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人战略的超前性，以及历史哲学基础

　　毛主席晚年战略的超前性，及其历史哲学基础，任何对一个民族领导者的历史审视，都必须置于其所处时代的宏大历史坐标中。对于那位奠定新中国基业的世纪伟人而言，其晚年的思想与实践，并非源于偶然的个人情绪，而是一场基于其对中华文明数千年历史周期律深刻洞察的超验性反抗。

　　这场反抗，源于对新政权可能重蹈覆辙的深切忧虑，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权力变质现象的清醒警惕，以及对“为人民服务”这一立国理想可能异化的终极担忧。伟人毕生研读史籍，对二十四史烂熟于心，据称对《资治通鉴》更是批注研读数十遍。这种对历史进程的深度把握，使其成为少数能清晰预见民族未来走向的战略家。

　　在他眼中，历代王朝更迭呈现出一种令人窒息的周期性规律：在初期因战争创伤、人口稀少而享有短暂的休养生息后，政权便不可避免地走向固化与衰败。这一规律的核心症结，并非简单的经济或军事问题，而是权力精英阶层的特权化与固化。政权从革命者手中夺取并巩固后，最初的理想主义光芒逐渐被权力带来的私欲所遮蔽，新的权贵门阀阶层开始利用其地位大规模搜刮民脂民膏，形成利益共同体。这种阶层矛盾的累积，最终导致社会阶层撕裂，官逼民反，直至王朝覆灭。然后历史再来一次，虽然当中有各种各样进步，但总体这个趋势变化不大的悲剧。

　　对于一位以彻底改变民族命运为理想的伟人而言，这种历史的宿命感是无法容忍的。他深知，如果不能从根本上打破这一铁律，新中国最终仍将滑向旧时代的深渊。因此，其晚年所有的战略部署，都可被视为针对这一周期率的超前性干预。

　　伟人的忧思，不仅是基于对中国历史的抽象判断，更是源于对当时国际国内现实的深刻警觉。彼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老大哥——苏联，已经出现了令人触目惊心的变质。苏维埃政权内部滋生出腐败僵化、脱离群众的官僚特权阶层，使得整个国家满目疮痍，人民生活在痛苦之中。这种前车之鉴，无疑是震动其心灵的巨大警钟。

　　他清醒地看到，在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权力同样可以异化，可以脱离其阶级基础形成新的压迫。这种异化，是对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理想的彻底背叛。他无法眼睁睁看着自己奋斗和牺牲了一生的理想，最终在中国也走向同样的方向。新政权建立之初，部分干部和领导层中已经开始出现特权思想、以权谋私、利用地位为子女谋利等旧统治阶级的作风。这种现象尽管可能是局部性的，但在一位对历史规律高度敏感的伟人看来，却是阶级分化的危险信号，是历史重演的微小却致命的火花。

　　他反复思索：无数革命烈士抛头颅洒热血，难道仅仅是为了建立一个新的“公侯伯子男”的权贵阶层?理想何在?人民利益何在?这种巨大的落差与焦虑，使得他睡梦中都会惊醒。对于他而言，这种“倒胃口”的现象，是对数千万牺牲者的最大亵渎。作为一个开天辟地的伟人，他绝不能允许这种历史倒退的趋势在他手中开始蔓延。

　　面对理想与现实的巨大冲突，伟人尝试过各种常规手段。他发动了一次又一次的整风运动，进行各种教育和惩戒，试图“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然而实践证明，自上而下的体系内部自我净化，存在着巨大的阻力与局限性。既得利益集团和官僚惯性会本能地抵抗改革，信息被层层过滤和隐瞒，导致许多让他“倒胃口”的现象屡禁不止。在一个权力已经集中且相对稳固的体制内，通过上层发号施令来彻底清除特权和腐败，往往难以触及灵魂和根本。人性的趋利避害，使得体制内的许多人宁愿选择阳奉阴违，而非真心革除自身的特权。

　　他认识到，若不能打破这种由上而下的单向权力结构，腐败和特权将如同野草般“割之又生”。在常规手段失效、生命时日无多之际，伟人做出了一个艰难且大胆的决定：必须发动一场从下到上的群众运动。这并非简单的权力转移，而是试图通过人民群众的直接参与和监督，形成一股强大的社会洪流，以“热身”的方式冲垮体制内的特权壁垒，使整个政权始终处于被人民监督和批判的动态状态。

　　据闻他是在湖南老家的山洞里，经过长时间的沉思和痛苦的抉择，才最终决定采取这一“以非常之策，图千秋大业”的战略。他希望通过这种方式，教育人民学会识别和批判特权，避免历史周期的再次来临，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探索一条超脱宿命的全新道路。

　　尽管战略初衷宏大而深远，但在实际的社会实践中，这场非常规的运动遭遇了难以避免的复杂性，部分结果偏离了最初的设计。伟人多次强调“要文斗不要武斗”，其本意是希望在不破坏生产和社会秩序的前提下，进行一场思想和政治上的大清理。他渴望的是一场思想上的改造与重塑，而非简单的暴力冲突。

　　然而，在信息传递受阻、地方执行偏差以及部分有心人从中作梗的情况下，运动的性质和方向被带乱。地方派系和个人恩怨的掺杂，使得原本应由下而上的监督批判，演变成了“下面自己乱搞，上面安然无恙”的局面。通讯的不发达和人性的弱点，使得隐瞒和利用变得极其简单。地方权力拥有者完全有可能通过煽动、转移方向等手段，将矛盾引向非核心目标，从而逃避本质的清算。这种失控，是伟人在战略部署时难以完全预见的执行风险。

　　伟人思考的是中华民族千年大计，是如何跳出历史性周期的哲学命题;而大多数人，包括其身边的一些战友，考虑的往往是眼前的稳定，享受既得的权利，以及如何让自己的后代继续舒舒服服过日子。这种战略高度上的巨大鸿沟，使得其晚年策略在最高层便遭遇了巨大的阻力，难以得到战友们的响应。这并非简单的政治斗争，而是两种历史观和人生观的对撞：一种是为天下黎民百姓永绝后患的超凡理想主义，另一种是符合人性惯性和动物本能的狭隘享乐主义。正是后者的普遍性，使得前者的实践困难重重，也使得伟人在其生命的最后几年，体验了常人难以理解的极度孤独。

　　对这位世纪伟人晚年实践的评判，必须跳出单纯的功过框架，将其视为人类历史上罕见的、试图以一己之力逆转数千年历史惯性的伟大尝试。他以其空前的学识、深邃的洞察和不惜一切代价的理想主义，提出了一个对后世政权具有永恒价值的警示：政权的危险，永远来自于内部;精英阶层的特权化和固化，是历史周期律的根源。

　　他所做的，是为中华民族留下一套“正直疫苗”和一份“预防针”。唯有持续依靠人民、警惕特权，才能永保政权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他的伟大是空前的、前无古人的。他逆着人性中最普遍的弱点，试图建立一个超越阶级固化、真正属于人民的永恒理想国。

　　虽然其最终的实践成果复杂且充满争议，但其“跳出周期率”的宏大命题，已成为中华民族追求伟大复兴道路上的一个永恒的战略指南。我们理应坚信，未来中华民族一定会涌现出更加伟大的人物，能够继承并发扬这种对理想的坚守与对历史的反思，带领民族继续前进。只有真正实现了这种“永不重蹈覆辙”的伟大复兴，才算是对这位孤独而伟大的先驱者最深刻的继承与致敬。

注（本文由今日头条｜小乔趣文音频转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