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中远：学习毛泽东勇于反抗、敢于斗争的英勇气概和斗争精神

　　毛泽东一生具有的勇于反抗、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的英勇气概和无所畏惧的胆略、韬略和斗争策略不是生来就有的，是在后天的社会生活、实际革命斗争和读书学习实践过程中磨练、打造、学习、总结而逐步形成的。

　　纵观毛泽东革命斗争实践的一生，他勇于反抗、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的英勇气概和无所畏惧的胆略、韬略和斗争策略的形成，笔者研究认为着重来自以下三个方面的影响：

　　一、受农村和农民敢于反抗、敢于斗争实际生活情境的影响

　　毛泽东从小生长在半封建社会时代湖南湘潭韶山的农村。毛泽东出生时，这里的现实环境同旧中国其他闭塞而贫穷的广大乡村没有多少两样。广大贫穷农民长时期当牛做马，遭受封建统治者的剥削和压迫，各种旧的封建势力、走狗、奴才等张牙舞爪、欺凌农民、欺辱百姓，广大农民长年累月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农民的反抗;哪里有剥削，哪里就有不公平，哪里就有斗争;哪里有地主、南霸天，哪里就有作苦力的长工、佃户;哪里有高楼饮美酒的达官贵人，哪里就有流浪在街头讨饭的乞丐;哪里有土豪劣绅，哪里就有欺辱百姓、迫害贫苦人民的行为和事件发生。这些封建社会广大农村农民所处的真实情境，毛泽东都曾耳闻目睹。对于“南霸天”、“黄世仁”、“刘文采”等这些喝人血、吃人奶的穷苦人民的死敌，毛泽东从小就与广大受剥削、受压迫民众一样恨之入骨。

　　据有关史料记载：1910年4月，长沙发生饥民暴动。原因是荒年粮价飞涨，有人率全家投塘自尽。饥民们涌到巡抚衙门请愿，反而遭到枪击，当场被打死14人，被打伤的人更多。他们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放火烧了巡抚衙门，捣毁了外国洋行、轮船公司、税关。清政府派兵镇压，暴动的鲜血染红了浏阳门外的识字岭(二十年后，毛泽东的妻子杨开慧也是在这里牺牲的)，被杀者的头颅高高挂在南门外示众。

　　几个卖兰花豆的湘乡小贩逃出长沙，把饥民暴动的消息传到了韶山。大家愤激地议论了好几天。随着时间的推移，许多人对这件事逐渐淡忘了，只有毛泽东久久不能平静下来。他觉得那些参加暴动的人都是善良的老百姓，只是被逼得走投无路才起来造反的，结果无辜被杀。这使他无比同情，仇恨满怀，痛心不已。几十年后，提及此事他很感慨地说：这件事“影响了我的一生”。(埃德加·斯诺著，董乐山译：《西行漫记》，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110页。)

　　1916年6月26日，离开长沙回韶山途中，见到陆荣廷的桂军与声讨袁世凯的护国军扰乱群众的情形，便写信告诉同学萧子升。他在信中写道：“招摇道途，侧目而横睨，与诸无赖集博通衢大街，逻卒熟视不敢问”，“联手成群，猥居饭店，吃饭不偿值，无不怨之”。(《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修订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12月第1版，第22页。)地方军阀、黑恶势力、官府衙门等欺辱、欺压和无故枪杀穷苦人民的这些情形在乡间到处可见。烧杀抢掠，民不聊生。当年的现实社会中，到处可以见此类似的情形，这些不合理、不平等的社会丑恶现象，件件桩桩都还存留在毛泽东的记忆里，激励着毛泽东斗争思想的日益萌生与形成。

　　毛泽东为了动员农民，组织农民，1927年1月，他在大革命高潮中用了33天的时间考察湖南的农民运动。在调查研究的基础写下了光辉的篇章：《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就是在这次考察中，他亲眼目睹了不愿做奴隶的农民们纷纷起来造反、抗争的情景：他们举起他们那粗黑的手，加在绅士们头上，用绳子把劣绅们捆绑起来，牵着游乡;土豪劣绅的小姐、少奶奶的牙床上，他们也可以踏上去滚一滚;他们打翻了土豪劣绅在地上，并且踏上一只脚;农会会员漫山遍野，梭镖短棍一呼百应，土匪无处藏踪;女子和穷人不能进祠堂吃酒的老例被打破，女子们结队拥入祠堂，一屁股坐下便吃酒，族尊老爷们只好听她们的便。对一切代表农民利益的“反常”现象，毛泽东非常高兴地称之为：“这是四十年乃至几千年未曾成就过的奇勋。这是好得很。”毛泽东生在农村，长时期地和农民们生活在一起，因此他很熟悉农村和农民的疾苦。他很憎恶当时那些草菅人命、欺压百姓等极不合理的社会现象。他理解农民，同情农民，对农民和农民运动一直有着特殊的感情。广大农民受欺、受辱的反抗、斗争的情境对青年毛泽东反抗、斗争的心理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二、受《水浒传》、《三国演义》、《隋唐演义》、《西游记》等中国古典小说的影响

