究各种改良农具和中小型机械农具，要同农具制造厂密切联系，研究好了就交付制造。按照这一要求，全国上下从省到县相继成立了农机研究机构，为农业机械化的推广发展提供了坚实支持。与此同时，为搞好多部门协作，共同促进并领导好全国农业机械化事业，毛泽东亲自提议设立农业机械部，甚至自己可以来兼任部长。”(李萌萌：《毛泽东与新中国农业机械化事业》，《学习时报》2020年9月25日。)

　　5.联系实际，制定政策。

　　理论联系实际，理论才能发挥作用，才可能制定出正确的政策。

　　新中国建立初期，在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大规模社会主义建设即将开始之时，在调查研究和掌握实际的基础上，毛主席形成“十大关系”思想，指明了我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需要重点把握的十大关系：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党和非党的关系，革命和反革命的关系，是非关系，中国和外国的关系。毛主席的《论十大关系》，是对调研中发现的实际问题进行的理论和政策解答，是对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探索的重要成果，回答了在经济文化落后的新中国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战略性问题。

　　6.说服教育，统一思想。

　　由于人们的理论素养高低不同，人们对实际及有关规律的了解多少不一、深浅不等，所以，对政策精神的理解程度也不会完全一样。这就要求在政策执行之前，要进行相应的统一思想的工作。

　　统一思想，离不开说服教育。

　　毛主席创立了关于思想政治工作“说服教育”方法。

　　“思想政治工作是中国共产党的‘传家宝’，贯穿于党的百年奋斗历程。1927年秋收起义后，毛泽东同志立足军队建设现状，决定对部队进行整顿和改编，实行‘支部建在连上’，以‘三湾改编’的壮举拉开了党的独创性思想政治工作的序幕。《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又称‘古田会议决议’)明确了党的思想政治工作的目标与任务、方法与制度，奠定了开展思想政治工作的理论基础。1944年，毛泽东同志在谭政所作《关于军队政治工作问题的报告》中，亲笔增写了‘共产党领导的革命的政治工作是革命军队的生命线’的重大论断，标志着党的思想政治工作理论的成熟。解放战争时期，党开展的思想政治工作在军队政治、瓦解敌军、解放区农民工作、党内教育等方面都取得了成就。”(范映渊、马红玲：《毛泽东同志“说服教育”方法及现实启示》，《思想政治工作研究》2024年12月19日。)

　　毛主席认为，统一思想就是解决“客观规律和我们主观认识之间的矛盾”。

　　“必须懂得，在这个问题上是存在着矛盾的，即社会主义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和我们主观认识之间的矛盾，这需要在实践中去解决。这个矛盾，也将表现为人同人之间的矛盾，即比较正确地反映客观规律的一些人同比较不正确地反映客观规律的一些人之间的矛盾，因此也是人民内部的矛盾。一切矛盾都是客观存在的，我们的任务在于尽可能正确地反映它和解决它”，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毛主席同时还指出：“对待人民内部的思想问题，对待精神世界的问题，用简单的方法去处理，不但不会收效，而且非常有害……凡属于思想性质的问题，凡属于人民内部的争论问题，只能用民主的方法去解决，只能用讨论的方法、批评的方法、说服教育的方法去解决，而不能用强制的、压服的方法去解决。”

　　只有有效的说服教育，人们的思想认识才能统一到政策的精神上来。而只有了解了实际，掌握了规律，从实际出发，遵循了规律要求的政策，说服教育才具有实质性的内容，也才能进行有效的说服教育。

　　毛主席通过对说服教育与实践关系的分析，为我们提供了以理服人的说服教育的方法。

　　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毛主席指出，一般而言，人所直接感知到的是现实的社会生活，并不会盲目地崇拜和盲从于某种理论。从先后次序来看，似乎是先有实践，再有对实践经验的总结，进而形成理论。但实际上，理论与实践是相互统一的，理论来源于实践并不是说理论在实践面前是被动的，相反，真理越是与实践相结合，越是能够反过来推进理论的说服力量。从这个意义上说，理论说服的深入、彻底，就为实践准备了必要条件，实践的深入性也就有了更大的可能。

　　毛主席也给我们展示了他高超的说服教育艺术。

　　为了使广大红军指战员认识到革命路线的重要性，毛泽东意味深长地给萧克等领导干部讲了一个神话故事：有一回，八仙之一的张果老去蓬莱朝圣。他是个仙人，骑毛驴和我们不同，是倒骑的。走着走着，遇到另一个仙人吕洞宾。吕洞宾问张果老要到哪去?张果老说：“上蓬莱朝圣。”吕洞宾惊讶地问：“蓬莱在东，你骑毛驴往西，怎么能到?”张果老反而不高兴地反驳说：“我的脸是朝着东方的蓬莱啊!”以此说明革命的队伍如果路线、政策不对，革命就不能胜利。(吴继金：《毛泽东的说服教育艺术》，《党史博采》2018年09月05日。)