　　幼年毛泽东在湖南韶山读书的时候，不很喜欢读四书五经，特别喜欢读反抗统治阶级压迫和斗争的故事，对《水浒传》、《三国演义》、《隋唐演义》、《西游记》等古典小说，充满了浓厚兴趣。由于课堂上老师不允许看这些书，毛泽东就在这些书上面放上一本“正经书”，以掩塾师的耳目。晚上回到家里，为防其父亲看到，他就拉上窗帘偷偷地看这些小说。

　　《水浒传》一书中描写并且颂扬的一个个英雄人物，有打渔的，有种菜的，有打铁的，有卖膏药的，还有许多形态各异的被压迫的普通贫民百姓。书中的人物面貌毛泽东好像都似曾相识;他们反抗官府、劫富济贫的种种行为，毛泽东似乎也有所闻、有同感，并有所实践;他们的生活，他们的言谈话语，他们的要求，他们的愿望，毛泽东好像也都是眼见过、耳听过、心想过、践行过。对于这样一部与农村和农民有密切联系的古典小说，引起毛泽东的兴趣和关注，这是非常自然的。毛泽东自己生前在谈到早年读《水浒传》、《三国演义》等古典小说对他产生的影响时曾说，“我认为这些书对我的影响大概很大，因为这些书是在易受感染的年龄里读的。”在他的少年时代对他影响最大的读物就算是《水浒传》了。“不过，《水浒传》对毛泽东，从少年时起最重要的影响，主要还是在思想方面。书中‘替天行道、劫富济贫’的思想，激起了他反抗现存秩序的精神。”(《毛泽东早年读书生活》，第19页)

　　在说到旧小说中的反抗精神对毛泽东青少年时代产生的影响时，1936年，在同斯诺的谈话中，毛泽东自己作过这样一段自我介绍：“有一件事我记得特别清楚。在我大约十三岁的时候，我父亲请了许多客人到家里;我们两人当着他们的面争论起来，父亲当众骂我懒而无用，这一下激怒了我。我回骂了他，接着就离家出走。我母亲追着我想劝我回去。父亲也追了上来，边骂边命令我回去。我跑到一个池塘边，并且威胁说如果他再走进一步，我就要跳进水里。在这种情况下，停止内战的要求和反要求都提出来了。我父亲坚持要我道歉并磕头认错。我同意如果他答应不打我，我可以跪一只脚磕头认错。战争就这样结束了。我从这件事认识到，当我用公开反抗的办法来保卫自己的权利的时候，我父亲变软下来了;可是如果我保持温顺的态度，他只会更多地打骂我。”(《毛泽东一九三六年同斯诺的谈话》，第7-8页)

　　这段自我介绍，反抗的矛头固然是对着他的父亲，但字里行间都显示出少年毛泽东的斗争精神。毛泽东在青年时代，无论是在家庭里，还是在学校里，表现他敢于反抗，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的例子是很多的。

　　《水浒传》描写的是农民造反的传奇故事，书中塑造了李逵、鲁智深、武松、林冲等敢于反抗官府的诸多英雄群像。对书中许多英雄好汉的义气、侠行、胆识、才干等等，毛泽东是很敬佩和向往的。1944年1月9日，毛泽东看了延安平剧院编演的历史剧《逼上梁山》以后，当即高兴地给编导们写下了这样热情赞誉的信：“看了你们的戏，你们做了很好的工作，我向你们致谢，并请代向演员同志们致谢!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但在旧戏舞台上(在一切离开人民的旧文学旧艺术上)人民却成了渣滓，由老爷太太少爷小姐们统治着舞台，这种历史的颠倒，现在由你们再颠倒过来，恢复了历史的面目，从此旧剧开了新生面，所以值得庆贺。你们这个开端将是旧剧革命的划时期的开端，我想到这一点就十分高兴。”这出戏，是《水浒传》的精髓，体现了作品强烈的反抗精神，受到毛泽东的赞誉，这是很自然的。在大革命高潮中，毛泽东说农民的“造反有理”，因为这是“逼出来的”，“凡是反抗最有力，乱子闹最大的地方，都是土豪劣绅、不法地主为恶最甚的地方”。毛泽东还常常把自己带队伍上井冈山说成是“没法子，被逼上梁山”。(1939年7月9日在陕北公学做题为《三个法宝》的演讲)

　　毛泽东很喜爱《西游记》小说中的孙悟空这个神话人物，更喜爱孙悟空敢于造反、敢于上天入地、敢于同各种妖魔鬼怪和邪恶势力作斗争的大无畏精神。他的老同学萧三曾这样写道：“毛泽东同我们大家一样，不喜欢孔夫子。他背着父亲和老师读了很多中国古典小说，像《西游记》、《三国演义》、《岳飞传》、《说唐》等。”据萧三的回忆，毛泽东还对他说过：“我还是最喜欢读那些描写起义造反的书。”

　　1936年，毛泽东自己在与斯诺的谈话中也曾说过：“我读过经书，可是并不喜欢经书。我爱看的是中国古代传奇小说，特别是其中关于造反的故事。”《西游记》着重描写的是主人翁孙悟空七十二变，上天入地，翻江倒海，不畏任何艰难险阻，疾恶如仇，除恶务尽，爱憎分明，敢于造反这样一个英雄形象和一个个想象丰富、曲折生动、语言诙谐、独具风格的造反故事。毛泽东对《西游记》这部神话小说也是一直很喜爱的。直到晚年，他老人家对《西游记》还有浓厚的兴趣。孙悟空敢于造反的思想，实际上已经变成了毛泽东自己勇于造反的实际行动。

　　说到孙悟空的造反是玉皇帝逼出来的事，1945年10月，毛泽东在山城重庆与国民党蒋介石进行谈判期间，他同国民党的各种人物进行了接触。毛泽东认为，国民党是一个政治联合体，有左中右之分，不能把他们看成是铁板一块，为了促进谈判，也要找当权的右派。有一次，毛泽东去见陈立夫，他先从回忆大革命前国共合作情景谈起，然后以孙悟空自况，批评了国民党十年内战的反共政策。毛泽东说：“我们上山打游击，是国民党剿共逼出来的，是逼上梁山。就像孙悟空大闹天宫。玉皇大帝封他为弼马温，孙悟空不服气，自己坚定是齐天大圣。可是你们连弼马温也不让我们做，我们只好扛枪上山了。”类似这方面的故事很多，笔者在这里不再一一例说。

　　三、最重要、最根本的影响是源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科学思想理论的指引

　　毛泽东敢于造反、敢于斗争思想的形成和无所畏惧的精神和人格风范，最重要、最根本的影响还是在于他读了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共产党宣言》。在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指引下，结合我国人民具体的革命斗争的实际，毛泽东敢于造反、敢于斗争思想逐步坚定起来，而且是愈来愈鲜明，愈来愈独具特色。

　　前面说到的农村农民具体生活情境的影响，中国古典小说的影响，是有很大的关系。但这两方面的影响还仅是感性的影响，朴素的情感的影响，是肤浅的、表面的影响。最大的、最重要的、最本质的影响还是来自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科学思想理论的学习和把握。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理论是指引全人类无产阶级进行斗争的最科学的思想理论，是指引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前进的光辉旗帜。它不仅为全世界无产者斗争指明了方向，而且还为全世界无产者斗争增强了信心和力量。它是全世界无产者斗争取得胜利的最强大的思想武器和根本保证。

　　《共产党宣言》是马克思恩格斯著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它是毛泽东选择科学社会主义的入门向导，为“吾将上下而求索”的年轻的毛泽东指明了前进的道路。因为《共产党宣言》是阐述人类无产阶级所追求的实现共产主义理想的最进步、最新的世界观和最具唯物辩证法思想理念的科学著作。我们知道，《共产党宣言》是1848年马克思、恩格斯为共产主义者同盟起草的纲领，是关于共产主义的第一个纲领性文献，它完整、系统而严密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思想。它是共产主义信仰者和广大进步人士的行动指南。正如伟大导师列宁曾评价的：“这部著作以天才的透彻鲜明的笔调叙述了新的世界观，即包括社会生活在内的彻底的唯物主义，最全面最深刻的发展学说辩证法以及关于阶级斗争、关于共产主义新社会的创造者无产阶级所负的世界历史，革命使命的理论。”(《列宁选集》第2卷，第578页)