　　7.指导实践，总结提升。

　　客观环境是不停的运动变化的，实践进程中也随时会遇到新情况、新问题;同时，人们对事物的认识也会随着实践和客观环境的发展变化不断提高，这就需要及时对不适应实践要求的相关的政策内容进行相应的补充、修改和完善。

　　毛主席“十大关系”思想的形成过程，就是一个不断总结和补充完善的过程。

　　“毛泽东这次调查研究的过程，也是一个不断思考、总结、提炼、概括的过程。(1956年)4月19日，他把思考中的问题归纳为三个关系;4月20日，进一步归纳为五个关系;4月24日，又归纳为六大关系。到4月25日，主持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正式发表《论十大关系》讲话，十大关系的思想最终形成。”(杨春贵：《独立探索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伟大开端——学习毛泽东<论十大关系>的战略思维》，《学习时报》2023年12月27日。)

　　“四个现代化”的提出过程，也是一个不断总结和补充完善的过程。这里以农业现代化的提出过程为例：

　　“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就提出‘使中国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为着中国的工业化和农业近代化而斗争’。新中国成立后，随着农业合作化的兴起，毛泽东逐渐产生了先搞合作化、后搞机械化的农业现代化设想，并投入格外多的精力，具体指导着农业合作化这场农村的巨大社会变革的进展。”(齐彪：《毛泽东留下农村农民问题丰厚遗产》，《学习时报》2023年12月14日。)

　　1953年10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主席指出，“将来进一步搞社会主义，就要靠机器(拖拉机)。”“农业八字宪法”提出之后，1958年11月在河南新乡视察时，毛主席补充说：“深耕细作，可能这是一条出路，加上机械化。”即让“农业八字宪法”和机械化结合起来，更好地提高生产效率、减轻农民劳作负担。为此，1959年4月，毛泽东在给省、地、县、社、队、小队六级干部所写的党内通信中强调指出：“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李萌萌：《毛泽东与新中国农业机械化事业》，《学习时报》2020年9月25日。)

　　“农业现代化”的奋斗目标，就是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过程中，逐步明确提出来的。

　　为人民服务的方法论系统

　　为人民服务的方法论是一个系统，这个系统的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学习掌握先进理论，养成辩证思维习惯。

　　党员和广大知识分子，作为为人民服务的主体，要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有理论支撑，才能正确预见;才能联系实际制定政策;才能为统一思想进行有效的说服教育;才能对人民的实践进行正确的总结。

　　训练辩证思维，并养成辩证思维习惯。调查研究、了解实际，发现和运用规律，制定方针、政策，分析和解决问题等等，都离不开辩证思维。

　　2.树立正确的“四观”和牢固的公心理念。

　　正确的宇宙观、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以及牢固的公心理念，是运用为人民服务的前提条件。

　　3.掌握调查研究的理论和方法。

　　4.提升理论联系实际以及说服教育的能力。

　　5.坚持群众路线和民主集中制原则。

　　6.坚持统筹兼顾、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基本原则。

　　7.坚持正确的用人原则,要具备为人民服务相应素质和能力的人来为人民服务。

　　由于理论的作用贯穿着为人民服务实践全过程的各个方面和各个阶段，而掌握理论和提升理论水平客观上又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所以，在共产党员和广大人民群众中，始终坚持不懈地不断提升理论素养，就成为了为人民服务的一个总的要求。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始终坚持不懈地提升全党和全国知识分子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

　　第二，始终坚持不懈地在全国范围普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不断提升整个中华民族的理性品格。

　　第三，要具备为人民服务素质和能力的人来为人民服务。这个原则把握不好，贪腐现象就会不断出现。

　　为人民服务的评价标准系统

　　为人民服务原理系统的每个环节，为人民服务方法论系统的每个要求，它们本身都可以作为判断是否在为人民服务的标准，所以，它们又共同组成了为人民服务的“评价标准”系统。

　　如，不经过调查研究，不了解实际，不掌握相应的规律，就作决定、出政策，那显然不是在为人民服务。这些就成了在决策、政策方面检验单位、部门等是否在为人民服务的标准。

　　资本主义国家是不会为人民服务的，所以，为人民服务的“评价标准”系统，也可以作为一个国家是不是社会主义国家的评价标准。

　　为人民服务理论体系的意义

　　1.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贡献。

　　为人民服务理论体系，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领导的理论，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

　　2.对于具体实践都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

　　对于各地、各级、各行业、各部门的具体实践活动，为人民服务理论体系都具有指导意义。

　　3.对国家发展的指导意义。

　　为人民服务理论体系，对社会主义国家人民事业的发展具有指导意义。

　　4.对人类发展的意义。

　　为人民服务理论体系，对于全球人民解放事业和人民建设事业具有普遍指导意义，能够指导和推动人类社会实现世界大同，是中华民族贡献于人类的、具有中国气派和中国风格的理性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