　　五四运动前后，《共产党宣言》从国外传到了中国，立即成为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的抢手读物，在短时间内曾一版再版。据史料记载，毛泽东读到《共产党宣言》的全译本，是1920年8月陈望道翻译的在上海正式出版的《共产党宣言》。这是《共产党宣言》在中国出版的第一个全译本，也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在中国出版的第一个单行本。后来，毛泽东自己曾回忆说：正是《共产党宣言》这部马克思主义著作，“使我树立起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我接受马克思主义，认为它是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就一直没有动摇过。”(《毛泽东一九三六年同斯诺的谈话》)毛泽东自从倾心研读了《共产党宣言》全译本之后，从此，毛泽东就确立了对《共产党宣言》基本原理的终身信仰，开始了对真理漫漫的执着追求。正是这本马克思主义的划时代著作，成了毛泽东选择科学社会主义的入门向导。从此记述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共产党宣言》对毛泽东的世界观、对毛泽东的思想、行动的影响是很大的。《共产党宣言》为年轻的毛泽东指明了前进的道路，在前进的道路上，毛泽东也一直恪守《共产党宣言》的思想、理论。他信仰《共产党宣言》，牢记《共产党宣言》，忠诚《共产党宣言》，为践行《共产党宣言》全心全意追求共产主义、为实现共产主义奋斗了一生。

　　《共产党宣言》是指导和解决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不断取得胜利和社会主义新中国建设事业不断开拓前进的强大的思想理论武器。我们党28年的新民主主义的革命，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都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人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在与蒋介石国民党反动派和美、日等帝国主义残酷斗争近半个世纪的实践中历尽磨难、历尽艰辛。面对斗争征途上遇到的种种艰难险阻，种种没有想到而实际遇到了的许多实际困难和问题，怎么办?毛泽东一条重要的方法就是靠读《共产党宣言》，从《共产党宣言》中找到克服困难、解决问题的信心和力量，找到战胜困难、解决问题的启示、思路、途径和办法。对于这一点，毛泽东自己曾这样说过：“要学马列主义经典著作，要精读，读了还要理解它，要结合中国国情，结合自己的工作实践去分析、去探索、去理解。理论和实践结合了，理论就会是行动的指南。”毛泽东还说：“马列主义的书要经常读，当然不必要一律都精读，而且遇到实际问题，就去请教马列主义，时常翻阅，从理论上进行分析。”毛泽东接着说：“《共产党宣言》，我看了不下一百遍，遇到问题，我就翻阅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有时只阅读一两段，有时全篇都读，每阅读一次，我都有新的启发。我写《新民主主义论》时，《共产党宣言》就翻阅过多少次。”(曾志：《谈谈我知道的毛主席》。《缅怀毛泽东》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7月第1版，第400-401页。)“遇到实际问题”，“我就翻阅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这是毛泽东读《共产党宣言》的体会，也是他的一贯作法。新民主主义时期是这样，新中国成立以后也是这样，毛泽东一直都是这样做的。面对种种实际斗争的困难和遇到的实际问题，毛泽东不仅自己反复研读《共产党宣言》，而且多次提醒领导干部和全党注意学习这部经典著作。

　　毛泽东关于“阶级斗争”的思想理论，就是在他反复学习《共产党宣言》之后，他从中取出“阶级斗争”四个字进行研究获得的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真谛。毛泽东自己曾说，读了《共产党宣言》这本书，“我才知道人类自有史以来就有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初步地得到认识问题的方法论。可是这些书上，并没有中国的湖南、湖北，也没有中国的蒋介石和陈独秀。我只取了它四个字：‘阶级斗争’，老老实实地来开始研究实际的阶级斗争。”(《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关于农村调查》)1958年12月10日在武昌读《二十四史》中的《魏书·张鲁传》时写下的读书批注：“中国的历史，就是一部阶级斗争史。”

　　1920年，毛泽东27岁。从青年到晚年，一直到他老人家生命的最后岁月，毛泽东对《共产党宣言》都充满着浓厚的兴趣。一本《共产党宣言》传到中国，毛泽东前后读了57年。57年里，毛泽东到底读过多少遍呢!我们知道，他老人家读过的版本中南海故居存放的就有：1943年延安解放出版社出版，博古译的版本;1949年解放出版社，根据苏联莫斯科外文书局出版局中文版翻印的版本;1964年人民出版社出版，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翻印的大字本等几种。1976年9月毛泽东逝世以后，我们在他书房床边经常阅读的书中，还发现了两本战争年代出版的《共产党宣言》。还有他生前读过的英文版的。当然，这还是很不完全的，1920年陈望道的翻译本，故居里就没有看到。还有战争年代他读过的已经丢失的各种版本。这本马列经典大作，多种版本长期放在他睡觉床边，会客的书架上，他是随时可以翻阅的。1939年底，他自己说《共产党宣言》读了不下一百遍，后来的37年里他又读了多少遍(包括读英文版的《共产党宣言》)，这谁能说清楚呢!我们知道的是：《共产党宣言》陪伴毛泽东57年，毛泽东读《共产党宣言》也读了57年，《共产党宣言》是毛泽东生前读的遍数最多的一本马列主义著作。

　　1936年同斯诺的谈话中，毛泽东自己还回忆说：正是《共产党宣言》这部马克思主义著作，“使我树立起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我接受马克思主义，认为它是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就一直没有动摇过。”(《毛泽东一九三六年同斯诺的谈话》)从此，毛泽东就确立了对《共产党宣言》基本原理的终身信仰，开始了他对真理漫漫的执着追求。在此后的革命生涯中，不管是“倒海翻江卷巨澜”，还是“雄关漫道真如铁”，毛泽东在各色各样造反、斗争的实践中始终都矢志不移、执着地追求。“任凭风浪起，稳做钓鱼船”。“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

　　实践证明，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理论，是指引毛泽东反抗美帝国主义、反抗日本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国民党反动派等国内外一切反动势力作斗争，并取得一个一个伟大胜利最强大的思想武器，是毛泽东敢于反抗、敢于斗争，战胜一切敌人、战胜一切困难最主要的精神力量的源泉。

　　直到1976年6月15日，毛泽东在逝世前两个多月，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地对华国锋等人还饱含深情的说：我一生干了两件事，“一是与蒋介石斗了那么几十年，把他赶到那么几个海岛上去了。”这里说的“斗了那么几十年”，既包含新中国成立之前的22年，又包含新中国成立之后的26年，前后一共48年。毛泽东与蒋介石国民党整整“斗”了48年。几乎用他一生最重要的时间才干成了这一件事。所以，毛泽东格外的重视这件事，关注这件事。这是他一生为之竭尽全力而取得胜利成功，是他深感自豪、深感欣慰的一件大事。这件大事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人和全中国人民与人民军队共同书写的中国近代革命斗争史册上的最光辉、最夺目的华章。可歌可颂，令人敬佩，永垂史册。

　　毛泽东的一生是敢于反抗的一生，是敢于斗争的一生，是善于斗争的一生。国内斗争、国际斗争;党内的斗争、党外的斗争;有用枪杆子斗争、有用笔杆子斗争;有政治战线的斗争，有经济战线的斗争，有思想文化战线的斗争;有长期的斗争，有短期的斗争，等等。无论哪方面的斗争，毛泽东都是无所畏惧的，毛泽东都是斗争的主角，都是斗争的主要引领者，都是斗争重大战役、重大战略、重大政策的主要谋划者、制定者、参与者和最终的胜利者。

　　所以，笔者认为，在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隆重纪念毛泽东主席诞辰130周年的时刻，最重要的就是要不忘毛泽东，学习毛泽东，弘扬毛泽东。没有中国共产党，没有毛泽东，没有毛泽东思想，就没有社会主义的新中国，就没有社会主义新中国在当今世界的国际地位，就没有新中国的各民族广大人民群众在全世界的扬眉吐气和精神焕发的新的时代。这是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和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实践已经证明了的。

　　纪念毛泽东，学习毛泽东，弘扬毛泽东，其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要高度重视学习毛泽东勇于反抗，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的英勇气概与无所畏惧、一往无前的胆略、韬略和伟大的斗争精神。有了像毛泽东那样的“英勇气概”与“无所畏惧”、“一往无前”的胆略、韬略和与天奋斗、与地奋斗、与人奋斗的伟大的斗争精神，我们就能在全面建设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国家的征途上，乘风破浪，奋勇前进，夺取新的更大的胜利，创造新的更大、更多的辉煌。

　　(作者为毛泽东晚年图书服务管理工作人员、中共中央办公厅老干部局原局长)